同一个“灵活”，在经济学家那里，可以指工作安排的灵活性（对工作时间和安排的自主控制）；对收入难以预期、岗位不稳、社会保障（包括养老金等保障性福利）不足的劳动者，它却可能像是在把困境重新命名为福利。作者认为，张丹丹引发的争议，暴露了精英所用的经济话语与不稳定就业（缺乏稳定岗位、可预期收入和充分社会保障的就业）现实之间的裂缝。 张丹丹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副院长。她在《聊一波》被问到“灵活就业”（涵盖多种工作处境的宽泛称呼）人群的社会保障问题时说：“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看，工作安排的灵活性本身就是一种福利。”她随后解释，正式雇员接受固定工时，放弃一部分时间上的自由，换取养老金等福利；灵活就业者（涵盖多种处境的统称）获得更多工作自主性（对工作时间和工作安排的控制），代价则是较弱的社会保障。 文章记录，这句话传播得比前后的限定语更远。许多网民把她理解成在赞美不稳定就业，仿佛没有稳定岗位、单位缴费和可预期收入的劳动者应当感谢这种“自由”。作者同时指出，另一种合理理解是：张丹丹在说明劳动者可能看重时间自主权，而且她明确承认这种选择常伴随较弱的社会保障。仅凭这段对话，很难断定她对研究对象漠不关心。 作者认为，把张丹丹描绘成无视普通劳动者的象牙塔学者，与她的研究记录并不吻合。2023年3月，中国16至24岁青年官方失业率为19.7%；张丹丹估计，如果把约1600万已经停止求职的非在校青年也视为失业者，失业率上限可能达到46.5%。文章强调，这一估算采用了比官方口径更宽的失业定义。 文章认为，她更重要的一项研究，是揭示零工经济（以短期或按需工作为特征的经济形态）早已不限于手机应用里的送餐和网约车。2022年至2024年，她的团队走访昆山、东莞、佛山和深圳近30家制造企业、20家劳务中介及10个人力市场。结合田野调查和人口普查数据，她估计中国约有4000万制造业零工劳动者（按短期或按需工作谋生的劳动者），占该行业劳动力的31.12%。在所研究的制造业集群中，这类劳动者平均约占三分之一，旺季可升至三分之二，在一些大型工厂甚至可达80%。 这种处境并非边缘现象。文章称，政府在2025年底估计，中国有超过2亿灵活就业者，约占全国劳动力的四分之一、城镇劳动力的五分之二。2026年6月，一家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创办的研究机构发布非官方报告，估计当年人数达到3.2亿。文章据此认为，灵活就业已经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项显著特征。 作者还把这场争议放进中国社会长期不信任专家的语境中。“砖家”（zhuanjia；以“砖”代替“专家”的中文网络贬称）之所以流行，是因为一些公众认为，拥有稳定职位、较高收入和社会地位的评论者，常在向普通人解释为何普通人所受的苦是必要的，甚至是一件好事。作者承认，其中一些敌意显然并不公平；但当就业前景长期艰难时，许多中国人对看似给困境换上好听名称而非承认困境的语言格外敏感。 作者认为，其中一些劳动者无疑看重张丹丹所描述的那种工作安排的灵活性。张丹丹的研究也指出，一些年轻制造业劳动者认为正式工厂合同限制较多，相对于工资并不划算；另一些人进入零工岗位，则是因为更好的选择已经消失。作者的结论是，这场风波并非一句话凭空制造了就业焦虑，而是原有的不安全感让“灵活”这个词带上了政治和情绪重量：当数以百万计的劳动者不确定自己面对的工作安排的灵活性究竟是主动选择的，还是被动落到身上的，一项学术区分也可能被听成对现实困境的粉饰。 原文：When “Flexibility” Sounds Like an Insult ｜作者：Zichen Wang｜2026-0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