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却没有建立起民主。秦晖在原载《南方周末》、后由博谈网转载的文章中指出，这正是评价辛亥是否“成功”时不能回避的矛盾：废除帝制是一项再也无法逆转的成果，但无论以富国强兵还是制度转型衡量，革命后的现实都远离当时许多人的期待。 秦晖认为，问题并不只是当时的人“不懂民主”。清末知识界已经认真讨论过现代政党（party）与传统会党、朋党的区别：政党以共同政见连接公民，允许多党并存；会党则依附领袖，强调个人忠诚，内部难以自由退出，对外往往势不两立。立宪派与革命派都承认，非法环境下的秘密革命组织并不等于现代政党。 但秦晖指出，耐人寻味之处在于，这些组织结束非法状态甚至掌权以后，仍长期保留着自己早已认识到有问题的会党形态。概念上的清醒没有自动变成组织转型，知识启蒙也没有自然生成民主制度。 文章还转述王奇生对国民党失败的研究：该研究把纪律松懈、组织涣散和忠诚下降列为原因。秦晖据此追问，这些被视为失败征兆的变化，是否恰恰接近革命者原先设想的现代政党方向？坚持乃至发扬“会党”传统才有可能成功，而走向“政党”却会导致失败，那么革命组织如何转化为民主政治中的政党，这是“思想启蒙”所可以解决的吗？ 秦晖也反对把革命派与立宪派简单写成激进与温和的两极。他援引相关研究称，绝大多数立宪派追求的是由议会掌握实权、君主仅保留象征地位的制度，而非清廷倾向的强化中央和君权的“日本式立宪”。在这一解释中，立宪派与革命派都反对实质君权，主要分歧反而是是否以“排满”为革命号召，以及是否保留和平转型的可能。 因此，重新肯定立宪派并不能直接证明和平立宪本来就能成功。秦晖判断，即使当时是汉族王朝，在既定历史条件下，和平立宪的可能性仍然极小；不过他也明确表示，支撑这一判断的更深历史背景要留待后文展开。 文章最后提出的困惑是：关于革命派、立宪派和清廷的具体研究越来越细，过去的神化与妖魔化不断受到史料检验；但与此同时，人们对帝制、中国传统以及民国得失的整体解释却越来越分裂。演员的面貌日渐清楚，为什么废除帝制仍未带来宪政民主，这部历史之“剧本”反而更加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