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老范在博客文章中批评，“灵活就业”把没有稳定工作和保障不足包装成“自由选择”，并把单位原本承担的那部分社保成本以及车辆、维修和长工时等风险转给个人。文章把这种风险转移与统计口径连在一起：调查周内为获得报酬工作至少1小时，便会被计入就业人口；进入平台零工后，劳动者又要自行负担许多经营和保障成本。老范据此认为，所谓“灵活”首先服务于企业和平台的用工安排，不是劳动者天然获得的福利。 文章称，争议来自8月21日的《聊一波》节目。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丹丹在节目中表示，正规工作以朝九晚五换取五险一金，灵活就业者则以较弱的社保保障换取自我管理和选择时间的自由，因此“灵活”本身也是一种福利。相关发言被剪成短视频后，网上传播的主要是“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这半句话。 老范同时还原了网上剪辑中被省略的发言。张丹丹回答，有些人主动选择灵活就业，有些人则因为找不到有劳动合同和五险一金的稳定工作而没得选；她还称，大多数平台基本不给零工缴纳社保，并提出由部分平台补贴骑手参保。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当场表示，不能简单地把灵活等同于福利，制度设计必须配套相应的保障机制。老范因此明确承认传播中肯定存在断章取义，但仍批评说，把自由称为福利，放在背债开网约车等劳动者的处境中，就成了替“没有保障”寻找理由。 作者随后把批评指向统计分类。按老范的个人叙述，他领取24个月失业保险期间属于失业人口；领取期结束后，即使没有找到新工作，也被归入灵活就业。文章还称，中国每月抽取12万户调查就业情况，调查当周只要为获得报酬工作至少1小时，例如跑一单外卖或接一趟网约车，就会被计入就业人口。 老范说明，“每周1小时”不是中国独有的门槛，而是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通行标准，原意是不让打零工者从就业统计中消失。但他认为，这一口径落到中国当前的就业结构中产生了相反效果：没有稳定工作的人仍被计入就业人口，“灵活就业”听起来像仍然有工作、有收入，每周至少干一个小时，还能拿一点钱回来，这和失业有巨大差异。 文章援引的规模数据有宽窄两种口径：约在2021年的官方窄口径为2亿人，节目称目前超过2亿；一份宽口径报告给出2025年2.8亿，并预计2026年达到3.2亿，其中还包括农村自营者、小商贩和零散兼职者。按3.2亿和约7.25亿就业人口计算，占比约为44%。老范承认，究竟有多少人完全没有工作并无统计，但仍明确指称，灵活就业人口中很大一部分实际上就是失业人口，这一分类掩盖了部分失业。 老范以自己的经历认为，“自由”也不等于劳动者真正掌握时间。文章援引的统计显示，网约车司机每天工作9至12小时的占59.53%，12小时以上的占10.33%；外卖骑手每天工作9至12小时的占76%，12小时以上的占19.74%。文章还称，司机和骑手需自行承担购车或租车、能源、维修、交通处罚和社保费用。老范据此批评，平台算法推动的长工时没有加班费；扣除这些成本后，零工的实际时薪还可能低于表面数字。 文章称，竞争还在压低劳动单价：广州网约车每公里收入从2022年的3.46元降至2025年的2.66元，全国网约车驾驶员证则从2021年1月的308.6万张增至2024年10月的748.3万张。老范把网约车行业比作蓄水池——进入者越多，劳动者之间的竞争越激烈，单价越低。 作者认为，企业采用灵活用工有直接的成本动力。按文章列出的比例，正式员工的养老保险由单位缴16%、个人缴8%；加上其他保险和公积金，单位承担的总成本比工资高出三分之一以上。把正式员工改为零工后，企业便不再承担原有的社保、劳动合同和离职补偿等成本。老范据此批评，不是劳动者先普遍追求灵活，而是企业先追求灵活用工，进而形成大批灵活就业者，并把更多风险转给个人。 文章也呈现了补保障的尝试。老范称，张丹丹一直推动平台与劳务公司共同承担骑手社保。她与京东、美团等平台沟通时，平台方面表示，不愿为每周工作时间很短、活跃度很低的人缴纳社保，但愿意覆盖每周工作7天、每天十几个小时，实际上接近全职的劳动者。老范据此认为，部分被称为零工的人实际承担着接近甚至超过全职工作的劳动量。 对于人工智能（AI）可能带来的就业变化，老范预测，未来更多人或许会独自接活、交付和收款。文章介绍的政策方向是一人公司（OPC，One Person Company），即由一个核心人物主导，借助人工智能应用、智能体或外包协作经营的创业形态。文章称，截至2026年5月，全国已有426个一人公司社区，覆盖65个城市，20个省级行政区出台了100多项扶持措施，包括算力补贴、免租工位、创业担保贷款、模型调用券。 但老范判断，一人公司只能承接灵活就业者中会使用人工智能、有技能、能创业且收入较高的一小部分人，接不住大多数灵活就业者。对背债开网约车的人，这些扶持措施解决不了眼前的问题。老范强调，一个人成为灵活就业者，并不意味着马上就能成为一人公司、通过人工智能改变生活，没有那么简单。 因此，老范没有否认自由本身有价值，也承认部分人确实主动选择灵活就业。他批评的是，当处境差异巨大的人都被统称为“灵活就业者”，失去稳定岗位、缺少保障或被迫接零工的人就被包装成主动选择了自由；当企业和平台不再承担原有成本时，这种“自由”又把风险转给了个人。在保障没有跟上的情况下，作者认为，“福利”已经成为风险转移的一句体面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