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让文明有了回声##】五千年能留下什么？良渚，把一束光，轻轻递到了今天。10月18日至20日，第四届“良渚论坛”将在杭州举办。#

阎锡山：共产党何以席卷中国大陆？ 论中共军队，抗战开始不过三万人，抗战完了不过三十万人，数目不过攻中国的日军十分之一强，武器皆系土枪土炮，亦不及日军远甚。何以我们能抗日而不能抗共？我愿对此作以下之说明： 第一、中美各有一部分人认错了中共是一个“政党”，没有认清中共是一个“乱党”。按政 党是拿投票取得政权，是以民意为依归；乱党是拿暴力夺取政权，是以战胜为凭恃。因之共产党表面上拿上政党的形态与世界接触，骨子里在中国实行乱党的政策，以暴力夺取政权。加之以共产党为世界革命的党，在宣传上具有绝对的优势。几乎世界各国皆有共产党的组织，乡村皆有共产党的党员，国会皆有共产党的议员，各大城市皆有共产党的宣传据点与报纸、杂志。共产党的宣传，不是消息性的，批评性的，是阴谋性的，煽动性的。且其宣传的效果，并不完全寄托在报纸、杂志上，而是重在信件和口头的传播，及议场上的发言；更厉害的是官员的报告书，一封报告书，能直打入一国政府的心脏，甚过几千个报纸杂志的宣传。可以说共产党的宣传，不只对中国是优势，就是对世界其他各国亦是优势。因各国其他的党均是国内的党，各国的利害不同，一国的宣传，他国未必回应；共产党是国际性的党，各国的共产党主张一致，利害共同，一国共产党的宣传，全世界共产党均要多方面的回应。且是用阴谋、煽动、革命性的宣传办法，只求欺骗世人，不择明暗手段。又加之以世界上普遍的思想左倾，工潮扩大，学校、工厂对中共的宣传推波助澜，所以他能把假的完全弥漫成真的。尤其中国在世界上宣传效能薄弱，中共对中国的宣传更为优势，更易欺骗世人【2】。所以中共欺骗的宣传：第一阶段、使世界一部分人认中共为土地改良主义者，因而认识模糊，松懈了对中共在中国发展之注意。第二阶段、又使世界人士多认为中共与苏联不发生关系，而是努力于中国内部的改良者，因而使世界上对中共再度的认识模糊，松懈了对中共之防范；同时更减低了对中国政府反共之关切。第三阶段、世界部分人士认毛泽东可能成为中国狄托，却不晓得是中共暗中蛊惑，故意使人误解，还是世界上痴望和平者的一种希望，因此却又模糊了世人一度的认识，松懈了世界对中共又一个时期之防范。以上这三个时期的推演，可以说不只是懈怠了中国的反共，而且动摇了中国的军心，沮丧了中国的民气，渐渐由厌战而变为反战，由反战而变为主和。——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一原因。 第二、我们是工业落后、受经济侵略的国家，世人有“次殖民地”之称，工业发达的国家把他的工人失业社会恐慌的病，移至我们次殖民地的国家来，因劳动者被经济侵略，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不及侵略国劳动报酬十分之一。因之就种下两个恶因而无法遏止：一个是人心之不平，思想之苦闷，因而思想日益左倾；一个是工人生活困难，促使工潮日益扩大。因此两者均系以破坏现实为目的，所以我们政府为遏制以上两个恶因，不得不采取以水扑火的办法，冀图消杀其势，以维持社会秩序，就形成逆势；而共产党却采取火上加油的办法，助长其焰，挑动思想斗争，扩大罢工风潮，达成其推翻现实的目的，遂造成共产党顺势。一顺一逆，其难易不言而喻。——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二原因。 第三、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两千多年前，曾实行过井田之制，土地均归国有，耕种权属于人民，每人可养八口之家。自土地私有以来，佃雇农遇丰年亦只能养四口之家，而地主则不劳而获，坐享其成。此点人心上之不平，在专制时代人民有口难言，在民主时代需要人民参与政事，投票表决，人民即要提出此项不平。我们政府解决土地问题，是按地价收买，与二五减租。按地价收买，一时尚难做到，二五减租，不过减轻剥削，不能尽去剥削；而共产党号召“跟上我来佃雇农所种土地尽归佃农所有”，二千年来佃雇农的痛苦，共产党可以没收与分配的两个横暴方法，一举而解决。但此种没收的做法，造乱者易为，政府则难行，所以政府安慰佃雇农守法，如逆水逆风；共产党号召佃雇农造乱，如顺水顺风。何难何易？不待明辨。——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三原因。 第四、我们是国家，是尽上全力的保护人民；中共是乱党，是千方百计的清算人民。中共不需要人民安居，需要人民和他共同造乱。他认成需要即是真理，他需要什么，当然他就做什么。他需要的是以富人之钱、地主之地，做他造乱的经费；他更需要的是以穷人的命做他人海战法之工具。所以他对富人之钱、地主之地，有多少没收多少；没收之后，分给穷人，使之感激。更以顶惨酷的极刑，杀害富人、地主，藉以恐怖穷人，使之害怕。富人、地主虽恨共产党百倍；穷人感激共产党害怕共产党也是百倍。自来中国历史上造乱的人没有不是杀富济贫；共产党这杀富济贫的办法，把恨共产党的人全杀了，感激共产党的害怕共产党的人留下替他卖命。我们是国家，不能用共产党这种做法，使富人恨百倍；当然也就不能使穷人感激百倍，害怕百倍。所以穷人感激共产党分给他的土地、房屋，胜于感激国家保护他、替他找工作、使他安居乐业；怕共产党的惨杀，也胜于怕国家法律的制裁。固然不是大多数穷人皆感激共产党，但是替共产党领导控制人的穷人，却都须是这样感激共产党的人，共产党才肯用。这些人有多少？按共产党占领区之人口约有两万万，在共产党占领区，有的省份平均四人一户，有的省份平均五人一户；即以平均五人一户，两万万人也应平均四千万户；按共产党规定的第一期先清算百分之卅，四千万户中，即要清算一千二百万户；以此被清算的一千二百万户的财产，收买一千二百万穷人，且这些穷人都是选的有控制能力的豪霸；按华北华中十八岁至四十七岁之兵役年龄壮丁，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强，两万万人中兵役年龄壮丁即应有五千万人；共产党以收买了的一千二百万人，一人控制三人，即可把五千万壮丁全控制了；控制了五千万壮丁之后，其余都是老弱妇孺，也等于把两万万人全控制了。故虽感激共产党的人是少数，控制住之后，其作用即等于多数。这是中共超历史、超世界之造乱做法。——亦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四原因。 第五、我们政府须遵守国家的法律，如征粮、征兵、征税必须经立法院通过；处理民、刑各事，必须根据制定的法律【3】；共产党则是一意推翻现政权，摧毁现社会，无所谓法律。故共产党对人民的财产是没收，生产物是夺取，粮食是征收三分之二，人民还不敢迟滞；我们征收二十分之一，尚不能痛快征齐。以致我们防乱的财政是个一，共产党造乱的财政是十与百。就令人民当兵言，我们必须本兵役法及征兵令实行；而共产党则拿上赤化恐怖的做法，初则劝导，继则强迫，终则不当兵即对其全家处死，结果是父劝其子，妻劝其夫，兄劝其弟，赶紧当兵，并且对当兵的人说：“去了以后，无论如何，宁死在战场上，也不要回来”。死在战场上是一个人死，回来则全家不得了。可以说共产党是以人民的财产为财政，以人民的生命为兵源，故不虑无钱，亦不虑无兵；并实行所谓人海战法，以人肉换枪弹。故在作战上，共产党比如下坡行车，我则如上坡行车，同样的载重，其难易有天渊之别。——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五原因。 第六、中国为五千年的专制国家，近始学习民主，当然不易上路；又加之以友邦人士热烈的鼓励，加紧的督促，因之我们实行民主，不免有点躐等而进，出乎民主轨道之外，人民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每致纷歧，减少了政治的统率功能。遂至一面要求剿共，一面要求停止征粮、征兵、征税。我们中国古来有两句话：“民生有欲，无主乃乱”。有主是共是其是，共非其非；无主是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君主时代，君不能作主即乱；民主时代，民不能作主亦乱。乱的开端，是是非混淆。是非混淆了，政治的效能就减少了。共产党是集权独裁，对人民造的恶因固然不少，而政治上统治力强，造乱上收的效亦不少。所以中共曾以七十万人的区域，解决十万兵的衣、食、饷项；我们则以偌大的土地、众多的人民，解决我们部队的衣、食、饷项，尚时感不够。这并不是说共产党有能，我们无能，是彼此的政治目标不同；我们是民主幸福，中共是集权造乱。中共无法律、舆论、民意的拘束，如同一个野马，任凭他跑，那里有水那里饮，那里有草那里吃。我们有国家的国格，且须守法律、遵舆论、重民意，不合乎现时的法律，我们也得守，不适于剿匪的舆论，我们也得遵从，不适于剿匪的民意，我们也得尊重，等于一个带上笼头、脚绊，圈在藩篱中的马，甚至跟前有水不能饮，跟前有草不能吃。中共何以七十万人能解决十万兵的衣食饷项？因为他能使人民将收入三分之二全送给他，假定不送，他有他拿上富人的钱收买住的穷人，一面说服一面恐怖的办法，使人民感到：拿出三分之二是家里受点饥寒，不拿出三分之二是全家被惨杀；当然宁愿拿出来，以饥寒换生命。我们为什么以偌大土地、众多人民，解决不了我们部队的衣、食、饷项？病在我们过渡的民主中，基础未臻巩固，而友邦对我们以援助民主、自由者为鼓励、为督促，我因想赶快上民主之路，不免行之太快，使一般人误解了民主和自由。因之民主不免偏于感情的民主，自由不免偏于自便的自由。感情的民主，是负担愈轻愈好，赈济愈多愈好，乡不愿对县负担，县不愿对省负担，省不愿对国负担。自便的自由，守秩序与自己不便，即曲解自由而不守秩序；守时间与自己不便，即曲解自由而不守时间；言论自由，恰好给共产党污辱、毁灭、瓦解我们政府威信的一个好机会，模糊了我们内外上下一致的认识，减低了我们的政治威信与政治效能。但我这并不是说民主不好，自由不好，是说躐等的民主，民主上易表现感情作用，能减低政治效能；歪曲的自由，易作为自便的借口，能破坏社会秩序。且民主、自由，利于和平、幸福；集权、独裁，利于侵略、战争。今日中共是集权、独裁，我们攻击他不适于和平、幸福，他却认为正适宜于侵略、战争。和平、幸福固为人类基本之希望，但侵略者则不顾及。抵抗侵略与要求和平、幸福，是我们之所需要，但中共则不需要。我们欲以和平、幸福要求于中共，反懈怠了我们备战之心理，给了中共进攻我们的良好机会。——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六原因。 第七、共产党以世界革命做号召，乘民主国家工人失业、社会恐慌之病象普遍蔓延，逼迫的争剥殖民地，实行经济侵略，无止境的大战下，重提出世界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又兼在资本剥削劳动者的高度发展下，予共产党以鼓舞劳动者靠近共产党的良好机会。故他以世界革命成功之企图，鼓舞干部，以去剥削之口号，号召无产阶级及准无产阶级之劳动者；此种鼓舞与号召，是动的、进攻性的，能用上人的最高精神力量。我们则是站在政府的立场上，以生活安慰干部，以安居乐业号召人民；此种安慰与号召，是静的、防御性的，用不上人的最高精神力量。是故共产党的干部能以企图克服饥饿；我们的干部因生活困难，即影响工作。——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七原因。 第八、造乱与防乱，其难易有天渊之别。况中共造乱有主义、有组织、有背景，又乘资本剥削劳动者的不平，与工人失业、社会恐慌之空隙，殖民地、次殖民地与被经济侵略之国家人民生活之艰苦，与心理之愤慨。其造乱，犹如顺水顺风之势；防乱者，则等于逆水逆风之难。因此难易悬殊，一切一切在中共持有，则成造乱之资产；在政府持有，则成防乱之负债。政府保护乡村有义务，并有必要。政府应保护乡村是义务；乡村即是土地、人民，若不保护乡村，则无土地、人民，故是必要。因政府保护乡村是普遍的事，中共破坏乡村是集中兵力各个进行的。所以政府保护乡村的军队，便成了为中共运送枪械、补充兵源的运输队；但不保护乡村，就无土地、人民，在义务及必要上当做的事，反成了极大的损失，极大的负债。而中共占管乡村，占一村是一村的收获，占一天有一天的收获；且占管乡村除有七个收获之外可消灭国军壮大共军。乡村为政府之累，成中共之宝。再说城市：我们占上是不生产，且要供给需要上的优越；因现在大城市居民，大多数是各地逃难的人，在政府占管城市，是极大的负债。在中共占管城市，把避难的富豪全驱回本乡，所有动产、不动产，全数留下交给中共；逃难的富人，每人至少平均一千元，可能至一万元，即以一千元计，他遣回十万人，即可有一亿元的收获，若以一万元计，遣回十万人，则有十亿元的收获。现在中共已占的大城市，可遣回的不下五百万人，他即可得五十亿至五百亿元之资产，可能抵数十个援助国民政府国家所援助的数额。这是他造乱上的大资财，十年军费也用不清。 此外，城市贫苦劳动者，他拿上救济失业的口号，驱之当兵，至少亦可得二三百万战斗员，这也是他造乱的大资产。 这可以说乡村、城市，政府拿上是极大的负债，是个失败的致命伤；中共占了是极大的收获，是个成功的大凭借。这都是政府的地位所带来的败着，中共造乱所取得的顺利，这不是有能无能的问题。这种难易不只占管乡村、城市为然，一切军事、政治、经济、宣传、保密，无不如此。——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八原因。 以上八个致败之因，或是环境之支配，或是历史之影响，或是经济制度之空隙。我们固然不回护我们人谋之不臧，但亦不应抹煞了环境、历史及经济给我们的困难，使我们失败的事实。我们本身今日之认识、觉悟，固要紧；友邦对中共以武力侵略世界之野心，造乱之各种因素，与中共超历史超世界的造乱办法之认识，尤为要紧。若再不认识此，中国之错，可能变成世界上集权国家以外之国家共同之错。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八月十日在反侵略大同盟常委会之讲词

铁流：在死牢里与殉道者的对话 （1964年春）难友杨应森因“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案，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我作为重大涉案人员送进死牢接受教育，俗称“陪场”。 他是右派，我是右派。在这之前，他是解放军中尉，中共党员，我是党报记者，团委书记。成了“阶级敌人”后，同在四川省公安厅 “4 15”筑路支队劳教“改造”。不过他和我都是越“改造”越“反动”的“花岗岩”。六年后他被杀，我被判处重刑。 在“陪场”的二十多个日子里，我和杨应森在那不足十平米的死牢、黑不见天的地狱，相依为命朝暮相处，谈论人生谈论未来，谈论“人类最伟大壮丽的事业共产主义”，也谈论我们曾忠于过的“伟大领袖”…… 他脚戴脚镣，手系背铐，不唉声不叹气，也不怒气横眉，更不咒天骂地，静静地等着那一天的到来。一天，他突然问我：“晓枫，我死了后，你有什么打算？” 席地而坐的我，望着黑黑牢顶，恨不来个轰天大雷炸坍这座万恶的无产阶级专政监狱。我没过多考虑，咬着牙愤愤地说：“活下去，坚决活下去！与他们斗到底！” 他那泰然平静的双目落在我身上许久，问：“怎么活？怎么斗？”“决不自杀！决不低头！杀尽那些整人害人的家伙，大不了像你吃颗子弹。”我望着他那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以及那张因长期饥饿，导致营养不良而苍白的娃娃脸，激愤得有点歇斯底里。 好一阵沉默，他喃喃地自言自语：“冤冤相报何时了，以卵击石不可为。”然后转过头来朝向我，同意又不同意地说：“晓枫，不自杀、不低头，是对的，但不能有吃子弹的打算啊！你年轻，又有写作才华，切不能盲动，做无谓的牺牲。中国政局会发生变化，绝不是铁板一块，纵是铁板也会锈化。到了那一天，把你看到的、听到的写出来，留下一页页历史……” 我一怔，失望沮丧的心有点惊讶：“有那一天吗？” “怎么没有？世上没有不死的人，也没有万岁的皇帝。五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换了多少个朝代和多少个帝王？不过都是你杀我，我杀你杀出来的，都是以暴易暴的灾难，受罪的还是老百姓。我在想，一个国家，一个政权，能不能通过非暴力的和平过渡，走上自由民主，像西方国家一样，几年选一次总统？我看不是没有可能，但得等……”他面带深沉的微笑，话中有话，说到这里戛然而止。 在这之前，我们不少劳教右派也曾私下探索过中国的未来，但碍于告密未敢深究，现在他和我同关在死牢里，还有什么话不能交流？一个亮亮的光点从大脑闪过，我似乎像抓住了什么，轻声问道：“你是说，老毛死后吧？” 他点点头，认可我的企盼，说：“你三十，他七十一了，尽管人们天天喊他万岁，他能活到万岁吗？我叫过，你叫过，那时叫他万岁时候，热血沸腾，浑身激动得发抖，眼里噙着泪花。以为他会给我们带来自由民主、幸福昌盛，谁知全是灾难。不过，历朝历代皇帝都坏，三宫六院，朕即天下，可他比哪个皇帝都坏、都狠、都毒。国民党的人杀，共产党的人也杀，越杀敌人越多。不仅整得你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连他的战友高岗、饶漱石也跑不掉，保驾的彭德怀、张闻天也一样，今后不知还要整谁？” 我大惑不解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干？” 他从地铺的草席上站起来（死牢没有囚床，除墙角有个便桶外，就是扔在地上的两张草席，他和我一人一张），拖着沉重的脚镣，慢慢地移动着脚步说：“什么叫共产党？共产就是你斗我，我斗你，除了农民斗地主，工人斗资本家外，儿子斗父亲、老婆斗丈夫、学生斗师长……不斗就不叫共产党。毛泽东最坏一招，就是用美丽的词汇，把人性灵魂深处最丑恶的东西释放出来，比如出卖朋友叫分清敌我，落井下石叫划清界限，揭发亲人叫站稳立场，让人放开手足做坏事。” 他说得入情入理，我听得有盐有味，似乎死牢变成了课堂，学生与老师在探索社会发展与国家存亡的道理。他有论有据地分折道：人性的共同特点是趋利避害，总想用轻松的付出去换取最大利益。什么付出最轻松？出卖灵魂最轻松！共产党每一次争斗，每搞一个政治运动，总有人爬上去，总有人被打下来；爬上去的人少，打下的人多。爬上去的人当官、当长、当书记，打下来的人挨斗争、进监狱，沦为社会底层贱民。还有，官位、长位只有那么几个，而争夺的人一大帮。人们为了抢到这个位置，就拚命做坏事，拚命说谎造谣。谁的坏亊做得多，谁的说谎说得大，谁就能抢到最好的位置。有了这个位置，就可以妻荣子贵，作威作福，鸡犬升天，这就是毛泽东热衷的阶级斗争，这就是毛泽东治国之术。一块骨头十条饿狗抢，互相之间你撕我咬，死拼恶斗。中国早已成了一群疯狗争食的国家，没人格、没尊严，寡廉鲜耻，苟延残喘。尽管十多年来国家遭受到如此大灾大难，可没有人敢说真话，都隐忍逃逸保全苟活，就是这块骨头起的作用。今后想过自由幸福日子，就不要去抢骨头，各安本分，保持人格尊严，多做人们喜欢做的善亊。晓枫啊！切忌去抢骨头…… 他特别提醒我说：晓枫，共产党已经变成一个强大的法西斯政党，它有军队，有警察，有监狱，占有国家的一切资源，又极其专横残暴。造反，杀你；反对，关你；不跟着它走，没有饭吃。你我都是吃共党饭长大的人，参加过共产党各个政治运动，深知道共产党的底细。过去说“国民党宁肯错杀一千，不肯放过一个”，共产党却是“宁肯错杀十万，不肯放过一个批评它的孩子”。老百姓杀怕了，吓怕了，哪个敢起来造反？再有，现在不是国民党时代，那个时代是私有制，厂矿、商店、银行都是私人开的，人们可以自由自在找工作。而今整个国家都是共产党的，没有私人的企业，没有个人的空间，大家只有一条路：拥护共产党，跟着毛泽东走！不要说造反，就是农民在田边屋角种瓜瓜豆豆，也要被批判被斗争。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人只能做狗，还得做咬人的狗，你不咬人别人就咬你。我和周居正，还有你，都是不愿意做咬人的狗，结果被人咬得血淋淋…… 他这番真诚的吐露，四十多年来一直在我脑海里缠绕：“在毛泽东的统治下的中国，人只能做狗，还得做咬人的狗。”是的，我也被迫做过狗，也曾咬过人，现在自己不咬人了，却又被别人咬得遍体鳞伤，唉，何时中国人才能真正是人，才能不做狗不咬人呢？ 他的这些观点，在法庭上曾向法官袒露，想说服他们不要做坏事。法官们不但不听，还大骂他坚持反革命立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其实，他说：“杀我的人未必一定要杀我。他们为了要穿衣吃饭，养儿育女，不得已而为之啊！1950年剿匪，我杀过人，你也杀过人。当时我们为什么要去杀人？不也是为了挣表现，求上进，争位子。嘿，这个国家把正常的人变成杀人犯，自己为自己造铁屋子哟！“铁屋子？”我重复，不解，迷惑。 “对，铁屋子！就是这间铁屋子！中国人都住在铁屋子里，只不过大小不一样。你和我是住的小铁屋子，老百姓住的大铁屋子。不过，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东西，，中国这个大铁屋子，年代久远了就会腐蚀锈化。毛泽东搞阶级斗争，今天整这一批，明天斗那一批。每次政治运动打击面都是百分之五，十次运动就是百分之五十……你算算，这些年搞了多少次政治运动，损害了多少人？他一定死在你前面。毛泽东一死中国政局肯定发生变化……” 那时，我刚进入而立之年，躁动得不得了，曾想拉支队伍与共产党干到底，再不当个刺客，专杀做恶的官员，或者做个江洋大盗，杀人越货，劫富济贫，逞一时之快。经过多次交流，多次探讨，他的观点、想法、夙愿，对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开始冷静思考人生，寄希望于中国政局变化，耐心等待毛泽东早日去见马克思。我能放弃暴力反抗的誓愿，正是他们要我“陪场”的目的，真可称之为殊途同归。此时的他，不是即将走向刑场的死囚，而是一个布道的牧师，我是第一个接受洗礼的信徒：让共产党在时间的岁月里腐蚀锈化……正因为如此，我才耐着性子蹲了二十多年的监狱，渡过漫漫的长夜，等待黎明的到来。否则我早会伺机夺枪，饮弹长眠，一死了之…… 在他等候死神的时间里，有一天我突然问：“应森，你恨吗？” 躺在草席上的他，静得来像古井之水说：“恨谁？我谁也不恨！这是中国历史上躲不过的一场劫难！要说恨，就恨这个造成灾难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永远不会实现，它是马克思编造出的一个最大的谎言。我相信受骗的人，终有一天都会觉醒。就像这间铁屋子终究有一天会照进阳光，长出绿草，开出红花一样。” 我奇怪不解：铁屋子怎么会照进阳光、长出绿草、开出红花？在最后的日子里他是这样说的： “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东西，说不定哪天出个大力士，把铁屋子打开个洞，腐蚀锈化的时间就会加快。但是共产党残暴专横的本质难改，正如老虎要吃人一样。只要叫共产党，他就必然践踏人权，仇恨民主，蔑视尊严！我一生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参加了共产党。别人骗我，我骗别人，大家就这样骗下去。晓枫，今后决不能再做骗人的事了，在铁屋子有了洞的那天，就不要再做狗，再当工具了！一定做个大写的具有独立人格的人！” 那天凌晨，他被叫出死牢，负镣戴铐走上刑场，被杀于四川灌县(今属都江堰市）岷江河畔。时间是1964年4月19日上午11时，时年三十三岁…… 此后，我一听见岷江咆哮，好像听见他说的那句话：在铁屋子有了洞那天，大家就不能再做狗，再去当工具了，一定做个人格独立的人！所以“改正”后回到报社不久，我就“下海”自谋职业去了，不再做骗人者的工具…… 图：作家铁流

美国的大门已经彻底关上了。 特朗普这回动真格了。他宣布了三条新政策，条条都像在给美国的大门上锁，还是焊死的那种。 五月底的华盛顿，空气里已经有了夏天的黏热。但在美国移民局的系统里，有六十万份正在走流程的绿卡申请档案，几乎在同一秒，状态灯变红了。 五月二十二日，新规落地。用了七十四年、允许人们在美国境内等待绿卡的旧规矩，一夜作废。从学生变成上班族，从租房到申信用卡，一切都按部就班的外国精英们，突然收到了一个荒唐的指令：收拾东西，带上家人，回到你来的地方，从大洋彼岸重新排队。 这位在硅谷从事五年编程工作的印度技术人员，其缴纳的每一笔税款都有着完整清晰的登记记录，没有任何遗漏。一个读完七年书、在美工作五年、离绿卡只差最后两个月的中国博士生，他的人生规划里从未写过“返乡”这一条。 现在，他们面前的路标指向孟买，或者北京、上海的某个美国领事馆。排多久？不知道。能不能批？不知道。唯一确定的是，你得先辞职，退掉租来的房子，把十几年的职业积累和人生计划，暂时清零。 这还只是第一把锁。 把时间线拉长一点看，组合拳打得更密。今年年初，七十五个国家的移民签证审理被按下暂停键，全面的，没有期限。与此同时，已经入籍的公民也并不安全。司法部要求官员们每月主动寻找并推荐一百到两百个案件，调查是否要剥夺其国籍。 去年，移民执法部门抓了近三十八万人，遣返了超过四十七万五千人。本年度八十二位全新的联邦移民法官正式履职上岗，这是美国司法部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招录，他们肩负的唯一使命便是提升案件处理效率。 身份定不下来，定下来也可能被拿走。那生存的根基呢？五月，一纸行政令送到了银行监管机构手里，要求它们把无合法身份者从金融体系里拎出来。 没有银行账户，在今天的美国意味着什么？工资发不进卡里，房东没法收你的房租，连手机套餐都办不了。这种做法根本算不上合理管理，而是强行将一个人从现代社会的运转体系里硬生生剥离出来。 三把锁，扣得死死的。让等待的人失去希望，让得到的人失去安全，让所有人失去立锥之地。波士顿有联邦法官站出来说，这涉嫌歧视，违法。但新规的列车，依然碾过法律的旷野，轰鸣向前。 为什么这么狠？答案藏在选票里。 特朗普的核心票仓，正是那些在全球化进程中被甩在身后、深感利益受损的白人蓝领群体。这群人深信，移民是抢走饭碗、压低薪酬的元凶，挤压了本土劳动者的生存空间。兑现“收紧移民”的承诺，就是给这盘基本菜，浇上最对味的汁。 至于更长远的？硅谷靠谁运转？顶尖大学的实验室里，有多少非本土的面孔？医院的急诊室呢？当“美国梦”的门对普通人彻底关上，只留下一条标价五百万美元的“金卡”快速通道时，这个国家赖以领先的人才活水，会不会慢慢干涸？ 这让人想起一九五二年。二战刚结束，美国缺人，缺人才，缺劳动力。于是移民法白纸黑字，允许人们在这里等待机会。七十四年，几千万人通过这个机制，成了美国故事的一部分。那是一个吸引世界、而非排斥世界的年代。 现在，执笔的人换了，故事的开头被撕掉重写。新规被裁定违规，但刀锋在选票箱前晃了晃，未必真的会落下。有人将此举视作维护国家利益，也有人认为这是在自毁根基，还有人觉得这只是大选前的造势烟雾，等风潮过去，一切便会消散。 只是，那些档案已经变红的人，他们的时钟，在滴答作响，无人问津。

考古队员把手电筒往墓道深处照过去的时候，先是看见了一片黑。 水。两千多年的积水，齐腰深。他们抽了整整十二天，水退下去之后，墓室里露出横七竖八的木椁，已经塌了大半。工作人员踩着泥浆往里走，脚下踢到什么东西，弯下腰去摸，摸到一块铜锈斑斑的碎片。 起初以为是兵器。再往前摸，又一块。一块接一块，大的有半人高，小的巴掌大。铜片叠着铜片，歪歪斜斜地泡在泥水里，像一堵塌了的墙。 到第三天，清理的人忽然意识到不对。他们把这些铜片拼起来，拼出一样东西：三层架子，八组挂钟，大小六十五件。最大的一件，通高一点五米，重四百多斤。 这不是兵器。这是一套编钟。 清理出来的全套编钟，一共刻了三千七百五十五个字。全都是铭文。标注着每个钟的律名、音阶、和哪个钟搭配使用。有一些字，现代人从来没有见过的。 考古学家读了那些字之后，得出一个结论：两千四百年前，中国人已经掌握了十二个半音的完整体系。欧洲人用上这套东西，要再等一千年。 这些钟属于一个叫"乙"的人。 史书上关于他的记载，一共不到一百个字。他是战国早期的诸侯，封地在随州一带，国号叫"曾"。具体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只知道他死后谥号为"侯乙"，后人叫他曾侯乙。 《左传》里提过他一次。那是公元前五零六年，吴国攻破楚国都城，楚昭王逃到随地。吴国人追过来，让随国交出昭王。曾侯乙的祖宗——那时候还是曾侯的上一代——对吴国人说了句话："以随之辟小，而密迩于楚，楚实存之。"随国虽然小，靠着楚国庇护才活下来，不能出卖他。 然后就把人藏起来了。 就这一句话。再往后，史书里再也没有随国——也就是曾国的消息。这个诸侯国在历史的地图上悄无声息地消失了，消失得干干净净，干净到后来的学者一度怀疑它究竟存不存在。 直到两千四百年后，它又出现了。 墓室里一共出土了一万五千多件文物。青铜礼器、兵器、车马器、漆木竹器、金器玉器，还有二十一具陪葬的年轻女子遗骸。按墓的规格，这不是一个"小国"能有的排场。可史书上偏偏一个字都没记。 考古学家查遍了所有铭文，终于在一个楚国的青铜器上找到了一条旁证：楚惠王五十六年，曾侯乙去世，楚王专门铸了一件镈钟送来祭奠。 那一年是公元前四三三年。 也就是说，曾侯乙死的时候，楚国已经称霸中原。一个小诸侯死了，楚王亲自送钟。这个"曾"国，在当时的地位远比《左传》里那寥寥数语重得多。 可他还是从史书上消失了。消失得像一阵风。 研究那些钟的专家发现一件更不可思议的事：全套编钟跨了五个八度，中心区域十二个半音齐全。更绝的是，钟的壁厚和形状经过精确计算，每件钟都能敲出两个不同的音——正鼓音和侧鼓音——相差三度。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铸造这套钟的人，不光懂音乐，还懂物理、懂数学、懂冶金。青铜是铜、锡、铅的合金，配比稍微差一点，音就不准。他们是怎么算出来的，没人知道。他们是怎么把钟铸得误差不到一毫米的，也没人知道。 两千四百年了，钟声还是准的。 专家用这套钟试奏过一次。敲出来的声音什么样？《荀子·乐论》里有一句话可以借用："清浊之相应也，如金石之相击。"清脆的像玉石碰玉石，厚重的像远处滚雷。低音钟一响，整个房间的木板都在震。 曾侯乙活着的时候，大概就坐在这套钟前面。他听过的声音，今天的人还能听到。 可这个人自己，连一张脸都没留下来。棺椁打开的时候，尸骨已经化成了灰。只剩下一副牙齿，和几节脊椎的残片。他生前有多高，长什么样，喜欢吃什么，怕不怕冷，全不知道。 唯一能确认的是，他非常喜欢这套钟。因为他死的时候，让人把这套钟整整齐齐地摆在了自己棺椁的东侧。离他最近的地方。 然后他就带着这套钟，埋进了地下。 之后的两千四百年里，地上的世界换了一茬又一茬。秦灭了六国，汉又灭了秦。三国归了晋，五胡乱了华。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倒下去，谁也顾不上地下还埋着一个爱听钟响的诸侯。 直到一九七八年，抽水机响了十二天。 今天你去湖北省博物馆，能看到这套编钟。它们被重新挂起来了，三层架子，八组钟，和当初埋进去的时候一模一样。游客举着手机拍照，灯光明晃晃地打在铜锈上，青绿色的，像一潭深水。 讲解员会告诉你钟上那些铭文是什么意思。会告诉你这是乐律考古领域的第八大奇迹。会告诉你曾侯乙如何如何。 但《史记》没有给曾国单独开一篇列传。班固写《汉书》，也没有。曾侯乙更没有留下治国理政的只言片语。 他只留下了一套钟。 一套让两千年后的人站在玻璃柜前面，震撼到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的钟。 不是所有历史都要靠文字传。有些东西靠钟传。 编钟出土后第一次响，奏的是《东方红》。 钟不会说话。 钟只会在你敲它的时候，响一声。 两千四百年，不变调。

现在看来，克林顿是真的狠！你知道克林顿执政那8年都干了啥？把美国从290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大坑里，硬生生拽成了连续四年的财政盈余。2000年盈余高达 2360 亿。 这事儿搁今天很多人可能没概念，我给你掰扯掰扯。克林顿1993年1月进白宫的时候，接手的是他前任老布什留下的摊子。 1992财年联邦赤字2900亿美元，国会预算办公室当时算过一笔账，照那个趋势下去，到2001财年赤字要冲到5130亿。那时候美国两党谈预算跟现在差不多，吵来吵去就是加税还是砍福利，谁都不愿意先动手。 克林顿上来干的第一件事，就把自己的基本盘给得罪了。1993年8月他签了《综合预算协调法案》，核心就一条：向有钱人加税。年收入超过18万美元的家庭，联邦个人所得税最高一档从31%直接拉到36%；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再加收10%附加税，最高边际税率干到39.6%。 企业所得税最高一档从34%提到35%，燃油税往上抬，医保工资税原来有个收入上限，他把这个上限给抹了，高收入人群得接着交。 这个法案在众议院表决的时候差一票就没过，共和党议员几乎全票反对，民主党内部也反了一片。 你想想，他一个民主党总统，靠着华尔街和科技圈捐款上来的，转头就对这群人下刀，这个政治勇气是真的少见。 光加税不够，他还真砍钱。冷战刚结束，苏联没了，他顺势压缩军费，裁减联邦政府雇员，把各级行政机构的运行费用压下来。他那个思路其实很直白，政府收入多一块、支出少一块，赤字就能往下走。 1995年到1996年，他跟共和党议长金里奇在国会死磕，因为预算谈不拢，美国联邦政府两次关门，公务员回家待着不发工资。 那时候全美都盯着电视看笑话，克林顿就是不让步，最后1997年两边签了《平衡预算法案》，约定到2002年把账做平。 后面的事大家就知道了。九十年代美国赶上了互联网这波浪潮，硅谷的公司一个接一个冒出来，纳斯达克从一千多点涨到五千多点，股市赚翻了。 老百姓股票账户浮盈，企业利润暴涨，资本家卖股票交的资本利得税也跟着水涨船高。政府这边是税基突然变大，那边军费又在降，等于进钱的口子越开越大，出钱的口子越收越紧。 数字摆在这儿：1998财年，美国联邦政府第一次出现盈余，690亿美元；1999财年涨到1240亿；2000财年OMB口径是2370亿，CBO口径差不多2360亿，这是美国建国以来最大的一笔年度盈余；2001财年虽然经济已经开始降温，还有1280亿盈余。 就这么连着四年。1998到2000这三年，美国政府把公众手里持有的国债主动还掉了3630亿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短期还债。克林顿当时在白宫放话，照这个速度，到2012年前后联邦债务能全部清零。 可惜他没把这个势头保住。2001年小布什上台，立刻把富人税降回去，接着打阿富汗、打伊拉克，两场战争到现在账面上烧了几万亿美元；2008年金融危机又来一轮救市；再后来特朗普减税、疫情发钱，那点盈余早就被冲得无影无踪。 今天美国联邦国债摆出来是30多万亿美元的量级，每年光利息就要付七八千亿。回头再看克林顿那八年，真的是一段很特殊的窗口期。 说他狠，不是因为他会讲话，也不是因为他拉链门那些八卦，而是他在那个位置上真下得去手。加税加到自己金主头上，砍支出砍到军队和官僚体系头上，跟国会硬刚到政府关门也不松口。 再加上冷战结束的军费红利、互联网革命的税收红利全砸在他这八年里，几个条件凑到一块儿，才凑出那连续四年的盈余。这种事能不能复制，没人敢打包票，但他当年做的那几个决定，每一个放在当时都是要掉政治寿命的。 今天美国两党为了几万亿的预算上限吵到政府关门边缘，赤字一年比一年高，回头再看1993到2001那八年，你会发现克林顿那股狠劲，后来的美国总统里真没几个学得来。

在上海，我亲眼见识了有钱人的世界，他们竟然把代孕当成了一件平常事 找人代为孕育孩子说白了就是一门生意，报价从40万到100万不等。 前年我随口跟一个不熟的朋友提了句想生二胎，他身边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人就主动搭话，问我有没有考虑过找人代为孕育的方式。 我当时还懵着，问他这种操作是什么意思，他给我简单解释了一遍，我听完第一反应是“天呐，居然还有这种操作”。那人接着说他有门路可以代办，让我先准备40万到100万的预算，我当场就回绝了，说我不需要。 后来他又跟我掰扯了好几种这类操作的玩法：比如用我和我爱人自己的精卵结合，也可以我们夫妻俩先做完试管婴儿，再找别人帮忙代怀，甚至还能挑胎儿的基因、选性别，不同的配置对应不同的价格。 最近又看到几起相关的新闻，我一下子就想起当年和那个朋友的朋友的对话。 我还听说有个二十多岁的小姑娘，天天混在各个圈子里专找有点家底的人搭话，明里暗里就推这类帮人代怀的生意。这背后其实是一整套完整的非法产业链。 之前有次饭局，桌上坐了不少有头有脸的人，有书记、主任，还有他们身边的朋友，大家吃着吃着就聊到了这条相关的产业链。 我当时听得整个人都懵了，没想到这事儿居然还有这么成熟的一套流程——虽说我早就知道这类操作是违法的，但桌上那些有身份的人却个个见怪不怪，聊起来半点儿避讳都没有。我那时候就一个感觉：有钱人的世界，我是真看不懂。 后来我做了家庭教育相关的工作，再回头想那次饭局的场景，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当时桌上其他人听完这类操作的细节都一脸平淡，好像这就是件稀松平常的事。 在上海，这类找人代怀的操作早就成了金融圈里私下常聊的话题，不少人根本不觉得这事儿该被唾弃，甚至不觉得它违法，只把它当成有钱人花钱就能办的正常选择。 但这类操作明明白白就是违法的，本质上是对生命的不敬畏。靠这种方式生下来的孩子，很难建立起清晰的宗族概念，也找不到自己的根。 我们常说“父为天，母为地”，孩子本来是要稳稳扎根在大地之上的，可这种方式出生的孩子没有生母这个“大地”，根就扎不住。我之前看过新闻，有靠这种方式长大的孩子费尽周折去找自己的生母，过程特别残酷：你明明是从那个母体里生出来的，却从出生起就没见过生母的面。 生育之恩和养育之恩本来是连在一起的，这类操作却硬生生把这两者拆成了两半。这样长大的孩子，对出钱养育他的父母很难生出发自内心的敬仰，父亲没有亲身参与孕育的过程，孩子也很难和他建立起深层的情感联结，最后孩子内在的底气和归属感根本就没有根源。 这类操作本质上是西方资本催生出来的非法产业。我们中国五千年文化能一直稳稳立住，靠的就是宗祠传承、对先人的敬畏、对自己根脉的追溯，这是刻在我们文化里的东西。 这类操作其实和贩卖器官没什么两样，都是靠伤害女性的身体，去满足少数有钱有权的人的私欲，背后必然会滋生出一连串的违法犯罪问题。 真的奉劝那些有条件动这类念头的人，一定要敬畏生命，别碰这根红线。不然看似花了钱买个孩子，最后反而耗光了整个家庭的福报，给孩子、给整个家族都埋下祸根。

还记得上学时候，历史老师讲太平天国，讲到《资政新篇》了，冷不丁冒出一句：“所以我们中国历史非常奇特，中国的第一部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性文件，是由中国的农民阶级提出的。” 全班哄堂大笑。 老师也笑了，但是他下一句话，就让大家都安静了：“所以不要小看我们中国基层群众的智慧，也不要小看我们中国总有那么一批人，能跳出自己的局限性，去寻找出路的决心。中国之所以能五千年生生不息，原因就在这里。” 《资政新篇》的提出者洪仁玕，是在我求学时候引发过浓厚兴趣的，打小我就是听李秀成的英雄故事长大的，后面翻《洪仁玕自述》，简直是对李秀成的“吐槽大会”，连带《李秀成自述》与“忠王不忠，不足为训”的教员定评，曾给我青春期带来过非常大的冲击。再翻传教士的回忆录，洪仁玕同样也有一大堆天真的、迷幻的甚至喷饭的操作。 可是一个人一生又有几件值得书写的大事，至少一部《资政新篇》，连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都偷偷感慨：“其中所言，颇有见识......观此一书，则贼中不为无人。” 洪仁玕最后临刑前的场面，是当之无愧的英勇：“今予亦只法文丞相已”，他的遗诗一度在国内失传，但是洋人都感动他的威武不屈，将诗记载到了笔记里，后来又传回国内： “一言临别赠，流露壮思飞。国祚今虽逝，他日必复生。” 此时，赵烈文已经在和曾国藩吐槽，清朝的统治不会太久了，“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曾国藩也深表赞同：“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到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已经预感到：“大清我都不敢保他20年寿命。” 从洪仁玕就义区区不到50年，清朝土崩瓦解，已经组织了十几次反清起义的孙中山，就是在童年时候听太平军老兵的故事，立志要当洪秀全第二。 很多人小时候都会有一个英雄梦，梦里的英雄个个都是光耀的楷模，而判断他成熟与否的心智，就是在于看他如何看待英雄，看待英雄的时代与历史，达到兼顾主次的一分为二，与知次抓主的合而为一。 孙中山一面说：“太平天国一朝，为吾国民族大革命之辉煌史。”一面又说“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这时候的孙中山先生，无疑就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 而继承了他事业的我们，自然有着更加成熟的视角。我一直觉得咱的历史教科书是全世界同类基础教育里站位最高、思想最丰富、总结最凝练的，学好了相当锻炼人。对于太平天国的评价，正是如此，一方面我们肯定起义的正义性，肯定太平天国南征北战中，从田亩制度到资政新篇，一直在努力为中国寻找出路，并且能够勇敢地担负起反封建、反侵略的任务，不惧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 另一方面，我们从来不回避太平天国领导阶层的腐化，太平天国运动带来的破坏性，并将其归纳为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将他的失败视作是农民阶级领导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此路不通。 合而为一之后，最终的定评是：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农民起义战争的高峰。 两方面都容纳进了这短短一句话里，定性不言而喻。 中学时候，我翻完了罗尔纲先生写的《太平天国史》，再后来，走出校园，在社会中的起起伏伏，个人对社会的印象，与历史的记载交错重叠，对太平天国也走过了“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如今每次面对金田起义的浮雕，我都会恭恭敬敬地行礼，每次出差路过桂平、路过藤县，我都会在心中默念，我发自内心地尊重这些揭竿起义的人们。 在中国最为风雨如晦的岁月里，有这么一群人，绝大部分字都不认识几个，但已经朦胧知道了“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立誓要“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 与以往农民起义不同的是，他们不仅致力于捣毁旧统治，他们也投入更多精力去摸索一个新世界，不仅是记载在教科书里的田亩制度与资政新篇，冯云山在制度立法上的钻研，杨秀清在军政纲纪上的探索，都让同僚乃至敌人感慨“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 罗尔纲先生在比对档案材料后发现苏南能够一面打仗、一面主要商品的生产和出口反超清朝承平之时，忍不住大为感慨，谁说太平天国不会搞建设。 更不用说解放以后，距离太平天国起义已经过去了100年，全国寻访还能搜到大量在清朝镇压下保留下来的遗迹、文物乃至于民间故事和歌谣，都能证明这场运动的底座是正义的，是合乎民心的。 但是咱也从不否认，这场革命中存在的落后、暴力、腐朽乃至反动。但我始终坚持这么一个观点，封建王朝长期愚民与压迫引发的官逼民反，民众在反抗中表现出的愚昧与残忍，统治阶级本身的责任是第一位的，反抗者的责任是第二位的。他们不够先进本身就是由于王朝足够反动。

为什么西方和日本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疯狂反对？而未见反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夏商周断代成果刚一发布，西方马上威胁，扬言要将报告撕成碎片！ “一个衰败了的国家，什么都会被人掠夺！而掠夺之甚，莫过于连本国的历史，都会被旁人无端地改变！” 清末以来，中国国力衰落，弱到这个世界上任何一只恶狗都能来咬我们一口！ 从那时起，西方出现了公然否定中国文明的声音，他们肆意地定义和删除我们的历史，搞得国人也一度自我怀疑。 赢了冷战之后，西方更加气焰嚣张，甚至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自古以来都是最好的制度，是人类历史的终点。 捎带着，西方学术界也盛气凌人，他们认为：中国人不应该为我们的悠久历史，和古代遗产感到自豪。 中国的考古应该和埃及一样，由西方学者来推动，中国人的历史必须他们认可，否则毫无价值，他们才是文明的裁判。 中国史书的纪年时间，只能确定到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这样算下来，中国的历史只有2800多年。 《史记》虽然多对夏商周有记载，但是多数时间模糊不清，再加上记有三皇五帝的部分神话传说，所以是不算数的。 1995年，国家科委主任在埃及访问时，发现人家有年代的确切记载也就公元前664年，比咱们的还晚一百多年。 但是他们通过重塑年代表，确定了许多古代王朝，把历史上溯到公元前三千年。 这给宋主任提了醒，中国需要用严谨的态度，探究历史，找回自己的文化自信。 于是在他的积极倡导下，国家有关部委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共组织了二百多位专家学者参与进来。 工程定下的目标有三个： 1、西周阶段，确定早期各王准确年段。 2、商朝，确定武丁后各王的准确年段。 3、夏朝和早商，给出各王基本的年段。 历时五年多的努力，搜集、整理、鉴定各种甲骨文，金文等传世文献，推算天文历法，工程所定的44个课题基本攻克。 项目组发布了《夏商周年代表》： 夏朝，大约，开始于公元前2070年； 商朝，大约，开始于公元前1600年； 周朝，确定，开始于公元前1046年。 为什么周朝如此确定？是因为项目组从一件西周青铜器上找到了答案。 这件青铜器叫作“利簋”，又名“武王征商簋”。其底部的铭文，明确记载了武王伐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甲子朝”，指的是“甲子日的清晨”。“岁鼎”，描述的是“岁星当空”的景象。岁星就是木星。 学者们根据这些记载，结合木星运行规律，确定了武王伐纣的具体日期，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 然后又去周原遗址，丰镐遗址取样进行了碳十四测年，所有证据都指向这一时间，确定无疑，破解了历史之谜。 利簋确定了周代商的具体时间，那么商代夏的时间是怎样推算的呢？ 确定商代年段的核心是三重证据法： 甲骨文、商城遗址、碳十四测年。 商朝考古有三座重要的都城遗址，分别是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殷墟。 三座遗址构起了从早商，中商到晚商的文化序列，它们的地层提供了大致的年代框架。 然后用碳十四测年的方法，能给出绝对的年代区间，误差在70年之内。 最绝的甲骨文的记载，锁定了关键节点。 没有商人对祭祀和天象的狂热记录，再先进的手段也无力回天。那些刻在甲骨上的星象，如今都成了穿越时空的密码。 甲骨文记载了五次月食记录，简直就是三千年前的天文时钟，成为断代的关键锚点。 特别是那句“己未夕皿庚申月食”，和天文学推演的公元前1198年12月27日的那场月食完美契合。 这可直接把武丁的在位年段，固定在公元前1250～1192年。 这些发现不仅确定了商朝的时间坐标，更实证了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中商王世系的惊人准确性，使商朝成为全球公认的青铜文明典范。 夏朝的断代工程最具有挑战性，他缺乏像甲骨文、利簋那样的文字佐证，做不到商周一样的准确节点。 尽管困难重重，工程组还是通过系统整合证据，使夏朝从“传说”具备考古实证，重构了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起点坐标。 夏代的关键遗址也有三座：登封王城岗遗址，新密新寨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 登封王城岗，发现大型城址，被认为是禹都阳城的遗留。 新寨遗址，发现三重护城壕沟，六大都邑之一，夏帝太康到相的都城。 偃师二里头，这是被国内主流学者公认的夏朝晚期都城遗址。史书中的“少康居之”的斟鄩城。 至于有人说的山西陶寺，发现有关尧帝的刻符，一般被认为尧都。大禹接尧舜的班，所以可能是先夏的遗址。 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二里头遗址。城址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一个宫殿就有10万平方，这样的宫殿有13座。 这里有井字形的道路规划，作坊区，祭祀区，居住区分布有序，最早的中轴线成为后世所有王朝的都城典范。 这里出土了青铜礼器群，绿松石龙形器，各类玉刀，玉钺，玉璋，陶器超过1.5万件。 总之，二里头遗址作为东亚最早的核心都邑（宫城、青铜礼器、城市规划），符合文献对夏朝“家天下”国家的描述。 以二里头为核心，工程组通过文化序列构建、碳十四测年、文献天象推算、都邑遗址推定，对夏朝进行了系统性断代。 将传说时代的夏朝纳入信史框架，确定公元前2070年为中华文明起点。 然而，中国的这份夏商周年代表一经发布，便招来了西方的威胁，他们扬言要当众把报告撕成碎片！ 他们说，中国人有一种沙文主义倾向，想要把历史拔高到和古埃及一样。 他们对中国竟然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感到忿忿不平，因为在甲骨文没有发现之前，他们连商朝都是不予承认的。 现在，他们又一次对中国的历史指手画脚，抨击的焦点集中在了夏朝是否存在？ 按照他们的标准，不管你的史书上记载的多么清楚，也不管你二里头遗址挖出了多少宫殿，作坊，青铜器。只要没有一块刻着“这就是夏都”的甲骨出现，一切都不能作数。 好吧，你们手握评判权杖，连吟游诗人的口头文学作品都能当做历史，却对《史记》百般质疑。 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夏朝不是不存在，它就在那里，看你想用什么方法认识！

现在不是五千年来最好的时代吗？ 人体，每天只需要4个鸡蛋，半斤土豆，再加一点菜叶子补充纤维素，就能营养健全的长久活下去，再看情况整点儿鸡胸肉，摸点小鱼小虾补充点儿不饱和脂肪酸和活性蛋白，维护下精力、神经和肌肉耐久性。就比全中国99.5%的人吃的都健康营养且长寿。一年下来1000块钱搞定，人生的主线任务就完成了。 剩下都是人生支线任务，是你随便撒欢的时间，可做可不做。 什么责任啊，传统啊，道德啊，义务啊，牺牲啊，伟大啊，使命呀，荣耀啊，房车美女的攀比呀，面子啊，儒教忠孝的洗脑啊，都扯淡。 只要不犯罪，5000年来最优渥，最现代化，最便利的公共设施和科技环境随便你去享用，人力成本这么低，制造业这么卷，各种小东西也便宜到随便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