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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四十二分,唐山地震的时候,毛泽东已经病重,工作人员把他从住处抬了出来,他似乎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一月周恩来去世,四月天安门事件之后邓小平被撤了职,华国锋当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全国正在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当天中共中央给灾区发慰问电,电报说,相信灾区人民"一定会在省、市党委、革命委员会和部队党委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投入抗震救灾斗争,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号召灾区的党员、干部、群众和解放军"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团结起来,向严重的自然灾害进行斗争"。第二天《人民日报》登出第一篇地震新闻,标题是《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 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灾情只有一句"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死亡人数三年以后才公布,二十四万二千多人,重伤十六万四千多人。 地震的消息,外国政府当天就得到了。七月二十八日,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盖茨向华盛顿报告,在中国的美国人都安然无恙,他已原则上表示愿意提供中国人希望得到的任何援助。白宫新闻处同一天给记者准备的答问稿写着,国务院正在给盖茨拟指示,让他向中方提出,美国愿意提供中方认为合适的任何援助。七月二十九日,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从日内瓦给华国锋总理发电报,说联合国准备帮助灾区人民克服这场自然灾害。同一天,英国下院开会,前首相希思提出紧急质询,问政府是不是准备向中国提供医疗物资和设备。外交大臣克罗斯兰回答,政府愿意尽一切可能帮助,驻北京大使馆头一天已奉命去问中国当局需要什么援助,比如紧急物资和医药用品。议员丘吉尔,就是二战首相丘吉尔的孙子,建议派一架大力神运输机送医疗队和药品过去,还可以派一支皇家工兵部队去帮助恢复供水。克罗斯兰说这些建议都可以考虑,但要先等中国政府的答复,他还说,过去发生这类灾害的时候,中国政府的态度一向是非常自足的,不希望西方大张旗鼓地提供援助。 七月三十日,日本外相宫泽喜一在内阁会议上报告,对中国大地震,日本将采取迅速发出救灾物资的方针,内阁通过了。外务省当天动手准备药品、衣物、帐篷,宫泽指示驻华大使小川向中国政府转达:一俟中国方面作好接受的准备,就将发送。以色列总理拉宾地震后也给华国锋发了慰问电,电报里提出愿意提供医疗和其他援助。 也是七月三十日,中国外交部答复了日本大使馆。日本共同社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对日本大使馆说,中国谢绝外国因华北东部地震而提供的任何援助;外交部告诉日本大使,中国不接受外国包括日本在内的任何援助,中国人民正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震救灾,中国人民决心以自力更生精神克服困难。拉宾的电报在八月初被退回,附了一张便条,说北京同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不能接受这份电报。八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英雄的人民不可战胜》,说全国各地的医疗队和救灾物资源源运往灾区,"体现了我国人民自力更生的伟大力量和高度的共产主义风格","说明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把这篇社论散发给各国代表,以此谢绝了瓦尔德海姆提出的援助。八月十八日,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在华盛顿见基辛格。基辛格说,美国已经对地震表示过同情,对中国自力更生的处理办法也表示过赞同,在今天这是一种很不寻常的态度。黄镇答,地震很严重,但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有人民的支持,我们已经学会了克服大的困难。 地震当天,唐山机场卫生队的军医邵俊兰、汪雅莲把战备药箱全搬了出来,给伤员清创、固定、打强心针,急救药很快就紧张了,伤员越来越多,机场的各个角落都躺着人。开始手头还有强心针和绷带,后来只剩下红汞和四环素。有个八九岁的男孩哭着喊:"阿姨!快救救我的哥哥吧,我的爸妈全没了,只有我哥了,你们救救他吧……"他旁边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满口吐血,胸前一片殷红,一看就是内脏砸坏了,正在内出血。军医后来回忆:"可我们别说没有手术设备,就连止血药也已用完。孩子休克了,没法子,急慌了,给他掐'人中'。明明知道不管用,还是拚命地掐呀、掐呀,直到孩子的脑袋耷拉下来,身体越来越凉……"对尿闭的伤员没有导尿管,对骨折的人没有夹板,清创没有麻药。一个七岁的孩子头皮掀开一大块,里面全是沙子,只能用盐水冲、用刷子刷。当天晚上,解放军总医院的外科医生在机场搭起三个手术台,机场连自来水都没有,护士用煮沸的游泳池水消毒器械,医生在汽灯下开颅剖腹,没有血浆,伤员一个个在手术台上死去。手术帐篷外面有一个土坑,里面堆满截下来的胳膊和大腿。就在这几天,英国大使馆奉命去问中国需要什么援助,日本外务省在准备药品、衣物和帐篷,丘吉尔建议的医疗队、药品和工兵,英国政府说要先等中国政府的答复。 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刘贞找到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说:"伤员得向外转送!这样做手术,几个月也做不完!"七月三十日,国务院决定把唐山伤员向全国十一个省市转运,到八月二十五日,一共运出去十万零二百六十三人。救人的部队是赤手空拳进去的,没有带大型机械,用小锯条一根一根锯钢筋,把预制板一小块一小块分解开。到八月七日以后,救灾部队才陆续配发吊车、电锯、凿岩机、电焊切割机。埋尸体的士兵在最初几天没有任何防护,八月一日以后才开始运到防护用品。 一九七〇年一月五日云南通海七点八级地震,死了一万五千多人。几个国家通过外交渠道表示愿意援助,周恩来在外交部的报告上批示:"我们这么大的国家不需要。我们要自力更生重建家园,这是毛主席的思想。"一月九日,云南省革委会和昆明军区按周恩来"重点应放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鼓舞士气"的批示,打电话要求灾区不向国家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资,公粮照样上缴。全国各地送到灾区的,是十几万册《毛主席语录》、几十万枚毛泽东像章和十几万封慰问信。灾民在无粮、无水、无药、无衣的寒冬里大批死去,军队和军车把尸体运到山沟里掩埋。通海地震的死亡数字到二〇〇〇年三十周年纪念会上才公布。一九七五年八月河南板桥等水库垮坝,洪水淹死十万人,水退以后政府见死不救,又有十四万人死在无粮、无水、无药、无处安身的绝境中。这两次灾难,当局都封锁了消息。 一九七六年夏天,毛泽东病重,中共政治局正忙着一场权力斗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抓着批邓不放,邓小平的罪状之一是搞经济规划引进太多外国技术,不讲自力更生。拒绝外援的决定是这个政治局作出的,对外由外交部七月三十日答复日本大使馆,对联合国由驻联合国代表团散发社论,对灾区由率领中央慰问团的中央领导人在帐篷里讲出来,理由都是一个:自力更生。抗震救灾一开始就被放进批邓这场运动。七月二十八日的慰问电已经号召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邓。八月十一日《人民日报》社论《深入批邓 抗震救灾》说:"解放以来的历史事实证明,每当出现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也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激烈的时候。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妄图利用自然灾害造成暂时的困难,扭转革命方向,复辟资本主义。"社论接着说:"抗震救灾的现场,也是批邓的战场。我们要以批邓为动力,做好抗震救灾工作。"八月号《红旗》杂志短评《人定胜天》写道,地震造成了困难,"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自然灾害及其所造成的困难和一切'乱子'一样,具有二重性"。九月一日,华国锋在北京的抗震救灾先进单位和模范人物代表会议上讲话,会场的巨幅标语是"深入批邓,夺取抗震救灾的新胜利!"第二天的社论要求"批判邓小平鼓吹的洋奴哲学,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历史学者雷颐后来把那年的救灾纲领归纳成一句话:"以批邓促抗震""不能以抗震救灾压革命、压批邓",要以"抗震救灾"来证明自力更生。按这个纲领,救灾要证明的是自力更生能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 谢绝外援的那几天,华国锋还处理了外交部的另一件事,讲的也是国家尊严。七月三十日,北京传来还要有一次更大余震的消息,外交部长乔冠华安排各国使馆人员疏散,余震没有来,第二天华国锋打电话斥责外交部擅自行动,说这是惊慌失措,没有纪律,损害了国家尊严。两天以后外交部开始天天批判乔冠华的"严重错误"。同一天,中央慰问团的三个分团到了唐山、天津、北京,华国锋当总团长,八月初到唐山,去了开滦煤矿和唐山钢铁公司。 接受外援,外国的医疗队和救援人员就可能进灾区,死了多少人、灾区是什么样子,他们会看见,也会说出去,而这些正是当局要瞒的。地震后的几个星期里,中国报纸没有公布过一个伤亡数字,唐山的日本、法国、丹麦游客说那里被夷为平地,《纽约时报》八月二十一日写道,北京到底为什么不愿让民众知晓灾难的真实程度,是一个谜。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公室一九七七年五月的报告里,唐山地震那一段记的是:中国没有提出国际援助的请求,也没有给出官方的伤亡数字。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全国地震会商会议在大连开会,最后一天向到会专家通报了唐山的死亡人数。新华社记者徐学江写了一条稿子,送大会秘书长审。秘书长问他:"稿件一定要今天发吗?"徐学江说一定要今天发,又补了一句,这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不是人为的,与政府没有直接关系。秘书长签了字。 迟浩田那时是北京军区副政委,北京军区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领导成员。多年以后他对钱钢讲起"拒援"这件事:"那是我们的失策啊。"又说:"但那时我们谁意识到了呢?当时中央领导人率领中央慰问团到灾区,在我们的帐篷里,他说:'外国人想来中国,想给援助,我们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不着别人插手,用不着别人支援我们!'我们当时听了很激动,鼓掌,流泪,也跟着那么喊。多少年后才知道是干了大蠢事!自然灾害是全人类的灾害,我们每年不也都向受灾国家提供那么多的援助么!" ——钱钢《唐山大地震》(特别增订本),中华书局(香港),2008年,第66—68、72—75、83、173、186—190页 ——《人民日报》1976年7月29日第1版(中共中央慰问电);8月2日第1版社论《英雄的人民不可战胜》;8月5日第1版(中央慰问团报道);8月11日第1版社论《深入批邓 抗震救灾》;9月2日第1、2版;1979年11月23日第4版 ——英国下院议事录,1976年7月29日,"China (Earthquake)",vol. 916, cc. 873–875 ——白宫新闻秘书尼森档案,"Chinese Earthquake",1976年7月28日,福特总统图书馆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69—1976年第18卷,第152号文件,基辛格与黄镇谈话备忘录,1976年8月18日 ——犹太电讯社,"Peking Rejects Israeli Offer to Aid Chinese Earthquake Victims",1976年8月6日 ——联合国秘书长报告 A/32/64,1977年5月12日,第33段 ——雷颐《文革的三次地震与汶川之震》,《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第7—8页(《红旗》短评、救灾纲领、迟浩田回忆转引) ——徐学江《"迟到新闻":唐山地震死亡人数的报道背后》,新华网,2006年7月28日 ——包德甫《唐山大地震之后,中国为何拒绝接受国际援助》,《纽约时报》1976年8月21日(纽约时报中文网2016年译文) ——Frederick C. Teiwes, Warren Sun,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M.E. Sharpe, 2007, pp. 521–522(乔冠华事件、毛泽东震时状况) ——1970年通海地震周恩来批示及云南省革委会电话指示,据通海地震相关研究转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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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岁离异平面模特相亲40岁包租公,开口就要男方养她全家。女方身高一米七五,带着女儿,原生家庭父母没收入、哥哥没工作、妹妹还在上学。男方在宁波做二房东十多年,手里一百多套房,年入几百万,离异带个女儿,头发不多,个子也不高。见面没聊几句,女方就摊了牌:每月给她爸妈三千,给哥哥安排活干,妹妹学费他出。男方正犹豫,她补了一句“我年轻,能给你生儿子”。男方当场点了头,还放话婚后八成收入归她管。评论区骂声一片,说这不是相亲,是签了一张家庭托管协议。可我倒觉得,骂男方糊涂的人没看明白一件事:他花这些钱,买的从来不是爱情,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妻子站在身边时的那点面子,和一个“儿子”的念想。女方卖的也不是感情,是她仅剩的年龄和肚子。两个人把账算得明明白白,谁也没骗谁。真正让人后背发凉的是,这笔交易里唯一没被问过意见的,是那两个各自带着的孩子。他们往后要管一个见面没几次的人叫爸叫妈,而大人们管这个叫过日子。你说,这日子过到最后,谁替孩子算过那笔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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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有钱了一定要管住自己。 我弟开超市同行前几年挣了六百多万,后来飘了,认识了个女的23岁,比他小15岁,一米七五皮肤白大长腿,超市不管了,天天带着到处玩到处买。 他老婆去店里查账那天,正好撞见两个人在办公室腻歪。他老婆站门口看了几秒,一个字没说,转身就走了。第二天找了律师起诉离婚,分走一半三百多万,儿子也跟着他老婆了。 他那时候还嘴硬,说有手艺到哪都饿不死,跟那个女的租了房子接着过日子。谁知道不到两年,钱让人家花干了,信用卡刷爆好几张,那女的招呼都没打,人就不见了,手机也打不通了。 最后把兜里那点钱凑了凑,买了辆二手货车跑长途,一天挣个四五百块,比当年开超市累不知道多少倍。 我弟说前两天在物流园碰到了,说了没两句就起来拍拍裤子说还有一车货明天要送,爬上货车发动了,排气管冒了一股黑烟,拐个弯就看不见了。 我弟跟我说完,我也不知道该说啥。你说这钱花得到底值不值,人一有钱就变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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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看懂中国从“一五”到“十五五”的主要规划: 一五计划→1953-1957→优先发展重工业,奠定工业基石 二五计划→1958-1962→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历经曲折发展 三五计划→1966-1970→推进三线建设,筑牢国防工业根基 四五计划→1971-1975→整顿国民经济,推动经济逐步发展 五五计划→1976-1980→衔接改革开放转折,恢复国民经济 六五计划→1981-1985→推进改革开放破冰,重心转向经济 七五计划→1986-1990→扩大对外开放,推动经济稳步发展 八五计划→1991-1995→抓住改革机遇,实现经济高速长 九五计划→1996-2000→推进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 十五计划→2001-2005→加入WTO,融入全球经济发展 十一五计划→2006-2010→践行科学发展,应对金融危机冲击 十二五计划→2011-2015→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综合国力 十三五计划→2016-2020→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 十四五计划→2021-2025→开启现代化新征程,聚集科技创新 十五五计划→2026-2030→聚集新质生产力,推动质效双提升 当下,什么是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不靠人海、不靠资源硬堆,靠科技+数据+智能+高素质人才,又快又好又绿色地创造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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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秋天,贺龙和妻子薛明已经在北京西山一处平房院子里关了大半年,除了看守,什么人也见不到。年初送他上山时,周恩来答应过秋天来接他。天凉以后,他天天等。树叶黄了,落光了,没有人来。他对薛明说:“总理没有派人来,说明总理已无能为力了。”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休息室里,把一封告状信递给贺龙。信是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写的,告的就是贺龙,林彪转上来的。贺龙看完,问要不要找吴法宪他们谈一谈。毛泽东说,有什么好谈的。又说: “你不要怕,我当你的保皇派。” 贺龙那年七十岁,元帅,军委副主席。毛泽东接着说,他对贺龙的评价还是过去那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三天以后,林彪在一个小范围的会上,要大家对贺龙的“夺权阴谋”提高警惕。 那一年,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军队得由林彪替他压住。头一年冬天,林彪先要拿掉总参谋长罗瑞卿,那是毛泽东自己的爱将,毛泽东照样撤了他。有林彪撑腰,接下来几位老帅都可以一并整肃。 告他的材料一份接一份送上去。有一份说,贺龙枕头底下压着一支进口小手枪;又有人说,这支枪藏在董必武的女儿那里,准备在怀仁堂开会时刺杀毛主席。董必武的女儿从箱子里把枪翻出来交上去,那是一九五七年贺龙拿给孩子们玩的,枪栓锈得拉不动,验枪的人笑着说,这支枪根本不能用。林彪还是把这些材料一起送到了毛泽东那里。 年底造反派要揪斗他,他和妻子薛明躲进了周恩来的家。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周恩来找他正式谈话,转告林彪的话: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到处伸手,毛主席百年之后他不放心;还有洪湖肃反扩大化的问题,你也有责任。贺龙几次站起来想说话,周恩来不让他说: “你不要再说了。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 贺龙说,他没想到把他看成这样的人。 第二天凌晨,贺龙和薛明被送上西山。他起身穿鞋,说要回去找他们算账,看见门外警卫走来走去,又坐了下来。 在山上,他对薛明说,湘鄂西肃反要他负多大责任,他想不通,那时审讯、杀人他都不知道。说起当年被杀的那些人,他说:“啊,一滩滩的血,真是血的教训噢!”又说:“把革命的同志当作敌人对待,是要不得的呀。我真担心有人再搞这一套!” 那是三十多年前湘鄂西苏区自己人杀自己人。两年里杀了两万多红军、干部和百姓,红军从三万多人减到三千,领导层最后只剩四个党员活着,贺龙是其中唯一幸存的红军高级将领。主持杀人的是中央派来的夏曦,肃反是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一再督促下搞起来的;事后,中央又说夏曦“肃反扩大化”,撤了他的职。 这是他自己的说法。研究者指出,他是分局委员,一次次举手支持夏曦。 那年夏天,一连四十五天,每天只给他们一小壶饮用水。下雨天,两个人把水盆、脸盆、水杯都摆到门前接雨水。有一回两人抬着一盆雨水上台阶,贺龙脚下一滑摔倒,扭了腰,十八天不能动,大便也解不下来。医生不来。薛明找出一根用空的氧气筒导管,自己用嘴含着洗衣服的肥皂水给他灌肠,口腔黏膜大片烧坏,吃饭说话都受影响。 孩子们在哪里,两个人都不知道。周恩来派人上山问有什么事要办,贺龙只托了一件:请总理找找孩子。孩子找到了,小女儿躲在廖承志家,两个大的隐姓埋名在一条海船上干活。从那以后,这个一辈子没给孩子写过信的人,一封接一封地写,孩子们一封也没有收到。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上,叶群提出,贺龙当年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要立案审查。周恩来附和了。九月十三日,毛泽东批准立案。 所谓投敌,说的是一九三三年蒋介石派来劝降的说客熊贡卿。贺龙把他枪毙了,又把经过报告了中央。专案组翻出了这份报告,压着不报,照样往上写贺龙投敌叛变。康生和叶群批准的专案工作设想里,要求专案组“不要纯客观主义,要有倾向性”。贺龙写的交代材料送上去,康生批:“我建议专案组要仔细研究,寻找漏洞,现在不必传阅,以免干扰。” 一九六八年三月,贺龙突然说不出话来,被送进医院,接诊的医生诬称他是“诈病”,病没好就让他出院了。六月,专案组接管了西山的住处,窗帘拉上,不许再拉开,被褥和枕头收走,两个人睡在光木板上,拿胳膊当枕头。过年过节,看守杀猪会餐,他们吃忆苦饭。 九月,第一批问题写在纸上递了进来:一九三三年熊贡卿到你那里叙旧,你是怎样表示乞降蒋介石的?贺龙把纸往桌上一摔: “真是活见鬼!哪里有这种事。人都给我枪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 一连几天,他抽烟很多,话很少,有时翻开笔记本,用毛笔一遍一遍写“冤枉”两个字。六年前,贺龙主持审查彭德怀,用的是同一套办法,把彭德怀定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中国代理人、篡党篡军的头子。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对贺龙不保了。同一次全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 原来给贺龙看病的,是警卫部队营部的沈医生,常帮他买药,有时还给买点吃的。年底,总参谋长黄永胜把专案组的副组长找去,说听说贺龙那里还有不少药,“中央决定给他派个医生或护士,专门管他吃药问题,把他的药收管起来。”沈医生不见了。换来的人经过六次政审才挑中,叫“医生”,其实是神经科的男护士,不懂糖尿病,也不懂高血压。他一来,就把贺龙从家里带来的药全部收走。贺龙有糖尿病,每天三片最普通的降糖药,从此也没有保证了。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五日,专案组给这个“医生”下了指示: “尽量用现有的药物,维持现在的水平就行,也不要向(像)对待好人那样”对待贺龙。 一天,送来的胶囊破了,药末漏出来,上面还有手印,薛明退了回去。过了几天,药里多了一片别的药,那人说是送错了。贺龙问他,把药都送错了,你还算个医生吗。他说:“要不是上级决定,我还不愿意来呢。”贺龙拿手杖往门口一指,叫他滚。人走了,贺龙对薛明说: “他们硬是想把我困死、拖死,杀人不见血。我不死!我要活下去,和他们斗到底。” 四月,九大开幕。贺龙让薛明给他弄了个布挎包,装上一点粮票、钱和常用药,挂在墙上,说随时准备出去,去见群众,跟他们讲毛主席对他的那三条评价。一天,他用手指着墙上毛泽东和林彪的像片说: “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人(指林彪)的问题,而是这个人(毛泽东)的问题了。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贺龙没有问题’,事情就完结了。我相信,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这个话的。” 五月上旬,他接连摔倒了七次,看守日志上都记着。薛明一次次要求给他查血糖、尿糖,始终没有得到同意。 六月八日早上,贺龙连吐了三次,喘不上气,浑身没有力气。薛明去找那个“医生”,人出去了,中午才回来,下午三点打了一针止吐针,没有止住。有人送来一碗黄瓜汤,薛明端到他面前,贺龙说:“你看那汤。”薛明拿筷子一挑,里面全是老黄瓜皮。这是他最后一顿饭,没有吃成。 下午五点,血压往下掉,看守的人这才往上报。那天晚上,专案组几个人正在办公室打扑克,西山来电话,说贺龙病重。一个副组长说:“报告总理吧!”另一个人把牌一扔:“不用,我要个车先去看看。” 派来的医生到的时候,离早上发病已经十三个钟头。他们不验血糖、尿糖,先把他的尿样送到丰台的药品检验所,想坐实他是畏罪自杀。九日零点五分,已经确诊是糖尿病酸中毒,他们照样给他输高渗葡萄糖,不用胰岛素。贺龙看见两个医生都走出了房间,对薛明说: “他们都跑了!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 早上七点左右,三〇一医院回话可以送来。贺龙不肯去:“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他们说这是组织决定,非去不可。贺龙仰起脸看着薛明: “我去住院,你呢?” 薛明看看周围的专案组人员和医生护士,没有一个人表态。她说:“如果他们不允许,我就在这间房子里等你。”贺龙躺上担架,她握住他那只瘦得皮包骨头的大手,他也紧紧握住了她。上救护车的时候,她跟在后面想一起上去,医生护士用膀子把她挤到一边,关上车门开走了。 医院这边,总后勤部长邱会作事先交代过:专案组要医生,“不要派主任,派一般医生就可以了。”贺龙八点五十五分住院,十点二十五分才开始治疗。十一点半,主治医生提出请专家会诊,医院负责人不许请管糖尿病的代谢科专家,又把会诊推迟两个钟头;会诊时不让专家接触病人,也不告诉他们病人是谁。下午三点零四分,贺龙死了。从进医院算起,六个小时零九分钟。 薛明被叫到医院,有人对她说:“人已经死了。”又说:“在他死以前,他的反革命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遗体躺在一张单人钢丝床上,脸上蒙着一块纱布,一头蓬乱的长发从纱布底下散出来。专案组的人问她遗体怎么处理,她只说了一句:“由组织决定吧。” 当天夜里,遗体被悄悄送到八宝山,用“王玉”这个名字火化,没有一个亲属在场。骨灰盒上写的也是王玉,秘密存放在一个小殡仪馆里,专案组每年六月九日派人去交保管费。 第二天,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把专案组的人召去,交代死亡报告怎么写:“要写得详细,某年某月治过病,(让人们)知道我们做过许多工作”,“专门有医生照顾到,人家一说,我们尽到了责任”。六月十一日的报告上说,贺龙“经多方全力抢救终于无效而死”。 贺龙死后,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说薛明对我们的情况很了解,要把她送得远远的:“一不能让她死,二不能让她逃,三不能让她胡说八道。”薛明被押到贵州一个山沟里,走路、吃饭、上厕所、睡觉都有人看着,每天去茶田里干重活。后来周恩来派人把她接回北京,她已经满头白发。 一九七一年,专案组写出审查报告,定贺龙是通敌分子、篡军反党分子。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毛泽东在军委会议上说:“我看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又说:“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一九七四年,中央发文给贺龙恢复名誉,文件上写他是病故。 一九七五年六月九日,八宝山为贺龙补办骨灰安放仪式。周恩来抱病来了,一下车就喊薛明,握着她的手说:“我没有保护好他呀。”他在遗像前一连鞠了七个躬。看过档案的人后来说,报给中央的审查报告正是经过周恩来的手,他亲自改过,写了大段批语;据知情人揭发,这些批语“把贺龙骂得狗血淋头没说一句好话”。贺龙的逮捕令,也是周恩来签的。 一九八二年,中共中央为贺龙彻底平反,决定里写,贺龙是被林彪、江青和康生一伙残酷迫害致死的,“毛主席、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曾多次指示要为贺龙同志平反,恢复名誉。” 一九六九年春天,贺龙指着墙上的像片说过,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贺龙没有问题”,事情就完结了。一九七三年二月底,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对张春桥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贺把他杀了。”那时贺龙的骨灰还装在写着王玉的盒子里,已经存了三年零八个月。 ——《贺龙传》编写组《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初版,此据1997年第3次印刷本,第610—636页 ——张嵩山《一个中央专案组长的忏悔》,《炎黄春秋》1994年第9期,第22—34页(薛明1977年向中央所写材料,转引自此文) ——宋永毅《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与文化基因的新阐释》,联经出版公司,2021年,第四章《皇权和相权》(知情人对批语的揭发,转引自此书)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第191页(审查报告经周恩来修改批示) ——张宁《尘劫》,香港明报出版公司,1997年,第330页(知情人对批语的揭发) ——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公开电子本页脚第340页(周恩来签署逮捕贺龙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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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五事件后,一代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包括记者、歌手、诗人、学者等致力于用维吾尔语构建公共领域的人,遭受残酷的镇压,而这个数字至今不为外界所知。作家Isabelle Mo为中国民间档案馆撰写的这篇文章,对此做了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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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四口上都是大高个,爸爸两米一四妈妈一米七五,这基因太强大了!
2011 年北约国家以“保护平民”的名义入侵利比亚 当时,许多西方自由派人士、人权组织和媒体支持或积极推动这一入侵,将其描述为阻止屠杀、帮助利比亚人民获得自由的必要行动 但行为结束后,利比亚人民剩下什么呢? 巅峰时期利比亚人均 GDP 1.1万美元,北约国家入侵后,时值 2026 年,人均仍只有 6000 刀/年,几乎少了一半。 卡扎菲时期,基础教育免费且强制。高等教育对公民免费,若国内无法提供所需专业,国家资助出国留学,并提供生活补贴。 他 1969年上台时,成人识字率约25%左右。到2000年代中后期,成人识字率升至约80–89%(男性更高,女性差距逐步缩小)。15–24岁青年识字率接近99%。 被西方人权“解放”后呢? 大量学校在武装冲突中被损毁或额外占用,16 万儿童没学上,数千教师失业。 很多学校被武装群体征用,各路军阀混战,这些危机,那些西方的圣母和人权组织为什么不站出来呼吁武力介入利比亚要求停战了?为什么不给利比亚修学校、组织学生上学,做点实事了? 下面再说说人权 众所周知,北约入侵利比亚是为“解救”政治反对派、异见人士,据说他们面临逮捕、酷刑与强制失踪。 但北约入侵利比亚之后的日子呢?人权状况反而因国家能力崩溃而恶化。2017 年时,利比亚西部和南部连古早的奴隶市场都出现了,大量妇女与儿童遭遇贩卖、绑架、酷刑、强奸与强迫劳动。须知卡扎菲在位时,社会处于相对稳定的局面,那我就好奇了。北约国家一口一个解救利比亚人权,那这些遭遇酷刑的妇女儿童不在你们的解救目标之列吗? 说了这些,我就是想回击那些指责新疆大规模强迫劳动、违反人权拘役的西方人。 你们口口声声说新疆没有人权,那新疆人今天 47 个民族混居,如果新疆脱离了老共的管理,试问新疆的状况或比利比亚更复杂,出现更严重的人权危机时,你们是否能够站出来让 47 个民族维持安定和谐的秩序?不,从利比亚就能看出,你们不会。如果你们会,利比亚就不会民兵派系满国飞。 1949 年前,新疆文盲超过 90%,仅有1所大学、9所中学,如今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超过99%,学前教育毛入园率、高中阶段毛入学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都高,这你们能做到吗?不,你们连自己国家小孩上学的老师都安排不全,利比亚被入侵后,学校孩子失学都没见你们形成系统化的救助,你们能大发善心让新疆改头换面?别做梦了 我们再说说人权,尤其是女性权益,1949 年的新疆女性普遍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今天的新疆女性普遍都接受过九年义务制甚至高等教育,维吾尔族女性涌现出大量企业家,教育家。那么我们看看北约入侵后的阿富汗、伊拉克以及利比亚,他们的女性有这么高的地位吗?可以通过实干拥有自己的企业吗?并不能,她们只能在温饱线和人权缺失的地狱中苦苦挣扎。 最后我想说,2009 年时七五事件,极端暴恐分子在乌鲁木齐造成197人死亡、1700多人受伤。无辜的民众被暴恐分子砍伤,镜头前血腥的场面不忍直视,面对这些,老中打击乌鲁木齐的暴恐分子有什么错?但问题在于,打击暴恐分子的是老中,而不是北约国家的法德,看看同样混乱的今天,警察上街对学生挥棒痛殴,面对如此严重的“人权缺失”,一帮人就可以装作看不到,反倒对老中打击恐怖分子的行为念念有词,要我说这就不是为人权呐喊,这特么就是双标,还是想让外国陷入混乱与被动的指责性双标。 建议北约把自己腚眼擦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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