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闻网转引的虎嗅现场调查认为，机器人在展台上跳舞、抓取，企业又宣称拿到巨额订单，并不等于商业化已经完成。报道给出的关键区别是：机器人能否离开工程师，在真实生产中每天连续工作八小时，而不只是完成一次精心准备的演示。 在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WRC）现场，一名具身智能公司工程师告诉虎嗅，一场十分钟的演示需要团队事先反复调试，表演前连团队自己都担心失败。报道还观察到，许多机器人仍依赖远程人工操控；展台上的物体位置和任务通常提前设定，工作人员可以在失败后立即调整。观众看到的是一次成功，却不知道此前失败了多少次。 抓取演示也暴露出类似差距。虎嗅称，一些机器人只能处理固定位置、固定物体和固定动作，部分机器人的手部没有独立的力或触觉传感器。它们可以依靠视觉判断物体在哪里，却难以直接感知抓取力度、滑动和材质变化；物体的形状、重量或材质一变，原先成功的动作就可能失败。报道认为，这反映的不只是硬件限制，也是机器人感知和理解物理世界的能力边界。 本届大会热议的“世界模型”，是试图让机器人理解物理世界并预测下一步变化的一种技术路径。虎嗅同时指出，目前多种技术路线仍在竞争，没有哪一种已经胜出。报道引述多位长期关注具身智能的投资人称，一些团队借助这个抽象、前沿且较难证伪的概念融资；报道据此把它概括为面向投资人的叙事方向（to VC）。但文章也明确说明，确有少数团队相信这条路线，并在尝试解决具身智能的实际难题。 订单数字存在另一层口径问题。报道写道，没有强制采购义务的合作意向、分多年执行的框架协议，以及客户购买少量机器人用于数据采集或测试，都可能被称为“订单”或“商业化落地”。外界通常无法核查定金、排产、交付、验收和回款情况，也就难以从公开数字判断订单究竟到了哪一步。 虎嗅称，2026年1月，国内人形机器人意向订单已超过12万台；而其引用的IDC统计显示，2025年全球实际出货量约1.8万台，其中超过85%流向文娱表演、教育科研和导览导购等以技术验证、展示互动为主的场景。进入工业制造和仓储物流的不足15%，也主要处于试点阶段，其中相当一部分只是概念验证测试（POC）。 按照虎嗅采用的标准，只有客户因实际生产需要购买机器人，设备完成交付和验收，并能在没有工程师持续干预时连续工作，才算真正商业化。报道据出货去向和试点情况推断，所谓商业化订单中至少80%并不代表这种落地，并称这一判断仍偏保守。 报道列出的公开数据还显示，2025年国内公开披露的人形机器人中标项目超过292个，总额超过18.1亿元；教育机构采购占63.82%，500万元以下的项目占到80.48%，亿元以上项目只有4个。虎嗅称，即使机器人进入头部制造企业的工厂，往往也只是在一两条生产线上各测试一两台，用来观察任务完成情况、故障率、人工介入程度，以及是否具备相对于雇用工人的成本优势，而不是已经通过投入产出比（ROI）测算后的日常采购。 虎嗅还称，因怀疑部分机器人公司存在订单造假，已有投资机构开始重新核查客户、合同性质、定金、排产、交付和回款。不过报道同时指出，合同、付款记录、验收文件和客户名单通常不公开，这类调查很难形成完整的公开结果。报道据此作出的区分是：客户是真的，合同可能也是真的，但订单所代表的商业化是假的。

2022年在珠海航展首次公开展示的中国大型无人作战航空器（UCAV）TB-001，已被日本方面两次记录在东海活动。外文网站作者moneyfreedom转述《The Aviationist》帕斯·萨塔姆的报道称，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在2026年6月12日和8月18日两次拍摄并识别出“双尾蝎”（Twin-Tailed Scorpion）TB-001。该机当时与负责收集信号情报（SIGINT）并实施电子战（EW）的Y-9Z飞机一同飞行，日本航空自卫队出动战斗机拦截。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称，6月12日是日本近海首次拦截该型航空器。 报道援引日本防卫省资料称，8月18日，两型机从长崎县五岛列岛外海飞至冲绳本岛外海；6月12日，两型机则从长崎县丹上岛以南出发，经东海飞往冲绳本岛外海。两次飞行中，Y-9Z均先向北飞，随后向西转向中国方向，途中一度绕圈。两型机的航线非常接近，并曾短暂重叠。 报道明确指出，现有数据无法判断两型机是否以有人—无人协同（MUM-T）的方式配对运用，即由有人机与无人机配合执行任务；报道只能确认航迹重叠，并认为这一点值得关注。 报道援引现有数据称，TB-001载荷为1.2吨至3吨，续航时间为40小时。小泉进次郎称，该型机具备远程、长时间飞行能力，并被认为可以携带反舰导弹和地对地导弹。日本政府公布的照片显示，此次出现的TB-001在右侧垂直尾翼顶部装有天线，并带有采集飞行数据的探头，与已知构型略有不同。 原报道还把这两次活动放入更广的近海巡逻图景：日本方面在7月6日、8月12日和8月19日拦截了Y-9Z，并在7月24日和8月10日拦截了俄罗斯伊尔-20信号情报飞机。在列出这些记录后，报道判断，日本近海仍延续着俄罗斯单独巡逻，以及俄罗斯与中国飞机共同巡逻的一贯模式。

据纽约时报中文网报道，特斯拉曾把隐藏式门把手作为流线化设计卖点，随着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从2020年起迅速扩张，它们也迅速效仿。如今，这一设计却因碰撞断电后可能妨碍逃生，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汽车召回的核心问题。报道援引汽车工程师称，它带来的空气动力学效率提升有限。 中国政府周五宣布，要求九家车企召回共430万辆汽车。特斯拉涉及近300万辆；吉利、东风、小米、奇瑞、北汽、一汽、零跑和小鹏合计涉及130万辆。包括特斯拉在内的大多数车企将在车上增加标识，标明门把手的位置；特斯拉还将推送软件更新，让车窗在碰撞后自动降下。 风险的关键在于供电和解锁方式。报道解释，许多电子车门锁止机构依赖一块与高压动力电池分开的12伏电池。如果碰撞导致这块电池断电，电子车门锁止系统可能失效；手动解锁装置又通常装在与电子机构不同的位置，车内人员可能无法迅速找到。 报道把此次召回与中国公众对火灾中开门困难的日益不满联系起来。司机、乘客和救援人员都曾难以找到或操作车内外门把手。一段今年广泛流传的视频显示，2025年3月，一辆东风电动汽车在中国西南部撞上护栏，随后与卡车相撞并起火。司机下车后车门关闭，他一度难以重新开门救出乘客，最终在另一名司机帮助下将人救出；乘客受到烧伤。这起事故直到今年才广为人知。 中国监管机构已于今年2月初宣布，从明年起禁止新车使用全隐藏式门把手，但仍允许安装不会完全缩入车身表面的半隐藏式门把手。美国联邦监管机构也已开始起草相关新规，不过这一过程可能持续数月，新规要到几年后才会适用于新车。 美国的相关死亡事件仍处于诉讼阶段。报道称，两名大学生的父母起诉特斯拉，指控该公司的设计存在缺陷。两名学生2024年乘坐特斯拉Cybertruck皮卡时遭遇撞树事故，并在车内死亡。诉状声称，碰撞使电子车门锁止系统失效，手动解锁装置又难以找到，导致两人无法逃离燃烧的车辆。特斯拉正在抗辩，并在法庭文件中主张死者自身疏忽导致死亡。根据法庭记录，陪审团审判已安排在明年；特斯拉未回应报道方的置评请求。 这类设计并不限于中国车企或纯电动汽车。报道称，宝马、福特和现代等车企也已开始采用电子车门锁止系统，有些燃油和混合动力车型也在使用。报道援引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称，此次大规模召回表明，中国已准备好为电动汽车制定安全标准。

法新社报道，希音的全球低价和快速上新，不只靠社交媒体营销，还依赖中国庞大的低成本纺织制造业、成熟的电商物流网络，以及对用户搜索数据和社交媒体趋势的追踪。报道称，这套模式能以很高的效率开发和供应海量商品，却也伴随着知识产权、劳工和环境争议以及海外监管审查。由中国人创办的希音将在下月于香港上市，估值接近270亿美元。 希音平台上的商品包括8美元的夏季连衣裙和2美元的手链。法新社援引分析人士称，公司在2021年至2022年间把总部迁至新加坡，意在避开全球对中国企业日益严格的审视；但支撑其低价和速度的制造与物流基础仍在中国。 法新社称，希音追踪用户搜索数据和社交媒体趋势，据此设计更可能受到消费者欢迎的商品；报道同时指出，这些设计往往看起来像是直接复制其他品牌。希音多次被指侵犯知识产权，公司7月披露正面临40多起相关诉讼。 社交媒体推广进一步放大了这套模式。法新社报道，疫情期间，希音以免费商品和现金招募知名度不高的社交媒体网红及普通社交媒体用户推广品牌，短视频应用TikTok尤其重要；不少顾客还发布“希音”购物分享视频（“Shein haul”）。2023年，公司资助一批西方社交媒体网红参观工厂，这次活动因被批评淡化劳工违规指控而引发强烈反弹。 法新社报道，希音与其他快时尚企业一样，被指在其工厂向纺织工人支付过低工资、让工人过度劳动，并向公众隐瞒生产流程。希音回应称，公司定期接受第三方审计，以确保支付公平工资。 监管压力已直接触及平台的运营方式。法新社报道，2024年，欧盟将希音列入规模足够大、需要接受更严格安全监管的数字企业名单。今年2月，欧盟委员会又启动调查，审查希音是否遵守欧盟《数字服务法》（Digital Services Act）。欧盟委员会称，调查范围包括平台防止非法商品销售的机制、可能诱导用户沉迷的设计（原文为“addictive design”）带来的风险，以及内容推荐是否透明。 法新社报道，有批评者认为，希音的超低价商品和密集网络营销助长过度消费并损害环境。去年，美加倡议组织Stand Earth在对40多个主要时尚品牌的环境实践排名中，将希音列为并列末位。法国拟对被相关法律认定从事高频低价快时尚（原文为“ultra-fast fashion”）的希音、Temu等平台按件收费；美国也取消了对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单个包裹的免税政策。希音则称，其按需生产模式避免生产过剩，从而“大幅减少浪费”。

Windows 在政府关联领域的加速退出，并不意味着 Windows 很快会从中国消失。据外文网站《Automate Your Life》作者马蒂·斯帕戈（Marty Spargo）报道，中国有关部门据称要求部分政府关联机构提前数月卸载政府定制版 Windows 10；该版本预计于 2027 年 2 月退出使用。报道强调，这项要求只涉及部分政府关联机构，并非覆盖政府机构、企业和个人用户使用的全部设备，指令的完整范围仍不确定。 报道介绍，这个定制版本由微软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通过合资企业 CMIT 共同开发。它删去部分面向消费者的功能，采用中国的加密标准，并让中方对更新拥有更大控制权。北京将此次变化与数据安全以及减少对外国技术的依赖联系起来。报道认为，这一提前移除可能表明，即使经过大幅定制，也无法改变北京减少敏感环境对受外国控制的软件依赖的决心。 不过，报道没有把这次决定描述为已经证实的 Windows 安全故障。中国有关部门据称提出了数据安全担忧，但没有公开指出具体漏洞、网络攻击或已经确认的信息泄露；微软则表示，不知道这一政府定制平台发生过安全事件。作者据此认为，提前更换系统可能反映的是更广泛的国家安全战略，而不是对一次已获证实事故的处置。 文章称，微软已于 2025 年 10 月 14 日停止对多数 Windows 10 版本的标准支持，符合条件的机构仍可付费获得延长的安全更新；政府定制版则由 CMIT 按另一套时间表维护。原定的 2027 年 2 月节点本可留下更多准备时间，提前迁移会迫使技术部门加快测试应用程序、转移数据、更换设备、审查网络安全、培训员工，并检查国产操作系统能否兼容现有软件和硬件。 迁移的难点也不只是重新安装系统。报道指出，政府部门可能依赖专门为微软平台开发的应用程序、文档格式、打印机、数据库、安全软件和旧设备。为了避免公共服务中断或敏感信息暴露，相关机构可能需要重写软件、购买兼容硬件、转换文件并重新培训人员。这些工作可能推高成本、拖慢实施速度，即使转型得到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文章认为，关键技术国产化进程也在为中国开发者提供机会。政府采购可以带来稳定收入、实际用户和性能反馈；安装量增加，还会扩大对办公软件、网络安全工具、设备驱动程序、系统管理和技术培训的需求。如果可靠性改善，这些平台可能进一步进入银行、教育、电信、交通、医疗和制造等受严格监管的行业。 这仍不是 Windows 在中国桌面市场失去主导地位的故事。文章援引网络流量测量结果称，2026 年 7 月，Windows 约占中国桌面端网络流量的 87.6%。作者因此判断，消费者、制造商、民营企业和跨国公司可能还会使用 Windows 多年；眼下压力最集中在政府相关环境，因为国家安全优先级在这些场景中可能高于成本、熟悉度和便利性。 对微软而言，作者认为短期收入损失可能仍然可控，但政府采购的影响不止于直接销售。他指出，公共部门采用何种系统，可以影响办公标准、采购选择、开发者的开发重点和技术教育。作者提出的长期判断取决于一个条件：此次更换是继续局限于部分政府关联机构，还是扩展到更多行业和工作场所。

秦朔的核心判断是：一般性促消费政策即使短期有效，消费也会很快回到“原形”。他据此主张，必须转向更深层、更系统的改革：长期改善居民收入、社会保障和高质量就业，让商品和服务供给更好地匹配需求。这些都不是一次刺激能够改变的。 文章列出的三组2025年数据，测量的并不是同一件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50.1万亿元，其中实物商品零售额44.3万亿元、餐饮收入近5.8万亿元，但不包括餐饮之外的服务收入，还包含单位福利、办公用品等单位和其他组织的集体购买。根据约16万户住户的抽样调查推算，居民消费总支出为41.4万亿元。按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40.0%的国民核算口径计算，居民消费规模则为56.76万亿元。秦朔个人倾向于认为，56.76万亿元更接近实际规模。 文章认为，三组数据之间的差距首先来自测量范围和统计方法。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主要依据企业报表，部分数据来自抽样调查和推算，记录的主要是以货币完成的商品交易和餐饮收入；住户调查则依靠样本家庭填报。国民核算中的居民消费还包括自有住房服务、实物报酬、金融中介和保险服务等未必直接发生货币交易的消费。因此，三组数字不能直接互相替代。 住户调查也可能留下较大缺口。文章称，2023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人口后约为55.28万亿元，而资金流量表——即按住户等部门汇总收入、消费和储蓄等流量的宏观核算表——显示，住户可支配总收入为78.69万亿元，两者相差23.41万亿元。秦朔将调查数据偏低部分归因于中高收入者填报时往往低报；他同时提醒，两种统计口径覆盖的项目并不相同：资金流量表包括单位缴纳的公积金、公费医疗等，入户调查的可支配收入不包括这些项目。 文章指出，服务消费是另一个明显的数据缺口。文章所列的今年1—7月数据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0%，商品零售额增长1.1%，但服务零售额的具体规模仍未公布。文章解释，这项指标目前只在部分地区试算；对营业额未达到纳入统计所需门槛的大量小微服务商户进行抽样推算并不容易，新开业生活服务商户的销售也难以及时纳入统计。 金额偏低，不等于实际消费体验按同样比例偏低。文章援引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的观点称，价格优势和汇率偏离使主流方法系统性低估了中国消费水平；按实物消费量衡量，实际水平可能比金额统计显示的高出一倍左右。秦朔赞成这一观察，但文章又援引中金公司和罗志恒的研究指出，即使考虑购买力、以实物形式提供的社会福利、自有住房折算租金和医疗支出等因素，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结论仍未改变。 文章援引罗志恒的研究称，2023年中国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9.6%，美国为67.9%，相差约28个百分点；从分子和分母中同时剔除医疗、自有住房租金等项目后，差距仍约为24个百分点。文章援引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WDI）显示，同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为39.1%，低于全球56.6%的均值和中等收入经济体52%的水平，在该数据库所列149个经济体中排名靠后。 文章根据资金流量表数据测算，2023年中国住户储蓄率为34.9%。秦朔强调，这里的储蓄是可支配总收入扣除最终消费支出后的宏观核算概念，不等于银行存款增加额。他认为，高储蓄率与低消费率相互对应，也反映出居民消费受到收入和保障条件的制约。 秦朔因此主张把更多公共资源用于改善居民生活。文章援引卢锋的测算称，2023年公共部门资源总量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48%，其中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25.5%的资源投向生产供给端，用于居民和政府消费的比例为22.5%；卢锋建议至少腾出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3个百分点的资源用于民生。文章援引罗志恒建议，把国有资本收益、财政和社会保障改革联动起来。罗志恒还认为，如果今后每年仍有2500亿元类似资金，与其继续投入逐渐趋于饱和的耐用消费品，不如用于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 文章同时提醒，扩大保障不能简单等同于让企业按现有名义标准缴足全部社会保险费用，因为企业负担已经不小。文中援引的多位学者建议适当降低缴费标准，再逐步实现全面覆盖。秦朔最终强调，“以旧换新”等措施可以带来短期效果，却不能代替收入增长、社会保障、高质量就业和供给创新；这些改革见效虽慢，却是提振消费绕不开的深层问题。

经济学者艾丽西亚·加西亚-埃雷罗（Alicia García Herrero）认为，中国的双重经济结构（即一端由高技术和出口驱动、另一端居民收入停滞且消费受到压制的经济结构）并非等待自行修复的暂时失衡，而是为同美国进行战略竞争、实现技术自主（逐步摆脱对美国技术的依赖）并取得全球主导地位而维持的制度安排。她的核心判断是，供给端的成就正在通过融资、企业竞争和劳动力市场，把代价转给家庭。 按加西亚-埃雷罗的解释，高端制造和创新需要持续的大规模低成本资金。资本账户封闭（即限制居民把储蓄配置到境外资产的资本流动管制）与金融抑制（即压低居民储蓄的金融回报）让大量居民储蓄留在国内银行体系，再流向国家优先发展的产业；医疗、教育和养老公共保障不足，又促使家庭为应对风险而增加储蓄。她据此认为，居民获得较低金融回报、消费受到压制，不只是副作用，也是这种投资模式的融资条件。 她同时承认供给端成绩显著：文中称，中国约占全球制造业出口的18%，中国企业占太阳能板制造领域全球投资的90%，并在电动汽车、电池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领先企业。问题在于，她认为同一模式压低了本可吸收这些产能的国内需求；自2021年以来，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远快于国内生产总值，而房地产投资下滑，部分电动汽车、太阳能板和钢铁企业因产能过剩以成本价或低于成本价销售。 作者将这一失灵机制称为“内卷”（involution，即投入不断加码却没有相称回报的过程）。当内需受到压制、外部市场趋于饱和或提高壁垒，企业只能互相争夺份额，于是出现内卷式竞争（即企业通过竞相降价争夺彼此的市场份额、却无法提高利润的竞争）和竞相压价（企业为保住收入而不断降价）。她认为，降价压缩利润，利润下降又迫使企业继续削减成本，最终形成收入增长、盈利能力反而受损的循环。 作者称，截至2024年，中国上市公司中超过12%已成为“僵尸企业”（即连利息支出都无法靠收入覆盖、却仍靠补贴等支持存续的企业），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她参与的合著研究称，在绿色技术行业，这一比例接近三分之一。她称，这些企业凭地方补贴、优惠采购和续贷等支持存续，继续压低正常企业的定价能力；后者本可投入下一轮创新的资本，反而消耗在市场份额争夺中。 作者认为，利润压力随后传到劳动力市场，因为企业可以通过裁员、减少招聘、削减奖金和压低基本工资来降低成本。她援引的数据称，城镇私营单位平均工资增速从2018年至2019年的8%以上，降至2022年至2023年的约4%，2024年只有1.7%；依据农民工工资走势，她估计2025年名义增速已低于1%。文中还称，不含在校生的青年失业率从2023年的14.7%升至2025年末的16.7%。作者认为，工资放缓与2021年末以来的房地产下行共同挤压收入和家庭财富，使消费更难恢复。 她认为，人工智能并不会自动解开这个矛盾。文中估计，到2026年，中国政府、企业等主体在人工智能上的年投资规模将超过1000亿美元；但当前推动重点多为行业和工业应用，这会加速自动化以及就业替代（即人工智能和自动化造成部分岗位减少或被自动化系统取代）。她援引的自动化与劳动力市场研究认为，短期岗位减少明显快于生产率提升带来的岗位创造。加西亚-埃雷罗因此警告，即使生产率提高，工资与消费也可能先承受更大压力，供给端和需求端会被拉得更开。 她把利润率下降、工资停滞、消费疲弱与更激烈的价格竞争相互强化的循环称为通缩螺旋（利润率下降、工资停滞、消费疲弱与更激烈的价格竞争相互强化的循环）。作者认为，降低实际利率、扩大财政支出和重组企业债务原则上可以打断它，但三条路都受到限制：进一步降息可能加大人民币汇率和资本外流压力，银行的利润空间也很薄；2025年官方预算赤字虽扩大至国内生产总值的4%，不少新增借款却用于重组地方政府债务；土地出让收入和税收减少，加上地方政府累积的债务，又限制了进一步财政支出的空间。 作者也给出正面条件：只要新经济继续带动工业增加值，中国2026年仍有合理可能实现4.5%至5%的增长目标。但她认为，由于国内消费难以吸收新增供给，这条路线会加深对出口市场的依赖；在美国、欧盟等市场提高壁垒，能源与供应链波动上升时，出口这个消化过剩供给的渠道也会变窄。 她的结论是，能减轻预防性储蓄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允许亏损企业退出、把收入更多转向家庭，以及投资更少、出口顺差更小的增长方式，都没有进入政策议程。她认为，现有模式把抑制消费、留住低成本储蓄和维持企业存续视为战略投资与政治稳定的可接受代价，因此缺少自我纠正机制；若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替代快于新岗位创造，而外部市场继续收紧，这些内部矛盾还会加重。

隐藏式车门把手给电动汽车（EV）带来更简洁的外观和更低的风阻，却可能在断电后成为逃生障碍。《Life in the FAST LANE.》作者JUN转述CarNewsChina报道称，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了特斯拉、吉利、小米等车企提交的大规模召回计划。该文称，问题不在日常开门，而在事故断电时，乘员和救援人员能否迅速找到并操作应急机械式车门把手。 JUN解释，许多新车型平时依靠电子门锁（e-ラッチ）开门。一旦碰撞损坏或切断低压（12伏）电源系统，电子门锁将失效，乘员只能使用通过机械拉索连接的应急机械式车门把手。 该文称，部分车型为了保持内饰简洁，把这种机械装置藏在车门储物格深处，或做成与内饰面板相同的颜色。在烟雾弥漫、时间紧迫的事故现场，乘员和救援人员可能难以迅速发现并操作它。 JUN转述的报道还把一宗小米SU7碰撞起火事故视为监管转折点：报道声称，车内三名大学生没有找到藏在车门面板储物区内的应急机械式车门把手，未能逃生并死亡；并称此事引发当局严格调查及多家车企召回。该页面列出的一篇相关文章标题同时提到驾驶员有酒驾嫌疑，但本篇正文没有提供调查结论或更多细节。 该文列出的召回范围显示，特斯拉中国生产的Model 3和Model Y涉及2,975,910辆，进口Model 3、Model X和Model S涉及46,041辆；小米SU7涉及390,435辆，零跑汽车C01和C11涉及371,200辆，小鹏多款车型涉及264,842辆。文章同时注明，比亚迪未被列入这份召回计划名单。 据JUN介绍，基本处置方式不是更换硬件部件，而是免费加贴警示标签，让应急机械式车门把手的位置更加醒目。部分车辆还将接受远程软件更新（OTA）：系统检测到严重碰撞后自动降下侧窗，为车内逃生和外部救援增加通道。 文章称，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制定车门把手安全技术标准（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Automobile Door Handle Safety），并宣布于2027年1月正式施行。新标准将要求所有车门配备断电后仍能从外部手动解锁、开启的外部机械式车门把手；车内的应急机械式车门把手必须与内饰形成明显色差，并设在距离车门边缘300毫米以内。 JUN据此认为，这次召回暴露的不是单一零件故障，而是极简外观和空气动力性能压过直观逃生设计后形成的系统性风险。该文明确判断，中国的新要求将迫使特斯拉等全球车企从根本上重新审视完全隐藏式和弹出式车门把手，相关改动也不会只限于中国市场。

虎嗅汽车称，一份蔚来内部反思材料指出，公司曾对智能驾驶技术的发展过于乐观，认为智驾主要解放前排乘员精力，因此在二代ES8的产品定义中偏重前排体验。事实证明，这是个败笔。虎嗅汽车称其获得了这份材料，并据此还原全新ES8的产品转向；报道同时提醒，材料带有蔚来的官方视角和素材选择偏好。 据报道，2022年下半年起，蔚来管理层开始举行不定期复盘会，分析二代车型市场表现不达预期的原因。被摆上台面的问题包括内部空间不足、内饰不够豪华，以及缺少冰箱、吸顶屏等用户能直接感知的配置。二代车型的配置版本数量是一代的数倍，即使在上海，也很少有门店能够全部展示。一位产品经理回忆，一些新车项目的市场洞察和调研并不扎实，发布顺序也不符合商业规律。 报道指出，初代ES8曾开创纯电大型三排运动型多用途车（SUV）这一细分市场，但此后这类车型在蔚来内部的优先级下降。第二代ES8直到2023年6月才开始交付，比理想L9上市晚了近一年，未能把握技术领先的窗口期，推出后始终处于被动局面。 到2023年夏天，材料所述的新方向逐渐明确：采用更主流的尺寸，增加用户一眼就能感知的配置，把车内空间和补充电能的便利性做到极致。报道还称，蔚来从2023年开始的两年多里调研了超过两万用户样本。2023年10月，团队最终决定，新车内部空间要看齐多用途乘用车（MPV），外形则不能挑战大众审美，更不能试图“教育用户”。项目随后以鲸鱼座（Cetus）项目为代号立项；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蔚来砍掉数个项目，把有限资源集中到这款车上。 虎嗅汽车还原的研发过程显示，空间优先并非简单放大车身。团队起初倾向把车长控制在5.2米左右，但发现要实现产品定义阶段的体验目标，这一尺寸有些捉襟见肘，最终改为5.28米。为了做到“6人12箱无压力”，工程团队最初给出的方案一度长达5.4米、接近三吨；若要达到主流续航水平，还需要200度的电池。 据报道，团队此后逐项权衡配置，舍弃后轮转向，并重新布置车头内的电动驱动、热管理和空调等部件。内部材料称，自研电动驱动系统让车辆取消后轮转向后仍实现5.7米的转弯半径；经过7个版本的调整，车头储物空间达到230升。改变空调箱位置也意味着放弃方向盘在右侧的市场，这与项目立项时把重心放在中国市场的决定一致。 报道认为，鲸鱼座项目的市场表现与工作机制变化密切相关。蔚来采用产品工作室制度（Studio制度），由产品工作室核心集体决策层（PFP，Pillars for Product）协调体验、设计、工程和项目负责人，共同处理目标、成本、功能与风险之间的冲突。姚奇栋统计，两年间相关会议超过1200次，许多想法要求当天研究、当晚反馈。 Toshi起初觉得这个豁口破坏了设计一体性，但华晓冬解释说，没有这个豁口，后期如果维修，要把后备厢真皮包覆整个拆掉，提高维修成本和难度。此外这个豁口平时被后备厢盖板盖住，用户大多时候不会看见，Toshi最终同意这一方案。 定价也是这次纠偏的一部分。报道显示，有些人担心价格下探过多，会对品牌势能造成影响；李天舒认为，定价虚高卖不出去，才是对品牌势能最大的伤害。会上还曾有人提议把零重力座椅等配置改为选配，但团队参考其他产品的上市表现后否决了这一方案。2025年9月20日正式上市时，售价比预售价再降1万元，采用电池租用服务（BaaS）后的起售价为29.88万元。 报道给出的阶段性结果是：2025年10月蔚来单月交付40397台；全新ES8上市41天，交付量达到10000台。但虎嗅汽车明确表示，这仍“谈不上彻底的成功”。李斌9月在内部会议中提出，ES8在12月的单月产能目标为1.5万台以上；报道援引二季度财报会信息称，乐道L90和ES8的第四季度毛利率目标为20%。上述产能和毛利率数字均是目标，公司第四季度能否实现毛利润盈亏平衡，仍取决于两款车最终能够交付多少。

作者老范在博客文章中批评，“灵活就业”把没有稳定工作和保障不足包装成“自由选择”，并把单位原本承担的那部分社保成本以及车辆、维修和长工时等风险转给个人。文章把这种风险转移与统计口径连在一起：调查周内为获得报酬工作至少1小时，便会被计入就业人口；进入平台零工后，劳动者又要自行负担许多经营和保障成本。老范据此认为，所谓“灵活”首先服务于企业和平台的用工安排，不是劳动者天然获得的福利。 文章称，争议来自8月21日的《聊一波》节目。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丹丹在节目中表示，正规工作以朝九晚五换取五险一金，灵活就业者则以较弱的社保保障换取自我管理和选择时间的自由，因此“灵活”本身也是一种福利。相关发言被剪成短视频后，网上传播的主要是“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这半句话。 老范同时还原了网上剪辑中被省略的发言。张丹丹回答，有些人主动选择灵活就业，有些人则因为找不到有劳动合同和五险一金的稳定工作而没得选；她还称，大多数平台基本不给零工缴纳社保，并提出由部分平台补贴骑手参保。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当场表示，不能简单地把灵活等同于福利，制度设计必须配套相应的保障机制。老范因此明确承认传播中肯定存在断章取义，但仍批评说，把自由称为福利，放在背债开网约车等劳动者的处境中，就成了替“没有保障”寻找理由。 作者随后把批评指向统计分类。按老范的个人叙述，他领取24个月失业保险期间属于失业人口；领取期结束后，即使没有找到新工作，也被归入灵活就业。文章还称，中国每月抽取12万户调查就业情况，调查当周只要为获得报酬工作至少1小时，例如跑一单外卖或接一趟网约车，就会被计入就业人口。 老范说明，“每周1小时”不是中国独有的门槛，而是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通行标准，原意是不让打零工者从就业统计中消失。但他认为，这一口径落到中国当前的就业结构中产生了相反效果：没有稳定工作的人仍被计入就业人口，“灵活就业”听起来像仍然有工作、有收入，每周至少干一个小时，还能拿一点钱回来，这和失业有巨大差异。 文章援引的规模数据有宽窄两种口径：约在2021年的官方窄口径为2亿人，节目称目前超过2亿；一份宽口径报告给出2025年2.8亿，并预计2026年达到3.2亿，其中还包括农村自营者、小商贩和零散兼职者。按3.2亿和约7.25亿就业人口计算，占比约为44%。老范承认，究竟有多少人完全没有工作并无统计，但仍明确指称，灵活就业人口中很大一部分实际上就是失业人口，这一分类掩盖了部分失业。 老范以自己的经历认为，“自由”也不等于劳动者真正掌握时间。文章援引的统计显示，网约车司机每天工作9至12小时的占59.53%，12小时以上的占10.33%；外卖骑手每天工作9至12小时的占76%，12小时以上的占19.74%。文章还称，司机和骑手需自行承担购车或租车、能源、维修、交通处罚和社保费用。老范据此批评，平台算法推动的长工时没有加班费；扣除这些成本后，零工的实际时薪还可能低于表面数字。 文章称，竞争还在压低劳动单价：广州网约车每公里收入从2022年的3.46元降至2025年的2.66元，全国网约车驾驶员证则从2021年1月的308.6万张增至2024年10月的748.3万张。老范把网约车行业比作蓄水池——进入者越多，劳动者之间的竞争越激烈，单价越低。 作者认为，企业采用灵活用工有直接的成本动力。按文章列出的比例，正式员工的养老保险由单位缴16%、个人缴8%；加上其他保险和公积金，单位承担的总成本比工资高出三分之一以上。把正式员工改为零工后，企业便不再承担原有的社保、劳动合同和离职补偿等成本。老范据此批评，不是劳动者先普遍追求灵活，而是企业先追求灵活用工，进而形成大批灵活就业者，并把更多风险转给个人。 文章也呈现了补保障的尝试。老范称，张丹丹一直推动平台与劳务公司共同承担骑手社保。她与京东、美团等平台沟通时，平台方面表示，不愿为每周工作时间很短、活跃度很低的人缴纳社保，但愿意覆盖每周工作7天、每天十几个小时，实际上接近全职的劳动者。老范据此认为，部分被称为零工的人实际承担着接近甚至超过全职工作的劳动量。 对于人工智能（AI）可能带来的就业变化，老范预测，未来更多人或许会独自接活、交付和收款。文章介绍的政策方向是一人公司（OPC，One Person Company），即由一个核心人物主导，借助人工智能应用、智能体或外包协作经营的创业形态。文章称，截至2026年5月，全国已有426个一人公司社区，覆盖65个城市，20个省级行政区出台了100多项扶持措施，包括算力补贴、免租工位、创业担保贷款、模型调用券。 但老范判断，一人公司只能承接灵活就业者中会使用人工智能、有技能、能创业且收入较高的一小部分人，接不住大多数灵活就业者。对背债开网约车的人，这些扶持措施解决不了眼前的问题。老范强调，一个人成为灵活就业者，并不意味着马上就能成为一人公司、通过人工智能改变生活，没有那么简单。 因此，老范没有否认自由本身有价值，也承认部分人确实主动选择灵活就业。他批评的是，当处境差异巨大的人都被统称为“灵活就业者”，失去稳定岗位、缺少保障或被迫接零工的人就被包装成主动选择了自由；当企业和平台不再承担原有成本时，这种“自由”又把风险转给了个人。在保障没有跟上的情况下，作者认为，“福利”已经成为风险转移的一句体面说法。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却没有建立起民主。秦晖在原载《南方周末》、后由博谈网转载的文章中指出，这正是评价辛亥是否“成功”时不能回避的矛盾：废除帝制是一项再也无法逆转的成果，但无论以富国强兵还是制度转型衡量，革命后的现实都远离当时许多人的期待。 秦晖认为，问题并不只是当时的人“不懂民主”。清末知识界已经认真讨论过现代政党（party）与传统会党、朋党的区别：政党以共同政见连接公民，允许多党并存；会党则依附领袖，强调个人忠诚，内部难以自由退出，对外往往势不两立。立宪派与革命派都承认，非法环境下的秘密革命组织并不等于现代政党。 但秦晖指出，耐人寻味之处在于，这些组织结束非法状态甚至掌权以后，仍长期保留着自己早已认识到有问题的会党形态。概念上的清醒没有自动变成组织转型，知识启蒙也没有自然生成民主制度。 文章还转述王奇生对国民党失败的研究：该研究把纪律松懈、组织涣散和忠诚下降列为原因。秦晖据此追问，这些被视为失败征兆的变化，是否恰恰接近革命者原先设想的现代政党方向？坚持乃至发扬“会党”传统才有可能成功，而走向“政党”却会导致失败，那么革命组织如何转化为民主政治中的政党，这是“思想启蒙”所可以解决的吗？ 秦晖也反对把革命派与立宪派简单写成激进与温和的两极。他援引相关研究称，绝大多数立宪派追求的是由议会掌握实权、君主仅保留象征地位的制度，而非清廷倾向的强化中央和君权的“日本式立宪”。在这一解释中，立宪派与革命派都反对实质君权，主要分歧反而是是否以“排满”为革命号召，以及是否保留和平转型的可能。 因此，重新肯定立宪派并不能直接证明和平立宪本来就能成功。秦晖判断，即使当时是汉族王朝，在既定历史条件下，和平立宪的可能性仍然极小；不过他也明确表示，支撑这一判断的更深历史背景要留待后文展开。 文章最后提出的困惑是：关于革命派、立宪派和清廷的具体研究越来越细，过去的神化与妖魔化不断受到史料检验；但与此同时，人们对帝制、中国传统以及民国得失的整体解释却越来越分裂。演员的面貌日渐清楚，为什么废除帝制仍未带来宪政民主，这部历史之“剧本”反而更加模糊。

在章立凡的回忆里，1957年落在父亲章乃器头上的“右派”帽子，并没有止于一场政治运动。此后，家庭身份进入学校、街道和单位，被落实为公开表态、同学排斥、监视、关押和强制劳动。 章立凡写道，父亲章乃器和罗隆基因行使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被扣上“右派”帽子。与他们一同受难的55万名“右派”公民及其家属，也逐渐丧失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所谓“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他借“低种姓”形容这种政治身份造成的长期贬抑。 标签首先迫使亲属公开表态。章立凡回忆，7岁时，母亲带他参加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举行的批判会，让他上台背诵事先准备好的话，反对父亲并与父亲“划清界限”。台下响起掌声，他当时并不明白，这次表态将成为此后不断追随他的身份烙印。 进入清华附中后，“家庭出身”成为表格中的固定项目。章立凡称，班主任知道父亲身份后，同学开始叫他“小右派”；他与同学写的诗词被翻出并交给老师，随后遭全班批判。据章立凡转述，班主任后来告诉他，她曾请示校长，并按校长指示举办不公开的展览，将他的诗词作为“阶级斗争”的例证。老师晚年向他道歉，他接受了道歉，但说师生之间的信任已经失去。 按章立凡的记述，1966年红卫兵掌握学校权力后，家庭“出身”被用来划定谁能参加“革命”。他因“出身不好”被排斥在外。8月24日晚，他在宿舍看到写有“反动分子狗崽子，滚蛋”的大字报，校园出口却已封闭。担心遭到殴打，他只得从围栏下钻出，趟过两条河逃走。后来回校时，他看到被剃成“阴阳头”的学生被单独安排在角落，也得知校长、教师和多名学生遭到殴打。 文章还保留了一项相反说法：一名后来成为作家的前红卫兵领袖曾声称，清华附中无人被打。章立凡明确反驳这一说法，列举校长、教师和学生受伤的个案，并援引老同学史铁生的回忆作为佐证。 章立凡判断，北京和全国各地发生的普遍暴力，不是什么自发的“群众革命行动”。他称，各街道派出所都向红卫兵提供了辖区内的抄家对象名单；他援引官方统计写道，从1966年8月下旬至9月5日，北京共有1772人被打死。他还指出，社会暴力造成的大量自杀者显然未被统计在内；被“遣返”回乡的“黑五类”中有多少人死于冻馁，则更无从查考。 按章立凡的记述，抄家开始后，街道招来红卫兵，诬称张洁凤是“坏分子”，对她剃“阴阳头”、抄家和批斗。红卫兵随后扯开她的双臂，将她悬吊在房梁上，轮番用皮带抽打。她请求红卫兵看在年幼女儿的面上饶她一命，在场民警却示意继续，张洁凤随后被打死。他已经找到了当年的红卫兵、民警以及有关单位，但问题没有解决。 在章立凡的叙述中，被抄走或没收的财物随后进入收购、收存和低价流转渠道。他援引资料称，北京有11.4万多户被抄，有关部门收购或收存文物、字画、硬木家具等实物330.1万件。他还回忆，街道给居民发票，允许每户购买一件抄家物品；母亲用五毛钱买回一件三层的精巧食盒，说是周康玉家的。章立凡说，这件物品一直让他产生如同杀人同谋的负罪感，只好把它作为那个荒唐年代的一件“文物”保存至今。 章立凡称，1968年12月，他因被揭发有“反动言论”，被关进学校用自行车棚改成的“牛棚”。他把所谓“群众专政”解释为群众组织实施的关押、审讯、殴打和劳动改造：自己连续三个夜晚受审并遭毒打，之后又被迫扫厕所、运煤渣。获准回家时，大会仍宣布将他的“反革命”帽子“拿在群众手中以观后效”。 章立凡也承认，运动初期他曾画漫画讽刺校领导和老师，并为此长期后悔。多年后，不少同学为彼此造成的伤害道歉。他写道，自己不再记恨无知者的伤害；人们可以相互原谅以往，但历史从未宽恕过任何罪恶。

超越新闻网认为，即使美国找到更多矿、投入数百亿美元，也不可能迅速摆脱对中国关键矿产的依赖。作者称，真正难以复制的不是地下储量，而是把矿石加工成可用材料的精炼能力，以及支撑这种能力的廉价能源、连续生产和完整工业产能。 文章把美国近期的政策投入作为分析背景。文章转引《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宣布启动美国战略关键矿产储备计划（Project Vault），以约120亿美元建立面向民用的储备；文章转引《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又宣布向关键矿产和电池项目投资30亿美元。该文还称，美国正通过补贴、加快审批、争取海外矿权和联合盟友等方式建设替代供应链。 文章还提到有人质疑，美伊战争造成美国弹药短缺。据文章所述，白宫曾在7月底和8月初两次否认这一点，但没有回应关键矿产是否与精确制导武器有关。 据文章转引国际能源署（IEA）《全球关键矿产展望2025》的数据，中国约占全球镓精炼产能的98.7%至99%、石墨和高纯度硫酸锰精炼产能的95%、稀土精炼产能的92%、钴精炼产能的77%、锂精炼产能的70%。作者强调，这些数字说的是精炼能力，而不是地下矿藏：中国在若干矿产上的储量并不占优，却拥有大部分加工产能。 文章以钴和镓说明这种差别。据其所列数据，中国的钴储量不足全球1%，钴原矿对外依存度达95%，但仍掌握全球大部分钴精炼产能。镓通常也不是单独开采，而是在氧化铝生产中顺带回收：大约每生产100万吨氧化铝，才能回收1吨原生镓。工厂还要长期连续运转，让镓在反复使用的生产溶液中逐渐积累到值得提取的浓度。 文章据此估算，美国军民高技术领域每年消耗约20吨镓；若依靠本土氧化铝生产回收，需要约2000万吨氧化铝产量。作者判断，提取技术即使公开，也不能解决规模和成本问题：美国缺少廉价电力和完整的电解铝产业，即使建成设备，产品也没有价格竞争力。 文章再以芒廷帕斯矿说明稀土领域的困难。按其叙述，美国和日本曾就中国的稀土出口配额和关税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起诉讼；中国随后取消相关关税和配额，作者把由此加剧的供应与价格竞争视为该项目受挫的重要原因。文章记录，芒廷帕斯母公司（Molycorp）于2015年申请美国破产法第11章破产保护（Chapter11），债务约17亿美元；矿山2017年重启后，该文称其只生产稀土精矿，再送往中国精炼。 文章并未认为资金投入毫无作用。作者明确承认，数百亿美元一定能让美国在部分领域取得突破；但其结论是，这些单点突破基本不可能转化为价格优势和全面突破，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将使特朗普的“关键矿产梦”成为泡影。 据文章提供的数据，中国稀土出口总额约为5亿至10亿美元，2025年中国货物出口总额则为3.77万亿美元。作者因此把稀土管制视为中国自身经济代价较低、对美国影响较强的反制工具；与钢铁、锂电池、抗生素、光伏和港口机械等产业相比，限制稀土出口给中国自身造成的损失更小。 原文：稀土只是中國成本最低的牌! 美國想打造礦產超級大國: 中國同意不？ 超越新闻网｜作者：超越新聞｜2026-08-23

阿波罗新闻网援引彭博报道称，北京正扩大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以提振房地产相关消费。这一资金池规模达10.9万亿元。阿波罗新闻网评论员王笃然认为，关键不在于政策工具是否增多，而在于谁来承担风险：这不是新增财政刺激，而是把房地产开发商和银行体系的风险转向职工的公积金账户。 据该报道，下月生效的修订规则将允许居民提取公积金存款，用于支付住房修缮等大额开支，并放宽使用公积金支付房租的限制。新规还将首次允许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购买政策性银行发行的债券，以提高资金收益；国务院将获得公积金住房贷款利率的最终决定权。报道援引分析师称，这将为更灵活地调整利率铺路，意在给楼市松绑。 该报道介绍，住房公积金制度要求职工和雇主每月缴存，再以低于银行贷款的利率向购房者发放贷款。截至2024年，近1.8亿名职工及其雇主参与缴存，资金池规模已经超过尚未还清的住房贷款余额。随着银行对获利日趋谨慎，公积金正成为购房者的重要融资渠道；今年已有超过80个地方政府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 政策出台之际，房地产市场仍在下行。该报道援引国家统计局17日公布的数据称，今年前7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减少19.2%，其中住宅投资减少19.1%；房屋新开工面积减少24%，竣工面积暴跌23.2%，住宅竣工更暴跌25.5%。7月，70个主要城市房价指数继续下降3.2%。报道说，许多经济学家因此预计，中国全年经济增长可能低于官方设定的4.5%至5%目标。 王笃然进一步认为，动用公积金托底楼市，实质上是用普通职工为养老和买房积存的钱，填补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留下的缺口。他认为，国务院掌握公积金住房贷款利率的最终决定权，意味着这笔本应独立运作、专款专用的民生资金正在被进一步纳入政治调控工具箱：需要救市时可以放水，需要控制风险时也可以收紧，而普通职工几乎没有话语权。他据此断言，这不是救市，而是“拆东墙补西墙”；挪用职工自己的强制储蓄来托底房地产，说明真正可用的政策手段已经不多。 原文：10兆！北京紧急大抢救中国经济 阿波罗新闻网｜作者：编辑团队｜2026-08-21

迈克尔·弗罗曼的核心判断是：中国近30%的工业企业正在亏损，地方政府却为了保住就业和财政收入继续托住弱势企业，国有银行也为无力偿债的企业续贷。这使亏损产能难以通过企业退出而收缩，也可能把中国内部失衡传向全球。他在《外交事务》文章《下一场可能源自中国的全球经济危机（The Next Global Economic Crisis Could Be Made in China）》中提出这一判断；文章由阮氏金凤翻译成越南文，后经《国际研究》转载。 弗罗曼把这一机制置于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之下。他称，中国2025年的贸易顺差接近1.2万亿美元，增速达到全球货物贸易增速的三倍。他还援引一份2024年联合国报告称，中国约占全球工业产出的30%，到2030年预计将达到45%。弗罗曼又援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估计称，中国在全球制造业所占份额的增长，约有60%由政府补贴推动。 按弗罗曼的描述，国家引导的金融体系向优先行业提供大量信贷，使企业扩张时不必像国际竞争者那样重视利润和投资回报。企业于是以低于成本的价格争夺市场，形成竞相压价的“逐底竞争”。他称，在投资增长最快、主要以技术自主为目标的行业中，亏损企业比例达到34%。再加上他所说的人民币汇率被低估，这套体系可让中国企业的售价最多比国际竞争者低30%。 弗罗曼把这种过度竞争称为“内卷式竞争”（内卷）：企业投得更多、产得更多、出口得更多，利润却越来越薄，甚至转为亏损。地方官员的升迁与增长成绩紧密相连，地方财政又依赖工厂持续运转，于是地方政府卖地、补贴工业园区、调动银行信贷，并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替地方政府筹资的平台）继续筹钱建厂。他认为，就业、财政收入和官员考核彼此咬合，使这套生产体系很难主动减速。 弗罗曼同时强调，危机并非不可避免。他提到，中国共产党在2025年启动了针对内卷式竞争的行动，第十五个五年规划提出促进消费，尤其是农村消费，社会保障也得到了一些温和加强。但他认为，中国领导层仍未准备从根本上改变增长方向。推动中国经济再平衡，不仅要让家庭消费发挥更大作用，还要重构地方财政，并承受地方收入下降和大规模裁员，这会触动各级官员和机构沿用多年的激励机制。 在弗罗曼看来，全球需求的增长已经无法长期承接这种产能扩张。他称，2026年前两个月，中国贸易顺差同比增长超过20%，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当年全球经济仅增长3.1%。中国工厂每年可生产约1200吉瓦的太阳能设备，接近上一年全球新增装机规模的两倍。他又援引经济学家布拉德·塞策的估算称，中国每年可生产约2500万辆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国内新能源汽车需求约为1200万辆。弗罗曼还称，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需求预计约为2300万辆。 外部市场也在收紧。弗罗曼援引荣鼎集团的数据称，德国2025年对华商品出口同比下降9.3%，较2022年的峰值下降23%。他还称，从2022年至2025年，德国对华汽车出口下降66%，同期中国汽车出口总量增加一倍以上。弗罗曼还指出，欧盟已对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征收最高35.3%的反补贴税，并在考虑更广泛的本地化和供应链多元化要求。他认为，如果各国继续叠加关税、本地化要求和安全限制，中国面对的外部需求可能突然并长期下降。 弗罗曼据此推演了下一轮中国经济冲击：利润极薄的企业可能集中破产，国有银行可能被迫确认长期依靠续贷维持的“僵尸企业”造成的损失，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可能出现连环违约，各省收入也可能随着土地销售和工业活动下滑而崩溃。如果中国对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进口需求急剧减少，冲击还可能传向依赖中国市场的资源出口国；如果中国的对外贷款随之收缩，一些借款国可能面临新的债务重组和主权违约风险。 弗罗曼认为，主动、渐进地推动中国经济再平衡，已经从明智选择变成必然要求，也是避免最坏连锁反应最可靠的办法。他主张中国与美国及其他主要经济体共同推进这一过程，包括让人民币分阶段升值、逐步缩减优先行业补贴、改革户籍制度、加强社会保障，并让贸易伙伴根据转型进展调整保护措施。这是他的政策建议，并非已经采取的安排。 原文：Cuộc khủng hoảng kinh tế toàn cầu tiếp theo có thể bắt nguồn từ Trung Quốc Nghiên cứu quốc tế｜作者：Kim Phụng｜2026-08-22

据马尔科·雷斯平蒂（Marco Respinti）在《寒冬》（Bitter Winter）文章中援引的数据，到2024年，西藏自治区99%以上的电力已由清洁能源发出。但雷斯平蒂的核心判断是，这场能源扩张不只是环保和发展工程：水坝、光伏电站、微电网和输电线也把边境村庄、后勤节点与哨所接入稳定的能源网络，为中共巩固边疆以及解放军在中印边境附近长期部署提供基础。 文章援引中国国家能源局称，西藏已形成统一的500千伏电网，并以正负400千伏直流线路连接青海、以500千伏线路连接四川，用于建设大型清洁能源基地和远距离输电。据文中数据，自2015年以来，“藏电外送”累计近180亿千瓦时，规划到2050年至少建设十条特高压外送通道。作者强调，这些设施在向内陆和沿海地区送电的同时，也让面向印度的山谷和山口附近获得充足电力。 雅鲁藏布江墨脱水电项目集中体现了这种既服务民用又服务军事的设计。文章转引一篇流传甚广的中文评论称，该项目预计投资1.2万亿元，兼具能源安全、地区发展、生态治理、国防和地缘政治功能。评论还称，配套的战备公路可把解放军重型装备在当地的部署时间缩短70%；电站可迅速切换为边防网络的供电枢纽；五座新边境城镇将组成纵深30公里的防御带。与此同时，该项目还计划向尼泊尔和孟加拉国输出低价电力。 作者认为，同样的逻辑也存在于“边境小康村”建设中。文章援引官方统计称，到2025至2026年，西藏已建成624个边境小康村，所有边境县乡实现通路，所有边境乡镇接入主电网，西藏约4000公里边境沿线的宽带和第四代移动通信覆盖率达到或接近百分之百。中国官媒报道，这些建设给居民带来了稳定的供电、取暖和通信条件，也支持旅游、贸易和特色农业；当地官员则公开把边境繁荣、社会稳定与巩固边防联系起来。雷斯平蒂据此把这项计划解读为基础设施、人口治理与边疆控制的结合。 微电网是其中更直接的一环。这种小型本地电网把太阳能发电、电池储能、输电和入户配电组合起来，可在严寒、缺氧和道路被雪封闭时持续供电。文章称，西藏国有投资集团2024年在阿里地区札达县一处边境乡镇建设的项目，能够向居民提供全天供电，并被项目方称为巩固、发展和加强边疆的创新实践。 文章还转述国际媒体引用的一则与《解放军报》有关的报道称，到2024年初，已有700多个边防哨所接入国家电网并使用可再生能源。这改善了哨所的供水、取暖、洗浴和供氧条件，也使耗电量较大的武器装备能够运行。文中援引的中国军事分析人士则把可再生能源视为建设现代军事能源系统、解决战备供能瓶颈的一部分。作者据此认为，低维护、可持续运行的能源网络能够支撑高海拔驻军的长期行动。 文章援引印度塔克沙希拉研究所的地理空间分析称，2013至2025年间，西藏新增了数千兆瓦可再生能源装机；其中2023年增加700兆瓦，2024年增加860兆瓦，2025年的估计增量为2600兆瓦，主要来自两个大型项目。该分析认为，日喀则一些光伏电站靠近机场设施，噶尔县部分项目的位置和电网连接也显示，能源设施与附近军事设施的联系正在增强。 文章又转引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报告，将北京在西藏高原的做法称为“灰色地带基础设施战略”：即不诉诸公开战争，而是通过水坝、道路、铁路和数字系统增加对印度、尼泊尔等邻国的施压能力。雷斯平蒂承认，这些项目确实可以照亮民居、支持学校并提高边境居民收入；但他认为，同一套设施也为雷达、通信、无人机和军营供电，并支持永久定居、全天候监视和快速调动。这正是文章所说的绿色转型被纳入边疆控制和军事保障的机制。 原文：China’s Weaponization of Tibet’s Green Revolution Bitter Winter｜作者：Marco Respinti｜2026-08-21

《哈什特·苏卜日报》报道，阿富汗巴达赫尚省多名居民称，中国企业在当地活动不断增加，并通过大型人员和设备营地限制居民接近矿产开采区，引发对自然资源遭到掠夺的担忧。报道呈现的核心矛盾是：采矿投资可能带来就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收入，但居民同时指称，当地人接近土地和矿产开采区受到限制，在一些情况下不获准自行开采，部分土地和环境也受到损害。 化名“奥米德”的居民称，中国企业利用先进技术寻找黄金储量，控制了富金矿区的主要部分，但每日黄金开采量仍不清楚。他指称，这些企业的大型设备昼夜运转；由于塔利班监督不足，企业没有遵守采矿规定，也没有充分顾及环境破坏、淡水资源受损和药用植物消失等后果。他认为，这些影响可能要数年后才会显现。 另一名化名“法里德”的居民称，中国企业借助先进设备扩大黄金开采规模，而当地居民大多仍依靠传统方法，能够使用的资源有限。他还指称，中国企业与塔利班官员合作，其开采活动造成部分土地受损、牲畜放牧区域缩小，并限制当地人进入相关土地和矿产开采区；在一些情况下，当地居民甚至不获准自行开采。 奥米德还转述，当地有人怀疑部分中国企业不只开采黄金，夜间可能还在开采或加工某些稀有矿产。不过，他明确表示，这些说法没有具体证据或文件佐证。这些猜测的主要依据是相关企业的机器在夜间运行。 报道引述的化名经济专家“谢卡布”认为，如果合同得到执行，中国在阿富汗矿业领域的存在将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问题：资本和外汇投入可能创造就业、建设基础设施、增加公共收入并推动关键矿产开发，同时也可能带来地缘政治风险、经济依赖和结构性依赖。如果缺少多个投资者和申请方参与，阿富汗就可能形成对单一投资方的依赖；原材料出口、谈判力量失衡以及承诺无法兑现的风险，会进一步加深这种依赖。 谢卡布认为，要让矿业合同真正惠及阿富汗，必须实行透明管理、遵守环境要求、在国内加工资源，并推动多个国际投资者参与竞争。报道还称，自塔利班接管阿富汗以来，中国投资者在该国越来越多，并日益寻求矿产开采机会。 原文：Badakhshan’s Gold: Expanding Chinese Presence Fuels Fears of Natural Resource Plunder Hasht-e Subh Daily｜作者：Farhaad｜2026-08-23

同一个“灵活”，在经济学家那里，可以指工作安排的灵活性（对工作时间和安排的自主控制）；对收入难以预期、岗位不稳、社会保障（包括养老金等保障性福利）不足的劳动者，它却可能像是在把困境重新命名为福利。作者认为，张丹丹引发的争议，暴露了精英所用的经济话语与不稳定就业（缺乏稳定岗位、可预期收入和充分社会保障的就业）现实之间的裂缝。 张丹丹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副院长。她在《聊一波》被问到“灵活就业”（涵盖多种工作处境的宽泛称呼）人群的社会保障问题时说：“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看，工作安排的灵活性本身就是一种福利。”她随后解释，正式雇员接受固定工时，放弃一部分时间上的自由，换取养老金等福利；灵活就业者（涵盖多种处境的统称）获得更多工作自主性（对工作时间和工作安排的控制），代价则是较弱的社会保障。 文章记录，这句话传播得比前后的限定语更远。许多网民把她理解成在赞美不稳定就业，仿佛没有稳定岗位、单位缴费和可预期收入的劳动者应当感谢这种“自由”。作者同时指出，另一种合理理解是：张丹丹在说明劳动者可能看重时间自主权，而且她明确承认这种选择常伴随较弱的社会保障。仅凭这段对话，很难断定她对研究对象漠不关心。 作者认为，把张丹丹描绘成无视普通劳动者的象牙塔学者，与她的研究记录并不吻合。2023年3月，中国16至24岁青年官方失业率为19.7%；张丹丹估计，如果把约1600万已经停止求职的非在校青年也视为失业者，失业率上限可能达到46.5%。文章强调，这一估算采用了比官方口径更宽的失业定义。 文章认为，她更重要的一项研究，是揭示零工经济（以短期或按需工作为特征的经济形态）早已不限于手机应用里的送餐和网约车。2022年至2024年，她的团队走访昆山、东莞、佛山和深圳近30家制造企业、20家劳务中介及10个人力市场。结合田野调查和人口普查数据，她估计中国约有4000万制造业零工劳动者（按短期或按需工作谋生的劳动者），占该行业劳动力的31.12%。在所研究的制造业集群中，这类劳动者平均约占三分之一，旺季可升至三分之二，在一些大型工厂甚至可达80%。 这种处境并非边缘现象。文章称，政府在2025年底估计，中国有超过2亿灵活就业者，约占全国劳动力的四分之一、城镇劳动力的五分之二。2026年6月，一家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创办的研究机构发布非官方报告，估计当年人数达到3.2亿。文章据此认为，灵活就业已经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项显著特征。 作者还把这场争议放进中国社会长期不信任专家的语境中。“砖家”（zhuanjia；以“砖”代替“专家”的中文网络贬称）之所以流行，是因为一些公众认为，拥有稳定职位、较高收入和社会地位的评论者，常在向普通人解释为何普通人所受的苦是必要的，甚至是一件好事。作者承认，其中一些敌意显然并不公平；但当就业前景长期艰难时，许多中国人对看似给困境换上好听名称而非承认困境的语言格外敏感。 作者认为，其中一些劳动者无疑看重张丹丹所描述的那种工作安排的灵活性。张丹丹的研究也指出，一些年轻制造业劳动者认为正式工厂合同限制较多，相对于工资并不划算；另一些人进入零工岗位，则是因为更好的选择已经消失。作者的结论是，这场风波并非一句话凭空制造了就业焦虑，而是原有的不安全感让“灵活”这个词带上了政治和情绪重量：当数以百万计的劳动者不确定自己面对的工作安排的灵活性究竟是主动选择的，还是被动落到身上的，一项学术区分也可能被听成对现实困境的粉饰。 原文：When “Flexibility” Sounds Like an Insult ｜作者：Zichen Wang｜2026-08-23

李培英原来是北京机场的基层警察，后来进入管理层，还管着全国三十六个机场。他负责安排中共大人物进出北京；每次政治重量级人物落地，他都会在房间里出现。沈栋写，他把这些见面机会用到了极致，因为机场的垄断业务掌握在他手里，可以像切蛋糕一样分给高官亲属。 江泽民家族拿到在北京机场销售免税商品的执照，经营方叫日出公司。日出公司和国有的中国免税品集团共同分享北京机场免税生意。沈栋给出的判断是：但在中国常常如此：一旦你白天垄断了权力，夜里就没有任何制衡。 接着是李培英的赌博。他十四次去澳门，据称用六百万美元国有资金玩百家乐；又飞到塞班，连续赌了三天不睡觉。后来他被政府查处。沈栋说，在中国倒下的往往是最有能力的人；他第一次见到李培英时，对方正处在事业顶点。 引自：沈栋，《红色轮盘》，第九章：婚姻与高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