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世，谢霆锋为何坚持开唱？这或许是近期娱乐圈最让人揪心的话题。谢贤远去，哀思如潮，随之而来的担忧也合情合理：巡演是否因此戛然而止？因为治丧，对于中国人是极其隆重的一件事。 丧后祭祀有“做七”：从死亡日起，每七日为一“七”，共七七四十九天，逢七设祭。直到今天，仍有很多家庭保留头七设祭的习俗。 然而谢贤谢霆锋父子，显然不能以世俗常礼来衡量。两人都是特立独行之人。俩人同样叛逆倔强、风流不羁，敢于打破常规，带有强烈的个人锋芒。“因为爱所以爱”，最内在的相似点在于两人共同的对行业的热爱和搏命精神。谢贤从50年代起在影坛摸爬滚打，凭借敬业精神成为一代巨星；谢霆锋则跨界演戏、唱歌、导演、综艺，拍戏不用替身，体现出极高的专业素养和不服输的劲头。 “The show must go on”，谢贤留给谢霆锋的这句话，让演唱会得以继续，也体现出老一辈艺人“戏比天大”的敬业精神。7月25日晚，谢霆锋青岛演唱会将如期开唱，第三轮开票一分钟内售罄。这对于地方文旅、数十万翘首以待的观众、演出团队等等，都是最好的答案。两难之间，或许谢霆锋心中早已有答案：私下再难过、再痛苦，人前仍然体面。 也许，我们还可以期待一场“温柔的告别”。在青岛的舞台上，他可以加一段致祭环节—用某首歌，用一段独白，对父亲说“要我怎么忘记你”。这很谢霆锋：洒脱、豁达，把悲伤交给音乐，把思念留在聚光灯下。那一刻，数万人不再只是观众，而是与他一同送别故人。于万千荧光棒挥舞间，完成一次共同的缅怀—这大概就是儿子能给父亲，最酷、最重的回响。

二战终战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去参拜靖国神社，但仍遭中国官方批判，说她交了“香火钱”。如果说参拜靖国神社就是要肯定二战侵略，那么高市首相访美时，去阿灵顿公墓拜祭献花，那里可是埋葬有二战时轰炸东京的美军官兵尸骨，她难道去肯定美军向日本扔原子弹？参拜靖国神社的争议背后，主要是中共当局刻意煽动反日仇恨。我的最新文章—— 曹长青：参拜靖国神社的中日较量 在标志二战结束（日本称之为终战日）的8月15日，很多日本人，包括政界人士，去东京的靖国神社祭拜。但今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去，只是自费献了“玉串料”（祭祀费），而且是以自民党总裁身分，而不是首相。以高市早苗的既往立场，她会去祭拜；这次明显是为了不刺激中国，而特意选择没去。但是，她对中国释出的一番善意，还是被中国官方扭曲，渲染她交了“香火金”。然后就是一顿批判。 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多年来都被中国政府刻意渲染成政治问题，近年更演变成诋毁日本、煽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巩固中共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 2008年我曾去参观靖国神社。随后撰文比较了靖国神社和夏威夷的珍珠港纪念馆（我在夏威夷住过一年半，曾两次参观珍珠港纪念馆）。在近二十年前的那篇文章中，我对靖国神社内当时尚存的退役老兵在那儿摆姿态喊口号的现象及讲解影片颇批评，更欣赏美国人对二战事件的理性、平和审视的人生哲学。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靖国神社已经大为改观，尤其是我对靖国神社的历史和日本人的信仰等问题的进一步理解，越发感到，中国政府是刻意利用中日两国人民对宗教的不同理解，尤其是通过垄断媒体，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洗脑毒化中国人，目标清晰地煽动仇恨。 对靖国神社，可从这几个层次来看： 第一是死亡和神灵观。日本人多信奉神道，神社在日本最为常见，可谓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神社。日本人的神道观念是，人死后成为神灵，被祭祀后成为“守护神”的一部分。在这种观念下，靖国神社供奉着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 246 万战殁者的名册（神社内既无骨灰也无牌位），他们祭祀的是“灵”，而非个人的道德审判。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包含甲级战犯，也被视为“战殁者的灵”。在宗教层面，祭祀不等于为其历史行为背书。 此外，日本社会还有“死者净化”的传统，主张避免对死者过度批评，重视“成佛”与“安息”，认为对亡者过度指责会招致不祥。这种观念部分源自佛教的往生思想与神道的祖灵观。因此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生前可受严厉批判，死后随即转为“追悼对象”。日本没有“鞭尸”，或像中国那样制作跪像供人唾骂（如秦桧像）的习俗。 日本这种宗教哲学跟西方也有很大差异。基督文化中，“罪”具有永恒性审判意义，“悔罪”是核心概念。而日本传统文化更重视“和解”与“安魂”，较少强调“永远的罪”。这导致对历史责任的语感差异。对中国和韩国而言，战争记忆仍属历史创伤，祭拜被理解为荣耀战争。但对日本人而言，祭祀亡灵并非道德肯定。两种文化的碰撞，老百姓不懂，政客就拿来操作成保住自己权力的工具。政客可耻，百姓可悲。 据日本宪法第20条：政教分离。国家不可给宗教以特权，但同时也不可干预和剥夺宗教自由。这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强调政教分离、但保护宗教自由的原则几乎一样。 因此：日本政府不可以命令靖国神社“撤下”某些祭拜对象，不能强制分祀甲级战犯，也不能改变其祭祀方式；这些权利属于神社自身。 1978年靖国神社合祀甲级战犯（如东条英机）后，曾有日本首相私下希望“分祀”，但神社方面明确表示：合祀后不可撤回，这是宗教仪式，不是政治名册。所以法律上政府无权强制。 虽然无权干预神社内部事务，但政府可以决定：首相是否参拜。这是政治选择，而非宗教仪式问题。例如：小泉纯一郎多次参拜，安倍晋三曾在任内参拜一次。如果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可能被质疑违反政教分离。但日本法院历来倾向：不明确判定违宪，视为政治人物自己的判断范围。所以这是一个灰色地带。 日本首相的拜谒，本质上是出于对战死官兵的传统追思，而非肯定二战中的侵略行为。如前所述，在日本宗教文化中，人死后转化为灵，便与生前的罪错脱钩，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解脱与超越。 回顾历史，中方曾经热情款待二战时日本军政人物，毛泽东曾在北京招待二战时侵华战争主要指挥官之一的远藤三郎中将；周恩来也曾多次接见二战时日本陆军中将藤田茂（Fujita Shigeru），他去世时把周恩来赠送的中山装作为寿衣。 更值得注意的是，1978 年靖国神社将 14 名甲级战犯入祠合祀时，中国官方并未立即抗议。次年日本首相参拜，北京方面也无显著反应。直到七年之后的1985 年，北京才开始把此议题政治化，以此煽动反日民族主义情绪来巩固国内统治。 第二个层次，中国官媒和御用学者热衷渲染的是，日本对二战责任“不认错、不谢罪”。但这完全不是真实情况： 二战后，日本政府对“侵略与殖民统治”向中国及亚洲多国正式或准正式道歉过很多次。如果只算“首相或内阁级正式表述”，一般学界与媒体整理大约 10多次；如果把外相、官房长官与国会决议也算上，超过20次。大致如下——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首相田中角荣）表述：日本方面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 1984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问中国时表示，“日本过去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不幸，我们对此深感遗憾。” 1992年日本明仁天皇访华时说：日本过去有一段时期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苦难，我对此深感痛惜。那是日本天皇首次访问中国。 1993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承认日本军方与慰安妇制度有关，表示：衷心道歉与反省。 1995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日本在过去某一时期的国策下，走上战争道路，对亚洲诸国人民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我在此表明深刻反省与由衷道歉。这是最具代表性的官方道歉。 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对过去侵略战争造成的损害和痛苦表示深刻反省。 2005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战后60年讲话：对殖民统治与侵略给许多国家人民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表示由衷道歉。 2010年日本首相菅直人日本战后65年谈话：对殖民统治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表示深刻反省与由衷道歉。 2015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过去的战争给许多国家人民带来巨大损害与痛苦。对此表示深刻反省。并表示：历代内阁的道歉立场将继续坚持。 而且，1995年日本国会战后50周年正式通过决议：对殖民统治与侵略表示深刻反省。 总结来看，首相或内阁正式谈话约10次以上；外交文件（联合声明等）约5次；国会决议1次；天皇表述多次。合计约15-20次或以上。 所以，很多国际学者的评价是：日本是二战战败国中道歉次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德国虽然道歉非常深刻，但次数反而没有日本这么多，因为德国更强调国家制度与法律层面的责任。 中国政府对日本的这些道歉刻意回避，官媒不予报导。所以日本社会，尤其保守派认为，日本这种不被接受的道歉不要再继续了，应该摆脱二战阴影。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至今仍是专制国家，仍在做残害中国人民的事情。二战期间，因为日本侵略，确实造成中国军民死伤惨重，中国政府最高估计是3500万人。但是，在没有任何外敌侵略的和平时期，在共产党统治下，中国可能多达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死于政治迫害、枪杀、人为政策造成的饥荒，以及各种政治运动导致的自杀等等。造成如此大众死亡的中共政权没有道德资格谴责日本。它应该先向本国人民谢罪，退出历史舞台。 第三点，中共官方多年给民众灌输：日本没有赔偿二战给中国造成的损害。这更是故意扭曲事实。 真实是：在毛泽东、周恩来掌权的七十年代，中国和日本签署声明，中方正式放弃了对日本的二战索赔。这不是毛泽东们的慷慨大度，而是背后的政治算盘，或者说是“交易”。北京政权用正式放弃对日索赔，换取日本政府同意一个中国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放弃和台湾“中华民国”的邦交。 而在中国正式放弃对日索赔后，日本却做出了变相的赔偿行动。在中国经济开放起步时，日本向中国投入各种援助，包括低息贷款，无息贷款，还有无偿援助等，高达3.66万亿日圆。到2022年3月全部援助项目结束，前后跨度长达42年！ 日本援助资金重点投入中国的基础设施、能源和民生。主要有：上海港改扩建工程，秦皇岛港煤炭码头扩建，天津港改造工程，京秦铁路（北京—秦皇岛），广深铁路部分改善工程，大亚湾核电站（技术与融资），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等。 仅以中国上海为例，如果没有日本援助，上海港口的吞吐能力提升可能晚5–8年。如果按“结构性影响”排序，中国最得益于日本援助的城市是：上海，天津，秦皇岛（能源枢纽），广州／深圳（间接），北京（公共与环境）。据专家推算，如果没有日本的援助，中国的工业基础建设会延迟约5-10年，出口起飞可能晚一个五年规划期。 但这些中国官方媒体都不愿报导，甚至有意回避。所以至今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日本做了这些，还在跟着政府的指挥棒“反日”，跟着抗日神剧“仇日”。 中国的经济开放，当然得力于邓小平的改革决断。但若只谈“改革勇气”，却刻意忽略改革最初的资金来源，那就是选择性地讲历史。经济转型不是口号工程，而是资金工程。 中国在1978年之后，能够避免社会崩溃式转型，靠的不是单纯制度设计，而是两笔关键性外部资源。第一笔，是来自香港、台湾、美国等地的海外华人资本。这些资金既有文化连结，也有风险承担能力，成为改革初期的第一波托底力量。 第二笔，更关键——是日本长期、大规模的低息贷款、无息贷款与无偿援助。这不是象征性姿态，而是实打实的基础设施投资：港口、电力、交通、环保工程。没有这些工程，中国沿海出口体系不可能那么快成型。中国经济腾飞，背后站着日本的融资支撑，这是结结实实的事实。 对比俄国，更凸显中国的超级“幸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推行“震荡疗法”，价格放开、国企私有化，结果经济急剧萎缩，社会秩序崩坏。为什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外部启动资金托底。俄国没有自己的“香港、台湾”，也没有一个日本式的邻国，愿意长期低息融资。 当年推动俄罗斯改革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电视受访时说，他当时多次向美国政府提出，应该向亲西方的叶利钦总统领导的俄国提供类似“马歇尔计划”的支持，帮助当时俄国一下子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度过资金缺口的难关，但遭到老布什政府，以及随后的克林顿政府的完全拒绝。 与白宫高层有相当关系、深知内情的萨克斯教授后来说，这是因为美国要保持全球唯一超强，阻止俄罗斯再次强大的心理因素作祟。 作为当时叶利钦政府的头号美国经济顾问，萨克斯在波兰等好几个前东欧国家推动的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都相当成功，因为美国在关键时刻给了这些国家援助，尤其是对波兰帮助最大。萨克斯当时以为美国一定会同样援助俄国、力挺俄国成功进行市场经济转型、进一步鼓励支持俄国当时非常亲西方的立场。但完全出乎萨克斯的意料，美国一口拒绝了。这是俄国那场震荡疗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俄国因缺乏外部资金托底，没有像中国那样有香港、台湾、美国的华人投资，更没有中国那样的邻居日本，在关键的经济起步阶段，大量给予低息、无息贷款，甚至无偿援助。而日本就没有防范中国经济强大的那种美国防范俄国的心理。日本人和美国人的这种对比，太多中国人，甚至学者们完全不知道，当然就更不知道领情、感恩。 结果因为缺乏外部资金支持，叶利钦总统的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失败，俄罗斯的经济近乎崩溃，民众生活水准剧降。后来普京当选总统，力挽狂澜，才开始经济复苏，这也是很多俄国人感激和支持普京、对叶利钦多有批评的原因之一。 同样是共产大国转型，结果巨大差别，有无启动资金是最重要一环。就如同大家都在创业初期，谁拿到银行贷款或资助，决定了谁能成功。所有创业者都知道第一桶金的决定性作用。否则，无米之炊谁做得出来？ 更讽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给苏联造成约2700万人死亡。这是一个极其惨烈的数字。但1990年冷战结束后，已经相当繁荣富有的德国，并未对俄罗斯提供长期、有规模的经济援助。德国选择的是什么？是姿态政治。当时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下跪道歉的那一幕，确实震撼。但那是一个动作，一个象征，一个历史镜头。象征感人，却不能当钱花。 德国的历史反思，在道德语言上高度鲜明；但在实际经济补偿层面，并没能给俄罗斯托底。而日本呢？没做戏剧化的忏悔场面，却在长达42年期间持续向中国提供低成本融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和完成援助项目。这种方式，不够上镜、不够让媒体鼓掌，但它是实实在在的经济支持。下跪，是瞬间。融资，是几十年。 如果要比较“实质性谢罪”，那么长期资金投入与基建支持，远比一次政治动作更具有实际意义。 问题是——在中国的官方叙事中，这段历史被刻意淡化。援助不被提及，合作被简化为“正常往来”，却在需要动员情绪时，重新高喊“对方从未谢罪”。这种叙事选择，不是历史评价，而是政治需要。中国改革成功，固然有自身努力；但若否认外部资金与合作的作用，那就是违背现实，否定真实，没有感恩之心。 真正的反思，不在媒体的闪光灯上，而在几十年流动的资金上。日本选择的是实质性补偿；德国选择的是象征性忏悔。谁更“高尚”？可以各有看法；但谁对经济命运产生直接影响，答案并不复杂。 真实且完整的历史，不能只播放下跪的画面，更应该同时列出融资数字。否则，那不叫记忆，而叫选择性记忆。所有选择性记忆，都是为了意识形态服务。 中国当局利用对官方媒体的控制，对社交媒体的管制，在靖国神社、日本援助、二战是否道歉谢罪等问题上，都不仅是“选择性记忆”，而且是“选择性攻击”，以扭曲事实来攻击日本，煽动中国人的仇日情绪。而被仇恨烧焦的灵魂，绝无法建出一个健康的社会。 尽管被视为强硬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展示了成熟政治家审时度势的一面。在拜谒靖国神社问题上，她表现得相当谨慎。例如在去年10 月的靖国神社秋季大祭，高市早苗并未现身，当时她还没有当选党总裁和首相。虽让部分保守派失望，但她是为了避免日本与中、韩关系恶化，并防止国内左翼媒体的攻击。这种“忍耐”反映出她在追求目标时，仍会优先考量国家的大局利益。 这次她在“终战日”仍然选择没有去靖国神社拜祭，也是在顾全中日关系的大局。但仍是遭到中国官方媒体的攻击，说她给靖国神社交了“香火钱”。 看看夏威夷的珍珠港纪念馆，就懂得，西方文化的核心不是仇恨，而是不忘记历史，但向往与追求的是和平（以及平和之心）。日本的靖国神社，连任何灵位都没有，只是一本花名册，里面是自明治维新以来、过去150多年日本246 万战殁者的名字而已。 靖国神社今年6月还推出新规，禁止穿军服（现役军人除外）、带军械、以及奇装异服等进入靖国神社，就是阻止极右翼破坏靖国神社的设立初衷。 高市早苗当选首相后首次访问白宫时，特意去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拜祭献花，那里可是有二战时轰炸东京、向广岛扔原子弹的美军官兵尸骨，这就是日本的文化，高市首相是拜祭死者，没有道德和政治评价，对于日本人来说，人死了，就变成了神灵，无数的神灵汇集一起，就成为活着的人们的保护神。 而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他们什么也不信，也不懂，只懂得要权力、煽动仇恨，而有了众多义和团，就最容易保住慈禧太后们。 一个煽动和制造仇恨的国家，形成世界的奇观：韭菜们在欢呼镰刀！ ——原载台湾《锐传媒》2026年8月17日

最近，作为耗资4950万建设的“城市大脑”项目重要组成部分的“曲靖通”政务APP宣布关停，引发舆论关注。这也让云南曲靖，这座曾因GDP“缩水”而备受瞩目的省域副中心城市，再次回到聚光灯下。

最近迷上风雪夜灯讲的晚清知县杜凤治日记，这老哥太搞笑了，1814年生，举人出身，京城蹲了十几年候补+花钱捐官才拿到缺，一干就14年，广宁、四会、南海、罗定到处当县令知州。 同僚谁也没想到杜凤治这家伙天天写日记，啥都记：审案收税、给上司送礼、官场八卦、广东风俗物价西关花市。杜凤治这日记纯属自己的日志，根本就没想过外传，所以有很多劲爆的内容。😅 一写400万字40本，手稿全在中山大学吃灰，邱捷教授花10年才点校完，2021年出了10大册。 成了现在研究晚清县官怎么混官场、怎么捞钱保官的第一手吃瓜史料。

我去年就是勇哥10级灯牌粉丝，勇哥在餐饮圈的基本盘，就是每天在线3000人的水平，跟大刘五五开，一个教餐饮，一个教便利店（烟证、水果、生鲜、快递）。 可以说，勇哥现在全网2万人观看，3000个人是每天守店铺的小老板和个体户，多出来的这17000人都是乐子人。 乐子人最典型的，就是看到小老板挣钱， 看到毛利率高还能挣钱，就开始破口大骂，就在直播时挑三拣四， 乐子人最爱看的，就是一个人投进去三五十万、100多万进去，血本无归，勇哥让他们直接关掉，乐子人直接爆笑，当场爽死，终于见到比我有钱的人也能直接破产了。 勇哥这次事件给了所有人一个警告，就是一个正经的商业分析师，不要跟乐子人计较，也不要和乐子人对线，因为乐子人千千万万，跟苍蝇一样下贱且轰不走，自己贱命一条还愿意浪费时间反复骚扰。 打击乐子人的最好方式，就是拉黑，或者带一波更大的节奏，让乐子人内部互殴。 勇哥几乎每天夹枪带棒让几百个餐饮老板给厨师上社保、给服务员上社保、给切配上社保，乐子人这些粪蛆是看不见的，只会以乐子最大化的方式给勇哥扣个“站资本”的大帽子。

说一件真事 一群友今年亏了30万，回到家，老婆正带着两个孩子做手工，做一个赚5毛钱 老婆看见他回来，什么都没说，很平静地招呼他：加加班，今天努努力，能挣一百块 他看着灯下埋头干活的妻儿，突然蹲在地上嚎啕大哭。唉，30万，需要做60万个毛毛虫公仔 交易时间久了，你真的会发现，钱有时候不是钱。账户里一天几千几万地波动，感觉一天赚个几十万，甚至赚一个亿都不成问题 可回到家一看，钱是一点点攒起来的。这就是市场和生活最鲜明的对比 所以，如果你一定记住这句话：从你踏入市场的那一刻起，这笔钱就不再属于你了 投资从来都是为了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而不是因为投资，让生活缝缝补补

刷抖音看到嗯哼了，花了50万u去买了块理查德米勒。 05年，21岁，1000万美金+ 有钱要趁早，尽早享受世界，早去多去商k酒吧，早点对美女祛魅，免疫荷尔蒙躁动，纸醉金迷灯红酒绿，未来可欺

网友总结 孙用了3000万睡了景甜，后者索要更多时，孙及时止损。 时间线 2007年：孙进入北大，通过QQ广告认识景甜；在校内网申请她为好友，只写“你好”，未获通过。此后一直保存她的QQ宣传图。 2011年：孙买150元羽绒服都要犹豫三天；同年景甜主演投资约1.5亿元的《战国》，被暗指有资本为她配置顶级资源。 此后多年：孙赴美读书、创业，财富从十亿增长到百亿。每次更换设备，都会转存景甜的旧照片。 第一次见面：两人在瑰丽酒店见面。孙带景甜看自己花620万美元买下的卡特兰香蕉。 第一次看电影：景甜要求放映厅不能有其他人。孙包下《疯狂动物城2》全场，并给26名已购票观众现金，让他们离开。 首次亲密行为：孙揉景甜胸部，被她推开；原因是孙的指甲扎疼她。景甜花近一小时替他磨完十根手指，随后表示“想摸哪都行”。 交往约三个月：孙派人调查景甜及其家人、公司、房产、账户和男女关系，形成四十多页资料。孙表面相信她说的一切，实际上“一个字也不信”。 特纳里费旅行：景甜临时提出出游，孙次日调来A330，约30人同行。景甜睡觉不能见光，11名助理每天用黑胶带封窗并遮住所有指示灯。 飞机上：景甜要求孙以后叫她“妈妈”，孙接受。 旅行期间：景甜提到一名曾替她“扛事入狱”的财务人员。对方出狱后向她要钱，她考虑三天，最后给了8万元。 前往马尔代夫途中：景甜提出和孙要一个孩子，而且必须代孕。 抵达马尔代夫：景甜的一只行李箱被要求单独使用一架小飞机运输；酒店另配管家、保镖、助理和无人机手等约26人。 交换前任经历：景甜禁止孙提到某位运动员，文中暗指张继科，并称她背上的纹身与该运动员有关。 第一次彩礼转账：景甜以父母将她养大不容易为由，让孙向景国庆、田心爱两个账户转账，共计人民币3000万元。孙照办。 关系测试：景甜承认，自己不断提出要求，是想看孙会不会有一次拒绝。孙说不会，她回答：“那就没意思了。” 娱乐圈暗示：景甜谈到“剧组夫妻”，称演员可能进组期间晚上做爱、白天争番位，杀青后再当作一切没有发生。 2026年1月2日：孙在马尔代夫向景甜求婚。戒指临时从香港运来，景甜嫌钻戒太小，但表示以后补一个大的即可。 第一次要求去北京：景甜问孙能否来北京，孙沉默，没有答应。 马尔代夫清晨：景甜独自在露台“算日子”，可能与月经周期及取卵时间有关。 回到香港：景甜见了孙的父母。当晚又以筹备两家见面和婚事为由，要求孙继续向她父母的账户转钱。孙用5张银行卡轮流转账。 春节：景甜留在海南，没有与孙及其父母过年。她再次问孙能否来北京，孙仍然沉默。 香港房产：景甜要求孙在香港购买一套登记在她名下的房子。 取卵前检查：景甜在北京接受抽血、激素六项、B超和AMH等检查。相关费用早已出现在孙助理的付款单里，但孙此前没有留意。 2月25日：景甜抵达香港，表示除非先看到香港房子，否则不去洛杉矶。孙把过去半年筛选的十几套房发给她，她全部不满意。 2月28日：景甜乘孙的湾流G700前往洛杉矶，入住蒙太奇拉古纳海滩。孙包下酒店整层30天，费用约100万美元。 代孕安排：加州代孕机构和一名34岁、育有两个孩子的代孕母亲早在1月确定。孙已支付20万美元定金，诊所也准备了8天促排针。 入住第8天：景甜在电话中要求孙先支付5000万美元，否则不取卵。 孙第一次拒绝：孙说“让我想想”，随后用Claude Code核算全部现金资产，确认5000万美元不会对自己造成实质影响。但Claude明确建议不要给。 第二次电话：景甜再次询问孙是否想好。双方沉默11秒，孙没有答应。景甜说“行，我知道了”，随后挂断电话。 关系结束：景甜住了8天便离开，此后再无人见到她。湾流G700空停在机场，机组仍每天照常报到。 后续损失：酒店剩余22天空置；20万美元代孕定金不退；8天促排针一支未拆；包机燃油费用甚至高于整层酒店费用。 分开以后：孙删除了“预产期前三个月准备房间”的日程提醒，再次翻看那份四十多页的景甜调查报告。 最终疑问：孙一直在想，如果当时支付了5000万美元，景甜是否会留下。 传闻后续：有爆料称孙准备在国内提起诉讼，追讨已转出的3000万元及其他损失；截至目前，尚无公开司法记录证明案件已经立案。 编外消息：景甜多次访问孙前女友的微博成为了该事件的佐证。

7月24日讯，美团内部已经初步搭建“等灯停表”功能，目前正在内测阶段。功能上线后，骑手配送中遇到红灯，系统会同步进行计时，进一步缓解骑手配送时长压力。据了解，今年内数据完善后该功能将逐步推出，预计覆盖超100万骑手。（一财） 嗯，这个功能不错，但具体也要看是怎么个停表法= =

六旬男子和女子“车震”时猝死，家属索赔32万被法院驳回 近日，安徽濉溪县人民法院披露一起特殊人身损害纠纷案判决结果：一名60岁男子在车内与女子发生亲密行为期间突发猝死，事后男子家属将同行女子诉至法院，索要32万余元赔偿，最终法院依法驳回了家属的全部诉求。 根据法院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事件发生在2025年7月27日清晨7时许。事发当天，男子马某驾车搭载女子魏某，行驶至濉溪县某乡镇红绿灯路口东侧路段，二人在车内进行亲密接触。过程中，马某突然丧失意识、倒地昏迷。 发现异常后，魏某第一时间展开处置，于7时22分拨打120急救电话。急救人员抵达后迅速将马某送往医院抢救，经过半小时紧急救治，马某仍抢救无效，被宣告临床死亡，全程由魏某陪同处理。确认死亡后，魏某又在7时45分主动拨打110报警，向警方如实报备事发经过。 案件相关司法鉴定与检测结果显示，警方对二人身体擦拭物进行检验，检出双方混合基因分型；同时毒物筛查结果排除了敌敌畏、毒鼠强、安定类药物等常见有毒、致幻、致死成分，可排除中毒、药物致死可能。2025年8月，警方出具非正常死亡证明，明确马某系突发猝死。 案件进入诉讼阶段后，马某家属认为魏某需要对马某的死亡承担责任，据此提出32万余元的赔偿主张。 法院指出，侵权责任的成立须同时具备过错行为、损害后果及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案中，马某家属主张魏某应为其死亡承担责任，但始终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马某的死亡与魏某的行为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联。 法院同时认为，魏某与马某之间的亲密互动系双方自愿，并不违反法律规定，魏某主观上亦无伤害马某的意图。马某失去意识后，魏某第一时间呼叫急救，并坚持陪同救治，已尽到非专业人员所能履行的基本救助义务，不宜对其课以过重的道德或法律苛责。 综合全案事实与证据，法院最终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马某家属的全部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