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长久的国家关系，靠的不是个人】 普京的文化背景其实和中共并不相同。俄罗斯有东正教传统，属于欧洲文明体系，而中共是彻底的无神论集权体制。他们现在的关系，更像建立在现实利益和权力需求上的暂时联盟。 独裁者私人关系最大的弱点，就是不能出现健康和权力问题。一旦其中一个人身体、权力发生变化，这种关系可能瞬间崩塌。因为它不是建立在长期制度、价值观和国家体系上的关系，而是建立在个人权力之上。 美国不一样，美国总统四年一换，但国家制度和价值体系延续了250年。因为它建立在共同价值、信仰和制度架构上，而不是某一个人的个人崇拜。 很多美国建国先贤都深受信仰影响。富兰克林、华盛顿这些人，最终推动的是一种超越个人利益的国家制度。美国独立战争面对当时最强大的英国，最后仍然能够建立美国，本身就被很多人认为带有神意和历史使命。 #普京# #习近平# #东正教# #美国建国# #富兰克林# #华盛顿# #民主制度# #信仰# #独立战争# #中俄关系# #爆料革命# #新中国联邦# #郭文贵# #MilesGuo#

把清真寺改成养猪场，强迫毛拉养猪！苏联的去伊斯兰化，有多狠？ 当我们翻开苏联历史时，我们绝对会被苏联残酷的去伊斯兰化，震撼到！ 列宁本人是有卡尔梅克血统的鞑靼俄罗斯人，他本人对伊斯兰教，是庇护的， 不仅废除了沙俄对伊斯兰教的打压，还把沙皇抢的《古兰经》，还给了穆斯林，甚至还出资大修清真寺。 东正教被打压，伊斯兰教被扶持，到了 1927年斯大林上台时，伊斯兰教几乎成了苏联第一大教。 但是，斯大林是谁啊！伊斯兰教，很快迎来了斯大林的铁拳。 1927年，斯大林将伊斯兰教定性为 “反苏维埃的、劳动人民的阶级敌人” 。 1928年起，斯大林开始清洗伊斯兰教，铁腕废除了1.2万座清真寺、神学院、伊斯兰法庭。 乃至于还把清真寺改成了养猪场，并强迫毛拉去养猪，我们都知道伊斯兰教禁止吃猪肉，斯大林这一道命令，无疑是在对伊斯兰教刨根，但当时的斯大林绝不会想到，他的铁腕雷霆，在1991年后，成了中亚斯坦国、高加索车臣等穆斯林地区，对俄罗斯极度仇恨的种子。

重读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cnfinancewatch 为什么我反对民科讨论国际政治？无论你选择爱还是恨普京，其实你都没有立场，你没有所谓政治立场。你只是被某种特定话语塑造甚至话语都算不上，你是被廉价的感情塑造。 回到我想说的： 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季刊发表《文明的冲突？》，三年后扩为专著。彼时冷战刚结束，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正处在智识市场的最高点。亨廷顿却反其道而行，宣告意识形态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冲突的终结——冲突将沿文明断层线重新展开。三十余年过去，这个判断的准与不准，同样触目。 亨廷顿的核心命题是一个简化到近乎粗暴的等式：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根源不是阶级、不是贫富，而是文化认同。他划出七八个文明板块——西方、儒家、伊斯兰、东正教、印度教、日本、拉美——并断言，文明的核心国家将取代意识形态阵营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这个框架的野心在于，它试图用一条线把所有后冷战时代的冲突串起来：波黑、车臣、克什米尔、巴以。 但问题恰恰出在“文明”这个概念的弹性上。“文明冲突”成了一个万能解释框架——凡是不好归因的冲突，都可以塞进去。俄乌战场上的无人机对决，加沙废墟下的7.4万条人命，都可以被轻巧地标注为“东正教-西方”或“伊斯兰-犹太教”的断层线冲突。 亨廷顿本人对此心知肚明。 他在书中不断用“可能”“或许”“倾向于”来修饰核心论断，这种修辞上的谨慎与他公共表达上的斩钉截铁形成刺眼反差。一个哈佛教授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理论有多少漏洞。但他选择把漏洞留在学术文本里，把口号留在《外交》季刊上。这是一种精明的自我营销，也是一种危险的自我实现。 “文明的冲突”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它错了，而在于它太容易被当真。当一个大国的核心学术机构告诉世界“你们本质上是对立的”，对立就会获得理论合法性。当精英阶层用文明标签来简化复杂的利益博弈，简化就会滑向动员。亨廷顿不是冲突的制造者，但他为冲突提供了一个过于顺手的叙事外壳。 当今世界的状况，正在以两种方式与这本书对话。 第一种是验证。 2026年，俄乌冲突进入第五年，前线陷入拉锯和消耗，双向纵深打击常态化，无人机每周上千架次地飞向对方纵深。巴以冲突满三周年，加沙90%的建筑被毁，停火协议形同虚设。这些冲突确实发生在亨廷顿划定的“断层线”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在莫斯科的叙事框架里是“东正教文明”对“西方扩张”的抵抗；哈马斯的袭击与以色列的报复，被简化为“伊斯兰-犹太教”的千年宿怨。 第二种是证伪。 但把这些冲突还原为文明对立，等于放弃了理解。俄乌冲突的根源是北约东扩的安全困境、苏联解体后的身份焦虑、以及普京对“战略缓冲带”的执念。宗教在其中的角色，远不如地缘政治和能源利益来得实在。同样，加沙的悲剧首先是占领、封锁和难民问题的产物，宗教修辞只是动员工具。把这些都说成“文明的冲突”，是一种智识上的懒惰。 更深的矛盾在于欧洲。 2026年的欧洲正在经历一场全面的政治右转。法国国民联盟在参议院首次获得足够席位，德国选择党在图林根州成为第一大党，英国改革党在地方选举中斩获1400余席。亨廷顿会怎么解释？他大概会说这是“西方文明内部的认同危机”。但真实的原因写在选民的愤怒里：能源账单、移民压力、制造业外迁、以及那种“建制派执政几十年什么都没解决”的幻灭感。 欧洲的右转不是文明的冲突，是福利国家模式的财政破产，是代议制民主在复杂治理面前的失灵。把选民用选票表达的经济焦虑包装成“文明认同危机”，是对选民的二次剥夺——先剥夺他们的经济安全感，再剥夺他们愤怒的真实理由。 亨廷顿最根本的盲区，是他对“文明”的静态理解。 在他的世界里，文明是给定的、稳定的、边界清晰的。但现实中的文明是流动的、混杂的、不断被政治重塑的。“西方文明”在2026年的欧洲，表现为法国人对穆斯林头巾的立法焦虑，表现为德国人对“德国选择党”的宪法围堵，表现为英国脱欧后对移民的管控执念。这些不是“文明”在冲突，是政治在利用“文明”的标签重新划分敌我。 亨廷顿曾在书中引用迈克尔·迪布丁的话：“如果没有真正的敌人，也就没有真正的朋友。除非我们憎恨非我族类，我们便不可能爱我族类。” 这句话暴露了他全部理论的底层逻辑：认同需要敌人。 这不是对世界的描述，这是对一种政治策略的辩护。 所以《文明的冲突》到底是一本什么书？ 它不是预言。它是一份诊断书，诊断的对象不是世界，而是美国在冷战后的身份焦虑。一个失去了苏联这个“他者”的超级大国，急需一个新的敌人来维持内部凝聚力。亨廷顿提供的，就是这个敌人——一个由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结盟”构成的非西方挑战者。这套叙事在华盛顿的智库圈里畅销了三十年，因为它精准地服务于一个目的：为美国的全球干预提供文化正当性。 三十年后，这套叙事正在反噬它的制造者。当特朗普政府删除国防战略报告中“头号安全威胁”的对华措辞，转而寻求“稳定的和平”时，它承认了一个亨廷顿不愿意承认的事实：大国之间的利益博弈，远比文明标签更顽固，也更可管理。

被占领的克里米亚，断油断电断粮食。这是一条补给道路。沿途可以看到烧毁的卡车，而一支新的车队，在俄罗斯军车的护卫下，正试图尽快到达目的地。途中他们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AI时代，普京的思路还在100年前，而意识形态退回200年前。俄罗斯这个民族，几千年来，几乎就没有骄傲过：要么做土匪，要么做囚徒。 在人工智能、芯片算力、数据要素与基因工程重塑全球财富分布与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当下，俄罗斯的战略重点依然高度依赖：领土缓冲带与地缘地理边界；化石能源与原材料出口；传统军事威慑力(核武器与重型装备)。这种战略逻辑起源于19世纪甚至更早的“大国博弈”范式。对于俄罗斯的核心决策层而言，地缘安全的优先级始终高于经济效率与技术迭代。这种“100年前的思路”，在技术革命日新月异的AI时代，极其容易导致国家在未来产业链中落入边缘化的风险。 从意识形态视角来看，当今俄方的核心话语体系大量借用了19世纪的元素：19世纪的帝国帝国主义：以“势力范围”和“大国共管”来理解国际秩序；俄国传统保守主义：如沙皇时代的“东正教、专制制度、人民性”，将其包装为对抗西方“堕落与自由主义”的屏障；神圣历史使命感：将地缘冲突上升为文明存亡的终极斗争。这种话语体系本质上是对现代基于规则、契约与国际法框架的某种拒绝，试图重新建立一种前现代的、基于身份认同与绝对权威的秩序。 俄罗斯当下的根本困境在于：它拥有深厚的科学底蕴和一流的数学/算法人才，却缺乏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与市场价值的现代化制度环境。在数字化与AI时代，国家的强大不再取决于你控制了多少土地，而取决于：是否拥有自由、开放的创新生态；是否拥有高效的算力和数据基础设施；是否能够融入全球合作与供应链网络。当决策层将资源与资本大量消耗在传统的地缘争夺与领土控制上时，俄罗斯正面临技术人才大量流失、技术断供以及被全球算力与AI产业链边缘化的巨大风险。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为回应基辅居民楼遭到的猛烈袭击，她将于周四提议对“支持俄罗斯军工复合体的实体”实施新一轮制裁。 卡拉斯在社交平台X上表示，仅靠谴责言辞无法阻止俄罗斯针对基辅的袭击。唯有“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并加大对莫斯科的施压”，方能实现这一目标。 她写道：“我们将不断（让俄罗斯）付出更高代价，直到俄罗斯明白它无法获胜。”她还补充说，已确认在基辅的欧盟工作人员均平安无恙。 基辅市长克利奇科（Vitali Klitschko）称，周三夜间俄罗斯对基辅发动的一次大规模袭击中，至少有13人丧生，另有86人受伤。克利奇科形容这是自四年多前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发动的最猛烈袭击。据乌克兰官员透露，莫斯科在这次袭击中动用了无人机和导弹。 目前，欧盟内部正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进行磋商。此外，布鲁塞尔方面已于6月对另外81个组织和个人实施了制裁，其中包括俄罗斯东正教会主教舍夫库诺夫（Georgy Shevkunov），他被俄罗斯媒体称为“普京的忏悔神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