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这东西，越南扔了，韩国扔了，日本也快扔差不多了，折腾了一大圈，结果呢？最扎心的来了——这几个国家忽然发现，自己连祖宗写的啥都看不懂了。 越南当年说扔就扔，把用了将近两千年的汉字全换成拉丁字母。学起来是快了，文盲率确实降下来了。可代价呢？两千年的古籍、族谱、庙里对联，现在的年轻人一个字都不认识。想看老祖宗说了啥？得找专家翻译，跟看外国文物似的。河内、会安那些古城里，庙宇祠堂上的汉字匾额，只有中国游客能看懂。 更尴尬的是，越南人过春节还贴春联，可春联上写的是拉丁字母，毛笔蘸墨写拉丁文，那画面想想就知道有多别扭。越南文化部想把十三万册汉喃文献转成拉丁文字，结果好多词根本翻不准，比如“忠孝”翻完只剩下“对国家的忠诚”，伦理那层意思直接没了。就连武术门派都遭了殃，百分之七十二的传统武术流派，因为徒弟看不懂汉字拳谱面临失传。 韩国那边更搞笑，以前非要搞“纯韩文”，觉得汉字太难太老土。1970年朴正熙政府直接禁止小学教汉字。结果发现韩文是拼音文字，同音字太多，光靠拼音根本分不清意思。京釜高铁修的时候，“防水”和“放水”读音写法完全一样，施工方理解错了，给枕木加了吸水材料，十五万根枕木全废了。 韩国总统李在明最近自己都吐槽，说学生连他名字里的“在”和“明”都不认识，有人把他的名字写成“罪名”。李在明还说了，哪怕让学生学个《千字文》，都能帮着理解词义。可这事儿想变成规矩，难。 韩国千年来的历史典籍全是汉字写的，汉字教育一断，等于把自家历史大门给锁上了，现在不少文科大学生连本专业的古籍都读不懂。韩国社会现在百分之八十七的人支持小学教汉字，百分之九十的老师也支持。企业招聘直接写“会汉字优先”。折腾了几十年，自己又悄悄往回捡。 日本倒是没全扔，留了两千多个常用汉字。可日本人拼命往里塞英语外来词，全用片假名写。“便利店”叫“コンビニ”，“智能手机”叫“スマホ”。年轻人说得溜，可老一辈看着满屏幕片假名脑袋发懵。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调查了好多年，中老年人普遍反映片假名洋词晦涩难懂，理解起来特别费劲。 有统计说，东京时尚杂志一页纸上英语音译词能有十五个，正经汉字可能只有六个。日本年轻人能熟练使用的汉字缩到了大概一千六百个。以前日本知识分子脑子里装的是六千到一万个汉字，现在呢？ 有人说日本干脆搞了个“伪中国语”，把假名全去掉，光留汉字，结果中日两国人居然能凑合着看懂。日本人自己都觉得片假名泛滥得不像话。语言的退化带来的是思维的浅薄化，表意精准的汉字被表音的片假名取代，信息密度和文化承载力直线往下掉。 这几个国家当年都想变强，觉得汉字太难、太老、太“中国”，越南是被法国殖民者逼着换的，韩国是想搞民族独立，日本是想脱亚入欧。可文字这东西不是换个符号那么简单。它连着几千年的根。你把根砍了，最先丢的不是写字的手艺，是自己认不得自己家的门牌号。 现在倒好，越南2024年把汉语纳入了小学三四年级必修课，韩国总统公开喊话要学《千字文》。日本年轻人反倒流行起“伪中国语”来怀念汉字。越南2025年汉语水平考试考生达到了十四万六千人，全球第一。 有人说现在中国强大了，周边国家又开始偷偷学汉字，这话不假。但咱也别光笑话人家，文化这东西，丢了想捡回来，比从头学还费劲。那几个邻居折腾了几十年才明白一个道理，你可以换一套写法，但你换不掉骨子里的根。

在中国的语境里，经常有句话叫“存在即合理”。这个是非常脑残的一句话。它原本的意思是：任何能够长期存在的事物，都有它存在的原因。注意，是原因，不是道理。贫穷存在，是因为制度、教育、资本、激励、认知等因素共同维持了它；垄断存在，是因为规模效应、网络效应和政策共同作用；王朝会腐败，也是权力结构演化的结果。这些都是因果关系，不是价值判断。真正危险的是，很多人把“存在即合理”当成停止思考的借口：既然存在，那就是对的，就应该接受。恰恰相反，存在只能说明它符合当前的运行机制，不代表它正确，更不代表它永远不会被取代。存在说明有原因，不说明有道理。

等了许久的特斯拉中国，车机语音服务，终于来了。 披露显示，接入了字节跳动的火山引擎 API，由豆包、DeepSeek 提供人工智能服务。 国外版则是 Grok。

是“影片”还是“视频”？ 在台湾社交媒体上，围绕是否应该避免使用中国大陆用词的争论正在不断升级。今年7月，台湾职棒主持人沐妍因使用部分被认为是在中国广泛使用的词汇而道歉。 一些被称为“支语警察”的用户主动出击，纠正他人使用中国流行语。他们认为，对岸庞大的网络文化正在改变台湾年轻人的语言习惯 ，会影响台湾人的文化认同。 但批评者则认为，这场争论已经超越语言保护，变成了对日常交流的过度审查，使其过度政治化。

民国版苏联笑话一则： 蒋介石死后，遇见孙中山。 孙中山先生非常关心中华民国的后续发展，就问蒋介石： “我走了以后，中华民国有没有行宪呢？” 蒋介石马上回答：“有啊！有啊！” 孙中山又问：“那么，第一任总统是谁？” 蒋介石回答：“是我。” 孙中山：“嗯，第二任呢？” 蒋不好意思说自己，但又不便说谎，于是回答：“于右任（余又任）。”（著名书法家、监察院院长） 孙中山：“不错，书法家当总统，文学治国。那第三任又是谁呢？” 蒋很快答道：“吴三连（吾三连）。”（台北市第一任民选市长、报人） 孙中山：“嗯，舆论界有人出任总统，也很好。那么下一任又是谁？” 蒋：“赵元任（照原任）。”（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 孙中山：“很好，语言学家当总统。第五任呢？” 蒋：“是……赵丽莲（照例连）。”（台湾著名英语教育家） 孙中山开心地说：“太好了，连教育家也做总统了，国家真是越来越进步了。 那么，你知不知道你走了以后，是谁担任第六任总统呢？” “知道……知道，”蒋有点词穷了，想了一想，突然急中生智地说： “哦！是……伍子胥（吾子续）！”

这是女权系列的第四期。 前三期梳理了三次女权浪潮的历史。我做这些的目的是很明确的，通过历史来展现女权实现的路径，试图回答一个最最基础的问题：中国的女权面临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以及应该怎么做？ 而这一切的起点在于我跟一个朋友的分歧，就是他认为“女权归根结底是人权”这种论调是荒谬的，是虚无缥缈的大道理，是对现实问题的视而不见。而我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价值，它的背后实际上是中国互联网女权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甚至有可能是最根本的那个。所以这一期我将回到这个最初的问题上，通过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来回答女权的问题，以及为什么这是一种女权版的青天大老爷情结。 我就用大家最耳熟能详，也是近年来最重要的女权事件铁链女来举例子。铁链女中暴露出的问题是什么？ 首先最直接的是行政和司法不作为，从事实上包庇施暴者。这里的人口拐卖和非法囚禁完全是写在脸上的，但是接连几个通告都不拒承认此事，通告和通告之间还相互矛盾。这是什么？行政权没有制约嘛。先是丰县方面为了掩盖自身问题随便糊弄公众。公众舆论爆炸，但事实上毫无办法，只能指望上级徐州市政府来解决。但徐州市政府也没有动力解决，因为相互之间有利益和立场的绑定，出通告只是为了安抚舆论，缺乏彻查的动机，自然还是糊弄。所以新的通告弄出来毫无诚意，大家还是不买账，只好让更高一级的江苏省政府来调查。那省级就有意愿解决这件事了吗？当然没有啊。 这个问题还不典型吗？行政权（政府）一旦缺乏意愿解决某件事，舆论怎么样作用都很有限，难以干涉和监督行政权。行政权本来应该由立法机构（国会/议会）和司法来监督，但中国的立法机构人大是橡皮图章，司法更是行政的下属机构，没有制约必然导致行政权的滥用。连饮料泼烟头都要脱光衣服裸捡，把人用铁链锁了那么多年竟然都不用调查？ 然后就是司法。这么严重的犯罪行为，司法在干什么？因为没有独立司法嘛，司法要看行政权的脸色。你还能背着上级自己调查起诉？是不想干了吗。最后董志民判了9年，5个人贩子判了8到13年，几个官员给了处分，这说到底还是为了平息舆论，没有舆论人家受害者还在用链子拴着呢。 再然后是，铁链女身上发生了什么？铁链女虽然精神上可能有问题，但没有完全失智，完全能通过询问来获得很多信息。但是舆论爆发这么久，直到今天都没有调查记者能跟她说上话，为什么？因为没有媒体和新闻自由嘛。这么炸裂的社会新闻，正常地方的记者早就排着队去了。没有新闻当然也就没有真相，事实只能靠猜，也不会有后续追踪。四年多过去了现在她怎么样了？没人知道。 还有删帖禁言封号抓人，各种降权软封禁就更不用说了，不让你们讨论此事。只身前往现场的网友什么下场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言论自由啊。 监督和制约行政权，独立司法，媒体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再加上不受侵害的自由和投票权，这不就是现代政治里的人权概念吗？这事情一开始就是和人权息息相关的，正是因为没有人权才会有这种事情啊。 实际上隔壁韩国就有几个类似的例子，上网早的大概率听说过。一个是素媛案。2008年12月，57岁的赵斗顺在京畿道安山市，对一名8岁女童实施性侵，造成受害者终身残疾（消化系统永久损伤，需造瘘手术）。赵斗顺被捕时声称案发时醉酒、记忆不清，最终只判了12年。 这件事在2013年被拍成电影《素媛》，引发轩然大波，立刻就推动了立法层面讨论。随后韩国就强化了性侵相关的法律，取消了醉酒减刑的条款。 那么问题来了，在中国铁链女能拍电影吗？事情发生后有什么法律层面的推动？ 还有很有名的N号房事件。2018年起，一个以Telegram为平台的性剥削网络逐渐形成。核心运营者”博士房”主谋赵主彬（조주빈）以及多名协从，通过威胁、诱骗等手段，强迫数十名女性（包括未成年人）拍摄性剥削影像，并在付费的封闭Telegram频道中分销。 2020年初，两名女大学生记者经长期卧底调查将案件公开。消息一出，韩国舆论震动，数十万人联署请愿要求公开所有参与者身份。主谋赵主彬被捕时，电视台进行了直播，民众自发聚集在警局外。主犯赵主彬被判42年有期徒刑。韩国随后修订法律，大幅提高非法拍摄和传播性剥削内容的刑罚，并将观看此类内容也纳入刑事追责范围。 韩国的女性地位在国际社会里也是很糟糕的一档，但人家这种事就能电视台直播，能联署情愿，能修订法律。这些事在中国哪一件是能做的？所以韩国再烂身位也是甩中国一条街的。这不是人权是什么？ 所以这件事在我看来逻辑是非常清楚的。你首先得先有作为人的权利，然后才能讨论其他的。我之前在女权浪潮的文章中写了，西方女权要的第一样东西不是别的，就是投票权。你首先要在法律和政治上被当成是一个人，然后才能谈其他的。 我这里再重复一遍，女权是人权的子集。先有人权再有女权。虽然有了人权不一定就有女权，但在没有人权的情况下单独获得女权在现阶段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国女权面临的问题是什么？答案是，在中国当前语境下，推进女权的主要障碍就是人权层面的障碍。 （1/2）

中国养老宣传语变迁 1980年：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 1990年：只生一个好，政府帮养老 2000年：养老不能靠政府 2010年：延迟退休好，自己来养老 2015年：以房养老好，摆脱子女自养老 2016年：一个难养老，再生一个好 2018年：赡养老人是义务，推给政府很可耻 2022年：两个不够好，三孩政策好 2026年：全面互助养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