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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晞乾的十三維度:黃仁勳,人類命運的縮影 輝達創辦人兼CEO黃仁勳的隕落,近日成了全球輿論焦點。有人取笑他那幾段史上最貴的婚外情,有人起底「女共諜」及那個自願戴綠帽的老(龜)公,更有人探討華府鷹派逼宮的陰謀,甚至懷疑盧比奧才是幕後操盤者。我自己倒覺得「仁勳之亂」的最大啟示,除了證明「性交轉運」是真的(說笑而已),更隱喻了一場全人類共同面對的存在危機。 皮衣黃落得這樣的慘淡結局,婚外情固然是導火線,但重點從來不在於他的精液流到哪裏,而是晶片流到哪裏。他今天一敗塗地的深層原因,說穿了還是那個「貪」字——不肯放棄咬在嘴邊的那塊中国市場肥肉。在商言商,黃仁勳其實一直不滿美國對華晶片的出口限制,還挖空心思想出一套怪論遊說華府,聲稱禁令只會對中国有利。 例如今年五月黃仁勳受訪時說,出口管制為中国企業留下市場真空,讓他們得以填補;十月又說,美國管制反而加速中国半導體自主研發,把原本可能需要十年的進程壓縮成五年,而華為等中国企業在美國廠商缺席下正蓬勃發展。說來說去,核心論述都是:與其讓中国發展出自己的技術,不如批准輝達向他們賣晶片,令中国繼續仰賴美國。 這種說詞是否合理,你可自行判斷,但肯定說服不了華府內對中共強硬的鷹派,而黃仁勳也因此成為許多人的眼中釘。憑着輝達在AI產業的壟斷地位,黃仁勳近年大灑金錢建立政治網絡,不斷遊說華府,更和川普建立密切關係,要求放寬出口限制。對鷹派而言,他的所作所為無異於把公司利益擺在國家安全之前。 當一個人的影響力大得足以令國家政策隨之轉向,就難免招來各方勢力的猜忌和怨恨。黃仁勳或許以為自己是在替美國企業爭取利益,卻忘了華府從來不是只講生意經的地方,更忘了中國古人一句格言:「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站在世界之顛的黃仁勳,本已高處不勝寒,如今還不知進退,魚與熊掌「我全都要」,怎會不撞南牆呢? 渴望擁有一切的黃仁勳,或許以為輝達大到不能倒,而自己就是輝達,所以他也大到不能倒。這令我想起一則猶太寓言。國王遇見一個貪婪的人和一個嫉妒心極重的人,答應滿足其中一人提出的任何要求,但另一人必然得到雙倍獎賞。嫉妒者不肯先開口,因為不願對方得到雙倍;貪婪者也不肯先開口,因為他想把所有賞賜都據為己有。最後貪婪者催促另一方先提出要求。於是嫉妒者說:「請國王挖掉我的一隻眼睛。」 一個人想佔盡全世界的便宜,往往就連自己原本擁有的也保不住,這道理大凡讀過《道德經》和《易經》的人都懂。不過把黃仁勳的問題簡單歸結為個人無盡的貪婪,仍然不夠。他之所以對中国市場念念不忘,始終跟科技業的生存邏輯脫不了關係。晶片市場競爭激烈,你不開疆拓土,如何維持公司的高估值?AI又是典型的贏家通吃遊戲,你今天不吃嘴邊那肥肉,明天說不定就被競爭對手吞了。 這種你死我活的思維並非黃仁勳獨有,而是矽谷科技巨頭甚至於美、中兩國的通病。不論OpenAI、Google抑或Meta,都爭相加快AI發展,競逐更強大的模型、更龐大的算力和更高的市場估值。即使業界早已有人警告,AI能力一旦超越人類控制,或造成難以逆轉的災難,競賽仍然沒有慢下來。每家根本可以呼風喚雨的巨頭,都認定自己只是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彷彿身不由己,對人類前途無能為力。 是的,所有人都知道油門踩太盡,最終就會墮崖,但始終沒有人願意先剎車。這正是問題所在:他們不是沒有選擇,而是不願意落後,不願意付出節制的代價。黃仁勳正是這種心態的縮影。如今他「墮崖」了,許多人為他惋惜,等到將來全人類「墮崖」,不知道LLM會不會為人類生成一篇悼文呢?如果真有這樣一篇文,或許可以引用Samuel Johnson在〈The Vanity of Human Wishes(人類欲望之虛妄)〉寫的數行詩: Unnumber’d suppliants crowd Preferment’s gate, Athirst for wealth, and burning to be great; Delusive Fortune hears th’ incessant call, They mount, they shine, evaporate, and fall. 無數求進的人簇擁於權位門前, 五內如焚,渴求顯赫與金錢; 虛妄的命運聽見無盡的呼索, 他們居高發光,然後消散隕落。 相關文章 黃仁勳真是被精液沖昏頭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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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去挂周一的跌停 又到周末了,把一些零零碎碎的话题都捡起来。 1、今天的白银lof继续跌停,这个不意外,因为就算两天跌停还有30%的溢价,你们现在该做的就是提前挂周一的跌停价,争取排队靠前一点,我昨晚已经帮你们算好了,周一的跌停价是2.272。排的早冲出去的概率挺大的,比如昨天成交了8亿,今天成交了6亿,慈善家比想象的要多。 另外大家关注的都是白银lof的溢价,没太注意白银lof自身的净值近期一直跟着银价上涨,所以最差情况溢价跌没了,走净值赎回通道也能小挣一笔。 另外昨天有读者问为什么自己的套利周期是4天,比大家慢2天,是因为场外申购多了转托管的步骤,最快的是场内申购,t+2就能卖。实在不会的打电话问券商客服,这种操作一次学会了,以后就都会了。 …… 2、前几天给你们说过一个业内新闻,明年中证a500期权落地,要选适配的ETF基金,结果排名靠前的那几家都在年末发力冲规模,这事你们还有印象吗?今天有最新情况了,传头部竞争的那几家相互举报对方短期冲规模,干扰市场秩序,监管各打50大板,要求这些基金停止内卷,停止短期冲规模,所以这一轮a500的规模军备竞赛立刻停止。 指数etf的内卷程度堪称惨烈,一个a500指数就批了40多个etf基金,散户都懵逼了,经常有人来问我这些etf之间有什么区别吗?本质上是没区别的,就是背后收管理费的运营方基金公司不同,你们说这能不争的你死我活嘛。 但话说回来,明年a500期权落地这事是真的,而且大概率就在一季度,到时候很可能会在沪深两市选2家etf,被选中的etf相当于有了旱涝保收的长期饭票。所以就算不冲规模,其它维度上的竞争依然存在。 …… 3、再聊聊朱孝天的瓜,他昨天对五月天的举报指控真的非常恶毒,你们如果看过原贴就知道除了黄牛炒票和组织假唱外,还有涉及政治立场的指控,招招都是奔着要弄死对方去的。虽然事后他以遭受网暴,情绪失控来为失当言论道歉,但这个人的本质真的就是很糟的。 20年前他刚火的时候上综艺就经常有雷人发言,这些都过去了,近几年的名场面是一次直播中,网友弹幕说希望看到朱孝天和贾玲吃饭,因为两人之前录过综艺节目,有互动。结果朱孝天突然来一句,“贾玲我早就删了”。之后还反问“我为什么不能删贾玲?她都不知道我删了她,当时节目里的人都删了。” 贾玲也没得罪他,就是最近有一段时间没联系,他觉得多余就删了。其实删微信属于私事,你想删就删了,但把这事捅到舆论场当众说出来,会让人多少觉得这人有点病。 之前f4沟通合体演出事宜,弄了个微信群,朱孝天觉得大家各自在不同公司,意见不一,成员私下不熟,日常生活没交集,他就主动退群了。 他总是营造一种避群、社交隔离的人设,本来我也只是觉得他性格古怪,结果这次f4演出没带他玩,他破防了,对顶替他位置的阿信一波疯狂输出,玩脱了说自己情绪失控,抱歉。 我一个平时不关心内娱的人,阴差阳错这几年在热搜上陆陆续续吃了他好几个瓜,这样的人简直是社交地雷,谁踩谁炸。昨天有读者说举报是好事,这不符合我的价值观,我身边认识的人无论亲疏远近,我都不会主动举报。尤其是曾经关系尚可的时候知道的一些信息,关系疏远破裂后也不会拿来要挟或者攻击,否则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成本太高了。 …… 4、这几天互联网上铺天盖地的都在聊美国斩杀线,很多读者也留言问我怎么看。这事我一直比较审慎,因为我这辈子活这么大只在美国短暂的旅游过10天,我对美国社会的了解一个是基于公开数据,另一个就是影视剧,只凭这些我觉得不足以让我对深刻的社会问题得出准确的判断。 看公开数据的话,美国人均gdp大概是6.5倍,换算购买力大概是3倍,每周平均工作时长大概是0.71倍,居住面积是1.6倍,人均汽车保有量是3.7倍。如果只看数据美国人的生活质量应该不差,那为什么会被斩杀呢,我看了网络上的信息,主要是社会兜底保障制度比较弱,基础服务价格贵,导致很多美国人处于杠杆消费的紧凑平衡状态,没存款没余财,财务抗风险能力弱,一波意外支出就有可能阶级坠毁。 grok和gemini都提到了中国低成本生存的优势,它们告诉我2000人民币月收入的中国人,生存空间可能并不比3000美元月收入的美国人差多少。 再加上中国人爱储蓄,这是几千年农耕文明的文化基因,所以底层抗风险能力要强一些。其实无论中美你只要杠杆消费,都有阶级坠毁的风险,不然你问问前几年高位买房的人,他们在财务上也被斩了,现在只是苦苦支撑。 总的来说我对这个话题能发表的看法没什么特别的,互联网烂马路的水平,只是关心的人多,我浅浅回应一下。 今晚就这些,大家周末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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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七年的一个夜里,惠阳县城附近的山坡上,广州知青张宇德和女友梁淑文被当地人发现了,狗叫声、人声一齐逼过来。两人往山上跑,梁淑文一脚踩空摔下去,站不起来了。两个人在黑暗里对坐了几个小时,谁也没有说话。 张宇德后来说:"我们当时考虑,实在没法一起走了。但若留下,被送去收容所也是分男女的,终究还要分开。" 天亮以后她喊救命,他躲在远处,看着民兵把她带走。 这是他第三次往香港逃。广东人管从水路偷渡叫"督卒":象棋里的卒子一过河,就不能回头。 张宇德一九五三年生在广州。父亲一九四九年以前开过一个手工皮革作坊,文革一来被定成资本家,让红卫兵轮番批斗。一九六九年,十六岁的张宇德被下放到海南文昌的生产建设兵团。他后来说,家庭出身好的留在广州,出身不好的去农村。兵团每人每月四十斤粮食,根本不够吃。他怕的是一辈子回不了城。回广州探亲时,姐夫约他去香港,他去探父亲的口风,父亲说:"你若能下定决心,那就过去。" 一九七二年四月,他和姐夫翻过梧桐山,躲在山上等夜深了从大鹏湾下水,被边防部队的狼狗发现了。 "那个牙齿,四个牙齿一直咬,咬下来痛得要命,那个血啊,流得满腿都是。" 他大腿上留下了四道一指来长的疤。两个人一起被抓,在深圳、东莞、广州几个收容所之间转了几个月,最后他被押回海南的兵团。偷渡被定成"投敌叛国",一九六五年边境三个县的一份座谈会纪要里就写着:"偷渡是叛国投敌行为。"一天晚上,全连两百多人在兵团食堂开他的批斗会,有人上来拳打脚踢,有人脱下脚上的木鞋往他脸上扇,又有人搬来一个十几斤重的冬瓜,用麻绳拴了,挂在他脖子上。 "至少挂了有40多分钟,颈脖子都快断掉了。" "我当时倒是没有很大的情绪。因为在那种环境下,我甚至觉得自己真的是干了坏事。" 在广东省委的文件里,偷渡是一场政治斗争。一九六五年底的一份批复写着:"我们同香港的斗争,不能比物质,而只能比政治。" 挨斗以后,他又跑了第二次,还没下水就被公安抓了。 一九七三年探亲时,他认识了梁淑文。她家出身也不好,文革中全家被赶进大山,她十七岁,也刚逃港失败。一九七七年那一次,就是两个人一起走的。 她被带走以后,他一个人又走了七天,到了海边,天刚黑就冲进大鹏湾,在海里泡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香港的海滩和小岛已经出现在眼前,一条香港水警船开到了他面前。 那几年香港的规矩是:偷渡的人在边境被截住,送回大陆;躲过抓捕进了市区、找到亲人,就能留下来。他有个从没见过面的亲表哥在香港当水警。他在船上报出表哥的名字,警员们大吃一惊,带队的警督正是这位表哥。表哥把家里的情况反复核对了一遍,认了这个表弟,答应靠岸以后替他想办法。 "我当时还心想,这次走运了。" 船在沙头角一靠岸,他就被铐上手铐,押去打鼓岭警署。他把母亲临走时给他傍身的一块手表、一枚戒指交给表哥,反正到了收容所也要被没收。当天下午,他被送回了大陆。 表哥船上的一个同事,几十年后在电视节目里说起西边后海湾。从那边游过来的人,碰上退潮,脚下是一片蚝田,软泥,以为踩到了陆地。 "那个浮泥束缚住他们的脚,越抽,这个脚就深下去,再抽这个,这个也深下去,不能离开,那当水涨的时候,淹死了,死了很多人。" 记者问他,水警看到那些人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他说,人已经死了,还站在浮泥上面。 在深圳这一边,海边有几百个收尸埋人的"拉尸佬"。一九七〇年代末,蛇口海上派出所定过规矩,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的尸体,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十五元。有一个拉尸佬说,他最多一天埋了五十具,领到七百五十元。 张宇德被遣返回大陆三个月后,在一家私人医馆里见到了梁淑文。她两条腿差了两三公分,走路一拐一拐。他知道这条腿治不好了。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邓小平在广州听广东省委汇报,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差距有多大,深圳市委一九七九年五月的一份报告里有两个数:一九七八年,宝安县社员从集体分到的钱,一年人均一百三十四元;香港新界边上的农民,一年人均收入折人民币四千三百多元。 一九七八年,张宇德第四次走,梁淑文和另一个同伴跟他一起。三个人在元朗一带上了岸,爬到一个小山顶,踢响了山上报警的罐子,香港边境的兵从四面冲过来。三个人被冲散。他和同伴被抓住,只留下一个兵在山坡上看着。他对同伴说,我们一起跑,你往那边,我往这边,那个兵抓谁,谁的命就不好。一、二、三,他往山下滚,那个兵追上了同伴。他爬起来往第二座山上跑,听见梁淑文在远处喊: "德哥你马上把那个衣服脱下来。" 他穿的是一件蓝衣服,太显眼。他一边跑一边脱,甩开了追兵。她这一喊,把自己暴露了。五月十三日,张宇德进了香港市区,拿到了居留资格。表哥把替他保管了一年的手表和戒指还给他,说当初把他交上去,心里不忍,可是不能徇私违纪。梁淑文被抓住,送回了大陆。 第二年,单是宝安一个县,动身外逃的就有八万四千多人。早在一九七一年,宝安县公安局的《年终汇报提纲》里就写着,许多村庄都变成了无人村,有个村子逃得只剩下一个瘸子。当地流传的民谣唱:"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一九七九年三月,梁淑文过了境,躲在打鼓岭一个养鸡场的鸡栏里。张宇德付了三千块钱,把她扮成新界农妇,带进市区,领到了居留证。一九八一年,两个人回广州结了婚。 邓小平视察深圳的时候,说起逃到香港的人:"现在他们逃过去,将这里经济发展了,他们会回来的。" 张宇德回来了。二〇〇〇年以后,他从香港回内地投资,在江西开厂,在东莞开酒楼。他有时会回头想,当年豁出命去,到底有没有必要。这念头一晃就过去了,他还是觉得香港的日子让他满足。 "而且我喜欢这里的自由。" 开发蛇口工业区的时候,工地上一次就挖出了四百多具偷渡者的尸骨。后来特区办二十周年、三十周年的纪念,这些死去的人,一个字也没有提。 ——张宇德讲述:《张宇德:六年三度失败一夜泅渡抵港》,《南方都市报》2013年7月23日(搜狐转载);凤凰卫视《冷暖人生》逃港者一集中张宇德、水警骆德志的讲述(据文学城2013年1月22日转贴文字)。各次逃港的年份取南都报道(1977年女友摔伤、1978年5月13日入市区);又走七天、三个月后医馆相见、蓝衣服喊话等细节出自凤凰节目里张宇德的讲述,节目把这几趟记在1973年底和1975年,两处说法不一 ——王硕《逃港潮与相关政策变迁》,《炎黄春秋》2011年第1期,第51—56页(引文见第52—55页;1965年座谈会纪要、广东省委批复、邓小平1977年谈话、深圳市委1979年报告、宝安县逐年偷渡数字,均转引自此文) ——宝安县公安局1971年《年终汇报提纲》、宝安民谣:转引自《中国青年报》2010年12月8日林天宏报道 ——邓小平谈话前半句:江关生《中共在香港》下卷,天地图书,2012年,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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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血战三日 成都的民主化运动,一开始就跟北京和中国其余地区有很大差别,最开始的抗议主要集中在反腐败和反官倒这样不痛不痒的口号中,甚至跟“民主”没有直接关系: “比如,当地一位英语说得很好的社会学教授,带我了解了豪华的锦江宾馆的情况。他指着那些独自坐在酒店酒吧喝着橙汁的女人说,这 里的消费是普通中国人负担不起的。看起来,这些女人似乎是妓女。我们看着一个年长的男人走到其中一个女人那里,然后两个人走出餐厅,消失在电梯里。他说,那名男子是一名著名的将军,公众知道酒店里发生的这种事情,并将其视为失业严重时期政府腐败的一个主要象征。”(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据我6月5日采访的美国领事馆官员斯科特·贝拉德(Scott Bellard)说,最开始在成都没有真正的学生民主运动,但在年轻工人和失业青年当中存在巨大的动荡,主要是对腐败和失业感到忧虑。”(同上) “不过他们的诉求有别于北京的学生。‘我印象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它从来不是为支持民主而抗议的。’金鹏程(Paul Goldin)说。这位宾州大学的中国思想教授,昔日是在四川大学学习中文的美国学生。从他的角度来看,学生的主要目的是要让体制从里到外变得更纯粹,他们并不想推翻共产党,反而希望党能遵守自己做出的承诺…之后很久,所有人都知道北京建了一座民主女神像之后,那时候,人们才开始使用自由、民主这种词”(《人民失忆共和国-成都》林慕莲) 紧接着,成都运动的第二个特点出现了:它是在不断的反抗政府的暴政之下,才越来越强大的。换句话说,对中国政府的仇恨,而不是对民主自由的追求,才是成都运动真正的核心动力: “五月十六日的清晨是成都抗议行动的转折点。当时超过千名的警察与大约两百名学生扭打成一团,警察在清场过程中动用棍棒和皮带殴打学生…那晚的暴力清场刺激了这场运动…有近几十万人在警方行动之后走上街头,还有多达一千七百名的学生参加绝食抗议。成都变成了游行参与者的聚集点,他们从四面八方的其他地区蜂拥而入,甚至有远至西部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代表团来参加抗争。学生们在墙上张贴的海报中写满了他们的希望与渴望,像是‘不自由,毋宁死!’抗议在当时成了家常便饭,在某些圈子里,连日常的问候‘吃饭了没?’都会半开玩笑地变成了‘你抗议了没?’”(《人民失忆共和国》) 四川省曾是赵紫阳的封疆,时任四川省党委书记杨汝岱又是赵紫阳的门生,因此四川党委迫切的想要把成都的运动解释成为支持北京学生的运动:“党委副书记顾金池对学生说:‘我们清楚的知道你们的绝食运动是为了支持北京学生…”(同上)成都的抗议活动确实与北京的学生运动有一些理论上的联系,但两地的社会背景差距太大,产生运动的原因也如上述般各不相同,因此四川省委的举动更像是顺势而动,借机配合赵紫阳和中央党内支持学生的派系,而不是对成都运动一个符合事实的描述。 当然,成都与北京最大的区别和关联,都来自于6月3日当天。当北京的屠杀正在策划和进行的时候,成都的抗议者已经所剩无几。然而当北京屠杀的消息通过BBC和VOA传到成都以后,全城才真正的被点燃了。也就是说,北京的抗议结束以后,成都的运动才正式开始: “在几个小时之内,充满杂音的英国广播国际频道以及美国之音却传来了北京的屠杀消息,于是数千名愤怒的市民又再度回到了成都街头。这次的群众运动展现出坚定的团结与无畏的勇气,街头的抗议者清楚知道军队在北京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火。数千人在成都的主要道路上游行,他们举着哀悼的花环和标语,上头写着‘我们不怕死’、‘六四屠杀,七千人死伤’、‘打倒独裁政府!’当第一波的示威群众游行到武警部队面前时,局势变得一触即发。群众的攻势被警方挡了回来,武警开始用警棍殴打示威者。现场登时爆发为全面战斗,抗议者用鞋子,砖头,人行道上的碎片,以及任何他们能够取得的东西回击武警部队。”(《人民失忆共和国》) “然而,成都人并没有被政府撑腰的暴力镇压给吓唬住。相反的,他们被激怒,变得更加义愤填膺…一群人发现了一个没怎么伪装的警察。‘愤怒的群众立刻揪住了他,像成群的老鹰一般扑向他,在我们眼前血腥地将他踩死。这种严厉的私刑让我深深震撼,它血淋淋地显示了人民对警察有多么反感。’”(同上) 至此,长达三日的血腥巷战在成都市民与中国警察之间展开。尽管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多有出入,而且各方的描述区别甚大,但是有一点是所有人都可以同意的,那就是从6月4日下午开始,到6月6日晚,成都市民的攻击对象都只有一个,就是中国政府及其代理人。不管是市政府,警察局,消防局还是国有企业,都成了成都市民的攻击对象。他们忠实的履行了“打倒独裁政府”,“暴君人民绝不放过你”,“血债要用血来还”的承诺,在实力对比明显不利于自身的情况下,用自己的鲜血谱写了巴蜀人反抗中国统治的悲歌: “到了六月四日傍晚,一群愤怒的群众放火焚烧任何属于公家的物品,包含公共汽车和警车。群众向广场附近一个殴打拘留者的警察局投掷石块,瓷砖和汽油瓶,最后还引爆火势。大火蔓延到早被洗劫一空的‘人民商场’ — — 一个占据了整个城市街区的国有市场…六月五日早上,成都的市民一觉醒来看到了不可思议的景象。街上有很多焦黑冒烟的公车,现场出奇的安静。而且唯独国家的财产遭受攻击,政府大楼的每一块玻璃都被打碎,而旁边的私人企业则毫发无伤…政府当局好像完全失去了掌控能力。一份解密的美国电报指出,武警部队的人数远远不及民众人数,他们为确保自己的安全,被迫撤退到市政府大楼。每一次武装部队试图出击的时候,都因惊人的群众数量而迅速撤退,最多只能偶尔向人群投掷几颗烟雾弹。”(《人民失忆共和国》) 笔者曾在其他地方将巴蜀的抗议称为“六五”,而不是“六四”,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整个成都抗暴过程中,最有象征性的冲击政府大楼,和市民与警察最激烈的战斗,都发生在六月五日: “6月5日上午12:15,我写了如下: “街上到处都是人,一片混乱。” “当我沿着人民南路走向广场时,我开始见到倾倒的垃圾桶和路边的栏杆。距离毛泽东塑像一个街区的地方,年轻人正在建造一个简陋的路障。最终,我壮起胆子从广场中心穿过,满地都是碎玻璃和垃圾。 “看不见有警察,但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一个扬声器播放公告,一个声音说到:“我们五分钟后就来抓你。”又一阵恐慌爆发了,人们都纷纷逃走。” “大约午夜12:15分的时候,我在广场往右转,看见路上有燃烧的物体。两辆城市大巴,也许就是下午5点左右我看到的警察拖过广场作为路障的那两辆大巴,烧的只剩车架了,轮胎仍在燃烧。再远一点,一辆三轮警用摩托车也在燃烧,然后我意识到我正在走过的街区有一半着火了。” “年轻人打烂窗户、摧毁建筑物,以表达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成都体育大学的一位没有参与抢劫的学生告诉我:‘人们正在燃烧建筑物,因为政府不好。戒严是一个错误。我们不喜欢它。’” “三辆消防车从广场的方向开过来去扑灭熊熊大火。但当他们停下来,连接水管并对准火焰时,人们包围了消防车,并在五分钟之内将其中一辆点燃,并将另一辆翻过来!难以置信。人群吼叫着表示赞同。五分钟后,催泪瓦斯罐头开始爆炸,人们逃离,这种恐慌情绪并未停止,因为爆炸不断发生并且越来越靠近 — — 四,五,六个。” 我接着写道:“这是一个有趣的教训。从当局角度看,这展示了事情如何‘失控’,甚至可以‘证明’他们的论点,即骚乱是‘少数暴徒’或‘几撮不良分子’造成的。当局对于和平示威出重拳,激怒了他们。在开始实行强硬路线后,他们无法退缩,只能严厉打击。愤怒的人们,开始抢劫、放火。当局不能让建筑物就这么被烧毁,所以他们派出消防车。当人们把这些都点燃后,催泪瓦斯就来了。当局一旦开始犯错,并坚持下去,剩下的事情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6月5日上午9时左右,一伙歹徒从东、南两个方向,用石头猛击市人大常委会办公楼,将二、三、四楼临街办公室窗户的大部分玻璃砸烂。随后,这些歹徒手持钢钎,木棒,冲开东面铁门,打砸停在院内的汽车,并放火烧毁了三辆轿车。下午,一些歹徒又聚集在市人大常委会门前,向办公楼抛甩汽油燃烧瓶,将行政楼引燃,这些人还猛撞围墙,企图冲进办公区,未逞。他们便在办公楼下叫骂:楼上的人下来,把你们全部杀死… 6月5日,从下午到晚上,一伙歹徒围聚在市政府办公大院东墙外左侧,对着正在进行广播的房间高呼:杀死所有的共产党员,杀死所有的公安!” “6月5日,歹徒的暴行达到顶峰,他们倾巢出动,四面袭击,打砸警车,殴打武警、公安干警和解放军。从6月5日至6日,成都市区所有十字路口皆无交警上岗,街上亦不见穿警服、军服的军警人员。一些军警人员的家庭受到威胁,歹徒们叫嚣:先打警察,再打警察家属…歹徒们还闯进一、二、三、六等医院,搜寻受伤的武警战士,扬言‘搜出一个,就打死一个’。蜀都大道和一环路等地,每个交通路口都聚集着几百名歹徒。他们见军车、警车、轿车就砸,见军人、民警就打。他们喊着:‘有怨报怨,有仇报仇,无冤无仇,就打欺头!’”(《成都骚乱事件始末》) 而武装斗争的主力,已经从学生转移到了长期受警察欺压的群众,这一点,共产党的材料其实比西方人看到的更清楚: “石头、砖块、玻璃瓶如雨点般向人民东路派出所袭击。手持匕首,钢钎,大刀,木棒,铁棍的歹徒,声嘶力竭的对着人东派出所嚎叫着: 警察,黑xx!今天老子们要把你们黑xx锤平! 黑xx警察!你们整老子,你们晓得有今天的下场哇。老子要点一把火,烧! 宋良志(人东派出所所长)!你xxx是对的就出来!人东(派出所)的,还有戴大盘盘(帽)的,是对的都出来!老子们今天统统的杀死! 共产党没有了!政府没有了!打!烧!冲哇!”(《歹徒们为什么要烧人东派出所》) 当然,和中国的材料想要宣传的相反,抗议群众其实在大多数时间都处于武器,装备和经验不足的局面。从西方和共产党的记录我们都可以看出,抗议群众的武器非常简陋,最有效的也只有燃烧瓶和高压气枪(只有共产党的记录,西方记录里并未出现高压气枪)。面对全副武装的武警和解放军,抗议群众很快失去了气势。从共产党的材料里来看,抗议群众分成许多个小团体,彼此之间并没有足够的支持,而武警一次的出动数量居然可以达到800名!6月6日,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抛弃了部分由他煽动起来的学生和抗议,给武警下达了镇压的命令,武警开始放开手脚,血腥镇压抗议群众。在武器,装备,组织和经验全面领先的武警面前,抗议市民仅凭人数优势无法获胜,被分割开来,各个击破: 我问他,既然民众是多数,为什么不将警察制服。 “在成都,这是新事物。我们没有这样的战斗的经验。人们很害怕。但我们不能再忍受了,所以我们加入了。如果警察向人们开枪,他们就会变得更勇敢,并去战斗。我们医学院/医院的院长警告我们,如果我们参与学生示威,就会受到惩罚。这是真的。他们在布告栏上贴了通知。”(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武警在抓捕学生和抗议者期间,对他们实行了惨无人道的杀害: “我回到我之前待着观望事态的那间房间的阳台上。不久,有六辆卡车载着看起来像是士兵的人进入大院。他们没有持枪,但似乎有类似刺刀的武器。他们与我过去两天见过的武装警察不一样。有一个人非常醒目。他穿着不同的制服,有一把套在枪套里的手枪。 这些士兵跳出来,见一个抓一个。真是一片混乱。大多数示威者、袭击者和围观的人都跑了出去,但大约有三十多人被抓,不管他们是破坏了财产还是只是看热闹的,士兵们不知道也不关心。 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我们惊恐地看到这些士兵们殴打、虐待被捕的人。他们要每一个人向前迈出一步,双手绑在身后。他们给他们拍了照片,问了一些问题,然后把他们头朝下扔到水泥地的停车场。他们的头骨脑袋撞到地面发出的嘭嘭声,令人毛骨悚然。 我受不了了。我跑到酒店的大堂,那里全是碎玻璃,被砸得稀巴烂。我发现士兵的领导正和其他的士兵站在周围。我走到他面前,开始用英语对他喊:“你不能这样做!你这是在没有任何正当程序的情况下杀人。”我也不确定自己具体说了什么,但我不会说普通话,而他不会说英语。很快,一些警卫把我赶走了,我又回到了阳台,气得浑身发抖,却又无可奈何。 在他们“处理”完所有新的被捕者之后,士兵们又将他们扔到他们开来的其中一辆大卡车上,就像他们是一袋袋土豆。 如果那时那些人还没有死,那么压在下面的人很可能会窒息而死。凌晨3点刚过,他们就把车开走了。我不知道他们当中死了多少人。”(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她看到了大约二十五个人跪在院子里,头朝下,双手绑在背后。他们先是被推到在地,然后卫兵围着他们走来走去将近一个多小时。最后,指令下来了。这时‘穿黑裤子白衬衫的人上来用铁棍把那些人的脑袋敲碎’。景象惨绝人寰,她吓得在浴室里呕吐。几天后,她逃离了中国。后来她告诉一家北欧的报纸,‘他们一个人一个人的杀,那些还活着的人不断哀求他们给一条生路。’”(《人民失忆共和国》) 惨烈的三日巷战,以巴蜀人民的失败而结束。 ---成都血战:巴蜀的1989 巴蜀独立会 1.6月4日警察对抗议者使用了催泪瓦斯和眩晕手榴弹,试图驱散主要广场的人群。 2.6月4日武警清场后,警察和投掷石块的愤怒人群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3.6月4日成都。照片: AFP/Getty Images 4.在冲突中受伤的人等待接受治疗。头部受伤的情况很普遍,这说明警察采取了殴打抗议者头部的策略。伤者恳求西方摄影师 "告诉世界!"Kim Nygaard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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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的前一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夜里十点左右,张学良从宴会上赶回西安的公馆,把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叫进客厅。东北军的几个高级将领都坐在屋里。他当着众人下令:明天凌晨去临潼华清池,把住在那里的蒋介石扣起来。 “你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 孙铭九正要退出去,张学良回过头盯着他,又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还是我死,是说不定了,不过报纸上能登这么大的字。他用手比了一个鸡蛋大的圈。 张学良这时的官衔是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剿的是陕北的红军。他敢在这一夜押上身家性命,是因为他剿了一年的陕北中共告诉他,斯大林会扶他。 他这样指望斯大林,因为他手里只剩一支军队,脚下已经没有一寸自己的地盘。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东北军没有抵抗,退进关内,东北老家丢给了日本;一九三三年又丢了热河;一九三五年,南京照日本人的要求,把留在河北的东北军也调走。从此东北军每月二百万元的军饷,只能向南京要。照他的想法,吃人家的饭,也得听人家的话。 南京要东北军去打红军。部下私下抱怨:“副司令真傻!”“人死了,枪丢了,国民党政府也不给补……都打光了怎么办!”有人把这些话说给张学良听,他有时说:“要相信到西北以后我会有办法的!” 到了西北,先来的是败仗。一九三五年秋天,东北军在陕北的劳山、直罗镇被红军接连吃掉两个师,两个师长阵亡。张学良向蒋介石请求补充枪弹,给两位阵亡师长各发十万元特别抚恤。蒋介石的答复是:“特恤碍难照准,两师番号予以撤销。”东北军上下都明白,蒋介石派他们剿共,是要他们和红军两败俱伤。再这样打下去,东北军打光了,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要另找靠山,新疆的盛世才就是个样子。他几次私下请苏联驻华大使转告斯大林:靠苏联撑腰坐稳新疆的盛世才,是他的老部下,苏联扶得了盛世才,也该扶他。斯大林这时最怕日本从东边打苏联,要的是蒋介石领着中国去打日本,不会为张学良拆蒋介石的台;可他也不把话说死,只让人捎话,叫张学良去和中国共产党联系。他就去了。 这时的中共也走投无路。红军长征到陕北,剩下几万人,四面是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和马家军,陕北地瘠人穷,养不活这支队伍。围剿他们的主帅自己找上门来,毛泽东求之不得。 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共联络局局长李克农秘密到了洛川的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部。他自己带着密码,借军长王以哲的电台,在洋蜡烛底下译电,往陕北发报。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给再去洛川的李克农下了谈判训令,头一条是“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二十八日,李克农和王以哲谈定一个口头谅解,里面有一句:“红军过路应予通行”。 这时红军主力已经从陕北渡过黄河,到山西去弄粮食和兵。红军在山西打土豪,也向县城要钱,彭雪枫打电话给浮山县县长,“要他交出5万元款子,否则就派兵攻打县城”。阎锡山向南京告急,蒋介石电令张学良:“匪主力过河既已明了……则我军应速向北推进,封锁黄河西岸各渡口。此机万不可失。”张学良回电推说陕甘边区“股匪极为活跃”,要“先行肃清”。蒋介石再三催,他不动。 三月五日凌晨,张学良自己开着飞机到洛川,见了李克农。中共让李克农备好一套话,预备张学良替蒋介石说话时驳他,几乎没用上。张学良只催着要尽快见中共的领导人,还请中共替他介绍代表去苏联。 四月九日晚上,周恩来被张学良派去的人接进延安城,两人在城里的天主堂从九点谈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张学良说,国民党完了,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共产党,一条法西斯。周恩来会后给中央的报告里,记下了他那一夜问的事: “苏联是否必帮中国?苏联是否真心助中国?” 周恩来请他到时候放红军渡回黄河西岸,再接济红军弹药。张学良都答应了。两边谈定了停战、通商、互派代表,“无线电、药品他可代购办,并可送弹药”。跟周恩来同去的戴镜元记得,张学良“先拿出二万银元,说是他私人的钱,用以支持红军抗日。会谈后,他又送给我们二十万元法币。”周恩来报告中央:“张对经济、通商、交通上助我,确有诚意。”张学良也有自己的算盘:他想让红军留在黄河东边和中央军拼,自己好扩大地盘。 二十二日,周恩来写信给张学良,头一句是“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又说:“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刘鼎临走,周恩来交代他:“你带报务员去建立秘密电台,密码由你自己掌握”。张学良在洛川见到刘鼎,握着他的手说:“好呀,你再不是客人,而是我的助手了。”又对他说,延安那一夜,“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最后说: “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几天后,张学良亲自开飞机带刘鼎回西安,让刘鼎坐到驾驶座上,绕道黄河上空。刘鼎住进张公馆的东楼,对外是张学良的随从军官。他在东楼地下室装了一个小电台,中共中央和张学良之间的来往电报,从此都从这间地下室进出。 五月初,红军在山西站不住了,带着钱粮,押着近万山西壮丁,分批渡回黄河西岸。西岸是东北军的防区,红军西渡没有受到东北军阻碍。五月十二日夜里,周恩来又和张学良谈了一次,张学良答应给红军七九子弹十万发;六月一日,其中六万发送到了延安。 这年夏天,中共长征以来和莫斯科断掉的电讯,借张学良剿总的电台接上了。李克农后来说:“张学良部队还给我们送电台、送药品过来。”线一接通,中共就向莫斯科要钱,理由是东北军的军饷“全部靠南京拨款”,一旦起事就会断,问能否“每月给我们300万元的援助”。 六月底,刘鼎给中央发电报,电报里的“日”是张学良的代号: “日要求入我党耳,求专人训练。” 七月二日,中共总书记张闻天把这件事报告莫斯科。电报说东北军“虽附属于蒋介石,并未给他地盘,且在待遇上歧视他”,又说“目前我们与蒋介石争夺东北军到了最后决斗的时期”;对张学良入党,写的是:“我们拟派叶剑英、朱理治去,并将来拟许其入党,因为这是有益无损的。”八月九日,毛泽东等人给张学良的信里已经叫他“同志”,说“八个月来的政治关系,证明了你我之间的完全一致”。 八月十五日,莫斯科回电。电报说,叫他们特别不安的,是“你们关于甚至打算吸收张学良入党的说法”,“只有那些优秀的经过考验的工人、农民和学生才能加入党的队伍”;同张学良的接触必须保持,“利用这种接触在张学良的军队中开展我们的工作”,“但是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作是可靠的同盟者”,他“完全有可能产生新的动摇甚至是公然背叛我们”。 这封回电,毛泽东瞒住了张学良。他一面向莫斯科表示服从,一面告诉张学良,入党的申请批准了,往来的密信里照旧叫他同志;还说苏联已经在新疆备好了大批军火,等红军去取,请他配合打通道路。张学良信了,以为是斯大林接纳了他。早在七月里,他已经和周恩来商定了一个西北大计划:打通苏联,割据西北,成立西北国防政府。计划里要打的是中央军和宁夏青海的马家军,华北的日军不在里面。计划成了,他就有了西北这块地盘,背后靠着苏联。中共也指望它救命:八月二十五日给莫斯科的电报说,红军财政粮食已经十分困难,联不成东北军反蒋,南京又不肯停止剿共,就只好放弃陕北。 钱也一直从他这里出。八月,中共派到西安的潘汉年报告:“我们借钱,立刻应许,已交五万元(存刘处)”。十月,叶剑英到了西安,说红军经费困难已极,冬衣更难,代表中共中央向张学良借三十万元。张学良一口答应,只说西安一下只能办到五万元,其余二十五万元到上海去想办法;棉衣给一万套,从西安送往兰州,请红军半路去取。入冬以后,中共给莫斯科的电报叫苦:“张学良那里也没有钱借了。”这时中共向张学良借的钱已经有六十万元;十一月下旬,又从他那里借了十万元。 十一月底,德国和日本签了反共协定,矛头对着苏联。斯大林更要蒋介石领着中国抗日,严令中共放弃反蒋,拥护蒋介石。毛泽东不理会这道命令,反倒派周恩来去和张学良商量:把蒋介石请到西安来,扣下。张学良几次打电报请,又亲自到洛阳去请蒋介石来西安,给将士们训话。 蒋介石这边,红军已经被压在陕北一角,他要趁这时一举剿灭。十二月四日,他住进临潼华清池,召见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虎城,给了两条路: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开上前线剿共;不然,东北军调福建,十七路军调安徽,陕甘交给中央军。杨虎城是陕西本地人,十七路军三万来人,全靠陕西这块老地盘,调去安徽就什么都没有了;他身边多年埋着中共党员,妻子谢葆真也是党员。七日,张学良当面求蒋介石停止剿共,蒋介石说,剿共已经到了最后五分钟。当晚,张学良和杨虎城商定动手。张学良发电报到陕北,要中共的叶剑英回西安一起策划。毛泽东回电说叶剑英已经上路,其实没有让他动身。 十一日夜里,张学良对将领们说,蒋拍着桌子骂他:“等我死后你再去抗日。”一位军长问:“第二步怎么办?”张学良说: “先扣了再说,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还拥护他做领袖。” 孙铭九出门的时候,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在旁边对他说:“孙营长,就看你的啦。” 十二日凌晨,卫队营的卡车冲到华清池门口,门卫开枪拦,被打倒,枪声和喊声混成一团。孙铭九一路趴着往前爬,摸进蒋介石住的五间厅,人已经不在了。他摸了摸床上的被褥,还是热的。朦胧的曙色里,他看见蒋的帽子、皮包、假牙乱摆在桌上。一个卫士跑来报告:“在后山墙下发现一只鞋。”蒋介石的亲信蒋孝先从西安往这边赶,在公路上被截住,枪毙了。 天色快要全亮的时候,卫队营满山搜。一个叫陈思孝的班长在前面喊:“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他们先前看见一块大石头旁边像有人走动,搜过去,洞里蜷着一个人。士兵喊,再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蒋介石钻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光着两只脚,上身一件古铜色绸袍,下身一条白色睡裤,浑身是土,冻得发抖。他抬头看了孙铭九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 “不打死你,叫你抗日!” 上午,蒋介石被押进西安城的新城大楼,一言不发,送来的大衣不穿,牛奶不喝,只问孙铭九:“你们副司令怎么还不来?”大约半个钟头后,张学良穿着一件蓝色丝绸棉袍推门进来,脸上带着得意,对他微微欠身: “委员长受惊了!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 蒋介石说:“我看你有什么好办法!”孙铭九退出门,就听见两个人在屋里吵了起来,声音很高。 同一天将近中午,陕北保安毛泽东住的窑洞里,中共的领导人围着读张学良发来的急电,张国焘也在场。有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朱德抢先说:“现在还有甚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指的是蒋介石和他的随员。毛泽东一直在那里狂笑,接着说: “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 张、杨,就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张国焘记得,当天发给莫斯科的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说西安事变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拟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决裂。他给张学良起草复电,尊他为全国抗日领袖,夸他一举手便旋转乾坤,说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朱德要毛泽东明明白白叫张学良杀蒋,毛泽东笑着说,他已经着力暗示了,“但这‘杀’字不好由我们口里直说出来”。他对张国焘解释过,电文上不能赤裸裸地说出来,否则将来要留下痕迹。 十三日晚上,莫斯科的电报到了,一张半打字纸的长电:西安事变是日本的阴谋,苏联不会给任何支援,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能领导抗日的只有蒋介石,中共要促成和平解决。电报是斯大林亲自起草的;后来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说斯大林当时对他讲,张学良分量不够。窑洞里,毛泽东踱来踱去,急躁地说: “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向张、杨那么说,现在又要反过来这么说,张、杨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吗?” 周恩来坐着张学良派去的飞机到了西安。张学良见面就问:莫斯科有没有电报?对西安的事是什么态度?周恩来告诉他,苏联大致不会援助西安。张学良当场发了火,觉得自己被共产党卖了:从前他们一直说苏联会帮忙,现在他骑在虎背上,他们临阵抽腿。周恩来低声下气,百般解释,说这是中共中央想不到也不愿有的事,中共一定始终与他站在一起,凭本身的力量,来担当一切。 宋子文、宋美龄先后飞来西安谈判。十二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去见蒋介石,带去斯大林的许诺:把蒋介石的长子、扣在苏联多年的蒋经国放回来。蒋介石的态度一下子变了,答应停止剿共,事变照斯大林的意思收了场。毛泽东想借张学良的手除掉蒋介石,没有做成;被围在陕北、眼看要被剿灭的红军,倒因此活了下来。 二十五日下午,张学良陪着蒋介石夫妇和宋子文飞离西安。孙铭九后来记得,他临走前说过,三天以内就回来。飞机上,蒋介石对他说: “你闯下了这样大祸,如果这时去南京,南京方面众怒难犯,定要杀你,你去不得的。” 张学良说:“应该杀我,我是有罪的人。” 很多年以后,他说起这一趟:“我到南京,也许就把我枪毙了,我不在乎。我到南京送蒋先生,我是请罪,简单地说,我甚至把后事都预备好了。” 当天晚上,周恩来的急电到了保安。张国焘记得,毛泽东显得特别焦急,断断续续地说,张学良也跟着到南京去,难道他不会把罪过都推向中共头上? “我们不是曾经推动张学良反蒋抗日,说甚么可得苏联援助,拥护张学良形成西北抗日局面么?这些难道张学良不会自动或者被逼的和盘托出?” 他接连给周恩来发电报,要周恩来对蒋介石的亲信说明中共事先并未参与,和张、杨断绝明显的来往,还要设法销毁一切同张、杨来往的证件。 二十六日中午,蒋介石的飞机落在南京,林森以下文武百官都在机场,军乐、爆竹,人山人海。下午两点左右,张学良和宋子文坐的第二架飞机落在城外一个军用机场,没有欢迎的人,只有宪兵和特务。宋子文和军统的戴笠把他拉上汽车,送进北极阁宋子文的公馆。两天前的晚上,戴笠已经把话交代给手下:“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与宋部长接到北极阁宋部长公馆去,软禁起来,不让他接见任何人。”他让特务队长刘乙光挑十几个机灵可靠、仪表好的人,都穿蓝色中山服,佩二号左轮,去看守张学良。 也是这一天,保安的中共中央听说蒋介石已经由张学良送回南京,立即把中央机关往延安搬。张国焘记得,从那不成样子的保安迁到延安,大家心胸都大为开朗。 十二月三十一日军法会审,张学良在庭上说,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他没有把反蒋的责任推到中共头上,反倒替中共开脱。判决是有期徒刑十年。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国民政府特赦了他,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他被扣以后,军需账上查明,前后接济红军的钱有七十六万元。 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份宣传指示。第一条说,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本党绝未参与,事变发生后,本党即通电主张和平解决。第二条说,本党“对于张、杨十二月十二日所采取的方法却并未曾赞同过”。第三条说: “蒋之释放,张之赴京,以及南京政府对此案之处置,本党也认为是南京内部的问题……” 西安城里,张学良没有回来。一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杨虎城把身边的中共党员南汉宸从睡梦中叫起来,对他说: “你这次来西安,我当然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希望你也要替我打算打算。你刚来到,我就对你说,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张汉卿主张和平解决,亲自送蒋到南京,结果如何?现在可以看出来,回来希望不大。张的牺牲是差不多了。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么对付蒋。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 南汉宸把这些话报告周恩来。周恩来让他回去告诉杨先生:“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绝对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东北军里,主和的将领要服从南京,少壮军官要接着和中央军打。周恩来没有告诉他们,中共已经向蒋介石保证不再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红军改换番号,反倒照毛泽东的盘算,鼓动孙铭九这班少壮军官去打: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央军打起来,红军好坐收渔利。二月二日早上,孙铭九他们开会,决定杀主和派的头领王以哲。奉命带兵去的连长于肇中说:“王以哲是我的老师,我去过他的家。”一排兵坐卡车到王家的胡同口,排成队唱着歌从门口过,走到一半突然散开,缴了门口警卫的枪,冲进屋,把王以哲打死在床上。传令的营长商同昌随后赶到,看见院子里绑着一个女人,是王以哲的太太。他叫人松绑,让她赶快买棺材把王军长收殓起来。她哭着说: “我们没钱买棺材,钱都让你们兵拿去了,十条金子,三万八千元钱。” 东北军的将领们一致要求惩办孙铭九。孙铭九跑去向周恩来跪下磕头,求他帮忙,周恩来派人把他送进红军的地盘暂避。东北军随后被拆散东调,从此不复存在。 红军保住了自己的队伍和地盘,换了个番号,每月从国民政府领二三十万元的军饷。蒋介石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写道,八年剿匪之功,本来预计两个星期、至多一个月就能完成,几乎全毁于一旦。 张学良这一管束就是十年。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他被关在重庆松林坡,军统的张严佛来报告他:飞机已经交涉好了,明天拂晓从白市驿机场起飞,直飞南京。他信以为真,很高兴。当晚给他饯行,军统的毛人凤端起酒杯对他说,委员长来电,情况有些变化,不去南京了。张学良瞪着眼问,不去南京,去哪里? “委座指示,明天的飞机直飞台湾。” 张学良一掌拍在桌上。赵一荻忙拉住他,递给他一条湿毛巾。他呆坐了一会儿,闷声问什么时候走。看守他的仍是那个特务队长刘乙光,站起来开口:“报告副座……”他打断说:“还有什么副座不副座的,干脆把我看成犯人好了!” 第二天早上,赵一荻挽着他的胳膊上了飞机。他被关进新竹五峰乡的深山,在那里写过一首诗: “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 杨虎城后来被撤了职,打发出国考察,到了莫斯科,向斯大林要军火要钱,说回国要再发动一次兵变。斯大林转手把这些话通报了蒋介石。一九三七年底,杨虎城被宋子文的电报诱回国,随即被扣,从此再没有出来。他的妻子谢葆真一九四七年死在囚室里。一九四九年九月六日夜里,特务把杨虎城和儿子杨拯中带到重庆松林坡,说请他们暂住两天,等委员长接见。杨拯中走在前面,怀里抱着母亲的骨灰盒,一进门,埋伏在屋里的特务拿匕首扎了进去,血喷在骨灰盒上。杨虎城往前赶了几步,刀已经刺进他的胸口。第二天凌晨,他在狱中出生的小女儿杨拯贵也被杀了。命令是蒋介石亲自下的。 一九九〇年六月一日,台北给张学良办九十岁寿宴,他刚刚恢复人身自由。墙上挂着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发来的贺电: “恩来在时,每念及先生则必云:先生乃千古功臣。” 这是五十四年来,他头一次当众答谢关心他的人。他站起来说: “我真是虚度九十,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正如《圣经》上所讲的即保罗所说的话:‘我是一个罪人。’我不但是罪人,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自己感觉真是万分的惭愧。张学良何德,能够蒙诸位亲友这样来给我做寿,我怎么能做寿,我有什么寿!” 他说过:“我几十年失去自由是应该的。如果我是蒋介石,我会枪毙了张学良,因为这是背叛啊!”晚年说到西安事变,他把事全揽到自己身上:“西安事变绝对是我一手策划的”,杨虎城只是同意。 后来他住到夏威夷。中共多次托人请他回大陆看看,他都推掉了。他对张家的后人交代,西安就不要再去了。 二〇〇一年十月十四日,张学良死在檀香山。从西安事变到九十岁恢复自由,他有五十四年是被人看着过的。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1998年版,第330—335、342、347—348页;孙铭九《临潼扣蒋》,收入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17—223页,另孙铭九、商同昌回忆见第481、494、506—507页,高崇民《西安事变回忆》见第67—69页,戴镜元回忆见第52—53页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48、59、61、63、76、82—83、85、105—107、121—122、171、196、249、256—257页(李克农、周恩来、刘鼎、张闻天、潘汉年电报和报告,毛泽东等致张学良信,均转引自此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五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226、242、244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53页;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7—28、82页;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74—375页(蒋介石、张学良往来电报转引自此书);百年潮杂志社编《中国政治局势的重大转变:纪念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第36—37页(李克农谈话);侯金卓《红军东征中党的“扩红、筹款、赤化”工作研究》,太原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32页 ——唐德刚访录、王书君著述《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下卷,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第524、562、611、687—689、708—710、720—723、930—932、947、1063—1068、1194、1202、1206页;台湾档案管理局《幽禁岁月:张学良在台湾的后半生》,2016年;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小萝卜头的故事》 ——解方《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将军的政治思想变化》,收入《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9页;杨奎松《1920—1940年代莫斯科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概述》,《二十一世纪》2004年6月号,第44—45页;张之丙、张之宇访谈《张学良口述历史》注释索引卷,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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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八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从党内第二位降到第八位,不再过问中央工作。十一月底他对家里人说过,我可以不当国家主席,带你们去延安或者回老家种地。一九六七年一月初,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学生几次勒令他到学校去作检查,毛泽东批示说,还是不宜去,让周恩来去向学生做工作。毛泽东后来对美国作家斯诺说过,一九六五年一月,他就决定打倒刘少奇。 一月十三日夜里,毛泽东派车把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两个人单独谈了一次。刘少奇提出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三个职务,带着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者回老家种地,好让文化大革命早点收场。毛泽东不接话,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过了一阵,劝他认真读几本书,点了两本书名,一本是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一本是狄德罗的《机械人》。送到门口,毛泽东嘱咐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刘少奇回到家,对等在屋里的家人说,主席很客气,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全家悬着的心落了下来。这是两个人最后一次见面。 这之前的两个星期,造反派已经两次闯进他家。头一次是一月三日晚上,二三十个人把他和妻子王光美叫到院子里,要他们背毛主席语录、回答问题,围了四十多分钟。一月六日,有人打电话来,说他的一个女儿在路上让汽车轧断了腿,要家长到医院签字截肢。刘少奇和王光美赶到医院,等在那里的是清华大学的造反派,王光美当场被扣走,周恩来派秘书去要人,才放回来。一月十二日晚上又来了一百五十多人,要两个人站在台阶上低头弯腰背语录,让王光美站到一张独腿桌子上。刘少奇背不出,围着的人哄笑。他说,叫我背词句我背不出,你们可以问我毛主席的哪篇文章讲的是什么、针对什么问题,我是《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主任,哪一篇我都可以解答。 见面之后第四天,造反派来拆他办公室里的两部电话。他站起来拦,说这是政治局的电话,没有毛主席、周总理的批示谁也不能撤。第二天那些人又来,不再说话,把线扯断了。他和政治局之间,从此没有了联系。 四月一日,各报登出中央文革小组一个成员写的长文,说他把一部讲清朝末年的电影《清宫秘史》捧成爱国主义,末尾连问他八个为什么,然后说,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他把报纸一摔,对孩子们说,这是栽赃,爸爸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爸爸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爸爸一九四五年在七大上提出来的,爸爸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四月十四日,他交出一份书面答复,把八个为什么逐条答了,工作人员抄成大字报贴在中南海院里,很快就被撕掉。 四月九日中午吃饭,女儿说,听说清华大学要开三十万人的大会斗妈妈。头一年夏天中央往清华大学派过工作组,王光美是成员。刘少奇推开饭碗,说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要挨斗他去。说完他缓下来,对孩子们交代后事:死后把骨灰撒进大海,像恩格斯一样。王光美哭了,说还不知道孩子们能不能看到你的骨灰。刘少奇说,骨灰总会给你们的,你们是我的儿女,这一点无论什么人都做得到;他不会自杀,除非被枪毙或者斗死。 第二天,王光美被押到清华大学。造反派逼她穿上旗袍、高跟鞋,脖子上挂一串乒乓球串成的项链。陪斗的有三百个老干部,其中有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一年以前,把彭真清洗出去的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刘少奇主持的。 七月十八日清早,孩子们到中南海的职工食堂吃饭,看见饭桌边吊着一张大字报,说今晚要开会揪斗刘少奇。中午,刘少奇从衣袋里掏出两份文件给孩子们看,一份是毛泽东肯定他检查的批语,一份是毛泽东批示向全国推广王光美在河北一个村搞运动的经验,叫桃园经验。他说,你们都看了,爸爸妈妈从来没有骗过你们。这是他第一次让孩子看中央文件。 晚上,三百多人把他和王光美分别拉到两个食堂。两个多小时,不许他说一句话,自始至终低头弯腰站着。他掏出手绢想擦汗,手绢被一巴掌打落在地。开会的同时,家被抄了。会后两个人被分开关在前后两个院子,四个人把他按倒在床上,抽走腰带。屋里的电压从二百二十伏改成二十四伏,绳子、刀子、剪子收走,安眠药由两个人送来,当面吃下去。北京还有人要在怀仁堂开一千多人的大会斗他。毛泽东这时在武汉,得到报告,先问是不是要开那个大会,接着说这样的会不要开: “不要面对面搞,否则别人要搞怎么办?同时,拉他上台,要他低头,他不低,你就用手压他,这样不好。你要他承认反党,他死也不会承认。” 北京没有照他说的办。 十九日早晨,刘少奇到食堂打饭,看见两个孩子在穿堂洗手巾,趁哨兵不注意走过去,小声问,你妈妈在哪里。孩子说,关在后院。哨兵走过来,他转身走了。从这天起,他每天站在后窗前望着后院,中间隔一道墙,什么也看不见,他一站就是半天。 八月五日,天安门广场开百万人大会,中南海里同时开批斗会。中央文革派来督阵的人嫌火力不猛,宣布休会,把两个人押出去,重新动员一遍再押进来。接下来是拳打脚踢,有人揪住他稀疏的白发按他低头,鞋被踢到一边,他穿着袜子站在那里挨斗,一张大字报中间掏个洞套在脖子上。摄影机对着这个场面响个不停,说是要拿到全国去放。三个孩子被命令到场,每个人身后站着几个战士。会开到一半,门口哇的一声,六岁的小女儿小小吓得号哭,往大门后面爬,儿子挣开战士跑过去抱起她。会场上喊打倒十几个老干部的口号,要他跟着喊,他不喊,说,我负主要责任,要打倒,就打倒我一个人。会散前,两个人被押到会场一角,按着向墙上的漫画鞠躬。王光美突然挣脱,一把抓住刘少奇的手,刘少奇也拉住她不放,几个人掰开他们,她又扑过去抓住他的衣角。这是夫妻两个最后一次碰到对方。 他被押回办公室,按铃叫来机要秘书,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说,他是国家主席,谁罢免了他;要审判,也要经过人民代表大会。一九五四年,向人民代表大会报告这部宪法草案的,就是他。秘书当夜写了汇报,没有人回答他。两天后他给毛泽东写信,请求免去党内党外一切职务,信里写了一句,我已失去自由。 九月十三日上午十点,三个大孩子接到通知,立刻收拾行李回各自学校接受审查。他们想拖到中午开饭,能再见父亲一面,一会儿找衣服,一会儿找书,磨蹭了半天。看守人看出了用意,把东西扔上卡车,直接开走。下午,小小由保姆带着搬出中南海;王光美夏天就把两张照片交给了保姆,交代无论如何把孩子带大。当天,王光美被捕,带上了手铐。 刘少奇不知道这些。他照旧扶着走廊的窗台,拖着八月被打伤的腿,一步一步蹭到后院的墙根,想听里面的动静,什么也听不到。一天夜里,院子里连夜筑起一堵高墙,他连墙根也去不了了。过了几天,他托警卫员给孩子们带话,让他们和爸爸妈妈划清界限。 吃饭也一天天成了问题。给他做了十八年饭的厨师六月里已经被捕,罪名是给两个想出门串连的孩子钱和粮票。十二月,内部供应站停止给他送食品,工作人员在报告里写,过去每餐三菜一汤,现在一菜一汤,不是炒白菜熬萝卜,就是炒萝卜熬白菜,酸奶、水果、饼干取消,酒喝完库存不再买,茶叶不给,手表坏了不修,能保证吃饱、饿不死就行。安眠药减了一半,白天睡觉夜里工作的习惯被强令颠倒过来,他整夜睡不着。到第二年春天另一个厨师也被调走,卫士到食堂买饭,食堂说中国赫鲁晓夫不能吃好饭,只卖次菜和窝头。他嘴里剩七颗牙,嚼不动,每月生活费五十元。 从卧室到饭厅三十米,他要走五十分钟,前后跟着的战士谁也不敢扶。手抖得筷子送不到嘴里,饭菜弄得满脸满身。医生来了先开批判会,一边听诊一边骂,用听诊器敲,用注射器乱捅。他吃了多年的维生素和治糖尿病的药也停了。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一日,他交出一份书面交代,说明自己入党的经过和一九二五年长沙、一九二九年沈阳两次被捕的情况。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份亲笔。三月以后,他走路小步拖行,站不稳,把裤子当上衣穿,假牙上下装反,小便失禁,尿了床不换衬裤。四月二日的病历上写,该人狡猾,不能排除有意这样做。四月十二日的《刘少奇情况反映》写着,他两个月没有理发,自己也不提;医生检查,神志不清,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判断他不像是装的。报告接着写,为防止他行凶或自杀,要进一步加强监护。五月十九日的报告说,他用梳子刷牙,袜子穿在鞋上,短裤穿在长裤外面,两条腿穿进一个裤腿,装疯卖傻,尽出丑态。六月三十日晚上七点半,警卫的记录写他躺在床上大发脾气: “你们的治疗是假的,我的病反而严重了。”“你们注意点,最近几天我就死了。” 七月九日,他的支气管炎转成肺炎,生命垂危。这时才从北京医院和军队医院调来医生,七次会诊,拉来器械就地抢救。医生提出把病人撤出监护环境住院,没有批准;请求摘掉卧室里挂满的标语口号,也没有批准。七月九日和八月六日,有关负责人两次对医护人员交代:要尽力治好,护理好,要把他拖到九大,留个活靶子供批判。刘少奇的子女后来写下了中办负责人的话: “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了,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给九大留活靶子!” 九大是即将召开的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一次大会,一九五六年的八大,是刘少奇筹备的,政治报告也是他作的;九大开会以前,先要把他的问题定下来。警卫的口号跟着改成保护活证据,向九大献礼。到一九七〇年,专案组提出要判王光美的刑,毛泽东批示,暂时不宜判,对罪犯要处理从宽,保护犯人,以便保存活证据。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召见北京五个红卫兵领袖,谈的是派工人宣传队进大学。谈话快结束时,他忽然说起刘少奇,还有同样被关押的原副总理薄一波: “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刘少奇、薄一波几乎死了,得了肾炎、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四种病。四、五个医生抢救,两个护士才救过来,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肺炎还没有控制住,会诊的专家就陆续撤回原单位。八月到十月,肺炎反复发作五次。九月专家再次会诊,报告说病人年老,天气渐冷,今年冬天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周恩来批示加强会诊。十月五日,他哭了两次。十月九日起喂进去的东西不往下咽,十一日开始从鼻孔插管灌食,一直灌到死。病痛和窒息上来的时候,他十指乱抓乱撕,抓住什么就不放,护士拿两个硬塑料瓶让他攥在手里。护理记录写,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最后的几个月,他的两条腿被绷带绑在床上。 十月十三日,八届十二中全会开会。八届中央委员还活着的八十七个人,一半以上已经被定为叛徒、特务、反党分子,不准到会。到会的四十个人不够半数,临时从候补委员里补了十个人才过半。另外请来七十四个中央文革、军委办事组和各省革委会的人,比中央委员还多。会议前半段批几位元帅和老干部,后半段讨论专案组写的审查报告。报告给他定了三条历史罪名,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被捕叛变、充当内奸。 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在小组会上不肯表态,主管专案审查的康生坐到她那个组,当面训她,简报里说她的政治觉悟不如一个农村老太太。表决那天,陈少敏没有举手。十月三十一日,全会通过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专案组原来的处理意见里还有一句,提交专政机关依法惩办,就是交给公安法院治罪;毛泽东不同意,定稿时删掉了。公报登报,报纸从此直接点他的名字。 从立案到开除,没有人找刘少奇谈过一句话,没有给他看过一页材料,没有让他在决议上签字,决议也没有通知过他本人。十一月二十四日是他七十岁生日。子女后来查到,就在这天早上,他被安排听了全会的决议。全会十月三十一日闭幕,到这天整整二十四天,单单挑在这一天。他浑身发抖,大汗淋漓,大口呕吐,血压升到二百六十,体温四十度,一声不吭。从这天起他一句话不再说,治病的话、生活的话都不说。周恩来从北京医院调来两个护士,也没有用。有一天他忽然叫了一声小贾,那是从前给他当卫士的人。看守把小贾找来,问他有什么事,他朝小贾微微一笑,闭上眼睛。过几天他又叫来另一个卫士小于,也是一笑,闭眼。 一九六九年的病情报告,一月写他问话无反应,全身肌肉萎缩,不能自己咀嚼吞咽,翻身、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七月写他可能随时死亡。 十月,中苏边境吃紧,林彪发出紧急战备的指示,北京的老干部和审查对象一批批疏散到外地:朱德送广东,邓小平、陈云送江西,陶铸送安徽,刘少奇定在河南开封。十六日晚上,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走到他房门口瞧了一眼,叫人通知他。护士用棉签蘸着墨水,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几个字,拿到他眼前,纸上写的是,中央决定把你转到另一个地方去休息。他扭头不看。护士把纸换到另一边,他又把脸扭过去。给他当过卫士长的李太和凑到他耳边,把字念了一遍,他闭着眼。 十七日晚上,护理人员匆匆给他穿了一件上衣,裤子、鞋袜都没有穿,一条粉红缎面的被子裹上,抬上救护车,送到西郊机场。七点二十三分,飞机起飞,机上有两个专案组的人、一个医生、两个护士和李太和。九点半,飞机落在开封。他被抬进开封市革命委员会一号楼的小天井院,这里原来是一家银行,四面是三层楼,院墙高大,一道铁门,屋里有地下室。看护他的医生护士,是开封的驻军从军医院抽调来的。门口两道警戒线,床前昼夜双哨。电话联系用代号十七号,监护人员不准叫他的名字,只叫暗犯。第二天,押送他来的专案组副组长开会动员,一面组织看守和医护人员读他的罪证材料,激发阶级仇恨,一面讲保存活证据的意义。医疗上的指示,是来开封以前在北京商量好的:控制住现有的病情不再发展就行,不组织会诊,开封有什么药用什么药,不到外地买。北京来的医生住了一晚就回去了。 十月二十四日,他体温升到三十九度三,呕吐。屋里还没有通暖气,室温不到十七度。开封的医生在病历上写,如果恶化就送一五五医院会诊抢救。后来没有送,就地打针、输液、吸氧、冷敷,三天后烧退。就在二十四日这一天,河南省的负责人给中央打电话报告,刘少奇到开封后病情没有异常变化。三十一日,他又烧到三十九度四,腹胀,监护人员讨论后认为病情严重,原因不明,决定按肺炎治。十一月六日,北京来的护士、专案组人员和李太和全部奉命回京,北京带来的药一样也不留。走之前,专案组的人特意去火葬场看了一眼,说,千万不要死在我们手里;又向当地人员交代,要激发对刘少奇的仇恨,保留活证据。他们回北京后的报告说,两次发烧已经恢复正常,开封驻军的医护人员已能熟练掌握。当地的医生提出疑问,肺炎怎么会昏迷,要求透视、拍片、会诊,没有得到同意。 十一月十日他又发烧。十二日凌晨一点,他开始点头张口呼吸,嘴唇发紫,吸氧没有变化,体温三十九度七,两个瞳孔对光没有反应。值班护士仍按原来的处方用药,到六点三十八分才通知其他医护人员来抢救。六点四十二分人到齐。六点四十五分,心脏停跳。遗体抬到地下室,拍了照。 李太和回北京后要向中办负责人汇报,得到的回答是不用了,先休息一天。过了几天,深夜两点电话把他叫醒,说人昨天已经死了,你必须再去一趟。十三日凌晨李太和赶到开封,刘少奇躺在地下室的地板上,身上盖一条白床单,白发蓬乱着有一尺多长,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下颌一片淤血。李太和给他剪了头发,刮了胡子,穿上衣服和鞋。 十四日零点,遗体送到开封火葬场。监护人员对火葬场说,要烧一具烈性传染病的尸体,只准留两个工人看炉点火。遗体面部用白布包起来,护送的人都穿白大褂,带着消毒工具,二十多个军人把这个不大的火葬场围住。运尸体的吉普车车厢短,两条小腿和脚露在车外。火葬申请单由专案组的人填:死者姓名刘卫黄,男,七十一岁,湖南人,职业无业,死因病死;申请人刘原,与死者关系父子,住址八一七二部队。刘卫黄是他少年时用过的名字,外人不知道;申请人一栏签的是他儿子刘源的名字,写成了刘原,儿子那时在山西农村看管劳动,不知道自己签过字。骨灰装进一个普通木盒,存进火葬场的骨灰存放厅,编号一百二十三,寄存证由驻军保管。火化完,专案组宣布纪律,谁泄露出去,用党籍和脑袋担保;然后摆了酒,说任务圆满完成。 一九七二年,刘少奇的子女听说可以探望关押的老干部了,写信给毛泽东,请求见父母。八月十六日,专案组来人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可以见见妈妈。孩子们追问,爸爸呢,我们还要见爸爸。来人不答,走了。第二天他们又来,传达批示的头一句: “父亲已死。” 口头通知说,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早晨六点,因肺炎死于开封;骨灰由组织保存,不能给;不许对外人讲,有人问,就说不知道。孩子们一连问,为什么死在开封,为什么是肺炎,是谁抢救的,妈妈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不叫我们去。来人说,我们只能说这些。第二天,他们在监狱里见到王光美,五年没见,她满头灰白,腰直不起来,看了他们半天,说了一句,没想到你们能活下来。 一九六七年四月九日中午,刘少奇对孩子们说过,骨灰总会给你们的,这一点无论什么人都做得到。 ——黄峥《刘少奇冤案始末》,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62、69、82、104、109—112、119—126、146—161、164页 ——刘平平、刘源、刘亭亭《胜利的鲜花献给您》(1980年),第188—221页;刘源、何家栋《“四清”疑团》,第118—119页;均收入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年初版,此据2019年全版第327—328、332—334页(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谈话、1972年批示,以及高皋《文革十年史》所记“绑在床上”,均转引自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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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pie來場感謝💖 五月AGA沒上🥹如果有其他機會過去會在告訴大家的 期待PF在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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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中午溜达到更新场,正在搞五月天阿信的一个潮牌STAYREAL的快闪活动。虽然不是粉丝,但还是忍不住买了一个车牌冰箱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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