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韻的離騷：一葉武夷茶的跨洋、宿命與主權啟示錄 楊純華 1.從大西洋底撈起的一抹閩南音節 歷史的伏筆，往往埋藏在人類最習以為常的日常消費品中。 當我們翻開西方近代民主憲政的宏大史詩，1773年12月16日的那個深夜，永遠是不可磨滅的經典場景。在波士頓港那凜冽的寒風中，一群憤怒的殖民地居民喬裝改扮，登上了東印度公司的三艘商船。在徹夜的喧囂中，他們將整整342箱茶葉，一箱接一箱地傾倒進冰冷的大西洋海水中。這場史稱「波士頓傾茶事件」（Boston Tea Party）的抗稅行動，以「無代表，不納稅」的決絕姿態，徹底激化了英美之間的宗主國與殖民地矛盾，進而拉開了美國獨立戰爭的序幕。 然而，在宏大的歷史教科書中，有一個極具社會學異化色彩的細節卻鮮少被提及：那342箱改變了人類政治文明走向的茶葉，並非產自新大陸，亦非產自大英帝國的歐洲本土，而是全部來自大洋彼岸那個正處於封閉、專制落後的盛清中國。 英國國家檔案館至今仍完好地保存著當年的索賠清單，那是帝國官僚用羽毛筆記錄下的經濟損失。在這份決定了美利堅命運的清單上，赫然寫著五種茶名：Bohea、Singlo、Hyson、Congou、Souchong。這五個詞彙在英文詞典裡找不到任何字根，它們全是不折不扣的中文閩南方言音節。其中，Bohea 正是「武夷」二字在閩南語中的發音。在被傾倒的342箱茶葉中，光是武夷紅茶就佔了240箱，比例高達七成以上。 換言之，西方自由憲政體制誕生的第一聲啼哭，竟是由福建武夷山深谷裡的幾片黑色葉片所催化的。這是一場全球化早期最深刻的社會學奇觀：在專制與封建壓迫最深重的土地上，由最底層的中國農民用血汗勞作生產出來的商品，跨越重洋之後，竟變成了西方世界砸向專制王權、爭取「人民主權」與「自由憲政」的政治導火線。 我的故乡在绵延百里的武夷山脉西南麓。在这里我说的是在地球兩端、跨越兩百五十年的与我故乡的武夷茶有关的事与感慨。我从中看到了勞動者的身體與血汗如何被編織進全球資本主義的壓迫網絡，我更感叹命運的荒誕悖論——生產了「自由催化劑」的土地，至今仍未長出自由的果實。 2.全球商品鏈中的勞動、身體與權力壓迫 從社會學的視角審視，那一箱箱沉入波士頓港的 Bohea 武夷茶，並非天然的造物，而是近代早期全球商品鏈與國際勞動分工體制下，對個體身體進行極致壓榨的產物。 閩南的舌尖吐出 Bohea 的嘆息 那是武夷山的雲霧 與採茶人馱駝的脊梁 他們在封建的泥土裡躬身 在季風裡揉捻 將血汗与叶子的清香封入木箱 經由東印度公司的巨輪 編織進全球資本最初的網 那時的東方，麻木的帝國正陷入沉睡 並不知道這黑色的葉片 已成為跨洋流轉的商品權力 兩百多年前的武夷山，茶農與採茶工的生活是一部無聲的血汗史。社會學家卡爾·馬克思曾提出過「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的概念，指的是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中，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被掩蓋成了物與物之間的關係。當倫敦的貴婦人在沙龍裡優雅地端起瓷杯，當波士頓的紳士在港口討論大英帝國的稅收政策時，隱匿在茶香背後的，是武夷山茶農在專制官僚與買辦商人雙重剝削下、近乎窒息的生存狀態。 茶農們必須在季風來臨前的短短數週內，赤腳在濕滑的岩壁與山谷間攀爬。他們的十指因長時間揉捻茶葉而磨出鮮血與厚繭，他們的脊梁因長年背負沈重的茶簍而變得駝背畸形。在清代中央集權的極權政治與行商制度（十三行）的壟斷結構下，這些底層勞動者沒有任何政治權利，沒有自由言論的空間，更沒有對自身勞動成果的定價權。 這是一種極致的社會學諷刺：武夷山的茶工們是在完全被剝奪了自由、完全缺乏權利保障的體制下進行生產的。然而，他們所生產的茶葉，卻具備了一種超乎尋常的「商品權力」。當這些茶葉被裝進木箱、貼上海關的標籤，經由跨國壟斷的東印度公司的巨輪運往西方時，它們就從封建專制的泥土，躍升為全球資本流動與帝國稅收的核心支柱。大英帝國依靠這些茶葉的進口稅來維持其全球擴張的財政結構，而美洲殖民地的人民，則在這片葉子上看到了母國對他們經濟自主權的瘋狂蠶食。 那時的盛清帝國，正在文字獄與高度中央集權的麻木中逐漸走向腐朽。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陷入了一種歷史的盲目與沉睡中。他們一邊享受著茶葉貿易帶來的白銀流入，一邊對外部世界正風起雲湧的啟蒙運動、社會契約論與權力分立學說一無所知。中國人以極致的隱忍與身體的勞奉，供養了西方的消費社會，也無意中為西方的制度變革準備了火種。 3.歷史的斷裂與悖論——為他國作了自由的嫁衣 歷史在1773年的波士頓港口發生了驚心動魄的斷裂。 當這批來自中國福建的 Bohea 紅茶在寒風中被一箱箱倒入海中，大西洋的海水被染成了苦澀的深褐色。這一歷史事件在政治社會學上具有標誌性意義——它是一場反抗「無代表納稅」的階級與政治結構抗爭。波士頓的傾茶者們，並不是在簡單地毀壞財物，他們是在摧毀大英帝國強加於他們的、未經同意的權力枷鎖。 波士頓的冬夜，寒風如刀 “無代表，不納稅”的怒吼撕裂了海港 三百四十二箱中國茶 在反抗殖民的巨浪中 化作大西洋泛起的一夜苦澀 七成是武夷的紅—— 它用在專制土地上長出的血肉， 點燃了西方自由憲政的導火索 一葉落而帝國傾 美利堅在茶香的餘燼中誕生 這場由武夷茶引爆的烈火，最終焚毀了舊帝國的殖民枷鎖。僅僅三年後，《獨立宣言》發表；幾年後，世界上第一部現代成文憲法在美利堅誕生。美國人建立了基於人民主權、權力制衡、言論自由與私人財產不可侵犯的憲政屏障。 然而，當我們將社會學的目光從繁華、自由的西半球，重新投向那片長出茶樹的東方土地時，我們會被一場巨大的荒誕感與悲劇性所震懾。這是一道跨越兩百五十年的歷史傷口，至今仍在流血。 歷史在此處 卻割開了一道荒誕的社會學傷口 兩百五十年的煙塵散盡 那片催生了西方自由 催化了現代民主的茶葉 它的母體 卻至今仍在專制的陰影裡掙扎 為他國作了自由的嫁衣 而採茶人的子孫 卻依舊沒有“代表” 依舊在替不曾同意的權力納稅 這何其可悲！那片用自己的血肉與勞動，為西方現代憲政與民主制度點燃了導火索的中國茶葉，它的母體與子孫，卻在往後的兩百五十年間，不斷在專制、極權、動盪與思想禁錮的泥潭中輪迴。 直至今日，中國人是否真正獲得了「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的憲政保障？兩百多年前美國人高喊的「無代表不納稅」，在今日的中國社會，依然是一句無法公開談論的政治禁忌。十四億人民在高度精密的現代國家機器下，承擔著沉重的直接稅與間接稅，但他們在決定國家前途、監督權力運行的公共場域中，卻依然缺乏實質性的、合法的「政治代表」。採茶人的子孫換上了現代的服裝，走進了科技化的工廠與高樓，但在政治身份上，他們與兩百年前在武夷山躬身勞作的祖先，並沒有本質上的結構性跨越——他們依然是權力體制下的「客體」，而非國家主權的「主體」。 中國用集體主義的自我犧牲與勞動紅利，為世界的現代化與西方的自由繁榮作了無聲的嫁衣。而中國人自己，卻被永遠隔絕在現代憲政民主的制度紅利之外。這是一首獨屬於中國人的、綿延數百年的當代《離騷》。 4.茶館裡的當代反思——精緻的麻醉與消逝的自由空間 歷史的指針來到了當代。今天，武夷茶不再需要通過十三行與東印度公司的木箱遠涉重洋，它換上了極盡奢華的包裝，變成了中國本土政治與經濟精英生態中不可或缺的社交貨幣。 時至今日，武夷的茶香依然氤氳 它是高官案頭的雅趣 也是平民市井的慰藉 然而，在當下中國那些精緻的茶館裡， 在朋友之間隔牆有耳的淺酌低吟裡 究竟還容得下幾多思想的自由 那裊裊升起的青煙 究竟是點燃思辨的火星 還是麻醉清醒靈魂的溫柔鄉？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茶館」在中國歷史上曾具有特殊的公共領域屬性。它是市民階層交換資訊、評議時政、甚至調解地方矛盾的半制度化空間。然而，在當代中國的社會結構中，茶館的公共性已經被高度的政治恐懼與精緻的消費主義徹底解構。 在那些裝潢典雅、古風古色的當代茶館包廂裡，武夷岩茶大紅袍、肉桂的香氣四溢。端坐在茶桌旁的，有手握重權的官員，有依附體制的商人，也有滿腹經綸的知識分子。茶香氤氳中，人們談論著佛學、周易、文玩、甚至全球金融的波動，但每當話題觸及這片土地的體制弊端、權力腐敗、或是公民權利的缺失時，空氣便會瞬間凝固。 「隔牆有耳」、「莫談國事」的集體無意識，像一隻看不見的政治幽靈，籠罩在每一張精緻的茶桌上方。朋友們之間的交流變成了相互試探與淺酌低吟，真正的思想在審查與自我審查中被閹割。茶館不再是孕育公共理性的搖籃，反而變成了逃避現實政治、麻醉清醒靈魂的「溫柔鄉」。知識分子在茶香中找到了犬儒式的安寧，官員在茶湯中體會著權力的運籌帷幄，而普通人在茶餘飯後的八卦中消解了對自身權利受損的痛苦。 這正是現代極權統治最可怕的社會學景觀：它用物質的極大豐富與精緻的文化消費，消解了人們對自由的渴望。那裊裊升起的茶煙，原本應當是點燃批判性思辨的火星，如今卻成了遮蔽雙眼、掩蓋社會矛盾的迷霧。 5.主權覺醒與中國人的天命破曉 「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是我的祖國。」這是無數流亡者與民主鬥士在經歷了制度性壓迫後，從靈魂深處發出的吶喊。但對於留在那片土地上的十幾億人民而言，更深重的歷史使命在於：如何讓自由在自己的祖國生根發芽，如何讓那片長出了武夷茶的土地，真正建立起庇護每一個個體尊嚴的憲政屏障。 這需要當代中國知識分子進行一場深刻的、斷奶式的歷史自省。 這裊裊茶香 正苦苦等待一場真正的醍醐灌頂 當代的知識分子啊 是否聽見了歷史在茶盞底部的沉吟？ 我們不能永遠只在杯中品嚐順從的甘甜 是時候用針砭時弊的鋒芒，去喚醒自己 去喚醒那群被霧氣遮蔽雙眼的人民 让主权意识像沸水中的茶叶一样舒展开 唯有當每個人都意識到自己是這片土地的主人 那遲到的憲政破曉 才會真正落進中國人的茶杯裡 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曾指出，知識分子的天職在於「清明」與「責任」。面對歷史的悖論與當下的思想困局，中國的知識分子不能再沉溺於茶館裡的淺酌低吟，不能再用犬儒主義的姿態去配合權力的敘事。 歷史已經給了我們最清晰的啟示：250年前，中國茶葉以商品的形式，在西方世界完成了一場關於自由與主權的啟動。250年後，中國人必須在自己的土地上，完成這場未竟的民運與天命。 這場覺醒，必須是「主權意識」的徹底復甦。我們要像沸水沖淋茶葉那般，用啟蒙的思想、理性的批判與無畏的行動，去沖刷那層積澱在人民心中長達數千年的臣民心態與奴化思想。要讓每一個普通的採茶人、工薪族、農民工和知識分子都明白——我們不是體制的耗材，不是高官案頭的順民，我們才是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我們有權利要求屬於自己的「政治代表」，有權利對未經同意的權力說不，有權利要求憲法將「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以不可剝奪的形式確立為國家運行的根本基石。 唯有到了那一天，當主權的意識在十四億人的心中如茶葉般在沸水中舒展，那片長出了 Bohea 的武夷山，才不再只是全球商品鏈上流血的邊緣地帶；那座精緻的當代茶館，才不會是思想的停屍間。 這是一篇無韻的離騷，它發軔於苦澀的歷史，流轉於跨洋的波濤，但它的終點，必然是中國人自主握住自身命運的憲政破曉。當自由的陽光終於照進那隻古老的茶杯，這首延續了數百年的歷史悲歌，才算真正迎來了它的落幕與新生。 2026.7.6 作者/楊純華，中國議會籌備委員會委員

《皮囊与门楣：当代女子豪门梦的镜像与迷思》 在当代都市的喧嚣与繁华背后，一群年轻女子正以其姣好的容颜和精致的妆容频繁出入于各种相亲场合。她们或现身于星级酒店的下午茶会或登录筛选严格的婚恋应用程序，目标明确——嫁入豪门。这些顶着好看皮囊的女生，将外貌视为最有力的资产，在婚姻市场上进行一场高风险高回报的博弈。她们的身影构成了当下中国社会一幅耐人寻味的浮世绘，既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有对现实压力的妥协与反抗。 这一现象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经济转型、社会分层与文化变迁交织的产物。随着中国财富积累的加速，豪门阶层日益显眼，而普通民众面对高昂的生活成本——从北上广深的房价到子女教育的巨额投入——感到前所未有的焦虑。许多年轻女性在职场拼搏多年后发现，性别偏见与生育带来的职业中断，让“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来得实际。社交媒体平台上奢侈生活方式的展示如同一场永不落幕的盛宴，诱惑着无数怀揣梦想的女孩。她们中的一些，来自资源匮乏的家庭，目睹父母的艰辛，渴望通过联姻改变家族命运；另一些则受“成功学”影响，将婚姻视为职业规划的一部分，精心计算着“投入产出比”。 然而，以皮囊为舟的航程，充满未知的暗礁。美丽虽能打开豪门，但无法保证门内的温暖与尊重。许多此类婚姻建立在不对等的权力基础上，丈夫往往掌握经济主导权，妻子则需在维持外表与家庭和谐间疲于奔命。她们需要时刻警惕丈夫的社交圈，应对潜在的情感竞争者，同时在家族事务中保持低调却不失体面。这种持续的心理博弈，往往导致焦虑、抑郁等隐形健康问题。长此以往，曾经自信的相亲女孩，可能逐渐丧失对亲密关系的信任，甚至对自我价值产生怀疑。时间流逝，容颜易老，当新的“皮囊”出现，或家族需要新的联姻时，曾经的“优胜者”可能面临被边缘化的命运。更有甚者，婚后发现豪门生活并非想象中浪漫，而是充斥着明争暗斗、财产监控与情感缺失。一些女子在离婚后虽获得经济补偿，却在心理上背负着“失败者”的标签，难以重拾自信与独立。青春的资本消耗殆尽后，她们可能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困境，既不愿回到普通生活，又难以维持原有圈层。 从社会层面剖析，这种选择折射出根深蒂固的性别与阶级议题。在父权文化残留与消费主义合流的今天，女性被物化为“美貌+温顺”的理想伴侣，而非平等的伙伴。相亲市场强化了这一刻板印象：男人看脸与家世，女人看钱与潜力。结果是双方都难以建立基于人格吸引的深层连接。豪门丈夫可能将妻子视为炫耀品或管家，而妻子则将丈夫视为提款机或靠山。这样的交易，侵蚀了信任的基石，让婚姻沦为一场漫长的表演。孩子们在这种环境中成长，也可能习得功利的人生观，将情感关系工具化，延续着恶性循环。这种功利主义婚姻观，还可能影响更广泛的社会信任机制。当越来越多的人将关系视为投资，社会的整体道德资本便会悄然流失。年轻人对爱情的信念动摇，婚姻率下降、生育意愿低迷等现象，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一逻辑的延伸后果。 当然，个体并非完全被动。一些聪慧的女子在进入豪门后，利用资源平台发展慈善事业、个人品牌或兴趣爱好，实现了从“依附者”到“贡献者”的转变。她们证明，婚姻可以是起点而非终点，前提是保有清醒的自我意识与持续学习的能力。另一些则在幻灭后勇敢转身，通过深造、创业或心理疗愈，重构人生价值。这些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力量来自内心的丰盈，而非外部标签的加持。社会不应一味指责这些“追梦”女孩，而应创造更公平的环境：缩小性别差距、完善社会保障、倡导多元成功定义，让女性（及男性）有更多元的选择，而非被迫在“嫁入豪门”与“独自奋斗”间二选一。 回溯历史长河，婚姻的功利性古已有之。从春秋战国的政治联姻，到明清小说的门第婚姻，再到民国时期的富商娶妻，利益考量始终伴随左右。当代“豪门相亲”不过是技术升级版—APP算法取代媒人，奢侈品展示取代聘礼清单。但本质未变：当爱情让位于计算，幸福便成为概率事件。不同之处在于，今天的女性拥有前所未有的自主权，却仍被无形枷锁束缚。经济独立虽是基础，但精神独立更需长期修炼。那些在相亲路上奔波的女生，若能将“皮囊”优势转化为“内核”建设，或许能跳出镜像迷思，找到更可持续的幸福路径。 最终，这些以好看皮囊追逐豪门的女子，她们的故事是时代的镜子，映照出我们共同的焦虑与渴望。物质的诱惑与安全的幻觉，驱动着无数人做出类似选择。然而，人生如戏，皮囊易朽，唯有灵魂的对话与人格的成长，才能让关系历久弥新。在这个快速变迁的社会，我们是否该重新定义“成功婚姻”？是财富门第的堆砌，还是两个灵魂在平等基础上的相知相守？当幻梦破灭时，那些曾经的相亲女孩，又将如何书写自己的人生下半场？ 当美丽与财富成为婚姻的通行证时，那些选择以皮囊为舟驶向豪门的女子究竟是在主动把握命运，还是在无形的社会剧本中重复着被物化的镜像？我们这个时代又能否超越资本与外貌的交易逻辑，重塑一种让灵魂对话而非皮囊联姻的亲密关系，让每个人无论男女都能在真正的自由与尊严中书写属于自己的幸福篇章？

紐約的聯邦眾議員，新一代民主黨領袖，非常被看好選總統的AOC，最近說Woke 1.0，即第一代的「覺醒運動」，有點瘋狂。所有人都說她這是為了選總統舖路，往中間靠，和過去的激進左派切割。我是不買單這種輕飄飄地改寫歷史，把責任甩到一邊的政治變色龍行為，而且「牛牽到北京還是牛」，這種社會運動起家、沒幹過什麼實事的傢伙，豈有一夜清醒的可能？ 但我是想提一下Woke 1.0有多瘋狂，講我親身經歷的事情。大概是歐巴馬任期的最後，左派得勢，但看著川普的MAGA興起，有新的敵人出現，鬥志因此高昂，不斷地推動新名詞、新話語、新運動。有一次參加一個給大一新生的座談，學校的牧師主持，好些個高年級的學生，在台上分享大學經驗。一開始，牧師就介紹她自己，「我是直女cis woman」，女牧師在美國的各宗基督教派裡不稀奇，稀奇的是「覺醒」的牧師。那是我第一次聽到cis這個用法，當然是不懂，但接下來就有學生一個個說cis man，cis woman，牧師大概是看在座老人聽眾一臉胡塗，她就解釋cis就是相對於trans，生理性別和性別認同不一樣，為了尊重變性人的權利，我們要在公眾場合初次見面，表達自己的性別認同，是一個尊重的開始，這世界太多恐變性人的自大、偏見，我們要先從正視這個不同開始。 非常冠冕堂皇的一段話，誰想當自大、偏見狂呢？多數人不會在意他人的性別認同，這種要求「必也正名乎」的宣言，看起來也只是麻煩，而不是問題。但覺醒左派，不是只要喊喊口號，他們要的是真實權力，要鬥倒反對他們意識型態的對手。對手是誰呢？保守派，信教很深的那種，一來有些宗教狂熱人士，真的很愛管人閒事，很討厭，二來，覺醒派也深知，在名稱或是廁所的議題上，吵一吵，保守派就會受不了，就會有過激行為，那覺醒左派就有藉口出征，就可以像紅衛兵一樣，開批鬥大會。多少知名或是不知名的人，在那一段時間，只是因為沒有表態或是表錯態，就被cancel，「身敗名裂」。 而且，就像紅衛兵鬥爭一樣，不要變成鬥爭犧牲品的一個方法，就是衝到最前面，取得最大的話語權，也許是希望不要變成被鬥的對象，也許就是好鬥的本性，越鬥越興奮，越起勁。 那場座談會讓我最吃驚的不是直男、直女的稱謂，而是有一個女生，介紹自己的時候，說她是醫生開過證明的「智障」，mentally retarded。What?我心裡大叫，這沒問題嗎？學校的標準已經降成這樣，醫生證明的智障也可以唸大學？又有哪一個醫生、醫院開智障證明？但聽她講話，非常正常，打扮也很漂亮的白人女生，為什麼要自稱智障？ 史丹福大學說有近四成的學生，聲稱有身體或是心理障礙，需要考試或是住宿的特殊安排。這是很誇張的事，不是史丹福收了很多殘障，而是這些有錢人家的小孩，從小就要求特殊待遇慣了，找不到方法用特權，就用疾病的理由取得特權，考SAT有雙倍時間，學校考試可以進單人間特考，住不到單人房的宿舍，就拿醫生證明理直氣壯要單人房，進了史丹福名校，甜頭吃慣了，當然要繼續，不然怎麼比得過卷得很的亞裔學生？史丹福誰也不敢得罪，大門一開，就更多家長、學生要求特殊安排，真是一個向下沉淪的過程，原本都是那些白人有錢人在搞這種，現在也有許多亞裔懂這門道，能拿就拿，何必吃苦呢？ 所以，也許那個白人女學生，不以為醫生證明的智障，是個不能說的禁忌，反正從小到大，都在用，大大方方地講出來，沒什麼。但我觀察她講的話，非常有「社會正義戰士social justice warrior」的樣子，我判斷她應該是太投入覺醒運動，而她的身份背景，完全是階級敵人的模樣，既沒有LGBTQ，還是個白人，也許就是要取得身份認同的階級地位，所以說自己是智障？實在是太匪夷所思。

脫離莽撞、熱血的年紀後，慢慢會了解「塞翁失馬」的意義，人生的喜悲不要跟著遭遇上的禍福起伏比較好，因為我們永遠不知道人生的下一個轉彎處，等在那裡的命運，是好，還是壞。但我認為這是退步而落後的想法，這是無知的古人應對無法掌握的世界所發展出來的退步哲學。也不是只有東方文明講「塞翁失馬」，羅馬皇帝，以Stoicism聞名的Marcus Aurelius也在他的名著裡，告訴後世的人，不要為了你無法控制的外在事物，而失去了你可以控制的內在平和。我不懂佛教，但這種往內看的人生哲學，據說也是接近佛教的宇宙觀。因為人類無法了解這個世界如何運行，所以只能內求。但為什麼不是去了解這個世界怎麼運作呢？ 先秦思想裡有儒家、法家、墨家，這些門派，都是入世而嚐試改變世界，為什麼春秋戰國之後，就剩一個禮教儒家，一個讓一般人難以用來面對世間苦難的高尚哲學？平白讓佛家、道家和各種地方鬼神信仰，得到一個需求很大的市場來安撫人心呢？又或者是古希臘城邦發展出來的各種思想，探索真理的各種嚐試，怎麼到了羅馬帝國，就退化到連皇帝都要講他「控制不了的事物就不要受影響」的那種悲觀、被動、出世的哲學觀？ 照黑格爾的講法，退回Stoicism的歷史發展，是因為沒有自由的個體，中國只有皇帝有自由，希臘只有集體的自由，沒有自由的個體，就無法進入理性啟蒙的階段，必需等到基督教義普及了，神進到你的心裡，每一個人才會變成自由的個體，才會開始探索宇宙的真理。黑格爾的唯心論，對我來說，太難懂，但尼采的話，就相當清楚了，基督教是奴隸的宗教，因為只有奴隸才講眾生平等，都是神的子民。如果你是中國皇帝，你怎麼會認為眾生平等呢？如果你是中國皇帝，探索事務的真理的目的是什麼？可以吃更多的美食？可以有更多的錢？可以搞更多的女人？他不用進步的思想，就有了一切，為什麼要追尋真理？ 當我不再是任何人的奴隸，當我相信人生而平等，都有不可分割的天賦人權，我就取得了我個人自由，作為一個自由的個體，我的思想不受任何限制，可以是好，也可以是壞，不管。但我的思想，不用再受限於「塞翁失馬」，我不用把事物發生的前因後果，歸咎於混沌不清的命運，就算我無法清楚地辨識出因果關係，我也知道背後的機率分佈，也就是說，我可以對世界有科學理性的了解，如果我要什麼好的結果發生，我可以安排可能需要的前因，如果要避免什麼不好的後果，我就要消除可能的壞種子。因此，當我像塞翁的兒子一樣跌斷了腿，我不會傻傻地自我安慰，好事就要發生了。我要做的是，要如何防範我再次跌斷腿。而當我想要進好學校、找好工作、有健康的身體，還是幸福的人生，我不用求神問佛，我思考先人前例，我分析我的優缺點，我調動我的資源，我努力的追求，也許我永遠得不到我想要的，但我知道，我的努力，讓我成功的機率變大，因為萬物皆有因果，而我是一個自由人。 Stoicism和塞翁失馬的哲學是人類文明史上必有的繞道之舉，並不是通往全部自由的救贖，要能狠狠地把人間苦難好好凝視，我們才能永遠脫離福禍相依的無理循環。

大多數的革命發生後，革命勢力都會忙著輸出革命，因為革命不但破壞了國內秩序，也改變了國際政治，一方面革命的意識型態經常讓革命家充滿使命感，需要把「好東西」和世人分享，另一方面，外國勢力經常「反動」，極欲恢復舊有秩序，因此對革命家來說，外國勢力是危險需要對付的目標，輸出革命，是為了製造對革命安全的環境。 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是斷裂歷史的大事，因此輸出革命和保守反動的鬥爭，驚天動地，拿破崙戰爭打了近二十年。然後是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革命，規模及影響，不下於法國大革命，到現在，我們都還在體驗這個餘震。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47年了，伊朗的神學政權一直是驅動中東騷動及全球政治的重要角色。許多人不知道，卡特的大衛營協定，算是解決了以阿衝突，如果不是伊朗，之後的美國，根本不用捲入這麼多的衝突。 但我要講的是這個輸出革命的心態，對這些革命起源國家的影響，尤其是共產革命。如果你戴上了意識型態的眼鏡，你看的世界從此不一樣，你以為不再「被唬弄」，你覺得「看清了世界運作的方式」，但你也「容不下其它的觀點」，當世界只有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世界的運行都是靠階級鬥爭的時候，你如何心平氣和的看這世界？永遠都有不公不義，永遠都不可能享受繁榮富裕，因為朱門永遠酒肉臭，路上永遠有凍死骨。然而當你的無產階級專政了，財產都公有化了，為什麼人間天堂還沒來？為什麼外面的資本主義邪惡世界，歌舞昇平，他們不是該失敗了嗎？怎麼他們又有車、又有房、還有手機？為什麼我們什麼都沒有？這一定有原因，一定不是我們的革命理念出了問題，一定是有敵人在破壞我們，資本家的帝國主義，一邊破壞我們的發展，一邊還要假裝幸福快樂，邪惡地不得了，我們只能加強防備敵人，找出內部的反動份子，那些和外國勢力勾結的壞份子，一再鬥爭，一再肅清。 一旦了解了共產黨的「外敵理論」，我們就可以解釋共產黨的一些，我們外人覺得不可思議的行為。為什麼共產黨明明已經用高牆把世界擋在外面，但又不斷地滲透民主國家，搞大外宣、搞假消息戰、買通間諜？因為他們還在對抗外部敵人，還在相信社會主義遭到帝國主義的破壞，所以他們還是要輸出革命，為了天國到來，只能不停地鬥爭。因為是和強權鬥爭，所以沒有任何道德的底線，「結果合理化了手段」，偷搶拐騙，沒有關係，因為敵人更壞。 而輸出革命、抵抗強敵的這些心態，也讓我們可以預測出一些共產黨的未來行為。史達林一直要到希特勒把軍隊開到邊界，打了第一發子彈，才相信希特勒不能被收買，這一仗一定要打，不然，史達林死活都不願意放棄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因為共產黨的不安全感，讓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隨時都處於「求生存」的模式，為了存活，他們不會輕易開啟戰爭，他們可以移山倒海，但就是不要挑戰強權。這是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因為要相信社會主義是別人害的才不能成功，所以要炮製一個外敵來破壞革命，而為了要強化這個威脅，不得不把外敵變成無所不能，時間一久，自己也相信外敵的強大，所以不敢輕易言戰。這是我一貫認定共產黨不會打台灣的重要原因。 這個「求生存」的心態，也注定了和共產黨的聯盟，永遠都是脆弱而不可靠的。習近平願意一直挺普丁下去，「友誼沒上限」，不是因為他重情重義，而是中俄幾千里的邊界，如果邊界的另一方，變成了親西方的國家，那就是共軍得派重軍駐守的邊界，就是得從台海分兵的不良發展。這也是季辛吉當年分裂中蘇同盟，接近中國，而讓蘇聯害怕的同樣原因。但伊朗和中國的關係，不能與俄羅斯同日而語，如果為了生存，把德黑蘭出賣來換取中東的石油利益，那是可能發生，而且就會很快發生。在「強敵」川普的威脅下，中國暫時作小伏低，那是說得過去的，說實話，讓伊朗擁核，對中國一點好處也沒有。因此，伊朗因為群龍無首而無法向美國投降，導致波斯灣問題無法解決的困境，將會因為習近平放棄德黑蘭，而得到一個快速解決。

下半年我想操作難度肯定是比上半年困難許多，畢竟沒有一直漲的快樂，情緒一直在極度悲觀和極度樂觀之間反覆橫跳，但AI業績好的不得了，特別是台股賣鏟子體質更好，我想現在看不到直接下去的理由，但市場有情緒有槓桿，就會這樣反覆震盪洗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