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還在台灣上班的時候，去馬來西亞看過一次子公司，已經超過二十五年了，有些事記憶很深刻，但現在的馬來西亞當然不一樣了，所以很可能已經不是我記憶裡的馬來西亞。子公司總部在吉隆坡，KL的機場在那時很新很漂亮，但在機場接機的馬來西亞人，穿著卻和環境和不搭配，完全和韓國相反，金浦機場很破舊，但韓國人很光鮮亮麗。當然，我們知道硬體的進步，可以很快，只要有心，也很容易，所以仁川機場一蓋好，KL就比不上了。 吉隆坡的子公司，狗皮倒灶的事一大堆，華人同事要爭搶業績，弄到找印度人來黑巷裡偷偷打人。財務爛帳一大堆，公司文化老舊不堪，性別歧視嚴重，總經理在飯局裡吃我們總公司同行同事的言語豆腐，可惜老總不知道他惹到什麼人，因為這個吃豆腐，後來掉了工作。吃完海鮮酒樓的大餐，男同事就被一車載去酒家，在一堆女陪侍中，猛灌酒，完全是惡質的吃公款文化。第二天享受完飯店的早餐buffet，這可能是我看過最誇張的早餐，我連滾帶爬地上飛機，去了檳城。 檳城在印度洋邊上，華人很多，海灘很長很漂亮，所以很多白人在檳城渡日子。子公司的經理Peter，和KL那些鳥業務，完全是不同文化的人。Peter在台北的時候，我帶他去星巴克買咖啡，他看到這麼多人在星巴克讀書，非常不以為然。所以我到檳城，他沒帶我去星巴克，他帶我去文昌廟！文昌廟裡有圖書館，裡面滿滿的都是華人子弟在讀書，Peter很得意地告訴我，「這才是讀書的地方」。 Peter沒帶我上酒家，也沒吃高級館子，只有我一個人飛檳城，所以一對一的相處，蠻好。Peter中午叫麵到辦公室給我們兩個人吃，一邊吃，一邊談公事。送麵的拿來的是那種傳統的木提盒，沒有什麼免洗餐具，彷彿一下時光倒流幾十年。又是文昌廟，又是木盒打菜，真是「禮失求諸野」。黎智英以前寫過，因為有錢的華人人口沒有像香港那麼多，高級餐館在檳城這種老華人聚居的地方做不起來，東南亞的真正好吃中餐，通常都是大戶人家裡長期聘用的大廚做的，你要讓人帶進大宅裡，才有機會吃到名菜。可惜Peter只是個打工的經理，也沒機會帶我去見識老錢豪門，但檳城因為Peter的關係，讓我印象極好，只是兩個男人一起在海邊散步，有點好笑就是。

美國財長貝森特在週三進行少見的政策干預，他拿錢去買長期債券，把公債長期利率壓下不少。在1914年以前，美國有近百年沒有中央銀行，很多現在中央銀行做的事，當時都是由財長進行，所以貝森特像央行總裁一樣干預了債市，在市場操作上，不奇怪，但如果配合新任聯準會主席Kevin Warsh的改變來看，央行主動及被動地把市場影響力交出去，是美國貨幣金融史一個新頁的開始。 這個新頁，在於把之前學界的Fiscal dominance裡論，具體化。央行控制貨幣供給及利率水準，這是眾所週知的表定工作，但fiscal dominance的理論是說，行政部門的財政政策會擴張到導致央行的貨幣政策失效。以Covid疫情期間的景氣刺激政策為例，美國的行政部門在兩個總統任內，發出史出未見幾兆美元億規模的現金給民眾，這錢哪裡來呢？財政部要短期內拿現金出來，一定是到債市發國債，但在當時，有哪個機構有這個錢買美國公債？只有中央銀行。所以美國聯準會的資產負債表在短短時間內，暴增數倍，印出來的現鈔是央行的債務，拿去買財政部發的公債，變成央行的資產。聯準會只能防衛財政部來的攻勢，如果不買財政部的債，那利率會暴增到景氣立刻陷入大蕭條的情況，所以央行只能一直買公債，壓低利率。也就是說，貨幣的供給，當時是財政部說了算。 當然，事過境遷後，聯準會又把發球權拿了回來，把美國公債釋了出去，拿回美金現鈔，減少了貨幣供給，但央行還是在防禦，但防的是通膨。這個防禦的工作，是所有總統都痛恨的央行政策。在川普的眼裡，利率降低有很多的好處，一是股市和經濟可以繼續高升，減少戰爭對經濟的衝擊，二是低廉的利率，也可以讓則政部的利息支出得以降低。在川普看來，通膨的威脅早過了，關稅沒有影響，石油的衝擊也是短期，前任主席Jay Powell一個老頑固，不願意配合降息，川普讓他穿盡小鞋，也還是不讓步，好不容易讓川普提了新的聯準會主席，當然要有新的作為。 現在Kevin Warsh宣佈能不公佈決策過程就不公佈，而且要華爾街來給他金融市場的訊息，而不是央行來影響金融市場。這個方式，對許多新入金融市場的大小朋友，是一個從來沒聽過的變化，但這是葛林斯潘前的央行標準程序，是葛林斯潘太入戲演出，而讓過去四十年的央行總裁一言一行都變得太過重要。我是比較喜歡央行在背景裡當一個重要，但不參與演出的角色，所以現在的回復舊規，不見得是壞事，我們可以讓川普和貝森特好好試一試fiscal dominance，讓他們好好試試這個理論。但如果兩個危機之一發生，央行就要積極跳入處理。一是金融風暴，二是通膨失控。短期內，這兩危機都應該不會發生，所以讓貝森特來把利率壓低，應該是好事一件。只不過，美國政府欠太多錢了，貝森特可以再拿錢出來買長債、壓利率的彈藥，可能不多了。

普發和消費券不一樣，不是為了刺激景氣，所以不用管乘數效應，而且既不是借錢，也不是印鈔來支付，所以通膨的負面效應也不大。普發很單純就是台灣的經濟太好，稅收多到用不完，沒有一個國家不希望有這個問題。我基本上贊成普發，雖然我也拿不到就是了。 不分財富差距，全民皆發的方法，在課稅方法上算是「進步」的，也就是說窮的人佔了相對大的便宜。這是普發的一大好處，一萬台幣對有錢人來說，有跟沒有一樣，但對升斗小民的生活，不無小補。如果說今天台灣多徵的稅收，不用普發，但用減稅的方式，回饋給民眾，那也是繳的多的人，退的多，和普發比，比較沒有財富重分配的效應。 但如果要把錢給民眾，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趁機推動一些政策？比如說，不要普發，但給生小孩的年輕父母更多的補助，藉此提高生育率？又或者是拿這些錢來補助年輕人住房，或是創業？推動政策當然可以用財稅手段，但根據我的觀察，這些政府的補貼政策，最後經常變成維持管理人員的尾大不掉機構。誰來發這些錢？誰來審核？不都得僱用公務員來維持，這些花費，就像是滲漏一樣，一點一滴地把稅收吃完，吃完了超徵稅收後，轉頭就開始要編入經常預算。不然你以為加州為什麼那麼好心，給非法移民保健保？為什麼那些左派政客那麼喜歡搞社會住宅？利人又利己，何樂而不為？ 所以普發退稅，一翻兩瞪眼，不用擔心長期的官僚組織肥大後遺症。 但如果超徵稅收不要花掉，也不要普發，為了國家的未來，把錢存起來，不是也比較好？如果台灣管理國家財富基金的政客和官僚，像挪威管理石油財富盈餘的官員一樣公正無私，且有遠見，也許可以考慮存起來當國家財富基金，但有一罐糖在那裡，你期望叫一個小孩來看管，而糖果不會不見？沒有被偷吃掉，也會被冠冕堂皇地在緊急時刻，甚至不緊急時刻，拿去花掉，也可能又被政客以其它私利理由，隨意挪用。既然有可能被濫用，那不是先退給民眾比較好？ 還有一些人，覺得超徵稅收，應該拿去投資，尤其是基礎建設，錢才不會被浪費。但千萬不要拿一次性的天降財富，去搞需要長期規劃、經營的基礎建設。加州政府向聯邦政府要了幾百億經費蓋高鐵，歐巴馬像聖誕老人一樣，錢發了，一個屁也沒蓋出來。再不然你看台中，中央政府也像聖誕老人一樣，預算追加了不知道多少，到現在台中捷運通車還是遙遙無期。基礎建設是要長期盯下去的，不然錢就像肉包子打狗一樣，經常有去無回。你把超徵稅收拿去基建，這些吃人不吐骨頭的工業綜合體，豈有不把你吃乾抹淨的道理？ 超徵稅收不可能是經常性的，沒有人天天在過年，沒有一個已開發國家的經濟可以一直這樣一年二位數的成長率，所以普發的特例性，是相對較好的解決辦法。要避免罔顧國家未來的在野黨漫天開價的加碼，制度化的主動發放，每超徵多少，就啟動普發機制，應該是比較長期的解決方法。

前面說過我們學校的那個覺醒女牧師，我還有和她交手過一次，更確定她是個左派激進份子。美國的私立學校分兩種，有錢的和沒錢的。有錢的學校，通常發獎學金是看需要，而不是看成績。每一個能唸長春藤等級學校的學生，程度當然都很好，學校除了少數特別捐贈的獎學金外，多半不看成績發獎，另一方面，為了強化「社會階層流動」，所以好的私校，通常窮人唸書不用錢，有錢人則要付全額。敝校是沒有錢的那種，所以發獎學金，反而看成績，想用錢去收買一些程度好一點的學生。有的獎學金很大方，學費、住宿費全免，所謂的full ride(或稱free ride)。 有一年我給找去當多元化獎學金的評審，這獎的頭一名獲獎，就是full ride。我們由教職員和校友三人主持的這個小委員會，就可以給一個頭獎，再加幾個小一點的獎，這些獎，是給還沒來唸的新生，因為是full ride，幾乎給出去，就會來唸，所以學校和學生都很慎重，還會付飛機票錢讓學生來面試。我們三人小組，非常仔細地看資料，問學生，並且認真討論，看到一個個高中生的不同背景，為了獎學金寫的小論文介紹他們自己，有點開眼界的感覺，算是有趣的一個差事。 面試了幾個人之後，下一個就要輪到一個德州來的的黑人學生，在面試前，牧師進來和我們聊了一下，說接下來的這個學生的經歷很感人，是一個德州校友發現的，很有資格拿這個多元化獎學金。這黑人沒有爸爸，媽媽也因為吸毒，所以沒有養育小孩，小孩住過流浪漢的庇護之家，也在寄養家庭之間流轉，學上得不好，但很認真，沒有變壞，有打美式足球，教練說資質不錯。牧師意思是，如果可以，給他full ride，讓他人生有一個翻身的機會。我們就一個勁地點頭，但我們一看資料，一問學生，就知道不妙。學生的ACT只有14分，這是非常低的分數，ACT是和SAT同等地位的標準考試，全國平均是19，沒有考個 33、34以上，藤校不用想。再問學生一些基礎的數學問題，完全答不出來。沒辦法，因為選拔標準裡，有一項就是學業成績，這項算下去，就把他的分數拉下來。我們最後把頭獎給了個亞裔，被白人領養的那種，而把二獎給了黑人學生，兩個成績實在差太多。 審核結束的時候，牧師衝了進來，「你們怎麼沒有給德州學生頭獎」？吵了很久，原來她和校友，應該已經承諾了全獎給他，因為這學生在她眼裡，就是那種DEI最合格的學生，我們怎麼會無視他的黑人膚色？我們小委員會沒有讓步，你有本事去改審核標準，只要標準在那裡，我們就按規章來。她怒氣沖沖地走了，好像去幫學生又要了一些錢，但學生最後去了別的學校。我想也是，在那個「瘋狂的覺醒1.0」時代，多的是學校要表態挺黑人學生。 我後來就沒再被邀請去審核這種獎學金，我們專門打壞人家好事的，當然要列入黑名單。奇妙的是，牧師可能覺得我們學校還不夠覺醒，她也走人了。

我很少有機會和中國人同桌吃飯，但每次都觀察到中國人都還是拿著自己的筷子往大盤裡夾。在和兩個不同的中國學生吃飯的時候，我很自然地向服務生要湯匙放在中間公用，兩個學生的女朋友，不約而同都有注意到我的舉動，所以都很自然地改用公筷母匙，但她們的男朋友都沒有。 現在的台灣人吃大桌菜已經沒人不用公筷母匙，好像這是很自然的事，但小朋友不知道，這個改變不過是三、四十年前的事，因為我記憶非常清楚小時候政府推行的這個運動，還取了這個「公筷母匙」的口號，一開始應該是為了避免A型肝炎之類的傳染病流行，但整個台灣社會一下就改了過來，我想不用公筷母匙的人，應該都很快被指責而順從。 「全部用公筷母匙」和「全部不用公筷母匙」是兩個不一樣的均衡結果，一個社會，不可能有處於中間的情況。我學生的女朋友們，如果從那天開始，要在中國人彼此的聚餐要求用公筷母匙，你猜會有什麼結果？老子管你的，我愛把筷子插在菜裡，怎的？我覺得上海這些大城裡的中產階級，如果要推動公筷母匙的運動，應該接受度很高，但問題是上海不是只有上海的中產階級，上海有沒錢的人，上海有鄉下來的人，上海還是在中國，一群中產階級擺姿態學當上等人，能擺多久不被嘲笑、破壞？ 這也是中國人一定要插隊的理由，排隊和插隊的兩個均衡，中國人很無奈地只能選插隊。

我把我手上的寶可夢卡牌賣給你，告訴你這卡牌以後會漲價，你聽了很興奮，買了卡牌，等漲價。我轉頭又印了一堆卡牌，告訴你，這些卡牌以後還會更值錢，你想要賺更多的錢，就把手上的現金通通交給我，來買我的卡牌。我的荷包滿滿，但我又加印了更新一代的寶可夢，更漂亮，以後會漲更多，問你要不要買。什麼，沒錢了？你可以找銀行借！什麼，信用額度都用完了，銀行不借？沒關係，你告訴銀行，你手上這些寶可夢卡牌，很值錢，你可以抵押來借錢，而且你也不是把貸款花掉，你買的是值錢的卡牌。什麼，銀行不覺得這些卡牌以後會增值？沒關係，我來和銀行談，我有很多錢，我跟銀行擔保，如果寶可夢卡牌幾年後沒有這個價值，我負責給銀行差額，這樣銀行就可以借你更多的錢，來買我新印的寶可夢卡牌！這大概就是很多看空輝達股票的人，心裡想的「循環投資circular financing」，用來描述輝達最近和華爾街談的五千億借貸平台，剛剛好，他們認為輝達的GPU，和老鼠會的詐騙沒有什麼兩樣。 當然不一樣。股票估值的方法有千千萬萬種，但多半不離一個基本原則，「越賺錢的公司，越值錢」。寶可夢卡牌和比特幣一樣，本身沒有任何價值，因為他們沒有產生財富，「沒有賺錢」，賣寶卡夢卡牌的公司，當然有賺錢，但如果產品本身沒有財富的價值，那當然像老鼠會一樣，紙牌屋隨時會倒塌。這也是為什麼Coinbase這樣的公司，沒有什麼前景，不要碰比較好。 輝達的GPU不是卡牌，也不是比特幣，但是不是會變成黃仁勳說的「AI工廠」，我們不知道。但現實是GPU供不應求，而供不應求的原因，不是炒作，不是囤積，而是真的算力滿載地在使用，Anthropic到處找GPU，SpaceX和谷歌都先把算力給了Anthropic。Anthropic兩年內就會達到二千億美元的營收，OpenAI應該也相去不遠，他們買GPU，他們借別人的GPU算力，都是像寶可夢卡牌一樣，只是放著囤貨嗎？不是，因為這是全世界最快達到十億用戶的產品，我付錢給ChatGPT，不是跟著別人湊熱鬧，而是每天都真實地需要AI來幫忙。特斯拉的自駕每天載著我跑來跑去，背後也是輝達晶片在訓練這些模型。這些AI晶片的需求，都是真實存在，既不是dot com泡沫的本夢比，也不是地產風暴的房貸包裝再包裝，對於現在做空AI的瘋子，像Michael Burry，我祝他們好運，但我一點都不擔心現在是AI泡沫，至少還不是時候看空。 因為微軟執行長Satya Nadella在法說會提到了1873年一書，讓科技圈一時注意到AI和十九世紀內戰後美國的鐵路瘋狂建設時期有極為相像之處。這是一個有意義的比較，Nadella有點是向世人示警，要注意不要重蹈覆轍，鐵路的建設，的確是百年一見的生產力躍進，縮短了人們交通的時間和空間，擴大了市場，產生了更多生產的可能性，對美國財富的提升，長期生產力的加持，有跨時代的影響，把AI比為鐵路，有其意義。而鐵路的建設，相當昂貴，如果沒有像中國蓋高鐵一樣，把國家搞破產也要蓋，只靠私人建設的話，需要極大的資本市場投入，甚至是要先預支未來一樣的投入。的確，1873年一書，講的就是美國的鐵路建設狂潮，如何把股市和債市的資金，吸得一乾二淨，但最後把鐵路大亨和銀行一起弄垮的故事，甚至造成了在1929年之前，美國所經歷過的最大經濟蕭條，多年無法回復。鐵路後來的確達到了泡沫時期的預言，的確改變了美國，促成美國成為世界經濟第一強國，但最早投入鐵路建設的投資人，全部被清空，發了美夢，但沒有賺到錢。 輝達現在賣了這麼多晶片，台積電還不斷地擴張，記憶體三雄也抓著這個世紀難見的契機擴產，然後上游的協力廠商，下游的數據中心，通通在擴充，然後核心的Anthropic和OpenAI瘋狂地發股票，一邊募資，一邊求材。退一萬步說，AI的需求，完全不虛假，但鐵路也是這樣不虛假，只是先期的乘客、貨運量完全無法合理化鐵路在資本市場要的本益比，現在的AI也是這樣，就算Anthropic和OpenAI，兩家每年都可以做兩千億的營收，然後把營收通通拿去買輝達的晶片，而且通通不要分給上下游廠商，那還是無法合理化輝達五兆美元的市值。從這個角度看，把AI比為鐵路，而要投資人小心，是正道，但我還是要講一句金融市場最可怕的話，「這一次不一樣」。 人類社會對交通方便的需求，會隨著路網越大，而自然變得更多，因為原先的不可能，化為可能，這個時程很長，唯一加速的方法，就是把路網瘋狂地蓋下去，但這個加速的過程，不但受限於資金，還受限於材料，更受限於中國苦力和歐洲新移民的數量，沒有人去蓋鐵路，就沒有鐵路。另一方面，AI的需求，也像鐵路一樣，越多的建置，就會產生越多的新可能，製造出更多的需求，但和鐵路不一樣的是，瓶頸不在於物理限制，甚至不在人口數。鐵路的乘載，有一個人口的天花板，但AI沒有，我們已經看到AI代理的驚人需求，AI代理完全不受限於人口數。而AI更驚人的能力在於，我們在生產智能，可以解決問題的智能，這個智能跨越到幫我們解決物理限制的日子，早就來了，智能加乘的速度還會加快。黃仁勳畫出來的美麗未來，不一定是作夢。 然而就算AI美夢再美好，再真實，泡沫一定會到來，那是人性，但不是今年，也不是明年，現在壓空方，不智。長期利率還沒掉下來，資金還不算真的投入AI建設，我們現在是dot com泡沫的1994或是1996，連1999都還沒到，不怕。

紐約的聯邦眾議員，新一代民主黨領袖，非常被看好選總統的AOC，最近說Woke 1.0，即第一代的「覺醒運動」，有點瘋狂。所有人都說她這是為了選總統舖路，往中間靠，和過去的激進左派切割。我是不買單這種輕飄飄地改寫歷史，把責任甩到一邊的政治變色龍行為，而且「牛牽到北京還是牛」，這種社會運動起家、沒幹過什麼實事的傢伙，豈有一夜清醒的可能？ 但我是想提一下Woke 1.0有多瘋狂，講我親身經歷的事情。大概是歐巴馬任期的最後，左派得勢，但看著川普的MAGA興起，有新的敵人出現，鬥志因此高昂，不斷地推動新名詞、新話語、新運動。有一次參加一個給大一新生的座談，學校的牧師主持，好些個高年級的學生，在台上分享大學經驗。一開始，牧師就介紹她自己，「我是直女cis woman」，女牧師在美國的各宗基督教派裡不稀奇，稀奇的是「覺醒」的牧師。那是我第一次聽到cis這個用法，當然是不懂，但接下來就有學生一個個說cis man，cis woman，牧師大概是看在座老人聽眾一臉胡塗，她就解釋cis就是相對於trans，生理性別和性別認同不一樣，為了尊重變性人的權利，我們要在公眾場合初次見面，表達自己的性別認同，是一個尊重的開始，這世界太多恐變性人的自大、偏見，我們要先從正視這個不同開始。 非常冠冕堂皇的一段話，誰想當自大、偏見狂呢？多數人不會在意他人的性別認同，這種要求「必也正名乎」的宣言，看起來也只是麻煩，而不是問題。但覺醒左派，不是只要喊喊口號，他們要的是真實權力，要鬥倒反對他們意識型態的對手。對手是誰呢？保守派，信教很深的那種，一來有些宗教狂熱人士，真的很愛管人閒事，很討厭，二來，覺醒派也深知，在名稱或是廁所的議題上，吵一吵，保守派就會受不了，就會有過激行為，那覺醒左派就有藉口出征，就可以像紅衛兵一樣，開批鬥大會。多少知名或是不知名的人，在那一段時間，只是因為沒有表態或是表錯態，就被cancel，「身敗名裂」。 而且，就像紅衛兵鬥爭一樣，不要變成鬥爭犧牲品的一個方法，就是衝到最前面，取得最大的話語權，也許是希望不要變成被鬥的對象，也許就是好鬥的本性，越鬥越興奮，越起勁。 那場座談會讓我最吃驚的不是直男、直女的稱謂，而是有一個女生，介紹自己的時候，說她是醫生開過證明的「智障」，mentally retarded。What?我心裡大叫，這沒問題嗎？學校的標準已經降成這樣，醫生證明的智障也可以唸大學？又有哪一個醫生、醫院開智障證明？但聽她講話，非常正常，打扮也很漂亮的白人女生，為什麼要自稱智障？ 史丹福大學說有近四成的學生，聲稱有身體或是心理障礙，需要考試或是住宿的特殊安排。這是很誇張的事，不是史丹福收了很多殘障，而是這些有錢人家的小孩，從小就要求特殊待遇慣了，找不到方法用特權，就用疾病的理由取得特權，考SAT有雙倍時間，學校考試可以進單人間特考，住不到單人房的宿舍，就拿醫生證明理直氣壯要單人房，進了史丹福名校，甜頭吃慣了，當然要繼續，不然怎麼比得過卷得很的亞裔學生？史丹福誰也不敢得罪，大門一開，就更多家長、學生要求特殊安排，真是一個向下沉淪的過程，原本都是那些白人有錢人在搞這種，現在也有許多亞裔懂這門道，能拿就拿，何必吃苦呢？ 所以，也許那個白人女學生，不以為醫生證明的智障，是個不能說的禁忌，反正從小到大，都在用，大大方方地講出來，沒什麼。但我觀察她講的話，非常有「社會正義戰士social justice warrior」的樣子，我判斷她應該是太投入覺醒運動，而她的身份背景，完全是階級敵人的模樣，既沒有LGBTQ，還是個白人，也許就是要取得身份認同的階級地位，所以說自己是智障？實在是太匪夷所思。

中日戰爭的時候，國軍和我的先人是處於敵對的雙方，但小時候給國民黨教育洗腦，所以對這一點認知，沒有很清楚。但歷史也就這樣了，中華民國來了台灣，台灣變了，中華民國也變了，我還當過中華民國陸軍的軍官，所以雖然國軍抗日和國共內戰沒有和我有直接關係，但後來總是同一家人，我對台灣忠烈祠裡的英靈，還是充滿敬佩與感恩，更何況許多英勇戰死的國軍，他們矢志反共，為反共救國而捐軀，受我們後人一拜再拜，當之無愧。 有愧的是現在的國民黨敗類。先人為了反共而戰死，保存了你們的生機，庇護了你們的後代，然後你們去親共，你們去舔共，你們去和共產黨一唱一和，你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不知道為什麼，看到網上提到蔡仁傑將軍的事蹟，眼淚不住地流下來，既傷痛其英年早逝，更難過其子孫不肖。下面是青年日報對為國捐軀的蔡仁傑將軍的報導，蔡將軍的妻小後來遭共產黨迫害而身亡。親共的死國民黨，通通去跪在蔡將軍的靈前懺悔： 蔡仁傑將軍生平參與諸多戰役，屢建奇功，在「八一三淞滬之役」力抗強敵、「贛北大捷」殲滅日軍聯隊、「湘西大捷」誘敵深入，最終在孟良崮一役，時任74師副師長的蔡仁傑，遭數倍於己的共軍包圍，追隨師長張靈甫將軍殉國成仁，年僅44歲，將「只見一義，不見生死」的軍人魂表露無遺。 蔡仁傑，湖南常德人。民國15年，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遂投筆從戎，直奔廣州，考入黃埔軍校第5期。抗戰期間參與諸多戰役，於「八一三淞滬之役」苦戰數十日，力抗強敵，「南京保衛戰」則以步兵一營後殿，達成任務，勇烈可嘉；27年創下殲滅日軍聯隊的「贛北大捷」，34年在湘西誘敵深入的「湘西大捷」，均展現捍衛國家、不畏犧牲的精神。 抗戰勝利後，中共全面叛亂，蔡仁傑奉命駐防江北六合。35年，蔡仁傑任副軍長隨軍北剿，歷經淮陰、漣水各戰役，戰功顯著；同年在北京中央訓練團受訓，離結訓時間還有2週時，接獲整編74師師長張靈甫來電，催促返部，協助孟良崮地區作戰。 當蔡仁傑抵孟良崮時，共軍正以人海戰術攻擊，戰況慘烈。激戰3日後，74師逐漸遭共軍包圍，主力退守主峰附近，由於人員密集，被共軍迫擊砲炸碎的岩石擊成重大傷亡。張靈甫急召各部隊長開會，當眾宣示以死報國，蔡仁傑率先表態「師長以死報國，我等義無反顧」，各自寫下遺書要求侍從突圍遞送，便集體自戕成仁。政府為褒揚忠烈，優頒恤典，入祭忠烈祠，歸葬故鄉。

週二威斯康辛州的初選，原本被看好拿下民主黨提名的Francesca Hong，最後以些微票數落敗，一般認為是民主黨的中間派，終於團結把社會主義的極左派打敗。也許是這樣，但我還是要忍不住批評這些珍奶左派，妳們這些亞裔的左派，沒有根正苗紅，不但沒有黑人祟高的受難者地位，現在連穆斯林的地位，都比亞裔在黨裡高，不要夢想當頭了，不然為什麼桑德斯和AOC都挺了密西根的穆斯林，然後在威斯康辛不表態支持Hong？早點覺悟左派對亞裔的遲疑、不信任，甚至是歧視，早點快活。 但Hong不是沒有嚐試要提高自己受害者的地位，她之前上節目說她自己有雙重人格，是醫生開的診斷，甚至還因此住進了精神病房。我們知道選舉要選賢與能，所以競選的政客，無不講自己多能幹，經歷多顯赫，然後把會讓人懷疑能力、道德水準的過往藏起來，但美國的左派突破了天花板，把精神疾病當成顯赫經歷來宣傳。但這不是失手，這真的是左派選人才的新標準，不看能力，不看經歷，只看身份，而人分三六九等的依據，完全是靠你在左派被害光譜的位置決定。黑人好，因為有些他們的祖先被奴役過，女人好，因為以前都是男性沙文主義欺壓女人，同性戀好，因為以前道德保守人士會迫害他們。當然，窮人、身心障礙這些弱勢也好，但太「普通」，太難拿來當作武器對付政敵，所以地位普通。 因為要拿身份認同政治來鬥爭，所以這個光譜還會變來變去，看敵人怕什麼，就拉高什麼，或者是看拉抬哪一類族群，可以製造聲浪，就拉抬他們。所以現在同性戀在身份認同政治裡地位低下了，LGBTQ裡的TQ，拿來當議題比同性戀強大多了，畢竟這世道，誰還真「恐同」呢？「恐變性人」不是比較有力道？可以打廁所的議題，而且確定宗教右派一定會跳腳！ 2023年的哈馬斯恐攻以色列之後，以色列強力反擊，在巴勒斯坦大力動武，但在中國、俄國和伊朗的宣傳機器動員下，左派身份認同政治狂熱，找到新的受害者，你看巴勒斯坦人多可憐，以色列多壞，西方國家還恐伊斯蘭，拒絕穆斯林移民，那還不趕快把穆斯林的地位再拉高一點？我是不太了解為什麼左派的身份認同政治可以這麼有流動性，流動到自己的角色錯亂了都不知道。信仰伊斯蘭的人，不但恐同，甚至厭女，你們把穆斯林抬這麼高，那女人，那LGBTQ怎麼辦？ Francesca犯的錯，就是她一開始以為亞裔女性也可以像其它非白人女性一樣，有身份認同政治加分背景，但她不知道，亞裔早就被左派當成是白人附庸，只有扣分，沒有加分，而女人的身份，又太普通，加分力道不夠，所以她的地位在這些社會主義眼裡是低下的。她努力想用精神異常加分，但這題不是現在流行的議題，沒用。她應該早早改信伊斯蘭，再不濟，學學隔壁明尼蘇達州那個剛剛成為民主黨參議員提名人的Peggy Flanagan，人家白女人一把頭巾戴起來，多適切，這不就選贏了？

中國的洪澇看起來越來越嚴重，有時候我都懷疑，是因為我們這些反共的人，內心巴不得看到天災人禍不斷，希望中國人終於受不了起義革命，所以把這些洪水的新聞，不斷地放大，自己在內心想像共產中國的天災頻率加大，但事實並不是如此？也許中國這麼大，中國本來就是到處可能有洪澇，我不知道，因為所有中國的數據都不可靠，也許連共產黨高層自己都不知道，到底天災有沒有變多。 但我們知道的是最近幾年的夏天溫度不斷地升高(誰可以去把輪船用油的硫加回去嗎？)，溫度高，下雨多，那也是一個科學上可以支持的事實，所以我們先把人禍放一旁，也許中國的洪澇問題，是天氣的責任。但這個雨下大的問題，全世界都在發生，連紐約地鐵這幾年也都一直淹，中國的鄰居，也有這個下雨的問題，但怎麼對付這個頻率變多的天災，就變成了人禍的問題。治水是一個問題，救災是另一個問題，災後重建則又是另一個問題，在完全不透明的共產黨黨國體制下，三個問題有解嗎？誰在負責？進度如何？不知道，通通不知道。中國人，你們為什麼不生氣？ 也許救災考驗的是領導的能力，領導的能力在僵化的中央集權下，變得極為關鍵，但習近平碰什麼，什麼就失敗，足球？雄安？經濟？股市？房市？現在他又去碰AI，看起來又要完蛋了。所以水患的問題，中國人要自求多福，但我不解的是，如果共產黨可以在2008年，把錢灑出去，搞鐵路基建，搞房地產投資，硬是把景氣拉了起來，為什麼現在景氣困難，同時治水基建如此缺乏，共產黨怎麼不灑錢搞城市治水工程？蓋新水庫、疏通河道、廣建下水道、開闢蓄水池，不都是像蓋鐵路基建一樣，既可以提高就業，又可以解決水患問題，為什麼不大搞特搞一下？ 無能可能是一個原因，但很可能共產黨真沒錢了。 在習近平打房前，房地產的投資是一個老鼠會騙局，我一直很不可思議中國人買預售屋是要先供房貸的。產權都沒拿到，房子都還沒開始蓋，中國人就在繳錢，這是什麼瘋狂的制度？最後開發商倒了，房子爛尾了，買家還要繼續付錢給銀行，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是這樣坑買家的。然後成千上萬的爛尾樓，政府也沒有出來解決，難以計數的房奴，沒拿到房，還欠銀行錢，公道討都討不回來，真是豈有此理。但這也表示了，當初房市旺的時候，出錢的是銀行，不是開發商，甚至也不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賣地拿一次錢，就沒了，錢到哪裡去了，不知道，但不是進了房市。中央政府管利率，但不管貸款實質，現在四大銀行的呆帳率只有1.2%，我信都不敢信，爛尾樓跳樓的那些屋主，銀行都不敢打成呆帳，大概還繼續掛在帳上。 中央沒有出錢刺激房市，只是靠銀行借貸的管道，把中國人的儲蓄轉成房地產放貸，恆大和一大堆的地產商倒了，爛尾樓的屋主停供了，銀行的爛帳，公開看到的就已經是2012年的4~5倍，更何況還有藏起來了，銀行嚇都嚇死，本都快保不住了，怎麼敢投資治水基建？ 但共產黨當初不是花大錢蓋高鐵？不是有錢嗎？為什麼現在不花了？一樣，共產黨靠的是銀行和地方政府，不是用借的，就是用股權投資在高鐵的建設，這些和爛尾樓的房子也差不多，投資都像打水漂，因為高鐵入不敷出。銀行現在沒錢，地方政府沒地可賣，找誰來投資比高鐵更沒有收益的治水建設？ 共產黨只剩一條路可以搞治水基建，那就是中央政府編列預算。但中國政府稅收就這麼多，你是要花在軍隊，還是要花在醫保，花在幹部退休金，還是要花在習近平的好大喜功？不知道，但治水基建，既看不到，又吃不到，別浪費了。不是可以印鈔票嗎？這一點共產黨倒是挺機靈，搞通膨來害自己嗎？不如好好地管好輿論、刪除貼文、封鎖消息，歲月靜好，速度比較快，效果比較好。

「參加愚蠢的比賽，就會拿到愚蠢的獎品」，這是我對Claude最新的公告的評價。現在開始，如果你用Claude的新模型產生出來的文字，你要拿來用，要小心，因為Anthropic會加入AI浮水印，人類看不出來，但Anthropic的模型可以認出。也就是說，小朋友用AI寫作業，可以被辨識出來。Anthropic說是全球性的政策，先從新模型開始，再慢慢地延伸到舊有模型。 這個AI浮水印不是用隱藏文字的方式，所以你如果看著Claude的輸出，自己再打一遍也沒用。Anthropic是用使用文字的模式來加浮水印，所以如果你要破解這個浮水印，你只要大量改寫，或是用小段文字，或是給其它家的AI改寫，甚至是簡單地用另一個語言來回翻譯，浮水印就認不出來了。 這是很笨的政策，因為Anthropic莫名其妙地加了障礙給使用者，至少是心理上的障礙，讓使用者怕被抓。但誰來抓呢？誰控制了這個偵測浮水印的能力？老師？Anthropic？還是政府？當商人拿石頭砸自己的腳，我們先要想合不合理，有沒有我們沒想到的角度，也許Anthropic加浮水印是為了未來模型訓練的需要，一旦AI知道文字是AI產生的，就不要加入訓練資料，這是在AI模型發展上合理的政策，因為「垃圾進，垃圾出」是模型訓練一大禁忌。但除此之外，有什麼理由來得罪使用者？當你覺得一個政策有鬼的時候，你第一個要懷疑的當然是發想這個政策的人腦子是不是有洞，苐二個要懷疑的，就該是政府扮演了什麼角色。 據說這個浮水印政策是配合歐盟的AI監管法令，Anthropic簽了同意書，其它家沒有簽，所以沒有其它模型公司幹這種傻事。Anthropic為什麼要和愚蠢的歐盟一唱一和？因為Dario Amodei一直就是這樣的理念，「AI要監管，誰來監管？我和政府一起來管最好」Amodei一直以人類守護者自居，認為只有他來管AI的發展，人類才不會出事。Amodei和歐洲那些自以為是的菁英，也沒什麼兩樣。所以王八配綠豆，絕配。 珍惜生命，遠離Claude。

不像許多有名的總統，詹森沒有名牌大學的學歷，他是真正窮苦出身。他大學唸德州的一個鄉下師範學院，學費已經很低廉，但他還是得休學一年，先去賺點錢才能完成學業。師範學院常有一些德州各地學區的督學、校長來進修，詹森結交了一個德州南部學區的督學，督學承諾詹森一個教職，詹森就這樣在1928學年，在Cotulla這個地方，教了一年書。 Cotulla在一百年前的人口，和現在差不多，都只有三千多人。德州在一百年間，發達不知多少倍，但Cotulla卻一點都沒長進，你就可以知道這是多麼鄉下的一個地方。它離墨西哥邊界只有六十英哩，離大城聖安尼奧九十英哩，看起來不遠，但一百年前，柏油路沒有舖到Cotulla，交通不便，所以是真正偏鄉。小地方近八成是墨西哥裔，務農為主，學童經常一曠課就是幾個月，因為家長把小孩帶去甜菜園或是棉花田工作了，沒有人管這些墨裔小孩功課怎麼樣，甚至沒有人管這些小孩會不會說英文，直到詹森來了Cotulla小學，才有改變。 小學原來有五個老師，都是主婦不情不願地來上班，每天都是上課前才到，一打鐘下課就趕緊走人，一刻也不停留。小學很久沒有男老師了，大家都很高興有新血，詹森一到，督學立刻指派他當校長。這是詹森的第一份領薪水的正式工作，他的所作所為，完全反應了詹森的整個人生態度，甚至他的人生野望。詹森從來不把他的工作當小事，他一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早早到學校檢查環境、備課，下班後繼續忙到很晚，小朋友功課一定要教到會才放他們走。他認為小朋友會講正確的英文很重要，不厭其煩地要求他們發音正確。小朋友下課時間沒有遊戲場地，原來的老師也不管，他一來就弄出場地，找到排球和壘球的設備，要求老師輪流在下課時間看顧小朋友。鄉下小孩從來不知道體育比賽，也沒有錢去外地參賽，詹森自己找家長帶隊去比賽。Cotulla的小朋友一輩子都記得這個，不乖時教訓他們，對他們有要求、有期待的詹森老師。唯一的校工不識字，詹森有空就教他識字，但詹森嚴格要求他把學校打掃乾淨。 在一個偏鄉遙遠而無人知的小學，做著誰也不知道有什麼用的工作，但詹森不因為事小而輕乎，什麼事都全力以赴，他相信，「只要你每個方法都試了，你就會成功。」詹森的志向當然不是當一個成功的小學老師，有一次小朋友學他講話傷了他的心，他很生氣地打了那個冒犯他的小朋友，然後對全班罵，「你們怎麼能這樣笑我，你們現在看到的這個人，是未來的美國總統。」 二十歲的詹森在Cotulla流露的不只是他過人的努力和非凡的野心。詹森的白宮任期以民權法案、社福法案和越戰泥淖聞名。六零年代前的德州，和南方各州都一樣，政治和社會是充滿種族主義偏見的白人所主導，政客全都是民主黨。詹森為了民權法案，把這個南方的民主黨板塊打破，可以說是背叛了一直力挺他出頭的南方白人，但詹森不是為了權術而虛情假義地通過民權法案，他是真心地想要為弱勢的少數民族說話，想為他們做事，他在Cotulla的學生，幾乎都是墨裔，他沒有少盡一分力來幫助這些學童，也許他還多出了力，因為他自己也是窮苦出身，他內心還是有一股俠氣，不忍見人間的不公不義。但詹森的俠氣，還是家父式的，他在德州，但他不想學西班牙語，他在Cotulla教墨裔小孩要怎麼擁抱英語、美國文化、美國歷史，因為那是他認為對小朋友最重要的教育。結合了俠氣和家父心態，轉換到全國的政策，那就是美國史所未見的社福擴張：食物券、老人及窮人健保、窮人免費學校午餐、窮人住房補助等等，都是詹森任期內搞出來的，每一個政策都立意良善，都是「為你好」，但最後都把這些窮苦、弱勢族群，養成伸手牌，失去自立的能力，還造成了政府永遠的財政問題，美國現在的社會問題，很大的部份都可以溯源到詹森的總統任期。 有錯誤理念的人，你寧願他笨一點、懶一點，造成的禍害會少一點。

伊利諾理工學院，一個不是很大的學校，排名也不算太高，但還可以的學校，前幾天解僱了一百多個教職員，教授和職員各半，而被裁的教授裡，有好些是有終身職(tenure)，造成不少騷動，現在美國大學就要開學了，伊利諾理工此舉，對學校和學生都有不小影響。先說一下美國大學終身職教授能不能解僱，一般說來是不行，不然tenure這種用來保護言論和學術自由的機制就沒用了，但私立學校通常在學校設立章程裡會規定，「如果因為有財政困難financial exigency」，終身職教授可以解僱，伊利諾理工就是先由校董會宣告了財政困難，所以才能夠大量裁員。 被解僱的教授裡有一個電腦系的教授，是電算學院的創始院長，據說在電腦科學界還算是知名人士，叫Lance Fortnow。這是很奇怪的決定，因為解僱這麼多人，本身就會鬧上新聞，但如果是冷門科系，那還可以說是假財務之名，行重整部門之實，但一開，就把熱門系的大牌給開了，那真的是財政問題了。如果沒必要，真的不會砍這麼大牌，因為會影響未來招生，而招生似乎就是伊利諾理工的問題所在。 私立學校裡面，除了排名很好的名門，本身就很有錢，招生也沒困難外，大部份的私校，都要面臨making the class的問題。每一年學校放的錄取通知，會有多少轉換成真的入學學生，然後這些學生付的學費，夠不夠學校營運，都是一大考驗，因為這些學校通常都沒有大量的校產基金(endowment)，所以如果沒辦法make the class，學校就立刻面臨預算赤字。如果是一、兩年的短期財政赤字，學校可以向銀行借，或是挪用一下校產基金，但如果長年沒辦法make the class，那就只能裁員。但在學術界，裁員不是那麼容易的事，一來象牙塔裡的教授，什麼不會，吵架一流，所以行政當局能避免惹惱蛋頭學者，就要盡量避免，二來，裁員會製造恐慌，尤其是如果讓學生或是家長開始擔心學校沒辦法持續下去，那招生就立刻會雪上加霜，誰會想去一個可能會關門的學校上學 ？因此，裁員通常就是學校走上關校的不歸路的開始。 伊利諾理工的問題有多大呢？2025年比2024年，少了一千二百個學生，這是個本科加研究生才七千多學生的學校！假設一個學生帶來的學費、住宿費收入是三萬美元，那1200名學生的減少，就是少了三千六百萬的收入。伊利諾理工的年度預算在三億左右，一下就少了十分之一強的經費，能不砍人嗎？高等教育機構最大的支出就是人事費用，不砍人沒辦法減少支出，而且學生數目減少的勢頭，也不是去年才發生，所以只有幾億美元的校產基金，應該有借用不少，所以才被逼要裁掉一百多人。今年看起來又辦法make the class，所以才趕在開學前動手。 少掉的學生是什麼學生呢？研究生，尤其是國際學生。美國現在越來越不歡迎國際學生，學費貴、簽證難、留下更難，除非真的上了名校，不然像伊利諾理工，或是排名更後面的學校，學生要來留學的動力，自然更少。川普想要修理哈佛這些菁英學校，結果死的卻是排名後面的可憐蟲。川普也砍科研經費，像伊利諾理工這種理工學校，也有一部份經費靠政府，在兩面挾擊下，遭到重創，而且美國本土的本科生正面臨人口斷崖，因為高中畢業生開始減少，因此伊利諾理工也沒辦法多收本科生來補。現在鬧了這個新聞，對新生來說，要不要來唸，又是要考慮一下，一考慮，伊利諾理工就財政更困難了。 中國新的出境管制不知道對今年的留學生有沒有影響，伊利諾理工這種常年依賴中國留學生的學校，享受了幾年的好日子，但該還的債，還是得還。敝校沒有什麼中國留學生，影響雖然不大，但我們的排名也很後面，所以我已經挫在等很久了，哪一天工作沒了，我也只能懶蛋挾緊，認了。

有一次坐飛機，旁邊坐了個年輕黑人媽媽，帶了個小孩。因為是廉航，連飲料都要錢，起飛後沒多久，服務生就來賣東西，黑人媽媽問了可不可以刷卡？知道可以後，她要了條巧克力給小孩，付錢的時候，她說「我只有Apple Pay，不知道能不能用？」也沒有真的把手機交出去刷刷看，白人服務生說，Don't worry about it，就走了。這一黑一白唱的雙簧，有點嚇了我一跳，我知道很多黑人有entitlement的心態，覺得「世人都欠我」，但親眼看到這場演出，還是很震驚，這個白人服務生的反應，是我最震驚的地方，不吵不鬧，好像已經看過千百遍，習以為常了。但我還是要說，黑人這樣作賤自己，不是見計得逞，心裡該高興，而是被人當成次等人，應該要生氣。為什麼對作為一個自由人應有的責任，如此輕乎？ 我上一篇說俄羅斯在二戰前後，因為缺乏男丁，所以國家開始鼓勵非婚生子女，只要有小孩，不管是怎麼來的，都好，於是造成聖彼得堡、莫斯科這些大城，有近一半的小孩是非婚生子女，俄國社會文化因此發生重大改變。俄國女人變得堅強，不但要工作，還要負擔全部家庭責任，男人像寶一樣，不能要他們幹活，不能要他們負責任，有點像國民黨選民面對國民黨政客一樣，女人還要打扮好自己，隨時取悅男人，爭奪男人，不然就不用想生小孩。俄羅斯男人早死，之前死於戰爭，現在死於酗酒、吸煙、危險駕駛、暴力事件等等，這種早死現象，有點像自我實現的預言，因為擔心沒有男人，所以俄羅斯女人縱容男人不用負責，直接就造成俄羅斯男人不管死活的生活方式，然後就真的早死，也還是像國民黨的選民，不需要國民黨政客負責，果然就養出一堆不會負責的無能政客。這些俄羅斯的奇特社會現象，不是我說的，請參考Julia Ioffe這個俄羅斯專家的觀察。 如果蘇聯政府的鼓勵非婚生子女，造成奇特的俄國文化，甚至是社會問題，那美國政府的政策呢？美國黑人的非婚生比例是七成！他媽的七成！俄羅斯全國非婚子女比例還不到三分之一，但美國黑人是七成。所以美國黑人比俄羅斯男人更不被需要，黑人長大的過程，不用期待家裡有爸爸，有雙親的黑人家庭是例外，而不是正常情況。黑人男性也像俄羅斯男人一樣，不是早死就是老死在監獄，俄羅斯男人所有的危險行為，黑人都有，還加上黑幫、槍枝氾濫的問題，黑人男性的預期壽命還更低。 但以前的黑人不是這樣的，在民權運動前的黑人，非婚生子女的比例才一成多，和白人差不多。美國白人對黑奴制度的罪惡感，直接轉換成優惠黑人的超大方社會福利政策。為什麼有這麼多的非婚生子女？因為青少女打砲懷孕後，不是人生的結束，而是政府撫養的開始，政府給錢單親媽媽養小孩，給她們房子住，給小孩有免費學校唸、免費午餐吃。黑人青少年就這樣在荷爾蒙橫流的小社會裡，早早就有性經驗，男的搞大女的肚子，像有勳章一樣，驕傲得不得了，女的被搞大肚子，也很「榮幸」，不用上學了，準備像媽媽、外婆一樣，住進免費小公寓，開始給政府養，一輩子不工作了，男人也不用負責，因為這就是他們從小的認知，有球可以打，很棒，沒有運動能力，煙酒槍毒，隨便你挑，最後也是進了牢給政府養。這是正常的社會文化嗎？這是正常國家應該要有的樣子嗎？ 死白人左派，把黑人養成次等人，只能活在政府的供養之下後，自己就跑了，跑到沒有黑人的地方，沒有社會問題的地方，自己用傳統價值教育小孩，完全隔絕和黑人的互動，然後整天指責別人種族主義，充滿偏見與自大，了不起。

二戰前後的蘇聯，有一個不同於毛澤東時期中國的人口問題，俄國男人死光了。也不是只有死於希特勒的炮火下，在二戰前有史達林的大清洗政治迫害，死的多半是男性，再早一點，集體化又餓死幾百萬人，也是男性居多，然後再之前是紅白內戰，死的也是男性，然後就是歐戰，死的更多，又是男多於女。如果俄國男人都死光了，就沒有俄羅斯民族了，所以赫魯雪夫出面主張生育政策改革，1944年在戰爭結束前，蘇聯出現新政策，國家出面給單親媽媽扶養小孩的經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不用負擔扶養費用、出生登記的父親欄可以留白、離婚變得困難、多產家庭給予榮耀與金錢，政策目標都在鼓勵男人亂搞生小孩，有些鄉下地方，稀少的男人像公有財產一樣，給女人搶來搶去。俄羅斯全國，在戰後差不多有五分之一的小孩是非婚生子女，大城如列寧格勒和莫斯科，這數字可以到近一半。你可以想像這樣的制度，破壞了多少傳統社會價值，改變了多少俄羅斯人對愛情、婚姻、家庭的看法。 我很討厭俄國這種集體主義，「祖國」、「祖國」地叫，只有祖國，沒有個人，真的是祖你媽。所以祖國小孩不夠了，祖國的女人就變成生育工具，管你是怎麼找到男人。現在祖國又在打一個不是戰爭的「軍事行動」，眼看又要死上個百萬俄羅斯男人，等到打完了，祖國是不是又要把祖國的女人叫去狂生小孩？ 東方大國也是這樣的集體主義。中國共產黨也是整天「祖國」、「祖國」、「祖你媽的國」叫叫叫，之前祖國說人太多，所以要「一胎化」，泯滅人性到連足月嬰孩都要打掉。結果現在好了，人口不夠了，祖國是不是要學俄羅斯鼓勵年青人亂搞？我看倒也不用，文革把傳統價值都革掉了，現在的年輕男女，亂搞的人還怕少嗎？少的只是生育，不是性交，所以赫魯雪夫的招數肯定無用。那要怎麼辦呢？如果說，祖國開始要用人工子宮來大量生產製造中國人，我也不會覺得意外。中國人和俄國人一樣，在領導的眼裡，永遠都不是人，只是個數字，調整調整就好。

伊斯蘭從先知穆罕默德在七世紀創立以來，就是一直在向外擴張，但基督教也是這樣，沒有奇怪。有這麼一說，佛教在東南亞形成了一個盾，擋住了伊斯蘭往東亞傳播的路，從這個角度來說，東亞文明受到了佛教的庇護，你可以想像如果今天的東亞國家都成了穆斯林王國，東亞還能有今天的繁榮嗎？寫到這裡，大概有人要罵我「恐伊斯蘭」、充滿了自大與偏見了吧，但我覺得世人恐伊斯蘭的程度還不夠，因為伊斯蘭並沒有宗教改革，伊斯蘭沒有歐洲十六、七世紀的理性啟蒙對基督教的反思，所以伊斯蘭還處在中世紀的黑暗時代，伊斯蘭嚴重阻止信徒、非信徒成為自由人，所以只要伊斯蘭還持續地要穆斯林殺異教徒、不准女人不戴頭巾，我就要「恐伊斯蘭」，我就要反對穆斯林無限制的移民到任何國家。 就算有佛教這麼強的盾，東南亞還是極大程度地伊斯蘭化，東南亞的伊斯蘭化歷史，要作為今天限制穆斯林移民政策的重要參考依據。如果去峇厘島觀光，你會看到處處都是印度教的寺廟，印度教和佛教在印尼歷史悠久，這本來也該是印度尼西亞群島的模樣，但為什麼後來就改信了伊斯蘭？在讀台灣史的時候，我們知道，十七世紀的荷蘭已經靠著東印度公司，殖民了印尼群島，鄭成功就是把荷蘭人趕回了爪哇的巴達維亞總部，那時的印尼已經是遍地穆斯林，但三寶太監在十五世紀初下西洋到爪哇的時候，爪哇還有個印度教/佛教的帝國，叫滿者伯夷。從鄭和首次出航的1405年，到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的1602年，兩百年間，伊斯蘭就完全征服了印尼，不靠武力征服，只靠著貿易和分裂的政治局勢，印尼就這樣一步一步地伊斯蘭化。 伊斯蘭最早到東南亞的地方是蘇門答臘，因為就在印度洋邊上，貿易風吹來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在宋元時期就到了泉州，海上絲路中間當然要有據點，中南半島和印尼群島就是這個中間點。穆斯林商人不相信異教徒，所以為了貿易的利益，東南亞出現了改信伊斯蘭的土著。蘇門答臘有個王子，叫拜里米蘇拉，他本來也控有新加坡，但滿者伯夷帝國把他打敗趕走，拜里米蘇拉逃到馬六甲，改信伊斯蘭，在馬六甲成立了東南亞第一個伊斯蘭蘇丹王國，隨著鄭和下西洋宣揚國威，馬六甲王國稱臣於中國皇帝，取得了阿拉伯人和中國人兩邊的信任，馬六甲順勢拿走原來爪哇香料交易的中心位置，並且成為散播伊斯蘭的中心。隨著滿者伯夷帝國勢力衰退，鄭和之後的明朝轉向面對北方敵人，印尼群島失去主導的勢力，於是就一個島一個島轉信伊斯蘭，誰要和錢開玩笑呢？在宗教教義上來說，也許伊斯蘭比印度教讓人更容易接受也不一定，但我不是這方面專家，沒辦法評論。 鄭和後的南洋，最後取得主導權的當然是大航海時代的西方的帝國主義，但不管是葡萄牙人也好，英國東印度公司也好，荷蘭東印度公司也好，他們一開始的目的都是商業，而不是政治，伊斯蘭在他們眼皮底下擴張，說不定還利於他們的統治，因此這十五、六世紀的兩百年，伊斯蘭要拿下整個印尼，也不是很困難的事。國際左派現在熱情擁抱巴勒斯坦，反猶成了左派的新信仰，連帶著開大門接納穆斯林移民，這是一個類似印尼在十五、六世紀的情況，政治分裂，而人漸漸失去傳統信仰，高度組織化的伊斯蘭取得機會影響這些文化開放的地方，甚至變成安撫人心的力量，等到他們在移入國佔據了相當的人口比例，舊有文化被洗掉的機會相當大。底特律現在是美國最大的穆斯林聚集地，底特律所在的密西根州的民主黨，剛剛選出一個穆斯林要競選年底的聯邦參議員，這傢伙是公開宣稱美國人碰到九一一，是應得的報應。我不知道正常的美國人，怎麼可能接受這種言論，怎麼可能看著國家伊斯蘭化而無動於衷。民主黨為了利益，就像印尼人一樣，慢慢把自己變成穆斯林，但這不是我們要的美國，我們要積極對抗這個反動的宗教逆流。

SpaceX昨天的財報後討論裡，執行長強調了Starlink Mobile的商機，她說現有手機服務業約六千億的市場，是SpaceX可以拿下的潛在市場。我一開始不太懂這個市場在策略上的意義，Verizon、T-Mobile這些公司，雖然大，一年有一千億的營收，但手機通信服務業是辛苦錢，競爭激烈、毛利不高、資本投資量大，完全不是高長成的科技業該追求的目標。但如果從SpaceX的發展史來看，手機通信服務，也許只是進入另外一個更大、更美好市場的一個橋頭堡。 原本只是要射火箭讓馬斯克圓夢，但馬斯克的SpaceX從頭到尾，都不是白日夢，都是做生意。為什麼要搞回收火箭推進器？因為要節省成本。國家贊助的太空計劃，從來都沒想過要賺錢，所以節省成本的觀念，和民營公司節省成本的觀念不一樣。政府經營的事業，只有預算被砍，才會開始節省成本，而且節省的方法，都只是頭痛醫頭的方式，少用點人，少買些東西，砍掉些不急迫的項目。但私人企業家想賺錢，所以就會重新思考生產方式，如果飛機可以一飛再飛，為什麼火箭推進器用完就丟？這麼一個觀念的轉換，馬上讓馬斯克的太空事業取得全世界第一名的成本結構，現在SpaceX射上太空的承載量，十倍於全世界其它人的總和。 有了承載能量，SpaceX可以做什麼？馬斯克生意人就想到了自己射衛星，自己搞Starlink，現在的Starlink賺的錢比射火箭還多，更不用說在軍事上的重要性。自己有滿天的衛星可以做什麼？全球無死角網路是一個生意，未來的太空AI算力也是一個生意。我相信在左派腦殘的抗議下，太空算力是唯一的AI出路，所以SpaceX取得先機，但這不是立即會發生。問題是，如果AI重要，為什麼要繞道搞手機通信服務呢？我的猜想是一個全球通連的手機訊號網路，是給未來的機器人舖路。現在的特斯拉每一台車都有連上網路，但特斯拉都是和當地的手機服務公司合作，大部份的時候是順暢的，但是出了大城市，降速，甚至是沒訊號的機會不小。當特斯拉和Grok結合越來越緊密，因為AI的inference都在雲端，不可能在本地機器上，那網路的通暢變得很重要。這個通暢的網路對robotaxi非常關鍵，因為無人全自駕的車，必需要遠端介入來處理極端情況時，沒有網路是不行的。robotaxi只是未來特斯拉能提供的服務之一，當全自駕的車滿街跑，外送、接送小孩、甚至是在車上娛樂、商K、過夜的旅館服務也都可行，沒有無死角的網路可以嗎？這還只是我的小腦袋可以想到的功能，特斯拉還有機器人，機器人當然也要連上網路，而機器人可以做的事就更多了。 所以SpaceX搶奪手機通信服務的市場，不是看上一年六千億的市場，而是全球無死角的通信網路，對馬斯克王國的無比重要性。說到這裡，華爾街日報說特斯拉要切割中國事業，為和SpaceX合併做準備一事，雖然馬斯克在推特上否認，但這事情的發展，和我之前的預測一樣，沒有切割中國事業，特斯拉就會被共產黨控制，不可能和美國國防重要一環的SpaceX合併。如果馬斯克真的要進行我上面的猜想大業，SpaceX和特斯拉合併是必然的，他一定得忍痛把中國事業切割，但共產黨就像繼母的臉色一樣，一日數變，馬斯克沒有十足把握之前，先試水溫發消息，再否認，那是小心的政治操作。我們繼續觀望，但我上面描繪的景色太迷人，聰明的馬斯克，處理掉上海特斯拉，壯士斷腕是必要的。 SpaceX進入手機服務的市場，還有另外一個觀察的方向。科技的破壞力，會隨著AI越來越強大，而更形明顯。傳統做生意的方法，都會因為有新科技的介入，而發生巨大的變化，我之前說OpenAI和Anthropic會變成巨人，吃掉許多大企業的生意，因為他們掌握了前沿模型。這是和軟體相關的產業，但在實體科技結合AI的能力上，沒有人比馬斯克更厲害，過去幾十年，美國只有兩個成功的大型製造業，一個是特斯拉，另一個是SpaceX，都是馬斯克的事業。手機通信服務，甚至手機本身，需要許多實體的建設，這是馬斯克的專長，他要吃這些市場，一定吃得下來。Verizon的股票應聲下跌，但顯然跌得還不夠。

歐洲皇室的繼承，就像大部份的皇室一樣，講血統。但根據回歸均值的原理，富不過三代，王室的能力也會逐代減退，所以血統論其實不利國家治理，但繼承王位講求血統，主要的目的在權力繼承的穩定，所有會受權力影響的各方勢力，彼此有一套遊戲規則，爭鬥起來有一個標準，依血統來決定「政權合法性legitimacy」，而不是每一次國王死了，就要動刀動槍打內戰，對國家社會的穩定比較好。但這血統論是浮動的，彼得大帝前的俄羅斯沒有女皇，彼得大帝豐功偉業，他可以決定俄羅斯的任何制度，所以他不但娶了個平民女子，他還在死前規定，皇位由他的平民皇后繼承，是為凱薩琳女皇一世。彼得大帝的女兒也成為女皇，然後他的外孫，娶了一個德國小貴族，她後來把老公彼得三世抓了起來，自己稱后，是為凱薩琳大帝。俄羅斯的武則天，就像唐朝的武則天一樣，面首無數，史家幾乎確定她的子女和彼得大帝一點血統關係也沒有，也就是說，凱薩琳才是後來羅曼諾夫的王朝開創者，彼得那個直系早斷了，但諷刺的是，沒有彼得大帝的擅改規定，也就不會有凱薩琳大帝的存在。 但共產政權否定了狹義的血統論，史達林經常罵他的兒子，不准他拿史達林的名字招搖撞騙，「你不是史達林，我也不是史達林。史達林是蘇維埃權力中心。史達林是報紙裡和畫像裡的史達林，不是你，不，連我都不是。」惡魔史達林是百分百的共產主義者，但蘇共就像羅馬帝國一樣，雖然嚐試不依血統來繼承權力，但帝國體質的弱化，終於導致選賢與能，變成政權維繫的次要問題，再能幹的獨裁者，也無法解決蘇聯的體質問題。毛澤東的親生兒子因為蛋炒飯死於美軍的轟炸，倒是解決了毛澤東的繼承問題，但中共的權力繼承問題仍然是個問題，鄧後的集體領導，並不是制度化的結果，因為共產黨並沒有辦法有長久的制度，所謂習近平推翻規定，一再連任，推翻的也是不久前才立下的規定。沒有法治傳統的地方，沒有神凌駕一切的地方，一直都是人治，兩千年前是這樣，今天也是這樣。也就是說，習近平死亡的那一天，也會像先前中國皇帝死去而無清楚繼承機制一樣，政局動盪。 台灣最近也有血統的討論。我認為攻打蔣萬安不是蔣家人的選戰打法，不一定是虛幻的。蔣家血統，在中國人的眼裡，那是皇帝氏族，就像唐朝李姓、宋朝趙姓、明朝朱姓、清朝愛新覺羅一樣，即便是在人民共和國，那也是和毛澤東並列的王室貴族。有沒有蔣家血統，對國民黨內的中國遺民，有十足的號召力，不然章孝嚴也不會去改姓了。而如果這些中國遺民，開始懷疑蔣萬安的能力、適任性，那章萬安變蔣萬安，就在他們的眼裡成了沒有合法性的篡位者，蔣萬安就會成了中國遺民的棄子。這就是血統論的雙面刃，不純就是髒的。

脫離莽撞、熱血的年紀後，慢慢會了解「塞翁失馬」的意義，人生的喜悲不要跟著遭遇上的禍福起伏比較好，因為我們永遠不知道人生的下一個轉彎處，等在那裡的命運，是好，還是壞。但我認為這是退步而落後的想法，這是無知的古人應對無法掌握的世界所發展出來的退步哲學。也不是只有東方文明講「塞翁失馬」，羅馬皇帝，以Stoicism聞名的Marcus Aurelius也在他的名著裡，告訴後世的人，不要為了你無法控制的外在事物，而失去了你可以控制的內在平和。我不懂佛教，但這種往內看的人生哲學，據說也是接近佛教的宇宙觀。因為人類無法了解這個世界如何運行，所以只能內求。但為什麼不是去了解這個世界怎麼運作呢？ 先秦思想裡有儒家、法家、墨家，這些門派，都是入世而嚐試改變世界，為什麼春秋戰國之後，就剩一個禮教儒家，一個讓一般人難以用來面對世間苦難的高尚哲學？平白讓佛家、道家和各種地方鬼神信仰，得到一個需求很大的市場來安撫人心呢？又或者是古希臘城邦發展出來的各種思想，探索真理的各種嚐試，怎麼到了羅馬帝國，就退化到連皇帝都要講他「控制不了的事物就不要受影響」的那種悲觀、被動、出世的哲學觀？ 照黑格爾的講法，退回Stoicism的歷史發展，是因為沒有自由的個體，中國只有皇帝有自由，希臘只有集體的自由，沒有自由的個體，就無法進入理性啟蒙的階段，必需等到基督教義普及了，神進到你的心裡，每一個人才會變成自由的個體，才會開始探索宇宙的真理。黑格爾的唯心論，對我來說，太難懂，但尼采的話，就相當清楚了，基督教是奴隸的宗教，因為只有奴隸才講眾生平等，都是神的子民。如果你是中國皇帝，你怎麼會認為眾生平等呢？如果你是中國皇帝，探索事務的真理的目的是什麼？可以吃更多的美食？可以有更多的錢？可以搞更多的女人？他不用進步的思想，就有了一切，為什麼要追尋真理？ 當我不再是任何人的奴隸，當我相信人生而平等，都有不可分割的天賦人權，我就取得了我個人自由，作為一個自由的個體，我的思想不受任何限制，可以是好，也可以是壞，不管。但我的思想，不用再受限於「塞翁失馬」，我不用把事物發生的前因後果，歸咎於混沌不清的命運，就算我無法清楚地辨識出因果關係，我也知道背後的機率分佈，也就是說，我可以對世界有科學理性的了解，如果我要什麼好的結果發生，我可以安排可能需要的前因，如果要避免什麼不好的後果，我就要消除可能的壞種子。因此，當我像塞翁的兒子一樣跌斷了腿，我不會傻傻地自我安慰，好事就要發生了。我要做的是，要如何防範我再次跌斷腿。而當我想要進好學校、找好工作、有健康的身體，還是幸福的人生，我不用求神問佛，我思考先人前例，我分析我的優缺點，我調動我的資源，我努力的追求，也許我永遠得不到我想要的，但我知道，我的努力，讓我成功的機率變大，因為萬物皆有因果，而我是一個自由人。 Stoicism和塞翁失馬的哲學是人類文明史上必有的繞道之舉，並不是通往全部自由的救贖，要能狠狠地把人間苦難好好凝視，我們才能永遠脫離福禍相依的無理循環。

新加坡的國防部長最近演講說，他從無到有，自己蓋了個AI助理，很得意地表示，「如果你對科技的了解，只有被簡報過的程度，那你無法管理這樣的科技。」網上一片稱讚，新加坡給官員的高薪，就是能請到這麼棒的人材，放眼望去，全世界有多少部長級的官員，能夠有這樣的科技能力？但我看了只能搖搖頭，「開始了」，李光耀的不肖子孫，路子開始走偏了。 法國總理克萊蒙梭說過，「正因為戰爭太重要了，所以不能交給將軍來決定。」身為國家內閣級的領袖，負有政治責任的領導人，最重要的工作，是在政策的制定上，作出最有利國家、社會的政策，並且在政治程序裡推動這些政策，領導屬下，完成福國利民的工作。誰說最重要的工作是懂政策裡的技術性細節？能夠在不影響政策品質的前提下，了解技術性細節，那可以加分，無妨。但多數的時候，技術的專家，會見樹不見林，反而影響大局觀。政府官員最需要的特質，在於面向民眾的政策，而不是所謂專業的枝枝節節。 但這個部長更大的問題，不在於他會因為太過投入科技細節而影響政策品質，而在於他在「表演」，一如美國左派政客的performative行為。當政治意識型態變成一個政治人物最重要的考核標準時，能不能幹，已經不重要，如何在舞台上表演出符合政治想像的身份，才是取得權力的關鍵。因此，這些performative的政客，像是接受左派媒體的指揮一樣，講一樣的話，穿著打扮一模一樣，譴責政敵的話語也一模一樣，對著自己的群眾跳忠字舞，只求群眾的認同，進而取得權位，有沒有能力，那是其次，久而久之，在逆淘汰的情況下，左派政治人物的品質，就越來越差。新加坡當然沒到這個地步，能力還是很重要，但當李家父子離開政壇後，新加坡沒有了國王，沒有定於一尊的拍板者。總理只是一班同僚裡的頭銜最大的那個，並不是共主。於是，就會開始有些官，想要用「表演能幹」來取代「真的能幹」，慢慢地取得群眾裡的政治資本，進而轉成實質的政治權力。也就是說，當群眾的掌聲，給的不是事情辦得最好的那一個，而是話講得最漂亮的那一個，那李光耀辛苦打造「選賢與能」的基礎，就會開始衰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