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投稿,反诗两首😁👇
依旧罢酒六时,拔韭馏食,
一周八灸六祀,八奏柳丝。
亦揪鲅就篓食,霸走流泗。
已久把酒留室,八昼遛寺,
依酒扒旧浏事,把旧留诗。
刘氏佃安门,灯小萍阶沿。炭颗尽焙净,檀刻念学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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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是战国时期荀子和弟子们整理或记录他人言行的哲学著作。此《荀子》为汉代刘向编,唐代杨倞注。全书包共二十卷三十二篇:始于劝学篇,终于尧问篇。每卷末附考异,罗列他本异文。此为南宋淳熙八年钱佃江西漕司刊本,海源阁旧藏,现藏于俄罗斯国立图书馆。介绍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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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年,16岁的南朝宋皇帝刘子业强行将亲姑姑新蔡公主纳入后宫侍寝,享受着乱伦之乐。
随后毒杀一名宫女冒充姑姑下葬,欺骗姑父大办丧事。
不仅如此,他还下旨为同母姐姐山阴公主挑选三十名俊美男宠日夜纵欲,
更将三位亲叔叔剥光衣服囚禁,其中湘东王刘彧被关进泥坑猪圈,逼迫叔叔像猪一样用嘴拱食槽里的馊水。
历史上的荒唐暴君数不胜数,但像十六岁的刘子业这样把乱伦、淫乐与虐待至亲玩到丧心病狂地步的,五千年来绝无仅有。
刘子业是宋孝武帝刘骏的长子,登基时年仅十五岁。
从小在父亲严苛猜忌的阴影下长大,一朝大权在握,他内心深处积压已久的变态兽欲与报复心理,瞬间如火山般彻底爆发。
在后宫之中,他完全无视血缘与人伦纲常,公然对皇室女眷伸出魔爪。
他的亲姑姑新蔡公主已嫁入何家为妻,丈夫是何迈,生得端庄秀美。
刘子业看中之后,竟直接下旨将姑姑扣留在深宫之中,强行纳入龙榻占为己有。
为了长久霸占亲姑姑,刘子业想出了一条阴毒至极的毒计。
他在后宫秘密杀害了一名无辜宫女,把面目全非的尸体装进棺材送往姑父何迈府上,对外宣称公主在宫中突发暴疾身亡。
姑父何迈明知结发妻子被皇帝霸占,却惧怕屠刀,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强忍奇耻大辱披麻戴孝大办丧事。
而真正的姑姑则被刘子业改姓为谢,册封为贵嫔,日夜留在寝宫宣泄荒淫。
强占姑姑之后,刘子业又将同母姐姐山阴公主刘楚玉召入后宫,姐弟二人同吃同睡,毫无伦常界限。
山阴公主生性贪婪淫荡,仗着弟弟的溺爱,公然当着群臣的面抱怨:
“陛下六宫粉黛上万人,而妾身却只有驸马一人,同为先帝骨血,何其不公!”
刘子业听完哈哈大笑,当即大手一挥,在京城搜罗了三十个容貌俊美、体魄强健的年轻男子赐给姐姐充当面首,任其在府中纵欲狂欢。
不仅在男女之事上癫狂失控,刘子业在深宫之中还设立了骇人听闻的“裸游馆”。
他强令后宫所有妃嫔、宫女全部脱光衣物,一丝不挂地在殿前互相追逐嬉戏。
有一名宫女因羞耻难耐,下意识低头躲避,刘子业瞬间暴怒,当场下令将其斩首示众,悬尸宫门。
而在朝堂与宗室之间,刘子业对同宗长辈的病态折磨更是令人发指。
他极度忌惮手握兵权的几位亲叔叔,便将湘东王刘彧、建安王刘休仁、山阳王刘休祐全部抓进深宫囚禁,并当众给三位亲叔叔赐下羞辱性的封号。
体型最胖的刘彧被称为“猪王”,刘休仁被称为“杀王”,刘休祐被称为“贼王”。
为了极致羞辱“猪王”刘彧,刘子业命人在寝殿前的庭院里挖了一个深坑,灌满浑浊泥水。
他命令侍卫剥光刘彧的衣服,用铁链像拴牲口一样拴住他的脖子,一脚踢进泥坑里。
随后,刘子业命人搬来一口木制猪槽,倒进残羹馊水,
逼迫刘彧趴在泥水里像猪一样用嘴拱食槽里的猪食,自己则坐在高台上拍手狂笑。
他甚至多次下令把赤身裸体的刘彧五花大绑抬出来,拔出屠刀准备像杀年猪一样当众宰杀。
全靠一旁的刘休仁巧言周旋,谎称“等这头猪过生日再杀不迟”,刘彧才侥幸捡回一条命。
然而,丧心病狂的暴行,终究彻底引爆了宗室与近侍的绝地反扑。
公元465年隆冬,曾被当成猪一样践踏的刘彧,暗中重金联络了早就不堪忍受暴虐的皇帝近侍阮佃夫等人。
在一个寒风凛冽的深夜,刘子业在后宫竹林堂召集巫师作法驱鬼。
夜深人静之时,埋伏在暗处的近侍们手持利刃猛扑而上。
十七岁的刘子业惊恐万状,转身逃跑时被侍卫一脚踹翻在地,
数柄尖刀同时刺穿他的胸膛与咽喉,暴君当场毙命,尸体被像野狗一样草草掩埋。
紧接着,刚从泥坑猪圈里爬出来的刘彧登上皇位,下令将刘子业的亲姐姐山阴公主以及当年参与荒淫的同党全部赐死诛杀。
踩碎人伦者,必被天理所弃。
把至亲当做畜生玩弄者,最终也必死于乱刃之下。
皇权从不是为所欲为的护身符,所有践踏底线的极恶,
最终不过是为自己量身定做了一口滴血的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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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代中国人都在课本、小人书和电影里见过四川大邑县刘文彩庄园的水牢:地主把交不起租的农民关进污水里,水里泡着人骨,牢里有带铁刺的笼子。陈列馆的解说词说:“据说,修建水牢的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杀害了。”又说:“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共产党员冷月英同志是侥幸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仅有的一个人。”一九八八年四月,四川省文化厅一纸批文下来,这间地下室摘掉了“水牢”的牌子,改挂“鸦片烟室”,官方承认水牢是编造的。
刘文彩一八八七年生在大邑县安仁镇。他的弟弟刘文辉是四川的大军阀。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刘文辉驻防宜宾,刘文彩替他总管税收,鸦片、军火这些最赚钱的买卖几乎都攥在他手里,家财大多是那时攒下的。一九三三年,刘文辉和侄子刘湘争夺四川,打了一场“二刘大战”,刘文辉战败,退到川西的西康,刘文彩也回了安仁老家。
回乡以后,他把大笔钱花在家乡。成都到大邑的公路、万成堰水利工程、地方上的电厂,都是他出钱修的。一九四二年,他个人拿出两亿五千万元和三千亩田产,办起文彩中学,花重金请好教员,成了当时全四川师资设备最好的中学,还常给家境贫寒的学生减免学费。他还立下规矩,校产归学校,刘家子孙不得占有。他因为兴学,两次得到国民政府教育部和行政院的嘉奖。
安仁的老佃户记得的是另一些事。佃户唐学成对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说,有一年天旱,家里的牛又被土匪抢了,交不起租,父亲被收租的管事带去见刘文彩,跪下求情。刘文彩把他扶起来,说今年交不起就算了,明年交明年的;临走又问了一句,被抢的是什么牛。第三天,刘文彩买了一头大黄牛,叫人牵到他家。老佃户李福清九十岁时说起去交租:“高兴得很,那里摆了十几张桌子,交了就去吃饭,随便吃饱。”当地人叫刘文彩“刘大善人”。一九四九年十月,刘文彩因肺病去世。
一九五一年,大邑县搞土地改革。土改的做法,是由工作队发动贫苦农民上台诉苦,控诉地主,再斗地主、分田产;在大邑,工作队要农民控诉的是大地主刘文彩一家。
刘文彩已经死了,挨斗的是他在成都的家人。刘小飞那时五岁。他后来对采访的人说,祖母、也就是刘文彩的妻子被抓走两天后的一个深夜,几个背枪的民兵把他父亲和小姑姑从床上抓走,带去看祖母受刑。祖母被反吊在梁上,“他们在一旁查看我爸爸和姑姑的表情,看他们是否流露出不满、悲痛”。祖母被打成内伤,土改结束后不久就死了,不到五十岁。土改快结束时,小姑姑的保姆专门从乡下赶来,进门几乎要给小姑姑跪下:“对不起呀,三小姐,是上面工作组逼我说的呀。你们对我这么好,我怎么会忘恩负义?”
一九五一年大邑乡下的一次会上,发言的人里有一个农妇。她娘家姓吴,一九一一年生在彭山县一户穷人家,八岁被卖给地主当丫头,十岁半受不了虐待,逃出去讨饭,十三岁找到在新津当长工的父亲,后来嫁到大邑冷家。她家佃的是地主刘伯华的田,刘伯华是刘文彩的侄儿。这场土改里她当选农会分会的妇女委员,土改工作队给她取名冷月英。她在会上说:
“1943年,我因欠了地主刘伯华五斗租谷,刚生孩子三天,就蒙上眼睛抛进了刘家水牢关了七天七夜……”
她说的是刘伯华,是“刘家”,没有说刘文彩。最早报道她的一个人,三十年后对来访的人说,她当时讲的是欠了刘家的账,被蒙上眼睛关起来,“下面还有水淹到脚肚子,因此我按她讲的做了报道”。
一九五四年一月,大邑县文化馆办“农业合作化”展览,用模型和图片对比解放前后的日子,冷月英被关“水牢”选作展区的重点。据后来的记述,具体筹办展览的人“为了使展览内容更突出、动人,具有说服力,他们根据地主刘伯华是刘文彩的亲侄儿,是刘氏家族这个根,提出‘冷月英坐刘文彩家水牢’的设计方案”。主管部门认可了。展览的总结报告说,讲到冷月英坐水牢,“每天都有好多人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一九五八年,阶级斗争的调子升高,四川决定把刘文彩树成恶霸地主的典型,把他的庄园办成地主庄园陈列馆。刘文彩的坟被掘开,遗骨被随意丢弃,下落不明。庄园老公馆西侧有一间地下室,一九四五年秋天才修,原本空着。陈列馆照搬一九五四年的模型,往地下室里灌上水,仿制了铁囚笼、三角钉,做了血水、血手印,挂上“水牢”的牌子。为了回答“为什么只有冷月英一个人见过水牢”,主管部门在解说词里特意写明:修水牢的工人全被杀了,冷月英是唯一活着出来的人。
冷月英也从劳动模范变成了“阶级斗争活教材”。她识字不多,讲稿是主管部门给她的,她背得滚瓜烂熟。稿子里的故事也改了,她作忆苦思甜报告时念的是:“因欠刘家地主五斗租谷,被地主狗腿子抓去,眼睛蒙上黑布,丢进大恶霸刘文彩的水牢,关了七天七夜”。
大饥荒那几年,刘少奇主持救灾、恢复经济,一九六〇年还定下政策,表现好的地主、富农可以改变成份、摘掉帽子。一九六二年九月,毛泽东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借此清算刘少奇的纠错。给地主摘帽的政策随之废除,地主、富农又成了阶级斗争的靶子。第二年起,全国搞“阶级教育”,目的是“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对旧社会的仇恨和对新社会的热爱”,各省、市、地、县普遍办阶级斗争展览,让人忆苦思甜,“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四川省按中央的要求拨出巨款,重新装修刘文彩庄园,专门宣传地主欺压农民,大邑这里成了其中最典型的一处。水牢和冷月英被写成报告文学,编成戏、画成连环画,后来写进了中小学课本。
一九六四年陈列馆改馆。改馆前,大邑县委宣传部长批示,展出内容“必须旗帜鲜明,对地主阶级的揭露,没有保留的必要。一事一物都要服从这一点”。改完以后,温江地委宣传部长批了一句:“现设计想法对,真人真事不必要。”同年,冷月英从蔬菜农场场长提拔为公社党委副书记,办了“农转非”,从农民变成国家干部,大部分时间用来外出开会、作报告。
一九六五年,四川美术学院的师生在庄园的收租院里塑了一百多个真人大小的泥像,叫《收租院》,塑的是刘文彩和狗腿子逼租。他们下乡“访贫问苦”,找到刘文彩家的老长工谷能山,想让他出来控诉。谷能山说他在刘家吃得很好,三天一个小牙祭,七天一个大牙祭,肉随便吃。做了许多工作以后,他说:“你就是明天拉我去枪毙,我也说他(刘文彩)是个好人!”很快,民兵把他抓走关了起来。后来《收租院》里有一尊替刘家收租的帮凶,就是照他的样子塑的。这年年底,《收租院》的复制品运到北京展出,《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说,它能“激发人民的阶级仇恨”。
一九六七年元旦,四川美术学院的红卫兵整理过一份冷月英的讲稿。这一稿里,年份成了一九三七年,田成了刘文彩的,水从脚肚子涨到齐腰,“这手抓住一根人骨头,那足又踩着一个人的脑壳”,最后刘文彩亲自来提审,“先问我愿死愿活”。
文革那些年,冷月英常坐专车去部队、机关、学校、工厂作报告。她面前总摆着一个印着“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搪瓷缸,先喝口水,再从黑色手提袋里取出一份一万一千字的讲稿,边讲边哭,台下也跟着哭。后来她年过六十,有心脏病,讲一场要歇两三天,县革委会只好规定,请她作报告要先经批准。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七七年以前她讲了近千场,听众上百万人次。
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上中学时,政治老师把他叫进办公室,给他看《四川日报》上一篇讲他爷爷“罪行”的文章,最后一个小标题是“小蒋介石”,告诉他下午政治课要学这篇,要他有思想准备。一九七六年,庄园又把四间放瓷器的房子布置成“行刑室”,泥塑的农民坐老虎凳、被吊打。刘小飞说:“那间刑室和那些折磨人的手法,倒是运用在了我们刘家人的身上。”他的一个堂兄逃到新疆库尔勒,当地村民被宣传里刘文彩迫害农民的罪恶激怒,把他活活勒死,又把他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砍死。
文革结束后,陈列馆从一九八一年起访了七十多个知情人。刘文彩的一个老朋友说,地下室那个位置原先是一间堆鸦片的平房,叫红仓,一九四五年失火烧了,刘文彩才在原地修了地下室;冷月英说的一九四三年、一九三七年,这间地下室都还不存在。一个在刘家帮过工的人说:“我知道没有。后来有人说关过,哪有那事?……那次不知是哪里来人访问我时,我照实说了,后来有人……说你就说关过人算了,顺水推舟嘛。”调查报告的结论是:“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据的。”报告还写明,冷月英“不是刘文彩的佃户,而是刘文彩的侄儿刘伯华的佃户”。
一九八一年一月八日,陈列馆的人到唐场找冷月英。问她坐水牢时多大,她说:“我记不得了。”问她是不是一拖进去就被甩进铁笼,她说记不起了,又说:“县革委会指示,叫我不要随便说……除非有组织部的介绍信和革委会开的证明才说。”后来有记者找到她,追着问,她脱口而出:
“你们追着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要问,你们问县委去!”
调查在一九八二年基本结束。陈列馆请求撤掉水牢的报告送上去,主管部门的负责人提醒馆长,水牢问题“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要多从政治角度考虑”。批复拖了六年。冷月英一九八一年退休,一九八四年去世,七十三岁。
一九八八年四月五日,批文下来。当时的副馆长后来说:“我和安馆长带人把‘水牢’牌摘了,骷髅画擦了,木制‘铁笼’搬了,可惜没有保存嘛,只保留了‘水牢’牌。‘水牢’墙上的血手印,颜料粘的,擦了。”
这位副馆长后来当了馆长,前后又撤掉一些:“行刑室”关了;一组叫“圈地霸产”的泥塑,他说“不符合事实嘛,就撤去了”;刘文彩打人的扁担、杀人的文明棍、脚镣手铐几块展板,他说“杜撰的嘛,也撤了”。其余还没来得及核实的展品基本没动,比如那张据说是刘文彩睡过的龙床。二〇一六年,刘小飞站在庄园里一间挂着“刘文彩住房”牌子的屋里,指着一张几乎和房间一样大的鎏金雕龙床,对围上来的游客说:“这个‘龙床’根本不是我们家的。以前解说词说这是刘文彩花了三万斤大米做的。其实那都是60年代,正是老百姓最饿的时候,庄园找人打造的!”
一位女游客低声对同伴说:“你看他这讲的都和标牌上讲的是两码事啊。”
——笑蜀《刘文彩真相》第三章《“水牢”传奇》,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据新唐人2010年1月12日连载本;解说词、1954年展览记述与总结、1958年布置、讲稿、1967年整理稿、1981—1982年调查报告与访谈、冷月英问答均据该书转引;冷月英生平据该书转引《大邑县志·名人》)
——王永华《大地主刘文彩:集体记忆的重构》,《炎黄春秋》2010年第2期第43—44页(文彩中学出资与嘉奖,转述笑蜀《大地主刘文彩》;1964年两条批示,转引庄园陈列馆档案67宗B4卷)
——高华《历史笔记》,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56—557页(1963年阶级教育与阶级斗争展览)
——谭松《血红的土地:中共土改采访录》,亚太政治哲学文化出版社2019年,第397—399页(刘小飞口述:祖母、保姆);黄微《独家对话刘文彩嫡孙刘小飞》,新唐人2017年3月5日(中学政治课)
——刘小飞《〈收租院〉真相》,新唐人2013年2月26日(唐学成、李福清、谷能山)
——Vanessa Piao《为祖父正名:大地主刘文彩之孙的孤军奋战》,纽约时报中文网2016年8月11日(刘文彩生平、宜宾管税、1958年树典型与掘坟、堂兄一家、龙床);吴宏远口述《我见证刘文彩地主庄园变迁》,凤凰网2013年9月28日;《人民日报》1965年12月26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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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共产党何以席卷中国大陆?
论中共军队,抗战开始不过三万人,抗战完了不过三十万人,数目不过攻中国的日军十分之一强,武器皆系土枪土炮,亦不及日军远甚。何以我们能抗日而不能抗共?我愿对此作以下之说明:
第一、中美各有一部分人认错了中共是一个“政党”,没有认清中共是一个“乱党”。按政 党是拿投票取得政权,是以民意为依归;乱党是拿暴力夺取政权,是以战胜为凭恃。因之共产党表面上拿上政党的形态与世界接触,骨子里在中国实行乱党的政策,以暴力夺取政权。加之以共产党为世界革命的党,在宣传上具有绝对的优势。几乎世界各国皆有共产党的组织,乡村皆有共产党的党员,国会皆有共产党的议员,各大城市皆有共产党的宣传据点与报纸、杂志。共产党的宣传,不是消息性的,批评性的,是阴谋性的,煽动性的。且其宣传的效果,并不完全寄托在报纸、杂志上,而是重在信件和口头的传播,及议场上的发言;更厉害的是官员的报告书,一封报告书,能直打入一国政府的心脏,甚过几千个报纸杂志的宣传。可以说共产党的宣传,不只对中国是优势,就是对世界其他各国亦是优势。因各国其他的党均是国内的党,各国的利害不同,一国的宣传,他国未必回应;共产党是国际性的党,各国的共产党主张一致,利害共同,一国共产党的宣传,全世界共产党均要多方面的回应。且是用阴谋、煽动、革命性的宣传办法,只求欺骗世人,不择明暗手段。又加之以世界上普遍的思想左倾,工潮扩大,学校、工厂对中共的宣传推波助澜,所以他能把假的完全弥漫成真的。尤其中国在世界上宣传效能薄弱,中共对中国的宣传更为优势,更易欺骗世人【2】。所以中共欺骗的宣传:第一阶段、使世界一部分人认中共为土地改良主义者,因而认识模糊,松懈了对中共在中国发展之注意。第二阶段、又使世界人士多认为中共与苏联不发生关系,而是努力于中国内部的改良者,因而使世界上对中共再度的认识模糊,松懈了对中共之防范;同时更减低了对中国政府反共之关切。第三阶段、世界部分人士认毛泽东可能成为中国狄托,却不晓得是中共暗中蛊惑,故意使人误解,还是世界上痴望和平者的一种希望,因此却又模糊了世人一度的认识,松懈了世界对中共又一个时期之防范。以上这三个时期的推演,可以说不只是懈怠了中国的反共,而且动摇了中国的军心,沮丧了中国的民气,渐渐由厌战而变为反战,由反战而变为主和。——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一原因。
第二、我们是工业落后、受经济侵略的国家,世人有“次殖民地”之称,工业发达的国家把他的工人失业社会恐慌的病,移至我们次殖民地的国家来,因劳动者被经济侵略,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不及侵略国劳动报酬十分之一。因之就种下两个恶因而无法遏止:一个是人心之不平,思想之苦闷,因而思想日益左倾;一个是工人生活困难,促使工潮日益扩大。因此两者均系以破坏现实为目的,所以我们政府为遏制以上两个恶因,不得不采取以水扑火的办法,冀图消杀其势,以维持社会秩序,就形成逆势;而共产党却采取火上加油的办法,助长其焰,挑动思想斗争,扩大罢工风潮,达成其推翻现实的目的,遂造成共产党顺势。一顺一逆,其难易不言而喻。——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二原因。
第三、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两千多年前,曾实行过井田之制,土地均归国有,耕种权属于人民,每人可养八口之家。自土地私有以来,佃雇农遇丰年亦只能养四口之家,而地主则不劳而获,坐享其成。此点人心上之不平,在专制时代人民有口难言,在民主时代需要人民参与政事,投票表决,人民即要提出此项不平。我们政府解决土地问题,是按地价收买,与二五减租。按地价收买,一时尚难做到,二五减租,不过减轻剥削,不能尽去剥削;而共产党号召“跟上我来佃雇农所种土地尽归佃农所有”,二千年来佃雇农的痛苦,共产党可以没收与分配的两个横暴方法,一举而解决。但此种没收的做法,造乱者易为,政府则难行,所以政府安慰佃雇农守法,如逆水逆风;共产党号召佃雇农造乱,如顺水顺风。何难何易?不待明辨。——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三原因。
第四、我们是国家,是尽上全力的保护人民;中共是乱党,是千方百计的清算人民。中共不需要人民安居,需要人民和他共同造乱。他认成需要即是真理,他需要什么,当然他就做什么。他需要的是以富人之钱、地主之地,做他造乱的经费;他更需要的是以穷人的命做他人海战法之工具。所以他对富人之钱、地主之地,有多少没收多少;没收之后,分给穷人,使之感激。更以顶惨酷的极刑,杀害富人、地主,藉以恐怖穷人,使之害怕。富人、地主虽恨共产党百倍;穷人感激共产党害怕共产党也是百倍。自来中国历史上造乱的人没有不是杀富济贫;共产党这杀富济贫的办法,把恨共产党的人全杀了,感激共产党的害怕共产党的人留下替他卖命。我们是国家,不能用共产党这种做法,使富人恨百倍;当然也就不能使穷人感激百倍,害怕百倍。所以穷人感激共产党分给他的土地、房屋,胜于感激国家保护他、替他找工作、使他安居乐业;怕共产党的惨杀,也胜于怕国家法律的制裁。固然不是大多数穷人皆感激共产党,但是替共产党领导控制人的穷人,却都须是这样感激共产党的人,共产党才肯用。这些人有多少?按共产党占领区之人口约有两万万,在共产党占领区,有的省份平均四人一户,有的省份平均五人一户;即以平均五人一户,两万万人也应平均四千万户;按共产党规定的第一期先清算百分之卅,四千万户中,即要清算一千二百万户;以此被清算的一千二百万户的财产,收买一千二百万穷人,且这些穷人都是选的有控制能力的豪霸;按华北华中十八岁至四十七岁之兵役年龄壮丁,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强,两万万人中兵役年龄壮丁即应有五千万人;共产党以收买了的一千二百万人,一人控制三人,即可把五千万壮丁全控制了;控制了五千万壮丁之后,其余都是老弱妇孺,也等于把两万万人全控制了。故虽感激共产党的人是少数,控制住之后,其作用即等于多数。这是中共超历史、超世界之造乱做法。——亦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四原因。
第五、我们政府须遵守国家的法律,如征粮、征兵、征税必须经立法院通过;处理民、刑各事,必须根据制定的法律【3】;共产党则是一意推翻现政权,摧毁现社会,无所谓法律。故共产党对人民的财产是没收,生产物是夺取,粮食是征收三分之二,人民还不敢迟滞;我们征收二十分之一,尚不能痛快征齐。以致我们防乱的财政是个一,共产党造乱的财政是十与百。就令人民当兵言,我们必须本兵役法及征兵令实行;而共产党则拿上赤化恐怖的做法,初则劝导,继则强迫,终则不当兵即对其全家处死,结果是父劝其子,妻劝其夫,兄劝其弟,赶紧当兵,并且对当兵的人说:“去了以后,无论如何,宁死在战场上,也不要回来”。死在战场上是一个人死,回来则全家不得了。可以说共产党是以人民的财产为财政,以人民的生命为兵源,故不虑无钱,亦不虑无兵;并实行所谓人海战法,以人肉换枪弹。故在作战上,共产党比如下坡行车,我则如上坡行车,同样的载重,其难易有天渊之别。——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五原因。
第六、中国为五千年的专制国家,近始学习民主,当然不易上路;又加之以友邦人士热烈的鼓励,加紧的督促,因之我们实行民主,不免有点躐等而进,出乎民主轨道之外,人民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每致纷歧,减少了政治的统率功能。遂至一面要求剿共,一面要求停止征粮、征兵、征税。我们中国古来有两句话:“民生有欲,无主乃乱”。有主是共是其是,共非其非;无主是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君主时代,君不能作主即乱;民主时代,民不能作主亦乱。乱的开端,是是非混淆。是非混淆了,政治的效能就减少了。共产党是集权独裁,对人民造的恶因固然不少,而政治上统治力强,造乱上收的效亦不少。所以中共曾以七十万人的区域,解决十万兵的衣、食、饷项;我们则以偌大的土地、众多的人民,解决我们部队的衣、食、饷项,尚时感不够。这并不是说共产党有能,我们无能,是彼此的政治目标不同;我们是民主幸福,中共是集权造乱。中共无法律、舆论、民意的拘束,如同一个野马,任凭他跑,那里有水那里饮,那里有草那里吃。我们有国家的国格,且须守法律、遵舆论、重民意,不合乎现时的法律,我们也得守,不适于剿匪的舆论,我们也得遵从,不适于剿匪的民意,我们也得尊重,等于一个带上笼头、脚绊,圈在藩篱中的马,甚至跟前有水不能饮,跟前有草不能吃。中共何以七十万人能解决十万兵的衣食饷项?因为他能使人民将收入三分之二全送给他,假定不送,他有他拿上富人的钱收买住的穷人,一面说服一面恐怖的办法,使人民感到:拿出三分之二是家里受点饥寒,不拿出三分之二是全家被惨杀;当然宁愿拿出来,以饥寒换生命。我们为什么以偌大土地、众多人民,解决不了我们部队的衣、食、饷项?病在我们过渡的民主中,基础未臻巩固,而友邦对我们以援助民主、自由者为鼓励、为督促,我因想赶快上民主之路,不免行之太快,使一般人误解了民主和自由。因之民主不免偏于感情的民主,自由不免偏于自便的自由。感情的民主,是负担愈轻愈好,赈济愈多愈好,乡不愿对县负担,县不愿对省负担,省不愿对国负担。自便的自由,守秩序与自己不便,即曲解自由而不守秩序;守时间与自己不便,即曲解自由而不守时间;言论自由,恰好给共产党污辱、毁灭、瓦解我们政府威信的一个好机会,模糊了我们内外上下一致的认识,减低了我们的政治威信与政治效能。但我这并不是说民主不好,自由不好,是说躐等的民主,民主上易表现感情作用,能减低政治效能;歪曲的自由,易作为自便的借口,能破坏社会秩序。且民主、自由,利于和平、幸福;集权、独裁,利于侵略、战争。今日中共是集权、独裁,我们攻击他不适于和平、幸福,他却认为正适宜于侵略、战争。和平、幸福固为人类基本之希望,但侵略者则不顾及。抵抗侵略与要求和平、幸福,是我们之所需要,但中共则不需要。我们欲以和平、幸福要求于中共,反懈怠了我们备战之心理,给了中共进攻我们的良好机会。——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六原因。
第七、共产党以世界革命做号召,乘民主国家工人失业、社会恐慌之病象普遍蔓延,逼迫的争剥殖民地,实行经济侵略,无止境的大战下,重提出世界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又兼在资本剥削劳动者的高度发展下,予共产党以鼓舞劳动者靠近共产党的良好机会。故他以世界革命成功之企图,鼓舞干部,以去剥削之口号,号召无产阶级及准无产阶级之劳动者;此种鼓舞与号召,是动的、进攻性的,能用上人的最高精神力量。我们则是站在政府的立场上,以生活安慰干部,以安居乐业号召人民;此种安慰与号召,是静的、防御性的,用不上人的最高精神力量。是故共产党的干部能以企图克服饥饿;我们的干部因生活困难,即影响工作。——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七原因。
第八、造乱与防乱,其难易有天渊之别。况中共造乱有主义、有组织、有背景,又乘资本剥削劳动者的不平,与工人失业、社会恐慌之空隙,殖民地、次殖民地与被经济侵略之国家人民生活之艰苦,与心理之愤慨。其造乱,犹如顺水顺风之势;防乱者,则等于逆水逆风之难。因此难易悬殊,一切一切在中共持有,则成造乱之资产;在政府持有,则成防乱之负债。政府保护乡村有义务,并有必要。政府应保护乡村是义务;乡村即是土地、人民,若不保护乡村,则无土地、人民,故是必要。因政府保护乡村是普遍的事,中共破坏乡村是集中兵力各个进行的。所以政府保护乡村的军队,便成了为中共运送枪械、补充兵源的运输队;但不保护乡村,就无土地、人民,在义务及必要上当做的事,反成了极大的损失,极大的负债。而中共占管乡村,占一村是一村的收获,占一天有一天的收获;且占管乡村除有七个收获之外可消灭国军壮大共军。乡村为政府之累,成中共之宝。再说城市:我们占上是不生产,且要供给需要上的优越;因现在大城市居民,大多数是各地逃难的人,在政府占管城市,是极大的负债。在中共占管城市,把避难的富豪全驱回本乡,所有动产、不动产,全数留下交给中共;逃难的富人,每人至少平均一千元,可能至一万元,即以一千元计,他遣回十万人,即可有一亿元的收获,若以一万元计,遣回十万人,则有十亿元的收获。现在中共已占的大城市,可遣回的不下五百万人,他即可得五十亿至五百亿元之资产,可能抵数十个援助国民政府国家所援助的数额。这是他造乱上的大资财,十年军费也用不清。
此外,城市贫苦劳动者,他拿上救济失业的口号,驱之当兵,至少亦可得二三百万战斗员,这也是他造乱的大资产。
这可以说乡村、城市,政府拿上是极大的负债,是个失败的致命伤;中共占了是极大的收获,是个成功的大凭借。这都是政府的地位所带来的败着,中共造乱所取得的顺利,这不是有能无能的问题。这种难易不只占管乡村、城市为然,一切军事、政治、经济、宣传、保密,无不如此。——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八原因。
以上八个致败之因,或是环境之支配,或是历史之影响,或是经济制度之空隙。我们固然不回护我们人谋之不臧,但亦不应抹煞了环境、历史及经济给我们的困难,使我们失败的事实。我们本身今日之认识、觉悟,固要紧;友邦对中共以武力侵略世界之野心,造乱之各种因素,与中共超历史超世界的造乱办法之认识,尤为要紧。若再不认识此,中国之错,可能变成世界上集权国家以外之国家共同之错。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八月十日在反侵略大同盟常委会之讲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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