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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6月,重慶「山姆打包哥」事件爆发(詳細經過見「昨天Yesterday」紀錄片「重慶事件:中國民間反虐待動物第一槍」),引發中國對動物保護事業的關注。《思想》雜誌授權《波士頓書評》重新刊發2015年10月《思想》29期訪談《陳宜中 | 動物保護事業在中國:莽萍先生訪談錄》,訪談者為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研究員陳宜中,訪談對象為中国动物福利事业倡导者莽萍先生。 陳宜中 | 動物保護事業在中國:莽萍先生訪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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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蹭網發推之一八二# 郭道暉遺訓與“旺旺事件” 廣東揭陽5個未滿14歲少年殘害死流浪狗“旺旺”及牠的三隻幼犬的行徑令國人髮指 ,山西又爆出對成年狗和幼狗剝皮致死的慘劇,在中國社交平台持續形成聲討浪潮;呼籲國家立法保護動物的行動遍及全國,被稱為“旺旺事件”。 X“李老師不是你老師”收到大量網友舉報:“一網友因在“央視新聞”微博留言‘希望每一個小動物都能也一樣得到保護’,而後被央視刪評並拉黑。”“深圳萬象城投放了反虐待動物的公益廣告,上線一兩個小時,就有公安就上門要求下架。”“1名IP顯示為北京的網友在評論區稱,其所在地一家燒烤店在門口懸掛‘反對虐待動物’燈牌後,燈牌被強制拆除,店主也被警察帶走約6小時,而警方給出的理由是“危害公共安全”。 這些都是公權力對民權的肆意踐踏。 更有“瀋陽大東區網信辦的輿情風險提示單”的曝光,證明公權力對民權的踐踏,來自政府系統的層層指令。 需要質問:中共當前為何封殺 “要善待動物”, “國家應立法保護動物”,這種發自人性,體現人類文明和國家文明的表達和行動呢? 郭道暉說了:“憲法只實現了七個字 這讓我回憶起今年四月辭世的中國“法治三老”的最後一位——98歲郭道暉先生對中國憲法的一句評價,他說:“中國憲法只實現了7個字——‘中國共產黨領導’。”一針見血揭露了中共專制的本質。 2004年,中共正式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中國憲法與憲政國家憲法存在本質區別。憲政是用憲法規約或控制政府,以民主核心價值及法律實際效力保障民權和民權的核心——“主權在民”與“公民監督”。而中國憲法要建立和維護的卻是“黨大於法的絕對權力”,壓制和剝奪的恰恰是民權和民權的核心。 中共建制76年的權力來源主要建立在歷史敘事、暴力威懾與意識形態控制之上。民權的實現通常伴隨著真相調查與轉型正義。中共要維持對社會的絕對控制權,必然與憲法保障的公民權利產生的持續不斷的衝突,使得憲法對民權的保障形同虛設。鄧小平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提出‘壓倒一切是穩定“。發展到胡錦濤時代,對持續不斷發生的群體事件提出”露頭就打“。十八大以來,對社會控制更是一步緊似一步。2013年8月19日”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提出黨媒姓黨,敢於亮劍”,內部指示”網絡是黨之大患、國之大患、亡黨亡國“。依賴精密的審查系統、嚴密的國家監控機制以及龐大的維穩預算來防範公共輿論和群體性事件。 政權安全、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超過經濟發展 2014年4月15日:習近平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明定以政治安全為根本,標誌政治穩定與政權安全被拉高到國家安全體系的核心層次 2018年4月17日:習近平在十九屆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確立政治安全在國家安全大局中的統領地位。 今年是中共建黨105週年,就在“七一“前夕,發生了廣東揭陽虐狗案,中共當局絲毫不考慮在動物保護立法上的嚴重缺失,未成年人教育的缺失,而是基於政治安全展開對民意的鎮壓,對民權的踐踏。中共網絡安全與信息化系統竟然將此事件認定為“存在被境外勢力惡意關聯,借題炒作的政治風險”,”不排除引發極端動物保護群體線下聚集等涉穩隱患“。引發出國際大醜聞,和鐵鏈女一樣,盡人皆知。20多天了,仍被國際媒體和社交平臺抨擊和熱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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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WD-995 「岳父大人……像個男人一樣……」我,一個草食動物,被我暗地裡有受虐傾向的繼女虐待狂式地訓練。淺海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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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代中国人都在课本、小人书和电影里见过四川大邑县刘文彩庄园的水牢:地主把交不起租的农民关进污水里,水里泡着人骨,牢里有带铁刺的笼子。陈列馆的解说词说:“据说,修建水牢的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杀害了。”又说:“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共产党员冷月英同志是侥幸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仅有的一个人。”一九八八年四月,四川省文化厅一纸批文下来,这间地下室摘掉了“水牢”的牌子,改挂“鸦片烟室”,官方承认水牢是编造的。 刘文彩一八八七年生在大邑县安仁镇。他的弟弟刘文辉是四川的大军阀。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刘文辉驻防宜宾,刘文彩替他总管税收,鸦片、军火这些最赚钱的买卖几乎都攥在他手里,家财大多是那时攒下的。一九三三年,刘文辉和侄子刘湘争夺四川,打了一场“二刘大战”,刘文辉战败,退到川西的西康,刘文彩也回了安仁老家。 回乡以后,他把大笔钱花在家乡。成都到大邑的公路、万成堰水利工程、地方上的电厂,都是他出钱修的。一九四二年,他个人拿出两亿五千万元和三千亩田产,办起文彩中学,花重金请好教员,成了当时全四川师资设备最好的中学,还常给家境贫寒的学生减免学费。他还立下规矩,校产归学校,刘家子孙不得占有。他因为兴学,两次得到国民政府教育部和行政院的嘉奖。 安仁的老佃户记得的是另一些事。佃户唐学成对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说,有一年天旱,家里的牛又被土匪抢了,交不起租,父亲被收租的管事带去见刘文彩,跪下求情。刘文彩把他扶起来,说今年交不起就算了,明年交明年的;临走又问了一句,被抢的是什么牛。第三天,刘文彩买了一头大黄牛,叫人牵到他家。老佃户李福清九十岁时说起去交租:“高兴得很,那里摆了十几张桌子,交了就去吃饭,随便吃饱。”当地人叫刘文彩“刘大善人”。一九四九年十月,刘文彩因肺病去世。 一九五一年,大邑县搞土地改革。土改的做法,是由工作队发动贫苦农民上台诉苦,控诉地主,再斗地主、分田产;在大邑,工作队要农民控诉的是大地主刘文彩一家。 刘文彩已经死了,挨斗的是他在成都的家人。刘小飞那时五岁。他后来对采访的人说,祖母、也就是刘文彩的妻子被抓走两天后的一个深夜,几个背枪的民兵把他父亲和小姑姑从床上抓走,带去看祖母受刑。祖母被反吊在梁上,“他们在一旁查看我爸爸和姑姑的表情,看他们是否流露出不满、悲痛”。祖母被打成内伤,土改结束后不久就死了,不到五十岁。土改快结束时,小姑姑的保姆专门从乡下赶来,进门几乎要给小姑姑跪下:“对不起呀,三小姐,是上面工作组逼我说的呀。你们对我这么好,我怎么会忘恩负义?” 一九五一年大邑乡下的一次会上,发言的人里有一个农妇。她娘家姓吴,一九一一年生在彭山县一户穷人家,八岁被卖给地主当丫头,十岁半受不了虐待,逃出去讨饭,十三岁找到在新津当长工的父亲,后来嫁到大邑冷家。她家佃的是地主刘伯华的田,刘伯华是刘文彩的侄儿。这场土改里她当选农会分会的妇女委员,土改工作队给她取名冷月英。她在会上说: “1943年,我因欠了地主刘伯华五斗租谷,刚生孩子三天,就蒙上眼睛抛进了刘家水牢关了七天七夜……” 她说的是刘伯华,是“刘家”,没有说刘文彩。最早报道她的一个人,三十年后对来访的人说,她当时讲的是欠了刘家的账,被蒙上眼睛关起来,“下面还有水淹到脚肚子,因此我按她讲的做了报道”。 一九五四年一月,大邑县文化馆办“农业合作化”展览,用模型和图片对比解放前后的日子,冷月英被关“水牢”选作展区的重点。据后来的记述,具体筹办展览的人“为了使展览内容更突出、动人,具有说服力,他们根据地主刘伯华是刘文彩的亲侄儿,是刘氏家族这个根,提出‘冷月英坐刘文彩家水牢’的设计方案”。主管部门认可了。展览的总结报告说,讲到冷月英坐水牢,“每天都有好多人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一九五八年,阶级斗争的调子升高,四川决定把刘文彩树成恶霸地主的典型,把他的庄园办成地主庄园陈列馆。刘文彩的坟被掘开,遗骨被随意丢弃,下落不明。庄园老公馆西侧有一间地下室,一九四五年秋天才修,原本空着。陈列馆照搬一九五四年的模型,往地下室里灌上水,仿制了铁囚笼、三角钉,做了血水、血手印,挂上“水牢”的牌子。为了回答“为什么只有冷月英一个人见过水牢”,主管部门在解说词里特意写明:修水牢的工人全被杀了,冷月英是唯一活着出来的人。 冷月英也从劳动模范变成了“阶级斗争活教材”。她识字不多,讲稿是主管部门给她的,她背得滚瓜烂熟。稿子里的故事也改了,她作忆苦思甜报告时念的是:“因欠刘家地主五斗租谷,被地主狗腿子抓去,眼睛蒙上黑布,丢进大恶霸刘文彩的水牢,关了七天七夜”。 大饥荒那几年,刘少奇主持救灾、恢复经济,一九六〇年还定下政策,表现好的地主、富农可以改变成份、摘掉帽子。一九六二年九月,毛泽东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借此清算刘少奇的纠错。给地主摘帽的政策随之废除,地主、富农又成了阶级斗争的靶子。第二年起,全国搞“阶级教育”,目的是“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对旧社会的仇恨和对新社会的热爱”,各省、市、地、县普遍办阶级斗争展览,让人忆苦思甜,“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四川省按中央的要求拨出巨款,重新装修刘文彩庄园,专门宣传地主欺压农民,大邑这里成了其中最典型的一处。水牢和冷月英被写成报告文学,编成戏、画成连环画,后来写进了中小学课本。 一九六四年陈列馆改馆。改馆前,大邑县委宣传部长批示,展出内容“必须旗帜鲜明,对地主阶级的揭露,没有保留的必要。一事一物都要服从这一点”。改完以后,温江地委宣传部长批了一句:“现设计想法对,真人真事不必要。”同年,冷月英从蔬菜农场场长提拔为公社党委副书记,办了“农转非”,从农民变成国家干部,大部分时间用来外出开会、作报告。 一九六五年,四川美术学院的师生在庄园的收租院里塑了一百多个真人大小的泥像,叫《收租院》,塑的是刘文彩和狗腿子逼租。他们下乡“访贫问苦”,找到刘文彩家的老长工谷能山,想让他出来控诉。谷能山说他在刘家吃得很好,三天一个小牙祭,七天一个大牙祭,肉随便吃。做了许多工作以后,他说:“你就是明天拉我去枪毙,我也说他(刘文彩)是个好人!”很快,民兵把他抓走关了起来。后来《收租院》里有一尊替刘家收租的帮凶,就是照他的样子塑的。这年年底,《收租院》的复制品运到北京展出,《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说,它能“激发人民的阶级仇恨”。 一九六七年元旦,四川美术学院的红卫兵整理过一份冷月英的讲稿。这一稿里,年份成了一九三七年,田成了刘文彩的,水从脚肚子涨到齐腰,“这手抓住一根人骨头,那足又踩着一个人的脑壳”,最后刘文彩亲自来提审,“先问我愿死愿活”。 文革那些年,冷月英常坐专车去部队、机关、学校、工厂作报告。她面前总摆着一个印着“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搪瓷缸,先喝口水,再从黑色手提袋里取出一份一万一千字的讲稿,边讲边哭,台下也跟着哭。后来她年过六十,有心脏病,讲一场要歇两三天,县革委会只好规定,请她作报告要先经批准。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七七年以前她讲了近千场,听众上百万人次。 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上中学时,政治老师把他叫进办公室,给他看《四川日报》上一篇讲他爷爷“罪行”的文章,最后一个小标题是“小蒋介石”,告诉他下午政治课要学这篇,要他有思想准备。一九七六年,庄园又把四间放瓷器的房子布置成“行刑室”,泥塑的农民坐老虎凳、被吊打。刘小飞说:“那间刑室和那些折磨人的手法,倒是运用在了我们刘家人的身上。”他的一个堂兄逃到新疆库尔勒,当地村民被宣传里刘文彩迫害农民的罪恶激怒,把他活活勒死,又把他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砍死。 文革结束后,陈列馆从一九八一年起访了七十多个知情人。刘文彩的一个老朋友说,地下室那个位置原先是一间堆鸦片的平房,叫红仓,一九四五年失火烧了,刘文彩才在原地修了地下室;冷月英说的一九四三年、一九三七年,这间地下室都还不存在。一个在刘家帮过工的人说:“我知道没有。后来有人说关过,哪有那事?……那次不知是哪里来人访问我时,我照实说了,后来有人……说你就说关过人算了,顺水推舟嘛。”调查报告的结论是:“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据的。”报告还写明,冷月英“不是刘文彩的佃户,而是刘文彩的侄儿刘伯华的佃户”。 一九八一年一月八日,陈列馆的人到唐场找冷月英。问她坐水牢时多大,她说:“我记不得了。”问她是不是一拖进去就被甩进铁笼,她说记不起了,又说:“县革委会指示,叫我不要随便说……除非有组织部的介绍信和革委会开的证明才说。”后来有记者找到她,追着问,她脱口而出: “你们追着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要问,你们问县委去!” 调查在一九八二年基本结束。陈列馆请求撤掉水牢的报告送上去,主管部门的负责人提醒馆长,水牢问题“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要多从政治角度考虑”。批复拖了六年。冷月英一九八一年退休,一九八四年去世,七十三岁。 一九八八年四月五日,批文下来。当时的副馆长后来说:“我和安馆长带人把‘水牢’牌摘了,骷髅画擦了,木制‘铁笼’搬了,可惜没有保存嘛,只保留了‘水牢’牌。‘水牢’墙上的血手印,颜料粘的,擦了。” 这位副馆长后来当了馆长,前后又撤掉一些:“行刑室”关了;一组叫“圈地霸产”的泥塑,他说“不符合事实嘛,就撤去了”;刘文彩打人的扁担、杀人的文明棍、脚镣手铐几块展板,他说“杜撰的嘛,也撤了”。其余还没来得及核实的展品基本没动,比如那张据说是刘文彩睡过的龙床。二〇一六年,刘小飞站在庄园里一间挂着“刘文彩住房”牌子的屋里,指着一张几乎和房间一样大的鎏金雕龙床,对围上来的游客说:“这个‘龙床’根本不是我们家的。以前解说词说这是刘文彩花了三万斤大米做的。其实那都是60年代,正是老百姓最饿的时候,庄园找人打造的!” 一位女游客低声对同伴说:“你看他这讲的都和标牌上讲的是两码事啊。” ——笑蜀《刘文彩真相》第三章《“水牢”传奇》,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据新唐人2010年1月12日连载本;解说词、1954年展览记述与总结、1958年布置、讲稿、1967年整理稿、1981—1982年调查报告与访谈、冷月英问答均据该书转引;冷月英生平据该书转引《大邑县志·名人》) ——王永华《大地主刘文彩:集体记忆的重构》,《炎黄春秋》2010年第2期第43—44页(文彩中学出资与嘉奖,转述笑蜀《大地主刘文彩》;1964年两条批示,转引庄园陈列馆档案67宗B4卷) ——高华《历史笔记》,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56—557页(1963年阶级教育与阶级斗争展览) ——谭松《血红的土地:中共土改采访录》,亚太政治哲学文化出版社2019年,第397—399页(刘小飞口述:祖母、保姆);黄微《独家对话刘文彩嫡孙刘小飞》,新唐人2017年3月5日(中学政治课) ——刘小飞《〈收租院〉真相》,新唐人2013年2月26日(唐学成、李福清、谷能山) ——Vanessa Piao《为祖父正名:大地主刘文彩之孙的孤军奋战》,纽约时报中文网2016年8月11日(刘文彩生平、宜宾管税、1958年树典型与掘坟、堂兄一家、龙床);吴宏远口述《我见证刘文彩地主庄园变迁》,凤凰网2013年9月28日;《人民日报》1965年12月26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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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血战三日 成都的民主化运动,一开始就跟北京和中国其余地区有很大差别,最开始的抗议主要集中在反腐败和反官倒这样不痛不痒的口号中,甚至跟“民主”没有直接关系: “比如,当地一位英语说得很好的社会学教授,带我了解了豪华的锦江宾馆的情况。他指着那些独自坐在酒店酒吧喝着橙汁的女人说,这 里的消费是普通中国人负担不起的。看起来,这些女人似乎是妓女。我们看着一个年长的男人走到其中一个女人那里,然后两个人走出餐厅,消失在电梯里。他说,那名男子是一名著名的将军,公众知道酒店里发生的这种事情,并将其视为失业严重时期政府腐败的一个主要象征。”(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据我6月5日采访的美国领事馆官员斯科特·贝拉德(Scott Bellard)说,最开始在成都没有真正的学生民主运动,但在年轻工人和失业青年当中存在巨大的动荡,主要是对腐败和失业感到忧虑。”(同上) “不过他们的诉求有别于北京的学生。‘我印象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它从来不是为支持民主而抗议的。’金鹏程(Paul Goldin)说。这位宾州大学的中国思想教授,昔日是在四川大学学习中文的美国学生。从他的角度来看,学生的主要目的是要让体制从里到外变得更纯粹,他们并不想推翻共产党,反而希望党能遵守自己做出的承诺…之后很久,所有人都知道北京建了一座民主女神像之后,那时候,人们才开始使用自由、民主这种词”(《人民失忆共和国-成都》林慕莲) 紧接着,成都运动的第二个特点出现了:它是在不断的反抗政府的暴政之下,才越来越强大的。换句话说,对中国政府的仇恨,而不是对民主自由的追求,才是成都运动真正的核心动力: “五月十六日的清晨是成都抗议行动的转折点。当时超过千名的警察与大约两百名学生扭打成一团,警察在清场过程中动用棍棒和皮带殴打学生…那晚的暴力清场刺激了这场运动…有近几十万人在警方行动之后走上街头,还有多达一千七百名的学生参加绝食抗议。成都变成了游行参与者的聚集点,他们从四面八方的其他地区蜂拥而入,甚至有远至西部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代表团来参加抗争。学生们在墙上张贴的海报中写满了他们的希望与渴望,像是‘不自由,毋宁死!’抗议在当时成了家常便饭,在某些圈子里,连日常的问候‘吃饭了没?’都会半开玩笑地变成了‘你抗议了没?’”(《人民失忆共和国》) 四川省曾是赵紫阳的封疆,时任四川省党委书记杨汝岱又是赵紫阳的门生,因此四川党委迫切的想要把成都的运动解释成为支持北京学生的运动:“党委副书记顾金池对学生说:‘我们清楚的知道你们的绝食运动是为了支持北京学生…”(同上)成都的抗议活动确实与北京的学生运动有一些理论上的联系,但两地的社会背景差距太大,产生运动的原因也如上述般各不相同,因此四川省委的举动更像是顺势而动,借机配合赵紫阳和中央党内支持学生的派系,而不是对成都运动一个符合事实的描述。 当然,成都与北京最大的区别和关联,都来自于6月3日当天。当北京的屠杀正在策划和进行的时候,成都的抗议者已经所剩无几。然而当北京屠杀的消息通过BBC和VOA传到成都以后,全城才真正的被点燃了。也就是说,北京的抗议结束以后,成都的运动才正式开始: “在几个小时之内,充满杂音的英国广播国际频道以及美国之音却传来了北京的屠杀消息,于是数千名愤怒的市民又再度回到了成都街头。这次的群众运动展现出坚定的团结与无畏的勇气,街头的抗议者清楚知道军队在北京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火。数千人在成都的主要道路上游行,他们举着哀悼的花环和标语,上头写着‘我们不怕死’、‘六四屠杀,七千人死伤’、‘打倒独裁政府!’当第一波的示威群众游行到武警部队面前时,局势变得一触即发。群众的攻势被警方挡了回来,武警开始用警棍殴打示威者。现场登时爆发为全面战斗,抗议者用鞋子,砖头,人行道上的碎片,以及任何他们能够取得的东西回击武警部队。”(《人民失忆共和国》) “然而,成都人并没有被政府撑腰的暴力镇压给吓唬住。相反的,他们被激怒,变得更加义愤填膺…一群人发现了一个没怎么伪装的警察。‘愤怒的群众立刻揪住了他,像成群的老鹰一般扑向他,在我们眼前血腥地将他踩死。这种严厉的私刑让我深深震撼,它血淋淋地显示了人民对警察有多么反感。’”(同上) 至此,长达三日的血腥巷战在成都市民与中国警察之间展开。尽管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多有出入,而且各方的描述区别甚大,但是有一点是所有人都可以同意的,那就是从6月4日下午开始,到6月6日晚,成都市民的攻击对象都只有一个,就是中国政府及其代理人。不管是市政府,警察局,消防局还是国有企业,都成了成都市民的攻击对象。他们忠实的履行了“打倒独裁政府”,“暴君人民绝不放过你”,“血债要用血来还”的承诺,在实力对比明显不利于自身的情况下,用自己的鲜血谱写了巴蜀人反抗中国统治的悲歌: “到了六月四日傍晚,一群愤怒的群众放火焚烧任何属于公家的物品,包含公共汽车和警车。群众向广场附近一个殴打拘留者的警察局投掷石块,瓷砖和汽油瓶,最后还引爆火势。大火蔓延到早被洗劫一空的‘人民商场’ — — 一个占据了整个城市街区的国有市场…六月五日早上,成都的市民一觉醒来看到了不可思议的景象。街上有很多焦黑冒烟的公车,现场出奇的安静。而且唯独国家的财产遭受攻击,政府大楼的每一块玻璃都被打碎,而旁边的私人企业则毫发无伤…政府当局好像完全失去了掌控能力。一份解密的美国电报指出,武警部队的人数远远不及民众人数,他们为确保自己的安全,被迫撤退到市政府大楼。每一次武装部队试图出击的时候,都因惊人的群众数量而迅速撤退,最多只能偶尔向人群投掷几颗烟雾弹。”(《人民失忆共和国》) 笔者曾在其他地方将巴蜀的抗议称为“六五”,而不是“六四”,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整个成都抗暴过程中,最有象征性的冲击政府大楼,和市民与警察最激烈的战斗,都发生在六月五日: “6月5日上午12:15,我写了如下: “街上到处都是人,一片混乱。” “当我沿着人民南路走向广场时,我开始见到倾倒的垃圾桶和路边的栏杆。距离毛泽东塑像一个街区的地方,年轻人正在建造一个简陋的路障。最终,我壮起胆子从广场中心穿过,满地都是碎玻璃和垃圾。 “看不见有警察,但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一个扬声器播放公告,一个声音说到:“我们五分钟后就来抓你。”又一阵恐慌爆发了,人们都纷纷逃走。” “大约午夜12:15分的时候,我在广场往右转,看见路上有燃烧的物体。两辆城市大巴,也许就是下午5点左右我看到的警察拖过广场作为路障的那两辆大巴,烧的只剩车架了,轮胎仍在燃烧。再远一点,一辆三轮警用摩托车也在燃烧,然后我意识到我正在走过的街区有一半着火了。” “年轻人打烂窗户、摧毁建筑物,以表达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成都体育大学的一位没有参与抢劫的学生告诉我:‘人们正在燃烧建筑物,因为政府不好。戒严是一个错误。我们不喜欢它。’” “三辆消防车从广场的方向开过来去扑灭熊熊大火。但当他们停下来,连接水管并对准火焰时,人们包围了消防车,并在五分钟之内将其中一辆点燃,并将另一辆翻过来!难以置信。人群吼叫着表示赞同。五分钟后,催泪瓦斯罐头开始爆炸,人们逃离,这种恐慌情绪并未停止,因为爆炸不断发生并且越来越靠近 — — 四,五,六个。” 我接着写道:“这是一个有趣的教训。从当局角度看,这展示了事情如何‘失控’,甚至可以‘证明’他们的论点,即骚乱是‘少数暴徒’或‘几撮不良分子’造成的。当局对于和平示威出重拳,激怒了他们。在开始实行强硬路线后,他们无法退缩,只能严厉打击。愤怒的人们,开始抢劫、放火。当局不能让建筑物就这么被烧毁,所以他们派出消防车。当人们把这些都点燃后,催泪瓦斯就来了。当局一旦开始犯错,并坚持下去,剩下的事情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6月5日上午9时左右,一伙歹徒从东、南两个方向,用石头猛击市人大常委会办公楼,将二、三、四楼临街办公室窗户的大部分玻璃砸烂。随后,这些歹徒手持钢钎,木棒,冲开东面铁门,打砸停在院内的汽车,并放火烧毁了三辆轿车。下午,一些歹徒又聚集在市人大常委会门前,向办公楼抛甩汽油燃烧瓶,将行政楼引燃,这些人还猛撞围墙,企图冲进办公区,未逞。他们便在办公楼下叫骂:楼上的人下来,把你们全部杀死… 6月5日,从下午到晚上,一伙歹徒围聚在市政府办公大院东墙外左侧,对着正在进行广播的房间高呼:杀死所有的共产党员,杀死所有的公安!” “6月5日,歹徒的暴行达到顶峰,他们倾巢出动,四面袭击,打砸警车,殴打武警、公安干警和解放军。从6月5日至6日,成都市区所有十字路口皆无交警上岗,街上亦不见穿警服、军服的军警人员。一些军警人员的家庭受到威胁,歹徒们叫嚣:先打警察,再打警察家属…歹徒们还闯进一、二、三、六等医院,搜寻受伤的武警战士,扬言‘搜出一个,就打死一个’。蜀都大道和一环路等地,每个交通路口都聚集着几百名歹徒。他们见军车、警车、轿车就砸,见军人、民警就打。他们喊着:‘有怨报怨,有仇报仇,无冤无仇,就打欺头!’”(《成都骚乱事件始末》) 而武装斗争的主力,已经从学生转移到了长期受警察欺压的群众,这一点,共产党的材料其实比西方人看到的更清楚: “石头、砖块、玻璃瓶如雨点般向人民东路派出所袭击。手持匕首,钢钎,大刀,木棒,铁棍的歹徒,声嘶力竭的对着人东派出所嚎叫着: 警察,黑xx!今天老子们要把你们黑xx锤平! 黑xx警察!你们整老子,你们晓得有今天的下场哇。老子要点一把火,烧! 宋良志(人东派出所所长)!你xxx是对的就出来!人东(派出所)的,还有戴大盘盘(帽)的,是对的都出来!老子们今天统统的杀死! 共产党没有了!政府没有了!打!烧!冲哇!”(《歹徒们为什么要烧人东派出所》) 当然,和中国的材料想要宣传的相反,抗议群众其实在大多数时间都处于武器,装备和经验不足的局面。从西方和共产党的记录我们都可以看出,抗议群众的武器非常简陋,最有效的也只有燃烧瓶和高压气枪(只有共产党的记录,西方记录里并未出现高压气枪)。面对全副武装的武警和解放军,抗议群众很快失去了气势。从共产党的材料里来看,抗议群众分成许多个小团体,彼此之间并没有足够的支持,而武警一次的出动数量居然可以达到800名!6月6日,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抛弃了部分由他煽动起来的学生和抗议,给武警下达了镇压的命令,武警开始放开手脚,血腥镇压抗议群众。在武器,装备,组织和经验全面领先的武警面前,抗议市民仅凭人数优势无法获胜,被分割开来,各个击破: 我问他,既然民众是多数,为什么不将警察制服。 “在成都,这是新事物。我们没有这样的战斗的经验。人们很害怕。但我们不能再忍受了,所以我们加入了。如果警察向人们开枪,他们就会变得更勇敢,并去战斗。我们医学院/医院的院长警告我们,如果我们参与学生示威,就会受到惩罚。这是真的。他们在布告栏上贴了通知。”(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武警在抓捕学生和抗议者期间,对他们实行了惨无人道的杀害: “我回到我之前待着观望事态的那间房间的阳台上。不久,有六辆卡车载着看起来像是士兵的人进入大院。他们没有持枪,但似乎有类似刺刀的武器。他们与我过去两天见过的武装警察不一样。有一个人非常醒目。他穿着不同的制服,有一把套在枪套里的手枪。 这些士兵跳出来,见一个抓一个。真是一片混乱。大多数示威者、袭击者和围观的人都跑了出去,但大约有三十多人被抓,不管他们是破坏了财产还是只是看热闹的,士兵们不知道也不关心。 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我们惊恐地看到这些士兵们殴打、虐待被捕的人。他们要每一个人向前迈出一步,双手绑在身后。他们给他们拍了照片,问了一些问题,然后把他们头朝下扔到水泥地的停车场。他们的头骨脑袋撞到地面发出的嘭嘭声,令人毛骨悚然。 我受不了了。我跑到酒店的大堂,那里全是碎玻璃,被砸得稀巴烂。我发现士兵的领导正和其他的士兵站在周围。我走到他面前,开始用英语对他喊:“你不能这样做!你这是在没有任何正当程序的情况下杀人。”我也不确定自己具体说了什么,但我不会说普通话,而他不会说英语。很快,一些警卫把我赶走了,我又回到了阳台,气得浑身发抖,却又无可奈何。 在他们“处理”完所有新的被捕者之后,士兵们又将他们扔到他们开来的其中一辆大卡车上,就像他们是一袋袋土豆。 如果那时那些人还没有死,那么压在下面的人很可能会窒息而死。凌晨3点刚过,他们就把车开走了。我不知道他们当中死了多少人。”(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她看到了大约二十五个人跪在院子里,头朝下,双手绑在背后。他们先是被推到在地,然后卫兵围着他们走来走去将近一个多小时。最后,指令下来了。这时‘穿黑裤子白衬衫的人上来用铁棍把那些人的脑袋敲碎’。景象惨绝人寰,她吓得在浴室里呕吐。几天后,她逃离了中国。后来她告诉一家北欧的报纸,‘他们一个人一个人的杀,那些还活着的人不断哀求他们给一条生路。’”(《人民失忆共和国》) 惨烈的三日巷战,以巴蜀人民的失败而结束。 ---成都血战:巴蜀的1989 巴蜀独立会 1.6月4日警察对抗议者使用了催泪瓦斯和眩晕手榴弹,试图驱散主要广场的人群。 2.6月4日武警清场后,警察和投掷石块的愤怒人群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3.6月4日成都。照片: AFP/Getty Images 4.在冲突中受伤的人等待接受治疗。头部受伤的情况很普遍,这说明警察采取了殴打抗议者头部的策略。伤者恳求西方摄影师 "告诉世界!"Kim Nygaard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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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反虐待动物法,我说的是算上图2。
抵制虐待动物的车贴最近开始流行,网友表示现实中就是贴这种车贴的车主还喜欢乱停车、堵路口,没有规矩,素质极差。
将动物保护视为白左议题的人,估计不知道白右更加反对虐待动物,反虐待动物的诉求其实是欧美一个不分左右的共识:比如奥地利自由党成员Alois Kainz要求提高虐待动物的刑罚,禁止活宰动物。法国国民联盟成员Marine Le Pen要求在昏迷状态屠宰动物,而英国保守党认为“自撒切尔以来,保护动物是保守派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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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那个虐狗事件,旺旺事件 反对虐待动物,一直不是单纯的保护虐待动物,而是为了保护人 很多人都说,狗不是人,没有基本权力,为什么要保护狗? 那其实同理,还有尸体,尤其是无人认领的尸体 已经是死物了,那为什么大多数国家要禁止虐待尸体? 因为不允许虐待尸体,是在维持一个社会的基本道德,没人想和奸尸,虐尸的人生活在一起 这点在虐狗上也是如此 你希望一个虐狗的人成为你的邻居吗? 看到一个虐狗的人成为你的邻居,你孩子出门时不会害怕吗? 这是反虐待动物的基本逻辑 而且反虐待动物从来也和吃动物不是一回事情,杀生不虐生 当然本来应该出一期节目聊聊旺旺事件的,但是考虑到刚刚做过虐狗的节目,就不再整一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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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不清楚,喊你不要虐待动物,不是喊你把动物当人,是喊你把自己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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