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梁教授说： “用不了几年，社会上就会出现一批天不怕地不怕的狠人。你再有钱，你再有权，在他们眼里啥都不是，全是浮云。他们就是大家说的那种光脚不怕穿鞋的光棍一族，没有媳妇儿，没有孩子，没有家产，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四海为家，随便活！啥事都无所谓。可一旦你让他觉得不公，受了委屈，被人欺负，他是真敢豁出去以一敌十，敢跟你硬拼。” 这话听着刺耳，但换个角度想——这批人，恰恰是这个时代最清醒、最不好惹的一群人。 他们不是“光棍”，是“不被驯服的人”。 --- 第一，他们不怕你，是因为不靠你。 你没有孩子，不怕你拿孩子威胁。 你没有房子，不怕你断供。 你没有贷款，不怕你收走。 你什么都没有，也什么都能豁出去。你手里没把柄，就没有人能拿捏你。 没软肋的人，谁都啃不动。 --- 第二，他们敢翻脸，是因为无所谓。 你对他好，他记着。 你对他恶，他转身就走。 你欺负他，他当场翻脸。 不是因为脾气大，是因为失去了也无所谓。工作可以换，城市可以搬，人际关系可以断。他没什么是输不起的，所以没什么是忍得了的。 不靠你吃饭的人，你动不了他的饭碗。 --- 第三，他们活得不累，是因为不演。 你们在人前演恩爱夫妻，他一个人吃火锅也挺香。 你们拼命攒钱买学区房，他存点钱，想去哪去哪。 他不是不想结婚，是不想凑合。 他不是不想要房子，是不想背一辈子债。 他不是不合群，是合不来的群，他懒得合。 不演的人，活得最真实。 --- 第四，他们不是不懂人情世故，是懒得跟你装。 他们知道谁值得交，谁该远离。不是不会讨好，是不想讨好不值得的人。不是不懂规矩，是知道规矩是谁定的，值不值得守。 你对得起我，我掏心掏肺。你对不起我，我转身就走。 不是不会演，是你不配。 --- 第五，这批“狠人”身上，藏着一个时代的新活法： 不依附，不讨好，不将就，不硬撑。 他们不是没有能力，是能力用在了自己身上。 他们不是没有追求，是追求的是自己想要的，不是别人给的。 他们不是逃避责任，是拒绝被绑架。 --- 梁教授说他们“敢硬拼”，其实不是拼，是醒了。 你拿房子压他，他说不需要。 你拿工作威胁他，他说另有出路。 你拿道德绑架他，他说你试试。 你手里的筹码，对他没用。你自然就赢不了他。 这批人越来越多，说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醒过来了。不再把房子当安全感，不再把婚姻当任务，不再把攒钱当唯一目标。他们开始思考：我为什么要过这种日子？我能不能换一种活法？ 这不可怕，这是好事。

【社论】分票会死人，合兵能翻盘。 BC省选这几天、温哥华市选这一个月，把同一条规律又演了一遍。 列治文现在最该看的，不是谁海报贴得多，而是谁还在互相拆台。 保守党：先裂开，再合回去，民调立刻跟上来 Findlay当了不到四个月，党团被拆得七零八落：议员出走、开除、另组CentreBC，反对党看起来像一盘散沙。伊比正是冲着这个窗口提前省选。 窗口几乎立刻关上。 Findlay一辞职，Doerkson接临时党魁，出走议员开始回流；选举宣布当天，CentreBC大部分议员又回到保守党旗下。 不是路线突然变香了，是“右边有没有一个能赢的篮子”这个问题，在选民脑子里重新有了答案。 Angus Reid随后给出的数字很直白：已决定加倾向投票者里，保守党43%、新民主党35%。十天前同一家民调还是新民主党领先4个点。反转的核心不是特朗普，而是对提前选举的反感，加上右翼不再公开互撕。选民忠诚度也说明问题：2024年保守党选民八成以上还在，新民主党只剩六成五。 合，不一定赢；不合，几乎必输。 这次民调回升，证明的是后半句。 温哥华：左翼先限候选人，再让出市长位，支持率跟着上去 温哥华走的是另一条整合路径，更早、更刻意。 今年春天，COPE、OneCity、绿党先谈妥：市议会、公园局、教育局限量出人，避免进步派自己把票切碎。夏天快截止时，COPE的Allen、OneCity的Azaroff退出市长战，把票让给绿党的Pete Fry。 Justason 8月31日至9月11日的民调，正好踩在这两人退选之后：已决定选民里，Fry 45%，现任市长沈观健（ABC）30%。同一份调查还显示，市议会前十名里，进步三党占了九席，ABC只剩Kirby-Yung一人挤进前十。 这和省保守党的整合不是同一套剧本，效果却同类： •省保守党是危机后的紧急缝合，先止住出血，再谈形象。 •温哥华左翼是选前设计好的减分票协议，先让出市长位，再把议会名单排开。 两边都证明一件事：在一轮投票、多候选人的制度里，组织纪律比口号值钱。 温哥华市长是单一选区，分票最致命，所以左翼先把市长位收成一个人；市议会是选十人，他们没有并成一个党，但限量出人，等于在名单上做了软整合。 沈观健那边，中间和右边并没有对等整合。TEAM、温哥华自由党、Vote Vancouver仍各自占一块。左翼一收口，现任市长的“渔翁空间”就窄了。 给列治文的启发：现在最像分裂后的温哥华，不像刚缝好的省保守党 列治文这次是Brodie不连任后的开放市长战。正式名单里市长有七人，市议员要选八席、报名五十多人。 六月那份Pallas民调里，未决定接近一半；当时领先的Heed也只有两成，而且那份民调委托方有立场、名单后来也变了，当趋势看可以，当终局看不行。 真正有用的对照是结构，不是某个候选人眼下多领先。 第一，市长位必须先问：同类票会不会自己打死自己。 
温哥华左翼明白，三个进步派市长一起上，等于给沈观健送连任。 列治文中间和建制派如果继续Heed、Loo、Howard、Kang各打各的，最后赢的往往不是“最像自己的那个人”，而是“对手分得更碎的那个人”。 省保守党能把支持率拉回来，第一步不是政策白皮书，是先减少公开出口。 第二，市议会八席是另一套算术，但不能假装没有阵营。
列治文有Conservative、RITE、RCA、Richmond Forward、Advance Richmond、We Are Richmond、Richmond Strong等多条名单。 温哥华进步三党没有合并成一党，但约定了名额上限，民调里他们的人就能挤满前排。 列治文如果每条名单都出满八人，等于把自己的支持者摊成薄片。整合不一定要改党名，可以是限量出人、交叉背书、明确“这八个里先保哪几个”。 第三，整合要赶在选民形成印象之前。 
省保守党是选举令落下前后48小时完成回流，民调才来得及转向。温哥华左翼是提名截止前完成市长让位，Justason才能测到Fry起跳。列治文提前投票10月3日就开始，正式投票10月17日。现在再拖，不是“再观察观察”，是把分票结构写进选票。 第四，合起来还要有一张能被记住的脸。 
Doerkson把人拉回来了，但四成选民还说对他不够了解；Fry能立刻吃到退选红利，因为他本来就是现任议员、名字已经在选票市场里。列治文谁想当那个“整合点”，不能只靠别人退出，得让未决定选民说得出他代表什么。否则合兵只是把分散的低认知，变成集中的低认知。 第五，假整合比不合更危险。 
CentreBC议员回流后，党本身否认正式合并；OneBC仍在右边另开一口。温哥华进步派也只是市长让位加限额，不是一个党。选民吃的是“这回大概不会再自己打自己”，不是“我们从此一家人”。列治文如果只在记者会宣布合作、名单上照样叠床架屋，反弹不会来。 省选和温哥华市选隔一周。列治文选民会先投市政、再投省选，注意力会被切成两半。谁还在自己阵营里养第二、第三个“正统代表”，谁就是在帮对面减门槛。 分票的代价，从来不是理想不够纯粹，而是把决定权交给最会排队的那一方。

1951年，志愿军飞行员刘玉堤在返航途中，无意间发现，自己身下竟有一群黑压压的敌机，足有六七十架！   1951年抗美援朝战场的一次空战结束后，志愿军飞行员刘玉堤驾驶战机完成作战任务，按照既定航线准备返回我方机场。   此前的空战中，空中编队被打散，刘玉堤与己方僚机失去联系，全程单机执行返航飞行，战机燃油和机载炮弹都已消耗大半，处于续航和火力都不充足的状态。   飞行途中，刘玉堤常规观察周边空域情况，无意间低头查看下方空域时，发现海面上方的低空区域，分布着大批敌机，整体机群规模庞大，整齐排布在下方航线，正平稳向前飞行。   此时刘玉堤处于高空位置，敌机群位于低空，完全没有察觉上方的我方单机，整体飞行状态松懈，保持着常规返航的飞行姿态。   从常规空战常理来看，单机面对大规模敌机群，最优选择是迅速脱离战场、快速返航。   当时刘玉堤的战机弹药剩余量有限，燃油仅够支撑基本返航，且孤身一人没有任何编队支援，一旦被敌机发现，会立刻陷入被动包围的险境，随时面临被击落的风险。   但刘玉堤没有选择避让撤离，而是快速观察敌机群的飞行阵型和排布规律，寻找可突破的攻击缺口。   经过短暂观察，刘玉堤发现敌机群整体队形松散，尾部的敌机脱离主力编队，单独飞行且警戒性最低，是最容易突破攻击的目标。   确认情况后，他操控战机压低飞行高度，关闭多余飞行设备，减小飞行动静，悄悄贴近敌机群后方，全程保持隐蔽飞行，避免被敌机雷达和目视发现。   逐步拉近飞行距离后，刘玉堤锁定敌机群末尾的两架战机，在有效攻击距离内，果断按下开火按钮，精准打击目标。   第一架敌机被击中后，当场损毁坠落，旁边另一架敌机察觉危险，立刻调整飞行姿态，试图转弯逃窜摆脱追击，刘玉堤紧跟其后，快速调整战机角度，持续锁定目标，再次开火将其击落。   连续两架敌机被击落，下方敌机群才察觉遭遇突袭，整体阵型瞬间打乱，各架敌机纷纷分散逃窜，不再保持规整编队。   混乱的空战环境中，刘玉堤继续紧盯逃窜的敌机，抓住敌机慌乱失误的时机，持续追击作战，接连击落多架敌机。   经过一轮持续作战，战机机载弹药彻底耗尽，燃油余量也逼近临界值，不再具备继续作战的条件。   刘玉堤判断现场局势，敌机群已经彻底溃散，失去原有作战能力，我方空域威胁大幅解除。   他不再恋战，立刻调整航线，操控战机平稳撤离战场，朝着我方机场方向返航，最终安全落地，顺利完成这次以单机袭扰大机群的空战任务。

殘酷而無謂的巨大犧牲 韓戰打了三年一個月又兩天，而停戰談判從1951年7月10日至1953年7月27日延續了兩年多。在此兩年中，中朝與聯合國軍雙方在談判帳篷中舉行了575次會議，同時各自在戰場上遭受了巨大傷亡，但最終的停戰線只是從停戰談判開始時的實際控制線向南或向北移動了幾公里而已。 停戰談判開 始後不久，各方原本以為難以解決的第二項議程「軍事分界線問題」早在1951年11月27日就達成協議，而原被視為「枝節問題」的第四項議程「戰俘問題」卻意外地成為談判的最大難點。雙方在戰俘遣返問題上發生嚴重分歧：中國和朝鮮談判代表團堅持遣返全部戰俘，而聯合國軍代表於1952年1月2日提出「志願遣返」的原則，允許部份戰俘不被遣返。 交戰雙方就戰俘遣返問題進行了近兩年的軍事與政治鬥爭，美國不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強烈反對，堅持「非強制遣返」（又稱志願遣返）政策，最終三分之二（66.8%）的中國戰俘去往台灣，而只有三分之一（33.1%）回到中國大陸。 這一萬四千多名中國戰俘高喊「一顆心回台灣」的口號去台灣，其中只有兩人是台灣籍。而回到大陸的七千多人中，卻有一人是台灣籍。為甚麼兩萬多名中國人民志願軍戰俘做出如此不同的選擇？為甚麼如此眾多的戰俘選擇「回」到一個他們從來沒有去過的地方？他們是誰？在甚麼情況下他們做出了如此重大的抉擇？ 戰俘遣返問題成為談判的焦點與難點，並產生嚴重後果。在三年韓戰的後兩年，12,300名美國士兵和至少九萬名中國士兵在朝鮮半島喪生，至少14萬朝鮮平民死於空襲。[1] 大致可以說，為了給一個中國戰俘去台灣的「自由」，幾乎有一個美國大兵因此喪生。同時，為了阻止一個中國戰俘去台灣，六個志願軍戰士、十個朝鮮平民，還有數目不詳的朝鮮人民軍戰士因此犧牲。在過去的六十多年，無論在美國、中國大陸、台灣或者南北朝鮮，這樣讓人怵目驚心的等式還從未被討論。這才是韓戰後半段的本質——殘酷而無謂的巨大犧牲。 ---常成：意外开启的朝鮮战争下半场

择偶一定要避开一类男命配置：全盘大面积堆叠偏印、七杀、劫财。 不管这几个十神怎么排布组合，只要这三类能量占据命局主导，一定要慎嫁。 这种男人，年轻的时候还会伪装，年纪越大越显露本性：极度理智、自私、无情，凡事只优先保全自己的利益。 命理上男命财星代表妻，劫财本就夺财克妻；七杀主严苛、掌控、冷硬；偏印主凉薄、精算、缺乏共情。三者叠加在一起，就是一层一层向内消耗伴侣。 这类人看着条件往往很好，事业上进、不爱混无用圈子，不交没有价值的朋友，外人眼里优秀靠谱。 但落到婚姻里，家里琐事、养育孩子一概甩手，对伴侣没有温情，骨子里十分抠门，极好面子。哪怕他家财丰厚，你也很难真正享受到他的财富。钱财在他心里分得清清楚楚，同时对你要求极高，双标是常态。 对比来看：纯偏印男，虽然孤僻寡情，好歹没有劫财夺财、七杀苛责的叠加杀伤力，尚且比这一组混杂配置要好。 我身边就有真实案例：朋友嫁的就是这个格局，富二代独子，家境优渥，个人能力强，工作非常努力。无酒肉朋友，社交全部讲究价值筛选。 可婚后家里大小事务、两个孩子教育养育，全部丢给妻子一人承担。他不参与家庭，不懂体恤，在外还有第三者。有意思的是第三者也拿不到他多少钱，还为他三次流产。 长年独自扛下所有家事、情绪内耗之下，今年朋友查出乳腺癌。这就是命局能量带来的消耗，长期压抑、忧思郁结，财星受损，妻身受克。 顺带一提：正印旺、比肩旺的男生，也有渣男，但克妻耗妻的力度，远不如偏印七杀劫财同柱扎堆。 伤官过旺的男命同样需要警惕，伤官无制，也是耗妻克妻的一类格局。

1941年，女兵银金花被七个日本兵包围，鬼子见她是女的，纷纷露出奸诈的笑脸，正准备玷污她时，却被银金花反杀了。 银金花出生于河南漯河，她出生时，银家已经四代同堂，全家有42口人，家境殷实，亲人对她呵护有加。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中，银金花的童年过得无忧无虑，充满了幸福。 银金花的爷爷会一点武术，他担心这个宝贝孙女被人欺负，便经常带着她一起练武，时间久了，银金花的身体素质一点不比男生差。 世事无常，日军侵略的炮火打破了银家原本平稳幸福的日子。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对漯河地区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银家上下42口人，最终只有银金花一人活了下来。 在漯河，银金花亲眼目睹了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日军炮火不停轰炸，地上到处都是被炸死的普通百姓，尸体东一块西一块，有的被炸到树上吊着，有的已经被炸得支离破碎了。 日军杀人时，根本不分男女老幼，想怎么杀就怎么杀，为了比试谁厉害，日本兵让百姓在河边跪成一排，用刺刀连着捅，看谁杀得多。 家人遇害，银金花只能四处流浪，最终，在国恨家仇的驱使下，她决定从军报国。 这天，银金花来到征兵处，想要加入部队打鬼子，为家人报仇雪恨。可征兵处的人见银金花是女的，委婉地拒绝了她的请求，因为在他们看来，女兵上了战场只会成为累赘。 银金花不服，突然，她灵机一动，对征兵处的人说：“长官，要不你们找个男兵过来，我和他打，要是我打赢了，你们就让我当兵，怎么样？”负责招兵的人见银金花这么坚持，便找了一个男兵过来跟她比试比试。 比试前，有人告诉那个男兵，眼前这个女子虽然争强好胜，但毕竟是一个女娃，下手的时候可要注意分寸，可别伤了人家。 那个男兵信心满满，不料一开打，就被银金花一个过肩摔撂倒在地。围观的众人见状无不拍手叫好，征兵处的人无奈，只好让她当兵了。 进入部队后，因为身材高大，而且力气也比较惊人，银金花被分到了战斗班，并且得到了上前线杀敌的机会。 在战场中，恨透了日本人的银金花，每次都扛着机枪冲在了最前面，其表现丝毫不比男兵差，不久后，银金花就因为在战场上的出色表现晋升为班长。 后来，银金花又跟随部队辗转来到长沙，而且她还参加了两次长沙会战，每一次都担任战斗班班长，期间打死打伤了好几个日军。 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银金花所在的部队负责在浏阳河阻击日军，这时候，日军战斗力尚处于巅峰，中国军队陷入了苦战。 战斗中，银金花的连队顶在前方，连续抵挡了日军数次冲锋，几天下来伤亡惨重，子弹都快打光了，部队只能等日军靠近，再用手榴弹攻击敌人了。 手榴弹也扔完后，银金花便带着战士们上刺刀，准备跟日军白刃战。 但白刃战也是日军的专长，一般的中国部队很难挡住他们几个来回，好在银金花的连队是尖刀部队，战斗力不弱，这才与日军拼了数个来回。 日军见银金花等人拼刺刀如此厉害，便利用强大的火力优势，攻上了阵地。 在这期间，有七个日本兵包围了银金花。 这些日本兵看到银金花是女的，个子比他们还高，觉得很惊讶，就想俘虏她。日本兵朝着银金花扑来，其中一个日本兵甚至开始解衣，想要玷污银金花。 情急时刻，只见银金花侧身一躲，再反身夺过这个鬼子的枪，一脚就把他踢到山坡下面了。余下六个鬼子见状，纷纷拿着刺刀就朝着银金花刺了过来。 在抗战中，若和日军拼刺刀，一个日本兵可以和三个中国士兵拼得有来有回，如果六七个鬼子包围一个中国士兵，那么这个士兵大概率会成为鬼子的刀下魂。然而，面对日军包围，银金花毫无惧意，直接持刀冲了上去。 最终，凭借个子高、自幼习武以及丰富的战斗经验，银金花只身一人，硬是干掉了七个日本兵。 不过银金花也在战斗中被日军的弹片击中了，当场昏死在阵地上，幸好增援部队及时赶到，将银金花以及其他还有生命体征的战友们救了回去。 在医院里，医生们足足抢救了三天三夜，这才挽回银金花的性命。 在抗战中，为了狙击日军，银金花所在的部队常常急行军，银金花曾在一天之内跋涉五六十公里。 有一次，部队从一座石山下面通过，由于连续遭到日军轰炸，山体早已出现松动，银金花一行人通过时，一块数十斤的石头突然滚落下来，当头砸向了银金花。 危急时刻，银金花本能用左手一挡，命是保下来了，可手臂上却留下了一道五厘米的伤痕。 事实上，因为经常扛着机枪冲在前面，银金花多次负伤，好几次都昏死了过去。银金花身上还留下了许多大小不一的伤疤，其中有五处刀伤，两处枪伤，皮肤大面积挫伤。 抗日战争胜利后，立下赫赫战功的银金花并没有居功自傲，而是选择功成身退，和丈夫周辉榜回到了老家，过上了平凡的生活。

阎锡山：共产党何以席卷中国大陆？ 论中共军队，抗战开始不过三万人，抗战完了不过三十万人，数目不过攻中国的日军十分之一强，武器皆系土枪土炮，亦不及日军远甚。何以我们能抗日而不能抗共？我愿对此作以下之说明： 第一、中美各有一部分人认错了中共是一个“政党”，没有认清中共是一个“乱党”。按政 党是拿投票取得政权，是以民意为依归；乱党是拿暴力夺取政权，是以战胜为凭恃。因之共产党表面上拿上政党的形态与世界接触，骨子里在中国实行乱党的政策，以暴力夺取政权。加之以共产党为世界革命的党，在宣传上具有绝对的优势。几乎世界各国皆有共产党的组织，乡村皆有共产党的党员，国会皆有共产党的议员，各大城市皆有共产党的宣传据点与报纸、杂志。共产党的宣传，不是消息性的，批评性的，是阴谋性的，煽动性的。且其宣传的效果，并不完全寄托在报纸、杂志上，而是重在信件和口头的传播，及议场上的发言；更厉害的是官员的报告书，一封报告书，能直打入一国政府的心脏，甚过几千个报纸杂志的宣传。可以说共产党的宣传，不只对中国是优势，就是对世界其他各国亦是优势。因各国其他的党均是国内的党，各国的利害不同，一国的宣传，他国未必回应；共产党是国际性的党，各国的共产党主张一致，利害共同，一国共产党的宣传，全世界共产党均要多方面的回应。且是用阴谋、煽动、革命性的宣传办法，只求欺骗世人，不择明暗手段。又加之以世界上普遍的思想左倾，工潮扩大，学校、工厂对中共的宣传推波助澜，所以他能把假的完全弥漫成真的。尤其中国在世界上宣传效能薄弱，中共对中国的宣传更为优势，更易欺骗世人【2】。所以中共欺骗的宣传：第一阶段、使世界一部分人认中共为土地改良主义者，因而认识模糊，松懈了对中共在中国发展之注意。第二阶段、又使世界人士多认为中共与苏联不发生关系，而是努力于中国内部的改良者，因而使世界上对中共再度的认识模糊，松懈了对中共之防范；同时更减低了对中国政府反共之关切。第三阶段、世界部分人士认毛泽东可能成为中国狄托，却不晓得是中共暗中蛊惑，故意使人误解，还是世界上痴望和平者的一种希望，因此却又模糊了世人一度的认识，松懈了世界对中共又一个时期之防范。以上这三个时期的推演，可以说不只是懈怠了中国的反共，而且动摇了中国的军心，沮丧了中国的民气，渐渐由厌战而变为反战，由反战而变为主和。——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一原因。 第二、我们是工业落后、受经济侵略的国家，世人有“次殖民地”之称，工业发达的国家把他的工人失业社会恐慌的病，移至我们次殖民地的国家来，因劳动者被经济侵略，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不及侵略国劳动报酬十分之一。因之就种下两个恶因而无法遏止：一个是人心之不平，思想之苦闷，因而思想日益左倾；一个是工人生活困难，促使工潮日益扩大。因此两者均系以破坏现实为目的，所以我们政府为遏制以上两个恶因，不得不采取以水扑火的办法，冀图消杀其势，以维持社会秩序，就形成逆势；而共产党却采取火上加油的办法，助长其焰，挑动思想斗争，扩大罢工风潮，达成其推翻现实的目的，遂造成共产党顺势。一顺一逆，其难易不言而喻。——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二原因。 第三、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两千多年前，曾实行过井田之制，土地均归国有，耕种权属于人民，每人可养八口之家。自土地私有以来，佃雇农遇丰年亦只能养四口之家，而地主则不劳而获，坐享其成。此点人心上之不平，在专制时代人民有口难言，在民主时代需要人民参与政事，投票表决，人民即要提出此项不平。我们政府解决土地问题，是按地价收买，与二五减租。按地价收买，一时尚难做到，二五减租，不过减轻剥削，不能尽去剥削；而共产党号召“跟上我来佃雇农所种土地尽归佃农所有”，二千年来佃雇农的痛苦，共产党可以没收与分配的两个横暴方法，一举而解决。但此种没收的做法，造乱者易为，政府则难行，所以政府安慰佃雇农守法，如逆水逆风；共产党号召佃雇农造乱，如顺水顺风。何难何易？不待明辨。——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三原因。 第四、我们是国家，是尽上全力的保护人民；中共是乱党，是千方百计的清算人民。中共不需要人民安居，需要人民和他共同造乱。他认成需要即是真理，他需要什么，当然他就做什么。他需要的是以富人之钱、地主之地，做他造乱的经费；他更需要的是以穷人的命做他人海战法之工具。所以他对富人之钱、地主之地，有多少没收多少；没收之后，分给穷人，使之感激。更以顶惨酷的极刑，杀害富人、地主，藉以恐怖穷人，使之害怕。富人、地主虽恨共产党百倍；穷人感激共产党害怕共产党也是百倍。自来中国历史上造乱的人没有不是杀富济贫；共产党这杀富济贫的办法，把恨共产党的人全杀了，感激共产党的害怕共产党的人留下替他卖命。我们是国家，不能用共产党这种做法，使富人恨百倍；当然也就不能使穷人感激百倍，害怕百倍。所以穷人感激共产党分给他的土地、房屋，胜于感激国家保护他、替他找工作、使他安居乐业；怕共产党的惨杀，也胜于怕国家法律的制裁。固然不是大多数穷人皆感激共产党，但是替共产党领导控制人的穷人，却都须是这样感激共产党的人，共产党才肯用。这些人有多少？按共产党占领区之人口约有两万万，在共产党占领区，有的省份平均四人一户，有的省份平均五人一户；即以平均五人一户，两万万人也应平均四千万户；按共产党规定的第一期先清算百分之卅，四千万户中，即要清算一千二百万户；以此被清算的一千二百万户的财产，收买一千二百万穷人，且这些穷人都是选的有控制能力的豪霸；按华北华中十八岁至四十七岁之兵役年龄壮丁，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强，两万万人中兵役年龄壮丁即应有五千万人；共产党以收买了的一千二百万人，一人控制三人，即可把五千万壮丁全控制了；控制了五千万壮丁之后，其余都是老弱妇孺，也等于把两万万人全控制了。故虽感激共产党的人是少数，控制住之后，其作用即等于多数。这是中共超历史、超世界之造乱做法。——亦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四原因。 第五、我们政府须遵守国家的法律，如征粮、征兵、征税必须经立法院通过；处理民、刑各事，必须根据制定的法律【3】；共产党则是一意推翻现政权，摧毁现社会，无所谓法律。故共产党对人民的财产是没收，生产物是夺取，粮食是征收三分之二，人民还不敢迟滞；我们征收二十分之一，尚不能痛快征齐。以致我们防乱的财政是个一，共产党造乱的财政是十与百。就令人民当兵言，我们必须本兵役法及征兵令实行；而共产党则拿上赤化恐怖的做法，初则劝导，继则强迫，终则不当兵即对其全家处死，结果是父劝其子，妻劝其夫，兄劝其弟，赶紧当兵，并且对当兵的人说：“去了以后，无论如何，宁死在战场上，也不要回来”。死在战场上是一个人死，回来则全家不得了。可以说共产党是以人民的财产为财政，以人民的生命为兵源，故不虑无钱，亦不虑无兵；并实行所谓人海战法，以人肉换枪弹。故在作战上，共产党比如下坡行车，我则如上坡行车，同样的载重，其难易有天渊之别。——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五原因。 第六、中国为五千年的专制国家，近始学习民主，当然不易上路；又加之以友邦人士热烈的鼓励，加紧的督促，因之我们实行民主，不免有点躐等而进，出乎民主轨道之外，人民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每致纷歧，减少了政治的统率功能。遂至一面要求剿共，一面要求停止征粮、征兵、征税。我们中国古来有两句话：“民生有欲，无主乃乱”。有主是共是其是，共非其非；无主是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君主时代，君不能作主即乱；民主时代，民不能作主亦乱。乱的开端，是是非混淆。是非混淆了，政治的效能就减少了。共产党是集权独裁，对人民造的恶因固然不少，而政治上统治力强，造乱上收的效亦不少。所以中共曾以七十万人的区域，解决十万兵的衣、食、饷项；我们则以偌大的土地、众多的人民，解决我们部队的衣、食、饷项，尚时感不够。这并不是说共产党有能，我们无能，是彼此的政治目标不同；我们是民主幸福，中共是集权造乱。中共无法律、舆论、民意的拘束，如同一个野马，任凭他跑，那里有水那里饮，那里有草那里吃。我们有国家的国格，且须守法律、遵舆论、重民意，不合乎现时的法律，我们也得守，不适于剿匪的舆论，我们也得遵从，不适于剿匪的民意，我们也得尊重，等于一个带上笼头、脚绊，圈在藩篱中的马，甚至跟前有水不能饮，跟前有草不能吃。中共何以七十万人能解决十万兵的衣食饷项？因为他能使人民将收入三分之二全送给他，假定不送，他有他拿上富人的钱收买住的穷人，一面说服一面恐怖的办法，使人民感到：拿出三分之二是家里受点饥寒，不拿出三分之二是全家被惨杀；当然宁愿拿出来，以饥寒换生命。我们为什么以偌大土地、众多人民，解决不了我们部队的衣、食、饷项？病在我们过渡的民主中，基础未臻巩固，而友邦对我们以援助民主、自由者为鼓励、为督促，我因想赶快上民主之路，不免行之太快，使一般人误解了民主和自由。因之民主不免偏于感情的民主，自由不免偏于自便的自由。感情的民主，是负担愈轻愈好，赈济愈多愈好，乡不愿对县负担，县不愿对省负担，省不愿对国负担。自便的自由，守秩序与自己不便，即曲解自由而不守秩序；守时间与自己不便，即曲解自由而不守时间；言论自由，恰好给共产党污辱、毁灭、瓦解我们政府威信的一个好机会，模糊了我们内外上下一致的认识，减低了我们的政治威信与政治效能。但我这并不是说民主不好，自由不好，是说躐等的民主，民主上易表现感情作用，能减低政治效能；歪曲的自由，易作为自便的借口，能破坏社会秩序。且民主、自由，利于和平、幸福；集权、独裁，利于侵略、战争。今日中共是集权、独裁，我们攻击他不适于和平、幸福，他却认为正适宜于侵略、战争。和平、幸福固为人类基本之希望，但侵略者则不顾及。抵抗侵略与要求和平、幸福，是我们之所需要，但中共则不需要。我们欲以和平、幸福要求于中共，反懈怠了我们备战之心理，给了中共进攻我们的良好机会。——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六原因。 第七、共产党以世界革命做号召，乘民主国家工人失业、社会恐慌之病象普遍蔓延，逼迫的争剥殖民地，实行经济侵略，无止境的大战下，重提出世界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又兼在资本剥削劳动者的高度发展下，予共产党以鼓舞劳动者靠近共产党的良好机会。故他以世界革命成功之企图，鼓舞干部，以去剥削之口号，号召无产阶级及准无产阶级之劳动者；此种鼓舞与号召，是动的、进攻性的，能用上人的最高精神力量。我们则是站在政府的立场上，以生活安慰干部，以安居乐业号召人民；此种安慰与号召，是静的、防御性的，用不上人的最高精神力量。是故共产党的干部能以企图克服饥饿；我们的干部因生活困难，即影响工作。——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七原因。 第八、造乱与防乱，其难易有天渊之别。况中共造乱有主义、有组织、有背景，又乘资本剥削劳动者的不平，与工人失业、社会恐慌之空隙，殖民地、次殖民地与被经济侵略之国家人民生活之艰苦，与心理之愤慨。其造乱，犹如顺水顺风之势；防乱者，则等于逆水逆风之难。因此难易悬殊，一切一切在中共持有，则成造乱之资产；在政府持有，则成防乱之负债。政府保护乡村有义务，并有必要。政府应保护乡村是义务；乡村即是土地、人民，若不保护乡村，则无土地、人民，故是必要。因政府保护乡村是普遍的事，中共破坏乡村是集中兵力各个进行的。所以政府保护乡村的军队，便成了为中共运送枪械、补充兵源的运输队；但不保护乡村，就无土地、人民，在义务及必要上当做的事，反成了极大的损失，极大的负债。而中共占管乡村，占一村是一村的收获，占一天有一天的收获；且占管乡村除有七个收获之外可消灭国军壮大共军。乡村为政府之累，成中共之宝。再说城市：我们占上是不生产，且要供给需要上的优越；因现在大城市居民，大多数是各地逃难的人，在政府占管城市，是极大的负债。在中共占管城市，把避难的富豪全驱回本乡，所有动产、不动产，全数留下交给中共；逃难的富人，每人至少平均一千元，可能至一万元，即以一千元计，他遣回十万人，即可有一亿元的收获，若以一万元计，遣回十万人，则有十亿元的收获。现在中共已占的大城市，可遣回的不下五百万人，他即可得五十亿至五百亿元之资产，可能抵数十个援助国民政府国家所援助的数额。这是他造乱上的大资财，十年军费也用不清。 此外，城市贫苦劳动者，他拿上救济失业的口号，驱之当兵，至少亦可得二三百万战斗员，这也是他造乱的大资产。 这可以说乡村、城市，政府拿上是极大的负债，是个失败的致命伤；中共占了是极大的收获，是个成功的大凭借。这都是政府的地位所带来的败着，中共造乱所取得的顺利，这不是有能无能的问题。这种难易不只占管乡村、城市为然，一切军事、政治、经济、宣传、保密，无不如此。——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八原因。 以上八个致败之因，或是环境之支配，或是历史之影响，或是经济制度之空隙。我们固然不回护我们人谋之不臧，但亦不应抹煞了环境、历史及经济给我们的困难，使我们失败的事实。我们本身今日之认识、觉悟，固要紧；友邦对中共以武力侵略世界之野心，造乱之各种因素，与中共超历史超世界的造乱办法之认识，尤为要紧。若再不认识此，中国之错，可能变成世界上集权国家以外之国家共同之错。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八月十日在反侵略大同盟常委会之讲词

酷暑夏日亿童年往事 我小的时候，是文革年代，哪时候没有空调，家家户户乘凉，就是用一个竹制的竹塔铺在院子里，大人们摇着扇子，彼此客客气气拉着家常，孩子们则欢天喜地跑到各家去串门； 乘凉时候，条件好的人家，会拿出一些西瓜、水蜜桃、绿豆汤、全家人消暑，条件差一点的人家也会准备一点西红柿、黄瓜、酸梅汤，再差的都会准备一壶凉白开； 我们家整个夏季，是不缺西瓜的，原因是我父亲是部队的高级干部，部队很多农场自己种瓜，到夏季采摘的时节，往往会送很多西瓜到领导机关，部队干部每个人都能分到不少西瓜，所以我们家，基本每周都会由部队的战士，给送来又大又甜的大西瓜。 我们大院里面有一口井，听老人说，井很深，曾经淹死过人，所以大人们都很警觉，不允许孩子们随便靠近井口。但是井水很清凉，不少人家会去打个几桶水，拎上来冲凉避暑； 很快也就有人，在井口拴着细麻绳，吊着一个尼龙网袋，里面冰着一个西瓜，上端的绳口，粘着胶布上写着瓜主人的名字或者是门牌，到晚上乘凉时候，拎上来全家吃个冰西瓜； 我们家兄妹三人，也欢欢喜喜地放下了我们家的西瓜，一连几日，都吃到了可口的冰西瓜。 因此，早上把瓜送过去，晚上去井口取瓜，成了我们兄妹三人每天很愉快的活动； 结果有一天，我小妹发现我们家的瓜，大瓜被换成了小瓜，被人掉包了，气愤不已的三兄妹，决心找到掉包之人。 于是我们兄妹三人，天天悄悄蹲守，终于给我们抓到了，掉包的居然是邻居司马家三姐妹；大姐是我的同班同学、二姐是我弟的同班同学、小妹是我妹的同班同学、我们两家是非常熟悉的邻居； 当时司马姐妹跟我们兄妹吵得不亦乐乎，她们先是抵赖不承认，结果被我拿她们家吃完了扔出来的西瓜皮，跟我们家床底下的西瓜做外形花纹比对，拿她们家的存货的小西瓜，跟掉包我们家的被我们在井里面捞上来的小瓜，也做了花纹和品种比对，在如此明显的证据面前，结果是一目了然的。 那个时候，围观的其他邻居家的孩子已经很多，而我们大院的向阳院主任的张奶奶，出来上纲上线了。 文革期间，到处都是居民大院，建立了所谓的向阳院，类似于现在的社区居民委员会，主任往往由革命警惕性很高的，类似于朝阳大妈的人来担任，张奶奶就是我们大院的向阳院主任。 张奶奶来了就说司马家是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因为他们家的成分，爷爷辈是反动学术权威和资本家，司马三姐妹的父母都是中共建政前，在民国政府时期的医学院毕业的医生，司马爸爸是耳鼻喉科主任，司马妈妈是妇产科医生； 张奶奶认定，司马一家，属于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而盗窃无产阶级，革命军人家庭的西瓜，等于是资产阶级在反攻倒算。 这张奶奶一定性，司马的父母就相当地紧张，他们两位家长不断地找到我父母求情，司马妈妈当场都哭出声来的。 而我爸大手一挥，说孩子们可能搞错了，我们家放到井里的就是小西瓜。别冤枉人家司马一家，让张奶奶带着众人散去。 我爸这么一说，我们三兄妹不依不饶啊，然后我爸，把我单独叫回家，要我这个当哥哥的带好弟妹们，咱们家多吃一个瓜，少吃一个瓜，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因为一个瓜，就毁了人家司马医生一家。 然后，我爸立即从床底下滚出三个大瓜，要我们兄妹三人，一人一个捧着送到司马家。 当时虽然我还很小，也就十来岁，但是我爸爸对我的教诲，我是听得懂我爸爸语中的含义的。 我们敲响了司马家的门，看到我们兄妹三人，送到司马家的三个大西瓜，司马父母感动的要命，连声道谢，当时他们父母含泪的眼神，我至今都还记得。 几年后，文革结束了，有一天我在《扬子晚报》上看到一篇报道，叫做“一门三女杰”，报道了司马家三个女儿，全部考上了上海和南京的医学院，成为了我们曾经居住过大院的一段育才佳话。 后来到了八九六四时候，有一天在南京鼓楼广场上，我们广播站的同学来喊我，说有一位老人，自称是我的邻居，要喊总指挥过来说几句话，我走过来一看，原来是已经退休的医疗老专家，司马老先生和他们家最小的女儿司马艳小妹。 老先生说了很多鼓励我的热心话，说他年轻读书的时候，也上过街，反对过国民党的腐败，现在共产党比国民党腐烂的多，支持你建民，带领广大同学，争取国家的民主。 他当时还顺便提起当年我爸爸，要我带弟妹给他们家三姐妹送去的三个瓜的往事，他说真的感谢你爸爸，当年的深明大义，在现场他拿出了三百块钱，投到南高联在广播站的捐款箱，这一幕，就像发生在昨天。 现在她们三姐妹，早已经成为江苏和上海知名的医疗专家，虽然多少年，我们彼此两家，不再有任何交集，但是我内心里面，一直为我有这几个邻居姐妹感到高兴的。

铁流：在死牢里与殉道者的对话 （1964年春）难友杨应森因“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案，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我作为重大涉案人员送进死牢接受教育，俗称“陪场”。 他是右派，我是右派。在这之前，他是解放军中尉，中共党员，我是党报记者，团委书记。成了“阶级敌人”后，同在四川省公安厅 “4 15”筑路支队劳教“改造”。不过他和我都是越“改造”越“反动”的“花岗岩”。六年后他被杀，我被判处重刑。 在“陪场”的二十多个日子里，我和杨应森在那不足十平米的死牢、黑不见天的地狱，相依为命朝暮相处，谈论人生谈论未来，谈论“人类最伟大壮丽的事业共产主义”，也谈论我们曾忠于过的“伟大领袖”…… 他脚戴脚镣，手系背铐，不唉声不叹气，也不怒气横眉，更不咒天骂地，静静地等着那一天的到来。一天，他突然问我：“晓枫，我死了后，你有什么打算？” 席地而坐的我，望着黑黑牢顶，恨不来个轰天大雷炸坍这座万恶的无产阶级专政监狱。我没过多考虑，咬着牙愤愤地说：“活下去，坚决活下去！与他们斗到底！” 他那泰然平静的双目落在我身上许久，问：“怎么活？怎么斗？”“决不自杀！决不低头！杀尽那些整人害人的家伙，大不了像你吃颗子弹。”我望着他那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以及那张因长期饥饿，导致营养不良而苍白的娃娃脸，激愤得有点歇斯底里。 好一阵沉默，他喃喃地自言自语：“冤冤相报何时了，以卵击石不可为。”然后转过头来朝向我，同意又不同意地说：“晓枫，不自杀、不低头，是对的，但不能有吃子弹的打算啊！你年轻，又有写作才华，切不能盲动，做无谓的牺牲。中国政局会发生变化，绝不是铁板一块，纵是铁板也会锈化。到了那一天，把你看到的、听到的写出来，留下一页页历史……” 我一怔，失望沮丧的心有点惊讶：“有那一天吗？” “怎么没有？世上没有不死的人，也没有万岁的皇帝。五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换了多少个朝代和多少个帝王？不过都是你杀我，我杀你杀出来的，都是以暴易暴的灾难，受罪的还是老百姓。我在想，一个国家，一个政权，能不能通过非暴力的和平过渡，走上自由民主，像西方国家一样，几年选一次总统？我看不是没有可能，但得等……”他面带深沉的微笑，话中有话，说到这里戛然而止。 在这之前，我们不少劳教右派也曾私下探索过中国的未来，但碍于告密未敢深究，现在他和我同关在死牢里，还有什么话不能交流？一个亮亮的光点从大脑闪过，我似乎像抓住了什么，轻声问道：“你是说，老毛死后吧？” 他点点头，认可我的企盼，说：“你三十，他七十一了，尽管人们天天喊他万岁，他能活到万岁吗？我叫过，你叫过，那时叫他万岁时候，热血沸腾，浑身激动得发抖，眼里噙着泪花。以为他会给我们带来自由民主、幸福昌盛，谁知全是灾难。不过，历朝历代皇帝都坏，三宫六院，朕即天下，可他比哪个皇帝都坏、都狠、都毒。国民党的人杀，共产党的人也杀，越杀敌人越多。不仅整得你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连他的战友高岗、饶漱石也跑不掉，保驾的彭德怀、张闻天也一样，今后不知还要整谁？” 我大惑不解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干？” 他从地铺的草席上站起来（死牢没有囚床，除墙角有个便桶外，就是扔在地上的两张草席，他和我一人一张），拖着沉重的脚镣，慢慢地移动着脚步说：“什么叫共产党？共产就是你斗我，我斗你，除了农民斗地主，工人斗资本家外，儿子斗父亲、老婆斗丈夫、学生斗师长……不斗就不叫共产党。毛泽东最坏一招，就是用美丽的词汇，把人性灵魂深处最丑恶的东西释放出来，比如出卖朋友叫分清敌我，落井下石叫划清界限，揭发亲人叫站稳立场，让人放开手足做坏事。” 他说得入情入理，我听得有盐有味，似乎死牢变成了课堂，学生与老师在探索社会发展与国家存亡的道理。他有论有据地分折道：人性的共同特点是趋利避害，总想用轻松的付出去换取最大利益。什么付出最轻松？出卖灵魂最轻松！共产党每一次争斗，每搞一个政治运动，总有人爬上去，总有人被打下来；爬上去的人少，打下的人多。爬上去的人当官、当长、当书记，打下来的人挨斗争、进监狱，沦为社会底层贱民。还有，官位、长位只有那么几个，而争夺的人一大帮。人们为了抢到这个位置，就拚命做坏事，拚命说谎造谣。谁的坏亊做得多，谁的说谎说得大，谁就能抢到最好的位置。有了这个位置，就可以妻荣子贵，作威作福，鸡犬升天，这就是毛泽东热衷的阶级斗争，这就是毛泽东治国之术。一块骨头十条饿狗抢，互相之间你撕我咬，死拼恶斗。中国早已成了一群疯狗争食的国家，没人格、没尊严，寡廉鲜耻，苟延残喘。尽管十多年来国家遭受到如此大灾大难，可没有人敢说真话，都隐忍逃逸保全苟活，就是这块骨头起的作用。今后想过自由幸福日子，就不要去抢骨头，各安本分，保持人格尊严，多做人们喜欢做的善亊。晓枫啊！切忌去抢骨头…… 他特别提醒我说：晓枫，共产党已经变成一个强大的法西斯政党，它有军队，有警察，有监狱，占有国家的一切资源，又极其专横残暴。造反，杀你；反对，关你；不跟着它走，没有饭吃。你我都是吃共党饭长大的人，参加过共产党各个政治运动，深知道共产党的底细。过去说“国民党宁肯错杀一千，不肯放过一个”，共产党却是“宁肯错杀十万，不肯放过一个批评它的孩子”。老百姓杀怕了，吓怕了，哪个敢起来造反？再有，现在不是国民党时代，那个时代是私有制，厂矿、商店、银行都是私人开的，人们可以自由自在找工作。而今整个国家都是共产党的，没有私人的企业，没有个人的空间，大家只有一条路：拥护共产党，跟着毛泽东走！不要说造反，就是农民在田边屋角种瓜瓜豆豆，也要被批判被斗争。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人只能做狗，还得做咬人的狗，你不咬人别人就咬你。我和周居正，还有你，都是不愿意做咬人的狗，结果被人咬得血淋淋…… 他这番真诚的吐露，四十多年来一直在我脑海里缠绕：“在毛泽东的统治下的中国，人只能做狗，还得做咬人的狗。”是的，我也被迫做过狗，也曾咬过人，现在自己不咬人了，却又被别人咬得遍体鳞伤，唉，何时中国人才能真正是人，才能不做狗不咬人呢？ 他的这些观点，在法庭上曾向法官袒露，想说服他们不要做坏事。法官们不但不听，还大骂他坚持反革命立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其实，他说：“杀我的人未必一定要杀我。他们为了要穿衣吃饭，养儿育女，不得已而为之啊！1950年剿匪，我杀过人，你也杀过人。当时我们为什么要去杀人？不也是为了挣表现，求上进，争位子。嘿，这个国家把正常的人变成杀人犯，自己为自己造铁屋子哟！“铁屋子？”我重复，不解，迷惑。 “对，铁屋子！就是这间铁屋子！中国人都住在铁屋子里，只不过大小不一样。你和我是住的小铁屋子，老百姓住的大铁屋子。不过，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东西，，中国这个大铁屋子，年代久远了就会腐蚀锈化。毛泽东搞阶级斗争，今天整这一批，明天斗那一批。每次政治运动打击面都是百分之五，十次运动就是百分之五十……你算算，这些年搞了多少次政治运动，损害了多少人？他一定死在你前面。毛泽东一死中国政局肯定发生变化……” 那时，我刚进入而立之年，躁动得不得了，曾想拉支队伍与共产党干到底，再不当个刺客，专杀做恶的官员，或者做个江洋大盗，杀人越货，劫富济贫，逞一时之快。经过多次交流，多次探讨，他的观点、想法、夙愿，对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开始冷静思考人生，寄希望于中国政局变化，耐心等待毛泽东早日去见马克思。我能放弃暴力反抗的誓愿，正是他们要我“陪场”的目的，真可称之为殊途同归。此时的他，不是即将走向刑场的死囚，而是一个布道的牧师，我是第一个接受洗礼的信徒：让共产党在时间的岁月里腐蚀锈化……正因为如此，我才耐着性子蹲了二十多年的监狱，渡过漫漫的长夜，等待黎明的到来。否则我早会伺机夺枪，饮弹长眠，一死了之…… 在他等候死神的时间里，有一天我突然问：“应森，你恨吗？” 躺在草席上的他，静得来像古井之水说：“恨谁？我谁也不恨！这是中国历史上躲不过的一场劫难！要说恨，就恨这个造成灾难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永远不会实现，它是马克思编造出的一个最大的谎言。我相信受骗的人，终有一天都会觉醒。就像这间铁屋子终究有一天会照进阳光，长出绿草，开出红花一样。” 我奇怪不解：铁屋子怎么会照进阳光、长出绿草、开出红花？在最后的日子里他是这样说的： “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东西，说不定哪天出个大力士，把铁屋子打开个洞，腐蚀锈化的时间就会加快。但是共产党残暴专横的本质难改，正如老虎要吃人一样。只要叫共产党，他就必然践踏人权，仇恨民主，蔑视尊严！我一生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参加了共产党。别人骗我，我骗别人，大家就这样骗下去。晓枫，今后决不能再做骗人的事了，在铁屋子有了洞的那天，就不要再做狗，再当工具了！一定做个大写的具有独立人格的人！” 那天凌晨，他被叫出死牢，负镣戴铐走上刑场，被杀于四川灌县(今属都江堰市）岷江河畔。时间是1964年4月19日上午11时，时年三十三岁…… 此后，我一听见岷江咆哮，好像听见他说的那句话：在铁屋子有了洞那天，大家就不能再做狗，再去当工具了，一定做个人格独立的人！所以“改正”后回到报社不久，我就“下海”自谋职业去了，不再做骗人者的工具…… 图：作家铁流

🔥“红军十问”火爆全网：人民当家做主了吗？ 近日，由中共官方演出团体7年前演出的话剧《从湘江到遵义》，再次火爆海内外社交媒体，话剧中的“红军十一问”引发网民热议，有网民直言，“红军十问，震撼人心！谁来作答？” 海外社媒X平台上“真相传媒”12月17日发布一则视频称，12月16日一段《红军十问》的视频在大陆互联网上爆火。视频显示，话剧一开始，就有“红军”说，“80年过去了，我们的肉体早已深埋在泥土里”、“我们仍在牵挂着我们流血牺牲建立的新中国”，然后发出下面一连串的十一问： “我们当年的那些梦想实现了吗？”“人民当家做主了吗？”“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了吗？”“还有贪官污吏吗？”“还有人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吗？”“我们还在受外国人的欺辱吗？”“中国人真正的站起来了吗？”“我们的党还记得我们对人民的承诺吗？”“还有纠正错误的勇气吗？”“需要有人站出来的时候，还有人站出来吗？”“还有人像我们一样，愿意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吗？” 有微博网民12月17日发文称，由中国总政话剧表演的话剧《从湘江到遵义》，没有电视宣传，也没有广告推荐，只演出过几次，却场场爆满。文章说，“剧中的红军十问，振聋发聩，激荡人心，它喊出了民众的心声，表达了人民的企盼。红军十问，震撼人心！谁来作答？” 微博评论区网友也纷纷说，“我会拿着大喇叭喊十遍‘没有’。”“1.没有，2.没有，3.没有，4.有，5.有，5.有，6.有，7.没有，8.没有，9.没有，10.没有，总结一下，死不瞑目！”“建立100年的党还交不出建党初期这个十问答卷，情何以堪！” “这十问，问的好，问出了人民的心声。”“总政话剧团。有意思，开始做铺垫了，好事。”“当年红军的十问，我们的列官们还都记得吗？”“编剧和演员已经被处理了，b站发这个视频的几个号也被封了。”“这是十问吗？这是天问啊。” 大陆短视频抖音上的用户留言更精彩，“你买到回家的车票了吗？”“欠我的工资还了吗？”“你的贷款还完了吗？”“封禁了吗？”“泪流满面！”“建议全国巡回演出，主流媒体为其宣传。”“哪壶不开提哪壶你呀！”“问得好但没有人回答！” 海外X平台网民评论道，“啥时候把‘人民’改成‘百姓’再十问我就信你了。谁是人民是你们指定的。问一百问，与百姓也没鸟毛的关系。”“哪一句有用？红军怎么来的谁不知道？中国土生的？怎么不叫蓝军灰军白军黄军？从我从记事起电台报纸哪个不是假话连篇。以至我儿子30岁前都不信我的话。”“句句扎心,没一句完成！”“有很多人站出来了，坦克把他们压扁了！”“共党是无信之党，邪恶之党，无耻之党。” 据中国红网2016年11月27日报导，话剧《从湘江到遵义》27日在北京“八一剧场”的演出，是当年连续演出2个月来的最后一场演出，在京不少红色后代悉数云集观看，原本300人的剧场临时增加了简易座椅，仍有不少观众站立观赏，估计观看人数有500人，该话剧是专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而特别创作。 世界巨作《九评共产党》在“九评之二：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一节中早已明确指出：中共的一切都是抢来的。拉起红军搞武装割据，军火弹药、吃饭穿衣需要钱，而“筹款”的形式是打土豪抢银洋，与土匪没有区别。李先念的红军在鄂西一带绑票县城里的首富人家，不是绑一个，而是家族中每富裕家庭绑一个，叫“绑活票”。“绑活票”不“撕票”，即不杀人质，留下活口，目的是要家里人一坛一坛不断地送大银元去供养红军。直到喂饱了红军，或是家破人亡，无油水可榨，才把奄奄一息的人质放回。有人因此被惊吓折磨致死。 《九评共产党》还指：北上抗日是中共掩盖失败的一个无耻谎言，史实是1933年10月至1934年1月共产党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惨败，中共农村政权相继丧失，根据地日益缩小，中央红军被迫逃亡。这才是“长征”的起因。 来源:看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