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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熊本县嘉岛町永旺梦乐城(Aeon Mall Kumamoto)发生爆炸。熊本县警方表示,目前已确认造成多人死亡,但确切遇难人数仍在核实中,现场救援与调查仍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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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出地震,逃不出“上司”一句话——22岁日本女孩之死,撕开服从社会的遮羞布 一个本不该发生的死亡 2026年7月28日,日本熊本县突发强震。嘉岛町的“永旺梦乐城熊本”商场内,22岁的大竹玖瑠美和所有工作人员一样,第一时间撤离到了室外安全区域。她给母亲发了LINE消息报平安,她安全了。 地震是天灾,她躲过了。 真正杀死她的,是地震后的一通电话。 上司打来电话说:“把营业款放进保险柜。” 大竹对偶然在停车场遇到的姨妈和表姐说:“公司让我把营业额放进金库,我得回店里。”姨妈和表姐拼命拦她:“危险,别去!” 但她说“这是公司的指示。” 她和一名女同事一起回到了二楼店铺。大约五分钟后,爆炸发生了。两人当场遇难,遗体第二天才在店铺废墟前被找到。 大竹玖瑠美,22岁,家中长女,三年前父亲去世后一直陪伴、支撑着母亲。 她本来已经跑出来了。 有人会说:这不就是个意外吗?地震引发瓦斯爆炸,谁能预料? 但大竹的亲属说:“我认为这是人祸。 ” 为什么是“人祸”? 因为做出“回店里”这个决定的,不是大竹本人。是一个坐在办公室里、身处安全地带的上司。休假的店长打电话给大竹的同事,要求她们把现金锁进金库。这位上司自己身在何处?在安全的地方。但他残忍地让两个已经逃出来的年轻女孩回到随时有余震风险的建筑里,去保护那点营业款。 熟悉日本职场的人都清楚,日本职场等级森严,服从文化根深蒂固。日本社会文化中有下级绝对服从的传统,这种等级森严的观念被延伸到了职场。上司的指示就是命令,下属的职责就是执行,不问对错,不计代价。 大竹的亲属说:“玖瑠美是个责任感很强的孩子,公司这么说了,她就觉得必须去。” “责任感”三个字,在这一刻显得多么讽刺。一个22岁的女孩,地震后第一时间想着疏散顾客。逃出来后,上司一句话,她就能把自己的命押回去。 日本企业的管理逻辑,从来就是把“组织忠诚”置于“个人安全”之上。在日本的职场文化中,组织和谐与集体利益被无限放大,个人的意志、判断乃至生命安全,都可以被牺牲。一个决策者坐在安全的地方打个电话,两个鲜活的生命就没了,这种权力结构,本质上就是把人当工具用。 大竹的表姐和姨妈拦过她,但她还是去了。为什么? 因为在日本职场,“拒绝上级”是一件比死还难的事。 调查显示,64%的日本中层管理者每年对下属的斥责“不超过几次”,听起来好像很温和?恰恰相反。这意味着上级根本不需要骂你,你已经被“读空气”的文化驯服了。日本社会被“同调压力”绝对支配,“察言观色”不是情商技巧,而是一条隐形地拴在所有人脖子上的铁链。 在这样的环境中,服从不是选择,是本能。 一个22岁的年轻员工,面对上级的指示,她有说“不”的选项吗?理论上当然有。但现实是在日本职场,违抗上级意味着职业生涯的终结,意味着被集体排斥,意味着你“不合群”、你“没有团队精神”。日本企业广泛实行的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更让员工对公司的依赖深入骨髓。你不敢拒绝,因为你输不起。 大竹不是没有判断力。她能在地震后第一时间疏散顾客、撤离建筑,说明她有清醒的避险意识。但当“公司指示”四个字压下来的时候,她作为“个人”的判断力被彻底覆盖了。这就是日本服从文化的可怕之处,它不是用暴力强迫你服从,而是让你自己觉得“必须服从”。 服从被视为确保安全和社会归属的手段。在这种文化里,“服从”被美化为“忠诚”“责任”“团队精神”,但本质上,它剥夺了个体最基本的权利:说“不”的权利,保护自己生命的权利。 更令人愤怒的,是事发后这家公司的反应。 悲剧曝光初期,Habita公司一度试图隐瞒真相,将员工遇难归咎于“天灾意外”,试图掩盖自己强制员工涉险的核心事实。据日本媒体报道,该公司的母公司同仁集团在事发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向遇难者家属道歉,而是火速从官网上撤下关联Habita的链接,紧急移除了与企业法人上野景真相关的所有信息。 直到8月2日的通夜上,公司高管才被迫道歉。但道歉内容呢?把当时的命令转换成“如果可能的话,请把营业额放进金库”。把直接的命令说成“请求”,企图推卸责任 。大竹的亲属当面质问:“请说清楚,'把营业款放进金库'这句话是先说的,对吧?”公司高管被迫承认:“是的,是先说的。” 把命令包装成请求,把责任推给“如果可能” ,想尽一切办法甩锅,这就是日本企业面对危机时的标准操作:鞠躬、道歉、但绝不真正承担责任。 大竹的母亲悲痛欲绝,说:我的女儿再也回不来了。 大竹的悲剧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震动,恰恰因为它精准戳中了日本职场长期存在的痛点:上级对基层员工的极致压榨与生命漠视。 这不是孤例。日本的过劳死、过劳自杀问题,根源在哪里?就在这套“组织优先、个人靠边”的逻辑里。员工不敢拒绝加班,不敢拒绝不合理的要求,不敢说“我受不了了”,因为说了,你就是“不够忠诚”、“不够努力”、“拖团队后腿”。 日本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这套服从体系,把员工当成了可以无限使用的消耗品。你的健康可以牺牲,你的家庭可以牺牲,你的生命在“营业款”面前,也可以牺牲。 更可怕的是,这种文化已经内化到了每个人的骨髓里。没人拿枪指着大竹让她回去。是她自己觉得“必须回去”。 这才是最让人不寒而栗的地方。 如果我们把场景换到中国,一个中国女孩地震逃出来后,上司打电话让她回去锁保险柜,她会怎么做?大概率是:“地震呢,你疯了吧?要锁你自己来锁。” 然后直接挂断电话。 这不是什么“中国人不服从”,而是中国社会没有把“服从上级”抬高到可以牺牲生命的程度。在中国文化里,你可以拒绝不合理的指令,可以质疑上级的决定,虽然职场也有压力,但至少“命比钱重要”这个底线,是清楚的。 而在日本,这个底线模糊了。在“营业款”和“人命”之间,有人选择了营业款。而执行者,一个22岁的女孩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有权拒绝。 大竹玖瑠美死了。死在她本该安全逃出的地方。死在一通电话之后。死在一句“公司的指示”面前。 她的亲属说:“愤怒大于悲伤”。但是仅仅愤怒有什么用? 只要日本社会不从根本上反思这套“组织压倒个人、服从压倒判断”的文化,大竹的悲剧就绝不会是最后一个。 下一次,可能是另一个22岁的女孩或者男孩。 因为在一个把人当工具用的系统里,没有人是安全的。 大竹玖瑠美(2004-2026),22岁。 她本该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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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官员表示,熊本县一座百货公司在一场强烈地震中发生爆炸,继而局部坍塌,所人被困。 据共同社报道,出事的是熊本县嘉岛町的“永旺梦乐城熊本”(Aeon Mall),大楼二楼部分坍塌。 地震在7月28日东京时间16:27(07:27 GMT)发生,震中位于九州岛内陆,当局下令超过15万人紧急疏散,气象部门一度发布海啸预警,但在1小时后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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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进入熊本灾区,承诺:全部都做 熊本发生强震六天后,高市首相终于进入灾区。 她穿着不太合身的防灾服,但是很显年轻、干练。 她先坐直升机在益城町、嘉岛町、御船町等重灾区上空巡视了一圈基建损毁情况,随后落地宇城市氷川町的一处避难所,跟灾民聊了几句,晚上再飞回熊本县厅跟知事木村喝茶交换意见。 期间还不忘各种摆拍,比如在飞机上双手合十,祈福灾民。 忙的不亦乐乎!估计一晚又只能睡3个小时了。 只是我找了半天像安倍和岸田那样跪着和灾民沟通的照片,实在是没有找到。 虽然她的灾区行程排得满满当当,新闻通稿写得工工整整,但唯独没写清楚一件事:为什么足足拖了六天? 官方说法是:不想给一线救援添麻烦,等救助工作告一段落才现身。 这套说辞历届首相都用过。 村山那句“心よりお见舞い”(衷心慰问); 菅直人的“全力を尽くして”(竭尽全力); 安倍的“できることは全てやる”(能做的全部做); 岸田能登地震时几乎原文照抄了安倍的话; 到石破则换成“心からお见舞い”(打心里慰问); 再到高市这里:全部やるつもりで参りました!(我是抱着全部都做的决心来到这里的)。 六代首相,六套几乎同义反复的台词,唯一的变量是形容词的程度副词。 不过,在高市这里,话是越说越满了。 日本首相官邸的公关模板,估计从来都没有换过,套路都差不多:先表决心,再喊数字,最后视察镜头一过,剩下的事交给地方自治体自己处理。 有日本网民算是看明白了,留言说:高市总理视察了配备空调、完备纸板床的避难所,仅用了短短3分钟,这效率电光石火一般,根本不可能理解避难生活的艰辛。这不过是穿上防灾服的灾区参观罢了。 也有人说了,怎么能说是参观? 人家不宣布动用超过200亿日元预备费,发放了总计616亿日元普通交付税。 这些是日本政府本来就应该启动的灾害应对机制,不是高市个人送给灾民的恩赐。 预算是纳税人的税金,物资是政府系统调配的,救援靠的是消防、自卫队、地方公务员和无数基层工作人员。 首相最后出现,穿上工作服,握几双手,说一句“全部都做”,然后所有摄像机对准她。 这就是日本政治最熟练的一套拳法:基层干活,中央剪彩;官僚执行,首相收割。 当然,灾区视察并非完全没有意义。首相亲自到场,能够加快预算和部门协调,也能向灾民释放政治信号。 你们懂的,不亲自到灾区的首相不是好首相!!! 但真正的问题是,日本政治越来越重视看起来在负责,却很少追问为什么制度会失灵。 比如熊本永旺购物中心的爆炸,两个年轻女孩的死,就是一个最残酷的例子。 地震发生后她们已经逃出建筑物,站在停车场是安全的,结果店长一个电话打过来,让她们回去把收银款锁进保险柜,为了区区几万日元的营业款,两条命就这么没了。 她们的家属这几天才把真相逼出来,公司之前一直含糊其辞。 普通的日本人还是挺可怜的,一辈子遭受洗脑教育,从小到大都在被服从性教育洗脑。 日本的职场教育更是三十年如一日给你灌输:服从,服从,还是服从。 这不是个例,这是这套系统运转了几十年之后,结出的最真实的果子。 而这套“服从”的思维方式,拉高一个维度看,恰恰也是日本这个国家应对结构性危机的底色。 这种“明知有问题,却继续执行既定路线”的思维,不只存在于公司,也存在于国家。 贝森特这轮联手日本干预汇市、按住日元,表面理由是稳定市场,本质上是怕日本财政部为了托市持续抛售美债,把美债收益率捅上天,反噬美国自己的融资成本。 但汇率干预从来只是止痛药,真正的病灶是日本没法回头的老龄化结构:日本政府一边嘴上喊着要托底日元,一边继续印钞维持出口竞争力、拿三分之一财政去养退休老人。 这套逻辑跟永旺店长那通电话背后的逻辑其实是一回事:明知道系统性风险已经压过来了,但没人敢承认问题的根子在哪,只能靠一层一层往下压的指令、靠一次一次的表演式补救,把真正的溃烂往后拖。 看看现在的日本,解决问题不找根本,虽然还没有到解决发现问题的人地步,但是已经到了把“我们正在解决问题”这件事,表演得滴水不漏的地步。 演,已经成了日本政治最成熟的一门技术。 你瞧瞧,高市在灾区忙得吃饭时间都没有,如果日本政治也有奥斯卡,今年恐怕已经提前锁定最佳女主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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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熊本縣28日當地時間下午4時27分發生規模7.1強震,震源深度僅16公里,震央位於熊本縣,日本氣象廳觀測到最大震度為7級,這是日本繼2024年能登半島地震,再次出現震度7級的強震,鄰近熊本的長崎、鹿兒島也觀測到最大震度5強。日本氣象廳亦發布海嘯警報。 目前災情包含熊本城部分石牆崩塌、九州高速公路扭曲龜裂、九州新幹線全面停駛,目前有4.3萬戶家庭斷電,縣內26家醫療機構通報受損。而位於嘉島町的大型購物中心「永旺夢樂城熊本」(Aeon Mall Kumamoto)疑似瓦斯外洩大爆炸,已知有3人死亡,至少50人受傷。NHK報導,截至29日上午8時30分,首相高市早苗透露與震災相關聯的死亡人數可能達13人。 請點擊連結,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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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7月28日发生规模7.1的 “令和8年熊本地震”,截至29日上午已有13人死亡。首相高市早苗29日表示,官方正与时间赛跑搜救失联者,并向死伤者及家属表达慰问。 熊本县嘉岛町一座永旺(AEON)商场强震后发生爆炸,传出多人受困;八代市一座造纸厂则有烟囱倒塌。熊本县内仍有约3.7万户停电,九州新干线全线停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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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東京國會內將舉辦「六四天安門事件 37 週年紀念緊急集會」: 思考天安門事件 ——勿忘六四 今年是 1989 年 6 月 4 日發生的天安門事件 37 週年。當前中國經濟終於陷入僵局,以房地產為首,製造業等行業也正處於倒閉潮的風暴之中,年輕人的失業問題更是毫無改善。習近平政權與人民解放軍之間的對立日益顯著,其領導的獨裁體制正產生動搖。 現在,需讓世界必須再次回想起天安門事件,為了譴責這種「本國軍隊屠殺本國國民」的屠城行為。我們決定舉辦本次集會。 •時間: 2026 年 6 月 3 日(週三)下午 2:00 •地點: 參議院議員會館 國際會議室
(工作人員將在一樓玄關處引導)
地址:千代田區永田町 2-1-1
(地鐵有樂町線、半藏門線「永田町站」1 號出口即達;地鐵丸之內線、千代田線「國會議事堂前站」1 號出口步行 5 分鐘) •費用: 免費參加 •主辦: NPO 法人天安門事件紀念實行委員會 ◦委員長:王戴(民主中國陣線日本代表) ◦事務局長:小島孝之(亞洲民主化運動代表) 【講師】 袁紅冰 教授 原北京大學教授、中國作家、法學家。1989 年組織「北京大學教師後援團」,積極守護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1990 年發表的《高原之風》獲得學生及知識分子廣泛支持。後流亡澳洲,目前活躍於台灣等地。 【致詞嘉賓】 •石平先生(參議院議員)及多位日本國會議員(預定)嘉賓 •圖爾貢江·阿拉烏頓 (Turgunjan Alawudun)(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席,自歐洲前來) •席海明 (Xi Haiming/Temtsiltu Shobshuud)(世界南蒙古大會代表,自歐洲前來) •廖雨詩 博士(台灣淡江大學助理教授,自台灣前來) •阿里亞·謝旺·嘉波 (Arya Tsewang Gyalpo)(達賴喇嘛法王駐日本代表處代表) •白紙革命代表、香港代表 等 【記者招待會】 下午 4:30 起 於同會場舉行 【懇請捐款】 瑞穗銀行 (Mizuho Bank) 本鄉支店 普通存款帳戶:2841209 帳戶名稱:アジア民主化実行委員会(亞洲民主化實行委員會) 主辦: 特定非營利活動法人 「天安門事件紀念實行委員會」 地址: 〒101-0041 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須田町一丁目 4 番 1 號 日寶須田町大樓 5 樓 過去抗議行動與集會記錄請見網站: 聯繫方式: TEL: 03-3525-7493 手機: 090-8340-2388 (王) / 090-2329-2352 (小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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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東京國會內將舉辦「六四天安門事件 37 週年紀念緊急集會」: 思考天安門事件 ——勿忘六四 今年是 1989 年 6 月 4 日發生的天安門事件 37 週年。當前中國經濟終於陷入僵局,以房地產為首,製造業等行業也正處於倒閉潮的風暴之中,年輕人的失業問題更是毫無改善。習近平政權與人民解放軍之間的對立日益顯著,其領導的獨裁體制正產生動搖。 現在,需讓世界必須再次回想起天安門事件,為了譴責這種「本國軍隊屠殺本國國民」的屠城行為。我們決定舉辦本次集會。 •時間: 2026 年 6 月 3 日(週三)下午 2:00 •地點: 參議院議員會館 國際會議室
(工作人員將在一樓玄關處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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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科西嘉岛,摄影师Florian Riou捕捉到了史诗级的红色精灵。 红色精灵,是一种发生在强雷暴上方大气中的瞬态发光现象,通常出现在约 50~90 公里高度,它往往由强烈闪电触发,持续时间只有几毫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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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是法国人?希特勒是德国人?斯大林是俄国人?全部猜错了。 这三个人,一个在法国旁边的岛上出生,一个拿到德国国籍的时候已经43岁,一个母语根本不是俄语,说俄语带了一辈子口音。 他们改变了各自那个国家的历史,但他们从来不是那个国家"土生土长"的人。 这才是历史真正有意思的地方。 我们习惯用一句话定义一个历史人物:拿破仑是法国皇帝,希特勒是德国元首,斯大林是苏联领袖。 这话本身没错,但它藏住了一件更有意思的事——这三个人,在成为那个国家的象征之前,从身份到文化,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外来者"。 历史有一个奇怪的规律:那些把一个国家推向极端、带到顶峰或深渊的人,往往不是这个国家的"自己人"。 他们是局外人。 正因为是局外人,他们反而对这个国家的认同感更强烈,或者更敢于打破它原有的规则。 下面,我们挨个来拆。 第一个:拿破仑拿破仑·波拿巴,1769年8月15日,出生在地中海的一座岛上——科西嘉岛。 问题来了:科西嘉在哪里? 严格说,它在意大利西边,离撒丁岛比离法国大陆还近。岛上的语言,是科西嘉语,和意大利语极为相近。拿破仑家族的姓氏,原本写作"Buonaparte",纯正的意大利写法。 那科西嘉岛为什么属于法国? 因为1768年,意大利的热那亚共和国把这座岛卖给了法国,转让价格是200万里弗尔。而拿破仑出生,是1769年——也就是说,这座岛成为法国领土之后,才过了15个月,他就在这里出生了。 他成了法国人,就差这么一点点时间。 9岁,拿破仑被送往法国大陆读书。在军校里,同学们嘲笑他的口音,管他叫"那个意大利人"。他说法语,终身带着科西嘉口音。 更有意思的是,拿破仑少年时期其实是一个科西嘉民族主义者。他写过文章,支持科西嘉独立,认为法国人是压迫者。 然后他成了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把法国的旗帜插遍了半个欧洲。 这就是历史。 第二个:希特勒希特勒,1889年4月20日,出生在奥地利的布劳瑙,紧挨着德奥边境。 他是奥地利人。 这个身份,困扰了他很多年。他从小就有一个执念:所有说德语的人,应该统一在一个国家里。对他来说,奥地利人和德国人本质上是同一个民族,分裂是历史的错误。 但问题是,他本人在很长时间里,处于一种尴尬的无国籍状态。 他1913年离开奥地利,跑到慕尼黑,主要是为了逃避奥地利的兵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作为志愿兵加入了德国军队。战争结束,他开始搞政治,但他连德国国籍都没有——他是个奥地利人,在德国境内活动,要竞选德国的职位。 1932年2月25日,希特勒终于拿到了德国国籍。 他当时43岁。 距离他就任德国总理,只差11个月。 他一生最大的执念——把奥地利并入德国——在1938年实现了。那一年,他回到维也纳,站在阳台上,接受几十万人的欢呼。那些欢呼他的人,是他真正的同胞。 他用德国,完成了一个奥地利人的政治野心。 第三个:斯大林。斯大林,1878年12月,出生在格鲁吉亚的哥里城。 格鲁吉亚。不是俄罗斯。 他的真实姓名,叫约瑟夫·朱加什维利,纯正的格鲁吉亚名字。母语是格鲁吉亚语。他说俄语,说了一辈子,带着一口明显的格鲁吉亚口音,从未消失。 "斯大林"是他的化名,意思是"钢铁男人"——俄语里,стальной(钢铁)。他选了这个名字,可能正是为了让自己听起来更像一个俄罗斯人。 他年轻时在格鲁吉亚神学院读书,还用格鲁吉亚语写过诗,据说写得还不错。后来他加入布尔什维克,开始革命生涯。 在党内,他早期被一些人视为"边疆来的外省人"。 然后他掌管了苏联,统治了这个国家将近三十年,把俄语的权威推向了整个苏联版图的每一个角落——包括格鲁吉亚。 他在自己的家乡推行俄语化政策,压制格鲁吉亚民族主义。 用他自己的家乡话说,这就叫:忘本。 这三个人放在一起,你会发现一个极其有意思的规律。 拿破仑是外来者,却比任何一个法国人都更相信"法兰西的伟大",他把这种信念变成了战争机器,席卷了整个欧洲。 希特勒是外来者,却比任何一个德国人都更执迷于"日耳曼的纯洁与伟大",他把这种执念推向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深渊。 斯大林是外来者,却比任何一个俄罗斯人都更冷酷地维护"苏维埃国家权力的统一",他让整整一代人活在恐惧里。 外来者对于一个国家身份认同的执着,往往比本地人更极端。因为本地人天然拥有那个身份,不需要证明;而外来者,要用一生的行动,不断证明自己属于这里。 这种证明,可以是伟大,也可以是毁灭。 三个人,三条路。 一座岛的卖出,让一个科西嘉孩子成了法国皇帝。一条边境线的两侧,让一个奥地利人成了德意志的梦魇。一次革命,让一个格鲁吉亚神学生成了苏联的铁腕领袖。历史有时候不是被"本地人"写成的,而是被那些最拼命想要证明自己的人改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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