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公司里几乎只有博主一人戴眼镜,一查:德国中小学近视率远低国内,一个班寥寥几个近视。
原因有四:
一是户外,下午一两点放学、幼儿园起每天户外超两小时风雨无阻,还有自然教育项目;
二是运动,不卷分数但看重体育,男孩足球冰球滑雪、女孩体操滑冰;
三是睡眠,晚七八点就睡,作业限十五分钟内不熬夜;
四是言传身教,德国少低头族,父母看书散步,孩子自然少碰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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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四口上都是大高个,爸爸两米一四妈妈一米七五,这基因太强大了!
看到一段分析澳大利亚和美国0:2比赛的,个人感觉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两队实力差距其实没纸面上看着那么夸张。
先说澳大利亚首轮为啥算爆冷——土耳其全队身价四个多亿欧,澳大利亚全队才七千多万,连人家一个零头都不到。控球率二八开,射门九比三十,结果二比零赢了。这种数据碾压却输球的剧本,搁谁都觉得意外。
但这场对美国,赛前主流预测美国赢面大概六成左右,澳大利亚只有不到两成。为啥?因为美国是东道主,首轮四比一扫了巴拉圭,火力看着猛。但你要细看数据,美国首轮预期进球才一点四二,实际进了四个,效率严重溢出——说白了就是运气和对手防线拉胯共同作用的结果,不是他们进攻真的无解。
澳大利亚这边呢,首轮虽然只赢了两球,但防守质量是实打实的。五后卫低位防守纪律性极强,门将比奇二十二岁世界杯首秀八次扑救零封。限制土耳其三十脚射门只丢零点七个预期进球,说明防守结构是真的好,不是运气。
最终比分美国二比零,一个乌龙一个头球,都是定位球/传中套路打进来的,不是运动战打穿的。这恰恰说明澳大利亚的低位防守在运动战里确实让美国没什么办法,只能靠死球找机会。
所以两队真实差距没那么大。纸面身价差五倍,但足球场上防守体系的执行力是可以抹平很多天赋差距的,尤其是淘汰赛制下。澳大利亚末轮打巴拉圭,拿一分基本就出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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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不抽烟、不喝酒、不喝茶、不喝咖啡,个人花销几乎为零,却能绕过正规财政程序调动国库里的真金白银,这个反差才是真正值得追问的地方。
先看他的日常生活,据侍从和私人医生留下的记录,蒋介石每天起床后,先喝一杯三四十摄氏度的温开水,接着再喝一杯温度更高的热水。外出时,侍卫还要带着两个保温杯,每隔二十分钟更换饮用。
这套习惯他坚持了几十年,喝水不是渴了才喝,而是定时定量,仿佛执行命令。
饮食也很简单,没有客人时,通常是四菜一汤,偏爱宁波口味的小菜,每天一碗鸡汤、一个煎蛋,几乎没有太大变化。年轻时他还能喝酒,和宋美龄结婚后便很少再碰,烟更是从来不抽。
茶和咖啡也被排除在生活之外,闲暇时间,他常去看电影,偏爱战争片和爱国题材,哪怕局势紧张,也会抽时间看上一场。
如果只看这些细节,蒋介石很容易被塑造成一个自律、节俭的政治人物。问题在于,个人不铺张,是否就等于不动用公共资源?答案显然没有这么简单。
国民党高层长期存在权力寻租和财政混乱,许多费用并不一定从个人收入中支付,而是通过公款、特别经费和行政资源解决。蒋介石个人月收入即使只有几万大洋,也很难解释其家庭、亲属和政治活动中出现的大量支出。
上海婚礼、家族葬礼、子女留学,都曾被指涉及巨额费用。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时,婚礼规模极大,相关花费被一些资料估算为数百万大洋。陈洁如赴美国,费用据称达到几十万大洋。西安事变后,蒋介卿和蒋孝先的葬礼,也被报道花费数十万大洋。
这些数字和细节在不同资料中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不能全部当成精确账目,但它们共同指向一个问题,蒋家享受的资源,远远不是工资收入能够覆盖的。
蒋纬国先后前往德国和美国留学多年,相关费用同样被指达到几十万大洋。到了退守台湾后,蒋介石又因为蒋经国住所狭小,拨给他七海别墅,并配备一辆卡迪拉克轿车。
真正能说明权力运作方式的,还是1949年初那次国库资产转移。
当时内战已到最后关头,蒋介石准备在1月21日宣布引退。就在此之前,他召见联勤总部财务署长吴嵩庆,要求其与财政部、中央银行签订军费草约,以预支军费的名义,把国库中的黄金和外汇转入联勤财务署控制范围。
吴嵩庆的日记留下了较完整的过程,1月9日,他因为准备金问题迟迟没有办妥而焦虑,随后提出先按规定支取一半的方案,当晚赶赴上海。第二天,他先到财政部长徐堪家中,再前往中央银行,与总裁俞鸿钧等人商谈。
下午,他又拿着草约回到徐堪住处,确认预支安排获得认可。1月11日,草约签订,手续在当天完成。
徐堪和俞鸿钧起初都很犹豫,毕竟涉及金额太大。蒋介石给出的态度很明确,这不是让他们个人承担责任,而是由他以总统身份下令,责任由他负责。蒋经国也在此期间出面,推动有关方面接受安排。
据相关报道,这批资产约有九十万两黄金、三千万块银元和七千万美元外汇。1月20日深夜,黄金从上海运出,先转移到厦门鼓浪屿地下金库,之后又陆续运往台湾。
这笔钱到底有多大,并不是唯一看点。更关键的是,正常财政拨款需要经过财政部、中央银行等机构审批,可这次操作却是最高权力先发出指令,再让下属补上一份草约,把程序变成事后确认。
一张手令、一张便条,为什么能压过财政制度?因为真正起作用的不是纸面规则,而是蒋介石个人掌握的权力。
类似依靠手令调拨资金的做法,在他执政时期并不罕见。更早的一些具体案例,流传范围很广,但缺少足够权威的档案支持,不能简单当作定论。能够确认的是,最高权力绕过正常财政环节,直接干预资金调动,已经成为那个时代政治运作的一部分。
宋美龄介入空军采购,也常被放进这套权力网络中讨论。有关说法认为,她把不少采购事务交给孔祥熙系统办理,过程中存在虚报价格、利益输送等问题,涉款规模甚至被说成达到数亿美元。具体金额和责任划分仍有争议,但家族权力、军政采购与公共资金相互交织,却是当时无法回避的现象。
宋美龄拥有大量手工旗袍、生活方式奢华的说法,也长期流传于相关记载和舆论中。一个人可以不抽烟、不喝酒,每天只吃四菜一汤,但家庭消费和政治资源使用,完全是另一回事。
所以,节俭更多是个人习惯,廉洁却要看权力如何使用。看一杯温水、一道煎蛋,能看出自律,看一份军费草约和一批国库资产,才能看清权力边界究竟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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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妃子们的一天是怎么过的?
别被电视剧骗了,这才是最真实的一天:
凌晨五点起床,晚上九点睡觉,一年365天都在打卡上班,连皇帝的面都见不着几次。
很多人以为清朝妃子进了宫,那就算是人生巅峰了。
住着紫禁城,穿着绫罗绸缎,前呼后拥,每天的工作就是打扮得漂漂亮亮,跟皇帝谈情说爱,顺便跟姐妹们斗斗心眼。
你要是真这么想,那可真是被现在的宫斗剧给骗惨了。
真实的历史上,清朝的后宫压根就不是什么温柔乡,更不是什么度假村。
它是一座用无数规矩和礼法打造出来的,华丽又冰冷的牢笼。
进了这座笼子,你就不再是一个自由的普通人。
你变成了皇家脸面的装饰品,一个为皇室延续血脉而存在的工具。
自由想都别想。
别说出宫逛街,就算在自己院子里随意跑动,都会被教养嬷嬷斥责有失体统。
睡懒觉是奢望,想吃一口热乎称心的饭菜,要看品级,也要看运气。
清朝妃子的一天,不是从情爱开始,而是一场日复一日、如同值守一般的打卡。
我们以一名普通贵人的视角,看看三百年前后宫的日常。
凌晨五点,也就是卯时,天边只有淡淡的鱼肚白,整座紫禁城还浸在寂静之中。
门外太监准时轻声提醒主子起身,不会推门,只反复报时。
赖床是行不通的,后宫流程环环相扣,一旦延误,主子和伺候的下人都会受罚。
宫女们安静入内伺候洗漱。
水温调好,漱口用清盐,偶尔搭配香料清新口气。
这些细致安排,不是贴心照顾,只是为了让她以合乎礼制的体面模样,迎接一天的各项仪节。
洗漱之后,便是耗时最久的梳妆更衣。
后宫服饰、首饰、颜色纹样,全都严格依照品级写在《大清会典》里,半点不能逾越。
皇后、太后可用明黄色,皇贵妃可用杏黄色。
到了贵人,只能穿蓝色、藕荷色、淡粉这类素雅色系。
绣纹不能使用五爪龙凤,只能选用花鸟一类纹样。
穿戴出错属于逾制,轻则受责,重则会被视作心怀僭越。
满族女子的两把头繁复厚重,依靠刨花水定型,梳得一丝不苟,常常要花近一个时辰。
首饰同样按品级分配,皇后佩戴东珠金饰,贵人大多只能用银镀金、点翠、玉石。
妆容讲究端庄含蓄,薄粉,只在唇中点一点樱桃小口。
整套流程结束,天已经大亮,精致的外表之下,很多人早已褪去刚入宫时的鲜活。
梳妆完毕,第一件大事就是请安。
先给本宫殿的主位妃嫔请安,再跟随主位去拜见皇后。
如果皇太后在世,顺序更繁复,要先集体向太后请安。
请安路上,低位者必须走在后方,不能和高位妃嫔并排。
抵达殿外需要等候通传,入殿之后礼仪森严。
贵人要行六肃三跪三叩的大礼。
妃嫔及以上可以落座,贵人只能站在指定位置,垂首静听。
皇后会叮嘱众人和睦守礼、用心侍奉皇上。
一场请安短则半个时辰,长则一个时辰,气氛压抑,处处都是试探。
每月初一、十五以及节庆祭日,还要前往佛堂祭祀,为皇家祈福。
整套礼仪走完,差不多到早上七八点,才轮到早膳。
清代皇室习惯一天只吃两顿正餐。
早膳在七八点,晚膳在下午一两点。
夜里饿了只能吃点心晚点,没有正餐。
后宫实行分餐制,每个人单独用膳。
膳食标准跟着品级断崖式划分。
皇后的膳品丰盛,餐具华贵。
贵人一般是四菜一汤,御膳房大锅烹制,送到偏殿大多已经凉透。
地位更低的常在、答应,很多时候只能食用高位主子剩下回热的饭菜。
吃饭没有烟火温情,只是赤裸裸的身份区分。
用完早膳,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是一天里相对宽松的时段。
但这份自由有着重重边界。
活动范围仅限内廷,不能喧哗,一举一动都有人留意。
日常消遣十分单调。
大多时候是做女红,绣荷包、缝制贴身衣物,以此向皇帝表忠心。
也可以读书抄经,不过读物受限,只能读《女则》《烈女传》、佛经这类。
西厢记一类读物是严禁翻阅的。
可以养猫狗,但必须提前向内务府报备。
天气好时可以逛御花园,花园同样是是非之地。
偶遇高位妃嫔,必须靠边站立等候对方先行,遇上刁难,也只能默默承受。
和相熟的姐妹串门闲谈,说话也要万分谨慎,身边宫女有可能是眼线。
真实后宫很少有剧中下毒害人的极端争斗,风险极高,一旦败露便是冷宫。
更多是不动声色的软排挤,随口一句闲话、请安时故意让人出丑,就足以让日子举步维艰。
下午一两点,迎来晚膳,规格和早膳相近,同样等级分明。
饭后依旧是刺绣、看书、静坐,直到傍晚五点,再次进行晚间请安,流程和晨间相近。
请安结束,用过晚点,就到了所有妃嫔既期待又忐忑的翻牌子时刻。
傍晚七点左右,敬事房太监捧着放有绿头牌的银盘来到养心殿。
牌子上写着妃嫔封号名字,皇帝选中谁,当晚便由谁侍寝。
生病、月事、获罪禁足的妃嫔,牌子会被提前撤下。
翻牌子并不完全由皇帝随心所欲。
敬事房太监可以悄悄调整牌子摆放的位置,或是简单提点几句。
品级不高的妃嫔,常常要打点太监,争取多一点机会。
皇帝也需要平衡后宫,不能长期专宠一人。
皇后也有话语权,若是觉得某位妃嫔恩宠过盛,可以向皇帝进言。
有幸被翻牌的妃嫔,要先香汤沐浴熏香。
之后一丝不挂,用锦被裹住,只露出头部,由太监抬到养心殿。
到龙床脚,再从被子里钻出,顺着床脚悄悄爬进被窝。
这个规矩,时刻提醒她,她是侍奉帝王的人。
侍寝有严格时长限制,一般不超过半个时辰。
时间到,太监在门外高声提醒,三次提醒之后,可以入内催促。
结束之后,依旧从床脚退出,裹好抬回自己宫殿。
妃嫔不能在龙床上过夜,只有皇后,每月十五可以留宿。
送走妃嫔之后,太监上前询问皇帝留不留。
说留,便记下侍寝时间,作为日后受孕凭证。
说不留,就会送去汤药,避免怀孕。
一夜期盼,很可能就此落空。
晚上九点,亥时落锁,紫禁城归于沉寂。
没能被翻牌子的妃嫔,独自在殿内消磨长夜。
就算得到侍寝机会,回去之后也会暗自祈祷,希望能够怀上孩子。
皇子是后宫女子后半辈子最大的依靠。
可就算顺利生下皇子,生母也不能亲自抚养。
为防范外戚干政,皇子出生后会送到阿哥所,由乳母、太监照料,或是交给高位无子的妃嫔抚养。
生母只能在规定时间探望,很难亲近自己的骨肉。
大部分妃子,一辈子都在等待和失望里耗掉青春。
容颜老去,恩宠消散,慢慢被遗忘在深宫角落。
等到皇帝驾崩,她们的命运更加凄凉。
有子嗣的,可以跟随儿子做太妃,在别的宫殿终老,依旧困在宫墙之内。
没有子嗣的,一部分要去皇陵守陵,一部分入佛堂,青灯古佛,了此残生。
她们一辈子困在紫禁城高墙之中,被一套严密到窒息的制度牢牢束缚。
看似锦衣玉食,荣华加身,却丢掉了自由、亲情,甚至作为独立之人的尊严。
她们不是帝王平等的伴侣,存在的意义,就是侍奉帝王、绵延血脉。
所以再看宫斗剧,看见妃子们争宠厮杀,不必一味觉得她们心机深重。
在这座华丽牢笼里,帝王的恩宠,是她们唯一能够抓住的救命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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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斗倒王明?
一九四二年三月,延安中央医院,王明病好转了,正准备出院。三月十三日,主治医生金茂岳给他吃了一片药。后来医生会诊的总结写着:“三月十三服一片即头晕,三月十四服二片,即呕吐头晕、肝剧痛、脾肿大、心区痛。”十五日金茂岳又让他吃了一片。此后几个月,金茂岳给他开大剂量的甘汞加小苏打。王明自己记下的是:“从1942年3月到5月,金茂岳逐渐用大剂量的含汞药物来毒害我。”“我常常失去知觉。”
陪他住院的是妻子孟庆树。她不懂医,看他吃了药反应异常,不许他再吃,把药扔了。后来她连药方也不照了,自己去找中医西医。王明晚年写:“我能够免于一死是由于当时陪我一起住院的、我的妻子孟庆树的精心照料和警惕性。”
四年多以前,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坐苏联军用飞机到延安,毛泽东在机场的欢迎大会上讲话,说这是“马克思给我们送来了天兵天将”。他那年三十三岁,是斯大林派回来督促中共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课本里讲的“王明路线”,说的就是他。
他带回来的是莫斯科的方针。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他讲“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要中共服从国民政府的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到前线去打日本。毛泽东的方针是另一套。四个月前的洛川会议上他已经定下:军队不受国民政府调动,避开日军的正面,绕到敌后去打游击,趁日本占领中国的时候全力壮大,等日军杀伤了国军再夺国民党的天下。八路军出发前,他和朱德召集干部训话,据后来投向国民党的八路军支部书记李法卿说,定的决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国民党),一分抗日”。十二月会议上多数人站在王明一边。毛泽东表面不否定王明的口号,内部照旧指示八路军、新四军不受国民政府调遣,对日军避战。王明会后去武汉主持长江局。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提出王明不要再回武汉去,表决,五票反对,三票赞成,他只好把事放下。
八月,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带回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口信:中共的领导机关“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九月六中全会,毛泽东作报告,把避战的方针叫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规定八路军、新四军只准打游击,擅自对日军开战的干部要受军纪处罚;王明接着作报告,讲的还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一回在座的高层多数站到了毛泽东一边:一年多下来,军队翻了两番,地盘大了,延安太平无事。全会照王明的提议决定召开七大。七大要选新的中央委员会,毛泽东担心王明在七大上接任最高领袖,这个会他拖着不开。手握新四军的项英明说要在七大上支持王明取代毛泽东。毛泽东先把新四军九成的部队调到江北交给刘少奇,只留项英和军部在皖南;一九四一年一月军部按毛泽东指示的路线南下,被国民党军围住打散;三月,项英在逃亡途中被随行的副官枪杀。这就是皖南事变,毛泽东是借它除掉项英的。六月,德国进攻苏联,斯大林顾不上延安了。毛泽东让胡乔木、王首道等人编《六大以来》,收进五百多篇文件,对他不利的删掉,加进他在党内一贯正确的话;九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整风,全党拿这本书作学习范本。
十月四日,毛泽东把季米特洛夫的来电交给王明,让他先考虑怎么回。电报问了十五个问题,其中一条是:德军还在继续进攻苏联,中共准备在中国战场上采取什么行动打击日军,让日本腾不出手去打苏联;另一条问中共对统一战线的团结究竟持什么立场。问的还是四年前争过的那两件事。王明的老师米夫,三年前已经在苏联的大清洗中被处决。近三年王明没有直接收到过季米特洛夫的联络。七日晚上,毛泽东带着任弼时、王稼祥到他住处商量回电,他当面说:“我党已处于孤立,与日蒋两面战争,无同盟者,国共对立。原因何在?党的方针太左,新民主主义论左。”整风前,他还要求在党的大会上和毛泽东辩论,请共产国际评判。八日晚上书记处开会,他又作了长篇发言。
毛泽东接着说。王明认为我们太左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王明的观点太右了。“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的许多错误,我们是等待了他许久,等待他慢慢的了解,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国际报告过。”在座的人一个接一个批评他,康生也在内。
这之后王明病了,住进中央医院。在医院里他写诗:“自是凛然争气节,独逢乱谄不低头。”他说毛泽东是在“建立个人党内专制和个人军事独裁”。毛泽东那段时间写了九篇文章,骂王明和王明从前的同盟者。文章里叫他们“最可怜的小虫”。毛泽东把文章改了又改,没有发表,收了起来。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整风的事归总学委管,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事也归了总学委。金茂岳是中央医院的妇产科主任,王明住院,院里派他做主治医生。八月十三日王明回到杨家岭家里,他继续上门给王明治病。
整风期间,刘少奇几次告诫王明:“你千万不可冒犯毛泽东同志。”王明说,我们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很正常的吗。刘少奇说:“中国国情不同,批评毛泽东同志就是犯上!”王明问,党章上有这一条吗。刘少奇说,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形成的,他的领袖权威不能碰。王明说,你这么说,毛泽东同志岂不是成了皇帝。刘少奇说:“是的,你说得一点都没有错,毛泽东是皇帝,是革命的皇帝,是中国革命的皇帝。”
一九四三年一月八日,两个苏联军事记者来看王明。他问,能不能用他们的电台给季米特洛夫发一份电报。他们同意了。他后来写:“我想,这是我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二月,回电到了,季米特洛夫说:“我们设法用飞机把你接到莫斯科治病。”
二月十二日,金茂岳又给他开了甘汞加小苏打。一星期后开了单宁酸灌肠,浓度高到会诊总结说的“有严重危险”。王明没有吃,也没有灌,把处方留了起来。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不在。会议把中央书记处改成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个人,毛泽东任主席,并且规定:“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两天以后,三月二十二日,王明把金茂岳开的处方交给了苏联医生阿洛夫。
会诊安排下来了。一位医生搬到王明家里住了一个月,为他熬了一个月的尿,把薄金片丢进尿里再夹出来,放到显微镜下看,金片上要是有红色,就是汞沾在上面。“里面有几次阳性。他是慢性中毒。”六月三十日正式会诊,七月二十日作出结论:金茂岳给王明吃的汞“超过极量”,“足以引起数人中毒或致死”。金茂岳在结论上签了字。一次开会,当着一屋子医生,他跪在孟庆树面前哭了很久,说他是错了,但不是故意。他随身带的一本《军医必携》里写着甘汞不能和小苏打配用,那一行下面有他自己用红笔画的线。跪在王明床前那次,他说得更明白:“是李富春吩咐的。他说,您是个教条主义者,是反对毛主席的,因此决定要除掉您。我是主治医生,他们就把这事委托给我了。”李富春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下毒,是毛泽东指派金茂岳做的。
当局的结论不是这样。刘少奇、任弼时、康生、邓发、李富春、李克农组成调查委员会,前后讯问金茂岳十二次,结论是医疗事故,“由于操作疏忽、经验不足”。一九四四年十月,延安市法院判金茂岳有期徒刑五年,缓刑五年。同一个月他回到中央医院,仍旧当妇产科主任。
接王明的飞机来了。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架苏联飞机落在延安,机组等了又等,空着飞走了。十月二十日又来一架,等了四天,带走几个苏联情报人员,没有王明。苏联联络员孙平在日记里写:“医生们一次一次地被叫到行政领导机关去,要他们说王明病得很厉害,王稼祥身体也不好,他们都受不了飞行的劳累。”十月二十八日,苏联医生阿洛夫去看王明,王明一看见他就哭了。王明的儿子记得,母亲有一次关上门,在屋里的土地上又踢又滚,用布堵住嘴,不让自己哭出声。
十一月一日,毛泽东在延安主持高级干部大会。王明没有来,孟庆树代表他出席。一个叫李国华的干部从关押的地方被带到台上,揭发说,孟庆树头一年对他讲过,“王明同志之中毒是中央某某人所为”。孟庆树上台,否认说过这话。十五日,她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信,说李国华是“撒谎”“造谣”,信里写道:“再一次以十万分的热忱感谢毛主席。”
十一月十三日到二十七日,政治局开会,继续批王明。王明没有参加。毛泽东在会上说:“遵义会议前被诬为机会主义者的,今天已变为主要领导者。但这个码头仍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这是一个矛盾,已经忍耐了多少年,从前年九月会议到现在又忍耐了两年,我还要求同志们再忍耐一下,不忙解决这个问题。”他说的码头,是眼下这个中央委员会。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四中全会,共产国际的人把王明一派扶上台;一九三四年的五中全会,是博古他们主持选的。延安的这个中央,还是这两次会以来的班底,当年给毛泽东定“机会主义”的也是他们。他现在管着这个中央,名分上却还是人家选出来的,所以要再忍一忍,等七大来选一个新的。他又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时,由于王明的回国,进攻中央路线,结果中断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
二十九日,李富春代表中央去和他谈话,要他检讨。十二月一日,孟庆树代笔、王明签名,给毛泽东和政治局写了一封信:“现在我再一次地向中央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一切问题以党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为决定”,“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
十二月十三日,季米特洛夫给王明来电:“至于你们党内的事,你们自己去解决吧,我这儿一时鞭长莫及。”二十二日,他给毛泽东发了一封长电。电报说,共产国际已经解散,它过去的领导人不得干预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但是从私人友情考虑,我又不能不告诉您我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状况的担忧”;“我认为,发动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控他们执行了共产国际推荐的民族统一战线,说他们把党引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我对康生所起的作用也心存疑虑”。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日,毛泽东回电。关于周恩来:“我们与周恩来的关系是好的,我们毫无把他开除出党的打算。周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关于王明:“王明一直从事各种反党活动”,“在我看来,王明是不可靠的”。他举了两条,一是王明从前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过,在狱里承认了党员身份才放出来;二是王明和米夫的关系可疑。关于康生:“康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七大开会前,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毛泽东以前的历任领袖都定成犯了“左倾”或“右倾”错误,王明是“左倾机会主义”。七大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王明病重,要请假,毛泽东亲自到他家里,请他务必参加开幕式。他被担架抬进会场。四十四名中央委员,王明和博古排在最后两名。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西柏坡,毛泽东的住所。王明问他,六中全会上刘少奇把“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释成“一切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整风时又把“一切服从”“一切经过”这两个口号定成“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你现在怎么想。毛泽东答:“这完全不是少奇的发明,这都是我的发明。”“在这些方面,我都是不对的。”王明说欢迎他的进步。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满脸通红,敲了一下桌子,喊起来,说他一定要创立毛泽东主义,党的历史要写成他个人的历史,七大党章已经定了,王明不承认也办不到。至于今天谈的话,“你应该像太庙里的金人那样三缄其口,不能对任何人讲!而一旦讲了,那么,哼,你知道,我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两个人又争了两个来小时。孟庆树找来,说到处找遍了,回家吃晚饭吧。一直坐在屋角听的江青站起来:“这两个老公鸡真是厉害得不得了;一见面就斗;一斗起来就没个完。”第二年三月十六日下午五点,毛泽东带着博古、张闻天、杨尚昆写的交代材料到王明住处,要他也写一份,骂自己,骂博古他们,骂俄国人。他说:“如果你不交代,我就要像对待博古那样来对待你!”王明让他把材料带回去。
中共建政后,王明当了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后来长期卧病。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日,“在刘少奇和其他同志,其中还有几位苏联同志的帮助下”,他从北京医院的病床上直接上了苏联飞机。二月一日,他写道:“我再次来到我们大家的亲爱的莫斯科。”
九月八大,九十七名中央委员,王明得票最少。他的工资按行政五级发,秘书代领,换成卢布,半年寄一次。一九六六年下半年起,再没有寄过。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王明死在莫斯科。从一九五六年上飞机那天起,他没有再回过中国。三个月后,毛泽东把一九四一年那几篇骂王明的文章找了出来,仔细看了一遍。一九七六年八月,他死前一个月,又请人读给他听了一遍。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6、151、168—169、287—289、306、589—590、603、634、636—637、642页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943年11月13日—27日条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4、295—296页(1974、1976年毛泽东重读九篇文章;王明1943年12月1日信)
——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孙平)《延安日记》中译本,1943年8月26日条
——王明《中共五十年》,徐小英等译,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38、40—44、71、76—79、145、152页
——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年,第223—229页(1943年7月延安医生会诊总结、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会诊医生口述及胡乔木语,均转引自此书)
——司马璐《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刘少奇的党的工具论」一节(刘少奇与王明的对话,王明身边的陈女士在莫斯科告诉司马璐)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一),第358页(李法卿所述毛泽东、朱德训话)
——余汝信《康生年谱》,新世纪出版社,2023年,第128页(金茂岳案调查与判决)
——《王明回忆录》,哈耶出版社,2009年,编者按(八大得票、工资)
——霞飞《王明中毒事件》,《党史文苑》2007年(当局“医疗事故”结论)
——田中仁《王明著作目録初稿(III)》,《大阪外国語大学アジア学論叢》第3号,1993年,第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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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存款七个档次
一、很穷:无存款
二、挺穷:1-5万
三、普通:5-10万
四、算富:10-25万
五、较富:25-50万
六、小康:50-100万
七、小豪:100-500万
快来对号入座吧,说说你当前的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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