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终战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去参拜靖国神社，但仍遭中国官方批判，说她交了“香火钱”。如果说参拜靖国神社就是要肯定二战侵略，那么高市首相访美时，去阿灵顿公墓拜祭献花，那里可是埋葬有二战时轰炸东京的美军官兵尸骨，她难道去肯定美军向日本扔原子弹？参拜靖国神社的争议背后，主要是中共当局刻意煽动反日仇恨。我的最新文章—— 曹长青：参拜靖国神社的中日较量 在标志二战结束（日本称之为终战日）的8月15日，很多日本人，包括政界人士，去东京的靖国神社祭拜。但今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去，只是自费献了“玉串料”（祭祀费），而且是以自民党总裁身分，而不是首相。以高市早苗的既往立场，她会去祭拜；这次明显是为了不刺激中国，而特意选择没去。但是，她对中国释出的一番善意，还是被中国官方扭曲，渲染她交了“香火金”。然后就是一顿批判。 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多年来都被中国政府刻意渲染成政治问题，近年更演变成诋毁日本、煽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巩固中共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 2008年我曾去参观靖国神社。随后撰文比较了靖国神社和夏威夷的珍珠港纪念馆（我在夏威夷住过一年半，曾两次参观珍珠港纪念馆）。在近二十年前的那篇文章中，我对靖国神社内当时尚存的退役老兵在那儿摆姿态喊口号的现象及讲解影片颇批评，更欣赏美国人对二战事件的理性、平和审视的人生哲学。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靖国神社已经大为改观，尤其是我对靖国神社的历史和日本人的信仰等问题的进一步理解，越发感到，中国政府是刻意利用中日两国人民对宗教的不同理解，尤其是通过垄断媒体，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洗脑毒化中国人，目标清晰地煽动仇恨。 对靖国神社，可从这几个层次来看： 第一是死亡和神灵观。日本人多信奉神道，神社在日本最为常见，可谓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神社。日本人的神道观念是，人死后成为神灵，被祭祀后成为“守护神”的一部分。在这种观念下，靖国神社供奉着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 246 万战殁者的名册（神社内既无骨灰也无牌位），他们祭祀的是“灵”，而非个人的道德审判。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包含甲级战犯，也被视为“战殁者的灵”。在宗教层面，祭祀不等于为其历史行为背书。 此外，日本社会还有“死者净化”的传统，主张避免对死者过度批评，重视“成佛”与“安息”，认为对亡者过度指责会招致不祥。这种观念部分源自佛教的往生思想与神道的祖灵观。因此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生前可受严厉批判，死后随即转为“追悼对象”。日本没有“鞭尸”，或像中国那样制作跪像供人唾骂（如秦桧像）的习俗。 日本这种宗教哲学跟西方也有很大差异。基督文化中，“罪”具有永恒性审判意义，“悔罪”是核心概念。而日本传统文化更重视“和解”与“安魂”，较少强调“永远的罪”。这导致对历史责任的语感差异。对中国和韩国而言，战争记忆仍属历史创伤，祭拜被理解为荣耀战争。但对日本人而言，祭祀亡灵并非道德肯定。两种文化的碰撞，老百姓不懂，政客就拿来操作成保住自己权力的工具。政客可耻，百姓可悲。 据日本宪法第20条：政教分离。国家不可给宗教以特权，但同时也不可干预和剥夺宗教自由。这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强调政教分离、但保护宗教自由的原则几乎一样。 因此：日本政府不可以命令靖国神社“撤下”某些祭拜对象，不能强制分祀甲级战犯，也不能改变其祭祀方式；这些权利属于神社自身。 1978年靖国神社合祀甲级战犯（如东条英机）后，曾有日本首相私下希望“分祀”，但神社方面明确表示：合祀后不可撤回，这是宗教仪式，不是政治名册。所以法律上政府无权强制。 虽然无权干预神社内部事务，但政府可以决定：首相是否参拜。这是政治选择，而非宗教仪式问题。例如：小泉纯一郎多次参拜，安倍晋三曾在任内参拜一次。如果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可能被质疑违反政教分离。但日本法院历来倾向：不明确判定违宪，视为政治人物自己的判断范围。所以这是一个灰色地带。 日本首相的拜谒，本质上是出于对战死官兵的传统追思，而非肯定二战中的侵略行为。如前所述，在日本宗教文化中，人死后转化为灵，便与生前的罪错脱钩，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解脱与超越。 回顾历史，中方曾经热情款待二战时日本军政人物，毛泽东曾在北京招待二战时侵华战争主要指挥官之一的远藤三郎中将；周恩来也曾多次接见二战时日本陆军中将藤田茂（Fujita Shigeru），他去世时把周恩来赠送的中山装作为寿衣。 更值得注意的是，1978 年靖国神社将 14 名甲级战犯入祠合祀时，中国官方并未立即抗议。次年日本首相参拜，北京方面也无显著反应。直到七年之后的1985 年，北京才开始把此议题政治化，以此煽动反日民族主义情绪来巩固国内统治。 第二个层次，中国官媒和御用学者热衷渲染的是，日本对二战责任“不认错、不谢罪”。但这完全不是真实情况： 二战后，日本政府对“侵略与殖民统治”向中国及亚洲多国正式或准正式道歉过很多次。如果只算“首相或内阁级正式表述”，一般学界与媒体整理大约 10多次；如果把外相、官房长官与国会决议也算上，超过20次。大致如下——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首相田中角荣）表述：日本方面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 1984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问中国时表示，“日本过去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不幸，我们对此深感遗憾。” 1992年日本明仁天皇访华时说：日本过去有一段时期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苦难，我对此深感痛惜。那是日本天皇首次访问中国。 1993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承认日本军方与慰安妇制度有关，表示：衷心道歉与反省。 1995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日本在过去某一时期的国策下，走上战争道路，对亚洲诸国人民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我在此表明深刻反省与由衷道歉。这是最具代表性的官方道歉。 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对过去侵略战争造成的损害和痛苦表示深刻反省。 2005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战后60年讲话：对殖民统治与侵略给许多国家人民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表示由衷道歉。 2010年日本首相菅直人日本战后65年谈话：对殖民统治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表示深刻反省与由衷道歉。 2015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过去的战争给许多国家人民带来巨大损害与痛苦。对此表示深刻反省。并表示：历代内阁的道歉立场将继续坚持。 而且，1995年日本国会战后50周年正式通过决议：对殖民统治与侵略表示深刻反省。 总结来看，首相或内阁正式谈话约10次以上；外交文件（联合声明等）约5次；国会决议1次；天皇表述多次。合计约15-20次或以上。 所以，很多国际学者的评价是：日本是二战战败国中道歉次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德国虽然道歉非常深刻，但次数反而没有日本这么多，因为德国更强调国家制度与法律层面的责任。 中国政府对日本的这些道歉刻意回避，官媒不予报导。所以日本社会，尤其保守派认为，日本这种不被接受的道歉不要再继续了，应该摆脱二战阴影。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至今仍是专制国家，仍在做残害中国人民的事情。二战期间，因为日本侵略，确实造成中国军民死伤惨重，中国政府最高估计是3500万人。但是，在没有任何外敌侵略的和平时期，在共产党统治下，中国可能多达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死于政治迫害、枪杀、人为政策造成的饥荒，以及各种政治运动导致的自杀等等。造成如此大众死亡的中共政权没有道德资格谴责日本。它应该先向本国人民谢罪，退出历史舞台。 第三点，中共官方多年给民众灌输：日本没有赔偿二战给中国造成的损害。这更是故意扭曲事实。 真实是：在毛泽东、周恩来掌权的七十年代，中国和日本签署声明，中方正式放弃了对日本的二战索赔。这不是毛泽东们的慷慨大度，而是背后的政治算盘，或者说是“交易”。北京政权用正式放弃对日索赔，换取日本政府同意一个中国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放弃和台湾“中华民国”的邦交。 而在中国正式放弃对日索赔后，日本却做出了变相的赔偿行动。在中国经济开放起步时，日本向中国投入各种援助，包括低息贷款，无息贷款，还有无偿援助等，高达3.66万亿日圆。到2022年3月全部援助项目结束，前后跨度长达42年！ 日本援助资金重点投入中国的基础设施、能源和民生。主要有：上海港改扩建工程，秦皇岛港煤炭码头扩建，天津港改造工程，京秦铁路（北京—秦皇岛），广深铁路部分改善工程，大亚湾核电站（技术与融资），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等。 仅以中国上海为例，如果没有日本援助，上海港口的吞吐能力提升可能晚5–8年。如果按“结构性影响”排序，中国最得益于日本援助的城市是：上海，天津，秦皇岛（能源枢纽），广州／深圳（间接），北京（公共与环境）。据专家推算，如果没有日本的援助，中国的工业基础建设会延迟约5-10年，出口起飞可能晚一个五年规划期。 但这些中国官方媒体都不愿报导，甚至有意回避。所以至今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日本做了这些，还在跟着政府的指挥棒“反日”，跟着抗日神剧“仇日”。 中国的经济开放，当然得力于邓小平的改革决断。但若只谈“改革勇气”，却刻意忽略改革最初的资金来源，那就是选择性地讲历史。经济转型不是口号工程，而是资金工程。 中国在1978年之后，能够避免社会崩溃式转型，靠的不是单纯制度设计，而是两笔关键性外部资源。第一笔，是来自香港、台湾、美国等地的海外华人资本。这些资金既有文化连结，也有风险承担能力，成为改革初期的第一波托底力量。 第二笔，更关键——是日本长期、大规模的低息贷款、无息贷款与无偿援助。这不是象征性姿态，而是实打实的基础设施投资：港口、电力、交通、环保工程。没有这些工程，中国沿海出口体系不可能那么快成型。中国经济腾飞，背后站着日本的融资支撑，这是结结实实的事实。 对比俄国，更凸显中国的超级“幸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推行“震荡疗法”，价格放开、国企私有化，结果经济急剧萎缩，社会秩序崩坏。为什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外部启动资金托底。俄国没有自己的“香港、台湾”，也没有一个日本式的邻国，愿意长期低息融资。 当年推动俄罗斯改革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电视受访时说，他当时多次向美国政府提出，应该向亲西方的叶利钦总统领导的俄国提供类似“马歇尔计划”的支持，帮助当时俄国一下子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度过资金缺口的难关，但遭到老布什政府，以及随后的克林顿政府的完全拒绝。 与白宫高层有相当关系、深知内情的萨克斯教授后来说，这是因为美国要保持全球唯一超强，阻止俄罗斯再次强大的心理因素作祟。 作为当时叶利钦政府的头号美国经济顾问，萨克斯在波兰等好几个前东欧国家推动的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都相当成功，因为美国在关键时刻给了这些国家援助，尤其是对波兰帮助最大。萨克斯当时以为美国一定会同样援助俄国、力挺俄国成功进行市场经济转型、进一步鼓励支持俄国当时非常亲西方的立场。但完全出乎萨克斯的意料，美国一口拒绝了。这是俄国那场震荡疗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俄国因缺乏外部资金托底，没有像中国那样有香港、台湾、美国的华人投资，更没有中国那样的邻居日本，在关键的经济起步阶段，大量给予低息、无息贷款，甚至无偿援助。而日本就没有防范中国经济强大的那种美国防范俄国的心理。日本人和美国人的这种对比，太多中国人，甚至学者们完全不知道，当然就更不知道领情、感恩。 结果因为缺乏外部资金支持，叶利钦总统的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失败，俄罗斯的经济近乎崩溃，民众生活水准剧降。后来普京当选总统，力挽狂澜，才开始经济复苏，这也是很多俄国人感激和支持普京、对叶利钦多有批评的原因之一。 同样是共产大国转型，结果巨大差别，有无启动资金是最重要一环。就如同大家都在创业初期，谁拿到银行贷款或资助，决定了谁能成功。所有创业者都知道第一桶金的决定性作用。否则，无米之炊谁做得出来？ 更讽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给苏联造成约2700万人死亡。这是一个极其惨烈的数字。但1990年冷战结束后，已经相当繁荣富有的德国，并未对俄罗斯提供长期、有规模的经济援助。德国选择的是什么？是姿态政治。当时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下跪道歉的那一幕，确实震撼。但那是一个动作，一个象征，一个历史镜头。象征感人，却不能当钱花。 德国的历史反思，在道德语言上高度鲜明；但在实际经济补偿层面，并没能给俄罗斯托底。而日本呢？没做戏剧化的忏悔场面，却在长达42年期间持续向中国提供低成本融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和完成援助项目。这种方式，不够上镜、不够让媒体鼓掌，但它是实实在在的经济支持。下跪，是瞬间。融资，是几十年。 如果要比较“实质性谢罪”，那么长期资金投入与基建支持，远比一次政治动作更具有实际意义。 问题是——在中国的官方叙事中，这段历史被刻意淡化。援助不被提及，合作被简化为“正常往来”，却在需要动员情绪时，重新高喊“对方从未谢罪”。这种叙事选择，不是历史评价，而是政治需要。中国改革成功，固然有自身努力；但若否认外部资金与合作的作用，那就是违背现实，否定真实，没有感恩之心。 真正的反思，不在媒体的闪光灯上，而在几十年流动的资金上。日本选择的是实质性补偿；德国选择的是象征性忏悔。谁更“高尚”？可以各有看法；但谁对经济命运产生直接影响，答案并不复杂。 真实且完整的历史，不能只播放下跪的画面，更应该同时列出融资数字。否则，那不叫记忆，而叫选择性记忆。所有选择性记忆，都是为了意识形态服务。 中国当局利用对官方媒体的控制，对社交媒体的管制，在靖国神社、日本援助、二战是否道歉谢罪等问题上，都不仅是“选择性记忆”，而且是“选择性攻击”，以扭曲事实来攻击日本，煽动中国人的仇日情绪。而被仇恨烧焦的灵魂，绝无法建出一个健康的社会。 尽管被视为强硬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展示了成熟政治家审时度势的一面。在拜谒靖国神社问题上，她表现得相当谨慎。例如在去年10 月的靖国神社秋季大祭，高市早苗并未现身，当时她还没有当选党总裁和首相。虽让部分保守派失望，但她是为了避免日本与中、韩关系恶化，并防止国内左翼媒体的攻击。这种“忍耐”反映出她在追求目标时，仍会优先考量国家的大局利益。 这次她在“终战日”仍然选择没有去靖国神社拜祭，也是在顾全中日关系的大局。但仍是遭到中国官方媒体的攻击，说她给靖国神社交了“香火钱”。 看看夏威夷的珍珠港纪念馆，就懂得，西方文化的核心不是仇恨，而是不忘记历史，但向往与追求的是和平（以及平和之心）。日本的靖国神社，连任何灵位都没有，只是一本花名册，里面是自明治维新以来、过去150多年日本246 万战殁者的名字而已。 靖国神社今年6月还推出新规，禁止穿军服（现役军人除外）、带军械、以及奇装异服等进入靖国神社，就是阻止极右翼破坏靖国神社的设立初衷。 高市早苗当选首相后首次访问白宫时，特意去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拜祭献花，那里可是有二战时轰炸东京、向广岛扔原子弹的美军官兵尸骨，这就是日本的文化，高市首相是拜祭死者，没有道德和政治评价，对于日本人来说，人死了，就变成了神灵，无数的神灵汇集一起，就成为活着的人们的保护神。 而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他们什么也不信，也不懂，只懂得要权力、煽动仇恨，而有了众多义和团，就最容易保住慈禧太后们。 一个煽动和制造仇恨的国家，形成世界的奇观：韭菜们在欢呼镰刀！ ——原载台湾《锐传媒》2026年8月17日

據路透社報道，當地時間4日，菲律賓司法部以及副總統莎拉·杜特爾特的律師證實，當地法院已對莎拉·杜特爾特下達逮捕令。 路透社報道稱，由於涉嫌三項“嚴重威脅”指控，當地法院對莎拉下達逮捕令，同時將每項指控的保釋金定為12萬比索。 莎拉的律師表示，“無論管轄權問題如何，她都無意逃避法律責任，並將繼續通過一切合法途徑維護自己的權益。” 據報道，該案源於莎拉2024年底的言論。她當時曾聲稱，已安排專門的“殺手”，若自己遭遇不測，將對菲律賓現任總統馬科斯及其夫人等進行報復。莎拉否認曾威脅過他們。 報道稱，這些所謂的威脅也是針對莎拉的彈劾指控之一。目前，菲律賓參議院正就其彈劾案展開審理。 莎拉還被指控在擔任副總統和教育部長期間濫用公款。她否認有任何不當行為。 莎拉是菲律賓前總統杜特爾特長女，曾是馬科斯的競選搭檔，但後來與馬科斯反目。莎拉2025年2月曾遭眾議院彈劾，但最高法院同年7月以程序違憲為由終止彈劾。2026年2月，莎拉宣佈參加2028年總統選舉。4月底，菲眾議院司法委員會表決認定，有充分理由彈劾莎拉，莎拉被指控涉嫌腐敗、策劃暗殺、煽動叛亂、濫用職權等。 5月11日，菲國會眾議院表決，約八成眾議員支持彈劾莎拉，彈劾案移送參議院審理。後續若超過三分之二的參議員支持彈劾定罪，莎拉或將終身不得擔任公職。莎拉一直否認有任何不當行為，稱對她的指控出於政治動機。

#独家# 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将一项与沙特阿拉伯达成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核协议提交国会审议，但一名政府官员说，特朗普尚未放弃他在最后一刻提出的条件，即沙特必须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日本众议院议员、自民党财务委员长木原诚二在 WebX 2026 论坛表示，目前正在国会审议的《金融商品交易法》修正案，将推动加密资产由支付手段定位进一步转向投资商品监管，并为区块链进入传统金融体系奠定制度基础。木原诚二等与会者认为，加密资产 ETF、将加密资产收益与其他收入分开并按约 20% 税率计税，以及允许交易亏损用于抵扣未来盈利，有助于吸引传统金融机构和机构投资者进入市场；与会者还讨论了责任准备金要求及放宽现行 2 倍杠杆限制等问题。（CoinPost）

美国加密监管重磅法案落地提速！CLARITY法案进入最终立法通道 2026年5月14日美国加密监管迎来里程碑进展，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以15票赞成、9票反对，正式审议通过《加密货币市场结构法案》（CLARITY法案），这份重塑美国数字资产监管体系的核心法案，成功推进至后续立法阶段，距离正式落地仅剩四大关键流程。 作为美国全面规范加密市场的重磅立法，该法案将彻底厘清数字资产监管权责、完善市场合规框架，但其正式生效仍需走完国会审议、总统签署的完整法定流程，具体核心步骤如下： 1. 参议院内部文本统一（跨委员会协调） 目前参议院存在两套法案版本，分别由监督SEC的银行委员会、监督CFTC的农业委员会审议出台。下一步需完成两大委员会版本的整合修订，敲定参议院唯一统一法案文本，消除内部监管条款分歧。 2. 参议院全体议员表决 统一后的法案将提交参议院100名全体议员辩论投票。法案虽获得两党初步支持，但仍面临核心争议：多位民主党议员对法案反洗钱（AML）管控力度、DeFi合规细则、特朗普家族加密企业政治伦理条款存在异议。法案需争取至少60票绝对多数支持，才能规避审议阻碍。 3. 参众两院版本调和再审 美国众议院已于2025年7月通过自有版本的CLARITY法案，目前两院在稳定币收益规则、投资者保护细则等条款存在差异。后续将成立两院联席会议委员会协商统一文本，最终定稿需经参众两院分别二次投票通过，确保版本完全一致。 4. 总统签署正式立法 白宫已明确对该法案持强烈支持态度，设定了2026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前后的立法落地目标。待两院完成全部审议流程，统一法案文本提交总统签署后，该法案将正式生效，成为美国加密市场顶层监管法律。 行业核心影响 此次法案推进，意味着美国加密行业告别长期监管模糊状态进入倒计时。一旦落地，将建立权责清晰的数字资产监管体系，重塑美国加密市场合规规则，同时对全球加密行业监管标准、市场发展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日本自民党批准食品消费税大幅下调计划，财政压力引发担忧】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周三正式批准了首相高市早苗力推的大规模消费税削减计划，尽管外界对日本本已紧张的财政状况日益担忧。自民党总务会一致通过该方案，为当天晚些时候内阁正式批准计划铺平道路。该方案预计将在特别国会审议后，于2027年4月开始实施。根据计划，日本食品消费税税率将在两年内从目前的8%大幅降至1%。此外，政府还将额外提供相当于1%的退税或补贴，使食品购买实际上实现“零税负”。作为高市早苗缓解家庭生活成本上涨压力的重要政策之一，这项减税措施预计将造成约5万亿日元（317.2亿美元）的财政收入缺口，也进一步加大政府解释资金来源的压力。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主席 Michael Selig 目前作为该机构唯一在任委员，实际上掌握着对加密资产、预测市场及衍生品市场的重要监管决策权。Politico 报道称，Selig 上任不到半年已推动加密货币和预测市场监管环境转向更为开放，包括支持创新产品审批、调整执法方向以及推动相关规则制定。随着国会审议赋予 CFTC 更大加密市场监管权限的法案，其影响力进一步上升。不过，其单独主导监管决策的现状也引发部分国会议员及 CFTC 内部人士担忧，批评者认为机构人手与资源有限，且缺乏多委员制衡机制，可能影响监管独立性和执行能力。（Politico）

美国博彩行业组织、部落博彩协会及多个工会正敦促国会在正在审议的加密货币立法中加入条款，明确禁止 Kalshi 等预测市场平台提供体育赛事投注服务。联名方认为，预测市场在过去 18 个月推动了美国博彩活动的大规模扩张，但缺乏选民批准或专门立法授权，并主张体育博彩不属于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的监管范围。美国博彩协会（AGA）此前估计，自 2025 年以来各州因预测市场损失约 10 亿美元博彩相关收入，但相关平台对此提出异议。（Semafor）

美国准备迫使荷兰禁止 ASML 向中国销售 美国希望通过限制中国获取先进芯片来减缓中国在人工智能和超级计算机领域的进展 美国国会目前正在审议一项名为《Match 法案》的议案，该法案将把这种压力转化为直接胁迫。该法案旨在迫使盟友采用美国对敏感技术的出口政策。 这将禁止阿斯麦向中国出售其目前获准销售的老式深紫外光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