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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回小時候其實就很喜歡研究人體奧妙 #國小會主動問老師有關於性的問題# #國中幾乎收割了同校的所有男同學# #高中四處約砲被開發了上百種情趣# 到現在壓抑不住意識裡的渴望 很多時候都飢渴難耐的想得到釋放 卻再也回不到屬於這個年紀該有的純真 但至少我誠實對待自己最真實的慾望 不抗拒選擇享受 遵從內心 所以我能大聲的說我喜歡性這件事!!! #從小就主打愛愛永不過時# #沒有我頻道怎麼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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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历史中学习金融:看完你会比90%的人更懂金融! 金融从来不是孤立的钱的游戏, 本质就是人性逐利冒险与文明规则约束的千年博弈。 人性要逐利冒险,文明要立规矩防混乱, 正是两者不断拉扯,才长出了今天我们熟悉的金融世界。 其实咱们现在天天纠结的: 该不该买股票? 利率涨了怎么办? 本质和几千年前古人遇到的问题一模一样: 借粮食怕还不上,就像现在怕房贷断供; 想多赚点利息,就像现在想靠理财增值。 金融的源头,本来就是人性的真实需求,加上文明为了满足需求搭起的规则框架。 今天我们就顺着时间线,把这场跨越千年的博弈理清楚。 01)金融的起源:信用从泥板里诞生,规则从约束贪婪开始 很多人都觉得一定是先有货币,才有金融。但事实真的如此吗?请看以下这张图,这是公元前2800年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文明泥板上的借据——核心两个字:信用。 那时候两河流域还没发明像样的货币,但苏美尔人已经把借贷关系刻在泥板上了。比如一块出土泥板清楚写着:「普兹拉姆从太阳神沙马什那里领了三巴舍克勒白银,收货时连本带利还,利率百分之二十」。 为什么选泥板?因为黏土在当地遍地都是,烧硬了能保存几千年,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合同——就算双方翻脸,旁人看泥板也能说清谁欠谁。这就是最早的信用凭证:金融的起点从来不是钱生钱,而是「我信你能还,咱们留个证据」。而且泥板上不仅记账,还写清楚了违约规则:还不上就用小麦抵押,实在还不上就当三年奴隶——从一开始,信用就和规则绑在了一起。 只靠熟人信任和简单约定,应付不了复杂情况,总有人把利息抬得离谱,逼得借债人卖儿卖女,整个社会都会乱套。于是文明出手定规矩,就有了我们熟悉的《汉谟拉比法典》——这其实是人类最早的金融监管法。 公元前1750年的古巴比伦,法典专门给借贷定了红线:借谷物,利率上限是33.3%;借白银,利率上限是20%;谁敢超收,直接没收他借出去的东西。为什么定这么严?当时美索不达米亚人爱喝啤酒,40%的小麦都用来酿酒,如果高利贷把农民逼得种不出小麦,不光没酒喝,整个社会的粮食供应都要出问题。所以规则的意义从来不是扼杀金融,而是保护信用不被贪婪破坏,让借贷能长久做下去。 到了古希腊,金融又长出了新玩法——期权的雏形。哲学家泰勒斯其实是个隐藏的金融高手:有一年他通过天文观测,预判来年橄榄会大丰收,就提前付了定金,锁定了当地所有橄榄榨油机的未来使用权。等真的丰收,农民们都要榨油,只能从泰勒斯手里租机器,他一下子赚得盆满钵满。 这操作放到今天就是标准的期权:用少量定金锁定未来资源,按约定条件交易,本质和我们现在买期货期权没区别,支撑这笔交易的核心还是信用——泰勒斯信农民会履约,农民信泰勒斯会付定金。 说到这里我们再想「利息」的起源,其实特别实在:苏美尔语把利息叫「moss」,埃及语叫「ms」,都和「声誉」挂钩;日语里利息的词源,本意是「子嗣带来的利益」。这不是古人浪漫,而是本质就是:借出去一头牛,明年可能多一头牛犊;借出去一袋小麦,明年能多收半袋。利息本来就是对出借方「信用风险和机会成本的补偿」,你帮了我,我得让你不吃亏——这本身就是最朴素的规则。 所以金融的源头其实很清楚:信用是地基,没有信任,没人愿意把钱或东西借出去;规则是承重墙,没有规矩,贪婪会把整个信用体系拆塌。 02)中世纪金融:禁令下的博弈,逼出更灵活的创新 等到了中世纪的欧洲,这套「信用+规则」的逻辑突然被打乱了——基督教直接出台利息禁令:说「时间是上帝的,收利息就是赚上帝的钱」,给刚发展起来的金融套了个紧箍咒。 但规矩是死的,人要做生意要谋生,金融总能绕着禁令找活路,反而在道德枷锁和现实需求的拉扯里,催生出了更灵活的金融玩法。 我们先看看这个禁令有多严:公元325年尼西亚会议就规定,神职人员不能放贷收息;过了500年,到850年直接加码:放贷的人直接逐出教门。可现实呢?国王要打仗,商人要运货,农民要种庄稼,谁都有急用钱的时候。12世纪的意大利,商人运丝绸从威尼斯到布鲁日,光成本就要几千金币,自己拿不出只能借,禁令再严,也不能眼睁睁看着生意黄了。 所以第一个妥协的,反而是出台禁令的教会。1215年第四次拉特朗大公会议上,教会松口了:「要是借债人逾期不还,收点罚金,不算利息」——这其实就是换个说法,本质还是补偿出借人的损失。后来更直接,你放贷赚了钱,买张赎罪券就能免罪,变相承认了利息的存在。甚至教皇克雷芒七世出身的美第奇家族,直接发行教廷公债,每年付10%的利息——毕竟教会要盖教堂、养神职人员,也需要钱。再严的道德禁令,遇到真实的资金需求,也得给现实让路。 那普通人借钱找谁呢?犹太人成了这个领域的主力军。犹太教规矩里有一条:「借给弟兄不能收利息,但借给外邦人可以」。中世纪的欧洲,犹太人是少数群体,不能买土地,不能当公务员,只能靠商业谋生,放贷就成了他们的主要活路——不是犹太人天生爱做高利贷,是规则把他们逼到了这个领域。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里的夏洛克,原型就是中世纪的犹太放贷人,他要一磅肉的极端约定,其实也是无奈:犹太人没有土地做担保,只能靠这种极端方式保障自己的本金。 伊斯兰世界的玩法更聪明:伊斯兰教也禁止收利息,但商人想出了「贸易差价」的办法——我帮你买一批香料,你卖掉再给我钱,我多收的服务费,其实就是变相利息;他们还早早搞出了汇票,商人在开罗买货,不用带沉甸甸的金币,开张汇票到巴格达就能兑钱,比欧洲早了好几百年。没办法,横跨欧亚非的商路需要便捷的支付工具,禁令反而倒逼出了更聪明的创新。 除了这些玩法,中世纪还给金融打下了两个关键的技术基础:一个是斐波那契把阿拉伯数字引入欧洲,写了《计算之书》,替代麻烦的罗马数字,算清复杂生意账;另一个是卢卡·帕乔利发明了复式簿记,一笔生意有借必有贷,赚了多少欠了多少一目了然。这看似是数学和会计的小事,其实是金融的基础设施——只有算清账,商人才能攒下信用,才能聚集更多资本做大事。 所以你看,中世纪的金融没被禁令打死,反而在博弈里攒下了一身新本事:有了变相收息的办法,有了跨区结算的汇票,还有了算清账的工具。这些积累都不是白费的,等大航海时代来了,要给哥伦布的探险凑大钱,这些本事正好派上了用场。 03)大航海时代:资本的地理冒险,改变了整个世界结构 大航海时代探险家们敢闯大洋,从来不是只靠勇气,背后是资本在赌一把——赌新航线能带来比陆地贸易高几十倍的利润,这就是一场资本的地理大冒险:敢花钱、敢担风险,为的是赚别人赚不到的差价。 这场冒险最大的诱饵,就是现在我们习以为常的胡椒。在16世纪的欧洲,胡椒比黄金还金贵:欧洲吃的胡椒都从印度东南亚运,中间经过伊斯兰商人好几手倒卖,每过一次价格翻一倍,到欧洲内陆,价格已经是产地的十倍,普通农民根本吃不起。所以商人都琢磨:要是能绕开中间商,直接从产地运,利润不就全归自己了?开辟新航线的需求,本质就是资本想赚差价的需求——没有高利润诱惑,谁也不会拿大笔钱赌远洋航行。 那钱从哪来?我们都熟的哥伦布,其实就是一个找投资的「连续创业者」:一开始找葡萄牙国王,人家觉得他算错了航线,不投;又找法国贵族,人家也不感兴趣;最后磨了西班牙伊莎贝拉女王好几年,还承诺找到新陆地,西班牙分一半收益,女王才咬牙拿出钱。这不就是现在创业公司融资的样子吗?创始人画饼,投资方看收益评估风险,最后才掏钱;而且哥伦布还特别懂「定制方案」:跟西班牙说能找到亚洲捷径,跟法国说能发现新金银产地,这套看人下菜碟的融资逻辑,放到现在风投圈也不过时。 新航线打通之后,资本带来的连锁反应,直接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结构。最典型的就是「白银引发的价格革命」:1545年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波托西银矿,之后大量白银顺着航线流回欧洲,1595年美洲出口商品里95%都是白银。这么多白银突然涌入,欧洲物价直接涨了四倍——原来一个金币能买一百斤小麦,现在只能买二十五斤。 这一下子就冲击了旧秩序:靠固定地租吃饭的封建主惨了,收的地租还是老价钱,却买不到原来多的东西,慢慢就破产了;商人却赚翻了,用白银进货再高价卖出,差价越赚越大。资本就这么悄悄完成了社会结构洗牌:旧贵族退场,新商人崛起,资本开始主导社会财富分配,这就是大航海给文明带来的最深刻改变。 还有个有意思的小细节:我们现在说「美元」,其实根子能追溯到这场大航海。美洲白银发现之前,欧洲有个「泰勒银币」,用波西米亚山谷的白银铸造,成色足分量准,成了欧洲通用货币。后来这个银币传到西班牙叫「dolara」,传到英国变成「dollar」,几百年后传到美国就成了「dollar」也就是美元,甚至我们人民币的「元」,日元的「円」,都和这个银币有关系。货币从来不是凭空造出来的,都是跟着资本和贸易走的,大航海把银币带到全世界,也为后来的全球货币体系埋下了种子。 当然,这场冒险从来不是稳赚不赔:投资的船队遇到风暴沉了,钱全打了水漂;囤白银赌涨价,结果白银太多价格跌了,反而亏了本——这和现在的风险投资一模一样,高收益必然带高风险,资本愿意冒这个险,只是因为一旦成功,收益能翻几十倍。 大航海能成,本质就是中世纪金融经验的升级:复式簿记能帮商人算清远洋贸易的成本利润,汇票能不用带金币就完成跨洲结算,甚至中世纪的放贷逻辑都用来给船队融资。这些攒了几百年的基本功,才是资本敢闯大洋的底气。但远洋贸易成本越来越高,一趟下来成本是中世纪陆地贸易的十倍,单靠几个商人凑钱根本扛不住,还得有新的组织形式,把很多人的钱聚起来,还能分摊风险——于是,改变现代金融的两个发明就登场了:股份制公司和证券交易所。 04)现代金融基石:公司和交易所,是资本的双刃剑 荷兰人拿出的两个发明——荷兰东印度公司和阿姆斯特丹交易所,被板古敏彦称为「资本的双刃剑」:一边解决了「聚钱+分摊风险」的大问题,让大航海能规模化推进;另一边,也催生出人类第一次全民投机泡沫,告诉我们:再好的制度,也挡不住人性的贪婪。 荷兰东印度公司最核心的制度突破,就是有限责任。在这之前,欧洲的公司基本都是无限责任:你投100吨开公司,万一船沉了欠了500吨债,你得卖掉房子田地凑钱还债,一次投资就赌上全部身家,谁敢轻易投?所以那时候要么是家族小生意,要么是国王特许的垄断商,做不大。 但荷兰东印度公司不一样:明确规定股东只以出资额为限承担风险,你投100吨,最多亏100吨,不用卖房子还债。就这一条,彻底改变了资本的态度:原来只有大富豪敢投资,现在普通工匠、店主都愿意拿出积蓄——反正亏了也不影响生活,赚了能分远洋贸易的利润。公司成立的时候一下子募集了650万荷兰盾,是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十倍,没有有限责任根本凑不齐这么多钱。 它还有个更绝的设计:不按单次航海结算,做长期事业。原来的贸易公司,一趟航海回来就分钱散伙,下一趟再重新凑钱;荷兰东印度公司直接把21年的航海计划打包成长期项目,股东的钱能一直用在开辟据点、垄断贸易上,就像现在的长期基金,能做需要长期投入的大事——建商馆、控制航道,这些都不是一次航海能搞定的。也正因为事业长期稳定,股票才有了交易价值,这就为交易所诞生埋下了伏笔。 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作用,就是给资本找了个公开流动的「菜市场」:东印度公司的股东急用钱,想把股票换成现金,不用挨家挨户问,直接去交易所卖就行。这个交易所不止交易股票,还能做期货、期权:有人觉得明年胡椒涨价,就提前约定价格买东印度公司股票;有人怕股票跌,就花点钱锁定下跌风险;甚至连盐渍鲱鱼都能做期货,鱼还没捞,就先把未来的鱼卖掉,和现在农民提前卖粮食锁定价格逻辑一模一样。 但制度的另一面很快就露出来了——郁金香泡沫。17世纪30年代,荷兰人疯狂炒作郁金香球根:普通球根能卖几十吨,稀有品种「总督」球根能卖两万吨,相当于一个工匠十年的工资。为什么会炒成这样?有限责任让普通人也能进场投机,交易所让球根交易和股票一样方便,大家根本不关心郁金香能不能开花,只关心下一个人会不会出更高价买。结果1637年2月,球根价格突然崩盘,很多人早上还以为能靠球根发财,晚上就血本无归。 这就是泡沫的本质:当制度让交易变得太容易,人性的从众和赌性就会被无限放大,最后把资产价值炒成空中楼阁。不过这场泡沫也不是全没意义:它让人们意识到,光有聚钱的制度不够,还得有防炒作的规则——后来荷兰政府开始限制无实物交割的期货交易,就像现在监管裸卖空一样。而且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没受太大影响,因为它有真实的胡椒贸易利润支撑——这也告诉我们,有真实收益支撑的资产,才经得起泡沫的考验。 公司和交易所解决了「资本怎么聚、怎么流动」的问题,但还有两个大风险没人扛得住:国家要打大仗,动辄几百万英镑,国王自己掏不起;商船出海,万一沉了被抢了,船主一辈子家底就没了。单个机构和个人扛不住这么大的风险,就需要能把风险拆碎分摊的新工具——于是,国债和保险就诞生了。 05)风险分摊神器:国债和保险,把大风险拆给所有人 国债和保险的核心逻辑其实一句话:不消灭风险,而是把风险拆成小块,卖给很多人——国家把战争风险分给成千上万投资者,船主把海上风险分给成百上千投保人,这就是金融最聪明的「风险分摊术」。 先说说国债:本质就是国家学会了「靠谱借钱」。在这之前,欧洲国王借钱就是一锤子买卖:打赢了可能还点,打输了直接赖账。1672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欠了金匠银行家一大笔钱,直接宣布不还,好多银行家直接破产——所以那时候没人敢给国王借钱,谁愿意把钱借给一个说赖账就赖账的人? 直到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议会通过《权利法案》,明确国王不能随便征税,也不能随便赖账,国债才真正有了信用。法案写得清楚:没议会同意,国王不能征税——这就意味着国债的还款来源有了保障,不是国王一句话就能改的。1692年英国出台专门的国债法,把原来国王的私债,变成了国家欠所有人的钱,还发明了「统一公债」:没有偿还期限,每年固定付利息,想变现随时能在交易所卖掉。 这下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原来投资者怕国王赖账不敢买,现在知道有议会担保,还能随时卖,纷纷掏钱买。英国国债从1739年的4400万英镑,涨到1816年的7亿英镑,全靠这套靠谱规则。国家把战争风险变成了「每年拿利息」的投资机会,投资者自然愿意接。而且设计还特别灵活,曾经发行过「彩票型国债」:买100英镑国债,不光每年拿利息,还能抽奖中额外奖金,一下吸引了很多普通民众,街边面包师都愿意拿出积蓄买,国家轻轻松松就凑够了军费——背后逻辑很简单:风险越大,就要给投资者越多甜头,大家才愿意一起扛。 再看保险:本质就是把「小概率大风险」,变成「大概率小支出」。最早的海上保险雏形古希腊就有了:船主借钱买货,约定船安全到港就还本金加利息,要是船沉了就不用还——其实就是用高利息买风险保障,只是没形成正规制度。真正把保险做成生意的,是伦敦的劳埃德咖啡馆。 1687年爱德华·劳埃德开了这家24小时咖啡馆,水手、船主、商人都爱来这歇脚,慢慢就有人在这「赌船」:船主花点钱,找几个有钱人约定,船安全到了,钱归有钱人;船沉了,有钱人赔船主钱——这些签字画押的有钱人,就是最早的承保人,这就是现在劳合社的前身。那时候承保人要承担无限责任,船沉了得卖房子赔钱,但还是有人愿意干,因为大多数船都能安全到港,保费攒下来就是稳赚的。 这就是保险的本质:大多数人没出事,他们的保费就用来补偿少数出事的人,大家一起扛住单个扛不动的风险。后来保险还扩展到了人寿:苏格兰的牧师们看到同事早逝后妻儿没人养,就搞了「苏格兰寡妇基金」,大家每年交一点钱,有人去世就从基金里拿钱给遗属;他们还聪明地用了哈雷生命表,算清楚平均多少牧师会去世,每年该交多少钱——这就是最早的保险精算,让保险从「凭感觉凑钱」变成「靠数据定价」。 不管是国债还是保险,核心都是「信任+规则」:国债靠议会担保、税收兜底,保险靠精算数据、契约精神,少了哪一样都玩不转。但随着战争规模变大,贸易范围变广,资本永远会跟着「安全+信用」走,金融中心也就开始慢慢转移——从阿姆斯特丹到伦敦,再从伦敦到纽约,每一次转移都是一场信用的较量。 06)金融中心迁徙:资本永远选择最有安全感的地方 金融中心的转移从来不是靠军队抢来的,是资本用脚投票选出来的:谁能给资本安全感,谁能守住还钱的规矩,资本就去谁那里。 第一个转折点,是阿姆斯特丹的衰落。17世纪阿姆斯特丹本来是全球金融心脏,东印度公司股票在这交易,霍普商会能帮瑞典、俄罗斯发国债,但拿破仑战争打碎了一切:拿破仑要征重税,还要把荷兰的黄金运去法国充军费——资本最怕什么?怕被强征、怕没保障。于是阿姆斯特丹的商人连夜打包资产,有的去伦敦,有的去汉堡;1806年阿姆斯特丹交易所交易量,只剩原来的十分之一——没了资本信任,再繁华的金融中心也会变成空城。 接着就是伦敦崛起,它赢就赢在靠谱的规矩和安全的环境。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一边打仗,还能让资本安心:第一,英国有统一公债,不管战争打得多凶,每年利息从不拖欠,投资者知道买了不会亏;第二,英镑和黄金稳定兑换,拿着英镑在哪都能换成黄金,比法国法郎靠谱太多;最关键的是,英国议会管住了国王的手,《权利法案》明确国王不能随便赖账,这比任何军事威慑都管用。1803年拿破仑要卖路易斯安纳给美国,美国拿不出1500万美元,最后还是英国的巴林商会帮忙发行债券凑齐了钱——连法国的交易都要靠伦敦资本,伦敦的金融中心地位,还有谁能抢? 但伦敦的地位,最终还是被两次世界大战打垮了。一战之后,英国为了筹军费,卖了海外资产还欠了美国一大笔钱,从债权国变成了债务国;二战的时候,伦敦被德国轰炸,交易所好几次停市,资本怕被炸没,纷纷跑到纽约。纽约道琼斯指数在战争期间涨了近一倍,伦敦股票市值跌了一半。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一开,美元和黄金挂钩,其他货币和美元挂钩,伦敦彻底失去了金融主动权——不是英国不想争,是战争耗光了它最核心的「安全+信用」,这两个恰恰是资本最看重的东西。 而纽约呢?两次世界大战都没烧到本土,还靠帮各国发债积累了信用,布雷顿森林体系又给了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自然就接住了金融中心的接力棒。但掌握主动权不是一劳永逸,纽约成为中心后,现代金融很快就陷入了「规则防贪婪,贪婪破规则」的循环,一次次引发动荡。 07)现代金融的循环:规则永远在给贪婪补课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到日本泡沫经济,再到2008年金融危机,本质都是同一场博弈:规则想给资本划红线,贪婪却总在找漏洞,每次博弈过后,要么是体系动荡,要么是规则升级。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现代金融第一次认真建规则:1944年四十四个国家约定,美元跟黄金挂钩,其他货币跟美元挂钩,固定汇率做生意,避免二战前汇率乱涨乱跌,让国际贸易安稳发展。结果才运行20多年,就被美国的贪婪打破了:美国为了打越战,搞「伟大社会」福利,印了太多美元,黄金储备根本不够兑换;其他国家拿着美元要换黄金,美国拿不出来,1971年尼克松直接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一下子就崩了。之后汇率自由浮动,通胀起来,石油输出国因为美元贬值,直接把油价涨了三倍,第一次石油危机就来了——这就是第一个回合:规则想绑定美元信用,美国为了自身利益突破规则,留下烂摊子给全世界收拾。 再看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就是典型的「规则跟不上贪婪」。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被迫升值,日本出口不好做,政府就放水降利率,鼓励大家借钱。这下贪婪直接冒头:企业拿着低息贷款不搞实业,全都去炒股炒房;普通人觉得房价只会涨,砸锅卖铁买房;银行也不管风险,有土地担保就放贷。那时候东京的房价能买下整个美国,日经指数从1985年的12000点,涨到1989年的38915点,所有人都觉得泡沫不会破。但日本政府那时候根本没跟上规则:没限制房地产抵押融资,也没管企业脱实向虚,等想加息降温的时候,泡沫已经太大了。1990年股价房价一起崩,日本陷入了「失去的二十年」——这告诉我们,规则要是滞后于贪婪,哪怕是经济强国,也会栽大跟头。 到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贪婪钻了规则的漏洞」。美国银行把次级贷款打包成次贷债券,还找评级机构给这些高风险债券评AAA级,卖给全世界投资者;银行明明知道这些贷款会坏账,还是拼命放拼命卖,因为卖出去就能赚手续费,风险都是别人的。贪婪到这一步,规则却没跟上:监管机构没查次贷打包的猫腻,也没限制银行的杠杆。最后次贷违约潮一来,雷曼兄弟破产,它的衍生品规模比美国GDP还大,银行倒闭、基金爆雷,全世界都跟着亏——这就是贪婪突破规则的代价,不止自己玩崩,还要拉着全世界买单。 但博弈从来不是只有贪婪赢,规则也会慢慢补课:2008年后,各国推出巴塞尔协议Ⅲ,要求银行提高资本金;美国重启类似《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规定,禁止银行一边做储蓄一边搞高风险投机;中国也出台资管新规,打破刚性兑付——这些都是规则在博弈后补上的漏洞。当然这场博弈永远不会停,现在的加密货币、算法稳定币,本质还是有人想绕开规则赚快钱,各国对这些新事物的监管,就是规则在跟上贪婪的新玩法。 08)金融史的永恒真相,听懂就能少踩坑 聊完了千年的博弈,最后我们总结三个不管时代怎么变,都不会变的真相,这些真相藏在泥板里,藏在股票里,也藏在一次次危机的教训里,对我们普通人特别实用。 第一个真相:金融的本质从来不是钱生钱,是信用。最早的泥板借据,苏美尔人愿意借白银,不是因为白银多,是相信刻在泥板上的承诺会兑现;英国统一公债能卖遍欧洲,不是因为军队强,是议会担保、税收兜底,不会赖账;我们现在敢把钱存银行买基金,也是相信银行不会卷款跑,基金公司会按规矩运作。信用看不见摸不着,但一旦没了,再复杂的金融体系都会塌——阿姆斯特丹被法军破坏了信用,资本立马跑光;2008年次贷骗了大家,信用破了整个市场就崩了。对我们来说,不管借钱还是投资,先想清楚「这事的信用在哪」,比先想「能赚多少」重要得多。 第二个真相:泡沫和危机是人性的必然,别指望彻底消灭。从郁金香泡沫里赌球根翻倍的荷兰人,到日本泡沫里买套房躺赢的日本人,再到次贷危机里借高利贷买房的美国人,本质都是同一种心态:「别人都在赚,我不赚就是亏」。这不是制度的错,是人性里的从众和贪婪天生就在,只要有赚快钱的诱惑,就会有人忘了资产本身值多少钱。没人能避开所有泡沫,但我们能做到不栽大跟头:别信「只涨不跌」的神话,别用自己输不起的钱去投机——要是记得郁金香不能吃不能用,只是个观赏品,很多人也不会血本无归。 第三个真相:金融不是洪水猛兽,是文明的加速器。我们总说金融干坏事,但别忘了:没有资本支持,哥伦布到不了美洲,荷兰东印度公司开不了新航线;没有国债,英国打不赢拿破仑,也建不起遍布全国的铁路;没有保险,商船不敢闯大洋,我们也用不上便宜的进口香料。金融的本事,就是把分散的小钱聚成大钱,把没人敢担的风险分给大家——它能帮普通人凑钱开工厂,帮国家修铁路,帮科学家搞研发,关键不是要不要金融,是怎么用规则管住它,不让它变成少数人投机的工具,让它服务真实的需求。 说到底,金融史就是一部「人性和规则的平衡史」: 太放任人性,就会泡沫破裂;太死守规则,就会耽误发展。 我们读金融史,不是为了记住一堆年份和事件,是为了下次听到「某某东西能翻倍」的时候,能想起郁金香的教训; 在所有人都抢着投资的时候,能停下来问问「这东西的信用在哪」。 毕竟,金融本来是为了让生活更好, 不是为了让钱焦虑,这才是学习金融史最该有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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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十九世紀後期開始,美國逐漸取得世界強國的地位,等到歐戰爆發,美國轉身變成在世界政治舞台舉足輕重的關鍵強國,自此以後,所有想當世界強國的國家,「都得看著美國這面鏡子」,也就是說如果你要扮演強國,美國有什麼,你就要有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後,通過中國人民的努力,把中國的經濟地位,拉到了世界第二,中國領導人自然有與美國爭雄的野心,當然時時刻刻地照著美國這面鏡子。所以,美國有硬的軍事實力可以投射到全世界,共產黨就一定要造出航母;美國能登陸月球,中國也要發展航天科技;美國有軟實力,能夠文化輸出,中國也要發展影劇產業;美國有商業的競爭文化,創造出世界的品牌,中國也要用巨大的市場,合併企業成世界大廠;美國有谷歌,中國就要有百度、騰訊;美國有亞馬遜,中國就要有阿里、京東、拚多多;美國有蘋果,中國就要有華為;美國有特斯拉,中國就要有比亞迪、小米;美國有OpenAI、Anthropic,中國就要有Deepseek、Qwen。 川普這次造訪北京,在豪華宴會、大拜拜的會談裡,這個美國鏡子,雖然隱形,但它的存在卻一點都不容忽視,「中國看著美國來當進步國家」這個痕跡,處處可見。毛澤東宴請尼克森的茅台不見了,換上的是香檳,毛澤東這個土皇帝照的是蘇聯的鏡子,而習近平看的卻是美國鏡子。川普帶上商業巨頭,習近平也有他的商人跟班。但這種照著鏡子來當大人的過程,有不少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那人家美國又是照誰的鏡子來當上強國?美國接手大英帝國的世界強權地位,但美國沒有照英國的鏡子,美國在被拉進歐戰前的心態是偏安美洲大陸的孤立主義,這些「鄉下」的美國人,沒有心力,也沒有欲望來參與國際事務,「美國即世界」,自由的美國人在政治上忙著選舉鬥爭,最後還打了個傷亡六十幾萬人的內戰,在經濟上則忙著工業革命,忙著挖石油、蓋鐵路,忙著發財。美國人不用照鏡子,事情都幹不完了,還忙著學誰當強國? 只要是還需要照美國這面鏡子,你就永遠沒辦法超越美國,只要中國人沒有自由,中國就要永遠照著美國這面鏡子。但鏡子反映的畢竟是表面,你可以花大錢蓋橫店,但你沒辦法把橫店變成中國好萊塢,因為美國的好萊塢,不是政府照著誰的模樣蓋出來的,而是自由的美國人,為了發財,為了夢想,為了把無窮的精力和創意釋放出來,而自然發展出來的產業。在會議廳裡,習近平可以和川普平起平坐,也把自己的閣員一字排開,一對一地和美國官員犄角相抵,但鏡像的背後,卻是完全不同的政治程序。共產黨真要照美國這面鏡子,就得把美國的民主程序,十足十地搬到中國,才有可能追上美國,那還是基於美國停止不動的前提。如果共產黨無法把中國改造成美國的民主自由,幻想著「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那你還是把列寧、史達林、毛澤東的遺像當鏡子,當當土皇帝可以,要變成世界第一強國,辦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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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東京國會內將舉辦「六四天安門事件 37 週年紀念緊急集會」: 思考天安門事件 ——勿忘六四 今年是 1989 年 6 月 4 日發生的天安門事件 37 週年。當前中國經濟終於陷入僵局,以房地產為首,製造業等行業也正處於倒閉潮的風暴之中,年輕人的失業問題更是毫無改善。習近平政權與人民解放軍之間的對立日益顯著,其領導的獨裁體制正產生動搖。 現在,需讓世界必須再次回想起天安門事件,為了譴責這種「本國軍隊屠殺本國國民」的屠城行為。我們決定舉辦本次集會。 •時間: 2026 年 6 月 3 日(週三)下午 2:00 •地點: 參議院議員會館 國際會議室
(工作人員將在一樓玄關處引導)
地址:千代田區永田町 2-1-1
(地鐵有樂町線、半藏門線「永田町站」1 號出口即達;地鐵丸之內線、千代田線「國會議事堂前站」1 號出口步行 5 分鐘) •費用: 免費參加 •主辦: NPO 法人天安門事件紀念實行委員會 ◦委員長:王戴(民主中國陣線日本代表) ◦事務局長:小島孝之(亞洲民主化運動代表) 【講師】 袁紅冰 教授 原北京大學教授、中國作家、法學家。1989 年組織「北京大學教師後援團」,積極守護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1990 年發表的《高原之風》獲得學生及知識分子廣泛支持。後流亡澳洲,目前活躍於台灣等地。 【致詞嘉賓】 •石平先生(參議院議員)及多位日本國會議員(預定)嘉賓 •圖爾貢江·阿拉烏頓 (Turgunjan Alawudun)(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席,自歐洲前來) •席海明 (Xi Haiming/Temtsiltu Shobshuud)(世界南蒙古大會代表,自歐洲前來) •廖雨詩 博士(台灣淡江大學助理教授,自台灣前來) •阿里亞·謝旺·嘉波 (Arya Tsewang Gyalpo)(達賴喇嘛法王駐日本代表處代表) •白紙革命代表、香港代表 等 【記者招待會】 下午 4:30 起 於同會場舉行 【懇請捐款】 瑞穗銀行 (Mizuho Bank) 本鄉支店 普通存款帳戶:2841209 帳戶名稱:アジア民主化実行委員会(亞洲民主化實行委員會) 主辦: 特定非營利活動法人 「天安門事件紀念實行委員會」 地址: 〒101-0041 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須田町一丁目 4 番 1 號 日寶須田町大樓 5 樓 過去抗議行動與集會記錄請見網站: 聯繫方式: TEL: 03-3525-7493 手機: 090-8340-2388 (王) / 090-2329-2352 (小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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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東京國會內將舉辦「六四天安門事件 37 週年紀念緊急集會」: 思考天安門事件 ——勿忘六四 今年是 1989 年 6 月 4 日發生的天安門事件 37 週年。當前中國經濟終於陷入僵局,以房地產為首,製造業等行業也正處於倒閉潮的風暴之中,年輕人的失業問題更是毫無改善。習近平政權與人民解放軍之間的對立日益顯著,其領導的獨裁體制正產生動搖。 現在,需讓世界必須再次回想起天安門事件,為了譴責這種「本國軍隊屠殺本國國民」的屠城行為。我們決定舉辦本次集會。 •時間: 2026 年 6 月 3 日(週三)下午 2:00 •地點: 參議院議員會館 國際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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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的革命發生後,革命勢力都會忙著輸出革命,因為革命不但破壞了國內秩序,也改變了國際政治,一方面革命的意識型態經常讓革命家充滿使命感,需要把「好東西」和世人分享,另一方面,外國勢力經常「反動」,極欲恢復舊有秩序,因此對革命家來說,外國勢力是危險需要對付的目標,輸出革命,是為了製造對革命安全的環境。 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是斷裂歷史的大事,因此輸出革命和保守反動的鬥爭,驚天動地,拿破崙戰爭打了近二十年。然後是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革命,規模及影響,不下於法國大革命,到現在,我們都還在體驗這個餘震。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47年了,伊朗的神學政權一直是驅動中東騷動及全球政治的重要角色。許多人不知道,卡特的大衛營協定,算是解決了以阿衝突,如果不是伊朗,之後的美國,根本不用捲入這麼多的衝突。 但我要講的是這個輸出革命的心態,對這些革命起源國家的影響,尤其是共產革命。如果你戴上了意識型態的眼鏡,你看的世界從此不一樣,你以為不再「被唬弄」,你覺得「看清了世界運作的方式」,但你也「容不下其它的觀點」,當世界只有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世界的運行都是靠階級鬥爭的時候,你如何心平氣和的看這世界?永遠都有不公不義,永遠都不可能享受繁榮富裕,因為朱門永遠酒肉臭,路上永遠有凍死骨。然而當你的無產階級專政了,財產都公有化了,為什麼人間天堂還沒來?為什麼外面的資本主義邪惡世界,歌舞昇平,他們不是該失敗了嗎?怎麼他們又有車、又有房、還有手機?為什麼我們什麼都沒有?這一定有原因,一定不是我們的革命理念出了問題,一定是有敵人在破壞我們,資本家的帝國主義,一邊破壞我們的發展,一邊還要假裝幸福快樂,邪惡地不得了,我們只能加強防備敵人,找出內部的反動份子,那些和外國勢力勾結的壞份子,一再鬥爭,一再肅清。 一旦了解了共產黨的「外敵理論」,我們就可以解釋共產黨的一些,我們外人覺得不可思議的行為。為什麼共產黨明明已經用高牆把世界擋在外面,但又不斷地滲透民主國家,搞大外宣、搞假消息戰、買通間諜?因為他們還在對抗外部敵人,還在相信社會主義遭到帝國主義的破壞,所以他們還是要輸出革命,為了天國到來,只能不停地鬥爭。因為是和強權鬥爭,所以沒有任何道德的底線,「結果合理化了手段」,偷搶拐騙,沒有關係,因為敵人更壞。 而輸出革命、抵抗強敵的這些心態,也讓我們可以預測出一些共產黨的未來行為。史達林一直要到希特勒把軍隊開到邊界,打了第一發子彈,才相信希特勒不能被收買,這一仗一定要打,不然,史達林死活都不願意放棄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因為共產黨的不安全感,讓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隨時都處於「求生存」的模式,為了存活,他們不會輕易開啟戰爭,他們可以移山倒海,但就是不要挑戰強權。這是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因為要相信社會主義是別人害的才不能成功,所以要炮製一個外敵來破壞革命,而為了要強化這個威脅,不得不把外敵變成無所不能,時間一久,自己也相信外敵的強大,所以不敢輕易言戰。這是我一貫認定共產黨不會打台灣的重要原因。 這個「求生存」的心態,也注定了和共產黨的聯盟,永遠都是脆弱而不可靠的。習近平願意一直挺普丁下去,「友誼沒上限」,不是因為他重情重義,而是中俄幾千里的邊界,如果邊界的另一方,變成了親西方的國家,那就是共軍得派重軍駐守的邊界,就是得從台海分兵的不良發展。這也是季辛吉當年分裂中蘇同盟,接近中國,而讓蘇聯害怕的同樣原因。但伊朗和中國的關係,不能與俄羅斯同日而語,如果為了生存,把德黑蘭出賣來換取中東的石油利益,那是可能發生,而且就會很快發生。在「強敵」川普的威脅下,中國暫時作小伏低,那是說得過去的,說實話,讓伊朗擁核,對中國一點好處也沒有。因此,伊朗因為群龍無首而無法向美國投降,導致波斯灣問題無法解決的困境,將會因為習近平放棄德黑蘭,而得到一個快速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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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先讓企業的日常工作流在自家 AI 上運轉,誰就贏得了下一個十年 當前 OpenAI , Anthropic 才剛開始打企業戰 , 市場應該也還沒有完全反應導入比例大幅上升後的產值 讓我們看看當前各個產業的採用比率 當前採用率超過 50% 的其實只有 - 科技/軟體 - 航太/ 國防 - 金融服務 - 製造業 - 電信 - 醫療健康 - 零售/電商 - 媒體娛樂 - 其他專業服務 為什麼 AI 賽道當前依然看不到上限, 即使 claude 當前的方案已經是我自己有一個、加上團隊版有一個, 還是常常會遇到 單一 session 用量打到上限的問題 多帳號的一個問題是, 很多 context 沒有辦法整合, 所以如果我常用不同版本的 claude 在完成一系列的操作時(不同賽道的分析 , 或是不同產品的研究), 在遇到上限、同時有 deadline 的需求時, 還是得乖乖付費 😅 我認為既然個人戶, 小團隊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大組織肯定也是, 且消費潛力更高, 企業肯定傾向先買斷一定額度的費用, 以 「token 用不完」的這個前提把未來 AI 這一部分的花費給認列 近期有關 Anthropic 最大的新聞是跟 SpaceX 的合作 xAI 旗下的 Colossus 1 數據中心(300 MW 容量)將開放給 Anthropic 使用,直接提升 Claude Pro 與 Claude Max 訂閱用戶的 token 配額,雖然此容量遠不及與 Google 簽下的雲端算力合約(5GW 級別) 只能說 Anthropic 的多角化佈局越來越強了,Anthropic 創辦人 @DanielaAmodei 近期也表示:AI 同事時代正式開始,企業採用的速度將會大幅上升 OpenAI 部分:自從 GPT-5.5 推出之後開始出現轉機,OpenAI 正在將 Codex 打造成企業的「AI 員工作業系統」。 「95% 的 OpenAI 內部工程師每天運行 10–20 個 Codex agent」 對於市場預期,看似大家更喜歡 GPT-5.5 更勝 Opus 4.7 (或許是因為大家對 Opus 的預期本來就很高) 💥管顧業的結構式破壞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變動動到管顧業的蛋糕 🍰 麥肯錫宣布將引入 AI agents 接管顧問配對業務,公開承認 AI 可以替代其核心內部流程 麥肯錫的做法是用 AI 增強自身,將 AI 作為槓桿使用,前提是顧問本身必須具備 AI 無法替代的判斷力與關係資本 當分析師被 AI 取代、Claude 成為企業的「同事」,企業主對 AI 的依賴度一旦超過某個閾值 AI 公司實際上就成為了新型的「決策基礎設施供應商」影響力遠比傳統管顧公司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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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要反制德州的選區重劃,加州已經成功的把許多紅區,硬是修改成民主黨可以控制的選區,原本43:9的藍紅席次比,在新的選區劃分下,將要變成48:4,輕鬆地抵消德州的共和黨增加數目。但這個選區重劃的競賽還沒完,兩黨都有大動作,而最新的戰況是在維吉尼亞州,選民最近公投通過修憲,批准藍紅比從6:5變成10:1的選區重劃,但這修憲案被維吉尼亞最高法院宣告違憲。民主黨白忙一場。 選舉是肢體碰撞的運動,只要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手段不拘,以勝選為目的。所以民主黨說什麼,民主黨只是要反制共和黨挑起的「傑利蠑螈」(Gerrymander,即不擇手段的選區重劃),我都聽不下去。全世界最會傑利蠑螈的就是民主黨了,不信你看看新英格蘭地區。新英格蘭地區的21個眾議員,通通是民主黨,你如果不細究,你還以為那邊都沒有共和黨員。四成的共和黨選票,一席都沒有,而且是經年累月,不是最近才發生。我只能說,是共和黨自己笨,自己以為是紳士,人家都戴起拳擊手套在打你,你還西裝筆挺地挨打。沒有一樣低級的川普點醒,共和黨還在那裡自以為高貴。 不過維吉尼亞的違憲判決,暴露出民主黨另一個,一向就有的問題。民主黨政治人物,無能。維吉尼亞的州憲規定,如果要修憲,議案必需在州議會通過兩次,而兩次中間,得有州議會大選,目的是讓選民可以理性判斷修憲案合不合理,在投票選議員的時候,當作重要考量。民主黨在推這個選區重劃的修憲公投時,早有法律專家說時間點可能會有爭議,但民主黨不管,硬推,想要先取得公投多數,再用民意的壓力逼迫最高法院就範,一如華盛頓州的違憲所得稅法。但這些個民主黨智障,連誰在最高法院當法官都不知道,最後只能被打臉,失敗作收。 如果這是詹森的政權,他絕對不會讓這種事情發生,他要推的法案,他一定把票算得一清二楚,一定把法條翻來覆去,修得精確萬分,不會有任何可能的失敗空間。所以他在歷史上和小羅斯福齊名,屬最能幹的民主黨總統,也對後世的美國子孫有巨大的影響。因為詹森和小羅斯福,懂得民主權力機器的運作,他們知道要國會通過法案,他們的政策才能有持久的效果,所以當他們決定要推法案時,一定把大軍集結,威脅加利誘,傾巢而出,絕對不會犯維吉尼亞民主黨這種低級的錯誤。所以社會安全法是羅斯福通過的,老人健保法是詹森通過的,至今仍然規範華爾街的大小金融法案是羅斯福通過的,而詹森是南北戰爭以來,唯一通過民權法案的總統。 現今的民主黨政客,一代不如一代。維吉尼亞的修憲案,背後的力量是歐巴馬,歐巴馬就是民主黨所有問題的具體化表現。當民主黨越來越往左靠的時候,身份認同政治變成是進步派血緣正統的主要依據,如果你的出身不純,你是白直男,那就更要積極表態效忠這個身份認同血統,不然你就沒有升官的機會。於是,一代又一代的民主黨政客,專心致志於「表演」,政治的所有作為通通是performative,白直男的代表就是加州那個白痴紐森州長,什麼事都幹不成,整天在表演。而少數民族的代表,就是歐巴馬。「我是美國的第一個黑人總統,我代表了所有的進步價值,不管我要做什麼,都是對的,你們都要俯首在我面前,任我差遣」,當他令不出大門,法案通過不了,別人不買單地的時候,他也非常驕傲,不屑政治運作。於是就大筆一揮,行政命令一下,取得了暫時的勝利,拿到了對共和黨說嘴的權力,就算事情辦好了。我以前寫過,歐巴馬如何整高等教育、聯邦航管員、醫療保險等等,用的都是行政命令。但行政命令的問題是,換了黨派當總統,就會被立刻取消。拜登也是,大筆一揮,就想要納稅人對少數人的學貸買單,就想要引進成千上萬的非法移民。沒有一件事,敢堂堂正正的動員議員來通過法案,所以最後都被取消了。美國近代最沒有歷史影響力的總統,非歐巴馬和拜登莫屬。 詹森是在保守的德州磨鍊他的政治手腕,羅斯福的進步主義背叛了他哈德遜河谷的貴族階級,兩個人都是在泥巴裡打滾過的政治能手,豈能是沒幹過一天實事,僅靠著一場演講,靠著全美國罪惡感當選的歐巴馬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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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当我看到《南京条 约》原文的时候,已经是泪 流满面。因为《南京条约》 上清楚的写着“香港岛”永久割 让给英国,而我们伟大的祖 国,却在时隔百年之后,将 其收回来了。 一份写着"永久割让"的条约, 155年后被撕碎了——不是靠 乞求,是靠一句话:主权问 题,没得谈。 2005年9月,70岁的李敖回 到了阔别56年的大陆,这是 他自1949年赴台后,第一次 重新踏上祖国的土地。 这次大陆之行,他特意提出 想看看《南京条约》的原 件,故宫为了满足他的愿 望,专门取出了珍藏的原 件,要知道这份条约原件十 分珍贵,平时很少对外展 示。 当工作人员把原件放在他面 前时,李敖戴上白手套,小 心翼翼地一页一页翻阅,全 程一言不发,直到看到其中 关于香港岛的条款时,眼泪 再也忍不住掉了下来。 一份一百多年前的条约,为 什么能让李敖如此动容?其 实关键就在于条约里的四个 字——永久割让。 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 后,清政府打不过英国,被 迫签下了《南京条约》,这 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 等条约,其中第三款明确写 着,将香港岛给予大英国君 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 守主掌,这里的“常远”,就是 永久的意思,说白了就是把 香港岛永远送给英国,白纸 黑字,盖着大清的玉玺,按 当时的国际法来说,这块地 就彻底不属于中国了。 李敖比谁都清楚,“永久割让” 这四个字意味着什么。在世 界历史上,一旦土地被永久 割让,想要再收回来,要么 靠战争,要么靠对方主动归 还,几乎没有第三种可能。 李敖研究这段历史几十年, 翻遍了所有相关史料,他一 直以为,香港岛这辈子都回 不来了,毕竟“永久割让”的条 款就摆在那里,这是刻在历 史上的耻辱。可让他没想到 的是,时隔155年,我们伟大 的祖国,竟然真的把香港收 回来了。 1997年7月1日,香港正式回 归祖国怀抱,英国国旗缓缓 降下,五星红旗在香港上空 升起,那一刻,意味着一百 多年的屈辱彻底结束,意味 着那份写着“永久割让”的不平 等条约,被我们亲手撕碎 了。 李敖之所以流泪,不是因为 软弱,而是因为欣慰,是因 为他亲眼见证了,曾经那个 任人宰割的中国,已经强大 到可以收回属于自己的一 切,再也不用受列强的欺 负。 可能有人会说,香港回归不 是因为新界的99年租期到了 吗?其实不是这样的,很多 人都有这个误解。 新界确实是租借,租期99 年,1997年到期,但香港岛 和九龙半岛是被永久割让 的,按道理来说,就算新界 租期到了,英国也可以继续 占领香港岛和九龙。 从1982年开始,中英两国就 香港问题进行了长达两年的 谈判,一共谈了22轮。英国 一开始态度强硬,坚持认为 《南京条约》等三个不平等 条约仍然有效,想以主权换 治权,继续控制香港,可我 们国家始终不让步,明确表 示必须收回整个香港地区, 包括被永久割让的香港岛和 九龙,以及租借的新界。 最终,英国不得不妥协, 1984年,中英两国签署《中 英联合声明》,确认1997年 7月1日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 主权。 李敖在翻阅《南京条约》原 件时,心里想的肯定是这一 百多年的沧桑变化。当年清 政府签下条约时,手都在 抖,而一百多年后,我们国 家不用靠乞求,不用靠妥 协,仅凭坚定的主权立场和 强大的国家实力,就收回了 被永久割让的土地。 李敖一辈子嘴硬,很少在公 众面前流露脆弱,可面对 《南京条约》原件,面对香 港的回归,他还是忍不住落 泪。这份眼泪,是对百年屈 辱的感慨,是对国家强大的 欣慰,更是对民族尊严的敬 畏。 他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所有 人,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不 能忘记曾经的屈辱,只有国 家强大了,我们才能守住自 己的土地,才能不被别人欺 负。 李敖的落泪,不是煽情,是 最真实的情感流露,他让我 们明白,所谓的“永久”,从来 都不是绝对的,只要国家强 大,只要我们坚守主权,就 没有收不回来的土地,就没 有洗不掉的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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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的輸出革命,主要原因仍在於生存,意識型態的理念驅使,只是小部份理由,證據之一,在1936年底的西安事變。智小謀大的張學良,從歐洲遊覽了一圈,泡了墨索里尼的女兒,見了希特勒的大將戈林,也去了莫斯科,想見史達林,想要拿蘇共的援助,助他打日本。史達林瞧不起他,不見。回到中國後,張學良被蔣介石派去剿匪,但反而把蔣騙去了西安,兵變抓了蔣。毛澤東彼時躲在寶安的山洞裡,聽到張學良用收音機傳來的密報,大喜過望,非殺了蔣介石不可。 史達林一收到蔣介石被抓的消息,立刻在莫斯科開會,最後決定不殺蔣,要共產國際通知毛澤東放人,放了蔣,要他承諾國共聯合抗日。史達林彼時還把蔣經國控在蘇聯當人質,他可以控制蔣,所以他不怕放了蔣介石。對史達林來說,蘇聯最大的夢魘是東西兩面開戰,德國和日本,才剛簽了反共同盟,這個惡夢真實得不得了。全世界那個時候只有蘇聯和蒙古兩個共產國家,這個反共聯盟,反的不是蘇聯,還能是別人嗎?史達林怕日本怕得要死,日俄戰爭一敗把羅曼諾夫王朝一舉打趴,教訓仍在。毛澤東像個阿斗,一天到晚只會要錢,不但不聽話,還把紅軍越打越小。如果讓毛殺了蔣,何應欽這個日本軍校出身的軍頭,變成了國民黨的領袖,那中國就會倒向日本,加入反共同盟。因此史達林決定,不但不殺蔣,還要讓蔣繼續領導中國。 每當讀到這段歷史,很難不讓人想像歷史可能的不同走向。如果蔣介石在西安事變死了,日本和中國同盟,這正是日本內部兩派路線鬥爭的其中一個可能,日本帝國的侵略目標會轉向北方,變成反共的先鋒,日本不會和美國對抗,珍珠港事變不會發生,日本帝國今日仍在,而共產黨永遠無法在中國取得勝利,那會是一個多麼不一樣的世界。 張學良想當英雄,結果連狗熊都不是。史達林的決定,讓毛跳腳,他還是要殺蔣,但周恩來腦子比較清楚,中共需要蘇共的援助,不能得罪史達林。於是周從延安到西安,向校長敬禮後,要張學良放了蔣。少帥以為自己是民族英雄,下大棋,但連他自己抓的俘虜都不能決定生死。張學良後悔後,發傻,像蔣賠罪,居然和蔣回南京,蔣不殺他,一直把他軟禁到死。張學良的一生毀於一個少爺的衝動,但他更毀了億萬中國人的人生。 史達林一個鄉下讀書人,意志強大,腦筋清楚,世界大勢的判斷極為準確,但可惜的是,「你能把一個孩子,從邪教裡救出來,但你無法把他腦子裡的邪教移走」,共產天堂就是他致力人生的目標,而共產主義對世人危害這麼大,正因為蘇共政權落入了史達林這個,托洛斯基稱為「了不起的平庸」的政治天才手裡。而在史達林之前,沒有一個真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史達林一手打造出來的社會主義制度,因此,所有的共產黨,全世界的社會主義政權,只有史達林一個範本可以抄看,所以只要讀懂史達林為生存的種種手段,就可以理解並預測所有共產黨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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