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东信破产，日本经济遮羞布彻底没了 有个挺开心的新闻，2026年7月6号，日本大阪地方法院一纸裁定，一家叫“全东信”的公司，正式破产了。 这家公司负债多少呢？1259亿2900万日元。 这是2026年到现在，日本最大的一起破产案。 20万家加盟店，一夜之间，刷卡机变砖头，钱全卡在里头取不出来。 有人要问了，不就倒了一家公司嘛，至于大惊小怪嘛？ 至于。太至于了。 这不是一家公司的死，这是一场地震。震中是大阪，震波正以每小时三百公里的速度，碾过全日本每一个街角的小餐馆、小便利店、小居酒屋。 先简单捋一下全东信是干嘛的。 说白了，它就是个“垫钱的中介”。 咱们出去吃饭，刷卡结账——信用卡公司不会当天就把钱打给店家，通常要等上十天半个月。小店等不起啊，房租水电人工天天要付，怎么办？全东信跳出来说：你把刷卡记录给我，我先垫给你，等信用卡公司把钱打过来了，我再收回来，我赚个手续费。 听着挺美对吧？店家早拿钱，全东信赚差价，双赢。 巅峰时期，全东信手下签了20万家店。20万家，什么概念？全日本差不多每五家能用信用卡的小店，就有一家走的是它的通道。年营收干到过82亿日元。 但是啊，这玩意儿跟高空走钢丝没区别。 它垫出去的钱，是找银行借的。它要等回来的钱，在信用卡公司手里。中间的每一分每一秒，命都攥在别人手里。 结果呢？三把刀捅过来，刀刀见血。 第一刀，疫情。 2020年开始，餐饮业什么光景你们都知道——停业、时短、没人敢下馆子。加盟店生意黄了，全东信的营收跟着崩。但该垫的钱还得垫，该还的贷款一分不能少。债务越滚越大，像一个吹到极限的气球。 第二刀，自家员工捅的。 2024年1月，全东信几个员工，拿别人的名义给“宰客店”违规签约，被警察抓了。公司连带被送检，罪名是涉嫌违反《组织犯罪处罚法》。 一家做支付结算的公司，跟组织犯罪挂上钩，你还指望银行给你放款？你还指望信用卡公司跟你合作？信用这东西，建立起来要几十年，毁掉只需要一天。 从那天起，全东信的资金链就崩了。 第三刀，也是最狠的一刀——模式本身的死穴。 咱们捋一下这个资金链：店家刷卡→全东信垫钱→等着卡公司回款。 问题是，全东信的钱是借来的。每天都有利息在烧。店家那边它得按时垫，卡公司那边回款又经常延期。一来一去，中间的窟窿全靠拆东墙补西墙。 搞事大妈上台后利息一涨，借钱的成本越来越高，墙没了，只剩窟窿。 三刀捅完，四十年的基业，灰飞烟灭。 那么全东信倒了，谁最惨？ 不是那个持股的大股东，不是那个年薪几千万的社长。是那20万家小店。 第一，钱没了。 客人已经刷了卡，但钱还在全东信的账上。破产之后，这笔钱叫“破产债权”。翻译成人话就是：排队等着分剩下的渣。大概率，拿不回来了。 有店主说，一个月份的营业额，就这么人间蒸发了。 第二，卡刷不了了。 破产管财人一纸通知：全东信的终端，即日起全部停用。 日本饮食团体连合会急得跳脚，连夜喊话：赶紧停用！统计没到账的钱！马上换别家！ 但问题是，换别家要时间，要审核，要重新签合同。这几天你让店里怎么收钱？全收现金？日本现在多少人出门还带现金？ 第三，连锁倒闭。 小餐饮店就靠现金流活着——今天收的钱付今天的菜钱、今天的工钱、今天的房租。 几百万日元的销售额突然没了，拿什么付？拿什么撑？ 这不是一家店的问题。这是一串多米诺骨牌——全东信倒了，压垮一批小店；小店倒了，欠供应商的钱还不了；供应商收不到钱，又得压垮上一级。 一个接一个，像割韭菜一样，一茬一茬地倒。 全东信只是露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水面底下，是日本经济几十年的烂账。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2025财年，日本破产企业10505家，十多年来最高。2026年4月单月破产899家，近十年同期最高。2026年上半年，因为日元贬值直接干倒的企业45家，比去年暴涨32%，有统计以来最高。 这些破产企业里，九成是中小企业，负债不到1亿日元的占77%。还有六成，是那种存续了十年以上、常年不赚钱、全靠硬撑的“僵尸企业”。 什么叫僵尸？就是活着跟死了一样，但又不敢真死。 日元贬值，进口原材料贵上天，人工也涨，物价也涨，中小企业的利润被挤得就剩一层皮。大企业还能靠出口赚点汇率差价，小微企业呢？它们的市场在日本国内，日元越便宜，它们越惨。 OECD说2026年日本GDP增速只有0.7%，2027年0.9%，比2025年的1.2%还低。摩根大通更直接——中东打起来油价一冲，日本增速直接归零。 而日本央行还要加息，2027年底前加到2%。 加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借钱更贵，还债更难，小店死得更快。 那么，全东信这1259亿的窟窿，最后谁填？ 银行先扛。东和银行宣布58.86亿日元贷款要做坏账。三十三银行、大光银行、高知银行、岛根银行……一个接一个出来认亏。 但真正被碾碎的，是那些街边的小店。一个月的销售额凭空消失，对一家小店来说，就是从“还能再撑撑”变成“明天就关门”。 日本饮食团体连合会推“安全网贷款”，政府出钱救急。 但我问你——贷款，是借的钱。借了不用还吗？一个已经断了现金流的小店，贷款不过是把绞刑的绳子往后挪了几个月。 全东信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它是日本经济结构性病灶的一次急性发作。疫情欠的债、金融中介的畸形、小微企业脆得像纸一样的生存链——全在这一刻爆了。 一家服务20万家店的中介公司倒下，20万家店同时失血。 这不是市场调节。这是系统性塌方。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 那一天发生的事，改变了整个东亚。 89年后的今天，又是7月7日。全东信破产的消息在日本刷屏。而我们在彼岸看着，看到一个曾经差点吞下整个亚洲的法西斯怪物，如今连一家替小店垫钱的中介都救不活。 或许，这就是天道好轮回吧。

大阪世博会EV巴士事件 大阪世博会虽然结束了，但留下了一片巴士墓场，并且导致大阪地铁会长引咎辞职，当然，辞职后，他虽然不再是会长，但继续当顾问。 这样的配方是不是很熟悉，是不是很日本。 我们来捋捋大阪世博会EV巴士事件的来龙去脉。 为了迎接2025年大阪·关西世博会，大阪地铁从北九州的企业EV Motors Japan，也就是EVMJ，大规模采购EV巴士，用于世博会场内外运输，并计划在闭幕后转为大阪市内公交、按需巴士和自动驾驶实验车辆。 这个计划听起来很完美，世博会、环保、EV、自动驾驶、国产技术。几乎集齐了日本政府最喜欢的全部关键词。 执行起来也很有力！大阪地铁共采购约190辆相关EV巴士。仅大型和小型世博车辆的三份合同，金额就超过86亿日元；再加上按需巴士和充电设施，整体投入更高。 这笔钱不是大阪地铁一家出的，国家、大阪府、大阪市都掏了补贴。 世博会开幕没多久，巴士故障就来了。 刹车软管损坏、方向盘装反、不具合频发，最后干脆改成人工驾驶应急。这些都是公共交通最不能碰的底线。 2025年9月，一辆按需巴士在大阪市福岛区回送途中，方向盘突然失灵，撞上中央隔离带。随后，另一辆尚未交付的车辆在试车中发生制动转向节断裂。世博车辆还出现过停车后自行移动等异常。  这已经不是“小毛病”。这是一辆每天可能装几十名乘客的公共汽车。 世博会闭幕之后，大阪地铁本想把这些车转为市内路线巴士，或者拿去大阪府南部搞自动驾驶实证实验。 因为安全问题，这些计划通通泡汤。 紧接着，日本国土交通省介入现场检查，直接要求大阪地铁返还6亿日元补贴。 EVMJ自己更狠，4月申请民事再生，事实上就是破产，负债57亿日元。 也就是说，大阪地铁刚准备追究责任，供货方自己先倒下了。  事故和故障接连发生后，大阪地铁最终放弃继续使用，并在2026年3月期一次性计提约67亿日元特别损失。  7月16日，大阪地铁宣布，购车时的社长、现任会长河井英明引咎辞职，退居顾问。另外两名董事一个降职一个辞职。7月17日，大阪地铁公布调查报告书，社长角元敬治开发布会鞠躬道歉。 报告书写了什么呢？ 1、没有EV巴士导入经验的公司，却没做安全验证就下单。 报告书原话是”对安全风险的认知不足”，社内早就有人提醒过EVMJ业绩太薄，但因为量产能跟上的厂商有限，还是选了它。 2、组织文化出了问题。  报告书直言，大阪地铁内部把“2035年前巴士全面电动化”这个目标当成了不可动摇的教条，形成了一种盲目推进EV化、不考虑替代方案的企业风气。简而言之就是，KPI压倒了常识，没人敢喊停。 3、程序都没走全。  合同签订前，公司内部该有的审批流程都没走完，就把车买了。这不是技术判断失误，这是治理失控。 所以，当前的局面其实挺尴尬的。 一来车不能用，钱已经付完了； 二来补贴可能要退，供应商却没钱； 三来大阪地铁想追偿，供货方已经进入企业重整。 整个故事，等于是EVMJ玩了一招空手套白狼，把着急落地世博会巴士的大阪地铁套了进去，大阪地铁又把大阪市、日本政府各大补贴部门套了进去。 大阪地铁是大阪市全资特殊法人，用的是公共资金、公共补贴。补贴发放前的审查是怎么做的？为什么一家没有EV巴士交付实绩的厂商，能拿下190台的大单？这些问题，市政府一样跑不掉。 追责还没有结束。 更有易思的是EVMJ。号称“国产电动车”，车辆却被指其实是中国厂商代工进口，安全试验流程存疑。 公司大股东里还牵扯到巴士行业协会会长，利益输送的嫌疑一直没被彻底查清。现在公司破产重整，大阪地铁向其索赔96亿日元，能追回多少，谁心里都没底。 所以整件事的结局大概率也很日本： 国家和大阪府市：要求返还补贴，姿态摆得很正； 大阪地铁：会长下台，责任人处理，公开道歉，向EVMJ索赔； EVMJ：民事再生。两个字：没钱。 总结起来就是：我们查过了、我们要求了，至于钱能不能真的回来，等着吧。 等着等着，大伙儿就都忘了吧。 这67亿日元的损失，最终买单的，还是纳税人。 世博会的影响还没散去，纳税人的账单，又该邮寄到了。

朋友刚到大阪，在地铁站里看到个开放式营业厅（银行还是手机店，没分清），就想进去坐会儿歇歇脚，结果直接被赶出来了。 他感慨说，日本真的没啥公共设施， 至少在京都、大阪这一带，除了户外儿童乐园，基本找不到能随便坐的地方， 连路边花坛都少见，公厕也少得可怜。 日本路上几乎没椅子，想歇脚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走，因为站着不动反而更累。打车又贵得离谱，一般人再累也舍不得花那个钱。很多人来了半年以上才慢慢习惯，可能是在国内平时动得太少，八百米都打车，到了日本三公里全靠腿。 举个例，涩谷到新宿也就三四公里，国内打车十块钱都用不上，在日本得花两千多日元，只能靠走路。以前便利店还有长椅能坐着吃东西，现在也都撤掉了。 总之，来日本玩，先做好日均两万步的心理准备吧。

日本“家事签证”八年才放进1774人 香港、新加坡家庭里有菲佣、印尼佣人，一个月8-10万日币，住家、做饭、带孩子、打扫卫生，全包。 而在日本，司机加住家保姆，一个月加起来100万日币上下是有的。普通中产基本不用想。 日本虽然也有“家事签证”，但这签证根本就不是给普通中产准备的。 更准确地说，日本没有一个面向大众、可以自由申请的“菲佣签证”。所谓“家事签证”，本质上主要是“特定活动”签证下的特殊许可，开放对象极窄。普通人想从海外直接请一个保姆来日本长期住家服务，几乎走不通。 所以才有了蓝泽事件，从中国雇佣人文知识国际业务的人才，本质上是来日本做保姆，走擦边球，触犯法律。 那么日本的“家事签证”，到底是什么？ 目前日本与家事签证相关的，大概有三类。 1、第一类：外交官、领事馆人员等带来的私人家事使用人。这是最传统的一类，属于极少数特殊身份人员的附带待遇。 2、第二类：高度人才、外国企业高管、部分金融人才带来的家事使用人。 例如持有“高度专业职”、部分“经营·管理”“法律·会计业务”等资格的外国人，在满足条件后，可以为家事人员申请“特定活动”在留资格。 核心条件通常包括：雇主家庭年收入原则上要达到1000万日元以上、家事人员月薪不低于20万日元、原则上只能雇1人。若属于投资运用等国际金融领域的高端人才，或者家庭年收入超过3000万日币的情况下，才可能雇到2人。 如果是“随同入境型”，家事人员通常还要在来日本前，已经连续为该雇主服务满一年；年龄、语言沟通能力、工资、雇佣关系都要审查。 3、第三类：国家战略特区的“外国人家事支援人材”。 这个制度在东京、大阪、神奈川等特区做过尝试。它不是让家庭直接从菲律宾招一个阿姨过来，而是由经过政府确认的家事服务公司，直接雇佣外国员工，再以家事代行服务的形式派到客户家里做清洁、做饭、洗衣、照看孩子等工作。 目前只在东京、神奈川、埼玉、千叶市、大阪、兵库、爱知这几个特区生效，出了特区一步都不能用。 对外国家务工的要求是：满18岁以上，从事家务代行或辅助业务的实务经验满1年以上，具备必要的日语能力，通常还要在母国接受过专门培训，比如菲律宾TESDA认证家政学校毕业。 雇佣方不是你家，而是经过认定的“特定机构”。通常是人才派遣公司，必须在日本从事家务代行业务满3年以上，财务健康、无违法记录。家务工工资由这家公司发，本人被派到你家上门服务，最长在留5年，工资水平不能低于日本人做同样工作。 这套特区制度从2017年东京正式提供服务算起，到2025年7月1日，全国七个特区累计才接收1774名外国家务支援人材。 八年，全日本，1774个人。 对比一下，香港一个城市，截至2024年外籍家庭佣工就有36.8万人。日本人口是香港的十几倍，搞了八年特区试验，全国合计还不到两千人，连别人一个零头的零头都摸不到。 铺不开的原因： 1、区域死锁； 2、不能个人直接雇人，必须走认定的派遣公司，能进场的企业本来就少； 3、最要命的”同工同酬”。 更多的原因昨天有探讨：为什么日本住家保姆开展不起来。 所以在日本请家政的真实渠道统计一下有以下一些： 1、特区派遣制度，门槛高、覆盖窄； 2、高度人才等签证自带家务工，只对老板、高管、专业人士开放； 3、外交官专属通道，跟普通人没关系； 4、身份系签证持有人（永住者、日本人配偶者、定住者），没有工作限制，日本人外国人都能雇，这是实际操作中最灵活的渠道，不少在日华人家庭就是雇这类身份的同胞做钟点工或保姆； 5、本土家政代行公司经济产业省数据显示全国约190家家政代行企业，市场规模约800亿日元，通过介绍所雇佣的家政妇（夫）全国约1万人，但基本要求合法在留资格； 6、留学生灰色地带：打工时长每周28小时上限，超时违法，我不建议碰。 最后补充一条新动向： 2026年4月22日，高市早苗主持的日本成长战略会议刚拍板，要为家事支援行业新设国家资格（技能检定），计划2027年秋天举行第一次国家资格考试，还配套税制优惠鼓励大家用持证家政服务，背后是每年因育儿离职约15万人、因照护离职约11万人这个大窟窿。 所以你看，日本解决家务劳动力短缺，思路是给本土市场发证提质，不是放开外国人输入。 日本的家事服务，只为有钱有权的人准备。大量中产，只能可望不可及。

中国不接这个盘！ 国际奥委会前主席巴赫曾表示：中国该拿出一点大国担当，主动扛起申办奥运会的责任！ 没想到中方的态度，更让人拍手叫好…… 可真正需要追问的是，谁想把一张没有封顶的账单递到中国手里？ 说句实在话，巴赫这话不是随口说说的。这些年他跑中国的次数，比跑很多欧洲国家加起来都多。 从北京冬奥会到杭州亚运会，再到粤港澳全运会，每次来都要旁敲侧击提一句：像中国这样有实力、有经验的国家，完全可以多办几次奥运会。 话讲得漂亮，什么 "大国担当"" 推动奥林匹克运动发展 "，翻译成人话就是：这活儿别人都不想干了，你能力强，你来。 国际奥委会的焦虑，真不是装出来的。 你去翻 2036 年夏季奥运会的申办名单就懂了，上面列着印度、卡塔尔、土耳其、埃及、南非…… 清一色的发展中国家。 老牌发达国家集体隐身，德国喊了一阵子柏林办百年奥运纪念，悄无声息就撤了； 英国伦敦办过三届，现在提都不提；美国忙着应付 2028 年洛杉矶，2036 年想都别想； 法国刚办完巴黎，账还没算明白呢，亏了上百亿欧元，财政窟窿还在填。 更有意思的是 2032 年的布里斯班，说是当选主办城市，其实就是走了个过场 —— 因为其他候选城市全跑了，只剩它一个。 这种 "独角戏" 式的申办，搁二十年前想都不敢想。 当年北京申奥，那是跟巴黎、多伦多、伊斯坦布尔、大阪五座城市硬碰硬拼出来的，全球直播投票，紧张得全国人民都捏着汗。 现在倒好，奥委会得亲自上门劝，放下身段谈条件，甚至主动提出三城联办、放宽场馆要求，就差把 "求你了" 写在脸上。 有人可能会问，奥运会不是挺风光的吗，怎么突然就没人要了？答案很简单：账算不过来了。 这玩意儿早就不是什么名利双收的香饽饽，而是一张没有上限的空白支票。 你去翻翻历史，1976 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初始预算 1.2 亿加元，最后花了近 16 亿，超支 720%，全市人民交了 30 年的 "奥运特别税" 才把债还清，硬生生搞出个专有名词叫 "蒙特利尔陷阱"。 近的就更不用说了。 东京奥运会，申办时报的预算是 73 亿美元，最后审计下来直接干到 1.42 万亿日元，翻了一倍还多。 赶上疫情空场办赛，门票收入基本归零，里外里亏了五百多亿人民币。 里约奥运会更惨，巴西经济本来就不行，硬撑着办完，净亏 140 多亿，好多场馆比完赛就荒废了，杂草长到半人高，维护费都掏不起。 雅典奥运会直接把希腊财政拖垮，后来欧债危机爆发，这笔巨额奥运债就是重要推手之一。 说穿了，这就是个结构性的坑。 申办的时候为了拿主办权，个个都往低了报预算，各种承诺天花乱坠； 一旦中了标，建材涨价、工程返工、安保升级、配套基建，哪一样都是吞金兽。 国际奥委会只管收转播费、拿赞助分成，爽得很，超支的风险全由主办国自己扛。 这种 "我请客，你买单" 的买卖，以前大家还愿意为了国际形象咬咬牙，现在谁都不傻了。 那有人又说了，咱们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不是办得很成功吗？怎么现在就不行了？ 这里面有个很关键的区别：2008 年的中国，正处在城市基础设施大升级的节点上。 地铁要修、机场要扩、道路要建、环境要治，这些钱本来就是要花的，奥运会只是个时间节点和催化剂。 两千八百亿的城市建设投入，不是为了十几天的比赛砸进去的，是实实在在服务了北京十几年，到今天上千万人每天还在受益。 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的心态变了。 三十年前，办一场奥运会是向世界证明自己； 二十年前，办一场冬奥会是展示综合国力。 到了今天，我们还需要靠一场运动会来证明什么吗？真不需要了。 杭州亚运会、成都大运会、哈尔滨亚冬会，想办随时能办，而且办得比谁都好，但值不值得办、有没有必要办，这笔账算得越来越清楚。 所以面对奥委会递过来的橄榄枝，咱们的回应一直很冷静：暂不考虑。 没有情绪性的拒绝，也没有模棱两可的客套，就是明明白白告诉对方，现阶段没有这个计划。 上海、广州、成都这些被外界点名的城市，也都先后明确表态，重心放在民生和产业发展上，无意启动申奥。 这不是什么 "不担当"，恰恰是最负责任的态度。 大国担当不是打肿脸充胖子，不是别人一捧就上头，而是清楚自己要什么、该做什么。 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不能总盯着中国一家薅羊毛。 真要让奥运会焕发新生，奥委会该做的是改革自身机制，控制办赛成本，改变 "东道主当冤大头" 的老套路，而不是满世界找接盘侠。 说句玩笑话，真要讲担当，国际奥委会自己先拿出点担当来。 别总想着把风险全转嫁出去，也别搞双重标准那一套。 什么时候办奥运会能让主办国真正受益，而不是留下一堆烂尾场馆和沉重债务，不用你上门劝，自然有人抢着办。 在此之前，这张没有封顶的账单，我们就不接了。

在淘宝做技术专家那几年,是我职业生涯里成长最猛也最疼的一段。 那时候淘宝的技术氛围有一种很特殊的东西,后来在其他公司再也没遇到过: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前人没做过的事,而且这种感觉是真的,不是老板画的饼。双十一的流量,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参照系。你不能去 Google 抄答案,因为 Google 没处理过这种规模的交易洪峰。你也不能等着别人先趟路,因为没有别人,你就是那个趟路的。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种"被逼出来的成长"。不是公司安排你去学什么,是系统扛不住了、数据跑不动了、链路断了,你不解决就没人解决。你今天还在看文档学一个中间件的原理,明天凌晨两点它就在生产环境里出了一个文档里没写过的问题,你得当场想办法。那种压力下学到的东西,跟上课学的完全不是一回事。上课学的是知识,凌晨两点学的是本能。 淘宝教会我的第一课:数据比代码值钱。那个年代大家都在追架构、追框架、追中间件,觉得写出一个高并发高可用的系统是最牛的事。后来我慢慢发现,系统是手段,数据才是资产。系统挂了可以重启,数据丢了或者数据质量烂了,业务决策就是在盲人摸象。我后来转到大数据方向,根子就是在淘宝种下的:你见过一次因为数据口径不统一导致几百万预算打水漂的事,你就再也不会觉得"数据治理"是一个无聊的话题。 第二课:大厂最稀缺的不是技术人才,是能把技术翻译成业务价值的人。淘宝不缺写代码的高手,缺的是能坐在业务方对面,听懂他到底想要什么,然后回来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技术方案的人。很多技术做得极好的同学,在这一步上卡住了,不是能力不够,是不愿意"降维"去听那些在他看来很初级的业务问题。后来我发现,这个"翻译"能力才是最值钱的,因为它两头都稀缺:业务方不懂技术,技术方不愿意懂业务,中间那个位置空着,谁站进去谁就有话语权。 第三课:组织比技术变化更快。我在的那几年,组织架构调了好多次,今天你的团队在这个事业部,三个月后可能整体划到另一个 BU,你的汇报线换了、合作方换了、优先级全变了,但手里的活不能停。你得学会一种能力:在组织剧烈变动的时候,保持自己的技术判断不被行政结构带偏。老板换了三个,方向调了四次,可底层该解决的数据问题还是同一个。能看到这一层的人,不管组织怎么变都有位置;看不到的,每次变动都觉得天塌了。 第四课,也是最私人的一课:身体是有极限的,而且它不会提前跟你商量。在淘宝和后来的大厂里,我一直觉得自己扛得住。连续加班、长期高压、睡眠不足,身体偶尔发出的信号都被我当成"扛扛就过去了"。直到 2017 年主动脉裂开,我才明白:身体给你的警告不是商量,是通知。你忽略了它,它不会再发第二次警告,直接执行。 从淘宝出来之后,我又在几家公司做到了大数据总监,管过上百人的团队。再后来到了大阪,一个人做独立 AI 工程师。回头看,淘宝那段经历给我最深的烙印不是某个技术,是一种面对未知问题时"先上手再说"的本能。不等条件完美,不等方案完整,先冲进去,边打边想,错了就调。 这个习惯在大厂有时候会被诟病为"不够严谨"。可出来单干之后才发现,这恰恰是独立工程师最需要的东西。因为没有人给你排期,没有人帮你评审,没有人替你兜底。你就是那个凌晨两点被叫起来的人,也是唯一一个能解决问题的人。 淘宝没教我怎么做一个好员工。它教我怎么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这个能力,到今天还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