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很多不是专业出身的正科级干部，不愿意去当卫健局长，但不少人都愿意接手教育局长这个岗位。 卫健局面对的都是医疗、公共卫生专业领域，业务门槛高。医院疫情防控、医疗纠纷、药品监管、传染病应急处置，件件都是硬骨头，一旦出医患矛盾、公共卫生事件，追责来得很快。很多外行领导，看不懂医疗业务，面对一堆专业问题心里没底，所以大家都比较忌惮卫健局长这个位置。 反观教育局，很多干部觉得更容易上手。虽然教育系统体量更大，学校、师生人数多，但日常工作偏向行政管理：校园安全、招生、经费、人事协调。就算不是教育科班出身，慢慢熟悉流程之后，也能抓得住工作主线。 还有一点，社会关注度不一样，医疗一旦出事，很容易快速发酵，风险点隐蔽；教育的事情大家熟悉，更容易沟通协调。 不过话说回来，不管教育还是卫健，都是民生大头岗位，责任一点不轻。

他当了35年辅警，一直以为1990年高考落榜了。54岁那年才知道，录取通知书被人截走。顶替他的人，如今已成医院副院长！ 2022年7月，河南孟州市卫健委的一间档案室里，52岁的席南翻着一份人事档案，手指开始发抖。 档案袋上写着“李席南”。但里面装着的东西，他再熟悉不过了——他自己的高中毕业生登记表，他自己的报考志愿书，他自己的体检表。还有，他自己的照片。 孟州卫健委的工作人员告诉他：1990年，他的高考录取通知书被人冒名领走了。 那年席南考上了焦作卫生学校。但他没有收到通知。他以为自己落榜了…… 席南是沁阳人，农村出身。1987年进入沁阳四中读高中，班主任李士保记得，这个学生“学习努力、成绩好”。 1990年高考后，席南在家等通知书。等了一个夏天，什么也没等到。他认定自己落榜了，没有复读的条件，便进入公安系统，成了一名辅警。这一干，就是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里，席南穿着那身制服，出警、巡逻、处理纠纷、写材料。他慢慢地不再想高考的事了。他以为自己的人生就是这样了。 而在另一个地方，一个叫李某刚的人，用“李席南”这个名字，替席南上了焦作卫校，毕业后按政策分配到孟州市卫生系统，一路做到了西虢镇卫生院副院长。2021年，他还入选了“孟州好医生”。 两个人同在焦作，同在一套行政体系里，甚至可能在某些场合擦肩而过。但一个穿着辅警制服在街头执勤，一个穿着白大褂在医院里开会。 席南不知道，他人生中那张被截走的录取通知书，正在另一个人手里，被兑换成了学位、编制、职称和荣誉。 2022年，席南得知真相后，曾试图联系李某刚。对方起初联系过他，但“后来出了处理结果，就不联系我了，说已经被处理了，不要再找他了”。 席南说：“我并不想为难别人，但至少要让我知道真相。” 这话听着克制，但背后是三十五年的分量。他没有大吵大闹，没有上访堵门，他只是想知道：当年那张通知书是怎么被截走的？谁截的？谁批准的？谁在档案上做了手脚？ 沁阳市教体局曾有调查组对通知书去向进行调查，回复是：当年档案遗失，经办人已辞世，无法进一步调查取证。 一个经办人死了，一段档案丢了，三十多年前的事就“无法进一步调查”了。但冒名顶替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从截留通知书到伪造学籍、变更户籍、入学注册、毕业分配，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有人“配合”。 这不是秘密，只是被时间掩埋了。 2025年4月22日，席南向媒体反映此事，当晚沁阳市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称“媒体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 但此时距离席南得知真相，已经过去了将近三年。 孟州市卫健委在2022年就已经认定李某刚冒名顶替，并给予了开除处分，函告教育部门撤销其中专学历证书，撤销其医师资格证书。卫健委还曾给出移交司法部门的建议，但最终并未落实。 卫健委一位工作人员说，李席南“确实没有被移送司法机关，至于原因他并不清楚”。 为什么不移送？有一个可能的答案：追诉时效。有律师指出，冒名顶替罪的追诉时效为五年，本案发生在1990年，已经远远超过了追诉期。 但另一种观点认为，李某刚冒用席南身份长达三十二年，其间持续使用伪造身份完成学业、谋取职业、获取晋升，“犯罪行为从未间断”，应当属于持续犯，追诉时效应从行为终了之日起算。 这是一个法律解释上的争议，但争议本身不应该成为不作为的理由。 结局，或没有结局…… 截至2025年4月，李某刚已被开除公职，目前无业。他的中专学历被撤销，医师资格被撤销，副院长和“孟州好医生”的头衔也随之烟消云散。 席南呢？他依然是一名辅警。五十四岁了，没有编制，没有职称，没有副院长的头衔。 他失去的东西，一纸处分决定还不了，撤销一个学历也还不了。三十五年的光阴，没有人能赔给他。 沁阳市联合调查组成立后，表示将“依法依规依纪做好后续处理工作”。但至今，关于当年录取通知书如何被截留、涉及哪些环节、是否有“内应”人员配合，这些核心问题仍然没有公开的答案。 席南说，他从农村出来，考学是唯一出路，“30多年了，心情真的难以用语言表达”。 这句话里没有愤怒，没有控诉，甚至没有多少怨恨。只有一个被偷走了三十五年的人，站在时间的尽头，轻声说了一句：我想知道真相。 而真相，至今还没有完全浮出水面……

一个可爱的台湾女生在上海遇到暴雨，她那银铃般自由的笑声像划破慢慢长夜的一颗彗星，让人充满了对自由而美好生活的渴望；与此同时浙江金华永康的高中学生不满学校暑假补课，被关在校园内齐声高喊“放假，放假！”她快乐的底气来自于—她来自台湾。从小没有人教她“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是烈士们用鲜血染红的”，她只需要快快乐乐的学习，没有沉重的包袱。懂事后她想看什么书都可以，想在网上骂谁都行，不必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她受委屈了，譬如“黄总请你去包厢”，可以找记者，也可以找民意代表，而不是含泪吞恨；世界对她敞开怀抱，手里拿着的台湾护照甚至可以让她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享受中国护照羡慕的“快速通道”；她生病了根本不会担心，因为她知道台湾的全民健保可以帮她分忧，她只知道不用给医生红包，只需负担非常低的金额，就能享受如此高质量的医疗。当她回到台湾，虽然看到的都是不和谐的新闻，但她知道这些新闻会促进台湾进步。她更习惯看到新闻媒体对着政府的弊案穷追猛打，因为有尽责的媒体把关，人民更可以发挥选票的力量。她很清楚，民主制度下的公民社会有自我调适的能力，她的笑声如此的迷人动听，是因为她相信只要没有外力刻意改变她们，台湾会越来越好。

一个大二男生李雷，跑去私立医院捐精，每月十多次，一次三百块，活生生把自己干成了医院的“固定货源”。结果有天做完出来，护士长塞给他一张纸条，手指在他手心按了一下，眼神慌里慌张的，他打开一看，整个人当场楞在走廊里。 纸条上的字迹歪歪扭扭：“别再来了，他们用你的样本给十几对夫妻用了，不合规。”李雷捏着纸条的手直抖，走廊消毒水的味道突然变得刺鼻。他想起每次来，护士都夸他“质量好”，还给额外的营养补贴，现在才明白那笑容背后藏着什么。 上个月他刚交了学费，还给老家的妹妹买了台学习机，钱都是这么攒的。室友总笑他“卖精换钱”，他嘴上不在乎，心里却憋着股劲——爸在工地摔断腿后，家里就指望他了。 护士长从走廊那头过来，假装整理病历夹，压低声音：“上周有对夫妻来闹，说孩子生下来有遗传病，查了才知道……你赶紧走，别再来了。”她白大褂口袋里露出半截药盒，李雷认出那是治疗不孕不育的药。 李雷冲出医院，秋风吹得他脑仁疼。他蹲在公交站牌下，摸出手机翻通话记录，上个月有个陌生号码打过两次，他以为是诈骗电话没接。现在想想，说不定是那些用了他样本的夫妻。 回学校的路上，他路过那家常去的面馆，老板娘喊他：“小李，今天还吃牛肉面？”他摇摇头，老板娘看出他不对劲，往他手里塞了个卤蛋：“是不是钱不够了？跟婶说，婶先给你记着。” 他攥着卤蛋，突然想起高三那年，爸陪他来城里考试，就在这家面馆，爸把牛肉全夹给他，说：“咱穷点没事，不能亏了身子。”现在爸还躺在老家床上，等着他寄钱回去做康复。 宿舍门没锁，室友正围着电脑看新闻，标题是“某私立医院违规操作，多名试管婴儿出现健康问题”。李雷的心沉到了底，他默默走到自己床铺，从枕头下翻出攒钱的银行卡，里面还有三千多块。 “雷子，你咋了？”室友拍他肩膀，“明天还去不去医院？我跟你说，我也想去试试……” “别去！”李雷猛地站起来，声音发哑，“那地方不对劲。”他把纸条揉成一团，塞进裤兜，“我明天就去举报他们。” 室友们都愣了，李雷没再说话，拿出手机查举报电话。窗外的路灯亮了，照在他年轻却写满倔强的脸上。他想起护士长慌张的眼神，想起那些可能存在的、带着他基因的孩子，突然觉得手里的银行卡烫得吓人。 第二天一早，李雷没去上课，直接去了卫健委。走出大门时，阳光刺眼，他掏出手机给妈打了个电话：“妈，我找到份家教的活儿，钱够用，您让爸好好养病。” 挂了电话，他深吸一口气，觉得心里那块堵了很久的石头，好像终于落了地。

不像許多有名的總統，詹森沒有名牌大學的學歷，他是真正窮苦出身。他大學唸德州的一個鄉下師範學院，學費已經很低廉，但他還是得休學一年，先去賺點錢才能完成學業。師範學院常有一些德州各地學區的督學、校長來進修，詹森結交了一個德州南部學區的督學，督學承諾詹森一個教職，詹森就這樣在1928學年，在Cotulla這個地方，教了一年書。 Cotulla在一百年前的人口，和現在差不多，都只有三千多人。德州在一百年間，發達不知多少倍，但Cotulla卻一點都沒長進，你就可以知道這是多麼鄉下的一個地方。它離墨西哥邊界只有六十英哩，離大城聖安尼奧九十英哩，看起來不遠，但一百年前，柏油路沒有舖到Cotulla，交通不便，所以是真正偏鄉。小地方近八成是墨西哥裔，務農為主，學童經常一曠課就是幾個月，因為家長把小孩帶去甜菜園或是棉花田工作了，沒有人管這些墨裔小孩功課怎麼樣，甚至沒有人管這些小孩會不會說英文，直到詹森來了Cotulla小學，才有改變。 小學原來有五個老師，都是主婦不情不願地來上班，每天都是上課前才到，一打鐘下課就趕緊走人，一刻也不停留。小學很久沒有男老師了，大家都很高興有新血，詹森一到，督學立刻指派他當校長。這是詹森的第一份領薪水的正式工作，他的所作所為，完全反應了詹森的整個人生態度，甚至他的人生野望。詹森從來不把他的工作當小事，他一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早早到學校檢查環境、備課，下班後繼續忙到很晚，小朋友功課一定要教到會才放他們走。他認為小朋友會講正確的英文很重要，不厭其煩地要求他們發音正確。小朋友下課時間沒有遊戲場地，原來的老師也不管，他一來就弄出場地，找到排球和壘球的設備，要求老師輪流在下課時間看顧小朋友。鄉下小孩從來不知道體育比賽，也沒有錢去外地參賽，詹森自己找家長帶隊去比賽。Cotulla的小朋友一輩子都記得這個，不乖時教訓他們，對他們有要求、有期待的詹森老師。唯一的校工不識字，詹森有空就教他識字，但詹森嚴格要求他把學校打掃乾淨。 在一個偏鄉遙遠而無人知的小學，做著誰也不知道有什麼用的工作，但詹森不因為事小而輕乎，什麼事都全力以赴，他相信，「只要你每個方法都試了，你就會成功。」詹森的志向當然不是當一個成功的小學老師，有一次小朋友學他講話傷了他的心，他很生氣地打了那個冒犯他的小朋友，然後對全班罵，「你們怎麼能這樣笑我，你們現在看到的這個人，是未來的美國總統。」 二十歲的詹森在Cotulla流露的不只是他過人的努力和非凡的野心。詹森的白宮任期以民權法案、社福法案和越戰泥淖聞名。六零年代前的德州，和南方各州都一樣，政治和社會是充滿種族主義偏見的白人所主導，政客全都是民主黨。詹森為了民權法案，把這個南方的民主黨板塊打破，可以說是背叛了一直力挺他出頭的南方白人，但詹森不是為了權術而虛情假義地通過民權法案，他是真心地想要為弱勢的少數民族說話，想為他們做事，他在Cotulla的學生，幾乎都是墨裔，他沒有少盡一分力來幫助這些學童，也許他還多出了力，因為他自己也是窮苦出身，他內心還是有一股俠氣，不忍見人間的不公不義。但詹森的俠氣，還是家父式的，他在德州，但他不想學西班牙語，他在Cotulla教墨裔小孩要怎麼擁抱英語、美國文化、美國歷史，因為那是他認為對小朋友最重要的教育。結合了俠氣和家父心態，轉換到全國的政策，那就是美國史所未見的社福擴張：食物券、老人及窮人健保、窮人免費學校午餐、窮人住房補助等等，都是詹森任期內搞出來的，每一個政策都立意良善，都是「為你好」，但最後都把這些窮苦、弱勢族群，養成伸手牌，失去自立的能力，還造成了政府永遠的財政問題，美國現在的社會問題，很大的部份都可以溯源到詹森的總統任期。 有錯誤理念的人，你寧願他笨一點、懶一點，造成的禍害會少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