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High VFM 有一点不影响生活的心理疾病，家里也不在乎她，拒绝给她出学费和医疗费。希望能减轻一点自己的负担也要攒钱治病，还想能有时间和物质条件去学一些自己喜欢的手艺。 她是第二个我见过的真正可盐可甜的女生，不论是御姐、清冷还是可爱、清纯，她都驾驭的很好，可以随时百变的宝藏女孩！

作者老范在博客文章中批评，“灵活就业”把没有稳定工作和保障不足包装成“自由选择”，并把单位原本承担的那部分社保成本以及车辆、维修和长工时等风险转给个人。文章把这种风险转移与统计口径连在一起：调查周内为获得报酬工作至少1小时，便会被计入就业人口；进入平台零工后，劳动者又要自行负担许多经营和保障成本。老范据此认为，所谓“灵活”首先服务于企业和平台的用工安排，不是劳动者天然获得的福利。 文章称，争议来自8月21日的《聊一波》节目。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丹丹在节目中表示，正规工作以朝九晚五换取五险一金，灵活就业者则以较弱的社保保障换取自我管理和选择时间的自由，因此“灵活”本身也是一种福利。相关发言被剪成短视频后，网上传播的主要是“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这半句话。 老范同时还原了网上剪辑中被省略的发言。张丹丹回答，有些人主动选择灵活就业，有些人则因为找不到有劳动合同和五险一金的稳定工作而没得选；她还称，大多数平台基本不给零工缴纳社保，并提出由部分平台补贴骑手参保。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当场表示，不能简单地把灵活等同于福利，制度设计必须配套相应的保障机制。老范因此明确承认传播中肯定存在断章取义，但仍批评说，把自由称为福利，放在背债开网约车等劳动者的处境中，就成了替“没有保障”寻找理由。 作者随后把批评指向统计分类。按老范的个人叙述，他领取24个月失业保险期间属于失业人口；领取期结束后，即使没有找到新工作，也被归入灵活就业。文章还称，中国每月抽取12万户调查就业情况，调查当周只要为获得报酬工作至少1小时，例如跑一单外卖或接一趟网约车，就会被计入就业人口。 老范说明，“每周1小时”不是中国独有的门槛，而是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通行标准，原意是不让打零工者从就业统计中消失。但他认为，这一口径落到中国当前的就业结构中产生了相反效果：没有稳定工作的人仍被计入就业人口，“灵活就业”听起来像仍然有工作、有收入，每周至少干一个小时，还能拿一点钱回来，这和失业有巨大差异。 文章援引的规模数据有宽窄两种口径：约在2021年的官方窄口径为2亿人，节目称目前超过2亿；一份宽口径报告给出2025年2.8亿，并预计2026年达到3.2亿，其中还包括农村自营者、小商贩和零散兼职者。按3.2亿和约7.25亿就业人口计算，占比约为44%。老范承认，究竟有多少人完全没有工作并无统计，但仍明确指称，灵活就业人口中很大一部分实际上就是失业人口，这一分类掩盖了部分失业。 老范以自己的经历认为，“自由”也不等于劳动者真正掌握时间。文章援引的统计显示，网约车司机每天工作9至12小时的占59.53%，12小时以上的占10.33%；外卖骑手每天工作9至12小时的占76%，12小时以上的占19.74%。文章还称，司机和骑手需自行承担购车或租车、能源、维修、交通处罚和社保费用。老范据此批评，平台算法推动的长工时没有加班费；扣除这些成本后，零工的实际时薪还可能低于表面数字。 文章称，竞争还在压低劳动单价：广州网约车每公里收入从2022年的3.46元降至2025年的2.66元，全国网约车驾驶员证则从2021年1月的308.6万张增至2024年10月的748.3万张。老范把网约车行业比作蓄水池——进入者越多，劳动者之间的竞争越激烈，单价越低。 作者认为，企业采用灵活用工有直接的成本动力。按文章列出的比例，正式员工的养老保险由单位缴16%、个人缴8%；加上其他保险和公积金，单位承担的总成本比工资高出三分之一以上。把正式员工改为零工后，企业便不再承担原有的社保、劳动合同和离职补偿等成本。老范据此批评，不是劳动者先普遍追求灵活，而是企业先追求灵活用工，进而形成大批灵活就业者，并把更多风险转给个人。 文章也呈现了补保障的尝试。老范称，张丹丹一直推动平台与劳务公司共同承担骑手社保。她与京东、美团等平台沟通时，平台方面表示，不愿为每周工作时间很短、活跃度很低的人缴纳社保，但愿意覆盖每周工作7天、每天十几个小时，实际上接近全职的劳动者。老范据此认为，部分被称为零工的人实际承担着接近甚至超过全职工作的劳动量。 对于人工智能（AI）可能带来的就业变化，老范预测，未来更多人或许会独自接活、交付和收款。文章介绍的政策方向是一人公司（OPC，One Person Company），即由一个核心人物主导，借助人工智能应用、智能体或外包协作经营的创业形态。文章称，截至2026年5月，全国已有426个一人公司社区，覆盖65个城市，20个省级行政区出台了100多项扶持措施，包括算力补贴、免租工位、创业担保贷款、模型调用券。 但老范判断，一人公司只能承接灵活就业者中会使用人工智能、有技能、能创业且收入较高的一小部分人，接不住大多数灵活就业者。对背债开网约车的人，这些扶持措施解决不了眼前的问题。老范强调，一个人成为灵活就业者，并不意味着马上就能成为一人公司、通过人工智能改变生活，没有那么简单。 因此，老范没有否认自由本身有价值，也承认部分人确实主动选择灵活就业。他批评的是，当处境差异巨大的人都被统称为“灵活就业者”，失去稳定岗位、缺少保障或被迫接零工的人就被包装成主动选择了自由；当企业和平台不再承担原有成本时，这种“自由”又把风险转给了个人。在保障没有跟上的情况下，作者认为，“福利”已经成为风险转移的一句体面说法。

我们生活的第一个转折，是我俩一起上公安大学（1） 结婚后，对物质没有过多要求的我们，也能满足在单位宿舍的寄居生活，安稳、便宜。没有理想，缺乏与现实的比较，人就没有前进的动力，也看不见需要跨越的台阶，生活没有波峰也没有低谷，像首咿咿呀呀没有副歌、也不知道何时休止的曲子。 后来有一个很大的困难是单位说宿舍紧张，让我们搬出。一时手足无措的我们，找了办公室管后勤的小头目，低声下气地让人宽限几日，那人带着深重的理解和同情，和颜悦色地拒绝了。然后我们堵着一股气，仓皇搬进正在装修的交警队家属院……那时候居然没考虑到甲醛啊各种有毒物质的侵害，就那么在灰尘与机器喧嚣中度过了自负且难的一段日子，记得当时一有朋友来，就说眼睛酸得受不了，而我们，居然练就得百毒不侵，什么感觉都没有。 时间快进，一年后，我怀孕，前五个月吃了吐，吐了吃，吃了又吐，有两三周完全靠输液维持生命，整天躺在一个简易钢丝床上，被家人从客厅挪到阳台，晒点太阳……后来去四川绵阳生产，期间遭遇911世贸大厦倾覆。产后休整了三个多月，才去上班。 这次上班，遭遇了很多小打击，比如自己创办的小刊物《刑警之页》根本得不到领导的赏识和肯定，每天的工作就是收发报纸信件，月底做个报表；比如单位领导迁新居我们不得不从捉襟见肘的工资里拿出一部分去随礼，过年过节更是无一例外，各个层级的领导，厚此薄彼谁都不合适，人陷入这种畸形的人情债中，难以超脱；比如徐的司机身份总是带给心高气傲的他许多尴尬……尽管我给我们制定了许多计划来区别浑浑噩噩的日子，要一起写日记，要一起不放弃学习英文（也茫然不知道有什么作用当时），要每年国内旅行两次，然而生活还是单薄地可以一眼看到底。 所以偶尔看到可以脱产去北京公安大学上学的信息的时候，我俩沸腾了。 都是没有正经上过大学的人，他过早地参加工作，我高中毕业后只考上了司法学校，一个比高中课业轻松，荒废时日为主的高中专……彼此都没在大学的绿荫地上打过滚，没有在学操场的跑道上跑过步，没有去过明亮的阶梯教室，没有泡过大学的图书馆，没有吃过学生食堂……甚至因为闪婚，都没有正经谈过恋爱，人生多么不完整。所以当即就决定参加成人高考，一起手拉手去享受不一样的生活，看看生活到底会出现几个岔路口，可让人犹豫徘徊。 于是报名，找书复习。考试一直都很顺利，只有在最后一门考数学的时候，徐和我蹲在西兰路口，等去咸阳的长途汽车，他说：数学挺难，我怕考不好，都没什么希望，到底去不去？我也极其不定，还是他最后自我安慰说：算了，前面的都考完了，这一门放弃多可惜，随便去考考吧，如果努力了，就不会有什么遗憾了，否则没去的话，后悔也来不及了……当时的我们，看着路上车来车往，只知左行可到先，右行可以到达兰州。 两个人思来想去，最后还是上了长途公共汽车，决定即使是浪费时间，也把最后一门课给坚持下来。半途而废总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考完试，我俩手拉手从咸阳纺织中学（如果没记错的话）的大门走出来，有阳光有微风，步履是那样的轻快，我们其实也不知道，命运就在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会有个拐弯。 几个月后，我们同时收到录取通知书，很开心，但也很担忧，刨去当时女儿才刚刚10个月不说，单单每年的学费，家里根本就无法同时负担得起两个人，怎么办？后来经过商议，我父母同意负担我的学费，徐的学费则由他的父母承担。当时单位说好是让我带薪上学的，由于徐不是在职在编公务员，所以他离开是没有工资的，生活费问题就暂定这样解决，实际上因为我的工资一直拖欠（只知农民工会被拖欠工资，不知道当时身为警察的公务员，工资也会被拖欠吧？），花的都是徐的父亲的工资，公婆缩衣节食，为我们上学提供最大的支持。 为什么当时双方的父母们会支持我们一起上学？其实最现实的一个原因是，单位领导承诺，只要学到本事，拿到正经文凭，徐就可以从原来的合同制工人转为在职在编的公务员。务实的父母们，是因为这个，才下血本，让我们抛下十个月的幼女，去北京虚掷时间与金钱。而我们，则完全是被一种新生活，一种新体验所鼓舞着，根本想不了太多，就觉得人生这个旅程，不能缺少真正的大学生活，我们必须在可能的时候去补上这一课。 未完待续

广州 女生 没经历过 支持检测 家庭条件不太好，特别缺乏安全感，和室友的相处也不是很融洽。学费和生活费的负担比较重，消费欲也比较重，所以基本上处于一个入不敷出的状态。也不是很好意思总和父母开口。所以找到了我们。 现在还没有开始介绍，所以马上联系我们她一定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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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今年应该是一个分水岭了，学硕开始大面积取消，以后专硕就是正常研究生报考方向了。 你要说有什么区别？其实就是学费可以吓死你，一年大几万到十几万不等，可能越好学校会越贵，而且学制可能会从2年变成3年。 研究生应该会成为大多数家庭不可能承受负担，研究生学费估计要和留学差不多了。

向华强说：“我大哥在ICU拖了八九个月，每个月30万，一堆护士照顾他，他女儿舍不得拔管让他走，我觉得拔不拔管就看经济负不负担得起，你有钱自然是能多留一天是一天，你没钱，就不要烧钱，就算几万块钱一个月，对普通人来说也很辛苦。” 这话听着冷，可你细琢磨，全是现实。30万一个月，普通人一辈子都攒不够。你卖房、借钱，把家底掏空，就为了让亲人在ICU里多躺几个月。可那几个月，他醒着吗？能说话吗？能看你一眼吗？多半不能。他浑身插满管子，靠机器活着。你花钱买的，不是他的命，是他的“还没死”。 我有个朋友，父亲脑溢血进了ICU。医生说希望不大，可他不甘心。把家里积蓄全砸进去，又借了十几万。一个月后，钱花光了，父亲还是走了。他背了一身债，老婆天天跟他吵，孩子学费都交不起。他后悔说：“早知道这样，不如当初早点接出来，让他少受点罪，我也少背点债。”可那时候，谁舍得说“拔”？ 不是儿女不孝，是钱不够。如果像向华强那样，每月30万不眨眼，当然可以一直养着。可普通人，一个月挣几千块，ICU一天就花光。你咬牙撑着，撑到最后，人财两空。活着的人，比死了的还难受。 那怎么办？量力而行。孝顺不是拿钱往水里扔。如果你有经济实力，那就留；如果没有，就别硬撑。硬撑的结果，是活人替死人背债。你爸要是在天有灵，也不愿意看到你为他倾家荡产。 更重要的，是提前想好。趁父母还健康，跟他们聊聊：万一到了那一步，你想怎么走？是浑身插管、没有尊严地活着，还是回家、止痛、安安静静地走？很多老人其实不想进ICU，他们怕受罪，更怕拖累孩子。只是儿女不敢问，也不敢听。 向华强的话，提醒了我们：爱不是用钱来衡量的。你倾尽所有，未必是真爱；你量力而行，未必是不孝。关键是，你在做决定时，心里有没有装着病人，也装着活着的人。 别等到躺在ICU里，才后悔没早点谈；别等到债台高筑，才明白什么叫“烧钱”。生命无价，可医疗有价。普通人的爱，得算着花。这不是冷血，是清醒。

三分钟的龌龊交易，隐藏的是艰辛的生活和悲凉的人性!(上篇) 成都老城区的深巷，藏着一座被世俗偏见包裹的老旧舞厅。没有繁华商圈舞厅的光鲜热闹，这里外墙斑驳、门头简陋，隐在一排排老居民楼之间。外人提起它，大多带着暧昧的揣测与偏见，默认这里鱼龙混杂、是非丛生，路过时都要快步避开。可很少有人愿意走进这片昏暗，看清三分钟一曲的慢舞背后，底层成年人最真实的生存百态，以及普通人苦苦守住的微薄体面。 这座老舞厅规矩简单透明，全场统一三分钟一支舞，明码标价分为三个档次：五元、十元、二十元。价格差异，无关舞步好坏，只关乎陪伴的分寸、倾听的深浅。低廉的门槛，容纳了这座城市最普通、最落寞的一群中年人、老年人，藏着无数不为人知的孤独与生计。 傍晚六点半，天色渐暗，舞厅暖黄的昏灯准时亮起，柔和的光线弱化了所有人的棱角，掩去了脸上的疲惫与沧桑。场内老式音响缓缓流淌出舒缓的老歌，节奏缓慢温柔，适配每一个来此寻求慰藉与生计的人。 舞池四周的座椅上，散落着以此谋生的女人们，年龄、样貌、状态各不相同，构成了舞厅最真实的底色。 场内最年轻的一批女人，四十岁上下，算是这里的中坚力量。她们身姿挺拔，大多穿着干净的针织小衫、修身长裤，简单化了淡妆，浅浅的口红提了气色，遮住了熬夜和生活重压带来的憔悴。眉眼还算灵动，只是眼底藏着岁月打磨的世故，没有年轻人的天真烂漫。她们反应快、情商高，擅长察言观色，总能第一时间留意到独自落座、神色孤寂的客人，大多接十元、二十元的中高端单，客源相对稳定。 更多的是四十五到五十五岁的中年大姐，也是舞厅人数最多的群体。她们大多素面朝天，皮肤是常年居家操劳、风吹日晒的暗沉肤色，眼角细纹清晰可见。穿搭朴素随性，多是碎花短袖、棉质T恤，头发简单扎起，不少人发丝里悄悄掺着白发。身形大多微微发福，是常年柴米油盐堆积的生活痕迹。她们性格温和内敛，不争抢不喧闹，耐心十足，主打五元平价舞曲，接的都是唐老头这样的熟客，踏实安稳，只求细水长流的收入。 角落里还坐着几位年过六十的年长阿姨，是场内最隐忍的一群人。皱纹爬满脸颊，头发大多染成黑色也遮不住花白，体态微微佝偻，动作缓慢轻柔。她们体力不济，不善主动招揽，只是安静静坐等候，靠极致的温柔耐心留住老客。对她们而言，每一曲五元的收入，都是补贴家用、减轻儿女负担的微薄底气。 有谋生的女人，就有寻暖的男人。舞厅里的男客，亦是百态丛生，各有各的孤独。 占比最多的，便是唐老头这般退休独居老人。大多六十岁以上，衣着整洁朴素，老式衬衫、休闲布鞋，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他们拿着稳定退休金，衣食无忧，物质富足，唯独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大多沉默寡言，独自靠在座椅上，眼神空洞地望着舞池，不凑热闹、不喧哗打闹，只是静静等待一场短暂的陪伴，驱散独处的冷清。 场内也不乏四五十岁的中年务工男人。皮肤黝黑粗糙，手掌带着劳作的厚茧，身上偶尔还残留着淡淡的尘土气息。穿搭是耐磨的工装衣裤，举止拘谨木讷。他们背井离乡在成都打拼，白天为生计奔波，夜里无去处、无倾诉之人，便花几块钱跳一支舞，借片刻温柔消解漂泊的疲惫与孤独。 还有少数失意的中年男人，穿着干净便装，气质斯文内敛，与市井舞厅略显格格不入。他们大多婚姻平淡、生活压抑，无人懂心底的烦闷，不愿被熟人窥见狼狈，便躲进这片昏暗，用三分钟的陪伴，短暂逃离现实的琐碎与压力。 六十七岁的唐老头，是这间舞厅雷打不动的常客。在外人眼中，他是妥妥的享福命，退休工资丰厚，无衣食之忧，邻里无不羡慕他晚年清闲自在。可光鲜的外表之下，是熬不尽的孤独。老伴多年前病逝，唯一的儿子定居外地，忙于自己的工作和家庭，一年到头难得回家一次。偌大的房子，整日冷冷清清，三餐一人食，昼夜一人过，满腹的陈年旧事、生活琐碎、心底委屈，从头到尾无人倾诉。 他不爱棋牌玩乐、扎堆闲聊，日复一日的独居生活，让他愈发畏惧空旷的屋子。他频繁出入舞厅，不是贪恋跳舞玩乐，只是想逃离无边的孤寂。他花钱买的是三分钟有人陪伴、有人倾听的暖意，让他短暂摆脱孑然一身的孤寡身份，做一个有人搭理、有人共情的普通人。 常年陪伴他的，是五十四岁的张大姐。 张大姐是被就业市场彻底抛弃的中年女人。年过五十，无学历无专长，工厂嫌她年纪大、手脚慢，工地嫌她体力弱、扛不住，四处求职屡屡碰壁。可生活从不会心软，孩子的学费、家中房租、水电柴米油盐，每一笔开销都压得她喘不过气。上有老、下有小的重压之下，这间老旧舞厅，成了她走投无路后唯一的谋生出路。 在舞厅的数年里，张大姐早已练就一身恰到好处的职业温柔。待人温和有礼，笑容克制真诚，倾听时微微俯身，适时附和几句、轻声宽慰几句，精准接住老人所有的情绪。可这份温柔从来都是职业化的，每一次陪伴，她心里都精准掐着时间，紧盯墙上的挂钟。三分钟，不多不少，五元、十元或是二十元，明码标价，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她凭时间和耐心，踏踏实实赚来的养家钱，是她撑起整个家庭的底气。

离岸信托迷阵：一份税务公告，如何终结中国高净值人群十余年的跨境避税时代？7月24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的公告》，全文不足三千字，却在高净值人群中，引发剧烈震荡。这份文件首次以部门规章的形式，明确了离岸信托设立、存续、终止清算三大环节的个人所得税征管规则，统一适用20%税率，并将追溯期延伸至2023年1月1日。 换言之，过去十余年间，中国高净值人群依托离岸金融中心的低税率与信息壁垒搭建的跨境避税架构，在一纸公告面前宣告终结。据多家财富机构测算，中国居民实际控制的离岸信托整体资产规模在2.3万亿至2.7万亿元之间，存量设立户数约9400至11000户。这个体量相当于2至3个普通地级市全年GDP之和。 一个万亿级灰色地带 在过去十余年间，离岸信托几乎成为中国顶级企业家的标配。据公开资料，马云通过离岸家族信托持有阿里巴巴股份，市值约1119亿元；刘强东在京东上市前将所持100%股份装入离岸家族信托，当时价值超333亿元；雷军将65.78亿股小米股票(约560亿元)托管于香港离岸信托；黄峥转入约882亿元，王兴转入约188亿元。 2023年，中国高净值人群的离岸信托规模突破20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4万亿元)，五年间激增约300%。开曼群岛注册处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新增注册的特殊目的公司中，37%的最终受益人系国内高净值人群，同比增长12%。他们为什么如此热衷？答案并不复杂。离岸信托的避税逻辑，核心有三层： 1.装入即"冷冻"。个人将股权、房产等资产转入离岸信托，法律上所有权转移给境外受托人。在此前的规则框架下，这一转移行为是否构成应税的财产转让，界定模糊。于是，数以亿计的资产增值被"冷冻"在信托架构内，分文税款无需缴纳。 2.不分配即不纳税。这是离岸信托最精妙的设计，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投资收益，只要不分配给境内受益人、不汇回境内，税务机关事实上难以掌握信息，也就无从征税。资产在离岸账户内利滚利，而国内的税单上干干净净。 3.多层架构做掩护。个人→BVI公司→开曼信托→底层资产，多层嵌套将"控制"比例稀释至25%以下，既避开关联交易监管，又令税务机关难以穿透认定实际控制人。 十年织网：从CRS到金税四期 这份公告的出台，并非突然袭击。它的背后，是一套运转了十年有余的全球信息交换网络。2014年9月，OECD在G20峰会发布共同申报准则(CRS)，旨在通过全球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打破跨境信息壁垒。同年，中国在G20峰会承诺实施CRS。2015年7月批准《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为CRS实施奠定法律基础。2017年5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完成CRS国内落地规则。 2018年9月，中国首次与101个国家和地区交换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覆盖离岸信托、离岸公司账户、境外保单等。截至2026年，全球已有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承诺实施CRS，累计交换超过1.5亿个金融账户的涉税信息。 📌 CRS是什么？CRS并非直接的征税规则，而是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它是税务机关的"千里眼"，而非纳税人的"紧箍咒"。在CRS框架下，离岸信托会被归类为投资机构或消极非金融实体，触发控制人信息报送——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保护人均被视为控制人，其身份信息与账户余额、年度收益一并交换至税收居民国税务机关。 这意味着，税务机关虽不能通过CRS直接获取信托内部的利润留存明细，但可以通过账户余额的年度变动推断利润留存情况。若账户余额逐年增长，而纳税人申报的境外所得极少，将构成明显的异常指标。 数据已经开始产生威力。据国家税务总局2026年6月发布的涉税数据，2026年前5个月，居民个人境外收入累计补缴税款约130亿元。该数据直观表明，CRS信息已不再"躺平"，而是被拿来与纳税人的国内申报记录逐笔比对。 与此同时，国内的监管基础设施也在升级。金税四期实现了税务、银行、外汇、海关、市场监管数据的互联互通，对境内个税零申报但境外有大额资产的高净值人群自动预警。外汇管理部门同步核查离岸信托资金出境的合法性，严查非法转移资产与逃汇行为。 2025年初，上海率先启动离岸信托专项核查；2026年3月起，江苏、深圳、北京、广东等高净值人群密集地区密集跟进，形成多区联动监管，开展集体约谈和逐户核查。2026年4月，国家税务总局官方确认将利用CRS等机制加强境外所得监管，为地方行动提供政策背书。 三刀切断避税链条 《公告》的核心设计，可以用"三刀"来概括——分别切入离岸信托的设立、存续、终止三大环节。 🗡️ 第一刀：设立环节，装入即征税《公告》第三条明确，居民个人将股权、股票、房产等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时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 这意味着什么？假设刘强东2014年装入信托的333亿元京东股份，按粗略估算，设立环节理论应缴税款约66.6亿元；雷军560亿元小米股份，设立环节理论应缴税款约112亿元。 🗡️ 第二刀：存续环节，不分配也要交税《公告》第四条明确：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及其持有、控制、管理的境外实体，在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无论是否实际分配，均以该居民个人为纳税人，按年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 换言之，"钱在信托里待着不动，也得交税"。配套细则同样严厉：转让损失不得结转以后年度抵减；"财产转让所得"与"利息、股息、红利所得"互不抵减；受托人报酬、信托管理费、法律服务费、投资顾问费等各项费用，一律不得抵减应纳税所得额。 🗡️ 第三刀：终止环节，清算收益一网打尽《公告》第五条规定，居民个人离岸信托终止时，以全部信托财产的清算收益为应纳税所得额，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 ⚠️ 反避税条款——更具穿透力《公告》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明确了三项核心规定：一、个人通过其他个人或组织装入财产，但财产实际由该个人出资、负担、控制的，视为该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二、离岸信托未分配收益以及囤积在其控制的境外实体的收益，全部纳入征税范围；三、居民个人转为非居民个人当日，须按信托财产市价减原值进行清算缴税——这实质上是一道"信托版离境税"。 此外，《公告》第十二条规定，离岸信托为个人还债、担保、代付学费房贷、低价转让房产等行为，一律视同向关联居民个人分配，按市价计算所得缴纳20%个税。换言之，"钱在信托里、人在国内花"的模式，同样被封堵。 被击穿的信托 在《公告》出台之前，离岸信托的"保险箱"神话已被多个案例击碎。 📋 张兰案——1.42亿美元信托被击穿2014年，俏江南创始人张兰将1.42亿美元资产装入BVI离岸信托，意图隔离企业经营债务。2022年，新加坡法院认定张兰"实际控制信托资产"，信托独立性丧失，判决信托资产用于清偿债务。税务部门另追缴税款及罚款合计1.4亿元。 📋 许家印案——23亿美元信托被撤销2019年，恒大债务危机爆发前夕，许家印将23亿美元资产转入离岸信托。2025年9月，香港高等法院判决该信托属于"欺诈性资产转移"，信托无效，23亿美元资产全部冻结用于清偿恒大债务。 📋 税务稽查案——CRS数据锁定逃税某港股上市公司实控人设立香港离岸信托持有上市公司股票，5年累计获得股息分红1200万港元，资金一直留存境外账户，未向国内税务机关申报。税务机关依托CRS交换的数据锁定线索，最终当事人补缴个税、滞纳金、罚款合计400余万元。 📋 BVI信托穿透案——补缴近5000万某企业家2020年在BVI设立信托，装入2亿元境内公司股权，意图规避分红个税。2024年CRS信息交换后，该信托被税务机关穿透，需补缴个税超3000万元，外加滞纳金与罚款合计近5000万元。 90天窗口与万亿税源 《公告》第十七条为存量信托设置了90天的补报窗口：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产生的应缴未缴税款，以及2026年1月1日前存续期间产生的未缴收益税款，应在公告实施之日起90日内申报缴纳，不加收滞纳金。 逾期未缴纳的，税务机关将按照税收征管法规定予以处理并加收滞纳金；属于偷逃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税款、滞纳金并处罚款。因有困难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经向税务机关备案，可在5年内分期均匀缴纳。 行业保守测算，国内高净值人群离岸信托总规模在1.5万亿至2.7万亿元之间，全链条按20%缴税，潜在税源可达数千亿元。 与此同时，香港《税务(修订)(自动交换资料)条例草案》已于2026年3月刊宪，自2027年1月1日生效后，将强制报送离岸信托委托人、受益人、保护人、实际控制人的全量信息，穿透多层嵌套空壳公司，识别最终受益所有人(UBO)。对无实质经营、被动收入占比超过50%的离岸SPV，金融机构必须穿透至实际控制人。 余波 也需要一句公道话：离岸信托本身并非洪水猛兽。债务隔离、婚姻财产保护、跨代传承安排、家族治理结构——这些合法功能在《公告》框架下依然保留。公告同时保留了境外已缴税款抵免机制，避免双重征税。 《公告》打击的，是"以避税为唯一目的"的离岸架构，而非正常的跨境资产管理和财富传承需求。 但信号已经足够清晰。当4亿工薪族每月被代扣代缴个税、最高边际税率达到45%时，一部分最富裕的人群却通过离岸架构长期零税负——这种局面，在2026年7月24日这一天，被一份不到三千字的公告画上了句号。 过去十余年，离岸信托是国内高净值人群的"标配"。从今往后，它回归为一个普通的法律工具——有用，但不再神秘，更不再免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