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大小姐就是中国人富养女下场的豪门终极版。 我首先讲一下老宗。大部分人对老宗身份有误解，也很奇怪为啥老宗要装穷、装只有一个孩子。 因为老宗由始至终的真正身份是：国企领导！ 娃哈哈本来就是国企，虽然经历过多次的改制，国资和职工股投资始终占大头。至少明面上，娃哈哈从来就不是宗家的，也不应该取得滔天的财富。 所以老宗和官员一样，不管台下捞多少，台上必须要表演两袖清风，表演家庭和睦而且计划生育。老宗人也是真低调，据说见到市政府小职员也很客气叫领导，政商关系搞得很好。老宗把娃哈哈做大后，自己建了个宏盛集团转移娃哈哈资产、利润捞了几百亿，还能悄无声息把钱弄出国，还能把娃哈哈职工收入保持一个稳定增长的水平。平衡术玩的飞起。 而宗大小姐就不同了，她唯一的能力，就是整她老爹。 因为老宗的特殊身份，宗大小姐因此有恃无恐，经常拿绝食要挟老宗，为所欲为。老宗也没办法，怕她作死自己的家事被曝光，只能一次次妥协给她收拾烂摊子。就比如老宗私生子其实安排进入过娃哈哈，宗大小姐立刻开始作死，老宗也就只能培养她当接班人。 宗大小姐本人做事的才能可以说是毫无才能。进集团就是二把手，老宗死之前很多年就退休让她当一把手。职业生涯一塌糊涂，干什么赔什么，没有一个项目做起来。集团管理也是一团糟，集团上下天怒人怨，民意沸腾。老宗没办法才又出山重当一把手给她收拾烂摊子，一直干到死。 有些人会因疑惑杭州国资占了大头，为啥不出手管？因为当年的企业改革是笔烂账，当时就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都是走一步看一步，娃哈哈职工因为股权问题已经打过很多次官司。其他类似情况的比如联想、比如万科，权属都是稀里糊涂，到现在很难说得清。真以国资占比问题去收拾宗家，一大堆企业会恐慌，造成更严重后果。 而且娃哈哈能成长起来，实话实说确实就是靠的宗庆后个人才能，没有宗庆后厂子早就倒闭了，还谈什么国有资产流失。而且宗庆后极会做人，对外永远是一副艰苦朴素的样子，对待手下也很宽厚，娃哈哈职工轻易不开除，福利待遇也比一般民企强。对内对外口碑都非常好，宗庆后资产转移又做的隐蔽，如果不是宗大小姐打官司没任何人知道宗庆后原来捞了这么多钱，全家还都是美国身份。 老宗死后，宗大小姐又开始了花式作死。老宗尸骨未寒就开始打破老宗生前的各项布局：遗产分配、人事安排、公司管理，全都去挑战全都以失败收场。特别是老宗无价的忠厚长者形象，更是被她砸个粉碎、万劫不复。 可惜这回再也没有人给她收拾烂摊子了。

转念是一种重要的能力。一念之转，胜过良药万干。学中医越久，越觉得老祖宗那句百病生于气，其实指的不只是身体的气，更是心里的念头。 以前总觉得，生病了就要吃药，难受了就要解决具体问题。学了中医才醒悟。很多时候，比吃药更重要的，是学会转念。 心念，是气血的指挥官。中医讲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你的每一个念头，都在直接调动你的气血。 当你钻进凭什么的牛角尖里，你的肝气就跟着拧巴在一起，变成了结节和胸闷。 当你沉浸在如果当初的悔恨里，你的肺气就跟着收敛过度，变成了叹气和忧愁。 当你困在我不行的自我攻击里，你的肾气就跟着往下掉，变成了疲惫和绝望。 心念不通，气血就堵心结不解，药石就无效。很多时候，不是病治不好，而是你的念不肯放过自己。 学中医后，学会了转念。从“为什么是我”转为“这件事想教会我什么”。疏肝解郁，让堵住的气机重新流动起来。 从“我必须完美”转为“我允许自己犯错”。养心安神，让紧绷的心神松弛下来。从“我失去了什么”转为“我还拥有什么”。升清降浊，让低落的情绪重新升起阳气。 当学会了转念，原本堵塞的身体，好像突然被打通了任督二脉，气血通畅，百病自消。 这世上最难医的，往往是心结。愿我们都能修得这份转念的能力：心若转弯，路就宽了。念若通达，病就散了。心无挂碍，身无病灶，万般自在。

转念是一种重要的能力。一念之转，胜过良药万干。学中医越久，越觉得老祖宗那句百病生于气，其实指的不只是身体的气，更是心里的念头。 以前总觉得，生病了就要吃药，难受了就要解决具体问题。学了中医才醒悟。很多时候，比吃药更重要的，是学会转念。 心念，是气血的指挥官。中医讲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你的每一个念头，都在直接调动你的气血。 当你钻进凭什么的牛角尖里，你的肝气就跟着拧巴在一起，变成了结节和胸闷。 当你沉浸在如果当初的悔恨里，你的肺气就跟着收敛过度，变成了叹气和忧愁。 当你困在我不行的自我攻击里，你的肾气就跟着往下掉，变成了疲惫和绝望。 心念不通，气血就堵心结不解，药石就无效。很多时候，不是病治不好，而是你的念不肯放过自己。 学中医后，学会了转念。从“为什么是我”转为“这件事想教会我什么”。疏肝解郁，让堵住的气机重新流动起来。 从“我必须完美”转为“我允许自己犯错”。养心安神，让紧绷的心神松弛下来。从“我失去了什么”转为“我还拥有什么”。升清降浊，让低落的情绪重新升起阳气。 当学会了转念，原本堵塞的身体，好像突然被打通了任督二脉，气血通畅，百病自消。 这世上最难医的，往往是心结。愿我们都能修得这份转念的能力：心若转弯，路就宽了。念若通达，病就散了。心无挂碍，身无病灶，万般自在。

成都秋雨圣约教会6/14/2025 之二 2026年6月14日四川省江油市公安局针对秋雨圣约教会的大规模行动，可谓是自2018年12月9日秋雨教案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行动。 现场目测：聚会点也就是江油市两湖度假酒店数百米功能厅里布置的警力（含特警）大概五六十人，功能厅外（含门窗和餐厅）警力大概有二三十人；酒店户外包括酒店大门门口等地方，布置的警力和民宗局、社区人员等，大概有四五十人以上。 现场警用大巴有三辆，依维柯的警车有三四辆，警用轿车三四辆，还有许多其他车辆也布置在两湖度假酒店内和大门口。 简单概括一下：2026年6月14日，中共四川省江油市警方针对秋雨圣约教会的大规模的行动人数至少超过一百二十余人。 据知情人透露，秋雨圣约教会的吴五清长老、晏鸿长老分别被行政拘留15天、14天。 警察把秋雨圣约教会的吴五清长老押进派出所的禁闭室，用的手法竟然是新中国镇反和文革期间，解放军和公安，以及红卫兵们针对所谓地富反坏与走资派和反革命分子、坐飞机似的拧斗手法。 当看到身材单薄的吴五清长老眼镜被摘掉，由两个牛高马大的特警反拧着双臂，像拎小鸡般拖拽进单独的禁闭室的那一刻，我的胸口仿佛被一记重拳重重地击打，一种难过感与窒息感油然而生：这群警察太可恶了，竟然如此对待一个说话慢条斯理、文弱斯文的书生，简直太不把人当人了！ 陈云飞弟兄也是被警察用与五清长老同样的镇压手法扭拽进单独的禁闭室的。

女人嘴上不说，其实都中意基因好的男人。基因好的男人，一般都有这几个特点。 一是肩膀宽厚有力。肩膀是担当养出来的，肩宽的男人，骨架硬，底气足，这是装不出来的。 二是身形挺拔不松垮。不是练成什么健美大块头，是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走路带风，从骨子里透出硬朗。这种体态，说明筋骨好、精气足。 三是眼神坚定不飘忽。眼睛是心的窗户，也是气血的窗口。眼神稳的男人，说明睡得好、杂念少、心里有谱。 四是头发浓密不早谢。头发是肾气养出来的，头发好的男人，底子厚，老得慢，这是藏不住的。 五是牙齿整洁口气清。牙好的人，消化好、身体棒，这是老祖宗挑女婿的标准。笑起来一口好牙，比什么名表都加分。 六是情绪稳定不暴戾。动不动就摔东西的男人，肝火旺，命都短。脾气稳的男人，心气顺，日子才过得安生。 说实话，基因好不好，不用问家世，看体态看气色看精神头，全写在上头了。一个男人把自己养得硬朗清爽，就是最顶级的吸引力。

今天有个姊妹提到自己78年上大学时不满16岁，跟着77级的师姐去找一个还在上海监狱里的老师学法语。这个老师叫金鲁贤，中共建政初期，许多海外游子怀抱报效祖国的初衷回归，学理工的还会受到中共待见，学人文的就要看运气了。1916年出生于上海的金鲁贤1947年游学法国，1950年获罗马宗座额我略大学神学博士学位。1951年，金鲁贤回到上海，曾出任徐汇修道院代院长，很快又继任耶稣会中华会省代巡阅使。 1955年9月8日夜，中共对天主教上海教区采取镇压行动。时任上海教区主教、苏州及南京总教区宗座代办龚品梅主教（后由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擢升为枢机主教）及包括金鲁贤在内的大批神父，以“反革命”罪名同时被捕入狱，后来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金鲁贤在监狱中度过18年又接受劳动改造9年，1982年，金鲁贤才获释，担任佘山修院院长。恢复自由后，他调整了与中共的关系，采取合作态度。1985年1月27日，金鲁贤由周村教区宗怀德主礼、汉口教区董光清和南京教区钱惠民主礼襄礼，祝圣为上海教区助理主教，获得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承认，但未得到教宗任命和批准。 1988年，张家树去世后，金鲁贤接替其职务。1989年，上海教区信徒在弥撒中恢复为教宗祈祷。2004年，他向罗马教廷请求宽恕，并恢复与教宗的共融，获教廷认可为上海教区助理主教，因此成为教廷与北京政府双方都承认的主教。 金鲁贤能够说多种欧洲语言，曾经会见许多中国教会的海外神长、国外关心人权和宗教自由的人士，如陈日君枢机主教、谷寒松神父、美国总统克林顿、德国总理默克尔等。 2006年5月23日，德国总理默克尔会见金鲁贤主教并参观徐家汇主教座堂，金鲁贤用德语当场谢绝了默克尔关于由德方援助复建毁于“文革”的徐汇大堂管风琴的提议。 2007年，上海辞书出版社为金鲁贤出版了《金鲁贤文集》，该书记录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间的部分牧函，以及金鲁贤主教在罗马宗座额我略大学攻读神学博士时的博士论文等。还有一些是金鲁贤对教会面临相关问题的看法和建议。 2009年，金鲁贤出版自传《绝处逢生·上》，该书记载了金鲁贤早年的生活经历，以及20世纪50年代回国后的种种遭遇，颇具史料价值。金鲁贤在书中为自己的行为作出很多辩护。该书出版时一波三折，遭到宗教主管部门严格审查，最终未能正式出版，金鲁贤自费少量印刷赠送友人。 2013年4月27日，金鲁贤在上海瑞金医院逝世，享年96岁。8月19日，依据金鲁贤“葬礼从简、骨灰海葬”的遗嘱，上海教区为金鲁贤举行了骨灰海葬礼。

这是中国行政史上最“离谱”的一个乡：它的辖区面积高达3644平方公里，比半个上海还要大，但在长达32年的时间里，这里的居民只有3个人。 甚至在很多地图上，这个地方一度被标注为“无人区”。 1962年，印度军队非法越过中印边境东段。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一触即发。 当时的玉麦，只有十几户人家。20岁出头的桑杰曲巴是村里的民兵。当中国军队挺进喜马拉雅南麓时，桑杰曲巴主动站了出来，成了我军的义务向导和运粮队员。 战场上，子弹像蝗虫一样在耳边嗖嗖乱飞，炮火把积雪炸成一团团焦黑的泥浆。桑杰曲巴躬着腰，背着几十斤重的弹药，在悬崖峭壁间攀爬。有的路窄得只能容下一只脚，稍微一滑就是万丈深渊。 可他眼睛都没眨一下，他说：“金珠玛米（解放军）是为咱们守家园的，他们敢流血，我出点力算啥？” 战争胜利后，为了感谢玉麦村民的付出，政府体谅玉麦环境太苦——海拔太高、雨水太多、粮食不长，便在日拉雪山的另一边，建起了生活条件好得多的新村。 桑杰曲巴一家高高兴兴搬了进去。新房里有明亮的窗户，外面有肥沃的草场。可桑杰曲巴只住了三个月，就开始失眠了。他整宿整宿蹲在门口抽烟，望着玉麦的方向。 他想起了杨靖宇将军的一句话：“如果中国人都投降了，那还有中国吗？” 他觉得，玉麦也是一样。如果村民全搬走了，那里就会变成无人的荒野，印度的哨兵就会悄悄挪动界碑。他腾地站起来，对妻子说：“走，搬回玉麦去！” 就这样，他拖家带口，在所有人的不解中，回到了那个只有一户人家的玉麦。 玉麦的苦，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的。 这里每年有两百天在下雨，剩下的日子基本都在下雪。因为海拔太高，青稞长到腰那么高也结不出穗子，土豆种下去只有大拇指那么大。 为了不被饿死，桑杰曲巴每年必须翻越三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山，往返80公里，去外乡背粮食。 那条路，是拿命在填。 1978年的一个深夜，暴风雪像狂兽一样撞击着木屋。桑杰曲巴的妻子突然病重，高烧让她神志不清，浑身抽搐。玉麦没有医生，没有药，连个能搭把手的人都没有。 桑杰曲巴急疯了。他用粗绳把妻子绑在牦牛背上，自己牵着牛绳，一头撞进了一片惨白的雪幕里。他想在大雪封山前，硬闯雪山到外面求救。 雪没过了大腿，每走一步都要用力拔出来，再重重踩下去。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对着身后的妻子喊话：“别睡，坚持住，翻过这道梁就到了！” 可风太大了，把他的声音撕得粉碎。 当他在没膝的深雪中踉跄前行了十几个小时，终于爬到日拉山前时，四周静得可怕。他颤抖着手去摸妻子的脸——已经冰凉了。 在那座孤独的雪山脚下，桑杰曲巴跪在雪地里，发出了野兽般的嚎叫。 妻子走了，他没有搬家。他告诉剩下的三个女儿——卓嘎、央宗和小妹：“妈妈不在了，我们要替她守着这里。” 可老天并没有因为他的虔诚而收手。 几年后，同样是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家里断粮了，15岁的小妹和两个姐姐一起去外乡买粮。在翻越日拉雪山的返程中，风雪遮住了视线。 “小妹！你在哪儿？”卓嘎和央宗拼命地喊，嗓子都喊哑了，却只有呼啸的风声在回响。 她们在雪堆里疯狂地刨，指甲缝里渗出了血，终于在一条冰沟里找到了小妹。 那一幕，成了两姐妹一辈子的噩梦：15岁的小妹蜷缩成一团，早已断了气。她被冻成了一座冰雕，但怀里却死死地抱着那个粮袋，那是全家人的命。 卓嘎和央宗疯了，她们对着同样痛哭流涕的父亲质问、咆哮：“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带我们回这个鬼地方？妈妈没了，小妹也没了！这里到底守什么？我们走好不好？” 桑杰曲巴老泪纵横，他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走进了屋子里。 那一晚，桑杰曲巴的小屋里，油灯亮了一宿。 他从怀里掏出攒了很久的零钱，那是他用畜产品换来的。他买回了一块红布和一块黄布。卓嘎和央宗以为父亲终于开窍了，要给她们缝件新衣裳，毕竟她们的衣服早已破烂不堪。 第二天早晨，阳光穿过冰凌照进屋子。 桑杰曲巴举起了一样东西。那是一面手缝的五星红旗。针脚歪歪扭扭，五角星也裁得不算匀称，但在昏暗的屋子里，红得刺眼。 “阿爸，这是新衣服吗？” 桑杰曲巴哽咽着说：“女儿们，这是我们祖国的衣服，是我们最宝贵的五星红旗。我们死了没关系，但必须守住这片地。因为即使我们都死了，总有一天，还会有人替我们守在这里，而这个人，必须是我们中国人。” 那一刻，两姐妹止住了哭声。她们看着那面红旗，又看着门外那几千平方公里的荒山，第一次明白了父亲那固执得近乎残忍的坚守到底是为了什么。 在那之后，玉麦的风景变了。 一个老汉，两个姑娘，成了这片土地上唯一的“边防战士”。 桑杰曲巴开始了他长达32年的巡边人生。他每次巡边都要带上家里所有的牦牛。为什么？因为在三十多里外，就是虎视眈眈的印度哨所。 他要让对面那些人看到：玉麦虽然苦，但这里有人！这里有中国人！ 他走不动路了，就坐在石头上，用捡来的尖石头，在山间的巨石上一笔一划地刻。他刻得极慢，手都在发抖，但每一个字都入石三分。 那是两个字：中国。 从1964年到1996年，整整32年，他们一家三口成了这几千平方公里国土上唯一的坐标。他们既是乡长、医生、教师，也是唯一的村民和民兵。 2001年，玉麦的冰雪消融了。 随着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声，一条公路终于劈开了雪山的阻隔，修到了玉麦。 桑杰曲巴盼了一辈子，终于盼来了接班人——整齐划一的解放军战士接管了防线。那一刻，这个坚硬了一辈子的老人，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 可他，也要走了。 在弥留之际，77岁的桑杰曲巴拉着卓嘎和央宗的手，断断续续地叮嘱：“不要因为苦……就离开家乡，这里是我们中国的土地……守好它……” 他这一辈子，没有留下金银财宝，只留下了两样东西：一副巡边踩烂的牧鞭，和那颗刻在石头里的“中国心”。 两个女儿没有违背父亲的誓言。她们接过了牧鞭，像父亲一样，继续在玉麦放牧巡边。现在的玉麦，早已不是当年的“三人乡”，它变成了67户、253人的现代化乡镇。 2018年，卓嘎和央宗受邀来到了北京。 在那庄严的天安门广场，当国歌响起，五星红旗迎着朝阳冉冉升起时，两个年过半百的藏族阿妈哭成了泪人。 她们仿佛在红旗的残影里，看到了当年那个在油灯下缝补红旗的老阿爸；看到了那个在牦牛背上闭上眼的阿妈；看到了那个在雪地里紧抱粮袋的小妹。 这一家三代人，用50多年的孤独，为14亿中国人守住了半个上海大的土地。 他们不仅是玉麦的女儿，更是中国的脊梁。 正如那句刻在玉麦山石上的话：家是玉麦，国是中国。

还记得上学时候，历史老师讲太平天国，讲到《资政新篇》了，冷不丁冒出一句：“所以我们中国历史非常奇特，中国的第一部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性文件，是由中国的农民阶级提出的。” 全班哄堂大笑。 老师也笑了，但是他下一句话，就让大家都安静了：“所以不要小看我们中国基层群众的智慧，也不要小看我们中国总有那么一批人，能跳出自己的局限性，去寻找出路的决心。中国之所以能五千年生生不息，原因就在这里。” 《资政新篇》的提出者洪仁玕，是在我求学时候引发过浓厚兴趣的，打小我就是听李秀成的英雄故事长大的，后面翻《洪仁玕自述》，简直是对李秀成的“吐槽大会”，连带《李秀成自述》与“忠王不忠，不足为训”的教员定评，曾给我青春期带来过非常大的冲击。再翻传教士的回忆录，洪仁玕同样也有一大堆天真的、迷幻的甚至喷饭的操作。 可是一个人一生又有几件值得书写的大事，至少一部《资政新篇》，连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都偷偷感慨：“其中所言，颇有见识......观此一书，则贼中不为无人。” 洪仁玕最后临刑前的场面，是当之无愧的英勇：“今予亦只法文丞相已”，他的遗诗一度在国内失传，但是洋人都感动他的威武不屈，将诗记载到了笔记里，后来又传回国内： “一言临别赠，流露壮思飞。国祚今虽逝，他日必复生。” 此时，赵烈文已经在和曾国藩吐槽，清朝的统治不会太久了，“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曾国藩也深表赞同：“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到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已经预感到：“大清我都不敢保他20年寿命。” 从洪仁玕就义区区不到50年，清朝土崩瓦解，已经组织了十几次反清起义的孙中山，就是在童年时候听太平军老兵的故事，立志要当洪秀全第二。 很多人小时候都会有一个英雄梦，梦里的英雄个个都是光耀的楷模，而判断他成熟与否的心智，就是在于看他如何看待英雄，看待英雄的时代与历史，达到兼顾主次的一分为二，与知次抓主的合而为一。 孙中山一面说：“太平天国一朝，为吾国民族大革命之辉煌史。”一面又说“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这时候的孙中山先生，无疑就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 而继承了他事业的我们，自然有着更加成熟的视角。我一直觉得咱的历史教科书是全世界同类基础教育里站位最高、思想最丰富、总结最凝练的，学好了相当锻炼人。对于太平天国的评价，正是如此，一方面我们肯定起义的正义性，肯定太平天国南征北战中，从田亩制度到资政新篇，一直在努力为中国寻找出路，并且能够勇敢地担负起反封建、反侵略的任务，不惧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 另一方面，我们从来不回避太平天国领导阶层的腐化，太平天国运动带来的破坏性，并将其归纳为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将他的失败视作是农民阶级领导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此路不通。 合而为一之后，最终的定评是：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农民起义战争的高峰。 两方面都容纳进了这短短一句话里，定性不言而喻。 中学时候，我翻完了罗尔纲先生写的《太平天国史》，再后来，走出校园，在社会中的起起伏伏，个人对社会的印象，与历史的记载交错重叠，对太平天国也走过了“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如今每次面对金田起义的浮雕，我都会恭恭敬敬地行礼，每次出差路过桂平、路过藤县，我都会在心中默念，我发自内心地尊重这些揭竿起义的人们。 在中国最为风雨如晦的岁月里，有这么一群人，绝大部分字都不认识几个，但已经朦胧知道了“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立誓要“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 与以往农民起义不同的是，他们不仅致力于捣毁旧统治，他们也投入更多精力去摸索一个新世界，不仅是记载在教科书里的田亩制度与资政新篇，冯云山在制度立法上的钻研，杨秀清在军政纲纪上的探索，都让同僚乃至敌人感慨“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 罗尔纲先生在比对档案材料后发现苏南能够一面打仗、一面主要商品的生产和出口反超清朝承平之时，忍不住大为感慨，谁说太平天国不会搞建设。 更不用说解放以后，距离太平天国起义已经过去了100年，全国寻访还能搜到大量在清朝镇压下保留下来的遗迹、文物乃至于民间故事和歌谣，都能证明这场运动的底座是正义的，是合乎民心的。 但是咱也从不否认，这场革命中存在的落后、暴力、腐朽乃至反动。但我始终坚持这么一个观点，封建王朝长期愚民与压迫引发的官逼民反，民众在反抗中表现出的愚昧与残忍，统治阶级本身的责任是第一位的，反抗者的责任是第二位的。他们不够先进本身就是由于王朝足够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