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份来自大连市属核心国企——大连市城投集团内部知情人士的爆料。当前，该集团管理层大肆进行利益输送，下属企业深陷债务泥潭。然而，在地方财政枯竭的背景下，高管们不仅不思进取、旱涝保收，反而将屠刀挥向了最底层的普通员工，正在酝酿极其残忍的断崖式降薪。 以下为该集团内部的核心黑幕： 1. 突破底线的无情压榨：基层月薪仅两千，竟还要再降薪20%-30%！ 这是目前集团内部最让人出离愤怒的极端阶层隔离。大连城投集团本部毫无盈利能力，全靠强行向下属二三级企业抽取“管理费”以维持高福利，呈现出极其病态的“吸血”模式：  高管旱涝保收： 集团内部拉帮结派，集团与二级企业高管享有20万至45万的固定年薪；集团本部普通员工月薪亦维持在七八千元水平，丝毫不受大环境影响。  基层面临绝境： 底层员工的福利逐年被大幅削减。去年底，集团强行下压降薪指标，致使大量二三级企业的基层普通员工月薪仅余区区两千多元，仅能勉强维持当地最低生存线。  杀鸡取卵式降薪： 就在底层员工连糊口都困难的当下，集团今年竟然计划进一步对普通员工下达20%至30%的降薪指标！并且，年底那微薄的绩效工资也大概率面临克扣。高管吃香喝辣，却要从月薪两千的基层嘴里抢最后一口粮，简直丧尽天良！ 2. 下属企业巨额欠款爆雷，集团甩锅并套牢民间资本 工程材料与施工方全由高管强行“指定”，采购价远超市场正常水平，管理层借此狂吃回扣。然而，巨额的工程欠款实际全部压在下属的二三级企业身上。面对庞大的债务，集团高层完全不管不问，甩锅给基层。上门讨薪的承包商与工人，面对的是本就无力支付的二三级企业，只能遭到无休止的忽悠与敷衍，年底仅能拿到极小部分资金用以“息事宁人”。更恶劣的是，对于毫无资金来源的政府摊派工程，二三级企业在集团默许下，靠开空头支票忽悠社会资本入局；民间资金一旦砸入便无法结算，彻底陷入债务死循环。 3. 疯狂圈占公共资源，市纪委涉嫌包庇“压案不查” 为谋取暴利，集团及下属企业毫无底线地在市区违规圈占公共用地，大肆建设收费停车场。此举严重挤压市民公共空间，引发强烈的社会反弹与集中举报。然而，面对汹涌的民怨，大连市纪委竟予以“内部低调处理”，高举轻放，任由该集团继续与民争利。 4. 政治生态极度腐败，买官卖官烂到根里 此前，集团及旗下土发集团、管道公司等多家核心企业的数名高管因贪腐落马，但现任管理层毫无收敛。内部已形成明码标价的利益交换网络，每逢节假日，高管私宅内收受的礼品堆积如山；下属中层为求晋升大肆行贿。 5. 一把手大搞形式主义，病态内卷与面子工程泛滥 现任董事长王敬长期推崇作秀式管理，频繁在晚八点后进行“突击查岗”，强制制造全员熬至晚九点后下班的畸形加班文化。管理重心严重偏离企业运营，日常充斥着脱离实际的废话会议。此外，集团每年耗费巨资举办自娱自乐的“年会”，并在周末强制摊派下属企业员工参与“徒步大会”充当人头。 6. 肆意践踏劳动法，后勤待遇天壤之别 集团强制向二三级企业下达节假日与夜间“值班”指标。在已有专业安保门岗的情况下，员工在缺乏基本休息设施的环境下熬夜值班，次日仍需正常出勤，且拒不提供调休、拒付三倍薪酬。此外，集团本部食堂食材考究；而基层企业食堂伙食低劣（被痛斥为“像猪食”），且基层办公环境恶劣，盛夏时节连基础的空调设备都没有。

习近平惊传脑中风急送 ICU 终于真相大白了/三立新闻 金砖国家峰会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因同声传译耳机故障，引发外界对其健康状况的臆测。俄罗斯媒体释出完整画面还原真相，证实当时仅是随行人员协助更换故障设备，印度总理莫迪也因设备调试暂停致词。针对网络上流传习近平“中风急救”等虚构政治谣言，经查证均为移花接木的假新闻。专家指出，此类夸大病情信息缺乏事实根据，意在透过散播谣言进行政治抹黑，目前各界均无习近平健康异常的官方证实，吁请理性看待网络资讯。 金砖国家（BRICS）峰会于新德里登场，印度总理莫迪在致开幕词时，因注意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似乎感到不适，一度中断发言并两度透过翻译关切“还好吗？”，加上习近平随后缺席晚宴，引发外界高度关注。针对网络随后流传的各种严重健康传闻，俄罗斯国家电视台（Russia-1）公布现场画面指出，当时只是同声传译耳机出现故障，随行人员正在为其调整设备。 幕后画面还原故障细节 随行人员合力检视设备 俄罗斯媒体发布的现场画面显示，当时习近平正坐在位子上，身旁多名随行人员与幕僚急忙围上前协助。其中一名男性幕僚神情焦虑地弯下腰，甚至将眼睛贴近耳机与接收器仔细端详，设法解开缠绕或调试机身元件；随后，另一位女性工作人员则递上新的耳机与接收设备，习近平接过后亲自拿在手中检测并进行设定调整。 画面中，由于这起突发的设备技术故障，主持会议的印度总理莫迪特地停下原本进行中的致词，并频频转头向中国代表团方向关切。直至随行人员协助将耳机与接收器处理完毕，习近平向前方点头示意已经准备就绪，莫迪在确定同声传译设备恢复运作、对方能清楚听到翻译后，才重新开口继续发言。至于缺席晚宴，知情人士推测是因繁忙行程后返回饭店休息，目前均无官方管道证实任何健康异常消息。 俄罗斯国家电视台（Russia-1）公布现场画面指出，当时其实只是习近平的传译耳机出现故障，随行人员正在为其调整设备。 网络帐号移花接木造谣 夸大病情宣称脑中风急救 尽管现场影片早已证实仅是耳机故障，海外社交媒体X（前身为Twitter）帐号趁机发文造谣，指称习近平在峰会期间“突然倒地”、“罹患缺血性中风（脑梗塞）”，甚至凭空捏造其“因担心印度掌握健康状况而拒绝在地治疗，经医疗团队初步处置后搭专机返京送301医院急救”等惊悚细节。这些完全缺乏事实根据的虚构内容，随即被各大媒体与专家认定为典型的网络假新闻与政治谣言。

真是超级搞笑，大陆和香港对台学者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达成十二点共识，说白了就是中共默认的方案，哪里还有什么香港学者，连“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香港都沦为一国一制，现在又来戏耍台湾人，岂不是荒谬透顶。

“香山论坛”在 9月15日至17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带病在岗的国防部长董军开幕致词时火力直接对准日本。“我们要铭记历史教训，对一切潜藏的霸权主义、军国主义、历史修正主义变异保持高度警惕，不放任纵容。通过汇聚广泛的正义力量，压制历史泥流的残渣泛起。”在中日关系恶化的背景下，北京多次引用“军国主义”、“历史修正主义”等说法。鉴于中日紧张关系，香山论坛沒邀请去年参加的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研究人员，日本驻华武官也无法参加，仅邀亲共在野的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参加对谈。 另一场中美对话环节，美国海军研究中心研究员冯德威（David Finkelstein）与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在台海议题上的对话引起哄堂大笑。冯德威说美国相当清楚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且中方也竭尽可能让美国明白其立场。如果美方推出中方不认同的举措，可能是因为美方不认同中方立场。 崔天凯表示中国对台湾的立场始终如一，并称此为“红线中的红线”，强调中国最终将实现统一，一劳永逸解决台湾问题，形容两岸统一将为台海带来持久的稳定，“同样符合美国的利益”。冯德威应该反问一下崔天凯，是中国还是台湾造成了台海局势的紧张，中国想一劳永逸解决台湾问题，只有战争一个选项。 论坛主持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提及美国不顾北京抗议对台军售，冯德威回应美国对台军售与相关政策受国会及《台湾关系法》约束；崔天凯亦称，全国人大也通过相关法律，中国将依法行事。 冯德威笑称，“你们全国人大要有纪律得多。”吴心伯随后接话表示，这意味着中国“拥有更强的力量、更加团结”，并半开玩笑地向美方表示“请小心了”，这种火药味引来与会者的笑声。

雪崩过后，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惊闻广州新天地再次发生无差别乱砍美女靓妹事件！这让我立刻想起这一切的开端——当年福建南平那起外科医生无差别捅杀当地最有名幼儿园儿童的原始事件。从那以后，多少起类似的人间惨剧？已经数不清了！ 站在人间正道和人道人伦的立场上，但凡是个正常的自然人，都会谴责这种袭击无辜的暴行。除此之外，我们只剩下谴责与无奈！因为这绝不是第一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坏的榜样亦是如此！当这种恶性事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不断发生时，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谴责和愤怒上，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更是苍白无力的！ 人们不禁要问：他们为什么偏要找弱小和无辜下手？！这些死伤的无辜受害者中，不会有一个是正四品以上的官员和他们的亲属孩子！甚至连正七品以上的都没有一个！为什么我们这些普通的韭菜和骡马，在这末法时代，不得不承受这不该承受之重？！ 不是我们站在懦夫和施暴者一边。我等一向是以谴责中东恐怖分子一样的态度，来谴责和不齿这些害人精、暴力狂、神经病！我必须再次声明强调：我是虔诚40多年的基督徒，我是和平主义者！想必绝大多数人和我们一样，这一点毋庸置疑！ 我等何尝不是希望他们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左拐找症腐，像杨佳、张扣扣那样？可是我们都失望了，无奈了，这难道不是现实吗？若真能做到那样，社会上连警察和军队都显得多余了！ 古人云：人上一百，形形色色。物种有多样性，人也一样，千奇百怪，无所不有。当年南平第一起砍无辜幼儿事件爆发后，那时言论还算开明，容许有限的公开讨论和传播。我那时恰好在江浙沪一带工作，因为工作便利和交通近捷，我还专门托人去南平调查那件变态的事。虽然当地人说法各异，口径略有不同，但基本情况是清楚的：他本是当地一个集体企业下属医院的外科医生，据说医术和业务能力还不错，口碑也不错，俗称“一刀”。医院重组分流时，就他一个没被分到其它医院实现再就业，一直失业。再加上恋爱和地位上的失落等诸多打击，遂产生了报复社会的罪恶想法！他事后自己坦言：自己白面书生一个，手无缚鸡之力，若去官府衙门行凶砍不了几个人。要想获得巨大的社会关注度和轰动效果，他选择了无差别砍杀当地最著名的幼儿园小朋友来作为他扬名立万、遗臭万年的戕害对象，于是悲剧就发生了！倘若不是当天在校门口扫大街的阿姨勇猛打落他手中的刀，还不知道要死多少无辜的孩子！ 自那次暴力袭击之后，坏的影响和感染一直不断，直到现在都没停！广州新天地听说这次是四个坏蛋联合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作案，专抹正在逛街的美女靓妹，现场一片鬼哭狼嚎。截止昨日墙外爆料，只逮住一个，还有三个在逃！这也算极端社会事件的最新翻新版本了。有用爆炸物的，有用自家汽车撞人的，有跳桥跳楼的，五花八门，花样繁多。俨然一副红魔共匪国末代来临之乱象！ 有人会觉得我等期盼世道大乱，心理阴暗扭曲变态，是个待犯罪分子。呵呵，我等无言以对！老祖宗说得好：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谁他妈的希望世道真的乱起来？！我们不也一样希望中华大地越来越美好吗？！谁他妈的愿意选择自我流亡海外呢？！海外华人华侨华裔，哪个当年是自愿选择流亡海外的？！ 我等美好的愿望和祝福其实一文不值，狗屁不是！你得先问问，当年被红魔共匪捕杀的260多万全国大小地主，哪个就是该死的？！被贺龙贺胡子一把菜刀砍死的七个民国税警，哪个背后没有妻儿老小？他们就该被活活砍死？！文革中那些被无辜批斗致死的严凤英和著名京剧演员言慧珠等，就活该被斗死？！红魔共匪国的死囚犯，有多少是被屈打成招或被活生生冤枉到牢底坐穿的？！这也就罢了，为什么死囚犯的人体器官可以被政权任意处置呢？！罪与罚相抵的时候，尸体难道没有按照生前意愿自由处置的自由吗？！晚清黄花岗起义72烈士，满清也就暴尸三日之后容许自由迁葬，咋就红魔共匪如此离奇，刻意违背千百年来的华夏公序良俗呢？！在混蛋透顶的年代里，枪毙死囚的子弹费还要找家属索要，这样的无厘头要求就是极大的羞辱和杀人诛心之举！ 倘若尔等在红魔共匪国犯了官司，即使在相对开明的邓江胡时代，你若无权无势、没有过硬的当地社会关系背景，即使有理有据，浑身是嘴也说不清道不明。我的朋友圈里至今还有三峡拆迁户和新安江水库拆迁户，上访维权至今未果！你敢相信吗？据我所知，他们也就想获得基本补偿和生计而已，并非狮子大开口，更不是钉子户或精神偏执狂！可以想象，在红魔共匪国维权是多么费时又费力！ 南平那位下岗医生，哪怕周围有一个关心和在乎他生计和出路的人，至于如此丧心病狂地报复社会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天下苦红魔共匪久矣！ 是不是觉得我等扯得太远、太无厘头？果真如此吗？！难道每一个人真的没有为红魔共匪铁血统治维系77年之久、为习包子称帝13年添瓦加砖、尽献绵薄之力吗？！非也，非也！至少我每天都得向主祈祷千百回！ 总之一句话： 共匪不亡，华难不已；红魔不灭，中土难兴！ 【讀者來信】

“一个本土日本、一个海外日本”是经济圈很有名的观察，但要先分清传闻和官方数据：“海外资本是本土两三倍”属于流行的夸张说法，不是严格统计数字；但日本海外资产体量巨大，是实打实的事实。 起点是广场协议（1985）。日元大幅升值，日本企业、财团的全球购买力陡然变强。80年代后期就是那一波轰轰烈烈的收购潮：三菱买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索尼买下哥伦比亚影业，大量资金在美国、澳洲、欧洲买写字楼、土地、矿山，同时车企、电子厂商大举在东南亚、北美建厂。当时很多西方舆论惊呼日本人正在“买下全世界”。 泡沫破裂之后，海外扩张并没有停下，反而换了逻辑。80年代很多是金融式“买资产赌升值”；90年代之后变成产业转移的长期布局。本土成本高、人口萎缩，大企业把整车、零部件、电子制造搬到海外。丰田、本田、索尼、住友、三井等，在全球铺工厂、供应链、资源权益、销售网络。 日本财务省的数据区分两个概念： • 海外总资产：日本人在全世界持有的全部资产（工厂、土地、股权、债券、矿山），峰值一度接近本土GDP的1.8–2倍； • 海外净资产（总资产减去欠外国的钱），大约是本土GDP的60%–85%，也就是差不多“半个到一个日本”，不是两三个日本，但体量已经极其庞大。 很多人讲的“第二个日本”，更接近GNI（国民总收入）视角。GDP只算日本国内生产；GNI把海外子公司的利润、海外投资收益算进来。过去三十年，日本本土GDP几乎停滞，但每年持续有巨量利润从海外回流，GNI长期高于GDP。等于很多财富不在日本的国土上，但是属于日本的企业与国民。 还要区分两件事： 1. 它不是到处无脑买地。制造业的海外工厂才是大头，土地、不动产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2. 海外资产不等于“无往不利”。80年代一批美国地产后来大亏；但长期经营的汽车、精密制造、资源布局，几十年持续产生回报。 这里有一层很有意思的张力：大家常说日本“失去的三十年”，这个印象几乎完全来自本土GDP。如果把它遍布全球的工厂、股权、投资收益一并纳入观察，它的财富积累、生产率收益并没有停下来，只是很大一块已经移出本国国土。于是才有那个形象的比喻：GDP只看见家门口的日本，GNI才看得见本土之外、飘在全世界的另一个日本。

世间有一种人，专善逢迎吹捧，顺着听者心意说话，言辞动听却无真心，便是古人所说的佞人。甜言溢美之下，往往藏着算计，只投人所好，不陈述实情。这也是旧日智者的告诫：要警惕一味恭维你的人。 待人立言，贵在保有本心与诚心。面对位高者、财富显赫者，不必刻意攀附奉承；面对寻常之人，亦不可轻慢轻视。不卑不亢，就事论理，不刻意美化，也不刻意苛责。 世事本有起伏，盛衰自有张力。评人论事，只陈述客观的道理与经验，不曲意讨好，不违心夸赞。守住这份坦诚，才不会被浮华的言语蒙蔽，也才能看清事物本来的样貌。 立身如此，言谈亦是。心中存一份中正，不做趋炎附势之言，方是长久之道。

【觀眾來信】蔡先生您好！ 近来莫名牙痛，恐是因大嘴巴泄露天机，遭了惩罚。昨天听了您的节目，有所想法，愿与您分享探讨。 先说反习、倒习力量。 有没有？一直都有。我们观察角度不同，看到的自然也不同，这很正常。习包子自被立为储君后，朝野和民间就有不服的，首先就是薄熙来，几乎是公开的。如今习的基本盘依旧是江胡为底色，这是基本事实。不用听床，用事后逻辑就能推断出来。否则他何必高调高规格去搞江的百年诞辰？又何必绕那么远的路，跑去给叶剑英那个死色鬼献花圈？他看似权势滔天，实则是屁民“谁在台上表演，谁就有理”的胜利者心理作祟。我向来不把乌合之众的情感当回事，数量再多也没屌用。那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椅子上，无论谁坐着，都是沐猴而冠、人模狗样。 八个月前，习包子抓了张刘二人，明显是不符党内任何政治规矩和惯例的骚操作，这就是狗急跳墙。 至于您节目里说到的取消总参军委，我个人认为是绝不可能的推测。习包子不是军旅出身，一天枪没摸过，让他亲自去指挥海陆空天火五军一体的现代战争，怎么可能？ 我也和您谈过，近些年选择性反腐中，也有习自己的马仔和心腹落马。 大家都知道，您节目中也强调过，红魔共匪早就无官不贪。所以如果习真是大权在握、乾坤独断，就不该让自己的心腹马仔也被一起清洗掉。 我个人倾向认为，并非所有红色权贵都被王岐山的中纪委清洗干净了。王岐山自己后来也因郭文贵海外闹革命，搞得焦头烂额、里外不是人，黯然淡出权力中心。从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就能相互验证、相互佐证：一王没有好下场，二郭同样没有好下场。那么是谁在背后使的劲？完成这些需要大量的钱财和实际操作。 问题又来了，为啥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能成功潜逃海外，却风平浪静、水波不兴？薄瓜瓜也是如此。他们知道的猛料可比郭文贵多得多，难道他们就不憋屈、不委屈，不想揭露我党我政府的黑料？这背后都是有原因和巨大利益勾兑的。薄瓜瓜除了在自己婚礼上为自证清白，用英文演说提及他父母是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外，为啥不用中文说？为啥就不敢撕破脸去揭露爆料？好好想想，我也只能提示到这了。凡事反常必有妖！ 我说过，习包子再干一届几乎不大可能。 一是他根本不是那块料，是傻子都缓过神来了；二是他几乎没有拥护他的政治基本盘。如不是顺位继承三位一体的合法继承人，早就被轰下去了。包括曾庆红那个老奸巨猾的，如今早就肠子悔青了，哑巴吃黄连，还会继续支持他再干一届？万一翻船，他们也会浑身是屎，难以洗刷。 但这里还有一条至关重要的，也是目前红魔内部最大的难题，就是谁来收拾习包子这18年的烂摊子，包括当储君的5年。 是人都看得出来，被习霍霍了十几年，如今一地鸡毛、满地狗血、哀鸿遍野。换谁上来收拾这残局？谁真有那能力？万一换一位反而更不如习包子的，也极有可能！历朝历代都逃不掉一蟹不如一蟹的宿命，红魔共匪这一朝，大概率也不能免俗。 再说钱都被他们霍霍光了，一手好牌早就没了。我以前也说过，即使侥幸让我去接班，我都不乐意！更别说体制内的老油条们了。许家印们把酒言欢、纸醉金迷、享乐玩女人的时候，没有邀请我一起参与，凭啥到了满地狼藉、邋遢萧条之时，就让我来接盘遭大罪？这公平吗？ 所以这一点，主观客观上都让习包子这只秋后的蚂蚱，多了几天得天独厚的天赐良机，得以多蹦跶几天。 正因为没人想接、没人敢接、没人能接，所以习才不会轻易下台。所谓傻人有傻福、猪有龙相，还是有道理的。 习包子当然会王八垫桌腿死撑到底，这毋庸置疑。接下来他们之间如何狗咬狗、如何相互勾兑妥协，真的不好说，我们只看结果。这好比流氓与花姑娘不幸同处一室，到底怎么摧残揉捏的，局外人不可能知道。但若干时间后，聚光灯一照，花姑娘肚子大了，脸上还有被打斗的伤痕疤痕，难道还推断不出究竟发生了什么吗？ 此事就分析到此为止。也真奇怪，写到这，我牙又不痛了。就此打住，否则太长。下篇有时间再写您说的广州新天地砍人事件的看法。谢谢！

高善文当年在演讲中只是说了前半段文字：“我老了，也财务自由了，静观其变。30岁以下的年轻人最可怜，如果国家这一次走错了路，这辈子就可以洗洗睡了。” 后半段文字是我当年在评论中加上去的，传来传去全传成是高善文的文字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成长于开元天宝时期的人，以为盛世是常态，谁又能想到，他们大多数人会死于随后的安史之乱。” 2018年8月16日我发在公众号上的一篇文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开头就是：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成长于开元天宝时期的人，以为盛世是常态……” 2018年9月，我在另一篇《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把来源关系表现得尤其清楚：先明确写“经济学家高善文最近有一句话很火”，引用“我老了，也财务自由了……洗洗睡了”；引号结束之后，紧接着才是自己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成长于开元天宝时期的人……”这段。

前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毕井泉因受贿罪被判刑14年。山东省济南市中级法院9月15日以受贿罪判处毕井泉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500万元。毕井泉早年曾任副总理王岐山和汪洋的大秘。更有意思的是，毕井泉担任理事长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也强行划给中国社科院了。

中共垮台之後：自由世界準備好了嗎？（簡體，繁體） 余茂春 (Miles Yu) 英文原文在此： 中國帶給世界最大的戰略挑戰，或許不是中國共產黨成功之後會發生什麼，而是它一旦突然失敗、垮台之後，世界將面臨什麼。 幾十年來，西方的對華政策幾乎完全建立在一個基本假設之上：中共將長期存在，成為國際政治中的永久因素。因此，我們研究如何遏制其軍事擴張、反制經濟脅迫、保護關鍵科技與供應鏈、保衛台灣，以及與北京爭奪全球影響力。 但我們很少認真思考另一種可能：如果中共不是逐漸衰落，而是突然垮台呢？ 這是一種危險的想像力缺失。 歷史一再證明，看似牢不可破的獨裁政權，往往會以驚人的速度突然消失。1989年，東歐六個共產政權在幾個月內相繼垮台。象徵冷戰分裂的柏林圍牆幾乎一夜之間倒下。兩年後，曾經不可一世的蘇聯也從世界版圖上消失。 正如哈德遜研究所《共產主義之後的中國：為後中共時代做好準備》（China after Communism: Preparing for a Post-CCP China）報告所指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歷經危機而存續至今，但世界上統治時間最長的共產黨專政政權，以及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突然崩潰，絕非不可想像。 而它的後果將遠遠超過中國本身。 中國擁有核武器、世界規模最大的常備軍之一、龐大的安全與情報機構、先進的生物實驗室、巨型國有企業、重要金融機構，以及深度嵌入全球經濟的供應鏈。一旦中央權力突然瓦解，軍事、金融、人道、政治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危機可能同時爆發。 誰來控制核武庫？誰指揮解放軍？武警、民兵、國家安全部以及龐大的國內監控機器由誰接管？誰確保危險生物設施的安全？誰防止地方軍事指揮官或安全首腦割據一方、演變成軍閥？ 人民幣怎麼辦？中國的銀行、國家債務、國有企業、外匯儲備以及數以兆美元計的國內資產又如何處置？ 政治問題更加棘手。 西藏、新疆會發生什麼——種族復仇，還是立即宣布獨立？香港何去何從？新政府如何處理台灣問題？近一億名中共黨員如何處置？從毛澤東到習近平時代留下的政治罪行——天安門鎮壓、宗教迫害、大規模監控、強迫勞動以及其他侵犯人權行為——如何調查和追究，同時又避免讓正義變成復仇？ 這些問題不能等到中共垮台之後才開始思考。到了那一天再準備，可能已經太晚。 20世紀政權轉型最重要的教訓，就是準備決定成敗。 波蘭進入1989年轉型時，已經具備俄羅斯後來明顯缺乏的一項條件：一個有組織、有能力成為替代性政治合法性中心的公民社會。團結工會經過多年努力，建立起知識分子、工人、經濟學家、律師、神職人員和政治活動人士組成的龐大網絡。 在共產政權真正倒下之前，與團結工會有關的經濟學家已經開始認真討論貨幣穩定、財產權、市場制度和經濟轉型。後來的巴爾采羅維奇改革雖然迅猛而痛苦，卻並非在政治真空中臨時拼湊，而是建立在有組織的反對力量、社會合法性以及相對清晰的制度方向之上。 捷克斯洛伐克也有「七七憲章」以及長期存在的異議人士網絡。他們多年來一直思考人權、政治責任、歷史真相以及政府統治的道德基礎。因此，當共產黨政權崩潰時，這些網絡立即為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和公民論壇提供人才、互信與政治合法性。 東德也是如此。當政權開始解體，反對派與正在瓦解的舊體制迅速成立「中央圓桌會議」，處理自由選舉、解散秘密警察、民主轉型甚至制定新憲法。1989年12月7日第一次會議召開時，便成立了起草新憲法的工作小組。 這些轉型並非沒有痛苦。真正的教訓是：成功的後極權重建，需要在舊制度倒塌之前，就準備好人才、制度、原則和方案。 俄羅斯展示的則是另一條道路。 蘇聯崩潰時，俄羅斯沒有成熟的民主制度設計，沒有足以承擔治理責任的獨立公民社會，也缺乏具有廣泛合法性的國有資產私有化制度與穩固的憲政共識。 結果，經濟改革與政治上的臨時應變糾纏在一起。國有財富迅速落入少數寡頭手中，國家制度持續弱化，最終又走向如今的民族主義威權統治。 普丁並沒有恢復蘇聯共產主義。他利用的是蘇聯共產主義垮台後留下的制度廢墟。 烏克蘭同樣繼承了腐敗網絡、寡頭政治和薄弱的國家制度，此後數十年一直艱難地試圖建立一個更加民主、更具問責性的國家。 這些經驗提醒我們一個最基本的事實：獨裁政權的死亡，並不等於民主制度的誕生。 中國一旦發生同樣的劇變，規模和後果都將大得多。 因此，哈德遜研究所的報告把「後中共時代」規劃視為一項戰略準備，而不是政治幻想。它提出的問題包括：如何確保危險設施和戰略武器安全、穩定金融體系、處理國有資產、重組解放軍與安全機構、保護弱勢群體、開放秘密警察檔案、建立真相與和解機制，最終啟動新的制憲進程。 美國在這方面既有特殊責任，也有特殊能力。 1945年之後，美國沒有在納粹德國和日本帝國戰敗後慶祝勝利，然後一走了之。美國與盟國以及德、日兩國人民一道，解除軍國主義體制，重建國家制度，恢復經濟，建立憲政政府，最終使兩個昔日的軍國主義獨裁國家成為繁榮的民主國家和美國最重要的盟友。 日本戰後的占領改革尤其明確地以非軍事化與民主化為目標，並協助建立延續至今的憲政秩序。 因此，美國現在就應該開始準備。 這不是要替中國決定未來，更不是要把一個美國設計的政府強加給中國人民。中國的未來，只能由中國人民自己決定。 但美國、日本、台灣、歐洲、澳洲、南韓、印度以及其他民主國家，都有重大的自身利益確保中共統治一旦崩潰，不會立即演變成內戰、核武擴散、金融崩盤、種族復仇，或者另一個獨裁政權的誕生。 華盛頓應建立一套常設的跨部門「後中共時代」應變規劃機制，並與盟國、中國民主人士、經濟學家、憲法學者、異議人士、宗教領袖、海外華人社群以及轉型正義專家共同思考各種可能情境。 必須預先準備的事項包括：確保核武器及其他戰略武器安全；維持基本公共服務；穩定金融市場；保護政府和秘密警察檔案；防止大規模報復；解散政治警察機構；使軍隊脫離共產黨控制；建立合法透明的國有資產私有化程序；追回被侵吞的公共財產；建立真相與和解機制；以及協助中國公民建立新的憲政秩序。 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國有資產問題。 俄羅斯的經驗證明，沒有民主合法性的私有化，很容易從「全民所有」變成「權貴所有」。 如果中國數以兆美元計的國家資產在政治真空中被黨政權貴、軍方將領、安全部門首腦或既得利益集團瓜分，一個新的寡頭體制可能在舊共產體制的廢墟上迅速形成。 那將不是自由中國的誕生，而只是另一種獨裁制度的開始。 因此，後中共規劃的目標絕不是設計一個「美國式中國」，而是盡可能為中國人民創造條件，讓他們自己建立一個自由、和平、實行法治與憲政的中國。 冷戰期間，西方花了40多年研究如何遏制和戰勝蘇聯共產主義，卻令人驚訝地很少認真準備：如果有一天共產主義真的垮台，第二天早晨該怎麼辦？ 我們當年的幸運，在於波蘭、捷克斯洛伐克以及中歐其他國家的人民，早已替自己做了大量準備。 下一次，我們不能再把歷史寄託於幸運。 中共可能還會統治幾十年，也可能像1989年的東歐共產政權一樣，以幾乎所有專家都來不及預測的速度突然瓦解。我們不知道那一天何時到來。但是歷史沒有給我們第二次措手不及的藉口。 為「共產主義之後的中國」做好準備，不是「政權更迭」政策，更不是鼓吹混亂。恰恰相反，它是為了防止一個獨裁政權的終結演變成更大的災難。 這是自由世界為21世紀最具重大後果的政治突發事件預先買下的一份戰略保險。 附：哈德遜研究所中國中心“后中共設計”報告全文在此自由下載： 简体中文版 中共垮台之后：自由世界准备好了吗？ 余茂春（Miles Yu） 英文原文在此： 中国带给世界最大的战略挑战，或许不是中国共产党成功之后会发生什么，而是它一旦突然失败、垮台之后，世界将面临什么。 几十年来，西方的对华政策几乎完全建立在一个基本假设之上：中共将长期存在，成为国际政治中的永久因素。因此，我们研究如何遏制其军事扩张、反制经济胁迫、保护关键科技与供应链、保卫台湾，以及与北京争夺全球影响力。 但我们很少认真思考另一种可能：如果中共不是逐渐衰落，而是突然垮台呢？ 这是一种危险的想象力缺失。 历史一再证明，看似牢不可破的独裁政权，往往会以惊人的速度突然消失。1989年，东欧六个共产政权在几个月内相继垮台。象征冷战分裂的柏林围墙几乎一夜之间倒下。两年后，曾经不可一世的苏联也从世界版图上消失。 正如哈德逊研究所《共产主义之后的中国：为后中共时代做好准备》（China after Communism: Preparing for a Post-CCP China）报告所指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历经危机而存续至今，但世界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共产党专政政权，以及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突然崩溃，绝非不可想象。 而它的后果将远远超过中国本身。 中国拥有核武器、世界规模最大的常备军之一、庞大的安全与情报机构、先进的生物实验室、巨型国有企业、重要金融机构，以及深度嵌入全球经济的供应链。一旦中央权力突然瓦解，军事、金融、人道、政治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危机可能同时爆发。 谁來控制核武库？谁指挥解放军？武警、民兵、国家安全部以及庞大的国内监控机器由谁接管？谁确保危险生物设施的安全？谁防止地方军事指挥官或安全首脑割据一方、演变成军阀？ 人民币怎么办？中国的银行、国家债务、国有企业、外汇储备以及数以兆美元计的国内资产又如何处置？ 政治问题更加棘手。 西藏、新疆会发生什么——种族复仇，还是立即宣布独立？香港何去何从？新政府如何处理台湾问题？近一亿名中共党员如何处置？从毛泽东到习近平时代留下的政治罪行——天安门镇压、宗教迫害、大规模监控、强迫劳动以及其他侵犯人权行为——如何调查和追究，同时又避免让正义变成复仇？ 这些问题不能等到中共垮台之后才开始思考。到了那一天再准备，可能已经太晚。 20世纪政权转型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准备决定成败。 波兰进入1989年转型时，已经具备俄罗斯后来明显缺乏的一项条件：一个有组织、有能力成为替代性政治合法性中心的公民社会。团结工会经过多年努力，建立起知识分子、工人、经济学家、律师、神职人员和政治活动人士组成的庞大网络。 在共产政权真正倒下之前，与团结工会有关的经济学家已经开始认真讨论货币稳定、财产权、市场制度和经济转型。后来的巴尔采罗维奇改革虽然迅猛而痛苦，却并非在政治真空中临时拼凑，而是建立在有组织的反对力量、社会合法性以及相对清晰的制度方向之上。 捷克斯洛伐克也有“七七宪章”以及长期存在的异议人士网络。他们多年来一直思考人权、政治责任、历史真相以及政府统治的道德基础。因此，当共产党政权崩溃时，这些网络立即为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和公民论坛提供人才、互信与政治合法性。 东德也是如此。当政权开始解体，反对派与正在瓦解的旧体制迅速成立“中央圆桌会议”，处理自由选举、解散秘密警察、民主转型甚至制定新宪法。1989年12月7日第一次会议召开时，便成立了起草新宪法的工作小组。 这些转型并非没有痛苦。真正的教训是：成功的后极权重建，需要在旧制度倒塌之前，就准备好人才、制度、原则和方案。 俄罗斯展示的则是另一条道路。 苏联崩溃时，俄罗斯没有成熟的民主制度设计，没有足以承担治理责任的独立公民社会，也缺乏具有广泛合法性的国有资产私有化制度与稳固的宪政共识。 结果，经济改革与政治上的临时应变纠缠在一起。国有财富迅速落入少数寡头手中，国家制度持续弱化，最终又走向如今的民族主义威权统治。 普京并没有恢复苏联共产主义。他利用的是苏联共产主义垮台后留下的制度废墟。 乌克兰同样继承了腐败网络、寡头政治和薄弱的国家制度，此后数十年一直艰难地试图建立一个更加民主、更具问责性的国家。 这些经验提醒我们一个最基本的事实：独裁政权的死亡，并不等于民主制度的诞生。 中国一旦发生同样的剧变，规模和后果都将大得多。 因此，哈德逊研究所的报告把“后中共时代”规划视为一项战略准备，而不是政治幻想。它提出的问题包括：如何确保危险设施和战略武器安全、稳定金融体系、处理国有资产、重组解放军与安全机构、保护弱势群体、开放秘密警察档案、建立真相与和解机制，最终启动新的制宪进程。 美国在这方面既有特殊责任，也有特殊能力。 1945年之后，美国没有在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战败后庆祝胜利，然后一走了之。美国与盟国以及德、日两国人民一道，解除军国主义体制，重建国家制度，恢复经济，建立宪政政府，最终使两个昔日的军国主义独裁国家成为繁荣的民主国家和美国最重要的盟友。 日本战后的占领改革尤其明确地以非军事化与民主化为目标，并协助建立延续至今的宪政秩序。 因此，美国现在就应该开始准备。 这不是要替中国决定未来，更不是要把一个美国设计的政府强加给中国人民。中国的未来，只能由中国人民自己决定。 但美国、日本、台湾、欧洲、澳洲、韩国、印度以及其他民主国家，都有重大的自身利益确保中共统治一旦崩溃，不会立即演变成内战、核武扩散、金融崩盘、种族复仇，或者另一个独裁政权的诞生。 华盛顿应建立一套常设的跨部门“后中共时代”应变规划机制，并与盟国、中国民主人士、经济学家、宪法学者、异议人士、宗教领袖、海外华人社群以及转型正义专家共同思考各种可能情境。 必须预先准备的事项包括：确保核武器及其他战略武器安全；维持基本公共服务；稳定金融市场；保护政府和秘密警察档案；防止大规模报复；解散政治警察机构；使军队脱离共产党控制；建立合法透明的国有资产私有化程序；追回被侵吞的公共财产；建立真相与和解机制；以及协助中国公民建立新的宪政秩序。 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国有资产问题。 俄罗斯的经验证明，没有民主合法性的私有化，很容易从“全民所有”变成“权贵所有”。 如果中国数以兆美元计的国家资产在政治真空中被党政权贵、军方将领、安全部门首脑或既得利益集团瓜分，一个新的寡头体制可能在旧共产体制的废墟上迅速形成。 那将不是自由中国的诞生，而只是另一种独裁制度的开始。 因此，后中共规划的目标绝不是设计一个“美国式中国”，而是尽可能为中国人民创造条件，让他们自己建立一个自由、和平、实行法治与宪政的中国。 冷战期间，西方花了40多年研究如何遏制和战胜苏联共产主义，却令人惊讶地很少认真准备：如果有一天共产主义真的垮台，第二天早晨该怎么办？ 我们当年的幸运，在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以及中欧其他国家的人民，早已替自己做了大量准备。 下一次，我们不能再把历史寄托于幸运。 中共可能还会统治几十年，也可能像1989年的东欧共产政权一样，以几乎所有专家都来不及预测的速度突然瓦解。我们不知道那一天何时到来。但是历史没有给我们第二次措手不及的借口。 为“共产主义之后的中国”做好准备，不是“政权更迭”政策，更不是鼓吹混乱。恰恰相反，它是为了防止一个独裁政权的终结演变成更大的灾难。 这是自由世界为21世纪最具重大后果的政治突发事件预先买下的一份战略保险。 附：哈德遜研究所中國中心“后中共設計”報告全文在此自由下載：

古有云：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这句话，是农耕时代的自我宽慰。彼时世道简单、结构固化、人情质朴，书本之理，尚能贴合人间常态。 可时至今日，时代早已翻天覆地。 今日许多专家、学者、文人、媒体人，饱读万卷书，却空白万里路。 他们未曾触摸两希文明的源头底蕴，未曾见证大航海、文艺复兴的思想革新，未历经数次工业革命的迭代洗礼，更不懂当下AI时代的全新逻辑。 更关键的是： 不曾为农，不知土地苍生之苦； 不曾做工，不知产业市井之难； 不曾经商，不知市场盈亏之实； 不曾理政，不知世事进退之度。 一身书本理论，半生书斋静坐，无基层阅历、无实操历练、无社会打磨。 却年年著书立说、频频公开发声，以纸上空谈，评判真实人间。 书里的道理是死的，世间的生活是活的。 未经世事淬炼的学识，看似高深，实则悬浮；看似有理，实则偏颇。 故而有一句朴素良方，可破今日文人之弊： 文人欲立言，必先立世。 下乡耕稼两年，知民生百态； 进厂做工两年，知产业实情； 入市历练两年，知商业冷暖、人间盈亏。 先沉身烟火，再提笔论道。 先历经众生，再评判天下。 唯有人走过土地、工厂、市井、世事，读书才有根，发言才有度，笔墨才有重量。 否则，满腹经纶，终是空中楼阁；滔滔立论，皆是隔纸观天。

隔壁邻居退休之后一天都不闲着，天天在家折腾木工活，不是修修这里，就是改改那里，车库里各种工具也是一应俱全。 在美国居家生活，真的需要有一定的动手能力。房子住久了，大大小小的问题总会冒出来，换个水龙头、修个门锁、补块木板、整理院子，看起来都是小事，如果每件事都请人上门，人工费加起来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很多美国人习惯自己动手，能修的修，能做的做。既省钱，也算是一种生活乐趣。像我家隔壁这位邻居，退休后反而比上班时还忙，今天做个柜子，明天修个围栏，忙得不亦乐乎。退休生活大概就是这样，手里有活干，日子也过得很充实。

王健林开始大规模甩卖资产时，我曾写过一篇万字长文，细数大佬的黄昏。当时我预判，对财富和资本的清算，会先从千亿级企业开始，再到百亿、十亿级别，最后甚至会蔓延到中产乃至伪中产，谁都难以独善其身。如今看来，现实比我当年的预判还要严峻。

广东当局：穿着公检法外衣的江洋大盗 当今中国，公开劫掠之人，已不再是昔日绿林中的江洋大盗，而是堂而皇之坐在公、检、法位子上的人。广东省有关部门抓走我儿，又掠夺我家财产，连银行卡里的钱也一并席卷一空。 2019年8月22日，我儿牛腾宇遭广东当局暴力抓捕。他们冒充物业管理人员，骗开我家房门，不仅将人带走，还同时搜走大量财物：一台价值十几万元的电脑、一台苹果笔记本电脑、多张银行卡、数部手机，以及我儿为我购买的一份保险单据等。 2023年，我前往当初实施抓捕的广东茂名市公安局茂南网警大队，要求退还银行卡。对方称已移交四会监狱。其后，关押我儿的广东省肇庆市四会监狱退还了部分物品，其中包含当时被带走的8张银行卡。腾宇告诉我：前两张卡余额分别约13万、20万，其余6张亦有数额不等的存款。然而我到银行查询，前两张卡余额皆为零；后6张则出现异常，银行拒绝查询余额。卡内究竟还有没有钱、有多少钱，我至今无从得知。 广东当局出具的判决书中，仅载明罚款13万元，并无“没收违法所得”一项。换言之，即便按其自身判决，也最多只能从卡中扣除13万，而非13万加20万。我儿卡中款项，恐怕已被尽数侵吞。这些钱，是他凭计算机技术与多家互联网公司合作挣来的。 当初被带走的财物中，还有一份价值不菲的商业保险单——那是我儿在香港为我购买、用于养老的保单。我向对方索要时，他们却称“不知道有这份保单”。 当我向监狱及茂名公安追问银行卡、卡内款项及保单去向时，对方一律推说不清楚，让我去找当初负责抓捕的办案人员。可专案组成员已于2021年被查、下狱，去向成谜，如同人间蒸发。广东当局把一切问题踢给“不存在的人”，企图以此掩盖自身责任。 2019年，广东省政法委与时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李春生，为邀功请赏，采取“杀良冒功”手段，非法抓捕近30名无辜青少年。为逼取口供，当局对这些年轻人实施了极为残酷的刑讯。其后，杨晔（上海）向广东当局下令，要求对这批人重判。广东迅速执行，茂名市法院将其中24人重判。我儿牛腾宇被列为主犯。杨晔还要求当时负责审讯的茂名、佛山两地公安对其变本加厉施刑：坐老虎凳、坐电椅、双手吊起、每日长时间毒打、大量注射生理盐水致皮肤溃烂、用打火机灼烧私处、拍裸照、性侮辱等。折磨之后，茂名市法院将我儿冤判十四年。 （详情可检索“牛腾宇”了解此案。） 在案件尚处刑讯阶段时，茂名、佛山两地公安误以为“牛腾宇替顾杨阳当主犯，就要把牛腾宇搞死”，于是打算将其财产吃干抹净，利用职权勾连上下司法机关，尽可能侵占其财物。后来，当初实施虐待的公安虽相继落马，广东当局至今仍拒绝说明银行卡及款项去向，也拒绝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他们先罗织罪名，再上门抓人，随手将我儿多年积蓄掠夺一空。掠人又掠财，还企图借此案“立功”升迁。其行径与江洋大盗无异，只不过披着广东省司法机关的外衣，顶着“优秀干部”的名号。正是这层外衣，使他们得以做出穷凶极恶之徒才做得出的事。 今日中国，旧式江洋大盗或已绝迹；公开害人劫财者，往往正是这类手握公权力的人。 但我不会害怕，也不会低头。他们的罪恶终将反噬自身。我将继续维权，正义必须得到伸张。

孙大午真正的奇迹，不是“私企共有”，而是大午城。大午城真正触犯的，也不只是土地管理制度。它曾经让人们看见：在党国之外，社会也可能自己生长。

去年9月底，我在神户温泉住过一家非常袖珍的酒店。印象中整家酒店好像只有4间客房，至少配了6位服务人员，规模虽小，服务却十分周到。因为正赶上节假日，房价不算便宜，不过这种小而精致的酒店别有一番味道，住起来很安静，也很有私密感。现在回想起来，依然觉得是一次挺有意思、也很特别的住宿体验。

这是我非常熟悉的城市，也是很多熟人生活的地方，发生这样无差別杀戳的慘剧，实在让人感到不安和难过😢但愿这样的慘剧不再发生在无辜的百姓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