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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能勢口 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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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真的友情提醒各位要去川西、高原耍的姐妹! 不要当什么高原辣妹了!能裹成木乃伊就裹成木乃伊! 暴晒两天,直接把我的粉白皮干成了大黄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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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男人最爽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最舒服的生活,不是在北上广深内卷当打工人,也不是远赴海外辛苦打工。 而是选成都、大理、惠州这类城市落脚,掌握一门能爆美金的技能,做一人公司的数字游民,随时随地远程办公。 下雨天,寻一间咖啡店,点杯饮品静静看书。 天晴了,租一台坦克300,自驾川西、走318,看雪山晒太阳。 夜晚在家看看电影,玩stem游戏。 日常多吃酶类浆果,保证每日十小时睡眠,养好身体,保持好心情。 少和闲人闲聊,遇到问题直接问AI,不必在意别人的评价。 这是当下一个男人最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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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毛主席不顾周总理苦苦求情,坚决要处死 蒋介石 的姐姐,即使她曾经是赫赫有名的抗日英雄。 1950年春,北京中南海的桌上放着一份从川西送来的案卷。被押的人姓赵,年近七十,外面都叫她“蒋介石的姐姐”。蒋家亲族里没有这号人,这个称呼是早年结拜叫出来的。 赵洪文国是辽宁人。东北沦陷后,她变卖家里东西,替抗日队伍筹枪筹粮。日伪悬赏抓她,她带着一家人往山里躲。抗战那几年,她走到哪里,都有人请她上台讲打鬼子的事。 抗战胜利后,她没停下。蒋介石给她题过字,也给过她名分。1949年国民党败退,有人劝她去台湾,她不肯,留在川西,收拢旧部、土匪和地方武装,打出“反共救国”的旗号。 有旧部劝她:“大局已定,散了吧。”她回了一句:“蒋委员长还会回来。” 1950年初,川西几个乡镇接连出事。征粮队被伏击,区公所被烧,干部和群众死了人。案卷里记着时间、地点和死者姓名。赵洪文国不是挂名,她给各路武装发委任状,定联络暗号,还亲自进山开会。 解放军进山围捕。她带人分散逃跑,最后躲进一户农家。搜捕时,战士从她随身包袱里搜出一支手枪,又听她口音不对,把人扣下。一审,她就是赵洪文国。 押到川西后,审讯并不长。她承认自己抗过日,也承认发过委任状。问到袭击乡镇、杀害干部,她不认错,只说那些人跟着共产党,就是敌人。审讯员问她知不知道死了多少老百姓,她闭口不答。 案子呈到北京。周恩来看到材料,翻到她抗日那几年,停了很久。他说,这个人打过日本人,在全国有影响,能不能不杀,判长期监禁,留一条命。 周恩来又提了一次,说杀她容易,可她在抗战时毕竟有号召。毛泽东也看了材料。他问:川西那些被杀掉的干部和群众,谁替他们求情?抗日有功,记在抗日账上;后来组织武装杀人,是另一笔账。功不能抵罪。 1950年夏天,川西军法处判处赵洪文国死刑。公审大会开在县城边的空地上。她年近七十,头发花白,站在台上没喊冤。台下有人骂她,也有人低声说,当年在重庆听过她讲抗日。 宣判后不久,她被押赴刑场。行刑前,押解人员问她还有没有话说。她只问了一句:“我抗过日,你们认不认?”对方答:“认。今天杀你,是为川西那些命案。”她听完,不再开口。 枪响之后,布告贴到乡公所门口,上面列着她的名字和罪名。人们再提起她,多半只记得“蒋介石的姐姐”和“抗日英雄”两个称呼。川西那些死在伏击里的征粮队员,家里连尸首都没找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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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哥四十二岁,去年第一次出国去了趟冰岛,回来后整个人就变了。以前一开口就讲段子的他,突然变得极度沉默。我请他吃饭追问了三次,他才说了实话:他一直以为旅游是年轻人的事,现在才发现,自己错过的不是冰岛。 他曾是个铁杆的延迟满足派,总觉得年轻时去川西、去西藏那是穷游遭罪,等赚够了钱要去最好的地方、住最好的酒店。三十五岁时他确实做到了,年薪七十多万,车房俱全。可随后父亲查出肺癌,他放下所有陪到最后,接着母亲又受打击住院。等他终于能喘口气出去走走,自己的颈椎、腰椎、血压全都开始不对劲了。 在冰岛的最后一天,他坐在酒店窗前看雪,突然崩溃了。他不是因为风景哭,而是意识到自己站在最美的冰川脚下,走了二十分钟就喘得不行,只能看着同行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爬到山顶拍照。 风景从来没变,变的是承载快乐的身体。二十岁住青旅挤大通铺,跟陌生人聊到通宵,第二天六点能爬起来去看星星;四十岁住五星级软床却整夜失眠,看到日出只想回去再睡两钟头。二十岁吃十块钱的路边摊能幸福一整天,四十岁坐在米其林餐厅里却只担心吃完胃又不舒服。人体的最大摄氧量和关节软骨都在随年龄单向衰减,四十岁的徒步不再是挑战自我,而是硬撑。 有人反驳说年纪大了有阅历,看风景更深。但阅历再深,也换不来身体的广度。你欣赏不了你走不到的风景,也享受不了你胃部消化不了的食物。 表哥临走前跟我说,有些地方现在不去,以后真的不是晚一点去的问题,是再也去不了的问题。不是地方不在了,是那个能蹲在路边吃夜市、能淋着雨大笑、能爬六小时山不喊累的你,已经不在了。旅行的快乐有一大半住在身体里,钱和事业都能等,但你的膝盖和精力等不了。他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二十二岁那年朋友喊他出去,他说,等以后吧。 那个以后,再也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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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表哥四十二岁,去年第一次出国,去了趟冰岛。 回来之后整个人状态不对。 不是那种"哇我看到极光了好治愈"的状态,是反过来——他变得有点沉默,跟以前那个一开口就讲段子的他完全不是一个人。 我请他吃饭追问了三次,他才跟我说了实话。他说,他一直以为旅游是年轻人的事,现在他才发现,他错过的不是冰岛。 我表哥这个人,典型的"先立业后享受"派。二十多岁那几年,身边朋友凑钱去丽江、去西藏、去东南亚,他从来不去。 他的口头禅是"等我赚够钱了,我要去最好的地方,住最好的酒店,不像他们那样穷游遭罪"。他确实做到了。 三十五岁的时候他已经是某公司的中层,年薪七十多万,房子车子都有了。 然后他爸查出来肺癌晚期。他放下所有事陪了他爸最后一年。 等他爸走了,他妈又因为受不了打击住进了医院。 他这一耽搁就是三年。等他终于能喘口气出去走走,他自己的颈椎、腰椎、血压、血糖,全都不对劲了。 他在冰岛的最后一天,坐在酒店窗前看雪,突然就哭了。 他跟我说,他不是因为风景哭。他是突然意识到,他二十二岁的时候,如果跟朋友挤大通铺去了川西,他会用一整夜的时间在山顶看星星,第二天爬起来还能徒步八小时。 他现在站在冰岛最美的冰川面前,走了二十分钟就喘,导游让他多停一会儿。同行的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已经爬到冰川顶上拍照了,他站在山脚下看着,觉得自己像个外人。 风景是同一个风景。但看风景的那个身体,已经不是那个身体了。说到这个,我前很多年在云南遇到过一个阿姨。 六十多岁,一个人背着包在洱海边走。我跟她搭话,她说她退休了,儿子让她跟着旅行团走,她不愿意,自己出来散散心。 我问她以前来过云南吗。她笑了一下说,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来。她说她年轻的时候特别想来,二十岁那年跟同学约好了存钱,结果同学家里出事了去不成。 后来结婚生孩子,孩子要上学要补课,丈夫工作忙,她一直觉得"等等再说"。 等到她真的有时间了,她已经走不快了。她说她现在每天走路都得算着步数,膝盖不能爬山,坐久了腰疼。"我看着那个双廊古镇的台阶,我心里想,我二十岁的时候这种台阶我能一路小跑上去,现在我得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 她说完看着我,问我多大。 我说二十八。她说,你赶紧去玩,真的,你现在还没意识到,你的腿是宝贝。最近我想了很久。 我一直以为"旅游趁年轻"是一句鸡汤,是那些"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的网红博主用来割韭菜的话。 我是个理性的人,我相信延迟满足,我相信先苦后甜,我相信你三十五岁的时候有钱有闲,可以去比二十五岁更好的地方。 但那天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旅游这件事的快乐,不是钱决定的,是身体决定的。 二十岁的你住青旅,睡上下铺,十几个人一个房间,你能笑着跟陌生人聊到凌晨三点,第二天六点爬起来去看日出,完全没事。 四十岁的你住五星级酒店,床比家里还软,但你失眠到三点,第二天起来腰酸背痛,看到日出也只想回去再睡两个小时。 二十岁的你吃路边摊,一份十块钱的炒粉能让你幸福一整天。 四十岁的你坐在米其林餐厅里,服务员给你介绍每一道菜的产地,你点头微笑,心里在想这顿吃完我胃又要不舒服了。 二十岁的你下雨了就在屋檐下躲一会儿,边躲边笑。 四十岁的你下雨了第一反应是要不要回酒店,要不要叫车,会不会感冒,感冒了影响明天行程怎么办。 这不是矫情,这是生理。对了,我前几天刷到一个数据,说人体的最大摄氧量从二十五岁开始就在下降,膝关节软骨从三十岁开始磨损,平衡能力在三十五岁之后逐年衰退。 这些数字单独看没什么感觉。但放在旅游这件事上,你就明白了——为什么二十岁的徒步是"挑战自我",四十岁的徒步是"逞强"。 为什么二十岁的通宵是"年轻就要疯一次",四十岁的通宵是"明天直接报废"。 为什么二十岁看到陡峭的台阶想冲上去,四十岁看到陡峭的台阶想绕过去。风景从来没变,变的是你这具承载快乐的身体。 我知道写到这里,肯定有人要反驳我。他们会说,年纪大了有阅历有审美,看风景比年轻人看得更深,二十岁的人去卢浮宫只会拍蒙娜丽莎打卡,四十岁的人才能看出门道。 这话我认同一半。 阅历确实能让你看得深,但前提是,你的身体还能把你带到那个地方。 你欣赏不了你走不到的风景,你也享受不了你的胃消化不了的食物,你更体会不了你的腿支撑不起来的徒步。 中年人比年轻人多的那些"深度",换不来年轻人比中年人多的那些"广度"。 而旅游这件事,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广度比深度重要。我表哥跟我说完那些话之后,沉默了一会儿。 最后他说,你听哥一句,有些地方,你现在不去,以后真的不是"晚一点去"的问题,是"再也去不了"的问题。 不是地方不在了,是你不在了。 是那个能蹲着吃路边摊不嫌脏、能爬六小时山不喊累、能跟陌生人睡一个房间不尴尬、能淋着雨在街上跑还能哈哈大笑的你——不在了。 那个你才是旅游真正的主角。地方只是配角。 所以回到问题——旅游是不是要趁年轻玩才有意思? 是。 不是因为年轻人比中年人更懂快乐,而是因为旅游的快乐有一大半住在身体里,而身体这个东西,过了某个点就开始单向衰减,你存不下来,也借不回来。 钱可以等,事业可以等,房子可以等,孩子可以等。 膝盖等不了。 我表哥临走那天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 他说,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不是没赚够钱,是二十二岁那年朋友喊他去川西,他说"等以后吧"。 那个"以后",再也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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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汶川大地震17周年整。当时的情景是:遍地死尸,满目疮痍,大地像煮沸的开水一样抖动,地下有无数双手在抓脚后跟。我拼命逃到楼下空地,高楼摇晃、灯杆倾斜,天边发出妖冶的蓝,把侥幸逃脱的人们脸上照出了异样的光。总之那个景象十分特殊,像末日降临…… 大家年年都在转,我就转一篇未删节版吧——《写在5.12的爱国帖》: 那年川西坝子的油菜花比往年晚开了很多天,人们没有意识到什么。那时人们还相信专家,专家说花期推迟很正常,青蛙涌上街头也很正常。那天我正在书房赶一篇文章,地板晃动时,还以为是家猫在脚下调皮……直到窗外传来上百台起重机齐齐发出低吼,满书架的书弹飞出来,才明白这是地震,那声音,是地吼。 大地像煮沸的开水一样抖动,地下有无数双手在抓脚后跟。我拼命逃到楼下空地,高楼摇晃、灯杆倾斜,天边发出妖冶的蓝,把侥幸逃脱的人们脸上照出了异样的光。总之那个景象十分特殊,像末日降临……入夜,才知道都江堰死了很多人,北川封路,血库缺血。那时我正处于一个爱国青年的尾声,纠结处激情最猛烈,我认为报效国家的时候到了,我们要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清晨时分,我揣上钱和几包衣服上路,在北川界口与唐建光、郑褚汇合,进到山里。 可是我在北川一中面临人生最大一个困扰。我无法解释为什么五层高的新教学楼坍塌后只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而几十年前修的旧楼竟没有倒塌,也无法解释大楼像饼干般脆掉后,建渣里竟没什么钢筋,以至于在一楼上课的学生全部没来得及逃脱。一个妇人一直在我身边神经质地走来走去,她已不太哭得出声,只是嘶哑地指着那堆很渺小的碎渣:“看,那是我娃娃呀,她的手还在动,还没死,但我扯不出来她啊……”那个情景令人崩溃,我看得见那个小女娃娃碎花裙的一角,还有其他孩子的衣角,他们中的很多还在动,手在动,脚在动,细小的呻吟。但部队命令我们不准上前,没什么钢筋的废墟不能站人,以免引起二次崩塌。 就这样,眼看着孩子们在扭动、在呻吟,夕阳西下,他们的身体与那些石头一起,慢慢变冷,最终悄无声息……而我竟无能为力。 在此之前我是个爱国青年,相信生活的不幸是敌对势力造成的。我曾在球评里写“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因为这些家伙是南京大屠杀的后裔,我骂过CNN长了口蹄疫,它的主持人蒂弗莱骂过中国充满暴民和垃圾。我也不反对抵制家乐福,认为这可以唤醒民族血性。我家离美领馆很近,1999年美国导弹轰炸我驻南大使馆时,我在美领馆外高举过愤怒的拳头,烧过报纸,同年前往美国世界杯采访时,还写过一句“希望女足像一枚导弹打进美国本土”,深觉这句子十分有力。 可是,站在北川学校废墟前的我很困惑。我依然爱国,但渐渐明白碎渣里的钢筋并不是帝国主义悄悄抽走的,孩子们也不是死于侵略者的魔爪,而死于自己人的脏手。我更加困惑的是,为什么911死难者都有名字,我们的孩子没有名字,如果你想索要名字,你的名字也会成为敏感词…… 如果晚年写自传,我将以2008为基点。在此之前我是一个混蛋,自以为是,从无怀疑,像面对自己的指纹一样自以为掌握人间道理。可是大地震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天天在北川的大山里,孤魂野鬼一般晃荡,有时与其他志愿者挖出一些老人和小孩,有时就对着残垣断壁发呆。我顿生沮丧,这是更难熬的青春期,被折磨的并非发育的身体,而是信念。 有一天我看着山上,无意中发现竟有一所学校完好无损,甚至玻璃窗都没怎么震碎。我才得知,这是一座希望小学,地震发生后学生们在老师带领下翻过三座大山,全部逃到山下,无一伤亡。我问校长和老师为什么出现这个奇迹。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感谢那个监工。 那个监工是捐款企业派来的,他天天用小锤子敲水泥柱子听声音。他是工程兵出身,能从声音里听出柱子里沙子的含量、圆石比例、水泥标号是否匹配,如果不合格,就责令施工队返工,如果施工队不愿意返工,他就大吵大闹。老师们告诉我,那些日子工地上除了施工声音,就是这监工跟人吵架的声音。除了因质量问题吵,就是为了追款跟当地政府吵。众所周知,企业捐款大多先交当地政府掌握,再由政府拨给下一级政府,再拨给下一级……最后才是施工单位,一百万最后就只剩了二十万。最后一次吵架是关于修建操场,他吼出一句:妈的,黑什么,不能黑教育。他终于追款成功修妥了操场,小小的操场。 大地震那天,正是这个小小操场庇护了几百名孩子。 大地震时,这名监工吼叫着从山下拼命往山上跑,当看见孩子们都躲在操场安然无羔时,这条汉子倒在地下哭得稀里哗啦。 然后,他凭经验指着出山方向,让老师们带着大部队出山,自己则在原地守着几个家住山上不愿离开的孩子。那些老师就按照他指引的方向,带着孩子翻过了三座山,趟过已被地震震得河床扭曲、河水浑浊的小河,穿过黑暗无比的森林,林子中总是出现奇形怪状的瘴气,那些瘴气不断变幻,有时就变成一群厉鬼的样子,孩子们吓得大哭……终于跌跌撞撞到达了县城。当这名监工打电话确认孩子们安全得救,大哭着向山下城里的方向跪下。 我问,为什么要跪下。他说,是向当初的努力跪下,幸好坚持下来了。 我问,这所学校是不是用了特殊标准才修得这么坚固。他说:不,只是按国家普通建筑标准修建的。我又得知,这个监工监理了五所学校,在那场大地震中奇迹般无一垮塌。他说:没什么奇迹,所谓奇迹,就是你修房子时,能在十年之前想到十年之后的事情。 可是他从不能被主流媒体宣传,名字也一直不能公布,因为这会让国家出丑。后又传出他所属的企业涉黑……前两年一个晚上,他忽然打来电话,说正在被精神病医生治疗着,老婆也离婚了,他现在想带着女儿逃出四川,问我能不能帮他远离这是非之地,在北方找一个工作……后来,我们就断了联系。 我从2008年开始发生变化,一个人生平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孩子被压在碎片下,身体慢慢变冷,慢慢死去,肯定会变化。那些碎花花的衣角、还在动着的小手,之后一年之久不断出现在梦中,而我竟并不知他们的名字。这是我的困惑:我们不能公布那些孩子的名字,也不能公布救了很多孩子的监工的名字。今天,是汶川大震四周年,这里正式公布他的名字:句艳东。 最近大家很爱谈爱国,基于上面的故事,我慢慢得知:不能狭隘理解爱国就是抵御外敌,爱国还表现在敢于抗争内贼。就如同你爱你们村,不仅表现在敢跟别村打架,更表现在勤恳耕种、爱护资源,敢于反对本村村长欺压村民、调戏妇女。如果一边跟别村打架,一边帮着村长鱼肉百姓,这不叫爱国主义,这叫勇当家丁。 我们当然要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可长城也应该保护我们的血肉。爱国主义应该是双向的,单向收费的不是爱国主义,是向君主效忠。 我认为句艳东是十足的爱国者,他没去攻打钓鱼岛,可是他救了很多孩子,他应当得到彰显,可事实刚刚相反,声名的舞台正被骗子们占据,而他正被生活惩罚,流离失所,仓惶不安。以我在灾区的见闻,多少骗子假太阳光辉之名横行,让青年们热烈膜拜……我不安地知道,这是更大的灾难,我们深爱的祖国正在逆淘汰、逆宣传、逆真相,如果一个国家的爱国主义宣传着骗子,这个爱国主义本身就是骗局。 我的爱国主义:给应得者以所得,给窃取者以褫夺,国家始能昌盛。 有件小事,5月13日下午再次强烈余震,部队命令我们外撤。走了几公里撤到山口时,正碰到央视张泉灵时空连线,我一身雨水和血迹无意间经过镜头。刚到山下,一个素以厚道著称的央视记者打来电话:“你丫真会出风头,没事儿你跑北川干嘛呀,抢我们台镜头”。我说:“操你妈”。绝交至今。 一月后回京碰到央视的仁义大哥。聊起豆腐渣工程,我说:贪官该杀几个。仁义大哥深邃看着我:“不,中国的事情要慢慢来,否则就会乱,毕竟重建还要靠他们呀。”又过了三年,我批评“共和国脊梁”倪萍。仁义大哥电话里极为不满:“你骂倪大姐干什么呢,人家倪大姐可是好人哪。”香港书展邀我去讲座,我调侃于丹余秋雨伪善,为权力洗地。仁义大哥再度打来电话:“想不到这几年你变成这种人,承鹏,咱不能只破坏不建设,不能见着政府干的事都是错的。” 我曾经欣赏仁义大哥,现在彼此天各一方,形同陌路。他那些公平正义名言在微博真真假假地流传,星光灿烂,粉丝推崇。以及,跟仁义大哥同款的爱国者们总说:不管国家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可我们仍要爱这个国,爱它,就要爱它的全部。我觉得这是个病句,我爱这个国,但我不能去爱豆腐渣工程,更不能去爱坐在豪华办公楼的官员,指出这个国的疾病,正是建设它的重要环节。 经历2008汶川大地震,我重新定义爱国主义:爱国主义不是一边指责外人抢劫我们的土地,一边又无视拆迁队强拆我们房子;不是一边怒斥美帝亡我之心不死,一边又把子女送到洛杉矶富人区;不是一边宣传孩子是祖国的花朵,一边让他们在碎片下慢慢死去。 我想让所有人记住:那个妇人看得见自己孩子碎花花的衣角、小手还在动,听得见孩子还在低低呻吟,说“妈妈、我疼,疼……”,但妈妈竟无能为力。 历经世事,我才明白这个珍贵道理:所谓爱国,就是会为这个国家发生的一些操蛋的事而感到羞愧,并尝试改变它。所谓卖国,每当这个国家做出丢人的事,你却满脸红光地宣告这是“中国特色”,那多邪恶。 我这么说伤害了很多爱国者的感情,纷纷斥责我是汉奸。可是我认为这仍是病句,在中国官不至厅局级,财产不超一个亿,哪好意思夸自己是汉奸。又说我是带路党,可是,不让子女拿着绿卡开着跑车读着长青藤在美国置几处房产,哪有资格带路。还有爱国者训斥我:母亲无论怎样打骂我们,毕竟是生我养我的亲妈啊。我就想起当年爱国者曲啸也这么说。但常识是,谁见过这么下毒手打骂自己孩子的亲妈? 有人跑来说:“我也承认这个国家有不好的事,但家丑不可外扬,重要的是抵御外侮,如果收复钓鱼岛黄岩岛,我第一个报名参军,但先收拾你”。这种粘副雄狮牌胸毛表演爱国的作派让人鄙夷,也很容易让人想起五四运动中的梅思平,以爱国之名火烧赵家楼,当日本人打来时,他第一批就当了汉奸。 高呼“收复钓鱼岛、攻打黄岩岛”这种比爱国主义胸大肌行为,很难证明真伪,不如让我们务实地谈谈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给孩子修校舍时少收一分回扣,多添几根钢筋;是政府少修点豪华办公楼,给灾民多建些过冬房屋;是官员们少喝些茅台,给学生们多生产些放心奶;是报纸、电视少宣传点感动中国的虚假英雄,多公布些溘然逝去的平民名字;是每个人能在这片土地上自由迁徙,而不是拥有多么广袤的国土。爱国主义不是爱冰冷的国家机器,而是爱温暖如冬阳的共同价值观,让每个人都拥有生活尊严,保护渺小的自己,记得在每一个纪念日,长歌当哭,让每一朵平凡的生命绽开如莲花…… 小小黄岩,以我军威武几排炮打成粉齑,收回失地指日可待,以壮国威;重重汶川,多少魂灵飞萦,如不惩前毖后,君将空负民心。 我是一个爱国者,我不在乎伟大胜利的路上矗立着多少座丰碑,我只在乎那些慢慢冷却的小小石头上,是否镌刻上了成千上万孩子的真实姓名。 ——是为写在5.12的爱国帖。 (李承鹏/文 原文 12/05/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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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代中国人都在课本、小人书和电影里见过四川大邑县刘文彩庄园的水牢:地主把交不起租的农民关进污水里,水里泡着人骨,牢里有带铁刺的笼子。陈列馆的解说词说:“据说,修建水牢的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杀害了。”又说:“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共产党员冷月英同志是侥幸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仅有的一个人。”一九八八年四月,四川省文化厅一纸批文下来,这间地下室摘掉了“水牢”的牌子,改挂“鸦片烟室”,官方承认水牢是编造的。 刘文彩一八八七年生在大邑县安仁镇。他的弟弟刘文辉是四川的大军阀。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刘文辉驻防宜宾,刘文彩替他总管税收,鸦片、军火这些最赚钱的买卖几乎都攥在他手里,家财大多是那时攒下的。一九三三年,刘文辉和侄子刘湘争夺四川,打了一场“二刘大战”,刘文辉战败,退到川西的西康,刘文彩也回了安仁老家。 回乡以后,他把大笔钱花在家乡。成都到大邑的公路、万成堰水利工程、地方上的电厂,都是他出钱修的。一九四二年,他个人拿出两亿五千万元和三千亩田产,办起文彩中学,花重金请好教员,成了当时全四川师资设备最好的中学,还常给家境贫寒的学生减免学费。他还立下规矩,校产归学校,刘家子孙不得占有。他因为兴学,两次得到国民政府教育部和行政院的嘉奖。 安仁的老佃户记得的是另一些事。佃户唐学成对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说,有一年天旱,家里的牛又被土匪抢了,交不起租,父亲被收租的管事带去见刘文彩,跪下求情。刘文彩把他扶起来,说今年交不起就算了,明年交明年的;临走又问了一句,被抢的是什么牛。第三天,刘文彩买了一头大黄牛,叫人牵到他家。老佃户李福清九十岁时说起去交租:“高兴得很,那里摆了十几张桌子,交了就去吃饭,随便吃饱。”当地人叫刘文彩“刘大善人”。一九四九年十月,刘文彩因肺病去世。 一九五一年,大邑县搞土地改革。土改的做法,是由工作队发动贫苦农民上台诉苦,控诉地主,再斗地主、分田产;在大邑,工作队要农民控诉的是大地主刘文彩一家。 刘文彩已经死了,挨斗的是他在成都的家人。刘小飞那时五岁。他后来对采访的人说,祖母、也就是刘文彩的妻子被抓走两天后的一个深夜,几个背枪的民兵把他父亲和小姑姑从床上抓走,带去看祖母受刑。祖母被反吊在梁上,“他们在一旁查看我爸爸和姑姑的表情,看他们是否流露出不满、悲痛”。祖母被打成内伤,土改结束后不久就死了,不到五十岁。土改快结束时,小姑姑的保姆专门从乡下赶来,进门几乎要给小姑姑跪下:“对不起呀,三小姐,是上面工作组逼我说的呀。你们对我这么好,我怎么会忘恩负义?” 一九五一年大邑乡下的一次会上,发言的人里有一个农妇。她娘家姓吴,一九一一年生在彭山县一户穷人家,八岁被卖给地主当丫头,十岁半受不了虐待,逃出去讨饭,十三岁找到在新津当长工的父亲,后来嫁到大邑冷家。她家佃的是地主刘伯华的田,刘伯华是刘文彩的侄儿。这场土改里她当选农会分会的妇女委员,土改工作队给她取名冷月英。她在会上说: “1943年,我因欠了地主刘伯华五斗租谷,刚生孩子三天,就蒙上眼睛抛进了刘家水牢关了七天七夜……” 她说的是刘伯华,是“刘家”,没有说刘文彩。最早报道她的一个人,三十年后对来访的人说,她当时讲的是欠了刘家的账,被蒙上眼睛关起来,“下面还有水淹到脚肚子,因此我按她讲的做了报道”。 一九五四年一月,大邑县文化馆办“农业合作化”展览,用模型和图片对比解放前后的日子,冷月英被关“水牢”选作展区的重点。据后来的记述,具体筹办展览的人“为了使展览内容更突出、动人,具有说服力,他们根据地主刘伯华是刘文彩的亲侄儿,是刘氏家族这个根,提出‘冷月英坐刘文彩家水牢’的设计方案”。主管部门认可了。展览的总结报告说,讲到冷月英坐水牢,“每天都有好多人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一九五八年,阶级斗争的调子升高,四川决定把刘文彩树成恶霸地主的典型,把他的庄园办成地主庄园陈列馆。刘文彩的坟被掘开,遗骨被随意丢弃,下落不明。庄园老公馆西侧有一间地下室,一九四五年秋天才修,原本空着。陈列馆照搬一九五四年的模型,往地下室里灌上水,仿制了铁囚笼、三角钉,做了血水、血手印,挂上“水牢”的牌子。为了回答“为什么只有冷月英一个人见过水牢”,主管部门在解说词里特意写明:修水牢的工人全被杀了,冷月英是唯一活着出来的人。 冷月英也从劳动模范变成了“阶级斗争活教材”。她识字不多,讲稿是主管部门给她的,她背得滚瓜烂熟。稿子里的故事也改了,她作忆苦思甜报告时念的是:“因欠刘家地主五斗租谷,被地主狗腿子抓去,眼睛蒙上黑布,丢进大恶霸刘文彩的水牢,关了七天七夜”。 大饥荒那几年,刘少奇主持救灾、恢复经济,一九六〇年还定下政策,表现好的地主、富农可以改变成份、摘掉帽子。一九六二年九月,毛泽东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借此清算刘少奇的纠错。给地主摘帽的政策随之废除,地主、富农又成了阶级斗争的靶子。第二年起,全国搞“阶级教育”,目的是“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对旧社会的仇恨和对新社会的热爱”,各省、市、地、县普遍办阶级斗争展览,让人忆苦思甜,“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四川省按中央的要求拨出巨款,重新装修刘文彩庄园,专门宣传地主欺压农民,大邑这里成了其中最典型的一处。水牢和冷月英被写成报告文学,编成戏、画成连环画,后来写进了中小学课本。 一九六四年陈列馆改馆。改馆前,大邑县委宣传部长批示,展出内容“必须旗帜鲜明,对地主阶级的揭露,没有保留的必要。一事一物都要服从这一点”。改完以后,温江地委宣传部长批了一句:“现设计想法对,真人真事不必要。”同年,冷月英从蔬菜农场场长提拔为公社党委副书记,办了“农转非”,从农民变成国家干部,大部分时间用来外出开会、作报告。 一九六五年,四川美术学院的师生在庄园的收租院里塑了一百多个真人大小的泥像,叫《收租院》,塑的是刘文彩和狗腿子逼租。他们下乡“访贫问苦”,找到刘文彩家的老长工谷能山,想让他出来控诉。谷能山说他在刘家吃得很好,三天一个小牙祭,七天一个大牙祭,肉随便吃。做了许多工作以后,他说:“你就是明天拉我去枪毙,我也说他(刘文彩)是个好人!”很快,民兵把他抓走关了起来。后来《收租院》里有一尊替刘家收租的帮凶,就是照他的样子塑的。这年年底,《收租院》的复制品运到北京展出,《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说,它能“激发人民的阶级仇恨”。 一九六七年元旦,四川美术学院的红卫兵整理过一份冷月英的讲稿。这一稿里,年份成了一九三七年,田成了刘文彩的,水从脚肚子涨到齐腰,“这手抓住一根人骨头,那足又踩着一个人的脑壳”,最后刘文彩亲自来提审,“先问我愿死愿活”。 文革那些年,冷月英常坐专车去部队、机关、学校、工厂作报告。她面前总摆着一个印着“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搪瓷缸,先喝口水,再从黑色手提袋里取出一份一万一千字的讲稿,边讲边哭,台下也跟着哭。后来她年过六十,有心脏病,讲一场要歇两三天,县革委会只好规定,请她作报告要先经批准。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七七年以前她讲了近千场,听众上百万人次。 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上中学时,政治老师把他叫进办公室,给他看《四川日报》上一篇讲他爷爷“罪行”的文章,最后一个小标题是“小蒋介石”,告诉他下午政治课要学这篇,要他有思想准备。一九七六年,庄园又把四间放瓷器的房子布置成“行刑室”,泥塑的农民坐老虎凳、被吊打。刘小飞说:“那间刑室和那些折磨人的手法,倒是运用在了我们刘家人的身上。”他的一个堂兄逃到新疆库尔勒,当地村民被宣传里刘文彩迫害农民的罪恶激怒,把他活活勒死,又把他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砍死。 文革结束后,陈列馆从一九八一年起访了七十多个知情人。刘文彩的一个老朋友说,地下室那个位置原先是一间堆鸦片的平房,叫红仓,一九四五年失火烧了,刘文彩才在原地修了地下室;冷月英说的一九四三年、一九三七年,这间地下室都还不存在。一个在刘家帮过工的人说:“我知道没有。后来有人说关过,哪有那事?……那次不知是哪里来人访问我时,我照实说了,后来有人……说你就说关过人算了,顺水推舟嘛。”调查报告的结论是:“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据的。”报告还写明,冷月英“不是刘文彩的佃户,而是刘文彩的侄儿刘伯华的佃户”。 一九八一年一月八日,陈列馆的人到唐场找冷月英。问她坐水牢时多大,她说:“我记不得了。”问她是不是一拖进去就被甩进铁笼,她说记不起了,又说:“县革委会指示,叫我不要随便说……除非有组织部的介绍信和革委会开的证明才说。”后来有记者找到她,追着问,她脱口而出: “你们追着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要问,你们问县委去!” 调查在一九八二年基本结束。陈列馆请求撤掉水牢的报告送上去,主管部门的负责人提醒馆长,水牢问题“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要多从政治角度考虑”。批复拖了六年。冷月英一九八一年退休,一九八四年去世,七十三岁。 一九八八年四月五日,批文下来。当时的副馆长后来说:“我和安馆长带人把‘水牢’牌摘了,骷髅画擦了,木制‘铁笼’搬了,可惜没有保存嘛,只保留了‘水牢’牌。‘水牢’墙上的血手印,颜料粘的,擦了。” 这位副馆长后来当了馆长,前后又撤掉一些:“行刑室”关了;一组叫“圈地霸产”的泥塑,他说“不符合事实嘛,就撤去了”;刘文彩打人的扁担、杀人的文明棍、脚镣手铐几块展板,他说“杜撰的嘛,也撤了”。其余还没来得及核实的展品基本没动,比如那张据说是刘文彩睡过的龙床。二〇一六年,刘小飞站在庄园里一间挂着“刘文彩住房”牌子的屋里,指着一张几乎和房间一样大的鎏金雕龙床,对围上来的游客说:“这个‘龙床’根本不是我们家的。以前解说词说这是刘文彩花了三万斤大米做的。其实那都是60年代,正是老百姓最饿的时候,庄园找人打造的!” 一位女游客低声对同伴说:“你看他这讲的都和标牌上讲的是两码事啊。” ——笑蜀《刘文彩真相》第三章《“水牢”传奇》,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据新唐人2010年1月12日连载本;解说词、1954年展览记述与总结、1958年布置、讲稿、1967年整理稿、1981—1982年调查报告与访谈、冷月英问答均据该书转引;冷月英生平据该书转引《大邑县志·名人》) ——王永华《大地主刘文彩:集体记忆的重构》,《炎黄春秋》2010年第2期第43—44页(文彩中学出资与嘉奖,转述笑蜀《大地主刘文彩》;1964年两条批示,转引庄园陈列馆档案67宗B4卷) ——高华《历史笔记》,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56—557页(1963年阶级教育与阶级斗争展览) ——谭松《血红的土地:中共土改采访录》,亚太政治哲学文化出版社2019年,第397—399页(刘小飞口述:祖母、保姆);黄微《独家对话刘文彩嫡孙刘小飞》,新唐人2017年3月5日(中学政治课) ——刘小飞《〈收租院〉真相》,新唐人2013年2月26日(唐学成、李福清、谷能山) ——Vanessa Piao《为祖父正名:大地主刘文彩之孙的孤军奋战》,纽约时报中文网2016年8月11日(刘文彩生平、宜宾管税、1958年树典型与掘坟、堂兄一家、龙床);吴宏远口述《我见证刘文彩地主庄园变迁》,凤凰网2013年9月28日;《人民日报》1965年12月26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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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开始后,红军逐渐发现一个现象:如果只是借道过境,地方军阀大多只是象征性地抵抗一下,有时甚至只追不堵,还会私下给红军一些帮助。比如 李宗仁 、 白崇禧 的“送客”计划,又比如龙云主动献地图、送药品。 这些事一开始让红军里很多人想不通,觉得敌人就是敌人,怎么还会干这种事。后来才慢慢明白,这些地方军阀跟蒋介石根本不是一条心。蒋介石想借红军的手削弱他们,他们也想借红军的手保住自己的地盘。双方都在打算盘,红军反倒成了他们跟蒋介石讨价还价的筹码。 真正让红军把这事看透的,是过广西那一仗。当时红军刚进广西,白崇禧的部队就摆开了架势,看着要死守湘江,实际上主力都缩在桂林附近,只派了些杂牌部队在正面应付。红军先头部队一试探,发现火力稀稀拉拉,冲锋号一吹,对面就往后撤。 彭德怀当时就说,这不是打仗,这是演戏。可蒋介石的电报一封接一封,逼着白崇禧必须堵住红军。白崇禧表面上回电说一定死守,暗地里却把湘江防线让开了一条路。红军趁夜渡江,等蒋介石的中央军追到江边,白崇禧的部队才装模作样地打了几枪,然后掉头就跑。这一下不光红军过了江,蒋介石的中央军还被挡在江对岸,白崇禧两头都不得罪。 龙云那边更有意思。红军进云南的时候,龙云手里其实有兵,但他一直按兵不动。红军派人去跟他联络,他嘴上说坚决剿共,背地里却让人把云南的详细地图和一批药品送到了红军驻地。地图上连每一条小路、每一处水源都标得清清楚楚。红军拿着这张地图,在云南的大山里绕得蒋介石的追兵晕头转向。 后来红军过了金沙江,龙云才慢悠悠地给蒋介石发电报,说红军跑得太快,自己追不上。蒋介石气得骂娘,可也拿龙云没办法。 这些事看着像是红军运气好,其实里头有门道。地方军阀最怕的就是蒋介石的中央军借剿共的名义开进自己的地盘。一旦中央军进来了,他们这些土皇帝就得挪窝。所以红军过境,他们宁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红军不占他们的地盘,不打他们的主力,他们就当送瘟神。 红军也摸准了这一点,每次过境都尽量避开城市和交通要道,专走山区和农村。遇到地方军阀的部队,能绕就绕,能谈就谈,实在要打也是快打快撤,不纠缠。 有一次红军抓了龙云手下的一个团长,那人吓得直哆嗦,以为必死无疑。结果红军不仅没杀他,还给他治了伤,放他回去的时候让他带了一封信给龙云。信上写得很简单:我们借道北上抗日,不占云南一寸土地。龙云看了信,第二天就派人送来了一批子弹和粮食。这事在红军里传开,大伙都说,这仗打得跟做生意一样,敌人也能变成朋友。 可蒋介石也不是傻子。他看到地方军阀一个个出工不出力,就亲自飞到贵阳督战。他调来中央军嫡系部队,逼着滇军和黔军往前顶。这时候红军再想借道就没那么容易了。龙云被蒋介石逼得紧了,也不得不派兵追击。但龙云留了一手,他派出去的部队走得很慢,追到金沙江边就停下了,说是要等中央军的命令。红军趁这个机会,用七条小船在皎平渡来回摆渡,整整九天九夜,把主力全部送过了金沙江。等蒋介石的追兵赶到,红军早就不见了踪影。 这一路走过来,红军上上下下都明白了一个道理:敌人的敌人不一定就是朋友,但敌人的敌人至少可以暂时利用。地方军阀跟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就是红军生存的空隙。红军利用这个空隙,不光跳出了包围圈,还一路把蒋介石的中央军拖得疲惫不堪。 等到红军过了大渡河,蒋介石才反应过来,他这场剿共,剿来剿去,反倒帮红军在地方军阀的地盘上撕开了一道口子。可这时候再想补救,已经来不及了。红军已经跳出了他设下的最后一道封锁线,向着川西的雪山草地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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