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十九世紀後期開始，美國逐漸取得世界強國的地位，等到歐戰爆發，美國轉身變成在世界政治舞台舉足輕重的關鍵強國，自此以後，所有想當世界強國的國家，「都得看著美國這面鏡子」，也就是說如果你要扮演強國，美國有什麼，你就要有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後，通過中國人民的努力，把中國的經濟地位，拉到了世界第二，中國領導人自然有與美國爭雄的野心，當然時時刻刻地照著美國這面鏡子。所以，美國有硬的軍事實力可以投射到全世界，共產黨就一定要造出航母；美國能登陸月球，中國也要發展航天科技；美國有軟實力，能夠文化輸出，中國也要發展影劇產業；美國有商業的競爭文化，創造出世界的品牌，中國也要用巨大的市場，合併企業成世界大廠；美國有谷歌，中國就要有百度、騰訊；美國有亞馬遜，中國就要有阿里、京東、拚多多；美國有蘋果，中國就要有華為；美國有特斯拉，中國就要有比亞迪、小米；美國有OpenAI、Anthropic，中國就要有Deepseek、Qwen。 川普這次造訪北京，在豪華宴會、大拜拜的會談裡，這個美國鏡子，雖然隱形，但它的存在卻一點都不容忽視，「中國看著美國來當進步國家」這個痕跡，處處可見。毛澤東宴請尼克森的茅台不見了，換上的是香檳，毛澤東這個土皇帝照的是蘇聯的鏡子，而習近平看的卻是美國鏡子。川普帶上商業巨頭，習近平也有他的商人跟班。但這種照著鏡子來當大人的過程，有不少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那人家美國又是照誰的鏡子來當上強國？美國接手大英帝國的世界強權地位，但美國沒有照英國的鏡子，美國在被拉進歐戰前的心態是偏安美洲大陸的孤立主義，這些「鄉下」的美國人，沒有心力，也沒有欲望來參與國際事務，「美國即世界」，自由的美國人在政治上忙著選舉鬥爭，最後還打了個傷亡六十幾萬人的內戰，在經濟上則忙著工業革命，忙著挖石油、蓋鐵路，忙著發財。美國人不用照鏡子，事情都幹不完了，還忙著學誰當強國？ 只要是還需要照美國這面鏡子，你就永遠沒辦法超越美國，只要中國人沒有自由，中國就要永遠照著美國這面鏡子。但鏡子反映的畢竟是表面，你可以花大錢蓋橫店，但你沒辦法把橫店變成中國好萊塢，因為美國的好萊塢，不是政府照著誰的模樣蓋出來的，而是自由的美國人，為了發財，為了夢想，為了把無窮的精力和創意釋放出來，而自然發展出來的產業。在會議廳裡，習近平可以和川普平起平坐，也把自己的閣員一字排開，一對一地和美國官員犄角相抵，但鏡像的背後，卻是完全不同的政治程序。共產黨真要照美國這面鏡子，就得把美國的民主程序，十足十地搬到中國，才有可能追上美國，那還是基於美國停止不動的前提。如果共產黨無法把中國改造成美國的民主自由，幻想著「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那你還是把列寧、史達林、毛澤東的遺像當鏡子，當當土皇帝可以，要變成世界第一強國，辦不到。

大多數的革命發生後，革命勢力都會忙著輸出革命，因為革命不但破壞了國內秩序，也改變了國際政治，一方面革命的意識型態經常讓革命家充滿使命感，需要把「好東西」和世人分享，另一方面，外國勢力經常「反動」，極欲恢復舊有秩序，因此對革命家來說，外國勢力是危險需要對付的目標，輸出革命，是為了製造對革命安全的環境。 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是斷裂歷史的大事，因此輸出革命和保守反動的鬥爭，驚天動地，拿破崙戰爭打了近二十年。然後是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革命，規模及影響，不下於法國大革命，到現在，我們都還在體驗這個餘震。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47年了，伊朗的神學政權一直是驅動中東騷動及全球政治的重要角色。許多人不知道，卡特的大衛營協定，算是解決了以阿衝突，如果不是伊朗，之後的美國，根本不用捲入這麼多的衝突。 但我要講的是這個輸出革命的心態，對這些革命起源國家的影響，尤其是共產革命。如果你戴上了意識型態的眼鏡，你看的世界從此不一樣，你以為不再「被唬弄」，你覺得「看清了世界運作的方式」，但你也「容不下其它的觀點」，當世界只有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世界的運行都是靠階級鬥爭的時候，你如何心平氣和的看這世界？永遠都有不公不義，永遠都不可能享受繁榮富裕，因為朱門永遠酒肉臭，路上永遠有凍死骨。然而當你的無產階級專政了，財產都公有化了，為什麼人間天堂還沒來？為什麼外面的資本主義邪惡世界，歌舞昇平，他們不是該失敗了嗎？怎麼他們又有車、又有房、還有手機？為什麼我們什麼都沒有？這一定有原因，一定不是我們的革命理念出了問題，一定是有敵人在破壞我們，資本家的帝國主義，一邊破壞我們的發展，一邊還要假裝幸福快樂，邪惡地不得了，我們只能加強防備敵人，找出內部的反動份子，那些和外國勢力勾結的壞份子，一再鬥爭，一再肅清。 一旦了解了共產黨的「外敵理論」，我們就可以解釋共產黨的一些，我們外人覺得不可思議的行為。為什麼共產黨明明已經用高牆把世界擋在外面，但又不斷地滲透民主國家，搞大外宣、搞假消息戰、買通間諜？因為他們還在對抗外部敵人，還在相信社會主義遭到帝國主義的破壞，所以他們還是要輸出革命，為了天國到來，只能不停地鬥爭。因為是和強權鬥爭，所以沒有任何道德的底線，「結果合理化了手段」，偷搶拐騙，沒有關係，因為敵人更壞。 而輸出革命、抵抗強敵的這些心態，也讓我們可以預測出一些共產黨的未來行為。史達林一直要到希特勒把軍隊開到邊界，打了第一發子彈，才相信希特勒不能被收買，這一仗一定要打，不然，史達林死活都不願意放棄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因為共產黨的不安全感，讓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隨時都處於「求生存」的模式，為了存活，他們不會輕易開啟戰爭，他們可以移山倒海，但就是不要挑戰強權。這是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因為要相信社會主義是別人害的才不能成功，所以要炮製一個外敵來破壞革命，而為了要強化這個威脅，不得不把外敵變成無所不能，時間一久，自己也相信外敵的強大，所以不敢輕易言戰。這是我一貫認定共產黨不會打台灣的重要原因。 這個「求生存」的心態，也注定了和共產黨的聯盟，永遠都是脆弱而不可靠的。習近平願意一直挺普丁下去，「友誼沒上限」，不是因為他重情重義，而是中俄幾千里的邊界，如果邊界的另一方，變成了親西方的國家，那就是共軍得派重軍駐守的邊界，就是得從台海分兵的不良發展。這也是季辛吉當年分裂中蘇同盟，接近中國，而讓蘇聯害怕的同樣原因。但伊朗和中國的關係，不能與俄羅斯同日而語，如果為了生存，把德黑蘭出賣來換取中東的石油利益，那是可能發生，而且就會很快發生。在「強敵」川普的威脅下，中國暫時作小伏低，那是說得過去的，說實話，讓伊朗擁核，對中國一點好處也沒有。因此，伊朗因為群龍無首而無法向美國投降，導致波斯灣問題無法解決的困境，將會因為習近平放棄德黑蘭，而得到一個快速解決。

共產黨的輸出革命，主要原因仍在於生存，意識型態的理念驅使，只是小部份理由，證據之一，在1936年底的西安事變。智小謀大的張學良，從歐洲遊覽了一圈，泡了墨索里尼的女兒，見了希特勒的大將戈林，也去了莫斯科，想見史達林，想要拿蘇共的援助，助他打日本。史達林瞧不起他，不見。回到中國後，張學良被蔣介石派去剿匪，但反而把蔣騙去了西安，兵變抓了蔣。毛澤東彼時躲在寶安的山洞裡，聽到張學良用收音機傳來的密報，大喜過望，非殺了蔣介石不可。 史達林一收到蔣介石被抓的消息，立刻在莫斯科開會，最後決定不殺蔣，要共產國際通知毛澤東放人，放了蔣，要他承諾國共聯合抗日。史達林彼時還把蔣經國控在蘇聯當人質，他可以控制蔣，所以他不怕放了蔣介石。對史達林來說，蘇聯最大的夢魘是東西兩面開戰，德國和日本，才剛簽了反共同盟，這個惡夢真實得不得了。全世界那個時候只有蘇聯和蒙古兩個共產國家，這個反共聯盟，反的不是蘇聯，還能是別人嗎？史達林怕日本怕得要死，日俄戰爭一敗把羅曼諾夫王朝一舉打趴，教訓仍在。毛澤東像個阿斗，一天到晚只會要錢，不但不聽話，還把紅軍越打越小。如果讓毛殺了蔣，何應欽這個日本軍校出身的軍頭，變成了國民黨的領袖，那中國就會倒向日本，加入反共同盟。因此史達林決定，不但不殺蔣，還要讓蔣繼續領導中國。 每當讀到這段歷史，很難不讓人想像歷史可能的不同走向。如果蔣介石在西安事變死了，日本和中國同盟，這正是日本內部兩派路線鬥爭的其中一個可能，日本帝國的侵略目標會轉向北方，變成反共的先鋒，日本不會和美國對抗，珍珠港事變不會發生，日本帝國今日仍在，而共產黨永遠無法在中國取得勝利，那會是一個多麼不一樣的世界。 張學良想當英雄，結果連狗熊都不是。史達林的決定，讓毛跳腳，他還是要殺蔣，但周恩來腦子比較清楚，中共需要蘇共的援助，不能得罪史達林。於是周從延安到西安，向校長敬禮後，要張學良放了蔣。少帥以為自己是民族英雄，下大棋，但連他自己抓的俘虜都不能決定生死。張學良後悔後，發傻，像蔣賠罪，居然和蔣回南京，蔣不殺他，一直把他軟禁到死。張學良的一生毀於一個少爺的衝動，但他更毀了億萬中國人的人生。 史達林一個鄉下讀書人，意志強大，腦筋清楚，世界大勢的判斷極為準確，但可惜的是，「你能把一個孩子，從邪教裡救出來，但你無法把他腦子裡的邪教移走」，共產天堂就是他致力人生的目標，而共產主義對世人危害這麼大，正因為蘇共政權落入了史達林這個，托洛斯基稱為「了不起的平庸」的政治天才手裡。而在史達林之前，沒有一個真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史達林一手打造出來的社會主義制度，因此，所有的共產黨，全世界的社會主義政權，只有史達林一個範本可以抄看，所以只要讀懂史達林為生存的種種手段，就可以理解並預測所有共產黨的行為。

“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重温教员这句掷地有声的霸气语录，依然是我们面对风浪时最大的底气！🇨🇳💪 #铭记历史# ＃致敬

老板猝死，百亿帝国一夜易主：没有遗嘱的豪门，终究是场空 郑永刚走了三年，杉杉这个曾经横跨服装、新能源、显示材料的三栖帝国，最终以71.56亿元的价格，被安徽国资彻底接管。郑氏家族——长子、遗孀、三个未成年孩子——全部出局。三十多年心血，两代人豪赌，换来一场最彻底的清零。这不是小说，是2026年4月21日宁波法院裁定的现实。 最刺痛人的，不是商业失败，而是一个精明一生的企业家，在最该算清楚的事上留了白。郑永刚生前敢赌央视广告、敢闯新能源、敢收购韩国偏光片，却没留下一份能经得起法律推敲的遗嘱。他口头说“公司给儿子”，却没写进任何文件。结果，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法定继承规则直接把控股权打散，长子郑驹与周婷母子陷入公开撕扯。董事会分裂、战略摇摆、人才流失、银行抽贷、债务雪球……两年内，从巅峰600亿市值到破产重整，家族内斗把一家全球技术领先的企业活活拖死。 这不是个案，而是中国无数民营企业正在或即将面临的“定时炸弹”。我们这一代创业者，普遍存在三大致命幻觉： 第一，“我还年轻/身体好”。郑永刚65岁猝死日本出差，走得毫无征兆。生命从不跟你商量。 第二，“儿女/家人会互相理解”。血缘无法自动解决利益冲突。当巨额财富摆在面前，亲情往往先被稀释。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配偶的夫妻共同财产权利、长子的“口头接班承诺”，在《民法典》面前统统要按规则算账，没有例外。 第三，“公司是我一个人的”。股权层层嵌套、家族信托缺失、职业经理人未真正授权……看似铁板一块的控制权，在创始人离世那一刻，就成了最脆弱的沙堡。 真正的警醒在于：现代商业帝国的传承，早已不是“传子”或“传贤”的简单选择题，而是“制度 vs 人治”的生死题。优秀的企业家必须在巅峰时就建立三道防火墙： 1. 法律防火墙——遗嘱+家族信托+股东协议，把意愿变成不可推翻的规则； 2. 治理防火墙——引入独立董事、职业经理人，让家族退出日常经营，只保留战略话语权； 3. 情感防火墙——及早对子女进行财富观、责任感教育，而不是等到争夺时才谈“父亲的愿望”。 杉杉的悲剧告诉我们：没有规划的财富，不是遗产，是诅咒。它不会保佑后代，只会放大贪婪、撕裂亲情、摧毁一生心血。那些还在“等我退休再说”“孩子们还小”的老板，请立刻停下。趁你还清醒、还掌权、还被尊重，去找专业律师、信托机构，把接班路线图画清楚、签明白、落地上。 否则，九泉之下，你听到的不会是后人的感恩，而是法院法槌落下的冰冷声响，和曾经属于你的厂房里，新的旗帜悄然升起的声音。

最近打帝国4，发现自己进步了，以前总是喜欢把所有的兵出门，all in进攻对面，一波打不赢就GG。 现在发现大多数都是守赢，大部分兵在家挂机，侦察兵带着少量骑兵去骚扰对面，等对面忍不住进攻。 因为进攻方有天然劣势，所以很容易犯错。等全奸完对面的兵，就可以反击了。 嗯...有没一点守正出奇的意味，大部分金钱在家挂机等赢，小部分钱打野博高收益 跟帝国一样，超高分段需要极高的天赋，把各种细节做好。但是如果只需要达到前10%的话，那只需要把大体做好，不犯错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