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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身份证和台湾身份证对比 为什么台湾要把家庭信息还有役别也写上?服兵役在台湾这么重要吗😂 还有台湾没有户口本吗,为啥还要写父母和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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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 八一建軍節:回顧長征路 致敬鐵血軍魂 今年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 99 週年,也是紅軍長征勝利 90 週年。紅軍長征期間,共進行各種戰役戰鬥 600 餘次,在極為艱苦的條件下,紅軍憑著堅定的理想信念和無堅不摧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譜寫了人類戰爭史上的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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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退守台湾,很多人以为是被解放军打到无路可走才仓皇出逃,但真实情况是:早在三大战役打完之前,退路就已经规划好了。推动这个决策的,不是哪位将领,而是一个地理学教授。 这个人叫张其昀,浙江宁波鄞县人,字晓峰,是中国人文地理学公认的开山人物。他的本职是教书、写书、研究地理,从未带过一兵一卒,却在1948年底的那个关键节点,用一套地理分析说服了蒋介石放弃大陆、转守台湾。 张其昀走进蒋介石视野,靠的是同乡陈布雷的引荐。陈布雷是蒋介石最倚重的文胆,长期充当核心幕僚。张其昀所著的《中国历代教育家史略》,据记载深得蒋介石赏识,蒋亲自在书眉上批注,还嘱咐他续写《中国历代军事史略》。这种私人赏识,是张其昀进入核心圈子的真正入场券。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自杀。这个消息对蒋介石来说不只是失去一个幕僚,而是在最危急的时刻失去了最信任的智囊。张其昀在此后逐渐填补了这个空缺,成为蒋介石身边少有的文人顾问。 彼时的军事形势已经不容乐观。辽沈战役在1948年11月2日结束,国民党损失47万人,东北全境丢失。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同期展开,国民党军节节溃败。三大战役打完,国民党赖以维持统治的主力军队几乎被打光,合计损失154万人。南京直接暴露在解放军的推进方向上。 就在这个当口,国民党内部关于"退往哪里"的争论已经相当激烈。多数高级将领主张效仿抗战时期,退守大西南,依托四川、西康的山地地形与解放军周旋。也有少数人提出退守海南岛。张其昀力排这两种意见,坚持推台湾。 他反对西南方案的理由,不是情绪判断,而是地理逻辑。四川地势险要是真,但西南属于大陆腹地,解放军擅长山地作战,且对西南各省的渗透已经相当深入。更麻烦的是,西南派系林立,川康地方势力盘根错节,一旦被包围,粮食弹药的补给线极难维持,最终只会是瓮中之鳖。 海南方案他同样否定。琼州海峡最窄处不过十几公里,岛屿面积小,战略纵深不足,根本无法支撑长期经营。后来的事实也印证了这个判断——1950年解放军渡海作战,56天就拿下了海南,薛岳的防线几乎没能撑住。 台湾的优势,张其昀从几个维度逐一论证。最核心的一条是台湾海峡的宽度:130到200公里,以1949年解放军当时的海军和空军实力,跨海进攻的难度极大,国民党仍保有海空军优势,这道海峡就是天然屏障。其次是基础设施,日本殖民台湾50年,留下了相对完整的铁路、港口、电厂和糖厂,不需要从零建起。再加上台湾气候适宜、稻米蔗糖产量充足,具备自给自足的条件,面积也远大于海南,有足够的战略纵深。 蒋介石最初倾向西南方案,对四川的地理优势仍有信心。但张其昀的分析逐渐打动了他。蒋介石接受了台湾方案,随即开始部署。 1948年12月,陈诚被任命为台湾省主席,接替魏道明,1949年1月5日正式就职。蒋经国则出任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负责党务整顿与情报控制。这两个任命,把蒋介石最信任的两个人提前送进了台湾,为后续迁台做好政治准备。 与此同时,资产转移也悄然启动。1948年12月1日,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密令将黄金从上海金库运往台湾基隆,首批约260万两。此后分批运出,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共运出约400万两黄金及大量银元外汇。这批黄金后来成为国民党在台湾推行币制改革、维持军政开支的核心资本。 故宫文物的迁移几乎同步进行。第一批320箱于1948年12月22日离开南京;第二批1680箱于1949年1月6日出发,其中包含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三批972箱于1949年1月29日启运。三批合计2972箱,多为精品,占南京所藏文物约四分之一。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退居浙江奉化溪口,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但他在溪口建立了七部电台,实际上仍在遥控军政事务。4月23日南京解放,4月25日他离开溪口,5月17日飞抵台湾高雄。此后他往返于台北、广州、重庆、成都之间,指挥残余力量作最后抵抗。1949年12月10日,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此后再未踏上大陆土地。 张其昀也在1949年随国民党当局赴台,后来在台湾创办了中国文化学院,也就是今天的中国文化大学。 一个地理学教授,靠着对山川形势、海峡宽度、岛屿面积和基础设施的专业判断,在军事溃败最混乱的时刻,给出了一个将领们没能给出的答案。历史的走向,有时候真的取决于一个人在关键节点上说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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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8年,39岁的李世民心痒难耐,传召11岁的徐惠侍寝。 谁知左等右等都不见佳人的身影,李世民生气之余,打算好好惩罚一下这个小女子。 而姗姗来迟的徐惠只是淡然地写下几行字,就让李世民转怒为喜。 这事发生在贞观十二年的长安深宫。 刚入宫没多久的徐惠还只是个十一岁的少女,换作旁人惹了帝王震怒,早就跪地请罪了,可她偏不。 她抬着一双秋水似的眸子,轻轻递上一张墨迹未干的宣纸。 李世民一把抓过,本是满脸怒容,看清纸上字句的瞬间,竟绷不住笑出了声。 那是首即兴的《进太宗》:“朝来临镜台,妆罢暂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讵能来?” 一句“千金一笑”,带着少女的娇憨,又藏着不卑不亢的底气,一下子就把李世民的火气浇得烟消云散。 也就是这一刻,李世民心里清楚:这小姑娘,绝不是后宫里用来装点门面的花瓶。 其实这早就不是她第一次惊艳世人。 徐惠出身名门,史载她“五月能言,四岁诵《论语》”,八岁那年父亲让她仿《离骚》作诗,她随口吟出“仰幽岩而流盼,抚桂枝以凝想”,一句传开,震惊了整个江南文坛。 你站在李世民的角度就懂:后宫百花争艳,美得千篇一律,会撒娇的、会奉迎的比比皆是,可真正能和他谈诗词、论国事,接住他所有话头的,寥寥无几。 前半生在马背上打天下,见惯了血雨腥风;后半生坐在龙椅上治天下,高处不胜寒。 他要的从来不是一个只会伺候人的妃嫔,是一个能懂他雄心、也能抚他疲惫的灵魂伴侣。 而徐惠,恰恰就是这个人。 有意思的是,她和后来的武则天,其实是同一时期入宫的。 贞观十一年,十四岁的武则天以才貌被召入宫,封五品才人;仅一年后,十一岁的徐惠也入了后宫。 可同样是有才貌,两人的境遇天差地别:武则天在才人的位置上,一坐就是十二年冷板凳;徐惠却一路升迁,渐渐成了李世民身边最离不开的人。 原因说穿了也简单:武则天的美,太有锋芒,太有野心。 当年她当众说能驯服烈马狮子骢,铁鞭、铁锤、匕首一套说辞,听得李世民表面夸赞,心里却暗自忌惮。 这样的女人,更像一匹难驯的野马,而不是解语花。 可徐惠不一样。 她手不释卷,温婉通透,不争不抢,却总能在李世民需要的时候,说出最中肯的话。 她像一株幽兰,不跟百花争艳,却自有一股沁人心脾的气,不知不觉就占了李世民心里最重的位置。 可再好的盛世,也架不住无休止的消耗。 到了贞观晚年,曾经从谏如流的李世民,也渐渐飘了。 他觉得自己功盖千秋,开始频频征伐高句丽,打得士马疲惫、国库空虚;又在长安大兴土木,接连修建翠微宫、玉华宫,劳民伤财。 满朝文武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可眼看着皇帝脾气越来越大,谁也不敢触这个霉头——毕竟魏征已经不在了,逆龙鳞的下场,谁都怕。 这时候,站出来的却是深宫里的徐惠。 她看着民间日渐加重的赋税,看着国库一天天见空,在深夜里研墨提笔,写下了那篇流传千古的《谏太宗息兵罢役疏》。 没有柔媚讨好,没有委婉试探,字字都直戳要害:“东戍辽海,西讨昆丘……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 她直白地告诉李世民:穷兵黩武、大兴土木,看起来威风,实则是在透支大唐的国运。 “有道之君,以逸逸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 奏疏递上去的时候,整个后宫都替她捏了一把汗。 从来都是妃嫔顺着皇帝的心意,哪有反过来指着皇帝说“你错了”的? 可这正是徐惠的过人之处:她不只是他的妃嫔,她更是懂他的人。 她知道,那个曾经从谏如流的李世民,只是一时迷了心窍。 果然,李世民读完奏疏,非但没生气,反倒像被一盆冷水浇醒。 他猛然惊觉:再这么折腾下去,“贞观之治”的一世英名,就要毁在自己手里了。 他当即下令停了部分土木工程,还重重赏赐了徐惠。 这一刻起,徐惠不再是那个写诗撒娇的小女子,她真正走进了李世民的政治生命里,成了那个敢站出来为大唐江山“排雷”的人。 可这样的知己相伴,终究没熬过岁月。 贞观二十三年,五十二岁的李世民在翠微宫驾崩。 消息传回长安,对二十三岁的徐惠来说,无异于天塌地陷。 他们之间,早就超越了帝王与妃嫔的男女之情,是高山流水遇知音的羁绊。 李世民走了,她的世界也就塌了。 她开始整夜整夜地写诗,字字句句都是思念。 忧伤像毒药一样侵蚀着她的身体,没过多久就病倒了。 太医开了药,她却不肯喝——她的心,早就跟着那个男人,一起埋进了昭陵。 永徽元年,也就是李世民去世仅仅一年后,二十四岁的徐惠病逝于深宫。 她用十三年的陪伴,从江南才女走到帝王知己,最后用一场决绝的追随,给这段君臣知己的缘分,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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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户籍管理体系,往前追历史的话,其实很早就能追到秦汉。 秦汉时期,国家已经开始系统记录一个人:叫什么、多大年纪、哪里人、住在哪里、是什么身份,家里多少人,有多少土地和财产,有些记录甚至会写到身体特征。 这些信息还会和赋税、徭役、兵役、土地管理连接起来。一个人一旦进入这套体系,国家就能知道你在哪里、属于哪里,以及你需要承担什么义务。 实际上秦很早就掌握了一种重要的治理能力,就是怎样先让人口变得“看得见”。 只有把人登记下来,把土地丈量清楚,税收、征役、征兵和行政管理才真正有基础。原本散落在宗族、村落和地方社会中的人,也开始被一户一户纳入国家体系。 土地被行政化,人口也被行政化。 从那以后,一个人除了属于家庭和宗族,也成为国家账册里一个可以被统计、管理和调动的单位。这套逻辑后来不断变化,但影响延续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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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总以自我为中心,自私 8100多家在华日企,公开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放开稀土出口限制,解除水产品进口禁令,全面恢复民间文化交流。 理由是,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而他们没说出口的是,当初日本政府跟着美国卡中国芯片,在高科技材料和半导体设备上对中国严防死守的时候,怎么没人出来喊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  6月11日,日本中国商会代表在华日企正式递交了这份意见书,三个条件写得很直白,把所有对日反制措施打包要求取消。日企的逻辑很简单,政治上的事让政府去谈,经济上先恢复正常。但翻翻旧账就知道这套说辞站不住脚。前些年美国打压中国半导体产业,日本政府带着日企全力配合,信越化学的尖端光刻胶对中国禁运,东京电子的涂布显影设备被纳入出口管制清单,那时节没有一个日本商会在中国递意见书要求政经分离。现在稀土断了,水产禁了,日企疼了,才把这八个字从兜里翻出来。  更值得留意的是时间点。特朗普近一个月多次公开喊话,要求中方放宽关键矿产出口限制。话音还没凉透,日企意见书就递过来了。这不是什么商业诉求的巧合,是借日企的民意替美国的战略需求敲门。特朗普要稀土造军火,日本也要稀土造零部件,两家利益合流,拿在华日企当传声筒。  那这三点到底能不能答应。稀土管制第一个就不能松。稀土是现代军工的维生素,没有它导弹的精确制导系统转不动,雷达的相控阵元件凑不齐,战机的发动机耐不住高温。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稀土供应国,从开采到提炼到加工全链条握在手里。日本现在在干什么,高市早苗这批右翼政客把防卫预算推到了GDP百分之二以上,11万亿日元的年度防务费创历史新高,放宽征兵年龄扩充预备役,一边在台海问题上频繁挑衅,一边在西南诸岛部署射程超一千公里的十二式反舰导弹。这种态势下全面放开稀土出口,等于拿自己的战略资源给日本扩军计划输血。你要造武器来碰我的底线,我不能给你递原料,这道门一次都不能开。  水产禁令同样没得商量。日本核污染水排海的核心问题从头到尾没解决,日方至今不接受中方独立全面检测。你的水到底干不干净,你自己说了不算,又不让我查,那我怎么敢让中国老百姓吃你的鱼。食品安全不是外交博弈的筹码,中国不可能拿民众的健康风险去换日企的营业额。你要恢复水产贸易,先把检测门打开,让中方独立查个明白。这是底线问题,没有折衷空间。  反制的效果已经实实在在打出来了。过去一个月,关东电化因为钨粉断供被迫永久停产六氟化钨,中央硝子跟着宣布减产。这两家掌握的六氟化钨全球份额加起来超过三成,三星台积电海力士全指着它们供货,结果中国的钨出口管制一收紧,日本三十年攒下来的战略物资储备五个月就见底了。不光化工,日本汽车产业的稀土库存也在告急,高端精密制造和军工零部件产业链跟着喊疼。日企在中国市场这么多年赚得盆满钵满,日本政府挑衅中国的时候它们全程沉默,自己利益受损了才跳出来说政治归政治。这种选择性沉默和选择性发声,不用多分析什么,本身就是答案。  中日经贸合作的前提是相互尊重,不是单方面让步。日本政府挑衅在前,日企选择性沉默在后,如今利益受损又拿政经分离说事,这套路数行不通。政治伤害造成的经济后果必须由肇事方承担。日本政府什么时候停止扩军挑衅,什么时候停止在台海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什么时候拿出核污染水的认错诚意并接受独立检测,中日关系才有转圜的前提。在此之前,中国的反制不会松口,稀土这门不会开,水产这道闸不会放。底线一步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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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最危险的,不是炮弹。是所有人都觉得“划江而治” 很合理——苏联觉得合理,美国觉得合理,国民党觉得合理,连不少自己人都觉得南北分治总比接着死人强。只有毛主席一个人觉得不合理。 1949年春天,长江两岸的气氛压得人喘不过气,长江北面是刚结束三大战役的解放军,身后胜利的余温还在,谁也没有贸然渡江。 南边,南京当局忙着调兵布阵,手上约70万江防军坐镇,政治人物来来去去喊着和谈。 大江成了天然屏障,一眼望不到头,有意思的是,当时不少中间势力、地方士绅,甚至美英方面,都觉得划江而治是个能少死人的办法。 但美苏的态度并不能一概而论,南京想借和谈拖时间,美方更多是观望,苏方则对中共一举过江存有顾虑。 中共中央反倒铁了心,八项条件一句不让,革命必须到底。 很多人都在问:大家都想在江边休战,为什么共产党还要坚持打过去? 三大战役打完,国民党主力基本被歼,只能把希望和最后家底押在长江以南。蒋介石表面上做姿态,1949年1月1日抛出求和声明,又在21日引退,由李宗仁代总统。 可南京根本没真打算靠和谈收场,江防军天天加固阵地、暗地重组旧部,和谈本质是拖字诀。 1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八项条件:惩办战犯、废除伪宪法伪法统、改编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接收南京政府一切权力。 每一条都不是给南京留余地,而是要彻底翻桌子,和谈节点定在4月1日北平。 这个背景下看美苏心思得分开讲,美国那边,司徒雷登当时留在南京没走,表面观望,实际想看局势往哪倾;他对中共新政权的试探和接触,史料里有记载,但没到私下定调那一步。 苏联方面,1月31日至2月8日米高扬到西柏坡,名义是听取中共意见。 后世有说法认为苏方担心美国干涉、倾向中国止于长,但米高扬是否正式转达过斯大林不要过江的口信,党史界并无定论——师哲等回忆称米高扬带着耳朵来,没带口信;另有老同志回忆则说米高扬提过类似警告。 毛主席自己早把话挑明:要过长江,解放全中国,这一步不会让。 划江而治说到底,是南京主动做局,也合了部分美英不愿中国彻底统一的心思。 李宗仁多熬几天、多点筹码,蒋介石退到溪口幕后调度,本质都是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完整。 这盘棋,中共不跟着下。 4月1日,张治中率南京代表团北上,周总理带中共代表接谈。 拉锯半月,4月15日拿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八条二十四款,全按1月八项条件来,限定4月20日前表态。 李宗仁、何应钦拿到文本,表面说研究,心里想的是守江拖时间。蒋介石虽退幕后,调度没停,根本没让步念头。他们看的不是协定内容,是能不能再编练出兵力。 中共这边也不是没权衡,为配合谈判,渡江时间此前已数次推迟;但底线一直清楚——谈不成立刻打,没有灰色地带。 真正的节点在4月20日,南京拒绝签字,和谈门关死。当天夜裏,中集团(谭震林指挥)率先从裕溪口至枞阳段发起渡江;21日,毛主席、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东、西两集团相继跟进,二野三野百万大军在湖口至江阴一线强渡。 江对岸守军抵抗意志早已垮了,解放军靠木船渔船横渡,一夜之间中线被劈开。汤恩伯部开始西撤,李宗仁22日离开南京。 4月23日晚,三野35军渡江进占南京;24日凌晨,104师312团3营9连接管总统府,红旗插上门楼。 南京没血战、没僵持,地下党此前已组织工人护厂、船工备船,守方早没力气撑。 这结局其实早写了,南京不是真要和平,是要拿和平换喘息,最后连喘息都没捞着。长江不是界,天险也保不住政权。和平不是谁施舍的妥协,是把残局打透、权力交割清楚才来的。 妥协要是拿来维护既得利益,只是耽误时间。政权归属不是谈判筹码,不靠分国土换停战。 当年最缺的也不是打仗本事,是不被外人劝和、劝退牵着走的定力。 底线守得住,国家才不会在美苏角力里再被摆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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