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威根码头之路》是乔治·奥威尔很重要的一本书。奥威尔自己接受过英国精英教育，读过伊顿公学，但后来为了真正理解工人阶级，他跑到英格兰北部的矿区，住廉价出租屋，和工人一起生活，甚至亲自下到煤矿井里。 真正接触以后，他才慢慢意识到，一个人从小生活在哪个阶层，会深深影响他看世界的方式。你觉得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体面的，什么样的生活让你舒服，什么样的人让你本能地反感，背后其实都带着成长环境留下的痕迹。 所以真正跨越阶层去理解另一群人，远比嘴上说“我理解他们”困难得多。 很多受过顶级教育的人，可以读懂经济学、政治学，可以讨论整个国家怎么发展，但他可能根本不知道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每天到底在为什么发愁。书读得很多，不代表真的见过社会, 更不会理解人间疾苦。 奥威尔写本书的时候，最大的感触之一就是，一个人最大的认知盲区，往往就藏在自己从来没有真正生活过的那个世界里。

很多条件非常优渥的“二代”，如果从小就在最好的环境里长大，而且一直被保护得很好，比如从小读贵族私立学校，住封闭式高档社区，每天上下学高档私家车+司机点对点接送，平时接触的也基本都是其他二代，那么这类人对于普通大众、真实社会，甚至整个世界的认知，往往都会非常残缺，严重一点甚至会有很大的缺陷。 因为一个人对社会的理解，很大一部分都来自自己长期接触到的人和环境。 你每天看到什么样的人，接触什么样的生活，最后就很容易把这些东西当成整个世界。这些人从小看到的，其实只是社会非常窄的一小块，连1%的样本值都没有。 时间久了，他们很可能不知道一个普通家庭为了几千块钱会做什么样的取舍，也不知道普通人找工作、租房、看病、养孩子的时候到底承受着什么。很多制度和规则写在纸面上是一回事，真正落到普通人身上又是另外一回事，这些东西如果没有亲身接触过，其实很难真正理解。 他们身边的人通常学历更高，信用更好，家庭资源更多，办很多事情也更容易，所以也很容易高估整个社会普通人的经济富裕度，理性程度、诚信水平和办事能力。普通人的经济压力、心理压力，包括那种长期被房租、工作、家庭和收入，压着走的感觉，他们很多时候其实是没有概念的。 这类人的问题未必是智商低，很多人甚至受过非常好的教育，名校毕业，见识也不少。真正缺的其实是社会样本。他们可能很懂金融、艺术、商业、国际政治，但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怎么生活、怎么花钱、怎么做选择，为什么会形成某些消费习惯和价值观，往往缺乏最基本的直觉。 有时候甚至连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到底是什么样，都没有真正见过，更没有经历过。 所以现实里也经常会看到，这些二代接班父母的企业或者事业以后，最后反而把事情搞砸，甚至毁掉。 原因之一就在这里。他可能在美国藤校，英国牛剑学过商科经济学课程，也懂一些资本，懂书面战略，也懂管理，但完全不懂大众，更不懂不懂普通人的消费逻辑、价格敏感度、生活习惯和心理预期。尤其是做面向大众的生意，如果长期生活在一个高度封闭的圈层里，这种认知上的断层，有时候会非常致命。

知乎用户 Neuvilette 对“为什么古代老百姓总是逆来顺受”有一个解释，我觉得说得挺好，分享下： 除了现实中的暴力和制度约束，长期形成的纲常伦理和天命观，其实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普通人的思维方式。 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人与人之间有非常明确的等级秩序。皇帝在最上面，下面是官员、家长，再到普通百姓。服从上级、服从朝廷、服从皇权，慢慢变成了一种社会默认的道德要求。一个人如果反抗权威，很容易被认为是“不忠”“不孝”，严重一点甚至会被扣上“乱臣贼子”的帽子。 另外一个影响非常深的东西，就是“天命”。 古代皇帝叫“天子”，意思就是他的权力来自上天。王朝为什么兴盛，为什么衰败，一个人为什么贫穷，为什么遭遇灾难，很多时候都会被解释成“命”或者“天意”。 这种观念长期影响下来，会让普通人在遭遇压迫和不公的时候，更容易把问题归到自己命不好。碰到灾荒、苛税、官吏欺压，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也是忍一忍、熬一熬，觉得这是命里该受的。 所以古代社会维持秩序，靠的从来不只有官府、军队和刑罚。更厉害的是一整套深入日常生活的伦理观念。它会让人从小就接受尊卑、服从和认命，最后很多时候根本不需要有人天天拿刀逼着你，你自己就已经知道什么“应该忍”，什么“不能反”。

对于喜欢投资或者做企业的人来说，美国确实是天堂。投资者有世界上最逆天的各种金融选择自由和资源，各种逆天的低息融资方式，和投资选择。企业家有世界上消费力最强大的市场，并且有最完善的破产法作保护，即使失败了都可以重来。

最近发现，国庆假期，朋友圈发旅游照片 + 地理位置定位的人，99.9% 都是打工人或上班族。 因为老板，或者财富自由的人，基本上都有个默契，节假日从不出去旅游，在家里休息，没必要花最多的钱去拥挤的地方受罪。非节假日的时候，人少清净（最重要），而且更便宜，所以这时候狠狠地去旅游。

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有个思想对我影响很大。 他认为，人生的很多意义具有滞后性。比如一段关系、一次失败、一次搬家、一次退学、偶然认识的一个人、无意间学到的一项技能，在发生的那个时刻，你通常并不知道它有什么意义。 只有几年甚至十几年以后，新的事情发生了，过去那个“孤立的点”才突然有了解释。 我们总希望先知道意义，再决定要不要走这条路。 但现实恰恰相反：必须先经历，再产生结果，最后意义才显现。 所以人生很多重要选择发生时，你拿不到完整的信息，也看不到完整地图。

现代的户籍管理体系，往前追历史的话，其实很早就能追到秦汉。 秦汉时期，国家已经开始系统记录一个人：叫什么、多大年纪、哪里人、住在哪里、是什么身份，家里多少人，有多少土地和财产，有些记录甚至会写到身体特征。 这些信息还会和赋税、徭役、兵役、土地管理连接起来。一个人一旦进入这套体系，国家就能知道你在哪里、属于哪里，以及你需要承担什么义务。 实际上秦很早就掌握了一种重要的治理能力，就是怎样先让人口变得“看得见”。 只有把人登记下来，把土地丈量清楚，税收、征役、征兵和行政管理才真正有基础。原本散落在宗族、村落和地方社会中的人，也开始被一户一户纳入国家体系。 土地被行政化，人口也被行政化。 从那以后，一个人除了属于家庭和宗族，也成为国家账册里一个可以被统计、管理和调动的单位。这套逻辑后来不断变化，但影响延续了很久。

美国的美股收益税务规则，如果仔细研究，你会发现其相当照顾长期投资者，以及退休人员。 美国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则，股票持有超过一年以后再卖，利润属于长期资本利得，联邦税率分成0%、15%和20%三档。 退休以后，很多人的工资收入会突然大幅下降，甚至接近0，这时候他们卖掉股票盈利，反而最容易进入0%的长期资本利得税档。 比如一对美国夫妻年轻的时候长期买VOO，退休以后已经没有工资，主要靠卖一部分股票生活。按照2026年的税务规则，夫妻联合报税的0%长期资本利得档上限是98,900美元应税收入，再加上32,200美元的标准扣除。如果几乎没有其他收入，一年可以实现超过13万美元的长期投资利润，联邦资本利得税依然可能是0。 注意，这里说的是“利润”，不是卖股票拿到的钱。比如卖掉20万美元VOO，其中12万美元是当年的买入成本，真正的资本利得只有8万美元，计算资本利得税主要看这8万美元。 更有意思的是，他们甚至可以故意把已经涨了很多年的VOO卖掉，把利润在0%税率的时候结算掉，然后马上重新买回来。比如当年100美元买的VOO，现在涨到300美元，先卖掉再买回来，以后的成本价就变成了300美元。过去那200美元的利润已经结算过了，而且税率是0%。 所以美国有钱人做长期投资，很多时候看的不只是收益率。他们年轻收入高的时候尽量长期持有，退休以后收入下降，再慢慢把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浮盈释放出来，税率可能反而非常低。

去年读一本书的时候，有个观点让我印象特别深。英国已故经济学家舒马赫提到，人其实从来都不是直接观察这个世界的。每个人看世界的时候，背后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心智模式（mental equipment）。 家庭、教育、文化、成长经历、价值观、宗教、职业背景，甚至一个人的性格，都会在很多年里慢慢塑造出一套理解世界的框架。 所以面对完全相同的一件事情，两个人最后得出的结论，可能完全相反。一个人看到的是机会，另一个人看到的是风险；一个人看到的是自由，另一个人看到的是混乱；有人相信成功更多来自个人努力，也有人认为人的命运主要由环境决定。 很多时候，表面上大家好像在讨论同一个问题，看到的也是同一个世界，但实际上，每个人真正看到的，都只是自己那套认知框架能够解释、能够接受、也允许自己看到的那一部分。

美国基金税制里有个很有意思的机制，叫 redemption in kind，实物赎回。 比如一只基金十几年前买了一批股票，成本只有100万美元，现在已经涨到1000万美元。正常情况下，如果基金直接把这批股票卖掉，就等于一下子实现900万美元资本利得，后面很可能还要把这部分收益分配给基金持有人，税务上就比较麻烦。 但实物赎回提供了另外一种做法。假设现在有一个大机构要赎回1000万美元基金份额，基金可以不先卖股票再给它现金，而是直接把价值1000万美元的股票交给这个机构。这样基金账面上那批成本极低、浮盈巨大的股票就被“搬出去了”，基金这一层往往不会因为这次操作马上实现那900万美元资本利得。 这个机制对那些长期持股、手里有很多十倍股、几十倍股的基金特别有价值。因为越是老仓位，成本越低，一旦直接卖掉，税务冲击越大。实物赎回相当于给基金多了一条“退出通道”。

QDII 的标普500 ETF，和美国本土的标普500 ETF，比如 VOO，看起来都是跟踪标普500，但真放到个人资产里面，完全是两种东西。 随便举个例子。一个美国人如果手里有200万美元的 VOO，未来10年需要50万美元生活费，他未必要卖掉50万美元的 VOO 换现金。因为这批 VOO 如果已经涨了很多，直接卖掉就可能产生资本利得税。他可以拿 VOO 去做抵押，在利率比较低的时候，从券商借出50万美元，慢慢用来覆盖这10年的生活开支。 假设接下来10年，VOO 从200万美元涨到了400万美元，这50万美元本金一直没还，债务占资产的比例反而从25%降到了12.5%。如果利息是另外支付，没有继续滚进本金，这笔债务在整个资产里面会越来越轻。 所以对很多有钱人来说，股票不只是拿来涨了以后卖掉。它本身还能提供流动性。需要钱的时候，可以先融资，核心资产继续放在那里。 国内的 QDII 就差很多了。你如果同样有200万美元的标普500 QDII，现在需要50万美元等额现金，很多时候只能卖掉一部分。卖掉还只是第一步。以后你想把这50万美元等额资产重新买回来，可能也没那么顺利。很多 QDII 长期限购，一天只能买几十元、几百元，额度紧张的时候还会暂停申购。场内可以买，又可能碰到溢价。 结果就是，你今天为了用钱卖掉一大块仓位，几年后想恢复原来的仓位，可能还得一点点往回买，甚至花好几年时间才买的回来。

很多人或者事物，一旦换了一个环境，就可能从弃儿变成宠儿。 有一个例子就是川渝地区的耗儿鱼，沿海地区叫剥皮鱼，马面鱼。这种鱼在沿海地区属于小众型，边缘化的海鱼。因为要剥皮才能吃，而且长得丑，肉也不是很多。 但在川渝地区就是宝，基本上所有火锅店都卖耗儿鱼，而且有不少餐厅专门做耗儿鱼的菜，尤其是在重庆。 根据记载，上世纪1970-1980年代，冷链物流远没有今天发达，一个距离海岸线很远的内陆地区，普通家庭能够稳定吃到海鱼，本身就带有很强的稀缺感。 后来川渝人发现耗儿鱼这个东西太适合本地饮食了，肉比较紧实，刺少，吸味，放进火锅里面煮很久也不容易散。于是火锅、红烧、仔姜、麻辣、干锅，各种做法慢慢发展出来，最后饮食习惯又进一步强化了需求。今天四川重庆地区已经成为耗儿鱼非常重要的消费市场，占全国食用量的80%。

在我个人长期对国家繁荣底层原因的研究与观察中，感觉有两个因素最具决定性：一个是体制，另一个是文明。 前者许多人已经谈得很多，这里不必展开。后者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甚至在起点相近的情况下，往往更能解释长期分化。 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是1991年苏联解体后的十多个加盟共和国绝大部分都完成了民主化转型。 三十多年过去，按人均GDP等经济衡量，最富裕的三个国家始终是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 其中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历史上都属于新教路德宗文明圈。立陶宛虽以天主教为主，但同属西欧基督教文明传统。 垫底的则高度集中在伊斯兰教为主的中亚国家：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它们资源禀赋、人口结构、独立后的起始条件并不算最差，却长期难以形成持续的创新、信任与资本积累。土库曼斯坦因天然气而数字稍好，但整体仍远落后于波罗的海国家。 苏联解体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自然实验，同一套旧体制崩溃后，不同文明底色的社会，在三十多年里把差距拉开到数倍甚至十几倍。这提醒我们，讨论繁荣时，只盯着政策与制度，而忽略文明底层，恐怕只看到了半幅画面。

关于世界秩序的起源，《圣经》里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地方，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反复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区分”(distinction)。 这个世界，如果没有区别，就不会诞生秩序。 《创世记》一开始记载，神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然后把光和暗分开，叫光为昼，叫暗为夜。接着又把天和地、海和陆地分开。很多人理解创造，会想到凭空创造出各种东西。但仔细看《创世记》，会发现一个很明显的规律：原来的世界是混沌的，神通过语言、命名和区分，一点点让这个世界产生秩序。 现实生活其实也一样。很多东西之所以有意义，本身就依赖于区分。没有黑夜，很难理解什么叫白天；没有冷，也很难真正理解什么叫热；如果所有颜色完全一样，“颜色”这个概念都会失去意义。语言其实一直在做这件事，给不同的东西取名字，告诉我们这个和那个有什么不同。 边界也是一样。白天和黑夜有边界，我的东西和你的东西有边界，承诺和违约有边界，善和恶也有边界。很多混乱，往往就发生在边界开始模糊以后。财产权说不清楚，东西是谁的就容易争夺；规则不清楚，人就不知道什么可以做；语言含糊，人与人之间也更容易产生误解。 人与人的关系也是如此。父母和孩子有边界，夫妻有边界，朋友之间也有边界。一个人长期分不清什么是自己的责任，什么是别人的责任，最后往往会活得非常累。一个社会如果连“你的东西”和“我的东西”都说不清楚，合作、信用和长期信任自然也很难建立。 所以我现在越来越理解，《创世记》为什么如此强调“神说”。语言的作用远远超过交流。语言可以命名，可以分类，也可以给这个世界划出边界。一个东西被准确说出来以后，我们才真正知道它是什么，也知道它和其他东西有什么区别。 从这个角度看，秩序其实没有那么神秘。什么是光，什么是暗；什么是我的，什么是你的；什么是承诺，什么是违约；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边界越清楚，一个系统往往越稳定。 国家如此，公司如此，个人也是如此。 很多看起来很复杂的混乱，或者失序，最后一路追到根上，往往都是某条原本应该存在的边界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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