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演三德子的赵亮,养鸡多年,如今惨得不像个明星。
他把拍戏攒下的2000万全砸进汶川深山养鸡,回本不到500万,房贷还欠一百多万。一只鸡跑山9个月,净利润就3毛钱。
钱难挣,罪更难受。花100万凿出的山路,一场泥石流冲没一半,他咬牙重修;
第一批500只鸡进场没几天成片死;公母按1比1配,干等不下蛋,专家说比例得1比9,他从头学起。
长年爬山落下严重滑膜炎,医生警告再爬山腿就废了,他转头还是往山里跑——身后两百多户乡亲等着吃饭。
外人不知道,他悄悄扛了7年重度抑郁。白天上山督工,夜里睡不着吃不下,全靠妻子胡敬每天盯着吃药。当年的全国模特冠军,如今一双拌饲料的手磨满老茧。
2025年5月,他又被卷进胖都来山寨风波,挨骂、道歉,直播间被封5天。
57岁的人,头发白了大半,看着比同龄人老二十岁。当年观众最疼的三德子,后半生押在了鸡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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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李延年在闽西抓了500多名红军俘虏,部下问怎么处理,他说:“全杀了!”蒋介石知道后,哈哈大笑:“杀得痛快!”
命令传到行刑队时,山坳里的坑才挖了一半。土硬,铁锹卷刃,几十个士兵站在泥水里,越挖越慢。军法处书记官跑回指挥部,说照这个速度,天黑前连一百人都埋不完。李延年把地图一合,叫机枪连把两挺重机枪架上坳口,又让特务连封住通往山外的三条小路。他不催挖坑,先堵路。
俘虏从祠堂和破庙里押出来,绳子连成一串。走到坳口,有人看见坑,脚就钉住了。一个中年汉子喊:“我们是挑夫,不是红军!”押解连长一枪托砸下去,队伍又安静了。李延年站在坡上,听见了,只问军法处:“名册上有没有他?”书记官翻纸,说花名册乱,有些是路上补进来的,还有几个是本地民团抓来充数的。李延年说:“按俘虏处置。”书记官手抖了一下,没再问。
军法处长赶过来,低声劝他再核一遍。他说五百多人里,真红军可能不到一半,剩下的是挑夫、逃兵、走错路的农民。全杀了,传出去不好听。李延年看着他:“上峰要的是肃清,不是讲理。今天放一个,明天就有人敢混在俘虏里跑。”军法处长还要说,李延年把笔往桌上一放:“你签,还是我签?”军法处长站了一会儿,拿起名册,在最后一页签了字。
当地保安团团长也来了。他想要二十个人去修碉堡,说共军主力已经走了,这些人留着能干活,杀了白杀。李延年没给他面子:“你要人,自己去抓。这些,一个不留。”团长脸色变了,退到一边,再没开口。
行刑开始前,军需官又来报,库里步枪弹只剩两箱,重机枪弹也不多。李延年让从辎重连调,又令不许用刺刀,省力气。行刑队长问要不要分两批,李延年说分三批,前一批埋后一批,省时间。他自己回指挥部批行军文书。前线催得紧,部队三天内必须开拔,五百多人看押起来,至少要占两个连。他算得很清楚,放不得,也带不走。
外面传来重机枪上膛的声音。第一梭子响过,山坳回声很大。过了一会儿,枪声忽然停了一下。传令排长跑进来报告:机枪卡壳,有人挣开绳子往坡上冲,已经被路口火力打倒。李延年没抬头,只问:“堵住了吗?”排长说堵住了。李延年说:“继续。”
枪声断断续续响到天黑。中间又补了两回枪。行刑队换下第一批人时,有几个士兵蹲在坳口吐,枪都拿不稳。军法处最后报来数字:五百一十七名,全部处决。李延年问:“有没有漏的?”书记官答:“各路口都封了,没有。”李延年让他把数字写进战报,报南京。
几天后,南京的通报到了。蒋介石在军官会上提起闽西,哈哈大笑,说:“杀得痛快!”随后通令各围剿部队,要照此办理。通报抄件送到李延年手里,他看完,折好,压在砚台下。参谋长说这是露脸的事,李延年只问下一批粮弹什么时候到。参谋长愣了一下,答不上来。
那几天,附近村子没人来赶集。部队找向导,青壮年躲进山。侦察排抓回一个老汉,老汉说:“你们连挑夫都杀,谁还敢带路?”李延年听完,让人把老汉放了,没再补一句。
部队开拔那天,路过山坳。新土被雨冲出一道沟,露出几只青白的手。李延年停下马,叫来工兵,把沟填平,又让全营上去踩实。有个连长小声问,要不要立个木牌。李延年说:“立什么牌,赶路。”他打马走了,再没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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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日军把她绑上老虎凳,用竹签一根一根钉穿她的十指,再用铁钳生生掀开她的指甲。
紧接着拿烧红的烙铁捅进她腿上的枪伤里搅拌,又在她的下身灌入辣椒水。
当日军想要将赵一曼的尸体拖出去时,她的头却猛的一抬,喊出了一句令日军毛骨悚然的话....
她就是赵一曼。
赵一曼1905年出生在四川宜宾,原名李淑宁。
1926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九一八事变之后,她被派到东北去打游击。
那时候东北的冬天能冻死人,日本人又到处搜山。
她带着队伍在深山老林里转,饿了就吃树皮,困了就睡雪窝子。
1935年,她当上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
那年11月,在春秋岭的一场战斗里,她为了掩护部队突围,腿上中了枪。
她疼得站不起来,被老乡藏在村子里。
可日伪军挨家挨户搜查,还是把她翻了出来。
她被押到哈尔滨,日本人一看她是个女政委,觉得能挖出大情报。
审讯室里就是开头那一幕。
竹签钉手指,烙铁烫枪伤,辣椒水混着汽油往胃里灌。
灌完了再用木杠压肚子,逼她把水吐出来,再灌一遍。
电刑一通就是几个小时,人昏过去了,再打针弄醒,接着再通电。
老虎凳一压就是一夜,腿骨都快被压断了。
可审讯桌上的记录纸,始终是空的。
她只说了一句话。
你们可以把村庄变成瓦砾,把人剁成肉泥,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员的信仰。
日本人怕她死在牢里,拿不到口供,就把她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治伤。
在医院里,她悄悄给看守她的董宪勋和护士韩勇义讲抗日。
这两个人被她说动了。
1936年6月28日,他们把她背出医院,塞进一辆小汽车,往抗日游击区跑。
可只跑了两天,6月30日,他们还是在半路上被追上来的日军堵住了。
赵一曼又落到了日本人手里。
这一次的酷刑比上一次更狠。
老虎凳,辣椒水,电刑,轮着来,整整折磨了一个多月。
她身上20多块碎骨头散在肉里,到处都能看到白骨。
可她还是一个字都没说。
日本人终于死心了。
1936年8月2日,他们把她押回珠河,绑在大车上游街示众。
她一路高唱着红旗歌。
到了小北门外的刑场,她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枪声响起的时候,她才31岁。
她留给儿子的信里写着,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她还说,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个母亲能做到这一步,不是她不爱孩子。
是她心里装着比一个家更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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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么多人失业?答案不复杂。时代换挡了。 地产退潮、外企撤离、教培熄火,过去吸纳大量中产的行业在收缩。而写字楼里的白领岗位,供给远大于需求,3000到4000块的工作,一堆人抢。与此同时,工地上的农民工7000起步,电工、管道工、修理工收入更高——不是没有活干,是很多人放不下身段去干。
更扎心的是那个深圳的故事。年薪80万,父母卖房凑300万首付,贷700万买千万房产,结婚生俩娃。外资一撤,收入断流,房价跌到五六成,人没了,留下一对儿女和一堆债。这不是运气差,是把全部身家押在了一条随时会断的链条上。
所以那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才格外重。45到60岁准备干什么?这个问题,越早想越好。有人失业第一年创业亏了一百万,彻底躺平;也有人说得对——生存是第一需要,不管你以前是什么学历、什么职业,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挣钱的时候别光想着买车买房还贷款,要学会把钱变成能生钱的资产。这话听着朴素,却是多少人用跟头换来的。
时代不会等任何人。放下面子,认清现实,抓紧行动。 蓝领不丢人,躺平才可怕。你手里那点本事,换个地方,也许还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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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的前一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夜里十点左右,张学良从宴会上赶回西安的公馆,把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叫进客厅。东北军的几个高级将领都坐在屋里。他当着众人下令:明天凌晨去临潼华清池,把住在那里的蒋介石扣起来。
“你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
孙铭九正要退出去,张学良回过头盯着他,又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还是我死,是说不定了,不过报纸上能登这么大的字。他用手比了一个鸡蛋大的圈。
张学良这时的官衔是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剿的是陕北的红军。他敢在这一夜押上身家性命,是因为他剿了一年的陕北中共告诉他,斯大林会扶他。
他这样指望斯大林,因为他手里只剩一支军队,脚下已经没有一寸自己的地盘。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东北军没有抵抗,退进关内,东北老家丢给了日本;一九三三年又丢了热河;一九三五年,南京照日本人的要求,把留在河北的东北军也调走。从此东北军每月二百万元的军饷,只能向南京要。照他的想法,吃人家的饭,也得听人家的话。
南京要东北军去打红军。部下私下抱怨:“副司令真傻!”“人死了,枪丢了,国民党政府也不给补……都打光了怎么办!”有人把这些话说给张学良听,他有时说:“要相信到西北以后我会有办法的!”
到了西北,先来的是败仗。一九三五年秋天,东北军在陕北的劳山、直罗镇被红军接连吃掉两个师,两个师长阵亡。张学良向蒋介石请求补充枪弹,给两位阵亡师长各发十万元特别抚恤。蒋介石的答复是:“特恤碍难照准,两师番号予以撤销。”东北军上下都明白,蒋介石派他们剿共,是要他们和红军两败俱伤。再这样打下去,东北军打光了,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要另找靠山,新疆的盛世才就是个样子。他几次私下请苏联驻华大使转告斯大林:靠苏联撑腰坐稳新疆的盛世才,是他的老部下,苏联扶得了盛世才,也该扶他。斯大林这时最怕日本从东边打苏联,要的是蒋介石领着中国去打日本,不会为张学良拆蒋介石的台;可他也不把话说死,只让人捎话,叫张学良去和中国共产党联系。他就去了。
这时的中共也走投无路。红军长征到陕北,剩下几万人,四面是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和马家军,陕北地瘠人穷,养不活这支队伍。围剿他们的主帅自己找上门来,毛泽东求之不得。
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共联络局局长李克农秘密到了洛川的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部。他自己带着密码,借军长王以哲的电台,在洋蜡烛底下译电,往陕北发报。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给再去洛川的李克农下了谈判训令,头一条是“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二十八日,李克农和王以哲谈定一个口头谅解,里面有一句:“红军过路应予通行”。
这时红军主力已经从陕北渡过黄河,到山西去弄粮食和兵。红军在山西打土豪,也向县城要钱,彭雪枫打电话给浮山县县长,“要他交出5万元款子,否则就派兵攻打县城”。阎锡山向南京告急,蒋介石电令张学良:“匪主力过河既已明了……则我军应速向北推进,封锁黄河西岸各渡口。此机万不可失。”张学良回电推说陕甘边区“股匪极为活跃”,要“先行肃清”。蒋介石再三催,他不动。
三月五日凌晨,张学良自己开着飞机到洛川,见了李克农。中共让李克农备好一套话,预备张学良替蒋介石说话时驳他,几乎没用上。张学良只催着要尽快见中共的领导人,还请中共替他介绍代表去苏联。
四月九日晚上,周恩来被张学良派去的人接进延安城,两人在城里的天主堂从九点谈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张学良说,国民党完了,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共产党,一条法西斯。周恩来会后给中央的报告里,记下了他那一夜问的事:
“苏联是否必帮中国?苏联是否真心助中国?”
周恩来请他到时候放红军渡回黄河西岸,再接济红军弹药。张学良都答应了。两边谈定了停战、通商、互派代表,“无线电、药品他可代购办,并可送弹药”。跟周恩来同去的戴镜元记得,张学良“先拿出二万银元,说是他私人的钱,用以支持红军抗日。会谈后,他又送给我们二十万元法币。”周恩来报告中央:“张对经济、通商、交通上助我,确有诚意。”张学良也有自己的算盘:他想让红军留在黄河东边和中央军拼,自己好扩大地盘。
二十二日,周恩来写信给张学良,头一句是“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又说:“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刘鼎临走,周恩来交代他:“你带报务员去建立秘密电台,密码由你自己掌握”。张学良在洛川见到刘鼎,握着他的手说:“好呀,你再不是客人,而是我的助手了。”又对他说,延安那一夜,“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最后说:
“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几天后,张学良亲自开飞机带刘鼎回西安,让刘鼎坐到驾驶座上,绕道黄河上空。刘鼎住进张公馆的东楼,对外是张学良的随从军官。他在东楼地下室装了一个小电台,中共中央和张学良之间的来往电报,从此都从这间地下室进出。
五月初,红军在山西站不住了,带着钱粮,押着近万山西壮丁,分批渡回黄河西岸。西岸是东北军的防区,红军西渡没有受到东北军阻碍。五月十二日夜里,周恩来又和张学良谈了一次,张学良答应给红军七九子弹十万发;六月一日,其中六万发送到了延安。
这年夏天,中共长征以来和莫斯科断掉的电讯,借张学良剿总的电台接上了。李克农后来说:“张学良部队还给我们送电台、送药品过来。”线一接通,中共就向莫斯科要钱,理由是东北军的军饷“全部靠南京拨款”,一旦起事就会断,问能否“每月给我们300万元的援助”。
六月底,刘鼎给中央发电报,电报里的“日”是张学良的代号:
“日要求入我党耳,求专人训练。”
七月二日,中共总书记张闻天把这件事报告莫斯科。电报说东北军“虽附属于蒋介石,并未给他地盘,且在待遇上歧视他”,又说“目前我们与蒋介石争夺东北军到了最后决斗的时期”;对张学良入党,写的是:“我们拟派叶剑英、朱理治去,并将来拟许其入党,因为这是有益无损的。”八月九日,毛泽东等人给张学良的信里已经叫他“同志”,说“八个月来的政治关系,证明了你我之间的完全一致”。
八月十五日,莫斯科回电。电报说,叫他们特别不安的,是“你们关于甚至打算吸收张学良入党的说法”,“只有那些优秀的经过考验的工人、农民和学生才能加入党的队伍”;同张学良的接触必须保持,“利用这种接触在张学良的军队中开展我们的工作”,“但是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作是可靠的同盟者”,他“完全有可能产生新的动摇甚至是公然背叛我们”。
这封回电,毛泽东瞒住了张学良。他一面向莫斯科表示服从,一面告诉张学良,入党的申请批准了,往来的密信里照旧叫他同志;还说苏联已经在新疆备好了大批军火,等红军去取,请他配合打通道路。张学良信了,以为是斯大林接纳了他。早在七月里,他已经和周恩来商定了一个西北大计划:打通苏联,割据西北,成立西北国防政府。计划里要打的是中央军和宁夏青海的马家军,华北的日军不在里面。计划成了,他就有了西北这块地盘,背后靠着苏联。中共也指望它救命:八月二十五日给莫斯科的电报说,红军财政粮食已经十分困难,联不成东北军反蒋,南京又不肯停止剿共,就只好放弃陕北。
钱也一直从他这里出。八月,中共派到西安的潘汉年报告:“我们借钱,立刻应许,已交五万元(存刘处)”。十月,叶剑英到了西安,说红军经费困难已极,冬衣更难,代表中共中央向张学良借三十万元。张学良一口答应,只说西安一下只能办到五万元,其余二十五万元到上海去想办法;棉衣给一万套,从西安送往兰州,请红军半路去取。入冬以后,中共给莫斯科的电报叫苦:“张学良那里也没有钱借了。”这时中共向张学良借的钱已经有六十万元;十一月下旬,又从他那里借了十万元。
十一月底,德国和日本签了反共协定,矛头对着苏联。斯大林更要蒋介石领着中国抗日,严令中共放弃反蒋,拥护蒋介石。毛泽东不理会这道命令,反倒派周恩来去和张学良商量:把蒋介石请到西安来,扣下。张学良几次打电报请,又亲自到洛阳去请蒋介石来西安,给将士们训话。
蒋介石这边,红军已经被压在陕北一角,他要趁这时一举剿灭。十二月四日,他住进临潼华清池,召见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虎城,给了两条路: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开上前线剿共;不然,东北军调福建,十七路军调安徽,陕甘交给中央军。杨虎城是陕西本地人,十七路军三万来人,全靠陕西这块老地盘,调去安徽就什么都没有了;他身边多年埋着中共党员,妻子谢葆真也是党员。七日,张学良当面求蒋介石停止剿共,蒋介石说,剿共已经到了最后五分钟。当晚,张学良和杨虎城商定动手。张学良发电报到陕北,要中共的叶剑英回西安一起策划。毛泽东回电说叶剑英已经上路,其实没有让他动身。
十一日夜里,张学良对将领们说,蒋拍着桌子骂他:“等我死后你再去抗日。”一位军长问:“第二步怎么办?”张学良说:
“先扣了再说,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还拥护他做领袖。”
孙铭九出门的时候,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在旁边对他说:“孙营长,就看你的啦。”
十二日凌晨,卫队营的卡车冲到华清池门口,门卫开枪拦,被打倒,枪声和喊声混成一团。孙铭九一路趴着往前爬,摸进蒋介石住的五间厅,人已经不在了。他摸了摸床上的被褥,还是热的。朦胧的曙色里,他看见蒋的帽子、皮包、假牙乱摆在桌上。一个卫士跑来报告:“在后山墙下发现一只鞋。”蒋介石的亲信蒋孝先从西安往这边赶,在公路上被截住,枪毙了。
天色快要全亮的时候,卫队营满山搜。一个叫陈思孝的班长在前面喊:“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他们先前看见一块大石头旁边像有人走动,搜过去,洞里蜷着一个人。士兵喊,再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蒋介石钻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光着两只脚,上身一件古铜色绸袍,下身一条白色睡裤,浑身是土,冻得发抖。他抬头看了孙铭九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
“不打死你,叫你抗日!”
上午,蒋介石被押进西安城的新城大楼,一言不发,送来的大衣不穿,牛奶不喝,只问孙铭九:“你们副司令怎么还不来?”大约半个钟头后,张学良穿着一件蓝色丝绸棉袍推门进来,脸上带着得意,对他微微欠身:
“委员长受惊了!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
蒋介石说:“我看你有什么好办法!”孙铭九退出门,就听见两个人在屋里吵了起来,声音很高。
同一天将近中午,陕北保安毛泽东住的窑洞里,中共的领导人围着读张学良发来的急电,张国焘也在场。有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朱德抢先说:“现在还有甚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指的是蒋介石和他的随员。毛泽东一直在那里狂笑,接着说:
“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
张、杨,就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张国焘记得,当天发给莫斯科的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说西安事变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拟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决裂。他给张学良起草复电,尊他为全国抗日领袖,夸他一举手便旋转乾坤,说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朱德要毛泽东明明白白叫张学良杀蒋,毛泽东笑着说,他已经着力暗示了,“但这‘杀’字不好由我们口里直说出来”。他对张国焘解释过,电文上不能赤裸裸地说出来,否则将来要留下痕迹。
十三日晚上,莫斯科的电报到了,一张半打字纸的长电:西安事变是日本的阴谋,苏联不会给任何支援,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能领导抗日的只有蒋介石,中共要促成和平解决。电报是斯大林亲自起草的;后来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说斯大林当时对他讲,张学良分量不够。窑洞里,毛泽东踱来踱去,急躁地说:
“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向张、杨那么说,现在又要反过来这么说,张、杨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吗?”
周恩来坐着张学良派去的飞机到了西安。张学良见面就问:莫斯科有没有电报?对西安的事是什么态度?周恩来告诉他,苏联大致不会援助西安。张学良当场发了火,觉得自己被共产党卖了:从前他们一直说苏联会帮忙,现在他骑在虎背上,他们临阵抽腿。周恩来低声下气,百般解释,说这是中共中央想不到也不愿有的事,中共一定始终与他站在一起,凭本身的力量,来担当一切。
宋子文、宋美龄先后飞来西安谈判。十二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去见蒋介石,带去斯大林的许诺:把蒋介石的长子、扣在苏联多年的蒋经国放回来。蒋介石的态度一下子变了,答应停止剿共,事变照斯大林的意思收了场。毛泽东想借张学良的手除掉蒋介石,没有做成;被围在陕北、眼看要被剿灭的红军,倒因此活了下来。
二十五日下午,张学良陪着蒋介石夫妇和宋子文飞离西安。孙铭九后来记得,他临走前说过,三天以内就回来。飞机上,蒋介石对他说:
“你闯下了这样大祸,如果这时去南京,南京方面众怒难犯,定要杀你,你去不得的。”
张学良说:“应该杀我,我是有罪的人。”
很多年以后,他说起这一趟:“我到南京,也许就把我枪毙了,我不在乎。我到南京送蒋先生,我是请罪,简单地说,我甚至把后事都预备好了。”
当天晚上,周恩来的急电到了保安。张国焘记得,毛泽东显得特别焦急,断断续续地说,张学良也跟着到南京去,难道他不会把罪过都推向中共头上?
“我们不是曾经推动张学良反蒋抗日,说甚么可得苏联援助,拥护张学良形成西北抗日局面么?这些难道张学良不会自动或者被逼的和盘托出?”
他接连给周恩来发电报,要周恩来对蒋介石的亲信说明中共事先并未参与,和张、杨断绝明显的来往,还要设法销毁一切同张、杨来往的证件。
二十六日中午,蒋介石的飞机落在南京,林森以下文武百官都在机场,军乐、爆竹,人山人海。下午两点左右,张学良和宋子文坐的第二架飞机落在城外一个军用机场,没有欢迎的人,只有宪兵和特务。宋子文和军统的戴笠把他拉上汽车,送进北极阁宋子文的公馆。两天前的晚上,戴笠已经把话交代给手下:“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与宋部长接到北极阁宋部长公馆去,软禁起来,不让他接见任何人。”他让特务队长刘乙光挑十几个机灵可靠、仪表好的人,都穿蓝色中山服,佩二号左轮,去看守张学良。
也是这一天,保安的中共中央听说蒋介石已经由张学良送回南京,立即把中央机关往延安搬。张国焘记得,从那不成样子的保安迁到延安,大家心胸都大为开朗。
十二月三十一日军法会审,张学良在庭上说,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他没有把反蒋的责任推到中共头上,反倒替中共开脱。判决是有期徒刑十年。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国民政府特赦了他,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他被扣以后,军需账上查明,前后接济红军的钱有七十六万元。
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份宣传指示。第一条说,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本党绝未参与,事变发生后,本党即通电主张和平解决。第二条说,本党“对于张、杨十二月十二日所采取的方法却并未曾赞同过”。第三条说:
“蒋之释放,张之赴京,以及南京政府对此案之处置,本党也认为是南京内部的问题……”
西安城里,张学良没有回来。一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杨虎城把身边的中共党员南汉宸从睡梦中叫起来,对他说:
“你这次来西安,我当然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希望你也要替我打算打算。你刚来到,我就对你说,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张汉卿主张和平解决,亲自送蒋到南京,结果如何?现在可以看出来,回来希望不大。张的牺牲是差不多了。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么对付蒋。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
南汉宸把这些话报告周恩来。周恩来让他回去告诉杨先生:“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绝对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东北军里,主和的将领要服从南京,少壮军官要接着和中央军打。周恩来没有告诉他们,中共已经向蒋介石保证不再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红军改换番号,反倒照毛泽东的盘算,鼓动孙铭九这班少壮军官去打: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央军打起来,红军好坐收渔利。二月二日早上,孙铭九他们开会,决定杀主和派的头领王以哲。奉命带兵去的连长于肇中说:“王以哲是我的老师,我去过他的家。”一排兵坐卡车到王家的胡同口,排成队唱着歌从门口过,走到一半突然散开,缴了门口警卫的枪,冲进屋,把王以哲打死在床上。传令的营长商同昌随后赶到,看见院子里绑着一个女人,是王以哲的太太。他叫人松绑,让她赶快买棺材把王军长收殓起来。她哭着说:
“我们没钱买棺材,钱都让你们兵拿去了,十条金子,三万八千元钱。”
东北军的将领们一致要求惩办孙铭九。孙铭九跑去向周恩来跪下磕头,求他帮忙,周恩来派人把他送进红军的地盘暂避。东北军随后被拆散东调,从此不复存在。
红军保住了自己的队伍和地盘,换了个番号,每月从国民政府领二三十万元的军饷。蒋介石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写道,八年剿匪之功,本来预计两个星期、至多一个月就能完成,几乎全毁于一旦。
张学良这一管束就是十年。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他被关在重庆松林坡,军统的张严佛来报告他:飞机已经交涉好了,明天拂晓从白市驿机场起飞,直飞南京。他信以为真,很高兴。当晚给他饯行,军统的毛人凤端起酒杯对他说,委员长来电,情况有些变化,不去南京了。张学良瞪着眼问,不去南京,去哪里?
“委座指示,明天的飞机直飞台湾。”
张学良一掌拍在桌上。赵一荻忙拉住他,递给他一条湿毛巾。他呆坐了一会儿,闷声问什么时候走。看守他的仍是那个特务队长刘乙光,站起来开口:“报告副座……”他打断说:“还有什么副座不副座的,干脆把我看成犯人好了!”
第二天早上,赵一荻挽着他的胳膊上了飞机。他被关进新竹五峰乡的深山,在那里写过一首诗:
“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
杨虎城后来被撤了职,打发出国考察,到了莫斯科,向斯大林要军火要钱,说回国要再发动一次兵变。斯大林转手把这些话通报了蒋介石。一九三七年底,杨虎城被宋子文的电报诱回国,随即被扣,从此再没有出来。他的妻子谢葆真一九四七年死在囚室里。一九四九年九月六日夜里,特务把杨虎城和儿子杨拯中带到重庆松林坡,说请他们暂住两天,等委员长接见。杨拯中走在前面,怀里抱着母亲的骨灰盒,一进门,埋伏在屋里的特务拿匕首扎了进去,血喷在骨灰盒上。杨虎城往前赶了几步,刀已经刺进他的胸口。第二天凌晨,他在狱中出生的小女儿杨拯贵也被杀了。命令是蒋介石亲自下的。
一九九〇年六月一日,台北给张学良办九十岁寿宴,他刚刚恢复人身自由。墙上挂着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发来的贺电:
“恩来在时,每念及先生则必云:先生乃千古功臣。”
这是五十四年来,他头一次当众答谢关心他的人。他站起来说:
“我真是虚度九十,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正如《圣经》上所讲的即保罗所说的话:‘我是一个罪人。’我不但是罪人,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自己感觉真是万分的惭愧。张学良何德,能够蒙诸位亲友这样来给我做寿,我怎么能做寿,我有什么寿!”
他说过:“我几十年失去自由是应该的。如果我是蒋介石,我会枪毙了张学良,因为这是背叛啊!”晚年说到西安事变,他把事全揽到自己身上:“西安事变绝对是我一手策划的”,杨虎城只是同意。
后来他住到夏威夷。中共多次托人请他回大陆看看,他都推掉了。他对张家的后人交代,西安就不要再去了。
二〇〇一年十月十四日,张学良死在檀香山。从西安事变到九十岁恢复自由,他有五十四年是被人看着过的。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1998年版,第330—335、342、347—348页;孙铭九《临潼扣蒋》,收入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17—223页,另孙铭九、商同昌回忆见第481、494、506—507页,高崇民《西安事变回忆》见第67—69页,戴镜元回忆见第52—53页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48、59、61、63、76、82—83、85、105—107、121—122、171、196、249、256—257页(李克农、周恩来、刘鼎、张闻天、潘汉年电报和报告,毛泽东等致张学良信,均转引自此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五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226、242、244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53页;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7—28、82页;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74—375页(蒋介石、张学良往来电报转引自此书);百年潮杂志社编《中国政治局势的重大转变:纪念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第36—37页(李克农谈话);侯金卓《红军东征中党的“扩红、筹款、赤化”工作研究》,太原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32页
——唐德刚访录、王书君著述《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下卷,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第524、562、611、687—689、708—710、720—723、930—932、947、1063—1068、1194、1202、1206页;台湾档案管理局《幽禁岁月:张学良在台湾的后半生》,2016年;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小萝卜头的故事》
——解方《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将军的政治思想变化》,收入《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9页;杨奎松《1920—1940年代莫斯科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概述》,《二十一世纪》2004年6月号,第44—45页;张之丙、张之宇访谈《张学良口述历史》注释索引卷,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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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为什么不救胡雪岩?翻完这段历史,我只想说一句——答案比你想象的难受。
有个事我一直想不通。
胡雪岩,大清唯一的红顶商人。帮左宗棠打新疆,从汇丰银行借了1800万两白银。仗打赢了,黄马褂也穿了,紫禁城骑马的特权也有了。
结果1883年,他破产了。
整个垮掉的过程不到半个月。左宗棠那会儿还活着,手里有兵有权,官居军机大臣。
那他为什么不伸手拉一把?
我翻了不少史料。越翻越不是滋味。左宗棠不是忘恩负义,他是真拉不了。
时间得拉回到1861年。
那年王有龄殉国。胡雪岩山穷水尽,转头搭上了接任浙江巡抚的左宗棠。两个人一搭就是二十多年。左宗棠打仗缺钱,胡雪岩搞钱;左宗棠收复新疆借洋债,胡雪岩走汇丰。一条绳上的蚂蚱。
但到了1881年,左宗棠被调离陕甘,入京了。
表面上升了。军机大臣,多大的官。实际上呢,身边全是李鸿章的人。他自己讲过一句话,我读到的时候挺心酸的——"我在京里,不过是个摆设。"
一个71岁的老人,坐在军机处里,连上一道折子都会被人压。
他连自己都快保不住了。
更扎心的是,胡雪岩的帝国根本不是市场行情搞垮的。
是盛宣怀下的手。李鸿章最得力的心腹。
1882年,胡雪岩押了2000万两囤生丝,跟洋人打价格战。赌得很大,但以他的底子,正常的年景应该能扛过去。
盛宣怀没给他正常的年景。
他干了三件事,招招致命。
第一件,卡资金。通过李鸿章的关系,让上海道台把该拨给胡雪岩的官款协饷拖了又拖。流水的钱庄最怕什么?就怕钱进不来。胡雪岩的现金直接断了。
第二件,散谣言。盛宣怀放出去一句话,胡雪岩的钱庄要倒了。普通老百姓哪分得清真假,当天晚上阜康钱庄门口就排起了挤兑的长队,一天提走好几百万两。
第三件,截信息。买通了电报局的人,把胡雪岩和外界的联系全断了。求救信发不出去,外面的援兵也进不来。
三招打完,十天。
一个二十多年的商业帝国,说没就没了。
那左宗棠干嘛去了?
不是不想动。等他收到消息的时候,胡雪岩的钱庄已经关了好几天了。盛宣怀的组合拳太密太快,左宗棠人还在北京,什么也来不及。
而且你得想想,1883年的左宗棠是个什么处境。71岁,身边的政敌围得跟铁桶一样。上一道折子,李鸿章的人看一眼就压到最底下,石沉大海。
还有一件事可能更关键——慈禧。
新疆打完了,左宗棠的价值就打了一半的折扣。胡雪岩是谁?是左宗棠的钱袋子。拔掉胡雪岩,等于砍了左宗棠一条胳膊。慈禧会不知道盛宣怀在折腾谁吗?我猜她知道。她只是选择看不见。
朝廷用的是有用的人,不是有功的人。
胡雪岩帮左宗棠借了1800万两,打赢了新疆之战。那都过去了。新疆现在稳稳当当的,用不着再打仗了,你的政治价值,也就过期了。
最后这段,每次翻到都有点难过。
1885年7月,左宗棠走了。三个月后,11月,胡雪岩也跟着咽了气。贫病交加,什么都没剩下。
两个人差了三个月。
胡雪岩临走前跟儿子说,白老虎可怕。白老虎,银子的意思。
他这辈子帮着左宗棠搞了数不清的银子,赢了新疆,赢了朝廷面子,到头来这些银子反过来把他吞干净了。
左宗棠呢,他真的没想救吗?一个收复了166万平方公里国土的老人,到了最后连自己的老朋友都保不下来。被架空,被孤立,什么都做不了。
这才是最堵心的地方。不是左宗棠不救胡雪岩,是那个体制底下,谁也救不了谁。
很多人看这段历史,就一句——左宗棠忘恩负义。
你细想一下,他自己也是个悲剧。仗打完了,人老了,被挤到角落里。连老朋友都保不住的人,你说他赢得狠吗。
胡雪岩把命押在了势上。左宗棠的势,朝廷的势,洋人的势。势一散,他整个人就从高处跌下来了。
六百年前沈万三被流放云南那会儿,大概也是这个滋味。
你以为靠山会一直在。但你有没有想过,靠山自己也会倒。
行了,说到这儿。你在单位、在行业里,靠的是什么?你的靠山,站得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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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广西钦州的山间泥泞土路上,解放军缴获了国民党桂系1172辆各式军用卡车。长长的车龙一眼望不到头,包括美制GMC十轮大卡车、道奇货车与威利斯吉普车。车厢内堆满武器弹药、罐头药品、成套野战手术台、航空汽油,这批物资是白崇禧耗费二十年积攒下的桂系家底。
时间回溯到衡宝战役,1949年10月,白崇禧打算依托湘南丘陵设下口袋阵,伏击南下的解放军。解放军135师电台故障,孤军突进,直接楔入桂系第7军的后方。桂系精锐拼命反扑却无法吃掉这支部队,解放军后续大军迅速合围。衡宝一战,桂系4个主力师共计2.98万人被歼灭,白崇禧起家的骨干力量遭受重创。
战败之后,桂系残部向南溃退。不同于一般败兵丢弃辎重逃命,桂系宁可人力搬运,也不肯丢下卡车物资,大批车辆沿着湘桂公路涌向广西。白崇禧退守南宁之后,把全部希望押在钦州港。他计划让数万残部连同上千辆汽车赶到钦州,登上海轮撤往海南岛,依靠海峡天险保存实力,等待卷土重来的机会。
可南宁到钦州只有一条狭窄的碎石单车道,两边是陡崖深沟,错车都十分困难。数万兵马和上千台卡车短时间全部涌入这条通道,再加上广西冬季阴雨,道路变成泥潭。车辆一旦陷住,整条道路就彻底堵死,庞大车队进退两难,山谷之内喇叭轰鸣,司机疲惫不堪。
解放军没有沿着公路正面硬冲,派出部队在本地向导带领下,放弃大路,翻越喀斯特石山,走采药小路抢占山隘口。当桂系车队赶到山口,制高点已经插上了解放军的红旗。桂系大军被死死困在峡谷之中,前有阻击,后有追兵。
解放军居高临下用炮火封锁通道,弹药卡车被击中引发连环爆炸。部分桂系军官企图烧毁车上物资,但是连绵的冬雨浇灭火苗。困在峡谷里的桂系部队迅速瓦解,钦州外围战斗结束。清点战果,除1172辆完好军车之外,还缴获火炮1250门,轻重机枪4300余挺,数万支各类枪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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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七年的一个夜里,惠阳县城附近的山坡上,广州知青张宇德和女友梁淑文被当地人发现了,狗叫声、人声一齐逼过来。两人往山上跑,梁淑文一脚踩空摔下去,站不起来了。两个人在黑暗里对坐了几个小时,谁也没有说话。
张宇德后来说:"我们当时考虑,实在没法一起走了。但若留下,被送去收容所也是分男女的,终究还要分开。"
天亮以后她喊救命,他躲在远处,看着民兵把她带走。
这是他第三次往香港逃。广东人管从水路偷渡叫"督卒":象棋里的卒子一过河,就不能回头。
张宇德一九五三年生在广州。父亲一九四九年以前开过一个手工皮革作坊,文革一来被定成资本家,让红卫兵轮番批斗。一九六九年,十六岁的张宇德被下放到海南文昌的生产建设兵团。他后来说,家庭出身好的留在广州,出身不好的去农村。兵团每人每月四十斤粮食,根本不够吃。他怕的是一辈子回不了城。回广州探亲时,姐夫约他去香港,他去探父亲的口风,父亲说:"你若能下定决心,那就过去。"
一九七二年四月,他和姐夫翻过梧桐山,躲在山上等夜深了从大鹏湾下水,被边防部队的狼狗发现了。
"那个牙齿,四个牙齿一直咬,咬下来痛得要命,那个血啊,流得满腿都是。"
他大腿上留下了四道一指来长的疤。两个人一起被抓,在深圳、东莞、广州几个收容所之间转了几个月,最后他被押回海南的兵团。偷渡被定成"投敌叛国",一九六五年边境三个县的一份座谈会纪要里就写着:"偷渡是叛国投敌行为。"一天晚上,全连两百多人在兵团食堂开他的批斗会,有人上来拳打脚踢,有人脱下脚上的木鞋往他脸上扇,又有人搬来一个十几斤重的冬瓜,用麻绳拴了,挂在他脖子上。
"至少挂了有40多分钟,颈脖子都快断掉了。"
"我当时倒是没有很大的情绪。因为在那种环境下,我甚至觉得自己真的是干了坏事。"
在广东省委的文件里,偷渡是一场政治斗争。一九六五年底的一份批复写着:"我们同香港的斗争,不能比物质,而只能比政治。"
挨斗以后,他又跑了第二次,还没下水就被公安抓了。
一九七三年探亲时,他认识了梁淑文。她家出身也不好,文革中全家被赶进大山,她十七岁,也刚逃港失败。一九七七年那一次,就是两个人一起走的。
她被带走以后,他一个人又走了七天,到了海边,天刚黑就冲进大鹏湾,在海里泡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香港的海滩和小岛已经出现在眼前,一条香港水警船开到了他面前。
那几年香港的规矩是:偷渡的人在边境被截住,送回大陆;躲过抓捕进了市区、找到亲人,就能留下来。他有个从没见过面的亲表哥在香港当水警。他在船上报出表哥的名字,警员们大吃一惊,带队的警督正是这位表哥。表哥把家里的情况反复核对了一遍,认了这个表弟,答应靠岸以后替他想办法。
"我当时还心想,这次走运了。"
船在沙头角一靠岸,他就被铐上手铐,押去打鼓岭警署。他把母亲临走时给他傍身的一块手表、一枚戒指交给表哥,反正到了收容所也要被没收。当天下午,他被送回了大陆。
表哥船上的一个同事,几十年后在电视节目里说起西边后海湾。从那边游过来的人,碰上退潮,脚下是一片蚝田,软泥,以为踩到了陆地。
"那个浮泥束缚住他们的脚,越抽,这个脚就深下去,再抽这个,这个也深下去,不能离开,那当水涨的时候,淹死了,死了很多人。"
记者问他,水警看到那些人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他说,人已经死了,还站在浮泥上面。
在深圳这一边,海边有几百个收尸埋人的"拉尸佬"。一九七〇年代末,蛇口海上派出所定过规矩,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的尸体,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十五元。有一个拉尸佬说,他最多一天埋了五十具,领到七百五十元。
张宇德被遣返回大陆三个月后,在一家私人医馆里见到了梁淑文。她两条腿差了两三公分,走路一拐一拐。他知道这条腿治不好了。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邓小平在广州听广东省委汇报,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差距有多大,深圳市委一九七九年五月的一份报告里有两个数:一九七八年,宝安县社员从集体分到的钱,一年人均一百三十四元;香港新界边上的农民,一年人均收入折人民币四千三百多元。
一九七八年,张宇德第四次走,梁淑文和另一个同伴跟他一起。三个人在元朗一带上了岸,爬到一个小山顶,踢响了山上报警的罐子,香港边境的兵从四面冲过来。三个人被冲散。他和同伴被抓住,只留下一个兵在山坡上看着。他对同伴说,我们一起跑,你往那边,我往这边,那个兵抓谁,谁的命就不好。一、二、三,他往山下滚,那个兵追上了同伴。他爬起来往第二座山上跑,听见梁淑文在远处喊:
"德哥你马上把那个衣服脱下来。"
他穿的是一件蓝衣服,太显眼。他一边跑一边脱,甩开了追兵。她这一喊,把自己暴露了。五月十三日,张宇德进了香港市区,拿到了居留资格。表哥把替他保管了一年的手表和戒指还给他,说当初把他交上去,心里不忍,可是不能徇私违纪。梁淑文被抓住,送回了大陆。
第二年,单是宝安一个县,动身外逃的就有八万四千多人。早在一九七一年,宝安县公安局的《年终汇报提纲》里就写着,许多村庄都变成了无人村,有个村子逃得只剩下一个瘸子。当地流传的民谣唱:"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一九七九年三月,梁淑文过了境,躲在打鼓岭一个养鸡场的鸡栏里。张宇德付了三千块钱,把她扮成新界农妇,带进市区,领到了居留证。一九八一年,两个人回广州结了婚。
邓小平视察深圳的时候,说起逃到香港的人:"现在他们逃过去,将这里经济发展了,他们会回来的。"
张宇德回来了。二〇〇〇年以后,他从香港回内地投资,在江西开厂,在东莞开酒楼。他有时会回头想,当年豁出命去,到底有没有必要。这念头一晃就过去了,他还是觉得香港的日子让他满足。
"而且我喜欢这里的自由。"
开发蛇口工业区的时候,工地上一次就挖出了四百多具偷渡者的尸骨。后来特区办二十周年、三十周年的纪念,这些死去的人,一个字也没有提。
——张宇德讲述:《张宇德:六年三度失败一夜泅渡抵港》,《南方都市报》2013年7月23日(搜狐转载);凤凰卫视《冷暖人生》逃港者一集中张宇德、水警骆德志的讲述(据文学城2013年1月22日转贴文字)。各次逃港的年份取南都报道(1977年女友摔伤、1978年5月13日入市区);又走七天、三个月后医馆相见、蓝衣服喊话等细节出自凤凰节目里张宇德的讲述,节目把这几趟记在1973年底和1975年,两处说法不一
——王硕《逃港潮与相关政策变迁》,《炎黄春秋》2011年第1期,第51—56页(引文见第52—55页;1965年座谈会纪要、广东省委批复、邓小平1977年谈话、深圳市委1979年报告、宝安县逐年偷渡数字,均转引自此文)
——宝安县公安局1971年《年终汇报提纲》、宝安民谣:转引自《中国青年报》2010年12月8日林天宏报道
——邓小平谈话前半句:江关生《中共在香港》下卷,天地图书,2012年,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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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曹达华在澳门赌场一夜间输光全部身家,整整三个亿,放到今天差不多相当于1500亿。赌王何鸿燊念在旧情份上,还是送了他一张终身VIP卡,让他可以在赌场白吃白住一辈子。
主要信源:(央视网——《香港"银坛铁汉"曹达华英国病逝 》)
1964年的澳门新花园赌场,是曹达华人生拐弯的地方。
这一年他49岁,已经在香港影坛干了30多年。
很多人后来只记得他输光家底,但往前看,他是从广东台山普通人家一步步熬出来的。
1915年他出生在台山,16岁跟着亲戚去上海。
在电影公司打杂跑龙套,搬箱子、帮着布景都干过。
后来战乱起来,他又辗转到香港,最难的时候在街边卖旧衣服。
那时候没有剧本打光,就是实打实讨生活。
40年代末香港电影慢慢恢复元气,他等来了机会。
他和姐姐曹绮文办了友侨影片公司。
靠着《七剑十三侠》,还有后来70多部《黄飞鸿》里梁宽这个角色。
让全港观众记住了他。
银幕上的梁宽讲义气能打,现实里曹达华也仗义,圈里人都喊他华叔。
那会儿普通工人月薪几十块港币,他已经是千万身家。
他是香港最早开自动挡私家车的人。
名下有钻石山制片厂、皇宫戏院,还在地价没涨起来时囤了不少物业。
按香港电影资料馆的记录,50到60年代他不光是演员,还是片场老板和地产持有人。
1953年开了皇宫戏院,1969年又搞了文华电影公司。
变故出在1964年拍《海角惊魂》。
他在戏里演赌徒,为找状态去澳门赌场看局。
开头只是体验生活,手气很好,连赢几天。
坐在绿呢台子前面不用吊威亚熬夜。
几张牌下去钱就翻倍,这感觉慢慢把他拽进去了。
戏拍完他没走,从体验变成了真赌。
先输现金,再开支票,接着是车和房。
流动的钱没了,就押事业底子,制片厂地契、戏院地契一样样推上桌。
晚年他跟媒体回忆,前后输掉大概3.3亿港币,连妻子的私房钱也搭进去了。
赢走这些的是何鸿燊。
何鸿燊一辈子开赌场但自己不赌。
他小时候看家里长辈因赌倾家荡产,有叔叔想不开走了绝路。
父亲为躲债离开香港,所以他的规矩就是不赌就是赢。
曹达华没有这层清醒。
押上最后一张皇宫戏院地契时,这位银幕硬汉手已经在抖。
这块钻石山地皮当时只是块拍戏空地,几十年后变成了星河名苑。
按后来媒体折算,对应今天的资产规模有1500亿。
赌局散了,曹达华连回香港的路费都凑不齐。
何鸿燊没直接塞钱,给了张旗下酒店通用的终身贵宾卡,管吃住但不能换筹码。
意思很清楚,人还认你,但赌桌别再碰。
曹达华回港后把卡锁进抽屉深处,从没去刷过。
旁人看着是优待,对他就是块耻辱牌。
接下来的日子很难熬。
电影王国没了,物业也没了。
60年代末他重新以普通演员身份扎进各个剧组。
不挑角色,正派反派都接,几句台词也认真演。
《明报》后来追忆说,那段时间他片酬不高。
不迟到,也不摆旧老板的架子。
这种踏实慢慢换回圈内尊重。
到了80年代,他跟成龙搭上《奇谋妙计五福星》。
演了冷面的曹探长,这成了他后半辈子最出圈的形象。
刘德华、王祖贤那批后辈还是照旧喊他华叔。
2003年,第2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把专业精神奖给了他。
这个奖不看存款,就看几十年在片场怎么干活。
2006年他91岁住院,枕头底下还压着那张40多年前的旧卡。
他把儿子叫来交过去,嘱咐后代当念想传下去。
2007年1月13日,他在英国因胃出血离世。
留下的钱不多,按生前意思全捐给了电影界底层工作人员慈善基金。
再说回那块地。
何鸿燊拿到钻石山地契也没急着开发,后来转手给了船王包玉刚的女婿吴光正。
吴光正是做地产的老手,团队规整完盖出了星河名苑。
现在站在星河名苑门口看满眼高层住宅。
很难想象以前是曹达华搭布景拍武侠片的地方。
电视节目《夜夜谈》算过总账。
说当年输掉的不只是现金,还有整片物业的未来,搁今天就是1500亿量级。
如果这块地没上赌桌,他大概是香港娱乐圈手里攥着最大地产盘子的人之一。
那张贵宾卡后来很多人议论,到底是仁慈还是别扭。
它能保住人不流落街头,也天天提醒曾经输得多彻底。
曹达华选了不刷它,靠接戏挣回尊严。
晚年过得清贫,遗产捐给了当年跟他一样在片场打杂讨生活的人。
这些东西不是赌桌上能赢回来的。
从上海滩龙套,到香港片场老板,再到澳门输光一切的老头,最后变回演小配角的演员。
那张锁了40多年的卡,不是用来住酒店的,是给子孙当路标的。
楼房还在长高,住进去的人不知道地皮原来的主人是谁。
但电影资料馆里还留着他演的梁宽,五福星里还留着曹探长。
凭手底下磨出来的东西留下来,总比赌桌上押一把要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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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4月4日早上,沈阳监狱,枪决前,"张志新被按倒在地,在颈背垫上一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地用普通刀子割断了喉管"。辽宁当局这样做,是怕她在公判台上和刑场上当众喊冤。她是辽宁省委宣传部的干事,这年四十五岁,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
1968年前后的一个星期天,她到一个同事家借江青的讲话资料,同事劝她站到自己这一派来。她说,她考虑的不是这一派那一派,是文化大革命本身,文革有好多问题她不能理解。同事当天就向派里的头头汇报,写成文字,装进了她的档案。不久,省直机关干部下放到盘锦五七干校,她在干校被揪出来,成立了专案组挖她的"黑思想"。专案组整理的"张志新反动言论"里有这样几句:"再过十年人们看我们现在和党的领袖的关系,就像我们现在看以前的人信神信鬼一样可笑""对谁也不能搞个人崇拜;毛主席也有错误,集中表现于大跃进、三面红旗的问题上"。那几个人把记录稿递给她,问这些是不是她的观点。她看了一遍,说:"是我的观点。不过你们记的不完整,我可以再给你们写一份。"
1969年1月5日晚上,她给丈夫曾真写了一封信:"结婚十四年我们生下了一男一女,我没有也无力完成自己的义务,希望你很好地抚养下一代……彻底把我忘却,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对不起你。"她准备自杀,被发现,罪加一等。9月,她被捕入狱,曾真和两个孩子被遣送农村。女儿林林给她写信:"妈妈,我和弟弟都很想您。我求求您:您承认错误吧!您承认了错误就是我的好妈妈了。"她回信一句:"妈妈一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做个好妈妈。"
办案人员后来说,逮捕她的时候,原打算只要她认罪,判几年就算了。她不认罪。1970年5月,下面报上来的是死刑。省高院一位副处长私下说,她动口不动手,党员在党的会议上发表自己的看法,构成犯罪吗?他被换下,案子还是死刑,立即执行。最后报到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那里,他发话: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于是改判无期徒刑。8月24日公判大会,她被拉去陪斗,嘴里堵了海绵,同两个要处决的犯人一起绑到刑场陪斩。事后问她有什么感想,她说:"我的立场观点未变。如果再出现今天这样的宣判,我是不甘心的,死不瞑目!"
她被关进"小号",只能坐,不能躺,不能站。有一天审讯,她承认过"错误",第二天又翻过来。有人说她不要脸。她答:"我连命都不要了,我还要脸干什么?"监狱里的人后来写材料说,她在床上大小便,用窝头蘸着自己的经血吃。狱警把这些情况上报,称她"装疯卖傻"。
1973年11月16日,监狱开批林批孔大会。报告人讲到林彪推行极右路线,张志新站起来,喊:"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几个人扑过去,把她押了出去。监狱认定她"仍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在劳改当中又构成重新犯罪",提请加刑,报了死刑。
1975年2月26日,辽宁省委常委开扩大会议,审批"现行反革命犯张志新的案情报告"。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侄子,这时主持辽宁省委的日常工作,他说:"判无期以后,一直相当反动,看来是死心塌地。"又说:"在服刑期间这么嚣张,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3月6日,监狱有人提出她是否精神失常,报了上去。3月19日批示下来:"她的假象,本质不变,仍按省委批示执行。"
初春的一天,沈阳法院来了两个人,通知曾真和两个孩子到县城开会,说是办个"学习班"。一个人掏出《毛主席语录》念了两段,然后问林林:"你知道你妈妈在监狱中的表现吗?"林林摇摇头。来人大声说:"你妈妈非常反动,不接受改造,顽固不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罪上加罪,政府考虑加刑。如果处以极刑,你是什么态度?"林林答不上来。曾真替她答:"如果确实那情况,政府怎么处理都行。"来人又问:"处极刑,收不收尸?张志新狱中的东西你们还要不要?"曾真说:"我们什么都不要。"他们让林林在写好的东西上签字,按手印。回到家,没有做饭,曾真把家里仅剩的一个窝窝头掰成两半,分给两个孩子。他以为孩子睡着了,翻出妻子的照片,流了泪。林林扑进他怀里大哭,他拍着她说:"不能这样,不能让邻居听到。"
4月3日,沈阳市中级法院判决:"依法判处现行反革命犯张志新死刑,立即执行。"不给上诉期,不通知家属。下午六时,办案人员到监狱向她宣读判决书。问她还有什么话说,她说:"需要对这个判决认真看一下,再回答。"不给看。她说:"不给看无法回答,不要再问了。""我的观点不变!"第二天早上,她被押到四大队二楼的一间办公室,割断了喉管。她奋力呼喊。一个女管教员惨叫一声昏倒在地,被拖了出去。她站起来,张了张嘴,没有声音。七点半,犯人们来到四大队,她戴着手铐脚镣,胸前湿了一大片,被人架上了公判大会的台。宣判完,卡车把她运到沈阳大洼刑场。执行记录八个字:"弹中头部一枪击毙。"尸体没有交给家属。辽宁中医院一位读者后来写信给报社,说"把她剖腹挖心,取得内脏"后才火化。
1979年,《光明日报》记者陈禹山到沈阳采访,看了案卷和割喉管的那间屋子。文革那几年,沈阳枪毙的犯人里,有人临刑大声喊冤,有人喊口号,有的"反革命犯"喊"毛主席万岁",当局认为影响极坏。辽宁省公安局的一个法医提出枪决前先割断喉管。主持辽宁的毛远新等人同意了这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新生事物"。第一个被割喉管的是沈阳一个小学的青年教师,他一直喊冤。到张志新,已经是第三十多例。
1979年3月27日,沈阳市中院的新判决书写道:"张志新纯系因反对林彪、'四人帮'而被判处无期徒刑,……所谓事实,均系在精神失常情况下所为,不应视为犯罪。……宣告张志新无罪。"3月31日,省委开平反昭雪大会,林林捧的是一个空骨灰盒。
5月,陈禹山到沈阳采访了四天,写了一整夜。稿子送到北京,报社领导觉得太血淋淋,报到中宣部,部长是胡耀邦。胡耀邦批准发表,要求只写她"反对四人帮",不写她获罪的真正原因。几天后,总编杨西光把陈禹山叫到办公室,说耀邦同志自己没有动笔,文章一个字没改,连标点都没动,但交代了一句:"把行刑前割喉管的那句话去掉。"
——孙钧、苗家生、陈禹山《一份血写的报告——记党的好女儿张志新》,《光明日报》1979年6月5日第1版(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为真理而斗争》专辑第1辑重印,第15—18页)
——中共辽宁省委《共产党员》杂志社供稿《要为真理而斗争》,《人民日报》1979年5月25日第1版(同上专辑第1辑重印,第11—14页)
——《她是名副其实的强者——张志新烈士狱中斗争纪实》,《光明日报》1979年8月11日第2版(同上专辑第4辑重印,第6—11页)
——李菁《回忆烈士张志新:我们民族那份带血的记忆》(陈禹山口述),《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1月
——朱建国《张志新冤案还有秘密》(1998年7月21日访陈禹山),《南方周末》1998年8月7日
——卫毅《张志新 死神也不能夺去的勇气和美丽》(访张志勤),《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9月
——张志新女儿林林关于"死囚家属学习班"的回忆(转引)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1975年3月19日批示(转引)
——苏铁山《在历史大背景下的张志新案》,乌有之乡(相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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