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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毛泽东为何要跟苏联算领土账? 毛主席:“苏联占得地方太多了,我们曾提过让苏联把外蒙古还回来,苏联说不行,甚至在一百多年前,他们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我们还没有跟他们算这个账!” 一九六四年八月,毛主席同日本社会党人士谈话,话题绕到苏联,他忽然把一笔旧账摊开:苏联占的地方太多,外蒙古曾要求归还,苏联不肯;贝加尔湖以东,伯力、海参崴、堪察加半岛那些地方,一百多年前也被划走,中国还没有认真同他们算。那几句话不长,却像一枚钉子,钉在中苏关系最疼的地方。 外蒙古这事,不能只从新中国成立说起。 清代以来,外蒙古就在中国治权体系里,民国建立后,北京政府也继承这份主权。麻烦在于,民国初年的中国太乱,南北军阀互相提防,中央的命令传到边疆,早已没了铁的分量。一九二一年,苏俄红军以追剿白俄残部为名进入外蒙古,七月六日占领库伦,也就是后来的乌兰巴托。兵一进草原,便像钉进湿木头,拔不出来了。 国内不是没人急。曹锟、吴佩孚以北京政府名义发声明,拒绝承认所谓独立。 张作霖也通电大骂苏联,扬言发兵外蒙。内蒙古王公、民间团体、各派人士纷纷抗议。 可真要打,大家都摸自己的口袋。张作霖怕关内趁机压东北,曹锟、吴佩孚又怕南北对手钻空子。喊声很大,马队没出远门。边疆最怕这种虚晃一枪,风一吹,别人就把界桩埋深了。 一九二四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不承认,英美等国也长期不承认。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北伐后取得名义统一,苏联要求南京承认外蒙古独立,被蒋介石拒绝。他还要求外蒙古放弃独立,回到中国。到一九二八年前后,外蒙古内部出现反独立、求回归的运动,一些人士盼南京出兵。可蒋介石忙着内战,无力北顾,中苏只在东部边境有过小规模冲突,事又冷了下去。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苏联同日本签订中立条约,苏联尊重伪满洲国的所谓完整,日本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所谓完整。重庆方面声明这套安排对中国无效。可声明不是军队,也不是谈判桌上的砝码。一九四五年二月,雅尔塔会议上,美英为了拉苏联尽快对日作战,把“外蒙古现状维持”写进安排。所谓现状,在斯大林眼里,就是独立。 中国没坐稳那张桌子,却被写进了别人手里的账本。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国民政府同苏联签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外蒙古用公民投票决定前途,条件是苏联尊重东北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援助中国共产党。 十月,外蒙古举行公投,官方结果说百分之九十八赞成独立。可那场投票在苏联强大影响下进行,程序一直有争议。 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国民政府正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蒋介石后来在一九五三年国民党七大上说,这是忍痛牺牲,也承认当年设想幼稚,应当引咎自责。 毛主席没有把这笔账轻轻放下。 一九四九年二月,米高扬来华访问,毛主席在会谈中提出,外蒙古应当并入中国版图。米高扬当场顶回来,说蒙古人民共和国已经独立,有自己的军队、文化和经济道路,不会放弃独立。米高扬回国时,毛主席还托他转告斯大林,中共仍主张外蒙古回到中国版图。 斯大林回电很滑,称外蒙古领导人想把中国所有蒙古族地区都合并进去,苏联反对;至于外蒙古是否回归,应由外蒙古自己决定。听着讲理,钥匙还攥在莫斯科手里。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主席第一次访问苏联,外蒙古问题又摆上桌。 斯大林早有准备,一边让乔巴山拒绝中国要求,一边让苏联外交部门拿出一九四五年条约和公投。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东北还有旅顺、大连、中国长春铁路等旧权益要处理。硬碰硬,代价太大;全咽下去,又不甘心。 毛主席只能在冷账里挑能拿回的东西。 一九五零年二月十四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作废,苏联同意归还东北相关权益,新中国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地位。 同年七月三日,毛主席接受蒙古人民共和国首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中蒙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这一步走得不痛快,却是当时的现实。 事没有散。 汪东兴后来回忆,毛主席晚年仍对雅尔塔安排很不满,说斯大林要瓜分世界,把中国外蒙古划出去。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上台。 一九五四年赫鲁晓夫访华,周恩来总理奉毛主席意思再提外蒙古问题。赫鲁晓夫仍不松口,说要看蒙古同志态度,又说蒙古快要成为联合国会员国,并入中国会失去各国承认。 话还是那套,把门推给屋里人,门闩却握在苏联手上。 一九六二年,中国同蒙古人民共和国正式划定边界,现实落到纸面。 台方面在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宣布废除一九四五年中苏条约,继续不承认外蒙古独立,地图上仍留着那片草原。 地图能留住颜色,留不住已经转向的世局。 毛主席一九六四年重提苏联旧账,不只是发火,更是在提醒世人:国家虚弱时,别人替它写下的字,等它站起来再看,墨迹早干,风还在北方草原上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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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年,毛主席接见日本来访客人时谈及领土问题:“苏联占得地方太多了,我们曾提过让苏联把外蒙古还回来,苏联说不行,甚至在一百多年前,他们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我们还没有跟他们算这个账!” 1964年6月30日,中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在乌兰巴托签署两国边界议定书。 十天以后,北京中南海里出现了另一番谈话。日本社会党人士荒哲夫问毛主席,日本要求苏联归还千岛群岛,中国是什么态度。 毛主席答道:“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他随后提到外蒙古,又说一百多年前,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勘察加半岛都被划了过去,“我们还没有跟他们算这个账”。 两个动作只隔十天。 前一个动作,是国家之间已经落笔的边界文件。1962年12月,中蒙签订边界条约,1963年3月生效,1964年6月底又完成边界议定书。 中国当时并没有向蒙古提出改变国界,也没有因为毛主席7月的谈话重新启动领土交涉。外蒙古那句话所指的,是1954年赫鲁晓夫、布尔加宁访华期间曾经谈到的一件旧事。 而1964年真正没有解决的边界,在更北面。 这一年2月,中苏开始第一次边界谈判。双方刚坐下来,对谈什么就有分歧。苏方不愿承认两国存在整体性的边界争议,只肯讨论少数地段;中方要求把整条边界放到桌面上核定。到了4月,双方交换大比例尺地图,各自在地图上画出自己的主张线。 地图一交换,两个完全不同的数字同时出现。 中方谈到沙皇俄国过去通过一系列条约取得中国大片领土时,涉及的是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历史旧账。 但1964年双方地图互相叠在一起,实际划法不同形成的争议地区约为3.5万平方公里。前者是对历史条约性质的追究,后者才是当年谈判人员拿着地图、坐标和河道准备处理的现实边界。 谈判并非一直停在争吵上。 黑龙江、乌苏里江这样的通航河流,双方工作组逐渐接受以主航道中心线划界;非通航河流则按河道中心线处理。 东段约4200公里边界的大部分走向由此取得一致,许多过去处于苏方控制下的江中岛屿也有了新的归属办法。 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汇合处的黑瞎子岛仍然谈不拢,苏方代表团一度提出,把这块争议先搁置,先处理已经谈妥的部分。 谈判桌上还有一道绕不过去的坎。 中方要求苏方承认19世纪沙皇俄国迫使清政府签订的有关边界条约具有不平等性质,同时又接受以这些条约为现实划界基础,并没有把150多万平方公里全部列入索回范围。 苏方却拒绝接受“不平等条约”这个定性。土地怎么划已经能够一段一段往前谈,过去那些条约究竟该叫什么,双方谁也不肯退。 就在这种状态下,7月10日的谈话从北京传了出去。 日本媒体很快刊登毛主席关于外蒙古、伯力、海参崴等问题的讲话。莫斯科随后收紧了对代表团的授权。 苏方原先曾考虑将黑瞎子岛等尚未解决的地点暂时挂起,先确认已经形成的东段成果,此后却提出剩余问题必须一起解决。原本可以分开处理的地段重新捆在了一起。 这时毛主席手中实际有两套尺度。 谈判人员手里那一套尺度很具体,是主航道、岛屿、坐标和约3.5万平方公里争议地区;7月10日公开讲出的尺度却一下推到150多万平方公里,连外蒙古和沙俄长期东扩都被带了出来。苏联面对的压力,已经从几处具体界线扩大成整个沙俄扩张史。 这套做法的目的,毛主席后来自己讲了出来。 10月7日,他会见朝鲜党政代表团,说到沙皇政府占去150多万平方公里时明确表示:“我们不想要,只讲些空话。”接着把目的落到边界谈判上,希望使苏方紧张,达成一个比较合理的边界条约。 10月9日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他又用了“放些空炮”的说法,并再次表示并不准备把154万平方公里全部收回。 苏方的反应却比预想更硬。 赫鲁晓夫随后公开反击,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围绕历史疆界的言辞迅速升级。到8月,第一次边界谈判没有签出正式协议。工作组已经谈出的主航道原则和东段大部分界线,也没有在这一年变成两国共同签署的边界文件。 1964年的这场交锋留下了一种很鲜明的错位。 桌面上争的是几万平方公里和几处没有划定的地段,公开谈话却把尺度推到一百多年、上百万平方公里。 毛主席后来亲自把后者称作“空炮”,准备借历史旧账增加谈判压力。可莫斯科没有在压力下先把已经谈好的部分签下来,反而把剩余争议重新捆到一起。 五年后,1969年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两国再次开始边界谈判时,1964年已经碰过的主航道中心线、江中岛屿和东段边界又重新摆上桌面。 第一次谈判时已经在地图上接近落定的许多线条,终究没有在那个夏天变成签字生效的国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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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鹤麟:一名中国间谍眼中的红色高棉 法国学者吉恩·拉古特发明“自我屠杀”一词来形容这场浩劫。 关于这段历史,中文书籍不多,《逐浪湄河》是其中一套。 《逐浪湄河》主人公是个秘密工作者,公开的身份是个华侨小商人。1975年红色高棉强制驱赶城里人迁到穷乡僻壤去,这位华侨小商人自然不能例外, 从金边被赶到偏远的农村,再被赶到更加偏远的山区,颠沛流离饱受折磨,与蚊虫蛇蝎为伍,与饥饿的老鼠为伴,自己生病,妻子生病,母亲生病,一个侄子死亡。他万万没料到红色政权送给人民的第一份礼物,竟然是这样一场浩劫。 主人公一家、加上弟弟一家连同母亲一共十二口人那仅仅只有两个月的难民生活,让他对红色高棉几乎完全绝望。万般无奈之下,他违反组织纪律,向红色高棉的基层干部说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干部层层上报,这才获得解脱,被接回金边。 后来他才知道,自打红色高棉拿下政权之后,北京在一夜之间跟派驻在金边的情报人员,几乎全都失去了联系。这是一件非常吊诡的事情:北京的情报人员在敌对的朗诺政权之下,安然无恙,却在盟友红色高棉掌权之后一夜之间生死不明。北京方面忧心如焚却又无计可施。 很多情报人员可能都和本书的主人公一样,被红色高棉驱逐出城市,被滚滚难民潮裹挟到死亡之旅去了。所不同的是,那些情报人员被一则过期的命令所害,坚持保密身份,最后不明不白死难于路途、乡间、河沟、山谷,从此人间蒸发。 作者这样描述柬埔寨的人民:“和平年代的柬埔寨,人民由于受佛教长久的熏陶,心地善良,心境平和,很少发生暴戾事件,犯罪率很低,在柬埔寨生活,的确有很大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一直维持到柬埔寨内战发生之前。” 红色高棉掌权之后,所做的主要就是两件事,一件,是大屠杀,一件,是大清洗。大屠杀是针对党外人民的,大清洗是针对党内同志的。在波尔布特等红色高棉领导人看来,要保持社会主义国家不变色,清除革命队伍内部的敌人是当务之急。被处决的领导人当中,包括内政部长、两任商务部长、新闻和宣传部长。据说,光是金边南部的“图士楞”监狱就处决了14000名柬共干部及其家属。 在这部书中,他这样评价红色高棉领导人: “他们只是一群满脑子浸透着极左思想、双手沾满着鲜血、以人民为刍狗的狂人。” 《逐浪湄河》的作者写道,“我亲眼见到一个不懂柬语的华侨,……有一天,不知道出了什么错,他突然被绑了起来。气势汹汹的乡干部们,在全村群众大会上,宣布他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是新社会的蛀虫,几个干部轮流用一把工业用的鐡钳,把他身上的肉,一块块夹了下来。……他满身鲜血泉涌,倒在地上,高声哭号,……” 《逐浪湄河》这样写道,“在红色高棉出现之前,柬埔寨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灾难,都是外族强加于柬埔寨人民身上的,但谁也想不到,给柬埔寨带来有史以来最大祸害的,竟然是自己的骨肉同胞。” 图:在柬埔寨金边,一名红色高棉士兵挥舞着手枪,命令店主们放弃店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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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代中国人都在课本、小人书和电影里见过四川大邑县刘文彩庄园的水牢:地主把交不起租的农民关进污水里,水里泡着人骨,牢里有带铁刺的笼子。陈列馆的解说词说:“据说,修建水牢的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杀害了。”又说:“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共产党员冷月英同志是侥幸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仅有的一个人。”一九八八年四月,四川省文化厅一纸批文下来,这间地下室摘掉了“水牢”的牌子,改挂“鸦片烟室”,官方承认水牢是编造的。 刘文彩一八八七年生在大邑县安仁镇。他的弟弟刘文辉是四川的大军阀。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刘文辉驻防宜宾,刘文彩替他总管税收,鸦片、军火这些最赚钱的买卖几乎都攥在他手里,家财大多是那时攒下的。一九三三年,刘文辉和侄子刘湘争夺四川,打了一场“二刘大战”,刘文辉战败,退到川西的西康,刘文彩也回了安仁老家。 回乡以后,他把大笔钱花在家乡。成都到大邑的公路、万成堰水利工程、地方上的电厂,都是他出钱修的。一九四二年,他个人拿出两亿五千万元和三千亩田产,办起文彩中学,花重金请好教员,成了当时全四川师资设备最好的中学,还常给家境贫寒的学生减免学费。他还立下规矩,校产归学校,刘家子孙不得占有。他因为兴学,两次得到国民政府教育部和行政院的嘉奖。 安仁的老佃户记得的是另一些事。佃户唐学成对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说,有一年天旱,家里的牛又被土匪抢了,交不起租,父亲被收租的管事带去见刘文彩,跪下求情。刘文彩把他扶起来,说今年交不起就算了,明年交明年的;临走又问了一句,被抢的是什么牛。第三天,刘文彩买了一头大黄牛,叫人牵到他家。老佃户李福清九十岁时说起去交租:“高兴得很,那里摆了十几张桌子,交了就去吃饭,随便吃饱。”当地人叫刘文彩“刘大善人”。一九四九年十月,刘文彩因肺病去世。 一九五一年,大邑县搞土地改革。土改的做法,是由工作队发动贫苦农民上台诉苦,控诉地主,再斗地主、分田产;在大邑,工作队要农民控诉的是大地主刘文彩一家。 刘文彩已经死了,挨斗的是他在成都的家人。刘小飞那时五岁。他后来对采访的人说,祖母、也就是刘文彩的妻子被抓走两天后的一个深夜,几个背枪的民兵把他父亲和小姑姑从床上抓走,带去看祖母受刑。祖母被反吊在梁上,“他们在一旁查看我爸爸和姑姑的表情,看他们是否流露出不满、悲痛”。祖母被打成内伤,土改结束后不久就死了,不到五十岁。土改快结束时,小姑姑的保姆专门从乡下赶来,进门几乎要给小姑姑跪下:“对不起呀,三小姐,是上面工作组逼我说的呀。你们对我这么好,我怎么会忘恩负义?” 一九五一年大邑乡下的一次会上,发言的人里有一个农妇。她娘家姓吴,一九一一年生在彭山县一户穷人家,八岁被卖给地主当丫头,十岁半受不了虐待,逃出去讨饭,十三岁找到在新津当长工的父亲,后来嫁到大邑冷家。她家佃的是地主刘伯华的田,刘伯华是刘文彩的侄儿。这场土改里她当选农会分会的妇女委员,土改工作队给她取名冷月英。她在会上说: “1943年,我因欠了地主刘伯华五斗租谷,刚生孩子三天,就蒙上眼睛抛进了刘家水牢关了七天七夜……” 她说的是刘伯华,是“刘家”,没有说刘文彩。最早报道她的一个人,三十年后对来访的人说,她当时讲的是欠了刘家的账,被蒙上眼睛关起来,“下面还有水淹到脚肚子,因此我按她讲的做了报道”。 一九五四年一月,大邑县文化馆办“农业合作化”展览,用模型和图片对比解放前后的日子,冷月英被关“水牢”选作展区的重点。据后来的记述,具体筹办展览的人“为了使展览内容更突出、动人,具有说服力,他们根据地主刘伯华是刘文彩的亲侄儿,是刘氏家族这个根,提出‘冷月英坐刘文彩家水牢’的设计方案”。主管部门认可了。展览的总结报告说,讲到冷月英坐水牢,“每天都有好多人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一九五八年,阶级斗争的调子升高,四川决定把刘文彩树成恶霸地主的典型,把他的庄园办成地主庄园陈列馆。刘文彩的坟被掘开,遗骨被随意丢弃,下落不明。庄园老公馆西侧有一间地下室,一九四五年秋天才修,原本空着。陈列馆照搬一九五四年的模型,往地下室里灌上水,仿制了铁囚笼、三角钉,做了血水、血手印,挂上“水牢”的牌子。为了回答“为什么只有冷月英一个人见过水牢”,主管部门在解说词里特意写明:修水牢的工人全被杀了,冷月英是唯一活着出来的人。 冷月英也从劳动模范变成了“阶级斗争活教材”。她识字不多,讲稿是主管部门给她的,她背得滚瓜烂熟。稿子里的故事也改了,她作忆苦思甜报告时念的是:“因欠刘家地主五斗租谷,被地主狗腿子抓去,眼睛蒙上黑布,丢进大恶霸刘文彩的水牢,关了七天七夜”。 大饥荒那几年,刘少奇主持救灾、恢复经济,一九六〇年还定下政策,表现好的地主、富农可以改变成份、摘掉帽子。一九六二年九月,毛泽东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借此清算刘少奇的纠错。给地主摘帽的政策随之废除,地主、富农又成了阶级斗争的靶子。第二年起,全国搞“阶级教育”,目的是“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对旧社会的仇恨和对新社会的热爱”,各省、市、地、县普遍办阶级斗争展览,让人忆苦思甜,“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四川省按中央的要求拨出巨款,重新装修刘文彩庄园,专门宣传地主欺压农民,大邑这里成了其中最典型的一处。水牢和冷月英被写成报告文学,编成戏、画成连环画,后来写进了中小学课本。 一九六四年陈列馆改馆。改馆前,大邑县委宣传部长批示,展出内容“必须旗帜鲜明,对地主阶级的揭露,没有保留的必要。一事一物都要服从这一点”。改完以后,温江地委宣传部长批了一句:“现设计想法对,真人真事不必要。”同年,冷月英从蔬菜农场场长提拔为公社党委副书记,办了“农转非”,从农民变成国家干部,大部分时间用来外出开会、作报告。 一九六五年,四川美术学院的师生在庄园的收租院里塑了一百多个真人大小的泥像,叫《收租院》,塑的是刘文彩和狗腿子逼租。他们下乡“访贫问苦”,找到刘文彩家的老长工谷能山,想让他出来控诉。谷能山说他在刘家吃得很好,三天一个小牙祭,七天一个大牙祭,肉随便吃。做了许多工作以后,他说:“你就是明天拉我去枪毙,我也说他(刘文彩)是个好人!”很快,民兵把他抓走关了起来。后来《收租院》里有一尊替刘家收租的帮凶,就是照他的样子塑的。这年年底,《收租院》的复制品运到北京展出,《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说,它能“激发人民的阶级仇恨”。 一九六七年元旦,四川美术学院的红卫兵整理过一份冷月英的讲稿。这一稿里,年份成了一九三七年,田成了刘文彩的,水从脚肚子涨到齐腰,“这手抓住一根人骨头,那足又踩着一个人的脑壳”,最后刘文彩亲自来提审,“先问我愿死愿活”。 文革那些年,冷月英常坐专车去部队、机关、学校、工厂作报告。她面前总摆着一个印着“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搪瓷缸,先喝口水,再从黑色手提袋里取出一份一万一千字的讲稿,边讲边哭,台下也跟着哭。后来她年过六十,有心脏病,讲一场要歇两三天,县革委会只好规定,请她作报告要先经批准。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七七年以前她讲了近千场,听众上百万人次。 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上中学时,政治老师把他叫进办公室,给他看《四川日报》上一篇讲他爷爷“罪行”的文章,最后一个小标题是“小蒋介石”,告诉他下午政治课要学这篇,要他有思想准备。一九七六年,庄园又把四间放瓷器的房子布置成“行刑室”,泥塑的农民坐老虎凳、被吊打。刘小飞说:“那间刑室和那些折磨人的手法,倒是运用在了我们刘家人的身上。”他的一个堂兄逃到新疆库尔勒,当地村民被宣传里刘文彩迫害农民的罪恶激怒,把他活活勒死,又把他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砍死。 文革结束后,陈列馆从一九八一年起访了七十多个知情人。刘文彩的一个老朋友说,地下室那个位置原先是一间堆鸦片的平房,叫红仓,一九四五年失火烧了,刘文彩才在原地修了地下室;冷月英说的一九四三年、一九三七年,这间地下室都还不存在。一个在刘家帮过工的人说:“我知道没有。后来有人说关过,哪有那事?……那次不知是哪里来人访问我时,我照实说了,后来有人……说你就说关过人算了,顺水推舟嘛。”调查报告的结论是:“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据的。”报告还写明,冷月英“不是刘文彩的佃户,而是刘文彩的侄儿刘伯华的佃户”。 一九八一年一月八日,陈列馆的人到唐场找冷月英。问她坐水牢时多大,她说:“我记不得了。”问她是不是一拖进去就被甩进铁笼,她说记不起了,又说:“县革委会指示,叫我不要随便说……除非有组织部的介绍信和革委会开的证明才说。”后来有记者找到她,追着问,她脱口而出: “你们追着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要问,你们问县委去!” 调查在一九八二年基本结束。陈列馆请求撤掉水牢的报告送上去,主管部门的负责人提醒馆长,水牢问题“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要多从政治角度考虑”。批复拖了六年。冷月英一九八一年退休,一九八四年去世,七十三岁。 一九八八年四月五日,批文下来。当时的副馆长后来说:“我和安馆长带人把‘水牢’牌摘了,骷髅画擦了,木制‘铁笼’搬了,可惜没有保存嘛,只保留了‘水牢’牌。‘水牢’墙上的血手印,颜料粘的,擦了。” 这位副馆长后来当了馆长,前后又撤掉一些:“行刑室”关了;一组叫“圈地霸产”的泥塑,他说“不符合事实嘛,就撤去了”;刘文彩打人的扁担、杀人的文明棍、脚镣手铐几块展板,他说“杜撰的嘛,也撤了”。其余还没来得及核实的展品基本没动,比如那张据说是刘文彩睡过的龙床。二〇一六年,刘小飞站在庄园里一间挂着“刘文彩住房”牌子的屋里,指着一张几乎和房间一样大的鎏金雕龙床,对围上来的游客说:“这个‘龙床’根本不是我们家的。以前解说词说这是刘文彩花了三万斤大米做的。其实那都是60年代,正是老百姓最饿的时候,庄园找人打造的!” 一位女游客低声对同伴说:“你看他这讲的都和标牌上讲的是两码事啊。” ——笑蜀《刘文彩真相》第三章《“水牢”传奇》,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据新唐人2010年1月12日连载本;解说词、1954年展览记述与总结、1958年布置、讲稿、1967年整理稿、1981—1982年调查报告与访谈、冷月英问答均据该书转引;冷月英生平据该书转引《大邑县志·名人》) ——王永华《大地主刘文彩:集体记忆的重构》,《炎黄春秋》2010年第2期第43—44页(文彩中学出资与嘉奖,转述笑蜀《大地主刘文彩》;1964年两条批示,转引庄园陈列馆档案67宗B4卷) ——高华《历史笔记》,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56—557页(1963年阶级教育与阶级斗争展览) ——谭松《血红的土地:中共土改采访录》,亚太政治哲学文化出版社2019年,第397—399页(刘小飞口述:祖母、保姆);黄微《独家对话刘文彩嫡孙刘小飞》,新唐人2017年3月5日(中学政治课) ——刘小飞《〈收租院〉真相》,新唐人2013年2月26日(唐学成、李福清、谷能山) ——Vanessa Piao《为祖父正名:大地主刘文彩之孙的孤军奋战》,纽约时报中文网2016年8月11日(刘文彩生平、宜宾管税、1958年树典型与掘坟、堂兄一家、龙床);吴宏远口述《我见证刘文彩地主庄园变迁》,凤凰网2013年9月28日;《人民日报》1965年12月26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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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表示,立陶宛的天空也是北约的天空;保卫国家不仅要依靠军事装备,民众与国家的联结也很重要。 立陶宛位于北约东翼,与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州接壤。自2022年初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入侵以来,安全已成为该国核心政治议题之一。 42岁的明道加斯·辛克维丘斯(Mindaugas Sinkevicius)最近出任总理,同时领导着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个温和的中左翼政治力量。他在接受德国之声独家专访时表示,他对民粹主义和极右翼政党在欧洲、尤其是在西欧日益壮大感到担忧。但他同时认为,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并列举了若干欧洲国家由社民党执政,以及其他地方中左翼重新获得支持的迹象。 立陶宛的天空也是北约的天空 对立陶宛而言,乌克兰战争与本国安全紧密相连。该国已多次遭遇来自白俄罗斯方向的无人机、被当作工具的移民/难民潮,以及气象气球进入其领土等事件。辛克维丘斯说,这些情况加剧了整个欧洲的不安全感。 他说,作为政治人物,必须对社会讲真话。他把防空列为立陶宛最紧迫的安全优先事项。 他说,立陶宛的领空就是北约的共同领空,立陶宛的天空也是北约的天空;如果立陶宛的天空是安全的,那么北约的天空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得到了保护。 辛克维丘斯表示,立陶宛正寻求盟友给予更多声援,并指出所受威胁已经超出本国边界——一系列无人机事件也影响到了其他欧洲国家。 他强调,加入北约并不意味着立陶宛可以一味依靠盟友。他认为,集体防御只有在各成员国自身做好准备、能够作出贡献的情况下才能奏效。 他在提到北约条约时说,当然有第五条,当然有集体防御;但与此同时,有些事情必须自己去做,而不能完全依赖伙伴、邻国和联盟。 对立陶宛来说,这意味着在继续依托北约和地区伙伴关系的同时,强化自身的威慑能力。他还提到,“北欧—波罗的海八国”(NB8)是北欧五国与波罗的海三国之间开展合作的重要框架。 辛克维丘斯不认同欧洲国家必须在传统军事装备与无人机等新技术之间二选一的说法。 他说,有时人们会把这些问题对立起来——无人机还是坦克?而他的看法是,两者都需要。 但在这位立陶宛总理看来,军事装备的作用是有限的。他说,如果社会缺乏安全感,如果人们感受不到与国家的联结,那么无人机和坦克都保护不了我们。 在他看来,这种联结既关乎防务,也关乎社会政策。他主张,国家同样必须扶助失业者、病患以及其他处境脆弱的人。 这一主张反映出辛克维丘斯作为立陶宛社民党领袖所面临的更广泛难题。社民党人传统上更关注社会政策、教育和医疗,而非国防。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改变了政治环境,迫使欧洲的中左翼政府把国家安全置于议程中更高的位置。 辛克维丘斯说,难题在于如何在提升防务能力的同时,不放弃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 辛克维丘斯近期访问了乌克兰的基辅和卢茨克,会见了乌克兰政治领导人。立陶宛已承诺每年将至少0.25%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支援乌克兰。按乌方援引的数据,立陶宛近年的支援规模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3%。 这位总理承认,欧洲确实存在某种程度的“战争疲劳”。但他说,欧洲社会应当想一想乌克兰人所经历的一切有多么沉重。 他说,他有时会问自己:如果连我们欧洲人都觉得疲惫,那么乌克兰社会又会是什么感受? 辛克维丘斯还指出,西欧国家、尤其是德国,在维持对乌克兰的支持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他说,支持和援助必须继续下去。他表示,如果西线松懈、动摇,那么在俄罗斯与乌克兰交战的东线,失败的风险就会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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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为世界政党建设带来深刻启迪】 金秋的北京,汇聚世界目光。 10月26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京举行,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 “打铁必须自身硬。”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从“世界第一大党”矢志迈向“世界最强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以刀刃向内的政治勇气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开辟了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 读懂今天的中国,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这次重要会议,也为世界探寻“中国之治”的成功密码提供了重要窗口。 以全面从严治党永葆政党生机活力 从1926年中共中央发布的第一份惩治贪污腐败的文件,到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战士写在包袱皮上的六项注意,再到中共十八大以来制定修订的一系列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的一件件展品,记录着一个政党淬火锻造、百炼成钢的壮阔历程。 开馆五年多来,近300个应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邀请访华的外国政党团组走进这座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殿堂,不少人都带着这样一个疑问而来:为什么在不少国家政党政治面临种种困境之时,中国共产党却展现出蓬勃生机和强大韧性? 有的国家深陷政党纷争和社会动荡,有的国家长期处于冲突与失序状态,一些长期自诩“民主样板”的国家也面临政治极化、社会撕裂、治理失灵等难题……世界价值观调查(2017-2022)显示,在39个国家中,民众对政党的平均信任度仅为17.1%。 匈牙利工人党主席蒂尔迈尔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致力于以全面从严治党铲除腐败毒瘤,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严以律己、恪尽职守、净化党风政风,提升全党拒腐防变能力,赢得了人民广泛拥护和支持。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和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都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管党治党长期性、艰巨性的清醒认识与长远思考。 腐败最容易颠覆政权,反腐败需要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如何预防腐败,如何发现和查处腐败,如何铲除滋生腐败的温床,是各国政党面临的共同难题。 中共十八大至二十大前夕,超过500名中管干部被立案审查调查;仅2025年一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直接查办督办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8116起;中共十九大至二十大前夕,“天网行动”追回外逃人员6900人…… 面对腐败,中国共产党坚持“打虎”“拍蝇”“猎狐”不止步,反腐败力度之大、范围之广世所罕见、史所罕见,让世界看到了“刀刃向内、自剜腐肉”的坚定决心。 尼日利亚外交记者协会主席弗雷德里克·伊德亥表示,中国共产党对腐败问题的“零容忍”态度令人印象深刻;巴勒斯坦法塔赫革命委员会委员扎卡尔内表示,中国共产党以刀刃向内的精神,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政党看到,中国共产党不仅有直面问题的勇气,更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自我革命——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深化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找到的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放眼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像中国共产党如此严肃认真地对待自身建设,如此高度自觉地以科学的态度、体系化的方式推进自我革命,这是我们党的显著优势,也是引领时代的制胜之道。” 深圳大学国际政治传播学博士、来自尼泊尔的迪帕克·德夫科塔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全球政党的重要价值,在于提出一整套管党治党的系统性理念:始终植根于人民、持续反腐败、追求长期目标,以及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党际交流。 中央八项规定,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金色名片”,不仅改变中国,也正在影响世界。 2025年5月,加纳全国民主大会主席恩凯提亚率该党代表团一行5人访华。在江苏,代表团专程赴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江苏行政学院)听取关于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专题介绍。 恩凯提亚认为,加强作风建设知易行难、贵在落实,中共中央通过以上率下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让廉洁自律、规范用权成为各级干部的自觉,在改进作风、打击腐败、革除积弊方面给了大会党很多启发。 斯里兰卡人民解放阵线自2024年末执政以来,持续派出党的高级别领导干部访华,向中共全面从严治党“取经”。该党政治局委员,斯里兰卡交通、公路和城市发展部部长拉特纳亚克说,该党已将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体系》译为本国语言并下发全党学习。 越来越多外国政要和专家学者认为,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党的领导力的“执政密码”,为世界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治党新路径。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为那些正在寻求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努力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政党提供了具有重大价值的借鉴。 引领“中国之治”展现蓬勃新气象 2026年3月12日下午,人民大会堂。 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十五五”规划纲要的决议。纲要7万余字、18篇62章,未来五年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全景图跃然纸上。从“一五”到“十五五”的接续奋斗,成就了中国发展的万千气象。 环顾全球,许多国家并不缺少蓝图,缺少的是把蓝图变为现实的能力。世界在追问:为什么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国家,能够把一张发展蓝图从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再贯通到每一个层级、每一个领域,而不在中途走样、不在换届中中断、不在执行中衰减?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 读懂“中国之治”,必须先读懂“中国共产党之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事关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高度,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 埃及青年政党领袖和政治家协调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委员叶海亚表示,中共持之以恒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坚持高压反腐,真正做到了组织严密、纪律严明,这是中共保持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带领中国人民战胜困难挑战的重要秘诀。 截至2025年底,中共基层党组织总数达543.1万个,建立起包括中央、地方、基层在内的严密组织体系。如身使臂、如臂使指,顶层设计直达执行落地的神经末梢,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贯彻落实。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再到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各级党组织闻令即动、筑牢堡垒,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担当在肩,铸就一个又一个发展奇迹。 制度管根本、管长远,制度优势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 2024年元旦,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施行。2025年6月1日,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及其实施条例同步施行……制度的“篱笆”越扎越紧。 从纪律处分条例、问责条例,到党内监督条例、首部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条例,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已经形成;制定修改监察法、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实现对公职人员的监察全覆盖,健全纪检监察法规制度体系,进一步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新时代以来,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日益完善,制度优势不断转化为“中国之治”的卓越效能。 印尼国家研究创新署研究员莉迪亚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中国共产党越来越严格地执行党的规章制度。中共采取行动,严厉查处党员违法违纪行为,有利于维护中国政治稳定,也让国际社会更加了解了中共严明的纪律。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全面从严治党守的是人民的心。 人民为什么愿意跟着中国共产党走、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答案,蕴藏在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人民立场之中。 从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到纠“四风”树新风,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党就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把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效变成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塞浦路斯民主阵线表示,执政党的首要任务是要保证人民生活幸福安康,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努力。 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正在赢得越来越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的认同。印度全印前进同盟总书记德瓦拉坚表示,一个政党唯有保持组织纯洁、坚守理想信念、恪守道德责任,才能赢得人民信任。中共持续完善治理、健全制度、严明纪律,进一步夯实群众对党的领导的信心。 探寻“中国之治”的成功密码,越来越多国际人士强调,一个政党能够赢得人民衷心拥护,靠的是始终如一地为人民谋利益;能够保持长久生命力,靠的是人民发自内心的认同与支持。衡量一个政党的治理能力,最直接的标尺印刻在国家发展的轨迹上、体现在人民生活的变迁中。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自身之治有效引领保障了“中国之治”,以东方智慧推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进步。 丰富世界政治文明百花园 “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面向各国政党领导人深刻揭示政党肩负的重要使命。 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把党的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打破了唯西方政党模式的迷思,拓展了世界政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丰富了世界政治文明百花园,为世界政党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提供了新经验。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的书桌案头,摆放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他反复研读,将其列入必读书单向全党推荐。 “俄共应该学习中共‘自我革命’‘刀刃向内’精神,认真研究中共反腐经验。”久加诺夫多次组织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围绕全面从严治党开展集体学习,同中共开展深入交流。 “通过加强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有效约束党员,让党内每一名成员都对自身行为负责,推动党员在社会各个岗位充分履职尽责,最终转化为国家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汤加副首相拉图由衷表示。 新时代中国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使越来越多的外国政党希望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密码”。从亚洲到非洲,从拉美到欧洲……越来越多政党把目光投向中共全面从严治党实践,希望从中找到破解自身难题的钥匙—— 柬埔寨人民党以中共“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做法为蓝本,提出“‘大鱼’‘小鱼’一起抓”的反腐方针;坦桑尼亚革命党借鉴中央八项规定,推出坦桑尼亚版“八项规定”;参照中共党内监督机制,西班牙人民党成立人民监督办公室…… 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名誉主席、前总统沃罗宁表示,中共勇于面对自身问题,敢于不断自我纠正和革新。中共反腐败斗争的成就再次证明共产党是有生命力、竞争力的政党。 应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邀请,南非共产党总书记马派拉近年来多次率高级干部考察团访华。他坦言,为解决南非民族民主革命领导力量腐败和纪律涣散的问题,南非共探索建立纪律委员会。“我们期待学习中共在全面从严治党上的经验做法。”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反腐败斗争的实践经验不断转化为全球治理公共产品,为世界破解反腐败难题提供有益借鉴。 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大力推动亚太反腐败合作,建立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推动通过《北京反腐败宣言》;在2024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期间宣布中国支持包括落实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行动计划”在内的全球发展的八项行动……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的全球多边平台持续推动全球反腐败合作。 壹引其纲,万目皆张。中国以实际行动,持续推动全球反腐败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公正、有效的方向迈进—— 始终高度重视和全面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义务,推动在多边框架下的反腐败合作,多年捐款资助联合国毒罪办反腐败合作项目; 深入推进廉洁丝绸之路建设,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与多国对口机构签署反腐败合作备忘录,将共建廉洁丝绸之路写入我国与数十个国家的双边合作文件; 举办国际反腐败培训班、研修班,向多国反腐败机构官员传经送宝; ………… 近年来,越来越多外国领导人在访华期间前往中国各地,在实地参访中全面深入了解真实立体的中国:中国共产党以刀刃向内的勇气锻造自身,以严明的纪律和优良的作风赢得人民信任,以强大的组织能力汇聚发展合力。正是这样一个坚强有力的执政党,引领中国走出了符合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国共产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分享治党治国实践经验,为世界各国政党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政党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治理道路、为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持续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China# #五中全会# #CPC#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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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一些新翻墙的网友忘记了,这里重新发一下任志强的长文《剥光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疫情已经结束了,现在再看,任志强说的基本上是全对 2月18日落笔了“记忆与反思”,本想就此罢手了,尤其是不愿再碰触2月19日的伤疤。 四年前的2月19日,我在转发“央视姓党”的微博照片时,加上了“当所有媒体都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的一段评论,于是引发了“十日文革“式的全网大批判和留党察看一年的党的组织纪律的处分!因此,每年的2月19日我都坚决的放下手中的笔,以守护曾经的这一天。 但此次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的暴发,恰恰验证了“当媒体都姓党”时,“人民就被抛弃”了的现实。没有了媒体代表人民利益去公告事实的真相,剩下的就是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的结果。 几天之后媒体上、网络上疯传着2月23日中央召开全国上下约17万人参加的大会,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的中央大会。且远胜于当年七千人的庐山会议的规模,有着比七千人大会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也被称为是一次伟大的会议。 网上许多人在用各种方式吹嘘和吹捧这次大会的伟大意义,并且格外的强调这次会议中最重要的党的主席的长篇讲话,是一个鼓舞人心、英明正确的战略部署,为世界指明了防治疫情的方向,号召用举国体制的力量,应对大考,战胜疫情,并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体现了”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都在为伟大领袖的讲话而欢呼雀跃,似乎中国又进入了那个曾经伟大的大跃进时代,又进入了四处红旗飘舞,高举红宝书,三呼领袖“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时代。更有许多人在从各个角度解释自己从2月23日讲话中发现的精华,以为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我也好奇并认真的学习了这篇讲话,但我从中看到的却与各种新闻媒体和网络上报道的“伟大”完全相反。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现实,但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 讲话分为一、二、三、四和最后,我也来个一、二、三、四和最后吧! 一、 第一部分是“关于前一段疫情防治工作” 这里讲的是表彰自己的伟大成绩,包括1月7日的批示。“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要有正确的战略策略,要靠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举国体制的医疗物资和生活用品的保供和维护社会稳定、防止社会失序,以及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总之都是一尊亲自靠“巨大政治勇气”做出的决策和亲自指挥而取得的重大成绩。 网上有位名为李锦的专家,出版过国企政策的书籍多本,被媒体誉为“我国国企政策与新闻第一解读人”。专门写了篇《“17万人大会”的抗疫历史传奇》的长文,将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与“17万人大会”并列称为党史上空前的事情,必将载入史册。对此次会议大肆吹捧,已到了无耻之极了! 中国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可谓是党内执政的一次危机,并提出了“不怕批评,敢于接受批评,敢于自我批评”的信息。对“反右倾”和“大跃进”及瞒产、瞒报等问题进行了批判和对真相的追查,最终刘少奇用“三七”开承认了七分人祸的错误。毛则在大会上终于作了检讨:“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同时也做了自我批评,事后还做了一些平反的工作,这才让危机渡过了。 这次的大会,也许同样面临的是党内执政的危机,但人们没有看到大会上有批评的意见,没有对事实真相的追究与批露,没有查清疫情暴发的原因,更没有人检讨责任和承担责任。却在试图用各种伟大的成绩掩盖事实的真相,好像这个疫情是从1月7日的批示才开始。那么去年12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有及时公布信息?为什么会发生1月1日中央电视台追究8名谣言者的新闻?为什么会有1月3日的训诫?为什么会有1月3日对美国通报的疫情信息?为什么不提1月7日之前已发生的各种危机?为什么1月7日的批示未向社会公布?至今也未公布!为什么1月7日之后还会召开了各种聚集性的全国大会?为什么还出境访问?为什么在云南敲鼓庆春节?…… 这所有只用1月7日和1月20日来试图终止与斩断国民与社会对疫情发生原因和扩散原因的追究。不再提为何没有及时公布疫情等等的原由,正是掌握权力者不想承担任何责任,也拒绝社会追究这些责任。只想用伟大成绩来为自己遮羞,同时动用各种党所控制的媒体,用所谓的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规范和完善信息发布机制,宣传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迷人感人的事迹,引导舆论的正能量等方式坚决堵住各种追查事实真相的言论。坚决堵住追究造成这次疫情责任的言论,坚决不承认吹哨人的作用,不承认体制与决策无能的事实! 但这种遮羞式的宣传,大约只能欺骗那些愿意被你欺骗的人,却无法欺骗那些只相信事实与真相的人。 无论目前的防控取得了多大的成绩,都无法挽回那些失去了的生命和失去了欢乐的节日,失去了亲人的破碎家庭。也无法挽回因疫情而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和家庭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满篇的讲话中根本不提造成疫情的原因,不提疫情扩大化的失控原因,全社会没有看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情况。同时不提党的领导的统一体制之下的弊病;不提谁应对疫情的扩大化承担责任;更不会检查和检讨自去年12月以来出现各种问题的原因和责任。历史上的皇帝尚有“罪己诏”,七千人大会尚有检讨、自我批评和认错,但这伟大的“十七万人”的大会,却只有表扬和功劳,并无原因、真相与责任。 这哪里是“七千人大会”啊,这只能是天安门上招手接见红卫兵啊! 不提原因、真相与责任的自我表彰,都是些傻瓜也知道的“马后炮”。伟大与英明正确的战略策略,本应都是防御疫情发生和扩大的工作,但却都发生在钟教授的严重警告之后,而非发生在钟教授的呐喊之前。这也敢称是英明?也敢自吹为成绩?也敢自吹是“及时制定和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明明是在事后不得不进行的各种挽救,是在补漏洞、堵窟窿,却被吹成了“该出手时,必须出手”,真是不知天下还有“无耻”二字了! 皇帝可以骗自己是穿了衣服了,但连孩子们都知道皇帝是光着屁股的,那些不敢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人,都知道什么是穿着新衣,什么是没穿衣服。齐奥塞斯库以为人民仍然会相信他的谎言欺骗时,却不知道船已调头了! 二、 关于当前加强疫情防控重点 这段讲话的核心大约在“对借机恶意攻击的舆论坚决依法制止”上! 疫情防控的部署是在告诉社会,目前的情况全党、全国都纳入了一体,是在同一条船上。将疫情发生的原因和责任下放到各级政府的头上,告诉全党和社会,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去取得胜利。取得的所有成绩都是我领导的,没我你们都不行。如果不能取得全面胜利,则我死就会中国共产党死,中国共产党死,中国也就死了! 因此必须保住湖北、保住武汉、保住北京,用举国体制支援重疫灾区,并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尤其是防控的重点要提高新闻舆论工作的有效性。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做好防控工作,没有我不行,没有党不行,没有统一指挥不行,没有所有人共同为维护核心的努力不行。 皇权意识的传统是国为君天下,臣为君命,故同船同命。没有了君,就没有了国,也就不会有臣的地位与权力了。因此只能是同船同命运,要先共同保住这条船,保住这个君,才能保住臣与民。 当一个现代的国家中,民为天下之主时,则并非是同船同命的概念,也并非都与执政党和执政党的领袖同命运。如果是个民主制的国家,民主制度可以选择谁当船长,也可罢免和撤换船长。同样不但可以撤换船长,还可以撤换整个管理体系中的大副和水手们。 即使是现代的中国也同样,可以没有一尊,也可以没有执政党,但绝不能没有人民的权利和利益的保障。 这次疫情中可以看到的现实是,党在维护党的利益,官在维护官的利益,君则只是在维护一尊的核心地位与利益。正是这种体制造成了,只听君命而不顾民情的情况。当疫情已经发生时,却不敢在没有君令的情况下,向民众公布疫情。不敢公布事实与真相,反而用抓批“谣言”的方式,限制和阻止真相的传播,才造成了不可控制的传播。 此时所有人并非站在一条船上,各自严守着各自的利益,却将一国之民抛弃于后。但当疫情发展到失控时,皇帝却变成了英明的指挥与部署者,让全党全国都被捆绑于这个指挥和部署的船上,成为了必须和只能为皇帝承担责任的人。皇帝可以随意的撤换任何不为维护皇权而献身的臣子,也可以用同船同命的方式要求所有人为了党的利益去打好这场保卫战,迎接此次大考。 如果没有上命之错,又何来危机与大考?既然党中央已对疫情形势有了准确的判断,既然亲自指挥已采取了有力有效的举措,既然各项工作部署都是及时的,那么为什么会有疫情全国性、全球性的传播呢?这些并非事前、事中的举措与预防,而是造成了事后的补救。当疫情失控的大量传播时,也才出现了危机。如果是事前的预防,又何来的大考? 当前的所有举措都是在失了先机的情况之下的补救,是在掩盖与纠正错误的不得已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全世界都知道如能提前预告与预防就不会有武汉500万人的流动,不会有武汉各种的聚会,不会有几十万人的密切接触,不会有几万人的确诊,也不会有几千人的死亡和全国不得不居家隔离的春节,更不会有不能营业与开工的各种经济损失了! 防控的重点不是在那些具体的工作上,而在于不改变这种体制上的弊病,则无论用什么样的举国体制,能解决了此次的疫情问题,也还会再出现下一次的灾难。十七年前的教训,并没有让这个体制发生彻底的改变,也才有了今天的疫情再次暴发。此次不解决根子上的问题,下次也一定会再出现更大的灾难。 疫情发生的原因也许尚未查清,但疫情出现之后,未能及时让国民知情,则在于“上无令则下不行”。同时也在于“媒体姓党”,没有了新闻和言论的自由,如今又加了个“对借机恶毒攻击”要严惩的罪名! 真相并不会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反到是没有真相才会造成社会的混乱。 当问题已经出现,社会要求查明真相时,执政党却将所有人的命运试图用捆在一条船上的方式,让所有人都共同努力来救这条船。并试图用同为一条船而堵住要查明真相、追究罪首责任的那股力量的嘴,试用用以法制止借机恶毒攻击来扼杀可能对圣君不利的言行。 即使是同在一条船上,各级的责任也各有不同。船长本就应承担船长的责任,这是大副及水手们无法替代的。想用同船一体的概念掩盖船长应承担的责任则是幕后的真实目的。 “同舟共济”是当今必须共同努力解决疫情的必要,但却不能用此来掩盖船长的责任。 三、 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新中国执政党的文化是习惯于将两种完全对立的情况统一于一个命题之下。如宪法中的“人民民主专政”,“民主”与“专政”本是完全对立的两种体制,却能合并为一个特殊的无法合理解释的词。在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它担负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它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此时已经没有了民主而只剩下专政了! 中央的文件中经常可以看到的是“既◊◊◊◊,又◊◊◊◊”的用语,每当“既”和“又”连在一起时的两个定义通常是相对的,这大约就是一种两面开刀的艺术。 讲话的前者是强调防控的重点,后者则是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工作,于是就有了既要重点防控疫情,又要抓好经济发展工作的部署与安排。 如果一个民主制的国家,信息是完全开放与公开的,经济是由市场化的方式自我调节的,那么任何时候与任何情况之下,这个小政府都无法用非市场化的手段去调控经济与人们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在疫情有危险的情况下,政府可以提出对疫情防控的要求,却无需为人民选择的市场行为提出限制。 但在一个专政的国家,一个非市场化的国家中,极权的宏观政策调控则成为市场经济的障碍。这个统一指挥的调控中,既包括了要服从于疫情防控的一切严格的要求,同时又要精准复工,却又难以获取疫情防控的真实信息,还要由企业承担重点防控的疫情控制,要保证不发生病情的出现,这就更难上加难了。疫情并不能将企业家们变成神仙! 疫情是一种关系人情、生命和难以防控的风险。企业经营同样是有各种风险的,也涉及员工、股东和上下游等。在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企业家会在这两种不同的风险中做合理的评估和防预的对策,并做出适当的选择。 但非市场的情况下,则难以进行合理的安排。也许上下游并不能因疫情和各种规定给以配合,也许你的生产复工也因各种规定而无法满足上下游的要求。尤其是当政治排在第一位时,任何人都不再以市场的需求和信息做出判断而只能服从于政治的责任。又有谁敢跨越雷池呢?在这种连完全复工正常生产都难以兑现时,又何谈扩大与维护就业呢? 两面开刀则必然会出现左右为难的局面,但这已成为执政党文化的特征。因此才有了冲在第一线的医务人员,本是为挽救生命的主力军,却大量的被感染而变成了被救治的病人。失去了许多的生命,失去了优秀的医学界人才。 为什么浙江也出现了全国病人第二多的地区,但却没有一例医务人员染病呢?原因与差别正在于一种是按完全行政管理的方式,下级绝对服从于上级,政治第一且信息无法公开。另一种则是市场化的方式,将信息公开并各有灵活性,首先尊重人民的利益与权利! 经济社会发展确实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停工与延长假期本就给社会带来许多的问题,但试图用举国体制的计划经济的方式并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正是为什么会前武汉发出了17号令,会后则撤消了17号令的原因。前者也许是想增加复工的可能,后者则重在疫情的防控,导致了朝令夕改的再次冲突。 靠中央或国家统筹,还是靠市场自我调节,仍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个别省市敢政府付费用专车、专列、专机去迎接农民工入境,支持企业复工,这也许是市场化的需要,政府给以支持和补充,但绝不是统筹防疫和发展的安排。 原本,防疫的事是政府应尽的责任,而企业的事是市场的自我调节,但双面开刀的统筹则将两种责任关系混为一谈了!企业也成为了防疫的责任主体了,承担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也被政治第一捆住了手脚! 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都出现了疫情,但各国却采取了适合于本国国情的措施。政府承担政府的责任,社会承担社会的义务,企业负责企业的经营,各司其职让国家在没有统筹之中,也并未影响国家的发展和国民的正常生活。 虽然疫情尚未结束,无法认定疫情后续的变化,但分工与职责的承担,则十分清楚。这些国家并不会追求领导者的伟大胜利,只追求人民的生活幸福,也绝不会让人民用鲜血与生命为代价去换取胜利,并承担本应由决策者承担的错误责任。 国家为复工出台了一系列的减税、减息、减费等政策,以支持中小企业自救与发展,许多人将此认为是一种上天的恩惠。但却不知如果疫情被有效的在初期被公布于众,并相应防治,又岂会有如今的各种损失与困境,又何需靠各种政策支持才能活下去?与其说这是政府对企业的恩惠,不如说这是政府不作为造成的恶果,是理应承担的赔偿。 在武汉的疫情防治中,更多的看到的并非是党与政府走在了前面,而是各种民间组织与私人企业走在了前面,并无私的奉献了许多。为了人的生命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如果没有这些民间的支持和支援,则政府早已走不到今天了! 虽然中央下达了上千亿的资金以支持疫情防治,但如没有此前不负责任的隐瞒疫情的错误,又岂会有后续的发展与不得已的投入?政府的投入是在补救自己决策的失误,而民间的投入则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免受政府失误的侵害。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内涵,不能并列与同解,更不能将政府的责任与民间的奉献混为一谈。 但在一尊的眼中则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伟大的亲自指挥与亲自部署! 这种认识上的差别,更重要的体现出的是人格上的素质差别! 四、 加强党的领导 这才是所有讲话中最重要的部分,引用唐太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之言,一语道破了圣心之意。重不在我为上,重在各级组织要落实圣谕,让党旗高高飘扬,尤其是用此疫辨诚臣。 你若冲在前,必被我所用,你若退于后,必被我所杀之“决不容忍”!关键时刻要冲上去,并用关键时刻来考察干部,委以重任。 此疫的责任在于重大疫情防控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短板,而非党的领导的失责失职,以此来推卸党的领导的相关责任。正是一边高喊加强党的领导,高喊此次“两个亲自”的功劳,一边却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将责任推给了党的领导之下的短板,似乎这样就能回避社会对疫情未能及时发布与公告真相的责任追究了。但这恰恰揭穿了这个体制的病根。所有在讲话中存在的这些党的组织中的问题,其根源都来自于一个不受人民监督,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执政党,只忠于皇权与维护核心的体制,来自只讲对党负责在前,而将人民于后的责任关系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改革最成功的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承包制首先要打破的正是党的领导,党决定一切。承包制就是要让人民自己说了算,自己对自己负责,同时对人民负责。先交国家的,再交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如果坚持党的领导,又如何承包呢?这里最简单的道理正在于如果你要领导,你就必须承担责任。就像这次疫情的暴发正是在“东西南北中,一切服从于党的领导”之下发生的,那么这里所有的责任就不是哪一块短板的问题,而是党的领导的责任。而承包切割了党的领导,却明确了承担责任的人,也因此才有了改革的成功。 当这个国家再次回到了党领导一切,但党绝不对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管理体制中时,那么不但会出现本不应出现的疫情暴发,也会让疫情扩大到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安康幸福的地步,也许还会在党的领导中出现更严重的其他问题。 从彻底否定邓的一系列讲话精神到修改宪法都证明了,这个执政党在试图重新建立一党专政的党国体系。这个一党专政也违背了宪法的精神,将人民踢出去,由党代替了人民民主。此后看到的正是纪委领导着监察委、党的网信办领导着国家的体系B,并可任意的制定超越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因此这个国家早已不是党的领导的问题,而是只有党的国家,而无人民的利益与权利了! 这段话还告诉所有的党员,你们今天都同在一条船上,但如果你不去努力的救这条党国的船,那么我就将你扔到船下去,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另想当“逃兵”,没门!加大问责的刀已经架在了你们的脖子上了! 讲话的最后提出了三点要求,并引用了著名的古诗来鼓励全党下定决心冲向第一线,落实再落实这些党领导一切的指示。 我只好奇的是皇上重提了2018年1月就提到“像非典那样的重大传染姓疾病,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范”,要“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见叶知秋的敏锐……第一时间提出意见和建议”。但这次为什么这句话没有用在自己身上?皇上自称今年的1月7日就做出了批示,说明早已知道了疫情的特殊性和危险性,否则又何需批示?但为什么这个见叶知秋的敏锐却未能让这个批示公示于众,甚至没向社会透露丝毫疫情的公开消息?中国已于1月3日向美国通报了疫情情况,为什么如履薄冰的谨慎,却未能将在1月3日向美国通报的信息也同时向中国人民公告呢? 从全文的开始到最后,我所能看到的都是在用各种谎言来当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事实。在试图证明自己的英明伟大时,却已将自己置于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之中。越是吹则让遮羞布飞的越高,越是露出了其内心的恐惧和赤裸裸的维护皇权地位的野心。也许这些口号与古诗会让许多人倍受鼓舞,但聪明的人都能看到这些美丽装饰的背后,是其绝不为此次疫情暴发和领导失误准备承担任何的责任,反倒准备用全国人民的努力与生命的代价换来的疫情防治的“胜利”为自己庆功,准备迎接全国人民欢呼“万岁”的战果。 中国执政党用隐瞒前期疫情暴发的原因,靠后续封城的举国之力,骗取了世卫组织的信任,并赢得了国际的称赞。但身历其中的中国人却难以再次欺骗。生活在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的人,也许并不知道没有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痛苦,但中国人知道这次疫情的暴发和所引发的一切本不应出现的痛苦,都来自于这个严禁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体制。 不管中国的管理体系上有多少的短板,但如果有了言论自由,那么国民在提前知道事实真相时,就会主动的采取各种自我保护,也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失控和传播。比如被当成谣言者的李文亮的微信,不正是在告诫朋友和亲属们要严防疫情的传播吗!如果这不当成谣言,而变成政府对社会警告,那么又何需1月7日的批示和后来发生的一切呢?或许仅靠民间的言论自由的传播就早已取得了防治疫情的伟大胜利了,也根本就不会有后来的巨大代价的付出! 无论如何去吹嘘党的领导和“两个亲自”,都无法向中国人民解释1月1日的中央电视台的抓批“谣言”的广播,都无法改变整个社会对疫情暴发现任的追究。也许不是今天,但迟早这些政党对人民欠下的债,都是要还的! 我无法为2月23日的讲话欢呼,反倒从中看到了更大的危机,这种危机会在那些为讲话而欢呼的声音中更快的发酵。当无耻和无知的人们试图甘心于伟大领袖的愚蠢中生存时,这个社会就会在乌合之众中难以发展与维持了。也许不远的将来,执政党也会在这种愚昧中清醒,再来一次“打倒四人帮”的运动,再来一次邓小平式的改革,重新挽救这个民族和国家! 24日公安系统学习2月23日讲话的大会上,给出的信号是政治第一。全国的公安系统要为了“政治第一”而行动起来。拿起刀,扛起枪,坚决消灭一切借机恶毒攻击的势力,为维护社会稳定而不惜一切代价! 你愿意成为这个代价吗?代价能让你从梦中清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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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这场西甲,我更偏 皇家社会拿下塞尔塔。 刚好币安钱包的「足球狂欢交易大赛」上线了,这一场我准备实盘参与一下。 先说我的判断: 皇家社会虽然新赛季开局不算强,但上一轮已经在主场拿到胜利,状态有回暖迹象; 反过来看塞尔塔,开局进攻端的问题比较明显,前三轮赢球能力有限,而且这场锋线还有人员缺席。 再结合主场优势,我给出的主观概率大概是: 皇家社会胜:45%–48% 平局:28%–30% 塞尔塔胜:24%–27% 所以我的方向很明确: 👉 首选皇家社会胜 👉 保守一点就是皇家社会不败 👉 比分我更倾向 1:0 / 2:1 但我不会赛前直接重仓。 我更想等开场 15–20 分钟观察一下。 如果皇家社会控球、射门和前场压制明显,但比分还是 0:0,这时候市场价格如果有所回落,我反而会考虑进场。 因为足球交易真正重要的不是“猜中一次”,而是赔率 + 胜率 + 仓位管理。 这也是我觉得币安钱包这次比赛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 总奖池 100,000 USDT 🥇 第一名 10,000 USDT 🎁 前 1,000 名都有奖励 而且不是单纯拼谁本金大。 这次主要按照交易分数排名,以符合资格的足球事件计算已实现盈亏。多参与不同比赛、提高胜率,一样可以不断积累排名。 活动持续 35 天,所以我的打法不会是一场梭哈,而是: 小仓位 + 多事件 + 找赔率差 + 控制回撤。 今晚第一场我先看: ⚽️ 9月4日 03:00 🇪🇸 皇家社会 vs 塞尔塔 我的选择:皇家社会胜,小仓参与。 报名: 比赛: ⚠️ 只有「足球」类别下符合资格事件产生的已实现盈亏才会计入比赛成绩。 这一轮我想看看,35天下来到底是“梭哈党”排名高,还是纪律交易的人最后走得更远。 #BinanceWallet# #BinancePred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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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华达,一个来自越南的人站出来说:他来自共产主义国家,南越输给了共产主义。 他没有讲理论课,只讲一个国家翻过去之后,普通人会记住什么。 他的提醒很简单: “不要让这个国家变成共产主义国家。” “任何不给人民自由的共产主义国家,都不可持续。” 有些人把社会主义当成漂亮包装,摆在美国年轻人面前,像超市货架上的新牌子:更公平、更温柔、更便宜。 可从共产主义里走出来的人,看的不是包装纸。 他看的是国家被拿走之后,选票、财产、信仰、说话的权利,一样一样从人手里消失。 所以他最后说:不要共产党人,连社会主义者也不要。 没被烧过的人爱谈火的理想温度。被烧过的人,只叫你离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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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曾多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相关言论在2008年至2012年间达到了高峰。2012年3月14日,温家宝出席了其总理任期内的最后一场记者会,并以极重的分量,再次就政治改革发出警告。他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温家宝说,“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以下整理了温家宝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时间线与核心表述: 1987年10月,参与中共十三大报告起草。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参与了中共十三大报告的起草工作。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党政分开、权力下放、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设想。在中央办公厅主任任内,先后历经了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三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中共政坛少有的跨越三代领导的中办掌门人。 2007年2月,提出“民主、法治、自由、人权”是人类共同价值。在发表于新华社的署名文章《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中,他提出:“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追求的文明成果和共同创造的文明财富。” 2008年9月,接受外媒专访:民主是普遍追求。在接受美国CNN主编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专访时,明确表示“社会主义并不排斥民主自由”,并强调政府权力需要受到人民与法律的监督。记者在现场展示了一张照片,温家宝于1989年天安门事件期间,陪同赵紫阳前往广场看望学生。温家宝回应:“中国在经济改革的同时亦需要政治改革,因为我们的发展需要全面的发展,改革亦需要全方位的改革。” 2010年3月,两会记者会:全面阐述“四大改革”。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会上,提出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四个维度:保证人民依法享有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建立健全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依法打击腐败,建设廉洁政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缩小贫富差距。 2012年3月。总理任内最后一次记者会:警惕“文革”悲剧重演。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记者会上,也是其任内最后一次两会记者会,温家宝就政改发表了最为深刻和沉重的警告:“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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