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谈社引进中国BL小说】日本出版社讲谈社与中国晋江文学城展开合作，翻译出版了两部作品。负责人谈及中华BL的特点表示：“拥有超越时代的宏大世界观”，偏向长篇叙事，细致刻画人物之间深厚关系……

我喜欢中国的美食，日本的动漫，美国的NBA，欧洲的美术和建筑，巴西的足球，俄罗斯的文学和音乐，全世界美好的东西我都喜欢。唯独厌恶那些右翼和种族主义者。这些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只能招人厌恶。

此《王文公文集》为北宋文学家王安石著。全书共一百卷，收录作者诗文杂著，共计 2281 篇，按文体编排：书、宣诏、制诰、表、启、传、杂著、记、序、古诗、律诗等等。此为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南宋初龙舒郡刊本，残存前七十卷。介绍下载：

为什么西方和日本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疯狂反对？而未见反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夏商周断代成果刚一发布，西方马上威胁，扬言要将报告撕成碎片！ “一个衰败了的国家，什么都会被人掠夺！而掠夺之甚，莫过于连本国的历史，都会被旁人无端地改变！” 清末以来，中国国力衰落，弱到这个世界上任何一只恶狗都能来咬我们一口！ 从那时起，西方出现了公然否定中国文明的声音，他们肆意地定义和删除我们的历史，搞得国人也一度自我怀疑。 赢了冷战之后，西方更加气焰嚣张，甚至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自古以来都是最好的制度，是人类历史的终点。 捎带着，西方学术界也盛气凌人，他们认为：中国人不应该为我们的悠久历史，和古代遗产感到自豪。 中国的考古应该和埃及一样，由西方学者来推动，中国人的历史必须他们认可，否则毫无价值，他们才是文明的裁判。 中国史书的纪年时间，只能确定到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这样算下来，中国的历史只有2800多年。 《史记》虽然多对夏商周有记载，但是多数时间模糊不清，再加上记有三皇五帝的部分神话传说，所以是不算数的。 1995年，国家科委主任在埃及访问时，发现人家有年代的确切记载也就公元前664年，比咱们的还晚一百多年。 但是他们通过重塑年代表，确定了许多古代王朝，把历史上溯到公元前三千年。 这给宋主任提了醒，中国需要用严谨的态度，探究历史，找回自己的文化自信。 于是在他的积极倡导下，国家有关部委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共组织了二百多位专家学者参与进来。 工程定下的目标有三个： 1、西周阶段，确定早期各王准确年段。 2、商朝，确定武丁后各王的准确年段。 3、夏朝和早商，给出各王基本的年段。 历时五年多的努力，搜集、整理、鉴定各种甲骨文，金文等传世文献，推算天文历法，工程所定的44个课题基本攻克。 项目组发布了《夏商周年代表》： 夏朝，大约，开始于公元前2070年； 商朝，大约，开始于公元前1600年； 周朝，确定，开始于公元前1046年。 为什么周朝如此确定？是因为项目组从一件西周青铜器上找到了答案。 这件青铜器叫作“利簋”，又名“武王征商簋”。其底部的铭文，明确记载了武王伐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甲子朝”，指的是“甲子日的清晨”。“岁鼎”，描述的是“岁星当空”的景象。岁星就是木星。 学者们根据这些记载，结合木星运行规律，确定了武王伐纣的具体日期，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 然后又去周原遗址，丰镐遗址取样进行了碳十四测年，所有证据都指向这一时间，确定无疑，破解了历史之谜。 利簋确定了周代商的具体时间，那么商代夏的时间是怎样推算的呢？ 确定商代年段的核心是三重证据法： 甲骨文、商城遗址、碳十四测年。 商朝考古有三座重要的都城遗址，分别是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殷墟。 三座遗址构起了从早商，中商到晚商的文化序列，它们的地层提供了大致的年代框架。 然后用碳十四测年的方法，能给出绝对的年代区间，误差在70年之内。 最绝的甲骨文的记载，锁定了关键节点。 没有商人对祭祀和天象的狂热记录，再先进的手段也无力回天。那些刻在甲骨上的星象，如今都成了穿越时空的密码。 甲骨文记载了五次月食记录，简直就是三千年前的天文时钟，成为断代的关键锚点。 特别是那句“己未夕皿庚申月食”，和天文学推演的公元前1198年12月27日的那场月食完美契合。 这可直接把武丁的在位年段，固定在公元前1250～1192年。 这些发现不仅确定了商朝的时间坐标，更实证了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中商王世系的惊人准确性，使商朝成为全球公认的青铜文明典范。 夏朝的断代工程最具有挑战性，他缺乏像甲骨文、利簋那样的文字佐证，做不到商周一样的准确节点。 尽管困难重重，工程组还是通过系统整合证据，使夏朝从“传说”具备考古实证，重构了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起点坐标。 夏代的关键遗址也有三座：登封王城岗遗址，新密新寨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 登封王城岗，发现大型城址，被认为是禹都阳城的遗留。 新寨遗址，发现三重护城壕沟，六大都邑之一，夏帝太康到相的都城。 偃师二里头，这是被国内主流学者公认的夏朝晚期都城遗址。史书中的“少康居之”的斟鄩城。 至于有人说的山西陶寺，发现有关尧帝的刻符，一般被认为尧都。大禹接尧舜的班，所以可能是先夏的遗址。 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二里头遗址。城址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一个宫殿就有10万平方，这样的宫殿有13座。 这里有井字形的道路规划，作坊区，祭祀区，居住区分布有序，最早的中轴线成为后世所有王朝的都城典范。 这里出土了青铜礼器群，绿松石龙形器，各类玉刀，玉钺，玉璋，陶器超过1.5万件。 总之，二里头遗址作为东亚最早的核心都邑（宫城、青铜礼器、城市规划），符合文献对夏朝“家天下”国家的描述。 以二里头为核心，工程组通过文化序列构建、碳十四测年、文献天象推算、都邑遗址推定，对夏朝进行了系统性断代。 将传说时代的夏朝纳入信史框架，确定公元前2070年为中华文明起点。 然而，中国的这份夏商周年代表一经发布，便招来了西方的威胁，他们扬言要当众把报告撕成碎片！ 他们说，中国人有一种沙文主义倾向，想要把历史拔高到和古埃及一样。 他们对中国竟然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感到忿忿不平，因为在甲骨文没有发现之前，他们连商朝都是不予承认的。 现在，他们又一次对中国的历史指手画脚，抨击的焦点集中在了夏朝是否存在？ 按照他们的标准，不管你的史书上记载的多么清楚，也不管你二里头遗址挖出了多少宫殿，作坊，青铜器。只要没有一块刻着“这就是夏都”的甲骨出现，一切都不能作数。 好吧，你们手握评判权杖，连吟游诗人的口头文学作品都能当做历史，却对《史记》百般质疑。 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夏朝不是不存在，它就在那里，看你想用什么方法认识！

时间线被东野圭吾去世刷屏了，感觉比日本人发的都多。也正常，毕竟东野圭吾是当之无愧在中国影响力断层第一的日本小说家。 拿另一位著名的作家村上春树对比，就能看出差异。东野圭吾作品的简体总发行量接近5000万册，全球总发行量约1.68亿册，中国贡献接近三成销量；更加惊人的一点是他全部海外销量里，73.5%来自中国大陆。除去中国市场，全球其余所有国家销量相加，都不如国内。头部单品《解忧杂货店》简体突破1000万册，《白夜行》接近900万册，单单这两本，体量就超过许多日本作家全部作品总和。 而村上春树作品的简体发行量约1400万册 全球总发行量约1.5亿册，中国仅占全球9%。属于均衡全球化作家，欧美、韩国、东南亚都拥有稳定读者，全球知名到一直传说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东野圭吾的作品是强故事性的大众类型文学，门槛低、适合影视改编，更容易破圈；村上偏重文艺向内，存在阅读门槛，受众更加小众。而且东野圭吾特别能写，平均一年2本（顺便一提，他的遗作是8月5日要发售的《永恒的记忆》，名字也是应景了），而村上春树两年才1本。只是东野圭吾后期作品过于公式化无聊，没有前几部那么出名，导致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只是听说过此人，并不知道他当年有多牛逼，影响力没那么大了。 斯人已逝，一代推理故事创作者落幕，无数人靠着东野圭吾的小说度过很多闲暇时光，希望他一路走好。🕯️🕯️🕯️

周作人因当汉奸被判枪毙，被胡适等人救下，改判坐牢，49年出狱后写信给毛主席，没想到毛主席的一句话，改变了周作人后半生命运。  周作人，曾被誉为民国散文第一人，文学造诣无人能出其右，他曾痛骂日本侵虐行径，甚至利用自己对日本的了解，揭露日本国内反法西斯统治，妥妥的抗日积极分子。 然而，在民族危亡之际，他却听从妻子的挑拨，先是与哥哥鲁迅决裂，后来打着“文化交流”的幌子，最终走上了卖国求荣的汉奸路。 1908年，和哥哥一起在日本读书的周作人与为他们做饭的女孩羽太信子好上了。两人认识不到半年，周作人就向她求婚，贫穷的羽太信子急不可耐地答应了两人的婚事。 婚后三年，周作人结束学习，带着羽太信子一起回到老家绍兴。 婚后不久，羽太信子开始怂恿丈夫周作人，把她的妹妹和弟弟都接过来。 周作人知道妻子娘家的生活并不好过，为了满足妻子的想法，他欣然答应。 周老太太虽然极不情愿，但是为了儿子的幸福生活，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此时家里人的想法就是，羽太信子有心机，周作人又对她言听计从。 1919年，周作人一家还有羽太信子的弟弟妹妹，搬到鲁迅在北京八道湾购买的房子里。 在个家里，由于朱安不识字，鲁迅又不喜欢她，她根本没有话语权，于是掌家大权就轮到了羽太信子的手里。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羽太信子从女佣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家庭的掌权人，她开始无尽的挥霍起来。 虽然周作人和哥哥每个月的收入不菲，但是也经不起羽太信子使劲造，一下子请了十几个仆人。孩子一点小病，都要请较贵的日本西医。不合意的饭菜和衣物，随意赏赐给下人，买货专挑较贵的日本货。每次出门都坐轿，架势十足。 后来鲁迅看不下去了，他提醒羽太信子要节俭，但同时也让羽太信子对大伯哥产生了厌恶之心。 之后，羽太信子为了把鲁迅，朱安和周老太太赶出去，竟无耻的向周作人说鲁迅偷窥她洗澡。 周作人自然而然是站到妻子这一边的，所以他气急败坏，连问都不问哥哥这件事是否属实，就给鲁迅写了一封绝交信，从此，两兄弟决裂。 不仅如此，周作人还因为听信妻子的话，和弟弟周建人也决裂了。 原因是羽太信子为了让妹妹嫁给周建人，她给妹妹出了损招：生米煮成熟饭。她让周作人把周建人灌醉，然后将他带到妹妹芳子的房间，一觉醒来他才发现自己上当了，结果就是周建人无奈之下娶了芳子。 后来，周建人在上海遇到了自己喜欢的姑娘，羽太信子知道后，非常生气。 周作人害怕妻子生气，就与弟弟周建人也不来往了。 对妻子言听计从的周作人，不仅与两兄弟都失和，而且还走了一条不归路。 1937年抗战爆发，许多教育界的人士纷纷撤退，去了昆明。 周作人当时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他选择留下来，而且也做好了打算，如果北平沦陷，他就以隐居的方式平安度日，再不问世事。 可是事情并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 日本拿下平津后，邀请周作人出来做官。起初周作人闭门不出，保持了气节。 但当时北京的大学都已南迀，失去教职的周作人，收入大幅缩水，养活一大家子愈发困难，只能靠微薄的稿费支撑。 羽太信子奢侈惯了，她不想过拮据的生活，于是她就劝周作人接受日本人的邀请。 周作人架不住妻子的软磨硬泡，再加上他差点被自称是他学生的人行刺，他最终同意为日本人做事， 1940年，汪精卫死后，周作人出任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自此，周作人在汉奸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周作人在全民都在抗战的日子中过得相当安逸。不仅还清了欠下的债务，还成了汉奸界的著名文人，名和利都有了。 然而，1945年抗战结束后，周作人被以汉奸罪名被蒋介石主政的国民政府逮捕，最终被判枪毙。 但是后来胡适等人纷纷出来为他开脱求情，1946年11月，高等法院判处他14年有期徒刑，1947年12月改判10年有期徒刑。 或许是周作人比较幸运，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接任中华民国临时总统，在和谈期间，下令释放了政治犯，周作人在1949年1月26日被放出监狱。 之后，周作人靠着写文章得来稿费生活。 1952年，为了能生活得更好，周作人直接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里满是为自己当汉奸之事辩解的字句。 毛泽东看了信后说：“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 就这样，周作人后半生的命运再次得到了改善：人民出版社请他译书，买下他的稿子，每个月给他预支稿费200元。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因病去世。 周作人与哥哥，本是同父同母的两兄弟，最终却因妻子的挑唆而反目，自己的命运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切的根源虽与羽太信子有关， 但根源还在于他自己意志不坚定。 周作人的故事同时也告诉我们，一个好女人能成就一个好男人，反之她就毁了这个男人。

今天全世界所有富裕发达国家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都特别高，比如美国的这个比例都达80%。德国和日本的服务业占比也高达70%，中国服务业占比接近54%，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没有服务的基础设施是负债，而不是资产。 但有些经济活动创造的是精神财富，除了科学技术还包括艺术、音乐、文学等等，他们对于人类今后的文明发展作用，可能比道路高铁飞机这些硬件设施还要重要。 实物的财产未必像想象的那么有价值，人活着的时候也未必有功夫去享受他们，特别是这些财产多了之后。 相反对于普通人来讲，在温饱问题解决之后，把钱用来看球、听音乐会、去旅行，你享受到了那这些钱才算是自己的生活，人生也才会因此变得丰满。 如果今天的人还停留在只认可实际经济，只看得见高楼大厦，铁路、公路，这样的层面，你的见识也就是中世纪的水平。 把所有不直接生产实物的产业都称为虚拟经济也没错，而未来的社会虚拟经济将远远超过实体经济。 今天很多互联网企业对他们来说，真正值钱的是他们拥有的数据，而不是他们自己的那点儿产业。 当大数据公司都在使用这些数据的时候，有一个核心问题，其实是他们难以回避的：那就是这些数据的所有者是谁。 对此，不同国家的公司给出的答案不一样，欧美的公司承认数据是用户的，他们只是托管。中国的公司则认为数据是他们的，或者他们至少拥有部分收入权以及无条件使用的权利，因为他们提供了服务。 未来每个人的数据都将是一笔资产，甚至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将会是他最大的一笔资产。 未来经济的发展趋势是轻实体重虚拟的，今天体会这一点，就如同在工业革命后要体会轻农业、重工商；在信息革命后体会到轻机械工业、重电子工业。 对于个人，虽然实物的资产很重要，但是绝不忽视、保护自己的数字资产。

长途飞行中看了两部电影。一部是「长安的荔枝」讲的是中国人数千年来无法逃离的循环，关于这个循环，有太多文学作品尝试用或大或小，或严肃或诙谐的方式去表达，我最有感触的，并非荔枝送的过程中的故事发展如何，而是当长安陷落时主人公在荔枝树下回忆年少时的抱负这一段，剧中却没有用较长篇幅去叙述它，而我认为这本是这个循环中最应该谈论的话题，出于某种原因，我们却总是避而不谈了，是有些遗憾在。 第二部是 a pale view of hills (遠い山なみの光)这部剧是我近年来感触最深的女性主题作品，我向所有女性朋友强烈推荐这部电影，故事在日本战败后的長崎，又涉及到原爆，作为中国人的视角来看这段故事，也能感受到日本人有避而不谈的话题，但在这里，立意又成了把军国主义的选择怪到男性这一社会性别的权力中心，主角的丈夫，以及面对以前学生写出军国主义时代的教育批判文章，冥顽不化觉得日本是「输给了原子弹」的岳父，都是这一立意的表现，但是，这部电影实在是瑕不掩瑜，无论怎么制造冲突，这是一部关于希望和逃离的作品，哪怕我不是日本人，我也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我还是能深深地感受到女性作为母亲的坚毅，但与其要如此简单地评价这部作品，就失去了它的叙事真正传达给观众的东西，它把女性心理的复杂，用细腻的镜头笔触刻画得淋漓尽致，以至于我看到这部电影时想到了赵婷的无依之地，李安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它有无边荒原的广阔，对暗夜的恐惧，以及在恐惧下不知哪儿冒出来的果敢的，近乎残酷的勇气，但最珍贵的表达，是在一切结束后的沉默，遗憾与平静。作为中国人，我们习惯受苦，我们的大脑甚至比其他民族更擅长忘却苦难，以至于我们已经失去感性地表达这些苦难的动机，当然我是指，认真严肃的去表现，而不是将困难打包在一个个笑话里，试图将应当被感受的东西变得模糊。回到这部影片中，我最弥足珍贵的东西正是这点，它的形式传达出一种女性的美，而非它的故事，当然，这个故事充满了隐喻与回响，毫无疑问是个好故事，但美的形式是更加珍贵的，这就是我们需要电影的原因，它以非理性的形式传达，它直接指向人们内心深处的东西，那些东西跨越时代和语言，我想，那些东西就是美丽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