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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施瓦辛格在家里休息时,看到35岁、体重200斤的女佣正在打扫卫生。由于一时冲动,他与她发生了关系,结果女佣怀孕并生下了一个私生子。 2011年1月的一天,洛杉矶一间光线柔和的心理咨询室里,空气凝固得让人窒息。刚刚卸任加州州长的施瓦辛格与妻子玛丽亚相对而坐,这本是一次为了挽救婚姻的常规咨询。 心理医生打破了沉寂,他转过头,直视着这位曾经在银幕上无所不能的“终结者”,平静地转达了玛丽亚心中埋藏已久的毒刺:“玛丽亚今天想确认一件事——家里的管家米尔德丽德·巴埃纳的孩子约瑟夫,是不是你的亲生儿子?” 施瓦辛格没有像电影里那样咆哮或推诿。他沉默了片刻,那个在政坛和好莱坞都以强硬著称的男人,在那一刻垮了下去。他低声吐出了三个字:“是的,那是。” 这个秘密,他在自家的豪宅里,整整藏了14年。 故事的指针必须拨回到1996年。那时的施瓦辛格正处于事业的又一个巅峰,他正在拍摄电影《蝙蝠侠与罗宾》。作为好莱坞的顶级巨星和肯尼迪家族的女婿,他的生活本应是秩序与尊严的典范。然而,某种名为“特权”的幻觉让他跨过了底线。 当时,妻子玛丽亚带着四个孩子外出度假,整栋布伦特伍德豪宅显得空旷而寂静。家中服务了五年多的管家米尔德丽德正在打扫客房。她并不是一个外来者,她是这个家庭运转的精密零件,熟悉每一个角落的灰尘,也熟悉这位雇主的所有作息。 关于那次意外,坊间传闻热衷于渲染“200斤女佣”这种带有视觉冲击力的粗鄙描述。但在施瓦辛格后来那本厚达600多页的自传《全面回忆》中,他将其定义为“一生中最愚蠢的失败”。那是一次在权力不对等、环境极度私密下发生的越界。 事情发生后,生活似乎迅速回到了原有的轨道。米尔德丽德没有哭闹,没有勒索,甚至在发现怀孕后,也平静地告诉大家那是她丈夫罗赫略的孩子。 最荒诞的一幕发生在1997年10月。 10月2日,米尔德丽德在医院产下一名男婴,取名约瑟夫。而在仅仅5天前,施瓦辛格的正牌妻子玛丽亚刚刚生下了他们的小儿子克里斯托弗。两个流着同样血脉的男孩,几乎是前后脚降生在这个世界上。 接下来的十几年,施瓦辛格的豪宅上演了一场无声的荒诞剧。 两个男孩在同一个屋檐下长大。克里斯托弗在主屋享受着名门望族的荣光,约瑟夫则跟着母亲在佣人房和厨房穿梭。玛丽亚甚至出于怜悯,曾帮这位“单亲母亲”安排过产检,在约瑟夫蹒跚学步时还抱过他。 施瓦辛格起初也想自欺欺人,他在心里说服自己:这孩子一定是那个拉丁裔丈夫的。可随着时间推移,基因的杀伤力开始显现。约瑟夫长得太快了,也太像了。 那个孩子没有继承米尔德丽德的拉丁特征,反而长出了施瓦辛格标志性的宽阔眉骨、方正的下颌线,甚至连走路的姿态都像是从《终结者》里复刻出来的。每当米尔德丽德带着约瑟夫出现在豪宅里,施瓦辛格都能感受到妻子玛丽亚那越来越狐疑的目光。 为了掩盖这个日益膨胀的秘密,施瓦辛格开始了一套“风险控制”:他没有解雇米尔德丽德,反而继续留用。他认为,只要把人留在眼皮子底下,事情就能掌控。他私下给米尔德丽德买了一套带有游泳池的房子,承担了约瑟夫所有的学费和生活费。这一切都被他锁在内心的“秘密隔间”里,直到卸任州长后的那场咨询会。 真相曝光后的杀伤力是核弹级的。 玛丽亚,这位自尊心极强的肯尼迪家族成员,在咨询室真相大白后的当天就搬出了豪宅。紧接着,她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由于两人结婚25年且从未签署婚前协议,根据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同财产法,这意味着这场婚姻的终结将伴随着资产的腰斩。 这场离婚官司在法律的泥潭里整整拖了十年零七个月。直到2021年底,双方才最终签署协议。施瓦辛格那约4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5亿元)的庞大商业帝国——包括房地产投资、电影版权和股权,被依法对半分成。 然而,在这个关于背叛、法律和金钱的故事里,约瑟夫·巴埃纳却活出了另一种剧本。 作为整个丑闻中最无辜、也最具争议的角色,现年28岁的约瑟夫表现出了惊人的独立。在那个巨大的父辈光环下,他选择了一条最难的路:既不改姓施瓦辛格,也不利用父亲的政治人脉。 最新的相关动态显示,就在2026年3月底,约瑟夫在健美界完成了一场近乎神迹的表演。他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举行的NPC(全美健美委员会)自然健美锦标赛上,一举夺得了男子公开组重量级冠军、古典体型组冠军等三枚金牌和一枚银牌。 在比赛前的几周,有人拍到78岁的施瓦辛格现身金牌健身房,亲自为这个“私生子”纠正造型。这位曾经的世界健美冠军,看着约瑟夫摆出自己当年横扫奥林匹亚大赛时的标志性动作,眼中不再是当年那种保密强迫症带来的惊恐,而是一种复杂的自豪。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施瓦辛格的其他子女似乎一直未能接纳这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在凯瑟琳等人的家庭聚会照中,约瑟夫永远是被裁掉或缺席的那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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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最危险的,不是炮弹。是所有人都觉得“划江而治” 很合理——苏联觉得合理,美国觉得合理,国民党觉得合理,连不少自己人都觉得南北分治总比接着死人强。只有毛主席一个人觉得不合理。 1949年春天,长江两岸的气氛压得人喘不过气,长江北面是刚结束三大战役的解放军,身后胜利的余温还在,谁也没有贸然渡江。 南边,南京当局忙着调兵布阵,手上约70万江防军坐镇,政治人物来来去去喊着和谈。 大江成了天然屏障,一眼望不到头,有意思的是,当时不少中间势力、地方士绅,甚至美英方面,都觉得划江而治是个能少死人的办法。 但美苏的态度并不能一概而论,南京想借和谈拖时间,美方更多是观望,苏方则对中共一举过江存有顾虑。 中共中央反倒铁了心,八项条件一句不让,革命必须到底。 很多人都在问:大家都想在江边休战,为什么共产党还要坚持打过去? 三大战役打完,国民党主力基本被歼,只能把希望和最后家底押在长江以南。蒋介石表面上做姿态,1949年1月1日抛出求和声明,又在21日引退,由李宗仁代总统。 可南京根本没真打算靠和谈收场,江防军天天加固阵地、暗地重组旧部,和谈本质是拖字诀。 1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八项条件:惩办战犯、废除伪宪法伪法统、改编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接收南京政府一切权力。 每一条都不是给南京留余地,而是要彻底翻桌子,和谈节点定在4月1日北平。 这个背景下看美苏心思得分开讲,美国那边,司徒雷登当时留在南京没走,表面观望,实际想看局势往哪倾;他对中共新政权的试探和接触,史料里有记载,但没到私下定调那一步。 苏联方面,1月31日至2月8日米高扬到西柏坡,名义是听取中共意见。 后世有说法认为苏方担心美国干涉、倾向中国止于长,但米高扬是否正式转达过斯大林不要过江的口信,党史界并无定论——师哲等回忆称米高扬带着耳朵来,没带口信;另有老同志回忆则说米高扬提过类似警告。 毛主席自己早把话挑明:要过长江,解放全中国,这一步不会让。 划江而治说到底,是南京主动做局,也合了部分美英不愿中国彻底统一的心思。 李宗仁多熬几天、多点筹码,蒋介石退到溪口幕后调度,本质都是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完整。 这盘棋,中共不跟着下。 4月1日,张治中率南京代表团北上,周总理带中共代表接谈。 拉锯半月,4月15日拿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八条二十四款,全按1月八项条件来,限定4月20日前表态。 李宗仁、何应钦拿到文本,表面说研究,心里想的是守江拖时间。蒋介石虽退幕后,调度没停,根本没让步念头。他们看的不是协定内容,是能不能再编练出兵力。 中共这边也不是没权衡,为配合谈判,渡江时间此前已数次推迟;但底线一直清楚——谈不成立刻打,没有灰色地带。 真正的节点在4月20日,南京拒绝签字,和谈门关死。当天夜裏,中集团(谭震林指挥)率先从裕溪口至枞阳段发起渡江;21日,毛主席、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东、西两集团相继跟进,二野三野百万大军在湖口至江阴一线强渡。 江对岸守军抵抗意志早已垮了,解放军靠木船渔船横渡,一夜之间中线被劈开。汤恩伯部开始西撤,李宗仁22日离开南京。 4月23日晚,三野35军渡江进占南京;24日凌晨,104师312团3营9连接管总统府,红旗插上门楼。 南京没血战、没僵持,地下党此前已组织工人护厂、船工备船,守方早没力气撑。 这结局其实早写了,南京不是真要和平,是要拿和平换喘息,最后连喘息都没捞着。长江不是界,天险也保不住政权。和平不是谁施舍的妥协,是把残局打透、权力交割清楚才来的。 妥协要是拿来维护既得利益,只是耽误时间。政权归属不是谈判筹码,不靠分国土换停战。 当年最缺的也不是打仗本事,是不被外人劝和、劝退牵着走的定力。 底线守得住,国家才不会在美苏角力里再被摆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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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米比亞駐華大使:中國智慧城市成果提供有益借鑑 | #中國不一樣】“中國具備先進的數字基礎設施、成熟的人工智能技術以及豐富的智慧城市落地實踐經驗,這為納米比亞提供了切實可行的發展路徑。”9月7日,納米比亞駐華大使托納塔·埃姆武拉#(Tonata Itenge-Emvula)作上述發言。 當日,由中國外交部主辦的“走進人民城市:中國之治與全球互鑒活動”駐華使節地方行(滬蘇行)在滬啟動。活動期間,來自白俄羅斯、孟加拉國、納米比亞等20個國家30位駐華使節和外交官走進上海人民城市實踐展覽館,深入了解上海建設現代化人民城市實踐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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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乌鲁木齐制作小羊玩偶的手艺人阿卜杜拉.艾米日拉近日在网络上走红,网友亲切地称他为"小羊哥"。
“出大事了!乌克兰导弹打击成功,克里米亚生命线,克里米亚大桥被炸断了!”央视新闻报道称,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026年11月17日消息,乌克兰再次袭击了克里米亚大桥,目前交通已暂停。这是克里米亚大桥连续第二天遭袭。 就在11月17日,克里米亚大桥更近距离的图像曝光了,目前克里米亚大桥的铁路桥还健在,公路桥直接塌掉了,残骸还把航道也堵死了。 克里米亚大桥路面上方的拱形结构,确实已被摧毁。从照片和画面中很难看出,铁路桥是否已完全坍塌。如果整个部分确实已消失,这将导致大桥在一段不确定时间内无法使用。 这次是真打废了! 克里米亚大桥的桥拱,现在可能沉入海底的,这将堵塞刻赤-叶尼卡莱运河,这意味着俄军控制下的亚速海,将无法进行进出航运。一切货物都必须卸载下来,通过陆路运输,然后在另一边装上船。 俄罗斯的船只不再能够进入或离开亚速海,克里米亚大桥及其桥拱倒塌入水,堵塞了船舶的200米通道 亚速海对俄罗斯经济至关重要,约25%的俄罗斯总粮食出口通过亚速海运输。 乌克兰方面称,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乌克兰军方袭击克里米亚大桥。 乌克兰迄今为止已对克里米亚大桥发动了两波攻击,使用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第一波攻击报告有四次撞击,而第二波攻击目前报告约有1次撞击。 克里米亚桥梁的结构完整性,会受到严重威胁。与桥梁的常规桥段不同,弧形部分不是俄罗斯能够轻易替换的东西。 与标准河岸桥段不同,可以用浮吊在几周内替换,克里米亚大桥的弧形桥段重约6000吨,并在陆地上花了数月时间组装。 克里米亚大桥汽车段坍塌,完全瘫痪桥梁上的车辆交通,并阻塞刻赤海峡的航行。 克里米亚大桥车行道并非支撑在独立的桩柱上,而是通过钢缆,悬挂在弧形桥拱上,弧形几何形状的任何扭曲,都会改变整个结构的平衡。 乌克兰武装部队炸塌克里米亚大桥,属于“掐喉咙”与“打七寸”,乌克兰当局选择在此时下此狠手,就是报复俄军轰炸基辅大桥。 克里米亚大桥是连接俄罗斯本土与克里米亚半岛、进而向赫尔松及扎波罗热前线输送兵员、弹药和重装备的核心补给线。 克里米亚带起的公路桥主跨坍塌后,俄军所有重型卡车和军用物资车队彻底断流,迫使俄军只能依赖单线承载能力有限的铁路桥,以及漫长且暴露在乌军打击半径内的陆桥,包括顿巴斯-马里乌波尔-梅利托波尔公路/铁路线。 主航道6000吨级克里米亚桥体大拱钢结构,需要数月,在陆地预制并借助大型专业浮吊安装,且钢缆悬吊结构的几何变形极难修复。 这意味着在未来数月甚至更长时间内,克里米亚大桥的公路功能无法恢复,紧邻的铁路桥也因结构共振与次生损伤面临极高的安全风险。 泽连斯基此时亲自下令摧毁克里米亚大桥,是在向美国和俄罗斯展示:乌克兰依然拥有独立摧毁俄方核心战略资产、改变战场格局的远程打击能力,包括乌克兰新型巡航导弹与卫星制导技术,绝不会在不利条件下被动接受城下之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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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天眼”FAST落成啟用十年,將繼續推進FAST二期工程】2016年9月25日,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FAST在貴州落成啟用。9月22日至24日,“FAST落成十周年學術交流會”在貴州省平塘縣舉辦。截至目前,基於FAST觀測數據,科學家們已累計在國際學術期刊《科學》和《自然》主刊發表論文13篇。 FAST團隊歷經十年耕耘,推動了中國射電天文領域實現歷史性躍遷,完成從跟跑、追趕到世界領跑的跨越式發展。未來,FAST團隊將繼續推進FAST二期工程,持續鞏固提升中國射電天文領域的國際領先地位,持續產出更多重大原創科學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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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斗倒王明? 一九四二年三月,延安中央医院,王明病好转了,正准备出院。三月十三日,主治医生金茂岳给他吃了一片药。后来医生会诊的总结写着:“三月十三服一片即头晕,三月十四服二片,即呕吐头晕、肝剧痛、脾肿大、心区痛。”十五日金茂岳又让他吃了一片。此后几个月,金茂岳给他开大剂量的甘汞加小苏打。王明自己记下的是:“从1942年3月到5月,金茂岳逐渐用大剂量的含汞药物来毒害我。”“我常常失去知觉。” 陪他住院的是妻子孟庆树。她不懂医,看他吃了药反应异常,不许他再吃,把药扔了。后来她连药方也不照了,自己去找中医西医。王明晚年写:“我能够免于一死是由于当时陪我一起住院的、我的妻子孟庆树的精心照料和警惕性。” 四年多以前,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坐苏联军用飞机到延安,毛泽东在机场的欢迎大会上讲话,说这是“马克思给我们送来了天兵天将”。他那年三十三岁,是斯大林派回来督促中共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课本里讲的“王明路线”,说的就是他。 他带回来的是莫斯科的方针。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他讲“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要中共服从国民政府的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到前线去打日本。毛泽东的方针是另一套。四个月前的洛川会议上他已经定下:军队不受国民政府调动,避开日军的正面,绕到敌后去打游击,趁日本占领中国的时候全力壮大,等日军杀伤了国军再夺国民党的天下。八路军出发前,他和朱德召集干部训话,据后来投向国民党的八路军支部书记李法卿说,定的决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国民党),一分抗日”。十二月会议上多数人站在王明一边。毛泽东表面不否定王明的口号,内部照旧指示八路军、新四军不受国民政府调遣,对日军避战。王明会后去武汉主持长江局。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提出王明不要再回武汉去,表决,五票反对,三票赞成,他只好把事放下。 八月,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带回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口信:中共的领导机关“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九月六中全会,毛泽东作报告,把避战的方针叫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规定八路军、新四军只准打游击,擅自对日军开战的干部要受军纪处罚;王明接着作报告,讲的还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一回在座的高层多数站到了毛泽东一边:一年多下来,军队翻了两番,地盘大了,延安太平无事。全会照王明的提议决定召开七大。七大要选新的中央委员会,毛泽东担心王明在七大上接任最高领袖,这个会他拖着不开。手握新四军的项英明说要在七大上支持王明取代毛泽东。毛泽东先把新四军九成的部队调到江北交给刘少奇,只留项英和军部在皖南;一九四一年一月军部按毛泽东指示的路线南下,被国民党军围住打散;三月,项英在逃亡途中被随行的副官枪杀。这就是皖南事变,毛泽东是借它除掉项英的。六月,德国进攻苏联,斯大林顾不上延安了。毛泽东让胡乔木、王首道等人编《六大以来》,收进五百多篇文件,对他不利的删掉,加进他在党内一贯正确的话;九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整风,全党拿这本书作学习范本。 十月四日,毛泽东把季米特洛夫的来电交给王明,让他先考虑怎么回。电报问了十五个问题,其中一条是:德军还在继续进攻苏联,中共准备在中国战场上采取什么行动打击日军,让日本腾不出手去打苏联;另一条问中共对统一战线的团结究竟持什么立场。问的还是四年前争过的那两件事。王明的老师米夫,三年前已经在苏联的大清洗中被处决。近三年王明没有直接收到过季米特洛夫的联络。七日晚上,毛泽东带着任弼时、王稼祥到他住处商量回电,他当面说:“我党已处于孤立,与日蒋两面战争,无同盟者,国共对立。原因何在?党的方针太左,新民主主义论左。”整风前,他还要求在党的大会上和毛泽东辩论,请共产国际评判。八日晚上书记处开会,他又作了长篇发言。 毛泽东接着说。王明认为我们太左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王明的观点太右了。“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的许多错误,我们是等待了他许久,等待他慢慢的了解,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国际报告过。”在座的人一个接一个批评他,康生也在内。 这之后王明病了,住进中央医院。在医院里他写诗:“自是凛然争气节,独逢乱谄不低头。”他说毛泽东是在“建立个人党内专制和个人军事独裁”。毛泽东那段时间写了九篇文章,骂王明和王明从前的同盟者。文章里叫他们“最可怜的小虫”。毛泽东把文章改了又改,没有发表,收了起来。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整风的事归总学委管,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事也归了总学委。金茂岳是中央医院的妇产科主任,王明住院,院里派他做主治医生。八月十三日王明回到杨家岭家里,他继续上门给王明治病。 整风期间,刘少奇几次告诫王明:“你千万不可冒犯毛泽东同志。”王明说,我们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很正常的吗。刘少奇说:“中国国情不同,批评毛泽东同志就是犯上!”王明问,党章上有这一条吗。刘少奇说,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形成的,他的领袖权威不能碰。王明说,你这么说,毛泽东同志岂不是成了皇帝。刘少奇说:“是的,你说得一点都没有错,毛泽东是皇帝,是革命的皇帝,是中国革命的皇帝。” 一九四三年一月八日,两个苏联军事记者来看王明。他问,能不能用他们的电台给季米特洛夫发一份电报。他们同意了。他后来写:“我想,这是我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二月,回电到了,季米特洛夫说:“我们设法用飞机把你接到莫斯科治病。” 二月十二日,金茂岳又给他开了甘汞加小苏打。一星期后开了单宁酸灌肠,浓度高到会诊总结说的“有严重危险”。王明没有吃,也没有灌,把处方留了起来。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不在。会议把中央书记处改成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个人,毛泽东任主席,并且规定:“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两天以后,三月二十二日,王明把金茂岳开的处方交给了苏联医生阿洛夫。 会诊安排下来了。一位医生搬到王明家里住了一个月,为他熬了一个月的尿,把薄金片丢进尿里再夹出来,放到显微镜下看,金片上要是有红色,就是汞沾在上面。“里面有几次阳性。他是慢性中毒。”六月三十日正式会诊,七月二十日作出结论:金茂岳给王明吃的汞“超过极量”,“足以引起数人中毒或致死”。金茂岳在结论上签了字。一次开会,当着一屋子医生,他跪在孟庆树面前哭了很久,说他是错了,但不是故意。他随身带的一本《军医必携》里写着甘汞不能和小苏打配用,那一行下面有他自己用红笔画的线。跪在王明床前那次,他说得更明白:“是李富春吩咐的。他说,您是个教条主义者,是反对毛主席的,因此决定要除掉您。我是主治医生,他们就把这事委托给我了。”李富春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下毒,是毛泽东指派金茂岳做的。 当局的结论不是这样。刘少奇、任弼时、康生、邓发、李富春、李克农组成调查委员会,前后讯问金茂岳十二次,结论是医疗事故,“由于操作疏忽、经验不足”。一九四四年十月,延安市法院判金茂岳有期徒刑五年,缓刑五年。同一个月他回到中央医院,仍旧当妇产科主任。 接王明的飞机来了。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架苏联飞机落在延安,机组等了又等,空着飞走了。十月二十日又来一架,等了四天,带走几个苏联情报人员,没有王明。苏联联络员孙平在日记里写:“医生们一次一次地被叫到行政领导机关去,要他们说王明病得很厉害,王稼祥身体也不好,他们都受不了飞行的劳累。”十月二十八日,苏联医生阿洛夫去看王明,王明一看见他就哭了。王明的儿子记得,母亲有一次关上门,在屋里的土地上又踢又滚,用布堵住嘴,不让自己哭出声。 十一月一日,毛泽东在延安主持高级干部大会。王明没有来,孟庆树代表他出席。一个叫李国华的干部从关押的地方被带到台上,揭发说,孟庆树头一年对他讲过,“王明同志之中毒是中央某某人所为”。孟庆树上台,否认说过这话。十五日,她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信,说李国华是“撒谎”“造谣”,信里写道:“再一次以十万分的热忱感谢毛主席。” 十一月十三日到二十七日,政治局开会,继续批王明。王明没有参加。毛泽东在会上说:“遵义会议前被诬为机会主义者的,今天已变为主要领导者。但这个码头仍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这是一个矛盾,已经忍耐了多少年,从前年九月会议到现在又忍耐了两年,我还要求同志们再忍耐一下,不忙解决这个问题。”他说的码头,是眼下这个中央委员会。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四中全会,共产国际的人把王明一派扶上台;一九三四年的五中全会,是博古他们主持选的。延安的这个中央,还是这两次会以来的班底,当年给毛泽东定“机会主义”的也是他们。他现在管着这个中央,名分上却还是人家选出来的,所以要再忍一忍,等七大来选一个新的。他又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时,由于王明的回国,进攻中央路线,结果中断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 二十九日,李富春代表中央去和他谈话,要他检讨。十二月一日,孟庆树代笔、王明签名,给毛泽东和政治局写了一封信:“现在我再一次地向中央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一切问题以党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为决定”,“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 十二月十三日,季米特洛夫给王明来电:“至于你们党内的事,你们自己去解决吧,我这儿一时鞭长莫及。”二十二日,他给毛泽东发了一封长电。电报说,共产国际已经解散,它过去的领导人不得干预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但是从私人友情考虑,我又不能不告诉您我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状况的担忧”;“我认为,发动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控他们执行了共产国际推荐的民族统一战线,说他们把党引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我对康生所起的作用也心存疑虑”。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日,毛泽东回电。关于周恩来:“我们与周恩来的关系是好的,我们毫无把他开除出党的打算。周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关于王明:“王明一直从事各种反党活动”,“在我看来,王明是不可靠的”。他举了两条,一是王明从前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过,在狱里承认了党员身份才放出来;二是王明和米夫的关系可疑。关于康生:“康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七大开会前,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毛泽东以前的历任领袖都定成犯了“左倾”或“右倾”错误,王明是“左倾机会主义”。七大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王明病重,要请假,毛泽东亲自到他家里,请他务必参加开幕式。他被担架抬进会场。四十四名中央委员,王明和博古排在最后两名。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西柏坡,毛泽东的住所。王明问他,六中全会上刘少奇把“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释成“一切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整风时又把“一切服从”“一切经过”这两个口号定成“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你现在怎么想。毛泽东答:“这完全不是少奇的发明,这都是我的发明。”“在这些方面,我都是不对的。”王明说欢迎他的进步。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满脸通红,敲了一下桌子,喊起来,说他一定要创立毛泽东主义,党的历史要写成他个人的历史,七大党章已经定了,王明不承认也办不到。至于今天谈的话,“你应该像太庙里的金人那样三缄其口,不能对任何人讲!而一旦讲了,那么,哼,你知道,我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两个人又争了两个来小时。孟庆树找来,说到处找遍了,回家吃晚饭吧。一直坐在屋角听的江青站起来:“这两个老公鸡真是厉害得不得了;一见面就斗;一斗起来就没个完。”第二年三月十六日下午五点,毛泽东带着博古、张闻天、杨尚昆写的交代材料到王明住处,要他也写一份,骂自己,骂博古他们,骂俄国人。他说:“如果你不交代,我就要像对待博古那样来对待你!”王明让他把材料带回去。 中共建政后,王明当了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后来长期卧病。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日,“在刘少奇和其他同志,其中还有几位苏联同志的帮助下”,他从北京医院的病床上直接上了苏联飞机。二月一日,他写道:“我再次来到我们大家的亲爱的莫斯科。” 九月八大,九十七名中央委员,王明得票最少。他的工资按行政五级发,秘书代领,换成卢布,半年寄一次。一九六六年下半年起,再没有寄过。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王明死在莫斯科。从一九五六年上飞机那天起,他没有再回过中国。三个月后,毛泽东把一九四一年那几篇骂王明的文章找了出来,仔细看了一遍。一九七六年八月,他死前一个月,又请人读给他听了一遍。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6、151、168—169、287—289、306、589—590、603、634、636—637、642页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943年11月13日—27日条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4、295—296页(1974、1976年毛泽东重读九篇文章;王明1943年12月1日信) ——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孙平)《延安日记》中译本,1943年8月26日条 ——王明《中共五十年》,徐小英等译,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38、40—44、71、76—79、145、152页 ——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年,第223—229页(1943年7月延安医生会诊总结、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会诊医生口述及胡乔木语,均转引自此书) ——司马璐《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刘少奇的党的工具论」一节(刘少奇与王明的对话,王明身边的陈女士在莫斯科告诉司马璐)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一),第358页(李法卿所述毛泽东、朱德训话) ——余汝信《康生年谱》,新世纪出版社,2023年,第128页(金茂岳案调查与判决) ——《王明回忆录》,哈耶出版社,2009年,编者按(八大得票、工资) ——霞飞《王明中毒事件》,《党史文苑》2007年(当局“医疗事故”结论) ——田中仁《王明著作目録初稿(III)》,《大阪外国語大学アジア学論叢》第3号,1993年,第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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