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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岁时双腿被截肢,用“篮球”移动的少女,其后的生活太了不起了,引发热议 2000年,在中国贫困农村被卡车撞到,双腿被截肢 ・买不起假肢,爷爷用切开的“篮球”套在下半身 ・手里拿着木把手,5年来爬行在地面上生活 →2005年,那种既可怜又坚强的姿态在网上大火,支援的圈子迅速扩大 ■其后 ・在北京获得免费假肢,用自己的脚实现走路的梦想 ・之后遇到“残奥游泳”,才华绽放,在国内大赛上大量斩获金牌 ・2016年里约残奥会出场,获得世界第9名 ・现在被称为“鱼少女”,从绝望深渊成为希望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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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六四案判决:将历史记忆与民主诉求入罪】中国人权谴责香港法院依据《香港国安法》,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前领导人李卓人和邹幸彤罪名成立。我们同时谴责对同案被告、资深民主人士何俊仁的检控;何俊仁此前已就同一罪名认罪。 三十多年来,支联会每年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六四烛光晚会。数以万计的香港市民在那里和平集会,悼念1989年天安门镇压中的死难者,要求追究责任,并守护对一个民主中国的希望。 李卓人、邹幸彤、何俊仁以及他们的同道,做的是正确的事。 铭记历史,追求真相不是颠覆。要求民主、结束一党专政,不是犯罪。 今天这项判决的意义远远超出几名被告本身。检控当局正在把对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篇章之一的和平纪念,以及这一纪念所承载的民主诉求,变成所谓危害国家的犯罪证据。 几十年来,维多利亚公园在中国具有独一无二的意义:在中国的土地上,人们可以公开悼念六四死难者,并公开要求追究责任。对于天安门母亲以及中国大陆其他六四受难者和家属而言,在经历数十年的监控、恐吓和被迫噤声之后,香港维园的烛光之海给予了他们安慰与声援。那些烛光告诉他们: 你们没有被遗忘。 这个公共空间被摧毁,是香港这些年来发生巨变最清楚的标志之一。 然而,北京更大的目标并没有实现。它禁止维园六四纪念活动,解散支联会,将其领导人投入监狱,并试图从香港的公共生活中抹去六四。但是,六四纪念并没有消失。它走向了全世界。 香港人把维园的烛光带到了世界各地。今年,全球四十个城市举行了六四纪念活动。与此同时,网络上的纪念,以及有关六四的历史档案、照片、影像和亲历者证言的传播,都在继续扩大。 中国政府如此执意压制六四记忆,恰恰说明了为什么这段记忆依然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天安门不仅仅关乎中国的过去,更关乎中国的未来。它提出了一系列最根本的问题:中国人是否有权知道自己的历史?是否有权要求政府承担责任?是否有权自由表达?以及最终,中国人是否有权选择由谁、以什么方式来治理自己的国家? 37年过去了,这些问题依然没有答案。 中国人权呼吁撤销对李卓人和邹幸彤的定罪;何俊仁不应因和平的政治表达受到惩罚;三人都应从因和平行使基本权利而遭受的监禁中获释。 任何法院判决都无法抹去1989年北京发生的一切。任何《国安法》都无法让悼念死难者在道义上成为错误。任何政府也无法永久扑灭一段由一代又一代人传承、如今已经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历史记忆。 维园的烛光或许被迫熄灭,但如今,它已经在香港之外的世界各地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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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媒:累計虧損540億日元,日本擬審議撤銷“酷日本機構”】 據日本《每日新聞》24日報道,旨在向海外推廣日本文化和產品的官民基金“海外需求開拓支援機構”(即“酷日本機構”)當日公布了2025財年業務報告。報告顯示,該機構累計虧損達540億日元(約合22.7億元人民幣)。由於虧損規模超出預期,日本政府將啟動該機構整合或撤銷的討論。由於日本政府內部對將其與其他機構整合持消極態度,該機構被廢止的可能性較大。 據《環球時報》援引日媒報道,“酷日本機構”已連續多年虧損。《朝日新聞》報道稱,按照預期,截至2026年3月底,“酷日本機構”累計虧損額應控制在426億日元以內。日本經濟產業大臣赤澤亮正16日曾表示,如果虧損進一步超過目標值,政府將成立專門討論小組,研究包括機構撤銷、與外部基金整合等在內的應對方案。 “酷日本機構”成立於2013年,是時任安倍政府大力推動的項目,旨在將日本的文化內容產業以及體現日本生活方式的商品推廣至海外。例如,作為“酷日本機構”為數不多的成功投資案例之一,該機構於2014年12月向運營日本拉面品牌“博多一風堂”的力之源控股投資約7億日元。獲得投資後,力之源控股於2017年成功上市。在雙方合作期間,力之源控股旗下“一風堂”品牌在歐美和亞洲開設了數十家門店。 目前,“酷日本機構”的1513億日元資本金中,約九成來自政府出資,其餘部分由民間企業承擔。然而,自成立之初起,該機構在投資項目篩選方面就屢遭質疑,被批評缺乏準確判斷投資價值的能力。一些獲得投資的項目經營不佳,而部分資金又遲遲找不到合適的投資對象,從而陷入虧損困境。例如,“WAKUWAKU JAPAN”是“酷日本機構”與日本民營企業共同投資約110億日元、在印尼等國開設的電視頻道,希望通過本地化字幕和配音向海外推廣日本影視與動漫。然而,該項目實際發展遠低於預期,始終未能實現盈利,最終於2022年停播。 日本政府設立多家官民聯合基金,原本希望通過政府資金發揮“引導作用”,帶動企業投資,進而促進經濟增長。但近年來,這類機構的失敗案例屢見不鮮。旨在扶持農林漁業發展的“農林漁業成長產業化支援機構”也因累計虧損不斷擴大,已於2026年3月底正式解散。(來源:香港新聞網) 詳情: #Japan#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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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工薪族,大半人都回老家买房?现实太扎心 身边很多在工厂、写字楼上班的普通工薪,聊天总绕不开买房这个心结。不少人默认:深圳房价太高,普通人留不下来,最后都会回老家买房,事实真的如此吗? 先说主流现状:确实有一大批工薪选择回乡置业。 深圳普通上班族到手大多七八千、一万出头,关内商品房首付动辄百万,就算光明、沙井刚需盘,首付也要大几十万,不靠父母支援,单靠自己存钱,十几年都凑不齐。 三四线老家一套三房四五十万,首付十几万就能拿下,每月房贷两三千,压力轻很多。很多人抱着这样的想法:先在家置办一套房产,过年有落脚地,以后干不动了回乡养老,也算手里有资产,不用一辈子租房漂泊。 但现在2026年,越来越多深漂工薪开始后悔盲目回老家买房,我身边就有不少真实例子。 一对夫妻在南山电子厂打工,掏空全部积蓄在县城买了大三房,每月还要还2800房贷。两人常年待在深圳,房子常年空置,一年只春节住三五天,物业费、清洁费年年白交,二手房挂出去大半年无人问,想亏本出手都找不到接盘人。 更麻烦的是名下有房贷记录,日后想在深圳周边临深片区置业,首付比例直接拉高,反而彻底堵死了留在大湾区安家的路。 还有两类工薪,根本不会考虑回老家买房。 第一种,长期打算留在深圳发展,孩子要在这边上学。他们宁愿咬牙选惠州、大亚湾临深楼盘,通勤再远,至少工作、教育资源能衔接上,不用两地分隔; 第二种,看清县城房产没有增值空间,干脆不背负房贷压力。每月省下几千房贷钱,留在手里应急、提升生活质量,手里有存款,远比一套常年空置、难变现的老家房子实在。 客观来讲,不存在“所有深圳工薪都会回老家买房”这一说,大家的选择,本质是两种人生规划的博弈。 如果你打算干几年就返乡定居、父母都在家乡,老家买房算是稳妥选择; 但如果十年内都要在深圳打拼、看重就业和教育,盲目回乡置业只会两头受累,一边承担深圳房租,一边偿还闲置房屋的贷款,双重经济压力压得人喘不过气。 说到底,房子从来不是单纯的面子,要匹配自己未来的生活轨迹,跟风置业最后只会困住自己。 正在深圳打工的朋友,你们是打算回老家买房,还是坚守大湾区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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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朱镕基的清华同窗好友郭道晖口述回忆,朱镕基私下常开玩笑,说自己做官是 "误入歧途"。1947 年秋天,19 岁的朱镕基从湖南考进清华电机系。那年报考清华的湖南籍学生里,他分数最高,平均成绩 80 分以上,一进校就拿到了奖学金。 1947年秋天,19岁的朱镕基从湖南老家考进了清华大学的电机系。那年报考清华的湖南学生里头,他的分数最高,平均成绩在80分以上,一进学校就拿到了奖学金。 朱镕基有个同窗好友,叫郭道晖,后来成了著名的法学家。郭道晖跟朱镕基的缘分其实不止在清华,他们俩中学时候就是同校同学,郭道晖的父亲还当过朱镕基的老师。 后来到了清华,两个人又分到了同一个班。郭道晖说,朱镕基这个人性子直,跟自己挺对脾气,所以两个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进了清华之后,朱镕基有个挺有意思的想法——他老想着转系。原因是他喜欢文科,英语也学得好。可转系这事儿没办成,他也就死了这条心,踏踏实实在工科上下了功夫。 清华电机系的功课在学校里是出了名的最难,但朱镕基学起来并不费劲。郭道晖回忆说,朱镕基学习很用功,是班上的“业务尖子”之一,还当过课代表。他在同学里头人缘也好,待人诚恳,说话管用。 朱镕基打心底里喜欢文学,写得一手好文章。他平时爱跟同学开玩笑,说自己做官是“误入歧途”。这个“误入歧途”的说法,后来被郭道晖记了下来。 课外时间,朱镕基迷上了唱戏,在清华的京剧队当过票友。他还喜欢去张奚若先生家里,坐在地上听先生纵论天下大势。 1948年,北平的局势越来越紧张。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清华等学校的学生掀起了“反饥饿、反迫害”的罢课运动,连续停了半个月的课。 为了保护校园安全,学生们组织了“护校纠察队”,朱镕基也报了名,跟同学们一起晚上轮流值班,拿着棍子守在校园里。 到了1948年秋天,清华校园里有十来个湖南籍的同学自发组了一个小集体,叫“明斋117室生活小组”。这个小组过的是“共产主义生活”——大家一起读书,学习从解放区传来的文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 他们还自己办了一份油印报,叫《晓露》,又油印了毛主席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新民主主义论》等书,发给全校同学看。朱镕基积极参与了这个小组的活动,很快就成了骨干。 1949年10月,郭道晖当了朱镕基的入党介绍人。两个人的交情,从中学到大学,从同学到同志,一路走了下来。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了。据当时电机系的党支部书记李叔平回忆,朱镕基是支部里第一个主动报名要求参军的人。 他当时是班长,代表全班同学在学校的大会上发了言,话说得慷慨激昂。不过党组织考虑到工作需要,没有批准他去。1951年1月,组织上推荐朱镕基当了清华大学的学生会主席。 当了学生会主席之后,朱镕基忙得不可开交。抗美援朝期间,他要指挥和调动整个学生会的运转,还要随时在大礼堂开全校学生大会,上台演讲,动员同学们参加各种活动。 他组织全校同学参加“五一”大游行,支援前线的志愿军;动员大家捐款;还跟校委会、青年团一起制定了《全校爱国公约》。 后来他当了上海市长、市委书记,有人夸他组织能力强、口才好,他说:“这是在清华当学生会主席时锻炼出来的。” 1951年,朱镕基从清华大学毕业。他所在^_^的电机系51届,人才济济,光院士就出了4位。朱镕基后来在很多场合提到过这个班,语气里带着自豪。 几十年后,他的同窗郭道晖把当年那些事讲了出来。那个19岁从湖南考进清华、拿了奖学金的年轻人,那个一度想转系、最后在电机系扎下根来的学生,那个爱唱戏、爱写文章、爱跟朋友开玩笑说“误入歧途”的青年,就这么一点一点地,走上了另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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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号危机“吹哨人”遭清算!美国军报总编辑、发行人、记者均被解雇,曾曝光航母条件恶劣、水兵崩溃想跳海!美国防部:他们不服从命令 条件恶劣、水兵精神崩溃跳海自杀等被曝光后,250多天未靠岸的美军“林肯”号航母终于离开中东,启程返回美国。然而,前脚“林肯”号刚离开中东,美国国防部后脚就开始清算相关事件“吹哨人”。 美国国防部21日以“不服从命令”为由解雇军方报纸《星条旗报》总编辑埃里克·斯拉文、发行人马克斯·莱德勒,以及该报资深中东事务记者拉拉·科特。就在不久前,该报报道了“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工作条件恶劣、水兵精神崩溃的情况,引发美国国内对特朗普政府迟迟不能结束伊朗战事的新一轮批评。 斯拉文21日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频道采访时说,他被解雇的原因是“不服从命令”。此前他接受该媒体采访时曾谈及他与国防部的分歧。 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同时被解雇的还有《星条旗报》发行人莱德勒。莱德勒自2007年起担任这一职务,三天前刚刚通过电子邮件宣布自己将于9月底退休。他当时写道,决定退休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对该报“价值和使命的理解”与国防部的新规划存在“根本性差异”。 负责报道中东事务的该报记者拉拉·科特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她同样遭到解雇。 《星条旗报》创立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不间断发行,向驻扎世界各地的美军提供新闻报道。该报部分运营资金由美国国防部提供,但其编辑团队长期保持“独立性”。 不过,在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领导下,五角大楼试图收紧对《星条旗报》的控制。今年早些时候,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五角大楼将调整《星条旗报》的报道内容,消除“觉醒文化”的干扰,因为那会减弱士气。“觉醒文化”指反对种族和性别歧视及其他不公正现象的左翼政治运动,具有广泛政治和社会意涵,也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文化战”的焦点。 “林肯”号航母被曝条件恶劣、水兵精神崩溃跳海自杀 《星条旗报》本月11日发表一篇报道,依据对多名“林肯”号现役水兵及其亲属的采访以及社交媒体信息,称该航母多名水兵有过自杀想法。为保护隐私,报道未公开受访者姓名。 “林肯”号因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迄今已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其间连续250天不靠港。报道说,部署期多次延长且不知何时结束,生活条件糟糕,舰上约5000名水兵士气低落,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自杀。食品长期短缺。口粮被压缩到极低水平,一顿午饭只有“半杯米饭加两张薄饼”。后勤补给彻底瘫痪,运抵航母的蔬果全都腐烂变质。肥皂、止汗剂、牙膏这类基础卫生用品已经耗尽。洗衣房、淋浴间已经数周无法使用,墙壁布满有毒黑霉;饮用水与热水供应频繁中断。厕所大面积故障,居住区环境恶劣。 该报道发出后,多家媒体跟进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13日证实,“林肯”号上一名水兵3日坠海,已被救起。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证实,“林肯”号将被替换。美军中央司令部20日说,替换“林肯”号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于19日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据美国《纽约时报》当地时间8月20日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证实,“林肯”号航空母舰已启程离开中东海域,结束历时约9个月、主要支援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海外部署,将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华盛顿”号航母接替其在中东执行任务。按航程估算,“林肯”号返回圣迭戈需要约四周至五周时间。 CIA前官员继续“吹哨”:接替的“华盛顿”号也是“监狱伙食” 不过,近日,美国前中央情报局(CIA)官员约翰·基里亚库在播客中表示,“乔治·华盛顿”号上的伙食和“林肯”号一样糟糕,“就是监狱伙食”。 而且船上到处都是霉菌。美国海军发布的宣传视频中,吃好喝好的画面都是假象。 约翰·基里亚库表示,真正令人发狂的是航母上的人们都知道,这是一场毫无目标的战争,和平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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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3.23上海市工人对《571工程纪要》的反映(绝密) 按: 报告第二段开头描述上海工人听到571工程纪要后的第一反映,就犹如“热油锅里撒上了一把盐,顿时炸开了”。这说得很形象,也很准确。即便人们早已知道林彪一家政变未遂而出逃毙命的事情,但571纪要的内容仍然让人大吃一惊。 571纪要中的很多话 切中时弊,反而是当局强词夺理的强行批判令人啼笑皆非。比如纪要中说“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而上海有些青工原来也对工资低想不通,但大批判的结论是“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有利于促进思想革命化,有利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备战备荒,有利于逐步缩小城乡差别,有利于支援世界革命。”明明是没有本钱给工人发工资,却厚着脸皮说“有利于支援世界革命”,可笑之极。 当局对于难以完全驳倒571纪要并非没有预期,“有这祥那样的担心,在组织传达讨论工作上,主观主义地设想了不少框框”,所以就避难就易,重形式而轻内容,走走过场而已。具体表现包括: 由于时间比较短,《“571工程”纪要》中的许多内容,特别是一些“尖端”问题,很多单位还没有很好批。有些问题虽然批了,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还不够。 约百分之十左右的单位,由于领导上抓的不得力,那里的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学习和批判有点深不下去。 有的满足于“开会不缺席,发言不冷场,声讨会上有气氛,传达以来很平稳”;有的认为“集中搞十天、半月过去了,计划会议传达了,工资调整快要开始了,批判‘571’可以告一段落了”。 ~~~~~~~~~~~~~~~~~~~~~~~~ 沪革工交[1972]第094号 绝 密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交组(报告) 关于在工人群众中 传达讨论中央四号文件的情况报告 中共上海市委: 工交系统在工人群众中传达讨论中央[1972]四号文件,批判《“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已经半个多月了。 林贼一伙炮制的《“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文件,一经和上海工人阶级见面,犹如“热油锅里撒上了一把盐,顿时炸开了”,立刻激起广大工人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遭到迎头痛击。在头几天的声讨批判会上,许多工人同志气得浑身发抖,火冒三丈,抢着发言。他们说,听到林贼这样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好比“刀割我的肉,针刺我的心”,真恨不得咬他几口。上海火柴厂老工人、共产党员张瑞娣同志,由于极度气愤,在高呼“打倒林贼”口号后,气得当场昏了过去。广大工人对林贼越恨,对毛主席越亲。物资局日晖港供应站老工人李丛润在批判会上激动地说:“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下无泥不生根,如果没有毛主席,那有劳动人民得翻身,林贼反对毛主席,我们工人豁出老命也要和他拼!”林贼《“571工程”纪要》中散布的那些反革命的谎言和谬论,逃不出广大工人的“火眼金睛”。有的说:“我们虽然文化低,识字不多,但道理能懂,是非能辨。”有的说:“什么叫失业,什么叫剥削,我们最有发言权;那个制度好,那个制度坏,我们心里有本账。”在上海港第四装卸区工人举行的一次批判会上,大家愤怒地说,林贼抛出这个黑纲领,为的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就是要我们再回到“臭苦力”的地位,让“钱守维”重新上台。这时,全体码头工人异口同声的高呼:“我们坚决不答应!”现在,工交系统各单位,在车间,在班组,到处摆开了大批判的战场,林贼《“571工程”纪要》这棵大毒草好比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大批判推动了大学习,广大工人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他们说:打狼要有棒,打虎要有枪,要批深批透林贼这个黑纲领,就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个大学习、大批判的群众运动正在向新的广度和深度发展。 在这次传达讨论中央四号文件中,各单位普遍认真学习了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并以此统帅整个学习和批林斗争。大家体会到,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是开展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总纲,其中关于反面教员作用的问题、关于秦始皇的问题和关于反共的右派政变问题的论述,对林贼攻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谬论是最有力的驳斥,对我们是深刻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上海钟表理化厂、梅林罐头食品厂、上钢五厂等单位的同志,逐字逐句地讨论,领会毛主席这些教导的历史背景、精神实质和现实意义,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极大的鼓舞。他们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秦始皇问题的一段论述时,开始不少同志不太理解,后来认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资产阶级历史作用的论述,学习了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关于不应当割断历史的教导,又学了毛主席的《沁园春·雪》中评价历史人物的立场、观点、方法,有的还看了有关秦始皇的史料,再对毛主席的这段教导逐字逐句地进行讨论,逐步加深了理解。大家从“秦始皇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认识到要用阶级的、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评价历史人物;从“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认识到无产阶级为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必须对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实行独裁,必须以百倍的力量,回击被推翻的反动阶级以“十倍的努力”进行的复辞行动;从“可惜的是,他们说得不够,往往还要我们加以补充”,认清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与历史上一切反革命专政的根本区别,秦始皇虽然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主席相比,犹如彼得大帝比之列宁一样只是沧海中之一粟。经过这样反复学习,并把学习同批判紧密结合起来,对毛主席指示的基本观点学得深,记得牢,对“571”反革命纲领的实质看得清,要害抓得住。工人们说:不管林贼三十六变,七十二变,只要我们掌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就能识破它的反革命原形,把它批得体无完肤,遗臭万年。 广大工人群众听了“571”反革命纲领传达后,纷纷以亲身的经历,列举了大量的事实,痛斥林贼一伙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对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的污蔑和攻击。有的以全国、本市、本厂生产建设方面的巨大发展,痛斥林賊的“国民经济停滞不前论”;有的以自己子女在农村的茁壮成长,痛斥林贼的“变相劳改论”;有的以令人和家庭在新旧社会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境遇,痛斥林贼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论”;有的以自己或亲人在五·七干校受到的锻炼和教育,痛斥林贼的“变相失业论”。在批判中,很多单位注意把摆事实同讲道理结合起来,把戳穿林贼一伙的无耻谎言同揭露其罪恶的政治目的结合起来,开展“三对比”(新旧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林贼的修正主义路线),“忆四史”(家史、厂史、党和国家发展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把回忆对比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许多钢铁工人对比我国解放前后的钢产量,对比我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钢铁增长速度,对比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钢铁生产飞跃发展与在刘少奇一类骗子修正主义路线干扰下钢铁生产“十年徘徊”的两种结果,既驳斥了林贼“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的谬论,又进一步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比正确。沪江机械厂、上海色织二厂等单位有些青工原来对工资低想不大通,通过回顾家庭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看我国分配制度和政策的优越性;回顾本厂生产面貌的变化,看增加社会主义积累同扩大再生产的关系;回顾我国解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看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的必要性;回顾苏联变修的教训,看工资高低悬殊的危害性,从而认识到: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有利于促进思想革命化,有利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备战备荒,有利于逐步缩小城乡差别,有利于支援世界革命。经过这样讨论,不仅比了苦与甜,而且分清了纲和线。 在这次传达讨论中,许多单位对《“571工程”纪要》中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那些“尖端”问题,也不是回避它,而是认真地进行研究和批判。上无二厂、建工局五0一工程队等单位,工人同志在研究、批判这些“尖端”问题时,先弄清楚每一条谬论的含意,再揭露其攻击的实质和要害,把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同林贼一伙的黑话相对照,把我党几十年来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事实同林贼一伙的无耻造谣相对照,理论联系实际,寻根究底,批深批透。他们的体会是:打蛇打七寸,批林批要害,尖端批得好,教育受得深,大毒草可以变为好肥料。 这一段广大群众学习中央文件、批判“571”反革命纲领的实践,使各级领导骨干受到了深刻教育。原来有些同志对中央决定将《“571工程”纪要》发给全国人民来批判的重大战略意义认识不足,有这祥那样的担心,在组织传达讨论工作上,主观主义地设想了不少框框。通过反复学习中央四号文件和讨论市委负责同志讲话精神,认识逐步提高。重机公司、钟表公司、一织公司等系统的有些同志都深有体会地说,林贼的《“571工程”纪要》,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我们应当抓紧这个极好时机,组织群众认真研究,深入批判,增强对反革命毒素的免疫力,提高对一切政治骗子的识别力,在思想上筑起反修防修的长城,这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意义是极其深远的。从这个认识出发,许多单位都提出:搞好这次大学习、大批判,出发点要放在对广大群众进行—次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着眼点要放在放手发动群众、坚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立足点要放在搞好班组。上海照相机二厂开始规定先讨论什么,后讨论什么,工人不赞成这样傲,要求先开声讨会,让他们出气解恨。这对厂领导教育很大,于是因势利导,从全厂到车间,从车间至班组,掀起了一个万跑齐轰、声讨林贼的热潮。在组织批判活动时,他们提倡人人准备,个个口诛,不强调写稿子,工人反映很好。有个老工人说为了发言,我事先准备了整整一天,虽然在批判大会上只讲了几句,但对林贼的仇恨在我心里扎得更深了。实践证明,要充分发挥《“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面教材的作用,通过批判,大大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关键在于领导,而领导又在于指导思想是否明确。是从防修反修的长远战略目标着眼,还是就事论事只搞十天、半月;是充分相信群众,放手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还是怕这怕那,用一些条条框框去束缚群众;是注重实际效果,还是满足于“表面文章”,这实际上是对待这场严肃的斗争的根本态度问题,是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 半个月来,工交系统广大工人学习中央四号文件、批判“571”反革命纲领的形势很好,发展健康,目前正在继续深入,但是发展很不平衡。由于时间比较短,《“571工程”纪要》中的许多内容,特别是一些“尖端”问题,很多单位还没有很好批。有些问题虽然批了,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还不够。还有约百分之十左右的单位,由于领导上抓的不得力,那里的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学习和批判有点深不下去。值得注意的是,现在部分干部中出现了自满、松劲思想。有的满足于“开会不缺席,发言不冷场,声讨会上有气氛,传达以来很平稳”;有的认为“集中搞十天、半月过去了,计划会议传达了,工资调整快要开始了,批判‘571’可以告一段落了”。如果这些问题不很好解决,就有走过场的危险。 目前,中央[1972]十二号文件已经下达。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问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重要谈话,是我们深入批判“571”反革命纲领新的有力武器。各单位正在组织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谈话纪要,并且和学习中央四号文件结合起来,把对《“571工程”纪要》的革命大批判持续地开展下去,在这场斗争中,既要坚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又要加强领导,注意发挥骨干的作用。对部分群众中暴露出来的模糊认识和错误思想,坚持正面教育,在批林这个大方向下,通过学习讨论求得解决。认真总结经验,抓先进典型,抓薄弱环节,不断把学习和批判引向深入。当前工作多,任务重,学习和批判活动的时间虽然不能象前一段那样集中,但是批林斗争仍然是头一位的大事。一定要遵照毛主席“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的教导,以批林斗争为纲,化毒草为肥料,化义愤为力量,推动其他各项工作。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以上报告,如有不当,请指示。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交组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出处:上海市档案馆B246-1-431 ---发帖者:陈闯创@1957spirit 来源链接: 中共国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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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一些新翻墙的网友忘记了,这里重新发一下任志强的长文《剥光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疫情已经结束了,现在再看,任志强说的基本上是全对 2月18日落笔了“记忆与反思”,本想就此罢手了,尤其是不愿再碰触2月19日的伤疤。 四年前的2月19日,我在转发“央视姓党”的微博照片时,加上了“当所有媒体都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的一段评论,于是引发了“十日文革“式的全网大批判和留党察看一年的党的组织纪律的处分!因此,每年的2月19日我都坚决的放下手中的笔,以守护曾经的这一天。 但此次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的暴发,恰恰验证了“当媒体都姓党”时,“人民就被抛弃”了的现实。没有了媒体代表人民利益去公告事实的真相,剩下的就是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的结果。 几天之后媒体上、网络上疯传着2月23日中央召开全国上下约17万人参加的大会,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的中央大会。且远胜于当年七千人的庐山会议的规模,有着比七千人大会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也被称为是一次伟大的会议。 网上许多人在用各种方式吹嘘和吹捧这次大会的伟大意义,并且格外的强调这次会议中最重要的党的主席的长篇讲话,是一个鼓舞人心、英明正确的战略部署,为世界指明了防治疫情的方向,号召用举国体制的力量,应对大考,战胜疫情,并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体现了”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都在为伟大领袖的讲话而欢呼雀跃,似乎中国又进入了那个曾经伟大的大跃进时代,又进入了四处红旗飘舞,高举红宝书,三呼领袖“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时代。更有许多人在从各个角度解释自己从2月23日讲话中发现的精华,以为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我也好奇并认真的学习了这篇讲话,但我从中看到的却与各种新闻媒体和网络上报道的“伟大”完全相反。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现实,但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 讲话分为一、二、三、四和最后,我也来个一、二、三、四和最后吧! 一、 第一部分是“关于前一段疫情防治工作” 这里讲的是表彰自己的伟大成绩,包括1月7日的批示。“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要有正确的战略策略,要靠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举国体制的医疗物资和生活用品的保供和维护社会稳定、防止社会失序,以及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总之都是一尊亲自靠“巨大政治勇气”做出的决策和亲自指挥而取得的重大成绩。 网上有位名为李锦的专家,出版过国企政策的书籍多本,被媒体誉为“我国国企政策与新闻第一解读人”。专门写了篇《“17万人大会”的抗疫历史传奇》的长文,将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与“17万人大会”并列称为党史上空前的事情,必将载入史册。对此次会议大肆吹捧,已到了无耻之极了! 中国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可谓是党内执政的一次危机,并提出了“不怕批评,敢于接受批评,敢于自我批评”的信息。对“反右倾”和“大跃进”及瞒产、瞒报等问题进行了批判和对真相的追查,最终刘少奇用“三七”开承认了七分人祸的错误。毛则在大会上终于作了检讨:“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同时也做了自我批评,事后还做了一些平反的工作,这才让危机渡过了。 这次的大会,也许同样面临的是党内执政的危机,但人们没有看到大会上有批评的意见,没有对事实真相的追究与批露,没有查清疫情暴发的原因,更没有人检讨责任和承担责任。却在试图用各种伟大的成绩掩盖事实的真相,好像这个疫情是从1月7日的批示才开始。那么去年12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有及时公布信息?为什么会发生1月1日中央电视台追究8名谣言者的新闻?为什么会有1月3日的训诫?为什么会有1月3日对美国通报的疫情信息?为什么不提1月7日之前已发生的各种危机?为什么1月7日的批示未向社会公布?至今也未公布!为什么1月7日之后还会召开了各种聚集性的全国大会?为什么还出境访问?为什么在云南敲鼓庆春节?…… 这所有只用1月7日和1月20日来试图终止与斩断国民与社会对疫情发生原因和扩散原因的追究。不再提为何没有及时公布疫情等等的原由,正是掌握权力者不想承担任何责任,也拒绝社会追究这些责任。只想用伟大成绩来为自己遮羞,同时动用各种党所控制的媒体,用所谓的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规范和完善信息发布机制,宣传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迷人感人的事迹,引导舆论的正能量等方式坚决堵住各种追查事实真相的言论。坚决堵住追究造成这次疫情责任的言论,坚决不承认吹哨人的作用,不承认体制与决策无能的事实! 但这种遮羞式的宣传,大约只能欺骗那些愿意被你欺骗的人,却无法欺骗那些只相信事实与真相的人。 无论目前的防控取得了多大的成绩,都无法挽回那些失去了的生命和失去了欢乐的节日,失去了亲人的破碎家庭。也无法挽回因疫情而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和家庭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满篇的讲话中根本不提造成疫情的原因,不提疫情扩大化的失控原因,全社会没有看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情况。同时不提党的领导的统一体制之下的弊病;不提谁应对疫情的扩大化承担责任;更不会检查和检讨自去年12月以来出现各种问题的原因和责任。历史上的皇帝尚有“罪己诏”,七千人大会尚有检讨、自我批评和认错,但这伟大的“十七万人”的大会,却只有表扬和功劳,并无原因、真相与责任。 这哪里是“七千人大会”啊,这只能是天安门上招手接见红卫兵啊! 不提原因、真相与责任的自我表彰,都是些傻瓜也知道的“马后炮”。伟大与英明正确的战略策略,本应都是防御疫情发生和扩大的工作,但却都发生在钟教授的严重警告之后,而非发生在钟教授的呐喊之前。这也敢称是英明?也敢自吹为成绩?也敢自吹是“及时制定和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明明是在事后不得不进行的各种挽救,是在补漏洞、堵窟窿,却被吹成了“该出手时,必须出手”,真是不知天下还有“无耻”二字了! 皇帝可以骗自己是穿了衣服了,但连孩子们都知道皇帝是光着屁股的,那些不敢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人,都知道什么是穿着新衣,什么是没穿衣服。齐奥塞斯库以为人民仍然会相信他的谎言欺骗时,却不知道船已调头了! 二、 关于当前加强疫情防控重点 这段讲话的核心大约在“对借机恶意攻击的舆论坚决依法制止”上! 疫情防控的部署是在告诉社会,目前的情况全党、全国都纳入了一体,是在同一条船上。将疫情发生的原因和责任下放到各级政府的头上,告诉全党和社会,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去取得胜利。取得的所有成绩都是我领导的,没我你们都不行。如果不能取得全面胜利,则我死就会中国共产党死,中国共产党死,中国也就死了! 因此必须保住湖北、保住武汉、保住北京,用举国体制支援重疫灾区,并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尤其是防控的重点要提高新闻舆论工作的有效性。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做好防控工作,没有我不行,没有党不行,没有统一指挥不行,没有所有人共同为维护核心的努力不行。 皇权意识的传统是国为君天下,臣为君命,故同船同命。没有了君,就没有了国,也就不会有臣的地位与权力了。因此只能是同船同命运,要先共同保住这条船,保住这个君,才能保住臣与民。 当一个现代的国家中,民为天下之主时,则并非是同船同命的概念,也并非都与执政党和执政党的领袖同命运。如果是个民主制的国家,民主制度可以选择谁当船长,也可罢免和撤换船长。同样不但可以撤换船长,还可以撤换整个管理体系中的大副和水手们。 即使是现代的中国也同样,可以没有一尊,也可以没有执政党,但绝不能没有人民的权利和利益的保障。 这次疫情中可以看到的现实是,党在维护党的利益,官在维护官的利益,君则只是在维护一尊的核心地位与利益。正是这种体制造成了,只听君命而不顾民情的情况。当疫情已经发生时,却不敢在没有君令的情况下,向民众公布疫情。不敢公布事实与真相,反而用抓批“谣言”的方式,限制和阻止真相的传播,才造成了不可控制的传播。 此时所有人并非站在一条船上,各自严守着各自的利益,却将一国之民抛弃于后。但当疫情发展到失控时,皇帝却变成了英明的指挥与部署者,让全党全国都被捆绑于这个指挥和部署的船上,成为了必须和只能为皇帝承担责任的人。皇帝可以随意的撤换任何不为维护皇权而献身的臣子,也可以用同船同命的方式要求所有人为了党的利益去打好这场保卫战,迎接此次大考。 如果没有上命之错,又何来危机与大考?既然党中央已对疫情形势有了准确的判断,既然亲自指挥已采取了有力有效的举措,既然各项工作部署都是及时的,那么为什么会有疫情全国性、全球性的传播呢?这些并非事前、事中的举措与预防,而是造成了事后的补救。当疫情失控的大量传播时,也才出现了危机。如果是事前的预防,又何来的大考? 当前的所有举措都是在失了先机的情况之下的补救,是在掩盖与纠正错误的不得已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全世界都知道如能提前预告与预防就不会有武汉500万人的流动,不会有武汉各种的聚会,不会有几十万人的密切接触,不会有几万人的确诊,也不会有几千人的死亡和全国不得不居家隔离的春节,更不会有不能营业与开工的各种经济损失了! 防控的重点不是在那些具体的工作上,而在于不改变这种体制上的弊病,则无论用什么样的举国体制,能解决了此次的疫情问题,也还会再出现下一次的灾难。十七年前的教训,并没有让这个体制发生彻底的改变,也才有了今天的疫情再次暴发。此次不解决根子上的问题,下次也一定会再出现更大的灾难。 疫情发生的原因也许尚未查清,但疫情出现之后,未能及时让国民知情,则在于“上无令则下不行”。同时也在于“媒体姓党”,没有了新闻和言论的自由,如今又加了个“对借机恶毒攻击”要严惩的罪名! 真相并不会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反到是没有真相才会造成社会的混乱。 当问题已经出现,社会要求查明真相时,执政党却将所有人的命运试图用捆在一条船上的方式,让所有人都共同努力来救这条船。并试图用同为一条船而堵住要查明真相、追究罪首责任的那股力量的嘴,试用用以法制止借机恶毒攻击来扼杀可能对圣君不利的言行。 即使是同在一条船上,各级的责任也各有不同。船长本就应承担船长的责任,这是大副及水手们无法替代的。想用同船一体的概念掩盖船长应承担的责任则是幕后的真实目的。 “同舟共济”是当今必须共同努力解决疫情的必要,但却不能用此来掩盖船长的责任。 三、 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新中国执政党的文化是习惯于将两种完全对立的情况统一于一个命题之下。如宪法中的“人民民主专政”,“民主”与“专政”本是完全对立的两种体制,却能合并为一个特殊的无法合理解释的词。在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它担负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它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此时已经没有了民主而只剩下专政了! 中央的文件中经常可以看到的是“既◊◊◊◊,又◊◊◊◊”的用语,每当“既”和“又”连在一起时的两个定义通常是相对的,这大约就是一种两面开刀的艺术。 讲话的前者是强调防控的重点,后者则是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工作,于是就有了既要重点防控疫情,又要抓好经济发展工作的部署与安排。 如果一个民主制的国家,信息是完全开放与公开的,经济是由市场化的方式自我调节的,那么任何时候与任何情况之下,这个小政府都无法用非市场化的手段去调控经济与人们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在疫情有危险的情况下,政府可以提出对疫情防控的要求,却无需为人民选择的市场行为提出限制。 但在一个专政的国家,一个非市场化的国家中,极权的宏观政策调控则成为市场经济的障碍。这个统一指挥的调控中,既包括了要服从于疫情防控的一切严格的要求,同时又要精准复工,却又难以获取疫情防控的真实信息,还要由企业承担重点防控的疫情控制,要保证不发生病情的出现,这就更难上加难了。疫情并不能将企业家们变成神仙! 疫情是一种关系人情、生命和难以防控的风险。企业经营同样是有各种风险的,也涉及员工、股东和上下游等。在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企业家会在这两种不同的风险中做合理的评估和防预的对策,并做出适当的选择。 但非市场的情况下,则难以进行合理的安排。也许上下游并不能因疫情和各种规定给以配合,也许你的生产复工也因各种规定而无法满足上下游的要求。尤其是当政治排在第一位时,任何人都不再以市场的需求和信息做出判断而只能服从于政治的责任。又有谁敢跨越雷池呢?在这种连完全复工正常生产都难以兑现时,又何谈扩大与维护就业呢? 两面开刀则必然会出现左右为难的局面,但这已成为执政党文化的特征。因此才有了冲在第一线的医务人员,本是为挽救生命的主力军,却大量的被感染而变成了被救治的病人。失去了许多的生命,失去了优秀的医学界人才。 为什么浙江也出现了全国病人第二多的地区,但却没有一例医务人员染病呢?原因与差别正在于一种是按完全行政管理的方式,下级绝对服从于上级,政治第一且信息无法公开。另一种则是市场化的方式,将信息公开并各有灵活性,首先尊重人民的利益与权利! 经济社会发展确实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停工与延长假期本就给社会带来许多的问题,但试图用举国体制的计划经济的方式并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正是为什么会前武汉发出了17号令,会后则撤消了17号令的原因。前者也许是想增加复工的可能,后者则重在疫情的防控,导致了朝令夕改的再次冲突。 靠中央或国家统筹,还是靠市场自我调节,仍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个别省市敢政府付费用专车、专列、专机去迎接农民工入境,支持企业复工,这也许是市场化的需要,政府给以支持和补充,但绝不是统筹防疫和发展的安排。 原本,防疫的事是政府应尽的责任,而企业的事是市场的自我调节,但双面开刀的统筹则将两种责任关系混为一谈了!企业也成为了防疫的责任主体了,承担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也被政治第一捆住了手脚! 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都出现了疫情,但各国却采取了适合于本国国情的措施。政府承担政府的责任,社会承担社会的义务,企业负责企业的经营,各司其职让国家在没有统筹之中,也并未影响国家的发展和国民的正常生活。 虽然疫情尚未结束,无法认定疫情后续的变化,但分工与职责的承担,则十分清楚。这些国家并不会追求领导者的伟大胜利,只追求人民的生活幸福,也绝不会让人民用鲜血与生命为代价去换取胜利,并承担本应由决策者承担的错误责任。 国家为复工出台了一系列的减税、减息、减费等政策,以支持中小企业自救与发展,许多人将此认为是一种上天的恩惠。但却不知如果疫情被有效的在初期被公布于众,并相应防治,又岂会有如今的各种损失与困境,又何需靠各种政策支持才能活下去?与其说这是政府对企业的恩惠,不如说这是政府不作为造成的恶果,是理应承担的赔偿。 在武汉的疫情防治中,更多的看到的并非是党与政府走在了前面,而是各种民间组织与私人企业走在了前面,并无私的奉献了许多。为了人的生命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如果没有这些民间的支持和支援,则政府早已走不到今天了! 虽然中央下达了上千亿的资金以支持疫情防治,但如没有此前不负责任的隐瞒疫情的错误,又岂会有后续的发展与不得已的投入?政府的投入是在补救自己决策的失误,而民间的投入则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免受政府失误的侵害。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内涵,不能并列与同解,更不能将政府的责任与民间的奉献混为一谈。 但在一尊的眼中则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伟大的亲自指挥与亲自部署! 这种认识上的差别,更重要的体现出的是人格上的素质差别! 四、 加强党的领导 这才是所有讲话中最重要的部分,引用唐太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之言,一语道破了圣心之意。重不在我为上,重在各级组织要落实圣谕,让党旗高高飘扬,尤其是用此疫辨诚臣。 你若冲在前,必被我所用,你若退于后,必被我所杀之“决不容忍”!关键时刻要冲上去,并用关键时刻来考察干部,委以重任。 此疫的责任在于重大疫情防控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短板,而非党的领导的失责失职,以此来推卸党的领导的相关责任。正是一边高喊加强党的领导,高喊此次“两个亲自”的功劳,一边却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将责任推给了党的领导之下的短板,似乎这样就能回避社会对疫情未能及时发布与公告真相的责任追究了。但这恰恰揭穿了这个体制的病根。所有在讲话中存在的这些党的组织中的问题,其根源都来自于一个不受人民监督,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执政党,只忠于皇权与维护核心的体制,来自只讲对党负责在前,而将人民于后的责任关系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改革最成功的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承包制首先要打破的正是党的领导,党决定一切。承包制就是要让人民自己说了算,自己对自己负责,同时对人民负责。先交国家的,再交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如果坚持党的领导,又如何承包呢?这里最简单的道理正在于如果你要领导,你就必须承担责任。就像这次疫情的暴发正是在“东西南北中,一切服从于党的领导”之下发生的,那么这里所有的责任就不是哪一块短板的问题,而是党的领导的责任。而承包切割了党的领导,却明确了承担责任的人,也因此才有了改革的成功。 当这个国家再次回到了党领导一切,但党绝不对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管理体制中时,那么不但会出现本不应出现的疫情暴发,也会让疫情扩大到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安康幸福的地步,也许还会在党的领导中出现更严重的其他问题。 从彻底否定邓的一系列讲话精神到修改宪法都证明了,这个执政党在试图重新建立一党专政的党国体系。这个一党专政也违背了宪法的精神,将人民踢出去,由党代替了人民民主。此后看到的正是纪委领导着监察委、党的网信办领导着国家的体系B,并可任意的制定超越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因此这个国家早已不是党的领导的问题,而是只有党的国家,而无人民的利益与权利了! 这段话还告诉所有的党员,你们今天都同在一条船上,但如果你不去努力的救这条党国的船,那么我就将你扔到船下去,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另想当“逃兵”,没门!加大问责的刀已经架在了你们的脖子上了! 讲话的最后提出了三点要求,并引用了著名的古诗来鼓励全党下定决心冲向第一线,落实再落实这些党领导一切的指示。 我只好奇的是皇上重提了2018年1月就提到“像非典那样的重大传染姓疾病,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范”,要“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见叶知秋的敏锐……第一时间提出意见和建议”。但这次为什么这句话没有用在自己身上?皇上自称今年的1月7日就做出了批示,说明早已知道了疫情的特殊性和危险性,否则又何需批示?但为什么这个见叶知秋的敏锐却未能让这个批示公示于众,甚至没向社会透露丝毫疫情的公开消息?中国已于1月3日向美国通报了疫情情况,为什么如履薄冰的谨慎,却未能将在1月3日向美国通报的信息也同时向中国人民公告呢? 从全文的开始到最后,我所能看到的都是在用各种谎言来当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事实。在试图证明自己的英明伟大时,却已将自己置于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之中。越是吹则让遮羞布飞的越高,越是露出了其内心的恐惧和赤裸裸的维护皇权地位的野心。也许这些口号与古诗会让许多人倍受鼓舞,但聪明的人都能看到这些美丽装饰的背后,是其绝不为此次疫情暴发和领导失误准备承担任何的责任,反倒准备用全国人民的努力与生命的代价换来的疫情防治的“胜利”为自己庆功,准备迎接全国人民欢呼“万岁”的战果。 中国执政党用隐瞒前期疫情暴发的原因,靠后续封城的举国之力,骗取了世卫组织的信任,并赢得了国际的称赞。但身历其中的中国人却难以再次欺骗。生活在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的人,也许并不知道没有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痛苦,但中国人知道这次疫情的暴发和所引发的一切本不应出现的痛苦,都来自于这个严禁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体制。 不管中国的管理体系上有多少的短板,但如果有了言论自由,那么国民在提前知道事实真相时,就会主动的采取各种自我保护,也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失控和传播。比如被当成谣言者的李文亮的微信,不正是在告诫朋友和亲属们要严防疫情的传播吗!如果这不当成谣言,而变成政府对社会警告,那么又何需1月7日的批示和后来发生的一切呢?或许仅靠民间的言论自由的传播就早已取得了防治疫情的伟大胜利了,也根本就不会有后来的巨大代价的付出! 无论如何去吹嘘党的领导和“两个亲自”,都无法向中国人民解释1月1日的中央电视台的抓批“谣言”的广播,都无法改变整个社会对疫情暴发现任的追究。也许不是今天,但迟早这些政党对人民欠下的债,都是要还的! 我无法为2月23日的讲话欢呼,反倒从中看到了更大的危机,这种危机会在那些为讲话而欢呼的声音中更快的发酵。当无耻和无知的人们试图甘心于伟大领袖的愚蠢中生存时,这个社会就会在乌合之众中难以发展与维持了。也许不远的将来,执政党也会在这种愚昧中清醒,再来一次“打倒四人帮”的运动,再来一次邓小平式的改革,重新挽救这个民族和国家! 24日公安系统学习2月23日讲话的大会上,给出的信号是政治第一。全国的公安系统要为了“政治第一”而行动起来。拿起刀,扛起枪,坚决消灭一切借机恶毒攻击的势力,为维护社会稳定而不惜一切代价! 你愿意成为这个代价吗?代价能让你从梦中清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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