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和被误解的“历史的终结”：福山对后冷战世界格局的著名见解曾被广泛误解。人们会幸灾乐祸地指出，历史事件分明还在不断发生。在新回忆录中，他努力让人们理解他的本意。他认为，自由民主是一个终点，因为作为一种理想，它已无法从根本上加以改进。当前自由民主的困境并非是否定，反而是一种印证。

第一次看到福山萵苣的標價會跟皺葉萵苣、奶油萵苣這種生食萵苣一樣標價的👀✨ 不過原來萬家康有在賣MOS的生菜欸 今天就來奢侈地買一下摩斯漢堡好了（完全不對吧😆

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福山曾提及唐纳德·特朗普，当时特朗普还只是一个房地产大亨。他写道，特朗普属于这样一类人：在自由民主及其市场经济中，他们的野心可以得到满足。“他们不必渴望成为暴君，只需变得非常富有即可，”福山回忆起自己当时的想法。“我万万没想到，仅仅致富对他来说远远不够。”

重读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cnfinancewatch 为什么我反对民科讨论国际政治？无论你选择爱还是恨普京，其实你都没有立场，你没有所谓政治立场。你只是被某种特定话语塑造甚至话语都算不上，你是被廉价的感情塑造。 回到我想说的： 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季刊发表《文明的冲突？》，三年后扩为专著。彼时冷战刚结束，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正处在智识市场的最高点。亨廷顿却反其道而行，宣告意识形态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冲突的终结——冲突将沿文明断层线重新展开。三十余年过去，这个判断的准与不准，同样触目。 亨廷顿的核心命题是一个简化到近乎粗暴的等式：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根源不是阶级、不是贫富，而是文化认同。他划出七八个文明板块——西方、儒家、伊斯兰、东正教、印度教、日本、拉美——并断言，文明的核心国家将取代意识形态阵营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这个框架的野心在于，它试图用一条线把所有后冷战时代的冲突串起来：波黑、车臣、克什米尔、巴以。 但问题恰恰出在“文明”这个概念的弹性上。“文明冲突”成了一个万能解释框架——凡是不好归因的冲突，都可以塞进去。俄乌战场上的无人机对决，加沙废墟下的7.4万条人命，都可以被轻巧地标注为“东正教-西方”或“伊斯兰-犹太教”的断层线冲突。 亨廷顿本人对此心知肚明。 他在书中不断用“可能”“或许”“倾向于”来修饰核心论断，这种修辞上的谨慎与他公共表达上的斩钉截铁形成刺眼反差。一个哈佛教授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理论有多少漏洞。但他选择把漏洞留在学术文本里，把口号留在《外交》季刊上。这是一种精明的自我营销，也是一种危险的自我实现。 “文明的冲突”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它错了，而在于它太容易被当真。当一个大国的核心学术机构告诉世界“你们本质上是对立的”，对立就会获得理论合法性。当精英阶层用文明标签来简化复杂的利益博弈，简化就会滑向动员。亨廷顿不是冲突的制造者，但他为冲突提供了一个过于顺手的叙事外壳。 当今世界的状况，正在以两种方式与这本书对话。 第一种是验证。 2026年，俄乌冲突进入第五年，前线陷入拉锯和消耗，双向纵深打击常态化，无人机每周上千架次地飞向对方纵深。巴以冲突满三周年，加沙90%的建筑被毁，停火协议形同虚设。这些冲突确实发生在亨廷顿划定的“断层线”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在莫斯科的叙事框架里是“东正教文明”对“西方扩张”的抵抗；哈马斯的袭击与以色列的报复，被简化为“伊斯兰-犹太教”的千年宿怨。 第二种是证伪。 但把这些冲突还原为文明对立，等于放弃了理解。俄乌冲突的根源是北约东扩的安全困境、苏联解体后的身份焦虑、以及普京对“战略缓冲带”的执念。宗教在其中的角色，远不如地缘政治和能源利益来得实在。同样，加沙的悲剧首先是占领、封锁和难民问题的产物，宗教修辞只是动员工具。把这些都说成“文明的冲突”，是一种智识上的懒惰。 更深的矛盾在于欧洲。 2026年的欧洲正在经历一场全面的政治右转。法国国民联盟在参议院首次获得足够席位，德国选择党在图林根州成为第一大党，英国改革党在地方选举中斩获1400余席。亨廷顿会怎么解释？他大概会说这是“西方文明内部的认同危机”。但真实的原因写在选民的愤怒里：能源账单、移民压力、制造业外迁、以及那种“建制派执政几十年什么都没解决”的幻灭感。 欧洲的右转不是文明的冲突，是福利国家模式的财政破产，是代议制民主在复杂治理面前的失灵。把选民用选票表达的经济焦虑包装成“文明认同危机”，是对选民的二次剥夺——先剥夺他们的经济安全感，再剥夺他们愤怒的真实理由。 亨廷顿最根本的盲区，是他对“文明”的静态理解。 在他的世界里，文明是给定的、稳定的、边界清晰的。但现实中的文明是流动的、混杂的、不断被政治重塑的。“西方文明”在2026年的欧洲，表现为法国人对穆斯林头巾的立法焦虑，表现为德国人对“德国选择党”的宪法围堵，表现为英国脱欧后对移民的管控执念。这些不是“文明”在冲突，是政治在利用“文明”的标签重新划分敌我。 亨廷顿曾在书中引用迈克尔·迪布丁的话：“如果没有真正的敌人，也就没有真正的朋友。除非我们憎恨非我族类，我们便不可能爱我族类。” 这句话暴露了他全部理论的底层逻辑：认同需要敌人。 这不是对世界的描述，这是对一种政治策略的辩护。 所以《文明的冲突》到底是一本什么书？ 它不是预言。它是一份诊断书，诊断的对象不是世界，而是美国在冷战后的身份焦虑。一个失去了苏联这个“他者”的超级大国，急需一个新的敌人来维持内部凝聚力。亨廷顿提供的，就是这个敌人——一个由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结盟”构成的非西方挑战者。这套叙事在华盛顿的智库圈里畅销了三十年，因为它精准地服务于一个目的：为美国的全球干预提供文化正当性。 三十年后，这套叙事正在反噬它的制造者。当特朗普政府删除国防战略报告中“头号安全威胁”的对华措辞，转而寻求“稳定的和平”时，它承认了一个亨廷顿不愿意承认的事实：大国之间的利益博弈，远比文明标签更顽固，也更可管理。

张维为一个被封神的论断：在中东实行民主选举，选举上台的一定是极端宗教势力。 ps：这个论断是张维为在2011年提出的。 好多人嘲笑张教授，其实人家看得很准。至少张维为和福山的那场辩论会，张维为说过的话都一一验证了！ 就连哈马斯最早都是以色列扶植起来的。 而且中东国家本质上由宗教主导，不同的宗教派别（主要是逊尼派和什叶派）主导不同的国家，宗教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如果“选举”，无非是不同宗教派别之间的较量。 所以，任何对中东地区有了解的正常理性人都能得出这个结论，一个木木人口占据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九十九的地区，一人一票能选个世俗的，中产阶级精英政权，这得魔怔到什么程度？ 以人数多寡论对错，是人类文明的初级阶段，早该升维了。布鲁诺就是因宣传日心说而被民众烧死的，真理永远在少数人手里。 美国不知道吗，美国知道的一清二楚！所谓选举政治的门道美国知道的一清二楚，没有强大的实力，选举政治就是一个为外国势力专门留的门，他们可以轻而易举的进行干涉、操控！ 这就像英国当年搞的分裂自治对抗埋雷一样，美国搞的就是选票民主、制造族群矛盾宗教矛盾，就是捣乱的手法。根本不在乎结果，他们只想要这个混乱的局面。把别的国家都搞乱，让资金都回流到美国。 伊拉克已经是事实上四分五裂了，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人等各过各的，迟早它们还是要一决高下。现在媒体不报道，是因为没人在意它们的死活了。就像刚果金，这些年内战死了无数人，有多少新闻报道它们？媒体上多的是乌克兰和巴勒斯坦，但非洲的新闻很难看到。所以不是事情没有发生，而是已没人在意了。

wow，我确实 16岁辍学打工。 初中左右的时候，父亲每到饭点都要掏出一本金庸小说，边翻边吃。我也就开始追大部头盗版网络小说，同时逐渐玩起了贴吧，为了和人吵架开始读哈耶克、读列宁、读福山，化身天选键政人。 差不多也这个时间段，开始频繁逃学、喝酒。终于有次在校酗酒被开除。父亲说气话：“上不明白学就自己养自己”，我便找到常去的黑网吧做起网管儿，12h/天 月薪 1200，时薪略低于一台电脑的折前收费。 后来我在拆迁安置小区中装过充电桩，白天挖沟晚上睡售楼处的地铺。 然后我在天网工程监控系统的外包公司做绘图员（如果我再为那座大厦添上一小块砖，就让我的手烂掉）。 后来又幸运在河南省政府外包的调查公司里面短期工作，走访了驻马店和郑州附近五县七十村。 然后又曾去浙江的外贸厂中做销售员，随后转任直播策划。主要写介绍产品的英文稿子，然后面对着摄像机一遍一遍地念，自然练出了英语口语。 有趣的是因为当时所在厂子不是非常靠谱（老板因为债务纠纷开大G 撞人），我接触的更多的反而是人在英国或美国的印度人和阿拉伯人和东欧等移民。他们绝非 100% 诚实，但也算劳动致富，那些熟悉的小狡黠让我倍感亲切。 再后来因为一些意外的运气进入了加密行业圈里，一开始继承之前的直播策划工作做一些营销方向的事情。然后又是偶然运气原因，进入北京的风投基金，跟着岳老师做实习生，学到很多很多，仍然感谢。 然后在第二家基金做 deal sourcing 突然真正如鱼得水。尽管不是科班出身，但是我可以对所有项目方表现出好奇、表现出发自心底的感兴趣、表现出热爱和想要了解、表现出尊重等等，非常有用。让一个没多大名气的基金在当时 VC 拿着钱抢项目的市场里面也有了一点优势，得到一点青睐。但老板做事越来越野，也终于是提桶跑路了。 到今天主业在哀牢山带孩子，副业在 @GCCofCommons 暖群。 马前卒说：“顺利和精彩，大多数时候互不相容。如果一辈子从未遇到坎坷，中老年回顾，并不是很得意的事情。……同理，如果“第一学历”已经在身后，我希望它越低越好。高考本科出身都有点没意思，如果是中考复读考个中专技校，打工期间自考拿到考研资格，一路挣扎到博士，步步向前，面对顺风顺水的同学同事，我的低调自豪能溢出来一-英雄不问出处，越低越好。” 可能还有两件事对我性格产生了显著影响： 1/2008年父母带着我一起去县城的广场、在分辨率极低的大荧幕上看北京奥运赛开幕式。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具象化的天地大同、人类和谐的场面了。今年春节，我重新经过那个广场，当时的大屏幕已经因为维护成本过高而拆除，贴上了宣传标语。 2/被开除前班级中有一位因外貌和邋遢被欺负的同学，我保护过他两次，他便对我产生一点点依赖，我不知道为什么竟然也主动疏离他。 这仍是我最最懊悔自责的经历。 二十七岁生日，十一年工龄, But through it all, when there was doubt I ate it up and spit it out I faced it all, and I stood tall And did it My Way.

基于ai目前发展的情况来看，其对社会的深刻影响，最可能的情况既不会是完全平等的“哈耶克式乌托邦”，也不会是纯粹极权的“数字利维坦”，而会演变为一种“倒金字塔式的新封建分层”（Neo-Feudal Layering）。 这种结构是波普尔的演化试错、哈耶克的边缘自发秩序、以及彼得·蒂尔的垄断现实主义在不同物理层面的强制组合。 最可能出现的发展格局可以清晰地划分为三个层级（如图）： 顶层：算力与能源的“新封建垄断”，因为前沿模型（Frontier Models）的训练成本并不会因为“开源扩散”而下降，反而因为逼近物理极限（千兆瓦级核能供应、定制光互连、数十万张高阶算力集群）而变成只有国家意志和极少数万亿级寡头才能承受的“曼哈顿工程”。 数字租金与主权结盟：顶层寡头不再需要直接控制每一个终端应用，他们成为提供“底层智能基质（Intelligence Utility）”的数字领主。如同彼得·蒂尔所预言的，这一层级彻底消灭了盲目竞争，转而与国家安全机器（正如 Palantir、五角大楼的合作模式）深度绑定，垄断了最致命的现实干涉能力（军工、地缘情报、生化合成与主权计算）。 中层：中产科层崩解与“微型哈耶克网络”的繁荣（哈耶克的部分实现） 知识中介的死亡：过去依赖“信息不对称”和“标准化流程”维系的中层机构（如法律合规、初级金融分析、常规软件外包、甚至中层管理）将大面积瓦解。 自发秩序的爆发：拥有 AI 杠杆的个体或 3-5 人的极小团队，能够调动过去数百人才能完成的生产力。正如哈耶克所洞见的，分散在个体身上的局部审美、非标需求和人际信任被彻底激活，催生出极其庞大、动态且灵活的“超级自由职业/微型企业生态网”。 但是，这是一个“没有定价权的繁荣”：这些微型主体在应用层激烈竞争（完全契合蒂尔“竞争是属于失败者的”论断），最终挤干了所有过剩利润，其创造的剩余价值大部分通过“API 调用费、云基础设施租金”被抽水至顶层。 底层：认知环境恶化与民主纠错机制的钝化（波普尔最担忧的挑战） 事实的“相对主义灾难”：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建立在“理性批判与事实证伪”之上。但当本地部署的开源 AI 能够以零成本生成完美逼真的图文声像时，公众的共同现实基础被彻底腐蚀。 部落化退缩：面对算法生成的内容洪流，人类为了自我保护，会加速退回由血缘、狂热信仰或封闭圈子组成的“现代部落”。理性批判让位于身份认同，这正是波普尔一生都在警惕的封闭社会的回归。 从现实的演进历程来看，可能会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白领“阶梯式出清”与成本套利（当下正在发生） 企业借助 AI 削减初级智力劳动成本，全社会生产力指标飙升，但工资性收入占 GDP 比例下滑，资本收益率远超劳动收益率。 开源模型的性能逐步逼近前几代闭源模型，引发“平权化”的普遍乐观假象。 第二阶段：主权与巨头的“高墙筑起”（未来 1-3 年） 随着前沿智能突破到能够自主执行现实物理任务（网络攻击、材料与病原体推演），以“国家安全”和“生物安全”为名的监管全面收紧。 前沿算力受到类似核材料级别的出口管制与物理监控，底层的“物理垄断”与民间的“应用平权”正式完成法律和制度上的割席。 第三阶段：制度的“试错式硬着陆”（未来 3–7 年） 伴随着高失业，传统以“劳动所得税”为支柱的现代福利国家财政体系陷入停滞。 社会被迫进行波普尔式的“零碎社会工程修补”：全民基本收入（UBI）被迫提上日程；民主投票围绕财富再分配进行激烈博弈。 站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可能会看到个人自由创造力的空前释放、中心化官僚计划的失败，以及前所未有的自发协作网络； 但这场繁荣可能并不会通向平等的乌托邦，底层的算力垄断与ai带来的更强的马太效应叠加残酷的地缘博弈，是数字平权的浪漫主义最大的敌人； 历史依然不会迎来福山式的终结，AI不会给出终极答案，反而可能会制造更深层次的制度危机；人类能否活在开放社会中，依然取决于我们能否保有一种理性——既不盲信全知全能的算法利维坦，也不放弃小步试错的宪政纠错机制。 但这在即将到来的人人刷ai短视频的时代，又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