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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晚上八九点钟,北京郊区大兴县委书记带着十几个干部,冲到马村外第三道防线前。马村从八月三十日起就在杀人,当天夜里他就来劝过,村支书不听。民兵拿着木棒、铁棍、铁锹守着三道防线,县里的人从凌晨冲到晚上,冲了三次。县委书记喊:“你们不让我们进村,就先杀了我这个县委书记吧!” 九天前,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北京太文明了。”三天后,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说,他刚从中央开会回来:“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打死了也就算了。”在省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他说得更直白:“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一个省的公安局长问,拘捕起来总可以吧?他答:“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八月二十六日下午,大兴县公安局就传达了讲话。治安科一个副科长召集县城黄村的红卫兵负责人、镇长和民警开会,把镇上二十七户“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一家一家介绍给红卫兵,划好谁包哪几条街,定下二十七日下午三点统一行动。红卫兵问:“打死怎么办?”副科长答:“打死就打死吧!” 二十七日,黄村打死两人。同一天,派出所指导员把各大队的治保主任、民兵连长叫来:“四类分子不老实,打死就埋。要狠批、狠斗、狠打,打死也就打死了,先下手为强。”话从县里传到公社,从公社传到村。新立村一个大队,打死了五十三人。 马村的治保主任把村里一百多个四类分子和他们的子女关起来,老人、壮年男人、妇女、儿童分四处关押,另设一个刑场。村支书李恩元在大队部审问,随提随审,随杀随埋。 民兵经过请示,才让县委书记一行排队进村。同去的县委干部看见,审问的人拿着木棒、铁棍和钉着钉子的三角皮带,逼被审的人交出枪支、地契、变天账——据说是地主富农等变了天好回来清算的账。说没有,就打。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反绑双手跪在七十多岁的奶奶身边,一个年轻人问:“快说,你们家的变天账藏在哪儿了?”孩子说不知道。“我叫你不知道!”一铁棍砸在他绑着的手上。孩子不久失血死了。两个人把一个打死的人抬上小推车,那人“还没有推出门又活了”,挣扎着掉到地上,一个人上去用铁锨狠拍了两下,又装上车运走。一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交不出“准备反攻倒算”的枪,押去坟地找的路上跳进了水井。审他的人说他自绝于人民,拿四齿耙下井去捞。县里来的人就站在旁边,拦不住。 县委书记劝李恩元停手。李恩元把杀猪刀往桌上一拍:“不叫杀了,他们反过来杀我们贫下中农怎么办?”他反复说的还有一句:“要求杀绝,不留后患。”县委书记压不住,直到北京市委秘书长带着卫戍区的政委来,马村才停手。马村杀了三十四人,救出一百零八人。 动手最晚、杀得最多的是大辛庄公社。三十日,公社文革组长搭县公安局那个说“打死就打死吧”的副科长的车回公社,路上问:“打死这些人怎么办?”副科长答:“打死一个往市局报一个,市局也没有回信。”到了公社,副科长对公社干部说:“你们还等什么?等外援呢!”当晚公社开秘密会,文革组长宣布三十一日夜里十点半统一行动,“拔尖子”还是“一扫光”,各大队自己定;散会前宣誓:严守秘密,不做叛徒。一夜之间,九个大队杀了一百一十人。公社文革副组长到现场督战,嫌一个大队只杀了两个人,夸另一个大队杀了十一户、五十六口。 那几天,大兴全县的社队干部和民兵杀了三百二十多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出生才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全家被杀绝。 县里传达禁止屠杀的指示后,几个杀了人的大队很不服气,说即使错了,也是执行公社的命令。大兴的杀人震动了北京市委和中央。九月二日,市委发了紧急通知,要求“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十三天后,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在大会上对全国来的红卫兵说:“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孙言诚《血统论和大兴“八三一”事件》,《炎黄春秋》2012年第2期,第32—37页(谢富治讲话、大兴县公安局传达与部署、黄村、马村、县委书记在防线前的喊话、大辛庄经过、市委紧急通知均据此文;同去县委干部张连和所记原载张连和《五进马村劝停杀》,转引) ——遇罗文《北京大兴县惨案调查》,宋永毅主编《文革大屠杀》,香港开放杂志社,2002年,第25、27、30—33页(张连和所见男孩、跳井诸事,大辛庄干部不服气,林彪1966年9月15日讲话,均据此转引)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第249页(毛泽东8月23日中央工作会议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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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隐瞒半个世纪的屠杀:鲁西细菌战,42.7万条生命不该被遗忘 你大概没在任何课本上见过“鲁西细菌战”这几个字。 不是因为它不够惨烈,而是因为制造这场屠杀的人,比谁都清楚它有多见不得光。 42.7万人死亡,24个县沦为死地,1500平方公里化为废墟。这个数字,比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还要多。 民间流传着一句话:“早死有人埋,晚死无人抬。” 这就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战——鲁西细菌战。一场被日本整整隐瞒了半个多世纪的屠杀。 很多百姓到生命最后一刻,都以为是自己命不好,赶上了天灾。而这,恰恰是侵略者最想看到的结果。 一场“天灾”的真相 1943年8月,山东鲁西连日暴雨,河水暴涨。 日军借机炸开防洪堤,向汹涌的洪水中投放霍乱病毒。借洪水扩散瘟疫,杀人于无形。 霍乱,在日军内部的代号叫“虎烈拉”。 感染者先是剧烈腹泻、上吐下泻,然后迅速脱水。整个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下去,皮肤变成灰蓝色,眼窝深陷,四肢抽搐。从发病到死亡,往往不超过24小时。 鲁西百姓不知道这是什么病,管它叫“懒死病”。 因为这个病杀人的速度太快了。人一得上,就像突然变懒了,躺下去,再也起不来。 喝过生水的人最先倒下。碰过脏水的跟着倒。照顾病人的家属,接着倒。 深陷疫区的村子,一家五口早上还围在桌前吃饭,到了晚上全部倒在屋里,没有一个人能爬起来关门。 馆陶县一位老人,八口之家在几天之内全部死绝,只剩他一个人,连哭的力气都没有。 临清城门边,几个孩子正在水退后的泥地里玩耍。其中一个突然倒在地上抽搐,没来得及喊一声妈妈,人就没了。 有人抬着邻居的棺材往坟地走,走着走着自己就栽倒在路边,再也没起来。 比投毒更恶毒的,是扫荡 更恶毒的是,日军在投毒之后,还发动了两次军事“扫荡”。 他们不是来救人的,是来赶人的——把已经感染但还没死的百姓从村子里驱赶出去,让他们带着病菌四处逃亡,加速瘟疫扩散。 第三次扫荡突然停了。 不是因为日军发了善心,而是因为他们自己也被感染了。 短短两个月,瘟疫波及鲁西、冀南24个县,1500平方公里的土地沦为无人区。 邱县新井头村,400户人家死亡过半,全村死绝的家庭不在少数。 村庄街道荒芜到长满了比人还高的野草。远远望去,这些村庄像是从地图上被直接抹去了。 日军的秘密统计显示,这场细菌战共造成42.7万余人死亡。 这不是一个数字。这是42.7万次再也不会响起的敲门声。 为什么我们从未听说过? 如果这场灾难如此惨烈,为什么我们几乎从未听说过? 因为日军从策划的第一天起,就设计好了掩盖方案。 鲁西三年大旱后突降暴雨,洪水泛滥,这在气象上确实说得通。日军特意选在这个时间窗口动手,就是为了让一切看起来像一场自然灾害。 许多百姓到生命最后一刻,都以为自己遭遇的只是普通天灾。 甚至连执行者也不知道全貌:指挥官细川中康以“防疫会议”的名义下达指令,层层保密;参与决堤的士兵被告知这是水利工程;投放细菌的人被告知这是消毒作业。 1945年日军战败前夕,部队的实验室被炸毁,档案被焚成灰烬,培养皿和解剖器械全部销毁。 整整几代鲁西人,逢年过节给亲人上坟时,说的都是“那年发大水病死的”。 他们不知道凶手是谁。甚至不知道有凶手。 一个人的十二年 直到1993年,山东临沂一个叫崔维志的民间学者,在中央档案馆翻检日军战俘口供时,意外发现了关键词:“鲁西霍乱作战”。 顺着这条线索,崔维志和妻子唐秀娥骑着自行车,走村串户,用12年时间走访了400多个村落、数百名幸存者和知情人。 2002年,《鲁西细菌战大屠杀揭秘》出版。口供与幸存者证词一一印证,42.7万的死亡数字、行动细节、参与部队,全部浮出水面。 同年,东京地方法院作出判决,承认日军实施了细菌战。 一段被埋葬了半个世纪的历史,终于见了天日。 2012年9月17日,鲁西抗战纪念馆在重灾区山东临清刘垓子镇正式开馆。馆内陈列着日军霍乱预防注射证原件、细菌战地图等400余件罪证。 故事没有迎来光明的结尾 但故事到这里,并没有迎来一个光明的结尾。 亲历者正在一个个离去。 临清刘垓子镇的鲁西抗战纪念馆,因地处偏僻、缺乏经费和关注而鲜为人知。 当最后一个亲历者闭上嘴,当最后一栋罪证建筑在雨中坍塌,42.7万冤魂又将在何处安放? 有些历史,不该只存在于一本没人读过的书里。 有些名字,不该只在清明节才被想起。 如果你读到了这里,请把这篇文字转发出去。让更多人知道鲁西细菌战,知道那42.7万个不该被遗忘的生命。 铭记,本身就是一种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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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第三条。 这段是在广东城中村拍摄的,跟前面几条完全不是一个地方。环境、光线、人流都不一样。 喜欢这种真实城中村记录的可以关注,后面继续按城市慢慢更。 #城中村# #街拍# #真实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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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有6个人,到处借网贷,前后借了十来家,加起来800多万。几年过去了,人家照样住楼房、开小车,就是不还,网贷公司拿他们没辙。 领头的叫赵老六,四十出头,早年在镇上开过麻将馆,后来搞了个养殖合作社,养了三十头牛,牛棚里就三头牛是活的,剩下全是画在墙上的。他头一个发现网贷能薅,拿自己身份证撸了七家,到手四十六万。钱到账那天他请全村在村口小饭店搓了一顿,喝了三箱啤酒,拍着桌子说这钱不用还,他们找不着我。 第二个人是刘大勇,养鸡的,跟着赵老六学了三天,撸了九家,三十六万八。他拿这钱把家里平房翻成了两层小楼,外墙贴了瓷砖,楼顶装了太阳能热水器。催收电话打到他媳妇手机上,他媳妇说早离了,你打错人了。催收说要上门,刘大勇把家里的狗拴在大门口,那条狗叫黑虎,站起来比人高,见生人就扑。催收来了两回,没进院。 第三个人是王三,开小卖部的,借了二十多万,把店里的货架全换了新的,冰柜添了俩。催收来了他不躲,搬把椅子坐门口,说钱我认,现在没有,你等我卖了苞米。催收问他苞米呢。他说地还没包呢。催收拿他没办法,坐那抽了根烟走了。 剩下三个有样学样。孙瘸子借了八万,把三轮摩托换成了五菱宏光,车身上贴了个“货拉拉”的标,虽然没在平台注册过。李二柱借了十五万,给他儿子在县城交了首付。张满仓借了十二万,把家里老坟修了修,立了块大理石墓碑,上面刻了八个字:恩泽后代,福荫子孙。 他们有个群,叫“翻身农奴把歌唱”,赵老六在里头当群主,天天发语音教新人怎么应付催收。第一条,别关机,关机人家说你失联,直接报警。第二条,接电话就哭穷,说生意赔了,饭都吃不上。第三条,千万别说不还,说有钱就还,态度要好。第四条,上门的人来了别动手,倒茶递烟,哭得比他还惨。 催收公司试过起诉。县法院判了三个,判完执行,赵老六名下就一辆面包车,估值八千,刘大勇名下小楼是宅基地,不能拍卖。王三账户里常年余额两位数。法院的人来了一趟,赵老六把牛棚钥匙掏出来,说你看,牛都卖了,就剩墙上画的了。执行法官拍了张照,走了。 网贷公司也试过找村干部。村主任是他侄子,赵老六早年供他念的大学。村主任开会的时候拍桌子,说你们几个能不能要点脸。赵老六说侄子,我脸早就没了,要脸能盖楼吗。村主任拿他没办法,散了会私下跟人说,他那三头牛还是我帮他买的。 去年有个催收公司派了俩小伙子蹲村里,住了一个礼拜,赵老六天天管饭,领着他们吃杀猪菜,喝散白。第三天小伙子喝多了,抱着赵老六喊哥。第五天赵老六给他们一人买了张回城车票,说回去吧,这钱我要是能还,早还了。俩小伙子在车上给公司打电话,说这村风水有问题。 今年开春,赵老六那三头牛卖了一头,到手一万八。他给群里每人发了两百红包,附言:利息,先还着。刘大勇在群里回语音,说六哥你仗义。赵老六又发了一条语音:仗义个屁,那网贷公司早倒闭了,这钱是我卖牛挣的,留着喝酒。 昨儿村口小饭店,赵老六又请客,这回桌上搁了瓶茅台,说是从镇上新开的烟酒店赊的。他端着杯子跟刘大勇碰了一下,说大勇你那楼顶太阳能漏水了,回头我给你修修。刘大勇说不用,我拿网贷的钱买了个新的。两人哈哈笑。王三在旁边剥花生,说六哥,网上有人说咱村这事,评论区都吵翻了,说咱是老赖。赵老六把茅台搁桌上,说赖就赖呗,他们骂他们的,咱过咱的。 我就想问,这八百多万,到底算谁的钱?网贷公司利息滚利息,借的时候没门槛,还的时候要人命,这钱不还到底对不对?换你们村出这么几个人,你是跟着学,还是躲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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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第三条,换了个地方拍的。前两条发出去之后,好多人私信问还有没有类似的、是不是同一个地方。 YouTube上还有更早的原片。喜欢这种真实记录的可以关注,后面会按城市慢慢更。 #城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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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第三条, 换了个地方拍的。前两条发出去之后,好多人私信问还有没有类似的、是不是同一个地方。 YouTube上还有更早的原片。 喜欢这种真实记录的可以关注,后面会按城市慢慢更。 #城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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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在中关村一间不起眼的办公室里, 朱一明创办了兆易创新。 看好的人不多, 但他硬是把NOR Flash做到了全球第三, 2016年A股上市,2026年1月登陆港交所,市值一度突破3400亿。 故事到这里,已经够传奇了。 但对朱一明来说这才刚开场。 2016年5月6日联手合肥, 启动代号“506”的DRAM项目。 目标只有一个:做出中国人自己的内存芯片。 可当时,中国在DRAM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 没有技术,没有专利,没有产线。 2018年,赌注加码。 他辞去兆易创新总经理职务,全身心扑进长鑫。 临行前立下军令状—— “项目盈利之前,不领一分钱工资,不拿一分钱奖金。” 七年, 两千五百多天, 零薪酬。 2019年,长鑫19纳米DDR4内存芯片量产, 中国DRAM产业,从零到一; 2026年一季度,长鑫营收508亿,净利润330亿, 日赚近4个亿,盈利超过贵州茅台。 7月16日,长鑫科技启动申购。 市场预测市值2万亿到3万亿, 什么概念? 直接冲击A股市值第一。 而他,在胡润榜上至今只挂着120亿, 长鑫上市后,身家有望冲到900亿。 但最让人动容的,不是财富数字—— 他自愿拿出7.68亿股,分给员工, 按2万亿市值算,价值超200亿, A股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个人股权激励。 从盐城少年到清华学子, 从硅谷工程师到回国创业, 从兆易创新到长鑫存储。 一个人,两家万亿级企业, 十年创业,七年零薪, 一朝封神,却把最贵的果实分给了团队。 朱一明用21年告诉世界—— 中国芯片,不是只有追赶, 还有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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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第三任妻子黄蕙兰:共产党中国曾邀请我回去住。我在香港时得知这一邀请。少帅(就是扣留蒋介石的那位)的弟弟和他妻子来看我,告诉我有一列挂了窗帘的火车在澳门(原文如此,疑系深圳之误。——译者)等着我,如果我愿意,也可以乘一架专机。他们夫妇都穿得很好,并且对我说,他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永久公民,生活过得很好。事实上,他们就住在维钧天津的那所旧房子里。那位丈夫说:“你看得出我和从前一样胖。” 我不论选择什么地方度过我的余生,我知道儿女们会支持我,尊敬我。在这个世界上,我看到西方儿女们忽略他们的父母,将他们撇在退休村或养老院,而红色中国的青年受到鼓励揭发他们父母。我对自己的家庭地位感到满足,这是因为我始终以保持家庭完整作为主妇的责任。 我不感兴趣。我很想有一天再看到我的旧居,但我不喜欢他们穿的单调的棉布衣服,不许用化妆品和香水。我仍然喜欢享受女人喜爱的东西。我也不可能住在台湾,由于我以前的地位,我会觉得太受约束。那个阶段对我已经结束了。 ——《没有不散的筵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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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 #每日一推# #良心犯# 第378期:天津抗暴维权者王国廷今天(2026年6月24日)在狱中度过其78岁生日 2012年5月当地恶霸村长为阻止王国廷之子竞选村长,三次上门挑衅和施暴,在报警无果的情况下,其正当防卫致村霸及两打手帮凶死亡,后被捕遭判死刑。各地维权人士联手聘律师上诉,迫于舆论压力高院改判死缓 #王国廷,1948年6月24日出生,天津市人,原天津市北辰区下辛庄村民,维权者王复春之父,“夏俊峰”式的抗暴维权者。# 2012年5月,王国廷所在村庄举行村干部换届选举,有“恶霸村长”之称的黄双来欲求连任,但却遭村民反对;鉴于黄在任期间存在帐目不清、多占土地等严重问题,村民决定推举王国廷之子王复春和另一村民衡庆杰竞选村官,随遭到黄双来等人的威胁和报复。 由于黄双来一直认为其子王复春的参选是受其指使,并唯恐王国廷为人正直,在村中有极高威望,会影响他的村长连任,于2012年5月9日带领几名打手(据称皆系黄的亲戚)闯进其家中肆意打闹,其子王复春闻讯前来劝阻并报警,警方却不出警;5月10日,黄再次指派打手前去暴打王复春,并用枪托将其嘴巴打伤,无奈之下王等人二次报警,警方依然既不出警也不立案;5月11日,黄第三次带领6人夜闯其家,对其实施肆意殴打,其子女家人及众多村民纷纷赶往现场,双方发生冲突;尽管王等人立即报警,警方依然消极不作为,结果在正当防卫过程中,致使黄和另两名打手被钝器击伤、死亡;尽管之后其主动自首,但其及其妻子、儿子、亲友等10人均被警方抓走,后被刑拘、正式逮捕。 2013年9月13日,经天津市中级法院秘密审判,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鉴于判决明显与事实不符,其不服上诉;2014年4月29日、2014年5月28日,经天津市高级法院两次秘审仍做出死刑判决;其不服继续上诉;2016年4月27日获悉,其死刑判决最高法院未被核准,要求天津高级法院重新庭审量刑;后经天津高级法院再审终改为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现已更改为无期徒刑。 目前在天津市第六监狱(又名天津市滨海监狱,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学海路384号,邮政编码:300270)服刑 祝王国廷狱中平安健康,生日快乐! #HRIC# #关注在押良心犯# #王国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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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举办第三年的法国生活节今年于22到24日在高雄卫武营举办,不仅场地变大,参与人数更刷新纪录。法国在台协会文化处专员莫耿(Morgan FRAISSE-LÁSZLÓ)谈台法文化交流突破性的发展,培育更长期且互惠的计画。除了台北白昼之夜、艺术驻村计画,法国最具文化指标性的活动「音乐节(Fête de la musique)」将在台首次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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