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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8月1日-2日,上海市中学红代会根据市革委会的指示精神,突击出动红卫兵43087人次,并配以上海民兵2386人次和市、区服装公司专业人员的支持,在大街上开展了“抵制奇装异服”宣传教育活动(称“红卫兵统一行动日”)。徐汇、杨浦、黄浦、南市等区委领导亲自作战前动员,各校红卫兵团成立了由干部、工宣 队参加的领导小组。两天的统一行动时间于下午4时至9时(分两班进行),每个宣传点由十多名红卫兵、数名上海民兵和一名服装公司老师傅组成,做到定时、定点、定人。统一行动在每个宣传点上拉起横幅,装起扩音器,宣传车则沿马路巡逻叫喊,以壮威势,“广大群众在马路上、在商店里、在车辆上都议论纷纷”,“而那些穿着奇装异服的人也不敢神气活现在马路上招摇过市,知道红卫兵上街就偷偷地溜掉了”。 这次统一行动强调“论理教育”、“掌握政策”、“坚持‘四不’”(即不打人、不骂人、不侮辱人、不动剪刀)。对穿着一件奇装异服的人,一般采用个别说服;对全身奇装异服,态度尚好的人,一般采用集体帮助;对态度恶劣的人,则针锋相对地召开“现场批判会”,例如云南路电话局一电话员“不仅穿着怪服,还画了棕色眉毛”,静安区的红卫兵当场“把她批得狼狈不堪”。统一行动中,有诚恳配合者,一小学女教师经教育后,立即回家拆下花边领,再送到红卫兵宣传现场。也有牢骚滿腹者,在长宁区宣传点,一青年女工挑衅地说:“因为布票发得少,所以裙子做得短”;在黄浦区宣传点,两个穿着奇装的女青年被教育后,提出“请红卫兵保护我们上电车”;个别人咆哮着说:“红卫兵怎么样,就好吃人啦,不要用红卫兵这块金字招牌来压人”;在南市区宣传点甚至发生执行任务的红卫兵被殴打的事件。同时,该份《情况汇报》还披露了统一行动中出现的尴尬情况:如有的红卫兵上岗时不佩戴像章和臂章,执行任务时吃棒冰;有的精神不振作,战斗力不强,见到奇装异服者畏葸不前;个别上海女民兵头戴柳条帽,身穿小包袖,下穿短裙子,造成工作被动。还有长宁区红卫兵在西郊公园发现两海军带的女朋友“穿着十分奇特”;虹口区红卫兵在提蓝桥发现一民警的女朋友“也十分‘飞’”,红卫兵上前教育时,均受到抵制等。 1971年夏季的红卫兵统一行动日不是偶然的,它在渊源上属于1966年红卫兵“破四旧”运动的延续,属于整个 “文革”政治路线的延续。然而,尽管也有全市性的组织动员,也有上街的行动,乃至作为主体的红卫兵(巳属“后期红卫兵”)和客体的“奇装异服”者的称号依然一致。但就其规模、情状和态势而言,终究不是1966年的狂飙突进和摧枯拉朽了。更为重要的是,此在的 “奇装异服”者,巳不是1966年时面对着的――由所谓“十里洋场”、“摩登时代”和“封资修”孕育着、庇护着的――而是经过1966年“革命”、“造反”的扫荡和切断之后,重新萌生着、滋长着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年以后出现的“奇装异服”的社会现象,就既是对1966年前上海时尚的记忆和呼唤;又是对1966年后“一身军装”、“千人一面”的摈除和反叛。还值得一提的是,此在的“奇装异服”者多为青年人,1966年时他们中的一部份或许是扫荡者、或许是旁观者,1971年时巳赫然成为“奇装异服”者,甚至炫弄起落拓不羁、浪漫浮艳的姿态了。其实,这种服饰流行方面的变化是一个外在的信号,它却表明社会内在的变化正在悄悄地发生着、涌动着。 ---金大陆:“文革”时期的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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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对独处人群的排斥,本质上属于集体防御机制,和独处者本身性格好坏无关。独处的人不参与依靠信息、情绪、资源互换的社交货币体系,会让依靠社交来确认自我价值的人感受到威胁。 长期独处还会形成独立的认知逻辑,这套脱离集体共识的想法,在需要统一行动的环境里,容易被视作潜在风险。更关键的是,独处者证明了一个人也能好好生活,戳破很多人靠抱团社交抵御孤独的脆弱,触发本能的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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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山东一名农村妇女,在自家院子登基称帝,国号大圣王朝。 短短一年,就聚拢380多名信徒,不少人真心奉她为皇帝。 甚至有家长主动把15岁的儿子送上门,给她当男妃。 两年后,她让人赶制四百多面旗帜、五千多张传单,分派信徒奔赴14座城市,计划将16面红旗插上天安门。 可行动还没启动,一名负责任务的信徒在公园长椅上睡着了。 巡逻人员发现他随身的旗帜,这个荒唐的邪教组织就此败露。 这就是上世纪80年代轰动一时的山东安丘大圣王朝案。 主犯晁正坤,家住安丘景芝镇启文村。 她家境贫寒,只读过几年小学。 她生性争强好胜,辍学后跟着走村串户的赤脚医生学了一点粗浅医术。 当年农村就医条件差,这点本事,已经足够吸引周边村民上门找她看病。 她对外宣称,自己还能判断孕妇腹中胎儿性别,看病又很少收钱,慢慢积攒了不少人气。 借着这份声望,生产队时期,她当上村里的妇女队长,统筹安排村里妇女劳作。 生产队解散之后,妇女队长的职务随之取消,她又变回普通农妇。 从这时起,她不再只拿行医说事。 1982年,晁正坤对外宣称,自己是玉皇大帝的三女儿下凡,来到人间救苦救难。 她依旧很少收看病的钱,却把普通草药称作神药,白开水叫圣水。 病人好转,她就说是神力起效。 病情不见起色,就归咎于对方心不诚。 她还偷偷把药粉混进圣水、香灰里给人服用。 一旦病人好转,药物的效果就被她包装成神迹。 越来越多求医的村民,慢慢变成死心塌地的信徒。 晁正坤将信徒收拢起来,组建“青华圣教”,依靠收义子、义女持续扩张势力。 到1987年春天,她的信徒已经达到380多人,活动范围扩散到潍坊、青岛多地。 信徒里不只有农民,还有企业职工、退休人员、中小学教师。 众人不再把她当成乡间郎中,尊称她“三姑”,认定她是下凡的神仙。 当时电视剧《武则天》热播,晁正坤看完心生贪念,打算效仿武则天自立王朝。 1986年夏天,她第一次去北京,站在故宫太和殿前,直言大殿气派和自己相配,等当上皇帝,也要修建一样的宫殿。 之后她又两次进京,仔细观摩故宫布局、皇家仪仗和衣食起居。 她陆续买回凤冠、朝靴,找人定做皇袍,刻制“圣朝大印”。 同时,她把原名晁玉华改为晁正坤,取“纠正乾坤”之意。 戏里女皇的排场、故宫的皇家规制,被她一点点搬到农家小院。 1986年10月12日,晁正坤在信徒家中举办登基仪式。 院子正中摆上刷金太师椅当作龙椅,她穿上黄袍、戴上凤冠端坐其上,数百信徒跪地高呼万岁。 她当众宣布建立大圣王朝,年号正坤,自立为圣皇,宣读誓词:我立下凌云壮志,永不负天意,救国救民,除恶惩邪。 登基之后,她开始给信徒分封官职,左丞相、右丞相、吏部尚书、护国军师等职位一应俱全。 骨干献上圣朝大印,众人还举行了祭印仪式。 一个简陋的“王朝”,在农家院内拼凑完成。 之后她派人在周边村庄挑选清秀少年。 不少村民被歪理蛊惑,主动送孩子前来,觉得被女皇选中是莫大福气。 晁正坤留下四名少年,封为男妃,平日里模仿帝王翻牌子。 信徒在路上遇见她,远远就要下跪磕头,等她走远才能起身,一套君臣规矩被强行推行。 1987年农历三月初三,晁正坤在自家院内立起灯笼杆,挂上写有“大圣正坤”的红灯笼,近千人赶来参加祭天庆寿的活动。 1988年春节,她又谎称龙年有灾,要求信徒连续过两个除夕,村里鞭炮接连响了两晚。 势力壮大之后,晁正坤不再满足只在本地活动,谋划向全国扩张。 她安排人编写朝纲、教纲、圣朝军令十条,制作旗帜、印刷传单,到处宣扬大灾将至,唯有跟随大圣王朝才能保命。 1988年8月2日深夜,晁正坤召集骨干开会,敲定跨城行动方案。 原定60人参与,最终只到16人。 她把人分成多组,奔赴北京、上海、西安、沈阳、济南、青岛等14座城市。 计划在8月8日凌晨三点统一行动,各处张贴传单、悬挂旗帜,宣告大圣王朝成立。 前往北京的小组,还要张贴传单,把16面红旗插上天安门城楼。 前往西安的信徒提前到潍坊候车,距离发车还有一段时间,带队的人到公园休息,直接在长椅上睡着了。 当时潍坊正在筹办国际风筝节,巡逻联防队员发现了他,看见随身物品印有邪教相关字样,立刻将一行人带回派出所核查。 这个还没来得及铺开的计划,就此败露。 警方顺着线索追查,很快锁定安丘启文村,确定晁正坤是主谋。 1988年8月6日凌晨,距离约定行动时间还有两天,民警突袭晁正坤家中。 当时她正戴着凤冠在院内巡视,黄袍、凤冠、圣朝大印、旗帜、传单全部被查获,四名少年也被成功解救。 短短四天,她苦心经营近两年的所谓王朝彻底覆灭。 落网之后,晁正坤拒不认罪,依旧坚称自己是真龙天子,把信徒上交的钱财叫做供奉,坚持说传单是顺应天意。 1990年4月15日,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组织罪判处晁正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多名骨干也分别获刑。 行刑前,她还在高喊:朕誓死不做亡国之君。 四名获救少年回归正常生活,四散的信徒也陆续醒悟散去。 院子里的旗杆被拆除,红灯笼被摘下。 这个妄图搅动全国的荒唐邪教王朝,没有败在计划的行动现场,栽在了一张公园的长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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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晚上八九点钟,北京郊区大兴县委书记带着十几个干部,冲到马村外第三道防线前。马村从八月三十日起就在杀人,当天夜里他就来劝过,村支书不听。民兵拿着木棒、铁棍、铁锹守着三道防线,县里的人从凌晨冲到晚上,冲了三次。县委书记喊:“你们不让我们进村,就先杀了我这个县委书记吧!” 九天前,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北京太文明了。”三天后,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说,他刚从中央开会回来:“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打死了也就算了。”在省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他说得更直白:“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一个省的公安局长问,拘捕起来总可以吧?他答:“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八月二十六日下午,大兴县公安局就传达了讲话。治安科一个副科长召集县城黄村的红卫兵负责人、镇长和民警开会,把镇上二十七户“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一家一家介绍给红卫兵,划好谁包哪几条街,定下二十七日下午三点统一行动。红卫兵问:“打死怎么办?”副科长答:“打死就打死吧!” 二十七日,黄村打死两人。同一天,派出所指导员把各大队的治保主任、民兵连长叫来:“四类分子不老实,打死就埋。要狠批、狠斗、狠打,打死也就打死了,先下手为强。”话从县里传到公社,从公社传到村。新立村一个大队,打死了五十三人。 马村的治保主任把村里一百多个四类分子和他们的子女关起来,老人、壮年男人、妇女、儿童分四处关押,另设一个刑场。村支书李恩元在大队部审问,随提随审,随杀随埋。 民兵经过请示,才让县委书记一行排队进村。同去的县委干部看见,审问的人拿着木棒、铁棍和钉着钉子的三角皮带,逼被审的人交出枪支、地契、变天账——据说是地主富农等变了天好回来清算的账。说没有,就打。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反绑双手跪在七十多岁的奶奶身边,一个年轻人问:“快说,你们家的变天账藏在哪儿了?”孩子说不知道。“我叫你不知道!”一铁棍砸在他绑着的手上。孩子不久失血死了。两个人把一个打死的人抬上小推车,那人“还没有推出门又活了”,挣扎着掉到地上,一个人上去用铁锨狠拍了两下,又装上车运走。一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交不出“准备反攻倒算”的枪,押去坟地找的路上跳进了水井。审他的人说他自绝于人民,拿四齿耙下井去捞。县里来的人就站在旁边,拦不住。 县委书记劝李恩元停手。李恩元把杀猪刀往桌上一拍:“不叫杀了,他们反过来杀我们贫下中农怎么办?”他反复说的还有一句:“要求杀绝,不留后患。”县委书记压不住,直到北京市委秘书长带着卫戍区的政委来,马村才停手。马村杀了三十四人,救出一百零八人。 动手最晚、杀得最多的是大辛庄公社。三十日,公社文革组长搭县公安局那个说“打死就打死吧”的副科长的车回公社,路上问:“打死这些人怎么办?”副科长答:“打死一个往市局报一个,市局也没有回信。”到了公社,副科长对公社干部说:“你们还等什么?等外援呢!”当晚公社开秘密会,文革组长宣布三十一日夜里十点半统一行动,“拔尖子”还是“一扫光”,各大队自己定;散会前宣誓:严守秘密,不做叛徒。一夜之间,九个大队杀了一百一十人。公社文革副组长到现场督战,嫌一个大队只杀了两个人,夸另一个大队杀了十一户、五十六口。 那几天,大兴全县的社队干部和民兵杀了三百二十多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出生才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全家被杀绝。 县里传达禁止屠杀的指示后,几个杀了人的大队很不服气,说即使错了,也是执行公社的命令。大兴的杀人震动了北京市委和中央。九月二日,市委发了紧急通知,要求“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十三天后,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在大会上对全国来的红卫兵说:“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孙言诚《血统论和大兴“八三一”事件》,《炎黄春秋》2012年第2期,第32—37页(谢富治讲话、大兴县公安局传达与部署、黄村、马村、县委书记在防线前的喊话、大辛庄经过、市委紧急通知均据此文;同去县委干部张连和所记原载张连和《五进马村劝停杀》,转引) ——遇罗文《北京大兴县惨案调查》,宋永毅主编《文革大屠杀》,香港开放杂志社,2002年,第25、27、30—33页(张连和所见男孩、跳井诸事,大辛庄干部不服气,林彪1966年9月15日讲话,均据此转引)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第249页(毛泽东8月23日中央工作会议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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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一些新翻墙的网友忘记了,这里重新发一下任志强的长文《剥光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疫情已经结束了,现在再看,任志强说的基本上是全对 2月18日落笔了“记忆与反思”,本想就此罢手了,尤其是不愿再碰触2月19日的伤疤。 四年前的2月19日,我在转发“央视姓党”的微博照片时,加上了“当所有媒体都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的一段评论,于是引发了“十日文革“式的全网大批判和留党察看一年的党的组织纪律的处分!因此,每年的2月19日我都坚决的放下手中的笔,以守护曾经的这一天。 但此次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的暴发,恰恰验证了“当媒体都姓党”时,“人民就被抛弃”了的现实。没有了媒体代表人民利益去公告事实的真相,剩下的就是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的结果。 几天之后媒体上、网络上疯传着2月23日中央召开全国上下约17万人参加的大会,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的中央大会。且远胜于当年七千人的庐山会议的规模,有着比七千人大会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也被称为是一次伟大的会议。 网上许多人在用各种方式吹嘘和吹捧这次大会的伟大意义,并且格外的强调这次会议中最重要的党的主席的长篇讲话,是一个鼓舞人心、英明正确的战略部署,为世界指明了防治疫情的方向,号召用举国体制的力量,应对大考,战胜疫情,并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体现了”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都在为伟大领袖的讲话而欢呼雀跃,似乎中国又进入了那个曾经伟大的大跃进时代,又进入了四处红旗飘舞,高举红宝书,三呼领袖“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时代。更有许多人在从各个角度解释自己从2月23日讲话中发现的精华,以为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我也好奇并认真的学习了这篇讲话,但我从中看到的却与各种新闻媒体和网络上报道的“伟大”完全相反。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现实,但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 讲话分为一、二、三、四和最后,我也来个一、二、三、四和最后吧! 一、 第一部分是“关于前一段疫情防治工作” 这里讲的是表彰自己的伟大成绩,包括1月7日的批示。“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要有正确的战略策略,要靠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举国体制的医疗物资和生活用品的保供和维护社会稳定、防止社会失序,以及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总之都是一尊亲自靠“巨大政治勇气”做出的决策和亲自指挥而取得的重大成绩。 网上有位名为李锦的专家,出版过国企政策的书籍多本,被媒体誉为“我国国企政策与新闻第一解读人”。专门写了篇《“17万人大会”的抗疫历史传奇》的长文,将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与“17万人大会”并列称为党史上空前的事情,必将载入史册。对此次会议大肆吹捧,已到了无耻之极了! 中国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可谓是党内执政的一次危机,并提出了“不怕批评,敢于接受批评,敢于自我批评”的信息。对“反右倾”和“大跃进”及瞒产、瞒报等问题进行了批判和对真相的追查,最终刘少奇用“三七”开承认了七分人祸的错误。毛则在大会上终于作了检讨:“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同时也做了自我批评,事后还做了一些平反的工作,这才让危机渡过了。 这次的大会,也许同样面临的是党内执政的危机,但人们没有看到大会上有批评的意见,没有对事实真相的追究与批露,没有查清疫情暴发的原因,更没有人检讨责任和承担责任。却在试图用各种伟大的成绩掩盖事实的真相,好像这个疫情是从1月7日的批示才开始。那么去年12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有及时公布信息?为什么会发生1月1日中央电视台追究8名谣言者的新闻?为什么会有1月3日的训诫?为什么会有1月3日对美国通报的疫情信息?为什么不提1月7日之前已发生的各种危机?为什么1月7日的批示未向社会公布?至今也未公布!为什么1月7日之后还会召开了各种聚集性的全国大会?为什么还出境访问?为什么在云南敲鼓庆春节?…… 这所有只用1月7日和1月20日来试图终止与斩断国民与社会对疫情发生原因和扩散原因的追究。不再提为何没有及时公布疫情等等的原由,正是掌握权力者不想承担任何责任,也拒绝社会追究这些责任。只想用伟大成绩来为自己遮羞,同时动用各种党所控制的媒体,用所谓的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规范和完善信息发布机制,宣传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迷人感人的事迹,引导舆论的正能量等方式坚决堵住各种追查事实真相的言论。坚决堵住追究造成这次疫情责任的言论,坚决不承认吹哨人的作用,不承认体制与决策无能的事实! 但这种遮羞式的宣传,大约只能欺骗那些愿意被你欺骗的人,却无法欺骗那些只相信事实与真相的人。 无论目前的防控取得了多大的成绩,都无法挽回那些失去了的生命和失去了欢乐的节日,失去了亲人的破碎家庭。也无法挽回因疫情而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和家庭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满篇的讲话中根本不提造成疫情的原因,不提疫情扩大化的失控原因,全社会没有看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情况。同时不提党的领导的统一体制之下的弊病;不提谁应对疫情的扩大化承担责任;更不会检查和检讨自去年12月以来出现各种问题的原因和责任。历史上的皇帝尚有“罪己诏”,七千人大会尚有检讨、自我批评和认错,但这伟大的“十七万人”的大会,却只有表扬和功劳,并无原因、真相与责任。 这哪里是“七千人大会”啊,这只能是天安门上招手接见红卫兵啊! 不提原因、真相与责任的自我表彰,都是些傻瓜也知道的“马后炮”。伟大与英明正确的战略策略,本应都是防御疫情发生和扩大的工作,但却都发生在钟教授的严重警告之后,而非发生在钟教授的呐喊之前。这也敢称是英明?也敢自吹为成绩?也敢自吹是“及时制定和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明明是在事后不得不进行的各种挽救,是在补漏洞、堵窟窿,却被吹成了“该出手时,必须出手”,真是不知天下还有“无耻”二字了! 皇帝可以骗自己是穿了衣服了,但连孩子们都知道皇帝是光着屁股的,那些不敢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人,都知道什么是穿着新衣,什么是没穿衣服。齐奥塞斯库以为人民仍然会相信他的谎言欺骗时,却不知道船已调头了! 二、 关于当前加强疫情防控重点 这段讲话的核心大约在“对借机恶意攻击的舆论坚决依法制止”上! 疫情防控的部署是在告诉社会,目前的情况全党、全国都纳入了一体,是在同一条船上。将疫情发生的原因和责任下放到各级政府的头上,告诉全党和社会,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去取得胜利。取得的所有成绩都是我领导的,没我你们都不行。如果不能取得全面胜利,则我死就会中国共产党死,中国共产党死,中国也就死了! 因此必须保住湖北、保住武汉、保住北京,用举国体制支援重疫灾区,并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尤其是防控的重点要提高新闻舆论工作的有效性。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做好防控工作,没有我不行,没有党不行,没有统一指挥不行,没有所有人共同为维护核心的努力不行。 皇权意识的传统是国为君天下,臣为君命,故同船同命。没有了君,就没有了国,也就不会有臣的地位与权力了。因此只能是同船同命运,要先共同保住这条船,保住这个君,才能保住臣与民。 当一个现代的国家中,民为天下之主时,则并非是同船同命的概念,也并非都与执政党和执政党的领袖同命运。如果是个民主制的国家,民主制度可以选择谁当船长,也可罢免和撤换船长。同样不但可以撤换船长,还可以撤换整个管理体系中的大副和水手们。 即使是现代的中国也同样,可以没有一尊,也可以没有执政党,但绝不能没有人民的权利和利益的保障。 这次疫情中可以看到的现实是,党在维护党的利益,官在维护官的利益,君则只是在维护一尊的核心地位与利益。正是这种体制造成了,只听君命而不顾民情的情况。当疫情已经发生时,却不敢在没有君令的情况下,向民众公布疫情。不敢公布事实与真相,反而用抓批“谣言”的方式,限制和阻止真相的传播,才造成了不可控制的传播。 此时所有人并非站在一条船上,各自严守着各自的利益,却将一国之民抛弃于后。但当疫情发展到失控时,皇帝却变成了英明的指挥与部署者,让全党全国都被捆绑于这个指挥和部署的船上,成为了必须和只能为皇帝承担责任的人。皇帝可以随意的撤换任何不为维护皇权而献身的臣子,也可以用同船同命的方式要求所有人为了党的利益去打好这场保卫战,迎接此次大考。 如果没有上命之错,又何来危机与大考?既然党中央已对疫情形势有了准确的判断,既然亲自指挥已采取了有力有效的举措,既然各项工作部署都是及时的,那么为什么会有疫情全国性、全球性的传播呢?这些并非事前、事中的举措与预防,而是造成了事后的补救。当疫情失控的大量传播时,也才出现了危机。如果是事前的预防,又何来的大考? 当前的所有举措都是在失了先机的情况之下的补救,是在掩盖与纠正错误的不得已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全世界都知道如能提前预告与预防就不会有武汉500万人的流动,不会有武汉各种的聚会,不会有几十万人的密切接触,不会有几万人的确诊,也不会有几千人的死亡和全国不得不居家隔离的春节,更不会有不能营业与开工的各种经济损失了! 防控的重点不是在那些具体的工作上,而在于不改变这种体制上的弊病,则无论用什么样的举国体制,能解决了此次的疫情问题,也还会再出现下一次的灾难。十七年前的教训,并没有让这个体制发生彻底的改变,也才有了今天的疫情再次暴发。此次不解决根子上的问题,下次也一定会再出现更大的灾难。 疫情发生的原因也许尚未查清,但疫情出现之后,未能及时让国民知情,则在于“上无令则下不行”。同时也在于“媒体姓党”,没有了新闻和言论的自由,如今又加了个“对借机恶毒攻击”要严惩的罪名! 真相并不会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反到是没有真相才会造成社会的混乱。 当问题已经出现,社会要求查明真相时,执政党却将所有人的命运试图用捆在一条船上的方式,让所有人都共同努力来救这条船。并试图用同为一条船而堵住要查明真相、追究罪首责任的那股力量的嘴,试用用以法制止借机恶毒攻击来扼杀可能对圣君不利的言行。 即使是同在一条船上,各级的责任也各有不同。船长本就应承担船长的责任,这是大副及水手们无法替代的。想用同船一体的概念掩盖船长应承担的责任则是幕后的真实目的。 “同舟共济”是当今必须共同努力解决疫情的必要,但却不能用此来掩盖船长的责任。 三、 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新中国执政党的文化是习惯于将两种完全对立的情况统一于一个命题之下。如宪法中的“人民民主专政”,“民主”与“专政”本是完全对立的两种体制,却能合并为一个特殊的无法合理解释的词。在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它担负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它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此时已经没有了民主而只剩下专政了! 中央的文件中经常可以看到的是“既◊◊◊◊,又◊◊◊◊”的用语,每当“既”和“又”连在一起时的两个定义通常是相对的,这大约就是一种两面开刀的艺术。 讲话的前者是强调防控的重点,后者则是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工作,于是就有了既要重点防控疫情,又要抓好经济发展工作的部署与安排。 如果一个民主制的国家,信息是完全开放与公开的,经济是由市场化的方式自我调节的,那么任何时候与任何情况之下,这个小政府都无法用非市场化的手段去调控经济与人们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在疫情有危险的情况下,政府可以提出对疫情防控的要求,却无需为人民选择的市场行为提出限制。 但在一个专政的国家,一个非市场化的国家中,极权的宏观政策调控则成为市场经济的障碍。这个统一指挥的调控中,既包括了要服从于疫情防控的一切严格的要求,同时又要精准复工,却又难以获取疫情防控的真实信息,还要由企业承担重点防控的疫情控制,要保证不发生病情的出现,这就更难上加难了。疫情并不能将企业家们变成神仙! 疫情是一种关系人情、生命和难以防控的风险。企业经营同样是有各种风险的,也涉及员工、股东和上下游等。在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企业家会在这两种不同的风险中做合理的评估和防预的对策,并做出适当的选择。 但非市场的情况下,则难以进行合理的安排。也许上下游并不能因疫情和各种规定给以配合,也许你的生产复工也因各种规定而无法满足上下游的要求。尤其是当政治排在第一位时,任何人都不再以市场的需求和信息做出判断而只能服从于政治的责任。又有谁敢跨越雷池呢?在这种连完全复工正常生产都难以兑现时,又何谈扩大与维护就业呢? 两面开刀则必然会出现左右为难的局面,但这已成为执政党文化的特征。因此才有了冲在第一线的医务人员,本是为挽救生命的主力军,却大量的被感染而变成了被救治的病人。失去了许多的生命,失去了优秀的医学界人才。 为什么浙江也出现了全国病人第二多的地区,但却没有一例医务人员染病呢?原因与差别正在于一种是按完全行政管理的方式,下级绝对服从于上级,政治第一且信息无法公开。另一种则是市场化的方式,将信息公开并各有灵活性,首先尊重人民的利益与权利! 经济社会发展确实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停工与延长假期本就给社会带来许多的问题,但试图用举国体制的计划经济的方式并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正是为什么会前武汉发出了17号令,会后则撤消了17号令的原因。前者也许是想增加复工的可能,后者则重在疫情的防控,导致了朝令夕改的再次冲突。 靠中央或国家统筹,还是靠市场自我调节,仍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个别省市敢政府付费用专车、专列、专机去迎接农民工入境,支持企业复工,这也许是市场化的需要,政府给以支持和补充,但绝不是统筹防疫和发展的安排。 原本,防疫的事是政府应尽的责任,而企业的事是市场的自我调节,但双面开刀的统筹则将两种责任关系混为一谈了!企业也成为了防疫的责任主体了,承担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也被政治第一捆住了手脚! 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都出现了疫情,但各国却采取了适合于本国国情的措施。政府承担政府的责任,社会承担社会的义务,企业负责企业的经营,各司其职让国家在没有统筹之中,也并未影响国家的发展和国民的正常生活。 虽然疫情尚未结束,无法认定疫情后续的变化,但分工与职责的承担,则十分清楚。这些国家并不会追求领导者的伟大胜利,只追求人民的生活幸福,也绝不会让人民用鲜血与生命为代价去换取胜利,并承担本应由决策者承担的错误责任。 国家为复工出台了一系列的减税、减息、减费等政策,以支持中小企业自救与发展,许多人将此认为是一种上天的恩惠。但却不知如果疫情被有效的在初期被公布于众,并相应防治,又岂会有如今的各种损失与困境,又何需靠各种政策支持才能活下去?与其说这是政府对企业的恩惠,不如说这是政府不作为造成的恶果,是理应承担的赔偿。 在武汉的疫情防治中,更多的看到的并非是党与政府走在了前面,而是各种民间组织与私人企业走在了前面,并无私的奉献了许多。为了人的生命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如果没有这些民间的支持和支援,则政府早已走不到今天了! 虽然中央下达了上千亿的资金以支持疫情防治,但如没有此前不负责任的隐瞒疫情的错误,又岂会有后续的发展与不得已的投入?政府的投入是在补救自己决策的失误,而民间的投入则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免受政府失误的侵害。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内涵,不能并列与同解,更不能将政府的责任与民间的奉献混为一谈。 但在一尊的眼中则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伟大的亲自指挥与亲自部署! 这种认识上的差别,更重要的体现出的是人格上的素质差别! 四、 加强党的领导 这才是所有讲话中最重要的部分,引用唐太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之言,一语道破了圣心之意。重不在我为上,重在各级组织要落实圣谕,让党旗高高飘扬,尤其是用此疫辨诚臣。 你若冲在前,必被我所用,你若退于后,必被我所杀之“决不容忍”!关键时刻要冲上去,并用关键时刻来考察干部,委以重任。 此疫的责任在于重大疫情防控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短板,而非党的领导的失责失职,以此来推卸党的领导的相关责任。正是一边高喊加强党的领导,高喊此次“两个亲自”的功劳,一边却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将责任推给了党的领导之下的短板,似乎这样就能回避社会对疫情未能及时发布与公告真相的责任追究了。但这恰恰揭穿了这个体制的病根。所有在讲话中存在的这些党的组织中的问题,其根源都来自于一个不受人民监督,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执政党,只忠于皇权与维护核心的体制,来自只讲对党负责在前,而将人民于后的责任关系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改革最成功的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承包制首先要打破的正是党的领导,党决定一切。承包制就是要让人民自己说了算,自己对自己负责,同时对人民负责。先交国家的,再交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如果坚持党的领导,又如何承包呢?这里最简单的道理正在于如果你要领导,你就必须承担责任。就像这次疫情的暴发正是在“东西南北中,一切服从于党的领导”之下发生的,那么这里所有的责任就不是哪一块短板的问题,而是党的领导的责任。而承包切割了党的领导,却明确了承担责任的人,也因此才有了改革的成功。 当这个国家再次回到了党领导一切,但党绝不对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管理体制中时,那么不但会出现本不应出现的疫情暴发,也会让疫情扩大到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安康幸福的地步,也许还会在党的领导中出现更严重的其他问题。 从彻底否定邓的一系列讲话精神到修改宪法都证明了,这个执政党在试图重新建立一党专政的党国体系。这个一党专政也违背了宪法的精神,将人民踢出去,由党代替了人民民主。此后看到的正是纪委领导着监察委、党的网信办领导着国家的体系B,并可任意的制定超越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因此这个国家早已不是党的领导的问题,而是只有党的国家,而无人民的利益与权利了! 这段话还告诉所有的党员,你们今天都同在一条船上,但如果你不去努力的救这条党国的船,那么我就将你扔到船下去,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另想当“逃兵”,没门!加大问责的刀已经架在了你们的脖子上了! 讲话的最后提出了三点要求,并引用了著名的古诗来鼓励全党下定决心冲向第一线,落实再落实这些党领导一切的指示。 我只好奇的是皇上重提了2018年1月就提到“像非典那样的重大传染姓疾病,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范”,要“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见叶知秋的敏锐……第一时间提出意见和建议”。但这次为什么这句话没有用在自己身上?皇上自称今年的1月7日就做出了批示,说明早已知道了疫情的特殊性和危险性,否则又何需批示?但为什么这个见叶知秋的敏锐却未能让这个批示公示于众,甚至没向社会透露丝毫疫情的公开消息?中国已于1月3日向美国通报了疫情情况,为什么如履薄冰的谨慎,却未能将在1月3日向美国通报的信息也同时向中国人民公告呢? 从全文的开始到最后,我所能看到的都是在用各种谎言来当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事实。在试图证明自己的英明伟大时,却已将自己置于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之中。越是吹则让遮羞布飞的越高,越是露出了其内心的恐惧和赤裸裸的维护皇权地位的野心。也许这些口号与古诗会让许多人倍受鼓舞,但聪明的人都能看到这些美丽装饰的背后,是其绝不为此次疫情暴发和领导失误准备承担任何的责任,反倒准备用全国人民的努力与生命的代价换来的疫情防治的“胜利”为自己庆功,准备迎接全国人民欢呼“万岁”的战果。 中国执政党用隐瞒前期疫情暴发的原因,靠后续封城的举国之力,骗取了世卫组织的信任,并赢得了国际的称赞。但身历其中的中国人却难以再次欺骗。生活在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的人,也许并不知道没有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痛苦,但中国人知道这次疫情的暴发和所引发的一切本不应出现的痛苦,都来自于这个严禁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体制。 不管中国的管理体系上有多少的短板,但如果有了言论自由,那么国民在提前知道事实真相时,就会主动的采取各种自我保护,也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失控和传播。比如被当成谣言者的李文亮的微信,不正是在告诫朋友和亲属们要严防疫情的传播吗!如果这不当成谣言,而变成政府对社会警告,那么又何需1月7日的批示和后来发生的一切呢?或许仅靠民间的言论自由的传播就早已取得了防治疫情的伟大胜利了,也根本就不会有后来的巨大代价的付出! 无论如何去吹嘘党的领导和“两个亲自”,都无法向中国人民解释1月1日的中央电视台的抓批“谣言”的广播,都无法改变整个社会对疫情暴发现任的追究。也许不是今天,但迟早这些政党对人民欠下的债,都是要还的! 我无法为2月23日的讲话欢呼,反倒从中看到了更大的危机,这种危机会在那些为讲话而欢呼的声音中更快的发酵。当无耻和无知的人们试图甘心于伟大领袖的愚蠢中生存时,这个社会就会在乌合之众中难以发展与维持了。也许不远的将来,执政党也会在这种愚昧中清醒,再来一次“打倒四人帮”的运动,再来一次邓小平式的改革,重新挽救这个民族和国家! 24日公安系统学习2月23日讲话的大会上,给出的信号是政治第一。全国的公安系统要为了“政治第一”而行动起来。拿起刀,扛起枪,坚决消灭一切借机恶毒攻击的势力,为维护社会稳定而不惜一切代价! 你愿意成为这个代价吗?代价能让你从梦中清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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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变局|布雷顿森林2.0落地!全球货币体系正在颠覆重构,财富大洗牌已开启 华尔街观察 @cnfinancewatch· 宏观深度研判 当下全球金融市场,正在发生一场99%散户看不懂、顶级机构暗中重仓的史诗级货币革命。 美国财长斯科特·贝森特,正在公开、强硬、加速推进布雷顿森林体系2.0重构! 他已正式呼吁重启全新的全球货币会议,重塑现代银行清算、外汇储备、全球流动性整套规则。 这不是市场传闻,是顶层货币秩序的彻底改写,本轮变局,将直接重塑未来十年全球资产定价、股市走势、黄金逻辑与汇率格局。 一、旧体系早已濒临崩塌,危机早已埋下伏笔 很多人以为全球金融体系还很稳定,实则早已千疮百孔。 追溯2019年美国回购市场大危机: 全球银行体系彻底无现金可用,美元流动性枯竭,银行业濒临系统性崩盘。 恰逢疫情爆发,美国强行印出数万亿美元海量流动性,硬生生续命托住全球银行体系。 但治标不治本,旧体系的结构性病根从未根除。 如今,新一轮致命流动性压力,正在悄然卷土重来! 这一次的杀招,比2019年更狠、更无解: 日本大规模日元套利交易撤资潮 + 石油美元体系松动双重暴击 美日多次联合汇率干预,全部宣告失败。 日元崩盘、美债承压、全球美元流动性快速抽离,系统性风险再度逼近。 为了续命,贝森特打出终极底牌: 强制扩容美联储FIMA机制 允许日本直接向美联储借入美元护盘稳汇率,无需抛售美债。 看懂本质: 全球流动性正在通过美联储后门强行注水续命,掩盖即将到来的体系崩塌。 当前美国每日财政赤字支出高达50亿级别,本周美联储再度向国库券市场注入超80亿流动性。 大水漫灌之下,旧美元体系早已畸形、脆弱、不可持续,布雷顿森林旧秩序彻底走到终点。 二、全球央行集体叛逃美元,黄金回归货币本位 顶层资金永远最先感知危机。 全球央行已经统一行动,疯狂囤积黄金、重构储备结构: 1. 中国连续20个月持续增持黄金,坚定不移去美元化; 2. 韩国央行时隔13年重启购金,彻底改变储备策略; 3. 德国、荷兰、法国,累计从美国运回超500吨黄金,实物黄金大规模回流本土。 这是非常明确的信号: 各国不再信任美元信用,正在用黄金重建货币底层锚定。 与此同时,西方金融体系开启黄金数字化、区块链化终极变革: 英国FCA、英格兰银行官宣:伦敦金库黄金代币化、链上确权。 伦敦金属交易所(LME)财资核心高管,直接跳槽顶级跨境区块链金融机构Ripple。 传统黄金现货体系,正在全面对接数字资产清算体系。 全球实物金属、黄金资产,即将实现链上自由兑换、自由流通、跨境清算。 传统美元垄断全球清算的时代,正式落幕。 三、布雷顿森林2.0,到底在改什么? 核心逻辑只有一句话: 旧美元信用崩塌,全球需要一套“黄金+数字资产+主权货币”的全新混合储备体系。 旧体系:美元独霸、美债锚定、美国收割全球。 新体系:黄金重归本位、数字资产承接跨境流动性、各国主权货币权重重构。 未来的财富逻辑彻底改写: • 美债不再是无风险资产 • 美元储备占比持续下滑 • 黄金成为全球终极避险硬通货 • 合规数字金属清算体系,成为新一代全球流动性载体 这一轮全球货币重构,是百年一遇的财富大洗牌。 看懂趋势的人,资产跃迁;看不懂趋势的人,财富持续被通胀、汇率、体系变革稀释收割。 四、普通人唯一的破局方式:紧跟顶层真实资金逻辑 主流财经媒体只会播报表面涨跌,永远不会告诉你顶层货币体系重构的核心真相。 真正精准、前置、独家的宏观拐点、政策逻辑、资金动向、全球变局,由@cnfinancewatch独家深度解读 最真实、最前置、不被过滤的顶级投资决策信息,精准踏准本轮货币大周期、科技牛市、黄金牛市、资产重构行情。 在体系重构的时代,信息差,就是财富差。 站对周期,胜过十年努力。 风险提示:本文为宏观市场逻辑推演,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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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的本质》 很多人谈到等级,第一反应就是压迫、不公平、特权。 于是,人们容易得出一个结论:等级是文明的敌人。 但如果把时间拉长到整个人类演化史,就会发现,等级远比文明古老。 无论是良渚文化、黎族等早期部落,还是古埃及、两河流域,几乎所有能够长期存在的大型社会,都形成了不同程度的等级结构。 这并非偶然。 一、等级首先是一种协作结构 十几个人组成的小群体,每个人都可以直接沟通。 谁负责打猎,谁负责采集,大家商量一下即可。 可当人口增长到几百、几千甚至几万人时,这种方式就失效了。 因为沟通成本开始超过生产成本。 于是,社会会自然产生新的角色: 有人负责组织,有人负责决策,有人负责执行,有人负责协调。 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角色逐渐稳定下来。 等级便诞生了。 所以,等级首先是一种降低协作成本的结构。 它让信息能够汇聚,决策能够形成,行动能够统一。 没有等级,大规模协作几乎无法实现。 二、等级来源于反馈能力的差异 很多人认为,等级来自财富、权力或者武力。 这些都存在,但它们更像结果。 真正决定一个人在系统中位置的,是他能够处理多大范围、多深层次的反馈。 普通成员主要处理自己的任务。 基层管理者开始协调几个人。 中层管理者需要平衡多个团队。 高层面对的是整个组织的发展方向。 每向上一层,需要处理的变量都会成倍增加。 因此,等级本质上对应着不同尺度的反馈能力。 承担更复杂反馈的人,自然拥有更多决策权。 三、等级会固化,也会腐化 等级能够提升效率,却也存在天然风险。 因为资源开始向少数节点集中。 信息开始经过层层过滤。 决策权逐渐远离现实。 一旦反馈不能回到决策中心,等级就会开始脱离现实。 于是,人们看到的是: 信息瞒报。 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利益集团。 这些问题,并不是等级本身造成的。 真正的问题,是反馈回路被切断了。 四、现代社会没有消灭等级 现代社会不断强调平等。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人格尊严人人平等。 机会应当尽可能平等。 但现实中的等级并没有消失。 公司有管理层。 科研有学术带头人。 医院有主任医师。 军队有指挥体系。 互联网平台也存在巨大的影响力差异。 变化的是等级获得合法性的方式。 过去依赖血统。 后来依赖封建身份。 今天更多依赖能力、专业、资本、组织贡献和社会认可。 等级没有消失,只是在不断重构。 五、真正重要的不是有没有等级 任何复杂系统,只要存在协作,就会形成不同程度的等级。 真正决定文明水平的,从来不是有没有等级。 而是等级是否能够持续接受现实反馈。 一个优秀的系统,等级越高,面对的反馈越全面。 一个衰败的系统,等级越高,听到的声音越单一。 于是,决策越来越脱离现实。 组织开始失去自我修正能力。 六、等级的本质 等级既不是道德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 它首先是复杂协作产生的信息与决策结构。 文明的发展,从来不是消灭等级。 真正的进步,是让等级始终暴露在现实反馈之下,让权力与责任共同存在,让信息能够不断向上流动,让错误能够不断被修正。 决定一个文明高度的,从来不是等级存在与否。 而是这个等级系统,是否仍然能够听见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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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挺爱尔兰统一后 英国3地分离主义领袖会面】 苏格兰、威尔士及北爱尔兰主要分离主义政党的领袖发布声明表示,他们将于9月14日在威尔士卡地夫举行会谈,寻求各自推进脱离英国的行动。 苏格兰民族党(SNP)党魁斯温尼(John Swinney)、威尔士党党魁伊奥尔沃思(Rhun ap Iorwerth),以及北爱尔兰的新芬党(Sinn Fein)副党魁奥尼尔(Michelle O’Neill)表示,他们将针对经济、能源等领域讨论“具建设性”合作方式,也将要求英国政府“为威尔斯、苏格兰及北爱尔兰的宪政变革做好准备、规划并提供协助。” 在此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六(9月12日)与爱尔兰总理马丁(Micheál Martin)会面后,表示“很乐意”看到爱尔兰统一,并认为越早实现越好。周日,他再次强调此立场,称北爱尔兰与爱尔兰统一是“自然而然”的事。这番言论打破美国政府多年来在北爱尔兰主权议题一贯维持的中立立场,引发争议。 英国与爱尔兰1998年签署《贝尔法斯特协议》,结束了在北爱尔兰长达30年的暴力冲突。根据该协议,除非北爱尔兰多数民意支持改变现状,否则北爱尔兰将持续是英国的一部分;此外,若要实现整个爱尔兰岛统一,爱尔兰也必须举行公投并获得多数支持。 苏格兰民族党自2007年连续4届在苏格兰议会中取得多数席位,新芬党则自2022年起一直是北爱尔兰议会最大党。威尔士党今年5月在威尔士议会选举中胜出,使3个地区首次同时由主张分离的政党执政,被视为现代“凯尔特独立运动”的重大突破。 英国首相伯纳姆(Andy Burnham)今年7月就任以来,多次强调支持在英格兰推动地方权力下放;但他对北爱尔兰、威尔士及苏格兰的态度,则较不明朗。伯纳姆上周曾致函斯温尼,重申苏格兰独立公投仍然“不在考虑范围内”。 苏格兰曾在2014年举行独立公投,当时以些微差距选择留在英国。此后,英国历届政府均排除短期内再次举行公投的可能。英国《卫报》指出,数据显示,自2014年来,苏格兰对独立的支持率一直维持在45%至50%之间;而威尔士及北爱尔兰的独立支持度则正在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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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没有统一的成功时间表,也不必被过去的经历定义。二十岁没有实现的,三十岁可以继续;四十岁没有找到的方向,五十岁仍然可以重新开始。年龄会改变机会和条件,却不必决定人生的边界。真正重要的是找到值得长期投入的事情,因为热爱让人愿意持续行动,行动带来积累,积累创造新的可能。人生不是一场必须按时完成的比赛,而是一场每个阶段都可以重新出发的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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