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原证券内部发布讣告，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菅明军于2026年7月27日21时14分因病离世，享年63岁。 2008年入职中原证券，共计15年，2023年正式退休。 主导公司完成两地上市，2014年登陆港交所H股，2017年在上交所主板A股上市，使中原证券成为全国第8家实现A+H股两地上市的券商。

高市进入熊本灾区，承诺：全部都做 熊本发生强震六天后，高市首相终于进入灾区。 她穿着不太合身的防灾服，但是很显年轻、干练。 她先坐直升机在益城町、嘉岛町、御船町等重灾区上空巡视了一圈基建损毁情况，随后落地宇城市氷川町的一处避难所，跟灾民聊了几句，晚上再飞回熊本县厅跟知事木村喝茶交换意见。 期间还不忘各种摆拍，比如在飞机上双手合十，祈福灾民。 忙的不亦乐乎！估计一晚又只能睡3个小时了。 只是我找了半天像安倍和岸田那样跪着和灾民沟通的照片，实在是没有找到。 虽然她的灾区行程排得满满当当，新闻通稿写得工工整整，但唯独没写清楚一件事：为什么足足拖了六天？ 官方说法是：不想给一线救援添麻烦，等救助工作告一段落才现身。 这套说辞历届首相都用过。 村山那句“心よりお见舞い”（衷心慰问）； 菅直人的“全力を尽くして”（竭尽全力）； 安倍的“できることは全てやる”（能做的全部做）； 岸田能登地震时几乎原文照抄了安倍的话； 到石破则换成“心からお见舞い”（打心里慰问）； 再到高市这里：全部やるつもりで参りました！（我是抱着全部都做的决心来到这里的）。 六代首相，六套几乎同义反复的台词，唯一的变量是形容词的程度副词。 不过，在高市这里，话是越说越满了。 日本首相官邸的公关模板，估计从来都没有换过，套路都差不多：先表决心，再喊数字，最后视察镜头一过，剩下的事交给地方自治体自己处理。 有日本网民算是看明白了，留言说：高市总理视察了配备空调、完备纸板床的避难所，仅用了短短3分钟，这效率电光石火一般，根本不可能理解避难生活的艰辛。这不过是穿上防灾服的灾区参观罢了。 也有人说了，怎么能说是参观？ 人家不宣布动用超过200亿日元预备费，发放了总计616亿日元普通交付税。 这些是日本政府本来就应该启动的灾害应对机制，不是高市个人送给灾民的恩赐。 预算是纳税人的税金，物资是政府系统调配的，救援靠的是消防、自卫队、地方公务员和无数基层工作人员。 首相最后出现，穿上工作服，握几双手，说一句“全部都做”，然后所有摄像机对准她。 这就是日本政治最熟练的一套拳法：基层干活，中央剪彩；官僚执行，首相收割。 当然，灾区视察并非完全没有意义。首相亲自到场，能够加快预算和部门协调，也能向灾民释放政治信号。 你们懂的，不亲自到灾区的首相不是好首相！！！ 但真正的问题是，日本政治越来越重视看起来在负责，却很少追问为什么制度会失灵。 比如熊本永旺购物中心的爆炸，两个年轻女孩的死，就是一个最残酷的例子。 地震发生后她们已经逃出建筑物，站在停车场是安全的，结果店长一个电话打过来，让她们回去把收银款锁进保险柜，为了区区几万日元的营业款，两条命就这么没了。 她们的家属这几天才把真相逼出来，公司之前一直含糊其辞。 普通的日本人还是挺可怜的，一辈子遭受洗脑教育，从小到大都在被服从性教育洗脑。 日本的职场教育更是三十年如一日给你灌输：服从，服从，还是服从。 这不是个例，这是这套系统运转了几十年之后，结出的最真实的果子。 而这套“服从”的思维方式，拉高一个维度看，恰恰也是日本这个国家应对结构性危机的底色。 这种“明知有问题，却继续执行既定路线”的思维，不只存在于公司，也存在于国家。 贝森特这轮联手日本干预汇市、按住日元，表面理由是稳定市场，本质上是怕日本财政部为了托市持续抛售美债，把美债收益率捅上天，反噬美国自己的融资成本。 但汇率干预从来只是止痛药，真正的病灶是日本没法回头的老龄化结构：日本政府一边嘴上喊着要托底日元，一边继续印钞维持出口竞争力、拿三分之一财政去养退休老人。 这套逻辑跟永旺店长那通电话背后的逻辑其实是一回事：明知道系统性风险已经压过来了，但没人敢承认问题的根子在哪，只能靠一层一层往下压的指令、靠一次一次的表演式补救，把真正的溃烂往后拖。 看看现在的日本，解决问题不找根本，虽然还没有到解决发现问题的人地步，但是已经到了把“我们正在解决问题”这件事，表演得滴水不漏的地步。 演，已经成了日本政治最成熟的一门技术。 你瞧瞧，高市在灾区忙得吃饭时间都没有，如果日本政治也有奥斯卡，今年恐怕已经提前锁定最佳女主角了。

曾因国安法被判入狱的香港泛民主派人士岑子杰6月赴日旅游时，在东京羽田机场遭日本执法人员留置审查逾20小时后才获准入境。 岑子杰曾是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民阵）召集人。 2020年7月，香港民主派为争取在立法会选举取得过半席次而举行初选，其中有47人遭依以“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起诉，包含岑子杰。岑子杰选择认罪，去年5月刑满出狱。 据日媒《产经新闻》及法庭线等港媒报导，岑子杰16日与家人抵达东京，因有刑事纪录遭日本入境官员要求接受进一步审查。官员一度表示，特别审查可能需时3至4天。岑子杰则出示相关新闻及法院判决资料，说明其案底并非一般刑事案件，而是“具有高度政治性”的国安案件。 经过约20小时审查后，日本入境人员于隔日中午归还护照并准许他入境，但岑子杰已被迫独自在机场过夜，也因此取消部分旅游行程。 岑子杰表示，他尊重日本政府审查有刑事纪录人士的权利，但希望日方能考量国安案件的特殊政治背景，建立更完善的审查机制，避免香港民主派人士因政治案件纪录而反覆面临入境障碍。 他也指出，自去年出狱后，曾赴英国、美国、韩国及台湾等地，皆未遭遇类似的长时间留置。 尽管如此，岑子杰仍肯定日本入境官员的专业态度，表示对方不仅态度友善，也主动协助安排休息、饮食及关心身体状况，让他感受到尊重。 他并表示，不期待所有日本官员都充分了解香港政治情势，但事件期间，在日港人社群及部分日本政府相关人士、前国会议员主动协助向主管机关说明案件背景，令他感受到日本社会仍关注香港民主及政治犯处境。 针对本案，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表示，不便评论个别案件。 2020年《香港国安法》实施时，日本时任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及外交大臣茂木敏充皆曾对中国政府表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