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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兩件達賴喇嘛時代留下的西藏舊貴族法器。 左邊的唐卡由16歲奴隸少女背部的皮製成，右邊的碗是奴隸的頭蓋骨製成（現收藏於故宮博物院）。 這就是西藏流浪的舊貴族們想要恢復的「傳統」。🤔

🇨🇳西藏的學校裡，孩子們正在學習藏語書法，一個班級的學生合力完成了一副很長的作品。 而在幾十年前，農奴的孩子永遠沒有識字的機會，貴族擁有農奴女孩的初夜權，這就是舊西藏的「傳統」🤔

歐洲皇室的繼承，就像大部份的皇室一樣，講血統。但根據回歸均值的原理，富不過三代，王室的能力也會逐代減退，所以血統論其實不利國家治理，但繼承王位講求血統，主要的目的在權力繼承的穩定，所有會受權力影響的各方勢力，彼此有一套遊戲規則，爭鬥起來有一個標準，依血統來決定「政權合法性legitimacy」，而不是每一次國王死了，就要動刀動槍打內戰，對國家社會的穩定比較好。但這血統論是浮動的，彼得大帝前的俄羅斯沒有女皇，彼得大帝豐功偉業，他可以決定俄羅斯的任何制度，所以他不但娶了個平民女子，他還在死前規定，皇位由他的平民皇后繼承，是為凱薩琳女皇一世。彼得大帝的女兒也成為女皇，然後他的外孫，娶了一個德國小貴族，她後來把老公彼得三世抓了起來，自己稱后，是為凱薩琳大帝。俄羅斯的武則天，就像唐朝的武則天一樣，面首無數，史家幾乎確定她的子女和彼得大帝一點血統關係也沒有，也就是說，凱薩琳才是後來羅曼諾夫的王朝開創者，彼得那個直系早斷了，但諷刺的是，沒有彼得大帝的擅改規定，也就不會有凱薩琳大帝的存在。 但共產政權否定了狹義的血統論，史達林經常罵他的兒子，不准他拿史達林的名字招搖撞騙，「你不是史達林，我也不是史達林。史達林是蘇維埃權力中心。史達林是報紙裡和畫像裡的史達林，不是你，不，連我都不是。」惡魔史達林是百分百的共產主義者，但蘇共就像羅馬帝國一樣，雖然嚐試不依血統來繼承權力，但帝國體質的弱化，終於導致選賢與能，變成政權維繫的次要問題，再能幹的獨裁者，也無法解決蘇聯的體質問題。毛澤東的親生兒子因為蛋炒飯死於美軍的轟炸，倒是解決了毛澤東的繼承問題，但中共的權力繼承問題仍然是個問題，鄧後的集體領導，並不是制度化的結果，因為共產黨並沒有辦法有長久的制度，所謂習近平推翻規定，一再連任，推翻的也是不久前才立下的規定。沒有法治傳統的地方，沒有神凌駕一切的地方，一直都是人治，兩千年前是這樣，今天也是這樣。也就是說，習近平死亡的那一天，也會像先前中國皇帝死去而無清楚繼承機制一樣，政局動盪。 台灣最近也有血統的討論。我認為攻打蔣萬安不是蔣家人的選戰打法，不一定是虛幻的。蔣家血統，在中國人的眼裡，那是皇帝氏族，就像唐朝李姓、宋朝趙姓、明朝朱姓、清朝愛新覺羅一樣，即便是在人民共和國，那也是和毛澤東並列的王室貴族。有沒有蔣家血統，對國民黨內的中國遺民，有十足的號召力，不然章孝嚴也不會去改姓了。而如果這些中國遺民，開始懷疑蔣萬安的能力、適任性，那章萬安變蔣萬安，就在他們的眼裡成了沒有合法性的篡位者，蔣萬安就會成了中國遺民的棄子。這就是血統論的雙面刃，不純就是髒的。

最近跟一位在圈內闖蕩多年、已經財富自由的朋友交流。 她提出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洞察： 「現在的錢，已經沒有以前那麼好用了。」 為什麼？ 因為在高度工業化的現代，過去王公貴族才能享受的生活品質，現在平民老百姓都觸手可及。 這位朋友提出了一個經典例子：Jeff Bezos 拿的 iPhone，跟普通人拿的 iPhone 沒有任何差別。即便你再有錢，你也買不到一台比 iPhone 領先 50 年的通訊設備，因為技術邊界就在那裡。 我仔細想想，好像真的是這樣。 在清末，慈禧太后用的馬桶是檀香木刻、鋪著綢緞與香料的「官盆」，而平民用的是簡陋的茅坑，兩者有著天壤之別。但在今天，你家裡的馬桶跟首富家裡的，本質上已無代差。即便多花了幾十倍的錢，頂多也就是多了免治功能或自動掀蓋——在最基本的生理尊嚴上，現代工業已經抹平了階級的鴻溝。 這代表財富在「物質功能」上的邊際效應遞減得極快： 食： 財富自由的人吃一頓米其林三星，跟你吃一頓精緻料理的飽足感與美味落差，已不再是天壤之別。 衣： 頂級訂製西裝與優質成衣的差距，比起百年前的絲綢與粗麻，視覺上的階級感大幅縮小。 行： 頭等艙與經濟艙雖然舒適度有差，但抵達目的地的時間是一樣的。 如果第一個 100 萬美金帶給你的邊際效用是 10（它解決了安全感與基本自由）； 那麼第二個 100 萬美金，效用可能就遞減到 5； 到了第三個，效用可能只剩下 1。 這個效用遞減函數不是線性的，而是斷崖式的（Cliff）。 這位朋友說，她見過不少人白手起家，資產從 A6 翻到 A9，又從 A9 跌回 A6（單位是美元）。 很多人財富增加了，心態卻仍停留在 Degen 慣性。簡單來說，就是賭上癮了。 他們成了數字的囚徒，為了追逐帳面上更高的收益，在錯誤的時間點重倉豪賭，冒著 100% 返貧的風險，去換取那早已遞減到幾乎為零的邊際效用。 我跟她也有類似的觀察。或許是華人基因裡帶有上一代的苦難記憶，我們普遍對金錢有一種深層的恐懼感，喜歡囤積數字、喜歡攀比。這種「匱乏感」就像是一種基因病毒，代代相傳。 即便我們已經生活在物質過剩的時代，腦袋裡的作業系統卻還停留在「飢荒模式」。我們習慣用資產的數字來填補內心的不安全感，卻忘了問自己：當邊際效應已經進入斷崖區，繼續透支生命去交換那些多出的數字，代價究竟是什麼？ 如果你觀察那些在幣圈起伏、最終卻無法守住財富的人，你會發現，他們追求的往往不是「更好的生活」，而是「贏過別人的感覺」。 他們買超跑、買名牌，本質上不是為了自己爽，而是買給別人看的。 試想一下，如果你住在一個無人島上，你會想開一輛藍寶堅尼嗎？上下車得彎腰、椅子難坐得要死，進出車庫還怕刮到底盤。在沒有觀眾的地方，這些財富象徵反而是一種累贅。 有趣的是，這種「優越感」完全是比較出來的結果。再做另一個思想實驗：如果你住的不是無人島，而是所有人都開藍寶堅尼的小島，你還會想開它嗎？應該也不會，因為當超跑變成標配，它就失去了炫耀的價值。 這種對「優越感」的追逐，本質上是一場永無止盡的西西弗斯推石遊戲。 優越感不是來自於你「擁有的多」，而是來自於你「比別人多」。這意味著你的幸福感並非建立在自己的基座上，而是漂浮在別人的目光裡。一旦進入更高階層的圈子，原有的優越感會瞬間崩塌，迫使你投入更多的人生預算去換取下一個階梯的虛榮。 這正是為什麼有些資產 A9 的人依然活得像個飢餓的囚徒。因為在優越感的金字塔中，永遠有比你位居更高處的人。 真正通透的人生，是把自主權從別人的眼光奪回到自己手裡。 這意味著你清楚知道自己需要多少物質就能抵達「舒適」的邊界，而邊界之外的每一分精力，你都選擇用來餵養自己的靈魂，而不是用來滿足無止盡的攀比。 真正的自由，並非擁有買下一切的權力，而是擁有一種「即便不參與這場遊戲，也不覺得自己輸給任何人」的底氣。 當你不再是數字的囚徒，也不再是別人的對照組，你終於能在這擁擠的世界裡，找到一個最讓自己舒服的坐姿。 就像風清揚傳授獨孤九劍時，對令狐沖說的那句：「根本無招，如何可破？」 如果說人生也有獨孤九劍，那麼破除一切煩惱的招式，就是放下心中的比較心——「根本無人，何必去贏？」

為了要反制德州的選區重劃，加州已經成功的把許多紅區，硬是修改成民主黨可以控制的選區，原本43:9的藍紅席次比，在新的選區劃分下，將要變成48:4，輕鬆地抵消德州的共和黨增加數目。但這個選區重劃的競賽還沒完，兩黨都有大動作，而最新的戰況是在維吉尼亞州，選民最近公投通過修憲，批准藍紅比從6:5變成10:1的選區重劃，但這修憲案被維吉尼亞最高法院宣告違憲。民主黨白忙一場。 選舉是肢體碰撞的運動，只要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手段不拘，以勝選為目的。所以民主黨說什麼，民主黨只是要反制共和黨挑起的「傑利蠑螈」(Gerrymander，即不擇手段的選區重劃)，我都聽不下去。全世界最會傑利蠑螈的就是民主黨了，不信你看看新英格蘭地區。新英格蘭地區的21個眾議員，通通是民主黨，你如果不細究，你還以為那邊都沒有共和黨員。四成的共和黨選票，一席都沒有，而且是經年累月，不是最近才發生。我只能說，是共和黨自己笨，自己以為是紳士，人家都戴起拳擊手套在打你，你還西裝筆挺地挨打。沒有一樣低級的川普點醒，共和黨還在那裡自以為高貴。 不過維吉尼亞的違憲判決，暴露出民主黨另一個，一向就有的問題。民主黨政治人物，無能。維吉尼亞的州憲規定，如果要修憲，議案必需在州議會通過兩次，而兩次中間，得有州議會大選，目的是讓選民可以理性判斷修憲案合不合理，在投票選議員的時候，當作重要考量。民主黨在推這個選區重劃的修憲公投時，早有法律專家說時間點可能會有爭議，但民主黨不管，硬推，想要先取得公投多數，再用民意的壓力逼迫最高法院就範，一如華盛頓州的違憲所得稅法。但這些個民主黨智障，連誰在最高法院當法官都不知道，最後只能被打臉，失敗作收。 如果這是詹森的政權，他絕對不會讓這種事情發生，他要推的法案，他一定把票算得一清二楚，一定把法條翻來覆去，修得精確萬分，不會有任何可能的失敗空間。所以他在歷史上和小羅斯福齊名，屬最能幹的民主黨總統，也對後世的美國子孫有巨大的影響。因為詹森和小羅斯福，懂得民主權力機器的運作，他們知道要國會通過法案，他們的政策才能有持久的效果，所以當他們決定要推法案時，一定把大軍集結，威脅加利誘，傾巢而出，絕對不會犯維吉尼亞民主黨這種低級的錯誤。所以社會安全法是羅斯福通過的，老人健保法是詹森通過的，至今仍然規範華爾街的大小金融法案是羅斯福通過的，而詹森是南北戰爭以來，唯一通過民權法案的總統。 現今的民主黨政客，一代不如一代。維吉尼亞的修憲案，背後的力量是歐巴馬，歐巴馬就是民主黨所有問題的具體化表現。當民主黨越來越往左靠的時候，身份認同政治變成是進步派血緣正統的主要依據，如果你的出身不純，你是白直男，那就更要積極表態效忠這個身份認同血統，不然你就沒有升官的機會。於是，一代又一代的民主黨政客，專心致志於「表演」，政治的所有作為通通是performative，白直男的代表就是加州那個白痴紐森州長，什麼事都幹不成，整天在表演。而少數民族的代表，就是歐巴馬。「我是美國的第一個黑人總統，我代表了所有的進步價值，不管我要做什麼，都是對的，你們都要俯首在我面前，任我差遣」，當他令不出大門，法案通過不了，別人不買單地的時候，他也非常驕傲，不屑政治運作。於是就大筆一揮，行政命令一下，取得了暫時的勝利，拿到了對共和黨說嘴的權力，就算事情辦好了。我以前寫過，歐巴馬如何整高等教育、聯邦航管員、醫療保險等等，用的都是行政命令。但行政命令的問題是，換了黨派當總統，就會被立刻取消。拜登也是，大筆一揮，就想要納稅人對少數人的學貸買單，就想要引進成千上萬的非法移民。沒有一件事，敢堂堂正正的動員議員來通過法案，所以最後都被取消了。美國近代最沒有歷史影響力的總統，非歐巴馬和拜登莫屬。 詹森是在保守的德州磨鍊他的政治手腕，羅斯福的進步主義背叛了他哈德遜河谷的貴族階級，兩個人都是在泥巴裡打滾過的政治能手，豈能是沒幹過一天實事，僅靠著一場演講，靠著全美國罪惡感當選的歐巴馬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