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招待苏联舰队的那几天中，宴会是很多的。中苏友好大厅的最后一次盛宴，是在苏联舰队离开上海两天后举行的，赴宴的当然都是我们中国人。举行这次盛宴的原因，据说是因为大家在接待苏联舰队的工作中都辛苦了，恰好接待经费又有富余，“首长”指示就用这笔钱犒劳大家一 番，以示关怀。 这就是说，预算的 经费没用完，用不着再缴回国库，倒可以拿出来大吃大喝。我因为住院开刀，没有参加这在接待苏联舰队名义下的“最后的晚餐”，但同样为了观察生活或不得不去的同志们事后告诉我，这“最后的晚餐”气氛之欢腾和菜肴之丰盛，也完全可以载入“史册”：海参、鲍 鱼、对虾、干贝、猴头、鲥鱼、熊掌、卤鸽、珍珠鸡……一盘盘、一碗碗，目不暇接，最后还端上了一大盘、一大盘油光光酱红色的玩意儿，惊得许多食客兴奋得睁大了眼睛大声欢呼——“烤乳猪、烤乳猪”…… 谁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这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山里跳的，水里游的，几乎都“兼”遍了！这“共产主义”有多棒！我想起了胡志明主席给我说的那句话——“如果让个人掏腰包，那又会怎样呢？”而我们这“最后的晚餐”可好，外国的贵宾一个也没有，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人对中国人，几 乎又全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戴煌《我反对神化和特权的代价》

成都：血战三日 成都的民主化运动，一开始就跟北京和中国其余地区有很大差别，最开始的抗议主要集中在反腐败和反官倒这样不痛不痒的口号中，甚至跟“民主”没有直接关系： “比如，当地一位英语说得很好的社会学教授，带我了解了豪华的锦江宾馆的情况。他指着那些独自坐在酒店酒吧喝着橙汁的女人说，这 里的消费是普通中国人负担不起的。看起来，这些女人似乎是妓女。我们看着一个年长的男人走到其中一个女人那里，然后两个人走出餐厅，消失在电梯里。他说，那名男子是一名著名的将军，公众知道酒店里发生的这种事情，并将其视为失业严重时期政府腐败的一个主要象征。”（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据我6月5日采访的美国领事馆官员斯科特·贝拉德（Scott Bellard)说，最开始在成都没有真正的学生民主运动，但在年轻工人和失业青年当中存在巨大的动荡，主要是对腐败和失业感到忧虑。”（同上） “不过他们的诉求有别于北京的学生。‘我印象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它从来不是为支持民主而抗议的。’金鹏程（Paul Goldin）说。这位宾州大学的中国思想教授，昔日是在四川大学学习中文的美国学生。从他的角度来看，学生的主要目的是要让体制从里到外变得更纯粹，他们并不想推翻共产党，反而希望党能遵守自己做出的承诺…之后很久，所有人都知道北京建了一座民主女神像之后，那时候，人们才开始使用自由、民主这种词”（《人民失忆共和国-成都》林慕莲） 紧接着，成都运动的第二个特点出现了：它是在不断的反抗政府的暴政之下，才越来越强大的。换句话说，对中国政府的仇恨，而不是对民主自由的追求，才是成都运动真正的核心动力： “五月十六日的清晨是成都抗议行动的转折点。当时超过千名的警察与大约两百名学生扭打成一团，警察在清场过程中动用棍棒和皮带殴打学生…那晚的暴力清场刺激了这场运动…有近几十万人在警方行动之后走上街头，还有多达一千七百名的学生参加绝食抗议。成都变成了游行参与者的聚集点，他们从四面八方的其他地区蜂拥而入，甚至有远至西部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代表团来参加抗争。学生们在墙上张贴的海报中写满了他们的希望与渴望，像是‘不自由，毋宁死！’抗议在当时成了家常便饭，在某些圈子里，连日常的问候‘吃饭了没？’都会半开玩笑地变成了‘你抗议了没？’”（《人民失忆共和国》） 四川省曾是赵紫阳的封疆，时任四川省党委书记杨汝岱又是赵紫阳的门生，因此四川党委迫切的想要把成都的运动解释成为支持北京学生的运动：“党委副书记顾金池对学生说：‘我们清楚的知道你们的绝食运动是为了支持北京学生…”（同上）成都的抗议活动确实与北京的学生运动有一些理论上的联系，但两地的社会背景差距太大，产生运动的原因也如上述般各不相同，因此四川省委的举动更像是顺势而动，借机配合赵紫阳和中央党内支持学生的派系，而不是对成都运动一个符合事实的描述。 当然，成都与北京最大的区别和关联，都来自于6月3日当天。当北京的屠杀正在策划和进行的时候，成都的抗议者已经所剩无几。然而当北京屠杀的消息通过BBC和VOA传到成都以后，全城才真正的被点燃了。也就是说，北京的抗议结束以后，成都的运动才正式开始： “在几个小时之内，充满杂音的英国广播国际频道以及美国之音却传来了北京的屠杀消息，于是数千名愤怒的市民又再度回到了成都街头。这次的群众运动展现出坚定的团结与无畏的勇气，街头的抗议者清楚知道军队在北京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火。数千人在成都的主要道路上游行，他们举着哀悼的花环和标语，上头写着‘我们不怕死’、‘六四屠杀，七千人死伤’、‘打倒独裁政府！’当第一波的示威群众游行到武警部队面前时，局势变得一触即发。群众的攻势被警方挡了回来，武警开始用警棍殴打示威者。现场登时爆发为全面战斗，抗议者用鞋子，砖头，人行道上的碎片，以及任何他们能够取得的东西回击武警部队。”（《人民失忆共和国》） “然而，成都人并没有被政府撑腰的暴力镇压给吓唬住。相反的，他们被激怒，变得更加义愤填膺…一群人发现了一个没怎么伪装的警察。‘愤怒的群众立刻揪住了他，像成群的老鹰一般扑向他，在我们眼前血腥地将他踩死。这种严厉的私刑让我深深震撼，它血淋淋地显示了人民对警察有多么反感。’”（同上） 至此，长达三日的血腥巷战在成都市民与中国警察之间展开。尽管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多有出入，而且各方的描述区别甚大，但是有一点是所有人都可以同意的，那就是从6月4日下午开始，到6月6日晚，成都市民的攻击对象都只有一个，就是中国政府及其代理人。不管是市政府，警察局，消防局还是国有企业，都成了成都市民的攻击对象。他们忠实的履行了“打倒独裁政府”，“暴君人民绝不放过你”，“血债要用血来还”的承诺，在实力对比明显不利于自身的情况下，用自己的鲜血谱写了巴蜀人反抗中国统治的悲歌： “到了六月四日傍晚，一群愤怒的群众放火焚烧任何属于公家的物品，包含公共汽车和警车。群众向广场附近一个殴打拘留者的警察局投掷石块，瓷砖和汽油瓶，最后还引爆火势。大火蔓延到早被洗劫一空的‘人民商场’ — — 一个占据了整个城市街区的国有市场…六月五日早上，成都的市民一觉醒来看到了不可思议的景象。街上有很多焦黑冒烟的公车，现场出奇的安静。而且唯独国家的财产遭受攻击，政府大楼的每一块玻璃都被打碎，而旁边的私人企业则毫发无伤…政府当局好像完全失去了掌控能力。一份解密的美国电报指出，武警部队的人数远远不及民众人数，他们为确保自己的安全，被迫撤退到市政府大楼。每一次武装部队试图出击的时候，都因惊人的群众数量而迅速撤退，最多只能偶尔向人群投掷几颗烟雾弹。”（《人民失忆共和国》） 笔者曾在其他地方将巴蜀的抗议称为“六五”，而不是“六四”，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整个成都抗暴过程中，最有象征性的冲击政府大楼，和市民与警察最激烈的战斗，都发生在六月五日： “6月5日上午12:15，我写了如下： “街上到处都是人，一片混乱。” “当我沿着人民南路走向广场时，我开始见到倾倒的垃圾桶和路边的栏杆。距离毛泽东塑像一个街区的地方，年轻人正在建造一个简陋的路障。最终，我壮起胆子从广场中心穿过，满地都是碎玻璃和垃圾。 “看不见有警察，但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一个扬声器播放公告，一个声音说到：“我们五分钟后就来抓你。”又一阵恐慌爆发了，人们都纷纷逃走。” “大约午夜12:15分的时候，我在广场往右转，看见路上有燃烧的物体。两辆城市大巴，也许就是下午5点左右我看到的警察拖过广场作为路障的那两辆大巴，烧的只剩车架了，轮胎仍在燃烧。再远一点，一辆三轮警用摩托车也在燃烧，然后我意识到我正在走过的街区有一半着火了。” “年轻人打烂窗户、摧毁建筑物，以表达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成都体育大学的一位没有参与抢劫的学生告诉我：‘人们正在燃烧建筑物，因为政府不好。戒严是一个错误。我们不喜欢它。’” “三辆消防车从广场的方向开过来去扑灭熊熊大火。但当他们停下来，连接水管并对准火焰时，人们包围了消防车，并在五分钟之内将其中一辆点燃，并将另一辆翻过来！难以置信。人群吼叫着表示赞同。五分钟后，催泪瓦斯罐头开始爆炸，人们逃离，这种恐慌情绪并未停止，因为爆炸不断发生并且越来越靠近 — — 四，五，六个。” 我接着写道：“这是一个有趣的教训。从当局角度看，这展示了事情如何‘失控’，甚至可以‘证明’他们的论点，即骚乱是‘少数暴徒’或‘几撮不良分子’造成的。当局对于和平示威出重拳，激怒了他们。在开始实行强硬路线后，他们无法退缩，只能严厉打击。愤怒的人们，开始抢劫、放火。当局不能让建筑物就这么被烧毁，所以他们派出消防车。当人们把这些都点燃后，催泪瓦斯就来了。当局一旦开始犯错，并坚持下去，剩下的事情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6月5日上午9时左右，一伙歹徒从东、南两个方向，用石头猛击市人大常委会办公楼，将二、三、四楼临街办公室窗户的大部分玻璃砸烂。随后，这些歹徒手持钢钎，木棒，冲开东面铁门，打砸停在院内的汽车，并放火烧毁了三辆轿车。下午，一些歹徒又聚集在市人大常委会门前，向办公楼抛甩汽油燃烧瓶，将行政楼引燃，这些人还猛撞围墙，企图冲进办公区，未逞。他们便在办公楼下叫骂：楼上的人下来，把你们全部杀死… 6月5日，从下午到晚上，一伙歹徒围聚在市政府办公大院东墙外左侧，对着正在进行广播的房间高呼：杀死所有的共产党员，杀死所有的公安！” “6月5日，歹徒的暴行达到顶峰，他们倾巢出动，四面袭击，打砸警车，殴打武警、公安干警和解放军。从6月5日至6日，成都市区所有十字路口皆无交警上岗，街上亦不见穿警服、军服的军警人员。一些军警人员的家庭受到威胁，歹徒们叫嚣：先打警察，再打警察家属…歹徒们还闯进一、二、三、六等医院，搜寻受伤的武警战士，扬言‘搜出一个，就打死一个’。蜀都大道和一环路等地，每个交通路口都聚集着几百名歹徒。他们见军车、警车、轿车就砸，见军人、民警就打。他们喊着：‘有怨报怨，有仇报仇，无冤无仇，就打欺头！’”（《成都骚乱事件始末》） 而武装斗争的主力，已经从学生转移到了长期受警察欺压的群众，这一点，共产党的材料其实比西方人看到的更清楚： “石头、砖块、玻璃瓶如雨点般向人民东路派出所袭击。手持匕首，钢钎，大刀，木棒，铁棍的歹徒，声嘶力竭的对着人东派出所嚎叫着： 警察，黑xx！今天老子们要把你们黑xx锤平！ 黑xx警察！你们整老子，你们晓得有今天的下场哇。老子要点一把火，烧！ 宋良志（人东派出所所长）！你xxx是对的就出来！人东（派出所）的，还有戴大盘盘（帽）的，是对的都出来！老子们今天统统的杀死！ 共产党没有了！政府没有了！打！烧！冲哇！”（《歹徒们为什么要烧人东派出所》） 当然，和中国的材料想要宣传的相反，抗议群众其实在大多数时间都处于武器，装备和经验不足的局面。从西方和共产党的记录我们都可以看出，抗议群众的武器非常简陋，最有效的也只有燃烧瓶和高压气枪（只有共产党的记录，西方记录里并未出现高压气枪）。面对全副武装的武警和解放军，抗议群众很快失去了气势。从共产党的材料里来看，抗议群众分成许多个小团体，彼此之间并没有足够的支持，而武警一次的出动数量居然可以达到800名！6月6日，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抛弃了部分由他煽动起来的学生和抗议，给武警下达了镇压的命令，武警开始放开手脚，血腥镇压抗议群众。在武器，装备，组织和经验全面领先的武警面前，抗议市民仅凭人数优势无法获胜，被分割开来，各个击破： 我问他，既然民众是多数，为什么不将警察制服。 “在成都，这是新事物。我们没有这样的战斗的经验。人们很害怕。但我们不能再忍受了，所以我们加入了。如果警察向人们开枪，他们就会变得更勇敢，并去战斗。我们医学院/医院的院长警告我们，如果我们参与学生示威，就会受到惩罚。这是真的。他们在布告栏上贴了通知。”（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武警在抓捕学生和抗议者期间，对他们实行了惨无人道的杀害： “我回到我之前待着观望事态的那间房间的阳台上。不久，有六辆卡车载着看起来像是士兵的人进入大院。他们没有持枪，但似乎有类似刺刀的武器。他们与我过去两天见过的武装警察不一样。有一个人非常醒目。他穿着不同的制服，有一把套在枪套里的手枪。 这些士兵跳出来，见一个抓一个。真是一片混乱。大多数示威者、袭击者和围观的人都跑了出去，但大约有三十多人被抓，不管他们是破坏了财产还是只是看热闹的，士兵们不知道也不关心。 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我们惊恐地看到这些士兵们殴打、虐待被捕的人。他们要每一个人向前迈出一步，双手绑在身后。他们给他们拍了照片，问了一些问题，然后把他们头朝下扔到水泥地的停车场。他们的头骨脑袋撞到地面发出的嘭嘭声，令人毛骨悚然。 我受不了了。我跑到酒店的大堂，那里全是碎玻璃，被砸得稀巴烂。我发现士兵的领导正和其他的士兵站在周围。我走到他面前，开始用英语对他喊：“你不能这样做！你这是在没有任何正当程序的情况下杀人。”我也不确定自己具体说了什么，但我不会说普通话，而他不会说英语。很快，一些警卫把我赶走了，我又回到了阳台，气得浑身发抖，却又无可奈何。 在他们“处理”完所有新的被捕者之后，士兵们又将他们扔到他们开来的其中一辆大卡车上，就像他们是一袋袋土豆。 如果那时那些人还没有死，那么压在下面的人很可能会窒息而死。凌晨3点刚过，他们就把车开走了。我不知道他们当中死了多少人。”（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她看到了大约二十五个人跪在院子里，头朝下，双手绑在背后。他们先是被推到在地，然后卫兵围着他们走来走去将近一个多小时。最后，指令下来了。这时‘穿黑裤子白衬衫的人上来用铁棍把那些人的脑袋敲碎’。景象惨绝人寰，她吓得在浴室里呕吐。几天后，她逃离了中国。后来她告诉一家北欧的报纸，‘他们一个人一个人的杀，那些还活着的人不断哀求他们给一条生路。’”（《人民失忆共和国》） 惨烈的三日巷战，以巴蜀人民的失败而结束。 ---成都血战：巴蜀的1989 巴蜀独立会 1.6月4日警察对抗议者使用了催泪瓦斯和眩晕手榴弹，试图驱散主要广场的人群。 2.6月4日武警清场后，警察和投掷石块的愤怒人群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3.6月4日成都。照片： AFP/Getty Images 4.在冲突中受伤的人等待接受治疗。头部受伤的情况很普遍，这说明警察采取了殴打抗议者头部的策略。伤者恳求西方摄影师 "告诉世界！"Kim Nygaard提供

1972.3.23上海市工人对《571工程纪要》的反映（绝密） 按： 报告第二段开头描述上海工人听到571工程纪要后的第一反映，就犹如“热油锅里撒上了一把盐，顿时炸开了”。这说得很形象，也很准确。即便人们早已知道林彪一家政变未遂而出逃毙命的事情，但571纪要的内容仍然让人大吃一惊。 571纪要中的很多话 切中时弊，反而是当局强词夺理的强行批判令人啼笑皆非。比如纪要中说“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而上海有些青工原来也对工资低想不通，但大批判的结论是“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有利于促进思想革命化，有利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备战备荒，有利于逐步缩小城乡差别，有利于支援世界革命。”明明是没有本钱给工人发工资，却厚着脸皮说“有利于支援世界革命”，可笑之极。 当局对于难以完全驳倒571纪要并非没有预期，“有这祥那样的担心，在组织传达讨论工作上，主观主义地设想了不少框框”，所以就避难就易，重形式而轻内容，走走过场而已。具体表现包括： 由于时间比较短，《“571工程”纪要》中的许多内容，特别是一些“尖端”问题，很多单位还没有很好批。有些问题虽然批了，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还不够。 约百分之十左右的单位，由于领导上抓的不得力，那里的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学习和批判有点深不下去。 有的满足于“开会不缺席，发言不冷场，声讨会上有气氛，传达以来很平稳”；有的认为“集中搞十天、半月过去了，计划会议传达了，工资调整快要开始了，批判‘571’可以告一段落了”。 ～～～～～～～～～～～～～～～～～～～～～～～～ 沪革工交[1972]第094号 绝 密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交组（报告） 关于在工人群众中 传达讨论中央四号文件的情况报告 中共上海市委： 工交系统在工人群众中传达讨论中央[1972]四号文件，批判《“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已经半个多月了。 林贼一伙炮制的《“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文件，一经和上海工人阶级见面，犹如“热油锅里撒上了一把盐，顿时炸开了”，立刻激起广大工人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遭到迎头痛击。在头几天的声讨批判会上，许多工人同志气得浑身发抖，火冒三丈，抢着发言。他们说，听到林贼这样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好比“刀割我的肉，针刺我的心”，真恨不得咬他几口。上海火柴厂老工人、共产党员张瑞娣同志，由于极度气愤，在高呼“打倒林贼”口号后，气得当场昏了过去。广大工人对林贼越恨，对毛主席越亲。物资局日晖港供应站老工人李丛润在批判会上激动地说：“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下无泥不生根，如果没有毛主席，那有劳动人民得翻身，林贼反对毛主席，我们工人豁出老命也要和他拼！”林贼《“571工程”纪要》中散布的那些反革命的谎言和谬论，逃不出广大工人的“火眼金睛”。有的说：“我们虽然文化低，识字不多，但道理能懂，是非能辨。”有的说：“什么叫失业，什么叫剥削，我们最有发言权；那个制度好，那个制度坏，我们心里有本账。”在上海港第四装卸区工人举行的一次批判会上，大家愤怒地说，林贼抛出这个黑纲领，为的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就是要我们再回到“臭苦力”的地位，让“钱守维”重新上台。这时，全体码头工人异口同声的高呼：“我们坚决不答应！”现在，工交系统各单位，在车间，在班组，到处摆开了大批判的战场，林贼《“571工程”纪要》这棵大毒草好比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大批判推动了大学习，广大工人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他们说：打狼要有棒，打虎要有枪，要批深批透林贼这个黑纲领，就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个大学习、大批判的群众运动正在向新的广度和深度发展。 在这次传达讨论中央四号文件中，各单位普遍认真学习了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并以此统帅整个学习和批林斗争。大家体会到，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是开展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总纲，其中关于反面教员作用的问题、关于秦始皇的问题和关于反共的右派政变问题的论述，对林贼攻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谬论是最有力的驳斥，对我们是深刻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上海钟表理化厂、梅林罐头食品厂、上钢五厂等单位的同志，逐字逐句地讨论，领会毛主席这些教导的历史背景、精神实质和现实意义，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极大的鼓舞。他们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秦始皇问题的一段论述时，开始不少同志不太理解，后来认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资产阶级历史作用的论述，学习了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关于不应当割断历史的教导，又学了毛主席的《沁园春·雪》中评价历史人物的立场、观点、方法，有的还看了有关秦始皇的史料，再对毛主席的这段教导逐字逐句地进行讨论，逐步加深了理解。大家从“秦始皇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认识到要用阶级的、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评价历史人物；从“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认识到无产阶级为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必须对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实行独裁，必须以百倍的力量，回击被推翻的反动阶级以“十倍的努力”进行的复辞行动；从“可惜的是，他们说得不够，往往还要我们加以补充”，认清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与历史上一切反革命专政的根本区别，秦始皇虽然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主席相比，犹如彼得大帝比之列宁一样只是沧海中之一粟。经过这样反复学习，并把学习同批判紧密结合起来，对毛主席指示的基本观点学得深，记得牢，对“571”反革命纲领的实质看得清，要害抓得住。工人们说：不管林贼三十六变，七十二变，只要我们掌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就能识破它的反革命原形，把它批得体无完肤，遗臭万年。 广大工人群众听了“571”反革命纲领传达后，纷纷以亲身的经历，列举了大量的事实，痛斥林贼一伙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对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的污蔑和攻击。有的以全国、本市、本厂生产建设方面的巨大发展，痛斥林賊的“国民经济停滞不前论”；有的以自己子女在农村的茁壮成长，痛斥林贼的“变相劳改论”；有的以令人和家庭在新旧社会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境遇，痛斥林贼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论”；有的以自己或亲人在五·七干校受到的锻炼和教育，痛斥林贼的“变相失业论”。在批判中，很多单位注意把摆事实同讲道理结合起来，把戳穿林贼一伙的无耻谎言同揭露其罪恶的政治目的结合起来，开展“三对比”（新旧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林贼的修正主义路线），“忆四史”（家史、厂史、党和国家发展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把回忆对比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许多钢铁工人对比我国解放前后的钢产量，对比我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钢铁增长速度，对比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钢铁生产飞跃发展与在刘少奇一类骗子修正主义路线干扰下钢铁生产“十年徘徊”的两种结果，既驳斥了林贼“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的谬论，又进一步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比正确。沪江机械厂、上海色织二厂等单位有些青工原来对工资低想不大通，通过回顾家庭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看我国分配制度和政策的优越性；回顾本厂生产面貌的变化，看增加社会主义积累同扩大再生产的关系；回顾我国解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看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的必要性；回顾苏联变修的教训，看工资高低悬殊的危害性，从而认识到：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有利于促进思想革命化，有利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备战备荒，有利于逐步缩小城乡差别，有利于支援世界革命。经过这样讨论，不仅比了苦与甜，而且分清了纲和线。 在这次传达讨论中，许多单位对《“571工程”纪要》中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那些“尖端”问题，也不是回避它，而是认真地进行研究和批判。上无二厂、建工局五0一工程队等单位，工人同志在研究、批判这些“尖端”问题时，先弄清楚每一条谬论的含意，再揭露其攻击的实质和要害，把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同林贼一伙的黑话相对照，把我党几十年来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事实同林贼一伙的无耻造谣相对照，理论联系实际，寻根究底，批深批透。他们的体会是：打蛇打七寸，批林批要害，尖端批得好，教育受得深，大毒草可以变为好肥料。 这一段广大群众学习中央文件、批判“571”反革命纲领的实践，使各级领导骨干受到了深刻教育。原来有些同志对中央决定将《“571工程”纪要》发给全国人民来批判的重大战略意义认识不足，有这祥那样的担心，在组织传达讨论工作上，主观主义地设想了不少框框。通过反复学习中央四号文件和讨论市委负责同志讲话精神，认识逐步提高。重机公司、钟表公司、一织公司等系统的有些同志都深有体会地说，林贼的《“571工程”纪要》，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我们应当抓紧这个极好时机，组织群众认真研究，深入批判，增强对反革命毒素的免疫力，提高对一切政治骗子的识别力，在思想上筑起反修防修的长城，这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意义是极其深远的。从这个认识出发，许多单位都提出：搞好这次大学习、大批判，出发点要放在对广大群众进行—次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着眼点要放在放手发动群众、坚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立足点要放在搞好班组。上海照相机二厂开始规定先讨论什么，后讨论什么，工人不赞成这样傲，要求先开声讨会，让他们出气解恨。这对厂领导教育很大，于是因势利导，从全厂到车间，从车间至班组，掀起了一个万跑齐轰、声讨林贼的热潮。在组织批判活动时，他们提倡人人准备，个个口诛，不强调写稿子，工人反映很好。有个老工人说为了发言，我事先准备了整整一天，虽然在批判大会上只讲了几句，但对林贼的仇恨在我心里扎得更深了。实践证明，要充分发挥《“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面教材的作用，通过批判，大大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关键在于领导，而领导又在于指导思想是否明确。是从防修反修的长远战略目标着眼，还是就事论事只搞十天、半月；是充分相信群众，放手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还是怕这怕那，用一些条条框框去束缚群众；是注重实际效果，还是满足于“表面文章”，这实际上是对待这场严肃的斗争的根本态度问题，是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 半个月来，工交系统广大工人学习中央四号文件、批判“571”反革命纲领的形势很好，发展健康，目前正在继续深入，但是发展很不平衡。由于时间比较短，《“571工程”纪要》中的许多内容，特别是一些“尖端”问题，很多单位还没有很好批。有些问题虽然批了，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还不够。还有约百分之十左右的单位，由于领导上抓的不得力，那里的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学习和批判有点深不下去。值得注意的是，现在部分干部中出现了自满、松劲思想。有的满足于“开会不缺席，发言不冷场，声讨会上有气氛，传达以来很平稳”；有的认为“集中搞十天、半月过去了，计划会议传达了，工资调整快要开始了，批判‘571’可以告一段落了”。如果这些问题不很好解决，就有走过场的危险。 目前，中央[1972]十二号文件已经下达。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问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重要谈话，是我们深入批判“571”反革命纲领新的有力武器。各单位正在组织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谈话纪要，并且和学习中央四号文件结合起来，把对《“571工程”纪要》的革命大批判持续地开展下去，在这场斗争中，既要坚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又要加强领导，注意发挥骨干的作用。对部分群众中暴露出来的模糊认识和错误思想，坚持正面教育，在批林这个大方向下，通过学习讨论求得解决。认真总结经验，抓先进典型，抓薄弱环节，不断把学习和批判引向深入。当前工作多，任务重，学习和批判活动的时间虽然不能象前一段那样集中，但是批林斗争仍然是头一位的大事。一定要遵照毛主席“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的教导，以批林斗争为纲，化毒草为肥料，化义愤为力量，推动其他各项工作。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以上报告，如有不当，请指示。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交组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出处：上海市档案馆B246-1-431 ---发帖者：陈闯创@1957spirit 来源链接： 中共国史料:

为了防止一些新翻墙的网友忘记了，这里重新发一下任志强的长文《剥光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疫情已经结束了，现在再看，任志强说的基本上是全对 2月18日落笔了“记忆与反思”，本想就此罢手了，尤其是不愿再碰触2月19日的伤疤。 四年前的2月19日，我在转发“央视姓党”的微博照片时，加上了“当所有媒体都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的一段评论，于是引发了“十日文革“式的全网大批判和留党察看一年的党的组织纪律的处分！因此，每年的2月19日我都坚决的放下手中的笔，以守护曾经的这一天。 但此次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的暴发，恰恰验证了“当媒体都姓党”时，“人民就被抛弃”了的现实。没有了媒体代表人民利益去公告事实的真相，剩下的就是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的结果。 几天之后媒体上、网络上疯传着2月23日中央召开全国上下约17万人参加的大会，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的中央大会。且远胜于当年七千人的庐山会议的规模，有着比七千人大会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也被称为是一次伟大的会议。 网上许多人在用各种方式吹嘘和吹捧这次大会的伟大意义，并且格外的强调这次会议中最重要的党的主席的长篇讲话，是一个鼓舞人心、英明正确的战略部署，为世界指明了防治疫情的方向，号召用举国体制的力量，应对大考，战胜疫情，并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体现了”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都在为伟大领袖的讲话而欢呼雀跃，似乎中国又进入了那个曾经伟大的大跃进时代，又进入了四处红旗飘舞，高举红宝书，三呼领袖“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时代。更有许多人在从各个角度解释自己从2月23日讲话中发现的精华，以为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我也好奇并认真的学习了这篇讲话，但我从中看到的却与各种新闻媒体和网络上报道的“伟大”完全相反。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现实，但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 讲话分为一、二、三、四和最后，我也来个一、二、三、四和最后吧！ 一、 第一部分是“关于前一段疫情防治工作” 这里讲的是表彰自己的伟大成绩，包括1月7日的批示。“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要有正确的战略策略，要靠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举国体制的医疗物资和生活用品的保供和维护社会稳定、防止社会失序，以及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总之都是一尊亲自靠“巨大政治勇气”做出的决策和亲自指挥而取得的重大成绩。 网上有位名为李锦的专家，出版过国企政策的书籍多本，被媒体誉为“我国国企政策与新闻第一解读人”。专门写了篇《“17万人大会”的抗疫历史传奇》的长文，将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与“17万人大会”并列称为党史上空前的事情，必将载入史册。对此次会议大肆吹捧，已到了无耻之极了！ 中国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可谓是党内执政的一次危机，并提出了“不怕批评，敢于接受批评，敢于自我批评”的信息。对“反右倾”和“大跃进”及瞒产、瞒报等问题进行了批判和对真相的追查，最终刘少奇用“三七”开承认了七分人祸的错误。毛则在大会上终于作了检讨：“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同时也做了自我批评，事后还做了一些平反的工作，这才让危机渡过了。 这次的大会，也许同样面临的是党内执政的危机，但人们没有看到大会上有批评的意见，没有对事实真相的追究与批露，没有查清疫情暴发的原因，更没有人检讨责任和承担责任。却在试图用各种伟大的成绩掩盖事实的真相，好像这个疫情是从1月7日的批示才开始。那么去年12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有及时公布信息？为什么会发生1月1日中央电视台追究8名谣言者的新闻？为什么会有1月3日的训诫？为什么会有1月3日对美国通报的疫情信息？为什么不提1月7日之前已发生的各种危机？为什么1月7日的批示未向社会公布？至今也未公布！为什么1月7日之后还会召开了各种聚集性的全国大会？为什么还出境访问？为什么在云南敲鼓庆春节？…… 这所有只用1月7日和1月20日来试图终止与斩断国民与社会对疫情发生原因和扩散原因的追究。不再提为何没有及时公布疫情等等的原由，正是掌握权力者不想承担任何责任，也拒绝社会追究这些责任。只想用伟大成绩来为自己遮羞，同时动用各种党所控制的媒体，用所谓的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规范和完善信息发布机制，宣传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迷人感人的事迹，引导舆论的正能量等方式坚决堵住各种追查事实真相的言论。坚决堵住追究造成这次疫情责任的言论，坚决不承认吹哨人的作用，不承认体制与决策无能的事实！ 但这种遮羞式的宣传，大约只能欺骗那些愿意被你欺骗的人，却无法欺骗那些只相信事实与真相的人。 无论目前的防控取得了多大的成绩，都无法挽回那些失去了的生命和失去了欢乐的节日，失去了亲人的破碎家庭。也无法挽回因疫情而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和家庭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满篇的讲话中根本不提造成疫情的原因，不提疫情扩大化的失控原因，全社会没有看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情况。同时不提党的领导的统一体制之下的弊病；不提谁应对疫情的扩大化承担责任；更不会检查和检讨自去年12月以来出现各种问题的原因和责任。历史上的皇帝尚有“罪己诏”，七千人大会尚有检讨、自我批评和认错，但这伟大的“十七万人”的大会，却只有表扬和功劳，并无原因、真相与责任。 这哪里是“七千人大会”啊，这只能是天安门上招手接见红卫兵啊！ 不提原因、真相与责任的自我表彰，都是些傻瓜也知道的“马后炮”。伟大与英明正确的战略策略，本应都是防御疫情发生和扩大的工作，但却都发生在钟教授的严重警告之后，而非发生在钟教授的呐喊之前。这也敢称是英明？也敢自吹为成绩？也敢自吹是“及时制定和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明明是在事后不得不进行的各种挽救，是在补漏洞、堵窟窿，却被吹成了“该出手时，必须出手”，真是不知天下还有“无耻”二字了！ 皇帝可以骗自己是穿了衣服了，但连孩子们都知道皇帝是光着屁股的，那些不敢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人，都知道什么是穿着新衣，什么是没穿衣服。齐奥塞斯库以为人民仍然会相信他的谎言欺骗时，却不知道船已调头了！ 二、 关于当前加强疫情防控重点 这段讲话的核心大约在“对借机恶意攻击的舆论坚决依法制止”上！ 疫情防控的部署是在告诉社会，目前的情况全党、全国都纳入了一体，是在同一条船上。将疫情发生的原因和责任下放到各级政府的头上，告诉全党和社会，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去取得胜利。取得的所有成绩都是我领导的，没我你们都不行。如果不能取得全面胜利，则我死就会中国共产党死，中国共产党死，中国也就死了！ 因此必须保住湖北、保住武汉、保住北京，用举国体制支援重疫灾区，并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尤其是防控的重点要提高新闻舆论工作的有效性。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做好防控工作，没有我不行，没有党不行，没有统一指挥不行，没有所有人共同为维护核心的努力不行。 皇权意识的传统是国为君天下，臣为君命，故同船同命。没有了君，就没有了国，也就不会有臣的地位与权力了。因此只能是同船同命运，要先共同保住这条船，保住这个君，才能保住臣与民。 当一个现代的国家中，民为天下之主时，则并非是同船同命的概念，也并非都与执政党和执政党的领袖同命运。如果是个民主制的国家，民主制度可以选择谁当船长，也可罢免和撤换船长。同样不但可以撤换船长，还可以撤换整个管理体系中的大副和水手们。 即使是现代的中国也同样，可以没有一尊，也可以没有执政党，但绝不能没有人民的权利和利益的保障。 这次疫情中可以看到的现实是，党在维护党的利益，官在维护官的利益，君则只是在维护一尊的核心地位与利益。正是这种体制造成了，只听君命而不顾民情的情况。当疫情已经发生时，却不敢在没有君令的情况下，向民众公布疫情。不敢公布事实与真相，反而用抓批“谣言”的方式，限制和阻止真相的传播，才造成了不可控制的传播。 此时所有人并非站在一条船上，各自严守着各自的利益，却将一国之民抛弃于后。但当疫情发展到失控时，皇帝却变成了英明的指挥与部署者，让全党全国都被捆绑于这个指挥和部署的船上，成为了必须和只能为皇帝承担责任的人。皇帝可以随意的撤换任何不为维护皇权而献身的臣子，也可以用同船同命的方式要求所有人为了党的利益去打好这场保卫战，迎接此次大考。 如果没有上命之错，又何来危机与大考？既然党中央已对疫情形势有了准确的判断，既然亲自指挥已采取了有力有效的举措，既然各项工作部署都是及时的，那么为什么会有疫情全国性、全球性的传播呢？这些并非事前、事中的举措与预防，而是造成了事后的补救。当疫情失控的大量传播时，也才出现了危机。如果是事前的预防，又何来的大考？ 当前的所有举措都是在失了先机的情况之下的补救，是在掩盖与纠正错误的不得已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全世界都知道如能提前预告与预防就不会有武汉500万人的流动，不会有武汉各种的聚会，不会有几十万人的密切接触，不会有几万人的确诊，也不会有几千人的死亡和全国不得不居家隔离的春节，更不会有不能营业与开工的各种经济损失了！ 防控的重点不是在那些具体的工作上，而在于不改变这种体制上的弊病，则无论用什么样的举国体制，能解决了此次的疫情问题，也还会再出现下一次的灾难。十七年前的教训，并没有让这个体制发生彻底的改变，也才有了今天的疫情再次暴发。此次不解决根子上的问题，下次也一定会再出现更大的灾难。 疫情发生的原因也许尚未查清，但疫情出现之后，未能及时让国民知情，则在于“上无令则下不行”。同时也在于“媒体姓党”，没有了新闻和言论的自由，如今又加了个“对借机恶毒攻击”要严惩的罪名！ 真相并不会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反到是没有真相才会造成社会的混乱。 当问题已经出现，社会要求查明真相时，执政党却将所有人的命运试图用捆在一条船上的方式，让所有人都共同努力来救这条船。并试图用同为一条船而堵住要查明真相、追究罪首责任的那股力量的嘴，试用用以法制止借机恶毒攻击来扼杀可能对圣君不利的言行。 即使是同在一条船上，各级的责任也各有不同。船长本就应承担船长的责任，这是大副及水手们无法替代的。想用同船一体的概念掩盖船长应承担的责任则是幕后的真实目的。 “同舟共济”是当今必须共同努力解决疫情的必要，但却不能用此来掩盖船长的责任。 三、 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新中国执政党的文化是习惯于将两种完全对立的情况统一于一个命题之下。如宪法中的“人民民主专政”，“民主”与“专政”本是完全对立的两种体制，却能合并为一个特殊的无法合理解释的词。在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它担负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它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此时已经没有了民主而只剩下专政了！ 中央的文件中经常可以看到的是“既◊◊◊◊，又◊◊◊◊”的用语，每当“既”和“又”连在一起时的两个定义通常是相对的，这大约就是一种两面开刀的艺术。 讲话的前者是强调防控的重点，后者则是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工作，于是就有了既要重点防控疫情，又要抓好经济发展工作的部署与安排。 如果一个民主制的国家，信息是完全开放与公开的，经济是由市场化的方式自我调节的，那么任何时候与任何情况之下，这个小政府都无法用非市场化的手段去调控经济与人们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在疫情有危险的情况下，政府可以提出对疫情防控的要求，却无需为人民选择的市场行为提出限制。 但在一个专政的国家，一个非市场化的国家中，极权的宏观政策调控则成为市场经济的障碍。这个统一指挥的调控中，既包括了要服从于疫情防控的一切严格的要求，同时又要精准复工，却又难以获取疫情防控的真实信息，还要由企业承担重点防控的疫情控制，要保证不发生病情的出现，这就更难上加难了。疫情并不能将企业家们变成神仙！ 疫情是一种关系人情、生命和难以防控的风险。企业经营同样是有各种风险的，也涉及员工、股东和上下游等。在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企业家会在这两种不同的风险中做合理的评估和防预的对策，并做出适当的选择。 但非市场的情况下，则难以进行合理的安排。也许上下游并不能因疫情和各种规定给以配合，也许你的生产复工也因各种规定而无法满足上下游的要求。尤其是当政治排在第一位时，任何人都不再以市场的需求和信息做出判断而只能服从于政治的责任。又有谁敢跨越雷池呢？在这种连完全复工正常生产都难以兑现时，又何谈扩大与维护就业呢？ 两面开刀则必然会出现左右为难的局面，但这已成为执政党文化的特征。因此才有了冲在第一线的医务人员，本是为挽救生命的主力军，却大量的被感染而变成了被救治的病人。失去了许多的生命，失去了优秀的医学界人才。 为什么浙江也出现了全国病人第二多的地区，但却没有一例医务人员染病呢？原因与差别正在于一种是按完全行政管理的方式，下级绝对服从于上级，政治第一且信息无法公开。另一种则是市场化的方式，将信息公开并各有灵活性，首先尊重人民的利益与权利！ 经济社会发展确实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停工与延长假期本就给社会带来许多的问题，但试图用举国体制的计划经济的方式并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正是为什么会前武汉发出了17号令，会后则撤消了17号令的原因。前者也许是想增加复工的可能，后者则重在疫情的防控，导致了朝令夕改的再次冲突。 靠中央或国家统筹，还是靠市场自我调节，仍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个别省市敢政府付费用专车、专列、专机去迎接农民工入境，支持企业复工，这也许是市场化的需要，政府给以支持和补充，但绝不是统筹防疫和发展的安排。 原本，防疫的事是政府应尽的责任，而企业的事是市场的自我调节，但双面开刀的统筹则将两种责任关系混为一谈了！企业也成为了防疫的责任主体了，承担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也被政治第一捆住了手脚！ 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都出现了疫情，但各国却采取了适合于本国国情的措施。政府承担政府的责任，社会承担社会的义务，企业负责企业的经营，各司其职让国家在没有统筹之中，也并未影响国家的发展和国民的正常生活。 虽然疫情尚未结束，无法认定疫情后续的变化，但分工与职责的承担，则十分清楚。这些国家并不会追求领导者的伟大胜利，只追求人民的生活幸福，也绝不会让人民用鲜血与生命为代价去换取胜利，并承担本应由决策者承担的错误责任。 国家为复工出台了一系列的减税、减息、减费等政策，以支持中小企业自救与发展，许多人将此认为是一种上天的恩惠。但却不知如果疫情被有效的在初期被公布于众，并相应防治，又岂会有如今的各种损失与困境，又何需靠各种政策支持才能活下去？与其说这是政府对企业的恩惠，不如说这是政府不作为造成的恶果，是理应承担的赔偿。 在武汉的疫情防治中，更多的看到的并非是党与政府走在了前面，而是各种民间组织与私人企业走在了前面，并无私的奉献了许多。为了人的生命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如果没有这些民间的支持和支援，则政府早已走不到今天了！ 虽然中央下达了上千亿的资金以支持疫情防治，但如没有此前不负责任的隐瞒疫情的错误，又岂会有后续的发展与不得已的投入？政府的投入是在补救自己决策的失误，而民间的投入则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免受政府失误的侵害。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内涵，不能并列与同解，更不能将政府的责任与民间的奉献混为一谈。 但在一尊的眼中则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伟大的亲自指挥与亲自部署！ 这种认识上的差别，更重要的体现出的是人格上的素质差别！ 四、 加强党的领导 这才是所有讲话中最重要的部分，引用唐太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之言，一语道破了圣心之意。重不在我为上，重在各级组织要落实圣谕，让党旗高高飘扬，尤其是用此疫辨诚臣。 你若冲在前，必被我所用，你若退于后，必被我所杀之“决不容忍”！关键时刻要冲上去，并用关键时刻来考察干部，委以重任。 此疫的责任在于重大疫情防控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短板，而非党的领导的失责失职，以此来推卸党的领导的相关责任。正是一边高喊加强党的领导，高喊此次“两个亲自”的功劳，一边却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将责任推给了党的领导之下的短板，似乎这样就能回避社会对疫情未能及时发布与公告真相的责任追究了。但这恰恰揭穿了这个体制的病根。所有在讲话中存在的这些党的组织中的问题，其根源都来自于一个不受人民监督，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执政党，只忠于皇权与维护核心的体制，来自只讲对党负责在前，而将人民于后的责任关系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改革最成功的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承包制首先要打破的正是党的领导，党决定一切。承包制就是要让人民自己说了算，自己对自己负责，同时对人民负责。先交国家的，再交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如果坚持党的领导，又如何承包呢？这里最简单的道理正在于如果你要领导，你就必须承担责任。就像这次疫情的暴发正是在“东西南北中，一切服从于党的领导”之下发生的，那么这里所有的责任就不是哪一块短板的问题，而是党的领导的责任。而承包切割了党的领导，却明确了承担责任的人，也因此才有了改革的成功。 当这个国家再次回到了党领导一切，但党绝不对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管理体制中时，那么不但会出现本不应出现的疫情暴发，也会让疫情扩大到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安康幸福的地步，也许还会在党的领导中出现更严重的其他问题。 从彻底否定邓的一系列讲话精神到修改宪法都证明了，这个执政党在试图重新建立一党专政的党国体系。这个一党专政也违背了宪法的精神，将人民踢出去，由党代替了人民民主。此后看到的正是纪委领导着监察委、党的网信办领导着国家的体系B，并可任意的制定超越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因此这个国家早已不是党的领导的问题，而是只有党的国家，而无人民的利益与权利了！ 这段话还告诉所有的党员，你们今天都同在一条船上，但如果你不去努力的救这条党国的船，那么我就将你扔到船下去，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另想当“逃兵”，没门！加大问责的刀已经架在了你们的脖子上了！ 讲话的最后提出了三点要求，并引用了著名的古诗来鼓励全党下定决心冲向第一线，落实再落实这些党领导一切的指示。 我只好奇的是皇上重提了2018年1月就提到“像非典那样的重大传染姓疾病，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范”，要“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见叶知秋的敏锐……第一时间提出意见和建议”。但这次为什么这句话没有用在自己身上？皇上自称今年的1月7日就做出了批示，说明早已知道了疫情的特殊性和危险性，否则又何需批示？但为什么这个见叶知秋的敏锐却未能让这个批示公示于众，甚至没向社会透露丝毫疫情的公开消息？中国已于1月3日向美国通报了疫情情况，为什么如履薄冰的谨慎，却未能将在1月3日向美国通报的信息也同时向中国人民公告呢？ 从全文的开始到最后，我所能看到的都是在用各种谎言来当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事实。在试图证明自己的英明伟大时，却已将自己置于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之中。越是吹则让遮羞布飞的越高，越是露出了其内心的恐惧和赤裸裸的维护皇权地位的野心。也许这些口号与古诗会让许多人倍受鼓舞，但聪明的人都能看到这些美丽装饰的背后，是其绝不为此次疫情暴发和领导失误准备承担任何的责任，反倒准备用全国人民的努力与生命的代价换来的疫情防治的“胜利”为自己庆功，准备迎接全国人民欢呼“万岁”的战果。 中国执政党用隐瞒前期疫情暴发的原因，靠后续封城的举国之力，骗取了世卫组织的信任，并赢得了国际的称赞。但身历其中的中国人却难以再次欺骗。生活在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的人，也许并不知道没有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痛苦，但中国人知道这次疫情的暴发和所引发的一切本不应出现的痛苦，都来自于这个严禁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体制。 不管中国的管理体系上有多少的短板，但如果有了言论自由，那么国民在提前知道事实真相时，就会主动的采取各种自我保护，也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失控和传播。比如被当成谣言者的李文亮的微信，不正是在告诫朋友和亲属们要严防疫情的传播吗！如果这不当成谣言，而变成政府对社会警告，那么又何需1月7日的批示和后来发生的一切呢？或许仅靠民间的言论自由的传播就早已取得了防治疫情的伟大胜利了，也根本就不会有后来的巨大代价的付出！ 无论如何去吹嘘党的领导和“两个亲自”，都无法向中国人民解释1月1日的中央电视台的抓批“谣言”的广播，都无法改变整个社会对疫情暴发现任的追究。也许不是今天，但迟早这些政党对人民欠下的债，都是要还的！ 我无法为2月23日的讲话欢呼，反倒从中看到了更大的危机，这种危机会在那些为讲话而欢呼的声音中更快的发酵。当无耻和无知的人们试图甘心于伟大领袖的愚蠢中生存时，这个社会就会在乌合之众中难以发展与维持了。也许不远的将来，执政党也会在这种愚昧中清醒，再来一次“打倒四人帮”的运动，再来一次邓小平式的改革，重新挽救这个民族和国家！ 24日公安系统学习2月23日讲话的大会上，给出的信号是政治第一。全国的公安系统要为了“政治第一”而行动起来。拿起刀，扛起枪，坚决消灭一切借机恶毒攻击的势力，为维护社会稳定而不惜一切代价！ 你愿意成为这个代价吗？代价能让你从梦中清醒吗？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吗? 不是. 在很大程度上，中共更类似于一个具有封建性质帮会组织。当然，这是一个极具规模的掌握了国家政权的帮会组织。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从其领导机构的产生来看，现代政党的领导层也是通过党内选举产生的，但中共的各级领导并非由真正的选举产生，而是各级党委推荐，经过各级中组部层层考察，经由上一级党委直接指定任命而产生的，党员对于自己的上级没有监督的权利，只有服从的义务，这是典型的帮会特点。 第二，中共的实质上的最高领导人，具有封建帝王的独裁性质，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即使他们名义上没有党的职务，但实际上仍就是党的最高领导，而且具有一言九鼎的权威，不受到任何的监督，且可以对党内的各级官员有生杀大权，对党的政策可以一个人说了算。到了习近平的时代，仍是确立全党对最高领导人的服从。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与封建时代的皇帝，就其权力而言并没有什么不同，甚至比皇帝还要独裁专制，这种各级党委书记决定所属一切事务的特质，这种只要被公认为“老大”，不需要任何职务就可以作出决策的特点，跟中国历史上的帮会组织的属性是一样的。 第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并不会把对本党的忠诚，当作组织的最高原则。不仅在美国，就是在民主制度刚刚建立不久的台湾，个人脱离原来政党，参加另一个政党甚至是反对党，都是正常现象，并不会因此而受到本党处分或者制裁。但中共最强调的，就是对党，对党的最高领袖的绝对忠诚。这一点，从中共历史上就可以验证。最近，外界盛传有中共高官外逃，中共官媒就发表文章，举出历史上中共总书记顾顺章叛党之后全家遭到灭门的事例，意在警告党内存有二心的的党员。这样以灭门来威胁叛逃党员的组织，无论如何算不上一个现代政党，而更像是一个帮会组织，甚至是黑社会性质的帮会组织。习近平率领政治局全体成员举手发誓“绝不叛党”的画面，也更让人想起帮会的入会仪式，而不是正常的现代政党。 其实，回顾中共早期建党的历史，无论是二十年代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在发动罢工的时候与上海黑社会的勾结，还是在进入农村地区建立政权的时期，收编包括井冈山王佐等各地土匪组织壮大自己队伍的做法，都有着浓重的帮会气息。即使到了今天，从他们惩治党内不同派系的手法来看，仍旧不脱一个黑社会帮派组织的习性。这一切，都与现代政党的性质相差太远。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打着政党旗号的大型帮派组织而已。 @baodiantimes

铁流：在死牢里与殉道者的对话 （1964年春）难友杨应森因“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案，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我作为重大涉案人员送进死牢接受教育，俗称“陪场”。 他是右派，我是右派。在这之前，他是解放军中尉，中共党员，我是党报记者，团委书记。成了“阶级敌人”后，同在四川省公安厅 “4 15”筑路支队劳教“改造”。不过他和我都是越“改造”越“反动”的“花岗岩”。六年后他被杀，我被判处重刑。 在“陪场”的二十多个日子里，我和杨应森在那不足十平米的死牢、黑不见天的地狱，相依为命朝暮相处，谈论人生谈论未来，谈论“人类最伟大壮丽的事业共产主义”，也谈论我们曾忠于过的“伟大领袖”…… 他脚戴脚镣，手系背铐，不唉声不叹气，也不怒气横眉，更不咒天骂地，静静地等着那一天的到来。一天，他突然问我：“晓枫，我死了后，你有什么打算？” 席地而坐的我，望着黑黑牢顶，恨不来个轰天大雷炸坍这座万恶的无产阶级专政监狱。我没过多考虑，咬着牙愤愤地说：“活下去，坚决活下去！与他们斗到底！” 他那泰然平静的双目落在我身上许久，问：“怎么活？怎么斗？”“决不自杀！决不低头！杀尽那些整人害人的家伙，大不了像你吃颗子弹。”我望着他那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以及那张因长期饥饿，导致营养不良而苍白的娃娃脸，激愤得有点歇斯底里。 好一阵沉默，他喃喃地自言自语：“冤冤相报何时了，以卵击石不可为。”然后转过头来朝向我，同意又不同意地说：“晓枫，不自杀、不低头，是对的，但不能有吃子弹的打算啊！你年轻，又有写作才华，切不能盲动，做无谓的牺牲。中国政局会发生变化，绝不是铁板一块，纵是铁板也会锈化。到了那一天，把你看到的、听到的写出来，留下一页页历史……” 我一怔，失望沮丧的心有点惊讶：“有那一天吗？” “怎么没有？世上没有不死的人，也没有万岁的皇帝。五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换了多少个朝代和多少个帝王？不过都是你杀我，我杀你杀出来的，都是以暴易暴的灾难，受罪的还是老百姓。我在想，一个国家，一个政权，能不能通过非暴力的和平过渡，走上自由民主，像西方国家一样，几年选一次总统？我看不是没有可能，但得等……”他面带深沉的微笑，话中有话，说到这里戛然而止。 在这之前，我们不少劳教右派也曾私下探索过中国的未来，但碍于告密未敢深究，现在他和我同关在死牢里，还有什么话不能交流？一个亮亮的光点从大脑闪过，我似乎像抓住了什么，轻声问道：“你是说，老毛死后吧？” 他点点头，认可我的企盼，说：“你三十，他七十一了，尽管人们天天喊他万岁，他能活到万岁吗？我叫过，你叫过，那时叫他万岁时候，热血沸腾，浑身激动得发抖，眼里噙着泪花。以为他会给我们带来自由民主、幸福昌盛，谁知全是灾难。不过，历朝历代皇帝都坏，三宫六院，朕即天下，可他比哪个皇帝都坏、都狠、都毒。国民党的人杀，共产党的人也杀，越杀敌人越多。不仅整得你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连他的战友高岗、饶漱石也跑不掉，保驾的彭德怀、张闻天也一样，今后不知还要整谁？” 我大惑不解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干？” 他从地铺的草席上站起来（死牢没有囚床，除墙角有个便桶外，就是扔在地上的两张草席，他和我一人一张），拖着沉重的脚镣，慢慢地移动着脚步说：“什么叫共产党？共产就是你斗我，我斗你，除了农民斗地主，工人斗资本家外，儿子斗父亲、老婆斗丈夫、学生斗师长……不斗就不叫共产党。毛泽东最坏一招，就是用美丽的词汇，把人性灵魂深处最丑恶的东西释放出来，比如出卖朋友叫分清敌我，落井下石叫划清界限，揭发亲人叫站稳立场，让人放开手足做坏事。” 他说得入情入理，我听得有盐有味，似乎死牢变成了课堂，学生与老师在探索社会发展与国家存亡的道理。他有论有据地分折道：人性的共同特点是趋利避害，总想用轻松的付出去换取最大利益。什么付出最轻松？出卖灵魂最轻松！共产党每一次争斗，每搞一个政治运动，总有人爬上去，总有人被打下来；爬上去的人少，打下的人多。爬上去的人当官、当长、当书记，打下来的人挨斗争、进监狱，沦为社会底层贱民。还有，官位、长位只有那么几个，而争夺的人一大帮。人们为了抢到这个位置，就拚命做坏事，拚命说谎造谣。谁的坏亊做得多，谁的说谎说得大，谁就能抢到最好的位置。有了这个位置，就可以妻荣子贵，作威作福，鸡犬升天，这就是毛泽东热衷的阶级斗争，这就是毛泽东治国之术。一块骨头十条饿狗抢，互相之间你撕我咬，死拼恶斗。中国早已成了一群疯狗争食的国家，没人格、没尊严，寡廉鲜耻，苟延残喘。尽管十多年来国家遭受到如此大灾大难，可没有人敢说真话，都隐忍逃逸保全苟活，就是这块骨头起的作用。今后想过自由幸福日子，就不要去抢骨头，各安本分，保持人格尊严，多做人们喜欢做的善亊。晓枫啊！切忌去抢骨头…… 他特别提醒我说：晓枫，共产党已经变成一个强大的法西斯政党，它有军队，有警察，有监狱，占有国家的一切资源，又极其专横残暴。造反，杀你；反对，关你；不跟着它走，没有饭吃。你我都是吃共党饭长大的人，参加过共产党各个政治运动，深知道共产党的底细。过去说“国民党宁肯错杀一千，不肯放过一个”，共产党却是“宁肯错杀十万，不肯放过一个批评它的孩子”。老百姓杀怕了，吓怕了，哪个敢起来造反？再有，现在不是国民党时代，那个时代是私有制，厂矿、商店、银行都是私人开的，人们可以自由自在找工作。而今整个国家都是共产党的，没有私人的企业，没有个人的空间，大家只有一条路：拥护共产党，跟着毛泽东走！不要说造反，就是农民在田边屋角种瓜瓜豆豆，也要被批判被斗争。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人只能做狗，还得做咬人的狗，你不咬人别人就咬你。我和周居正，还有你，都是不愿意做咬人的狗，结果被人咬得血淋淋…… 他这番真诚的吐露，四十多年来一直在我脑海里缠绕：“在毛泽东的统治下的中国，人只能做狗，还得做咬人的狗。”是的，我也被迫做过狗，也曾咬过人，现在自己不咬人了，却又被别人咬得遍体鳞伤，唉，何时中国人才能真正是人，才能不做狗不咬人呢？ 他的这些观点，在法庭上曾向法官袒露，想说服他们不要做坏事。法官们不但不听，还大骂他坚持反革命立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其实，他说：“杀我的人未必一定要杀我。他们为了要穿衣吃饭，养儿育女，不得已而为之啊！1950年剿匪，我杀过人，你也杀过人。当时我们为什么要去杀人？不也是为了挣表现，求上进，争位子。嘿，这个国家把正常的人变成杀人犯，自己为自己造铁屋子哟！“铁屋子？”我重复，不解，迷惑。 “对，铁屋子！就是这间铁屋子！中国人都住在铁屋子里，只不过大小不一样。你和我是住的小铁屋子，老百姓住的大铁屋子。不过，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东西，，中国这个大铁屋子，年代久远了就会腐蚀锈化。毛泽东搞阶级斗争，今天整这一批，明天斗那一批。每次政治运动打击面都是百分之五，十次运动就是百分之五十……你算算，这些年搞了多少次政治运动，损害了多少人？他一定死在你前面。毛泽东一死中国政局肯定发生变化……” 那时，我刚进入而立之年，躁动得不得了，曾想拉支队伍与共产党干到底，再不当个刺客，专杀做恶的官员，或者做个江洋大盗，杀人越货，劫富济贫，逞一时之快。经过多次交流，多次探讨，他的观点、想法、夙愿，对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开始冷静思考人生，寄希望于中国政局变化，耐心等待毛泽东早日去见马克思。我能放弃暴力反抗的誓愿，正是他们要我“陪场”的目的，真可称之为殊途同归。此时的他，不是即将走向刑场的死囚，而是一个布道的牧师，我是第一个接受洗礼的信徒：让共产党在时间的岁月里腐蚀锈化……正因为如此，我才耐着性子蹲了二十多年的监狱，渡过漫漫的长夜，等待黎明的到来。否则我早会伺机夺枪，饮弹长眠，一死了之…… 在他等候死神的时间里，有一天我突然问：“应森，你恨吗？” 躺在草席上的他，静得来像古井之水说：“恨谁？我谁也不恨！这是中国历史上躲不过的一场劫难！要说恨，就恨这个造成灾难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永远不会实现，它是马克思编造出的一个最大的谎言。我相信受骗的人，终有一天都会觉醒。就像这间铁屋子终究有一天会照进阳光，长出绿草，开出红花一样。” 我奇怪不解：铁屋子怎么会照进阳光、长出绿草、开出红花？在最后的日子里他是这样说的： “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东西，说不定哪天出个大力士，把铁屋子打开个洞，腐蚀锈化的时间就会加快。但是共产党残暴专横的本质难改，正如老虎要吃人一样。只要叫共产党，他就必然践踏人权，仇恨民主，蔑视尊严！我一生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参加了共产党。别人骗我，我骗别人，大家就这样骗下去。晓枫，今后决不能再做骗人的事了，在铁屋子有了洞的那天，就不要再做狗，再当工具了！一定做个大写的具有独立人格的人！” 那天凌晨，他被叫出死牢，负镣戴铐走上刑场，被杀于四川灌县(今属都江堰市）岷江河畔。时间是1964年4月19日上午11时，时年三十三岁…… 此后，我一听见岷江咆哮，好像听见他说的那句话：在铁屋子有了洞那天，大家就不能再做狗，再去当工具了，一定做个人格独立的人！所以“改正”后回到报社不久，我就“下海”自谋职业去了，不再做骗人者的工具…… 图：作家铁流

曾喊出“万达所有利润都不带走” 贵州“80后”原明星县长徐刘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7月16日，贵州省纪委监委官方发布权威通报，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徐刘蔚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贵州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这一消息迅速引发舆论广泛关注，不少网友对这位曾因在扶贫一线敢闯敢干、与知名企业家公开“交锋”而走红的年轻干部的落马感到意外。 公开简历显示，徐刘蔚1982年6月出生，湖北红安人，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2005年8月参加工作后长期在贵州省政府办公厅任职，2012年4月调任丹寨县委常委、副县长，此后逐步晋升，2014年1月出任丹寨县委副书记、县长，时年32岁，成为当时贵州省最年轻的县长。 在丹寨主政期间，他曾先后获得贵州省脱贫攻坚“优秀共产党员”、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等重磅荣誉，是当时贵州基层干部中极具代表性的“明星人物”。离开丹寨后，徐刘蔚的仕途持续晋升，2021年6月出任毕节市政府党组成员，后当选毕节市副市长，跻身副厅级序列，2023年7月履新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2024年2月又出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就在本次通报发布的6天前，7月10日贵州省政府网站刚刚发布人事任免通知，明确徐刘蔚不再担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职务，其职务调整的节奏与后续被查的时间线高度衔接。 徐刘蔚最为网友熟知的经历，正是在丹寨县任上与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的那次公开“过招”。2014年万达集团萌生“整县承包扶贫”的构想，最初的候选名单中并未纳入丹寨县，丹寨县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向省扶贫办汇报争取，成功将自身补录入考察序列，在万达团队考察期间，当地工作人员每两三天就主动对接跟进项目进展，一位万达高管事后曾坦言，除了基础条件优势，丹寨最打动考察团队的就是当地干部积极有干劲的状态。 在后续的扶贫项目专题研讨会上，徐刘蔚围绕万达在丹寨投资的利润如何转移支付、如何保障贫困地区实现长效脱贫的核心议题，当面提出“万达所有的利润都不带走”的诉求，希望企业在当地产生的收益全部留存用于本地发展，这段现场交流的片段经媒体报道后迅速引发全网热议，也让这位年轻县长走进了公众视野。 经过多轮磋商，万达集团最终敲定总投资14亿元的帮扶方案，其中3亿元捐建丹寨职业技术学院，6亿元打造丹寨旅游小镇，5亿元设立丹寨扶贫专项基金，通过产业、教育、基金协同发力的模式，推动丹寨在两年内实现全县人口全部脱贫，这一项目也成为当时国内精准扶贫的标杆性样本。 从当年敢为贫困县争取发展利益的“明星县长”，到如今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徐刘蔚的仕途轨迹出现巨大反转。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依规开展，后续有关情况将由贵州省纪委监委及时向社会公布。 来源：综合贵州省纪委监委网站、潇湘晨报、决策杂志、澎湃新闻、大河报等

看到中共宣布, 要从今年起, 启动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我笑了. 我当然不相信中共会动真格的. 要是动真格的, 那不等于挥刀自宫吗? 因为, 天下人都知道, 要论黑社会组织, 中国共产党才是最大的黑社会组织. 从利益的取得和分配看, 打家劫舍是中共积累财富的最基本和最原始的手段. 打土豪分天地, 是中国社会几代人仍然记忆犹新的口号. 这个过程使无数有产者人变成无产者, 此后所有个体利益的取得, 必须依赖于这个社会控制体系的自上而下的计划分配 . 这跟黑社会的利益取得及分配结构并无二至. 从组织运作机制上看, 中国共产党内, 所有的党员, 只要你效忠于党的利益, 忠于上层帮主, 则利益分配和权利享用就会有一定的保障, 三心二意或者犯上做难则小命难保. 这套生存规则, 这套帮规, 跟黑社会如出一辙. 如果中国社会中黑道猖獗, 那么, 黑道最大的靠山, 就是中共的各级地方组织. 要“扫黑”其实一点也不难, 先扫除中共, 就解决了至少一半的问题. 还好意思说“除恶”. 今天的中国, 最大的“恶”是什么? 就更不用我说了吧. @baodiantimes

1949年，毛人凤问蒋介石，白公馆关着一个八岁大的小孩，应该如何处理，蒋介石看了他一眼，说：“斩草除根的道理你还不懂吗？”   1949年9月6日深夜，特务杨进兴走进囚室，谎称要把他们转移到城里。 当8岁的宋振中跟着父母走到戴公祠警卫室时，特务突然亮出匕首。   宋振中被按在地上，他惊恐地喊着：“叔叔，我帮你们倒过水……” 但冰冷的刀刃还是刺穿了他的胸膛。   从记事起，宋振中就不知道什么叫“家”，他的世界只有铁窗、高墙和永远散不去的霉味。 他就是我们熟知的“小萝卜头”，共和国最小的烈士。   虽然他的一生从未尝过一颗糖的滋味，但他却拥有一件比糖果珍贵无数倍的宝贝——那是一支只有半截的铅笔。   对于宋振中来说，这支铅笔不仅仅是书写工具，更是他黑暗童年里唯一的光。 1941年，因父亲宋绮云是杨虎城的秘书且身为共产党员，母亲徐林侠被特务诱捕。   当时还在襁褓中、仅仅8个月大的宋振中，就这样懵懂地随母亲入狱，开始了长达8年的囚禁生涯。   在暗无天日的贵州息烽集中营和重庆白公馆里，根本没有属于孩子的童年。 牢房阴暗潮湿，常年不见阳光，角落里的马桶散发着刺鼻的恶臭。   因为终年吃的是发霉的米饭，宋振中严重营养不良，身材瘦小得像个干瘪的萝卜，脑袋却显得极大，狱友们心疼地叫他“小萝卜头”。   直到四五岁时，他还只有几十公分高，苍蝇和蚊虫在他瘦弱的身上留下了永远消不掉的疮疤。   但这并没有压垮这个孩子的求知欲。 为了让他能像普通孩子一样读书，狱中的长辈们用绝食抗争，终于逼迫特务同意他在监狱里“上学”。   他的老师是赫赫有名的爱国将领黄显声将军。 没有纸，妈妈就把草纸订成小本子；没有笔，他就用树枝在地上画。   直到有一天，黄将军送给了他那支珍贵的半截铅笔。 宋振中如获至宝，他舍不得用，只有在写最重要字的时候，才小心翼翼地拿出来。   在狱警眼里，他是个不起眼的孩子； 但在狱中地下党眼里，他却是一个机智的“战友”。 因为年纪小，特务对他看管较松，允许他在监狱内走动。   于是，这个瘦小的身影便成了特殊的“交通员”。 他利用上课的机会，把黄将军画的国民党布防图塞进男牢的门缝； 他把写着《挺进报》消息的纸条藏在袖口，传递给各个牢房。   当特务在门外咆哮时，他总是若无其事地在门口玩耍，用那双天真的大眼睛守护着父辈们的秘密。   然而，黎明前的黑暗总是最残酷的。 1949年，随着解放军逼近重庆，蒋介石下达了惨无人道的命令——对狱中的革命者实行“断根”处理，连孩子也不放过。   9月6日那个雨夜，特务头子毛人凤的指令传到了白公馆。特务杨进兴等人将宋绮云夫妇和小萝卜头骗到了戴公祠。   当匕首刺下的那一刻，小萝卜头没有哭闹求饶，他只是本能地想要抓住些什么。   由于特务手段极其残忍，在刺死一家三口后，为了毁尸灭迹，他们竟然在尸体上浇灌了镪水（硫酸），并混杂着水泥掩埋在了警卫室的地下。 那一年，小萝卜头还没来得及过他的9岁生日。   重庆解放后，当人们挖开那层冰冷的水泥，看到眼前的一幕时，在场的所有解放军战士都泣不成声。   在那具已经难以辨认的幼小遗骸手里，紧紧地攥着那支没有用完的半截铅笔。 他至死都想抓住这唯一的“文明”，至死都想把没写完的字写下去。   仅仅24天后，新中国成立了。 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而那个渴望读书、渴望自由、在狱中帮着传递胜利消息的孩子，却永远留在了黎明前的黑夜里。   如今，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里，那支半截铅笔静静地躺在展柜中，它不说话，却震耳欲聋，诉说着那个时代最悲壮的童年。   如果您去到重庆，不妨去看看那尊小萝卜头的雕像。 在他从未到过的阳光下，替他看一看这个他曾用生命守护过的新中国。

阎锡山：共产党何以席卷中国大陆？ 论中共军队，抗战开始不过三万人，抗战完了不过三十万人，数目不过攻中国的日军十分之一强，武器皆系土枪土炮，亦不及日军远甚。何以我们能抗日而不能抗共？我愿对此作以下之说明： 第一、中美各有一部分人认错了中共是一个“政党”，没有认清中共是一个“乱党”。按政 党是拿投票取得政权，是以民意为依归；乱党是拿暴力夺取政权，是以战胜为凭恃。因之共产党表面上拿上政党的形态与世界接触，骨子里在中国实行乱党的政策，以暴力夺取政权。加之以共产党为世界革命的党，在宣传上具有绝对的优势。几乎世界各国皆有共产党的组织，乡村皆有共产党的党员，国会皆有共产党的议员，各大城市皆有共产党的宣传据点与报纸、杂志。共产党的宣传，不是消息性的，批评性的，是阴谋性的，煽动性的。且其宣传的效果，并不完全寄托在报纸、杂志上，而是重在信件和口头的传播，及议场上的发言；更厉害的是官员的报告书，一封报告书，能直打入一国政府的心脏，甚过几千个报纸杂志的宣传。可以说共产党的宣传，不只对中国是优势，就是对世界其他各国亦是优势。因各国其他的党均是国内的党，各国的利害不同，一国的宣传，他国未必回应；共产党是国际性的党，各国的共产党主张一致，利害共同，一国共产党的宣传，全世界共产党均要多方面的回应。且是用阴谋、煽动、革命性的宣传办法，只求欺骗世人，不择明暗手段。又加之以世界上普遍的思想左倾，工潮扩大，学校、工厂对中共的宣传推波助澜，所以他能把假的完全弥漫成真的。尤其中国在世界上宣传效能薄弱，中共对中国的宣传更为优势，更易欺骗世人【2】。所以中共欺骗的宣传：第一阶段、使世界一部分人认中共为土地改良主义者，因而认识模糊，松懈了对中共在中国发展之注意。第二阶段、又使世界人士多认为中共与苏联不发生关系，而是努力于中国内部的改良者，因而使世界上对中共再度的认识模糊，松懈了对中共之防范；同时更减低了对中国政府反共之关切。第三阶段、世界部分人士认毛泽东可能成为中国狄托，却不晓得是中共暗中蛊惑，故意使人误解，还是世界上痴望和平者的一种希望，因此却又模糊了世人一度的认识，松懈了世界对中共又一个时期之防范。以上这三个时期的推演，可以说不只是懈怠了中国的反共，而且动摇了中国的军心，沮丧了中国的民气，渐渐由厌战而变为反战，由反战而变为主和。——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一原因。 第二、我们是工业落后、受经济侵略的国家，世人有“次殖民地”之称，工业发达的国家把他的工人失业社会恐慌的病，移至我们次殖民地的国家来，因劳动者被经济侵略，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不及侵略国劳动报酬十分之一。因之就种下两个恶因而无法遏止：一个是人心之不平，思想之苦闷，因而思想日益左倾；一个是工人生活困难，促使工潮日益扩大。因此两者均系以破坏现实为目的，所以我们政府为遏制以上两个恶因，不得不采取以水扑火的办法，冀图消杀其势，以维持社会秩序，就形成逆势；而共产党却采取火上加油的办法，助长其焰，挑动思想斗争，扩大罢工风潮，达成其推翻现实的目的，遂造成共产党顺势。一顺一逆，其难易不言而喻。——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二原因。 第三、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两千多年前，曾实行过井田之制，土地均归国有，耕种权属于人民，每人可养八口之家。自土地私有以来，佃雇农遇丰年亦只能养四口之家，而地主则不劳而获，坐享其成。此点人心上之不平，在专制时代人民有口难言，在民主时代需要人民参与政事，投票表决，人民即要提出此项不平。我们政府解决土地问题，是按地价收买，与二五减租。按地价收买，一时尚难做到，二五减租，不过减轻剥削，不能尽去剥削；而共产党号召“跟上我来佃雇农所种土地尽归佃农所有”，二千年来佃雇农的痛苦，共产党可以没收与分配的两个横暴方法，一举而解决。但此种没收的做法，造乱者易为，政府则难行，所以政府安慰佃雇农守法，如逆水逆风；共产党号召佃雇农造乱，如顺水顺风。何难何易？不待明辨。——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三原因。 第四、我们是国家，是尽上全力的保护人民；中共是乱党，是千方百计的清算人民。中共不需要人民安居，需要人民和他共同造乱。他认成需要即是真理，他需要什么，当然他就做什么。他需要的是以富人之钱、地主之地，做他造乱的经费；他更需要的是以穷人的命做他人海战法之工具。所以他对富人之钱、地主之地，有多少没收多少；没收之后，分给穷人，使之感激。更以顶惨酷的极刑，杀害富人、地主，藉以恐怖穷人，使之害怕。富人、地主虽恨共产党百倍；穷人感激共产党害怕共产党也是百倍。自来中国历史上造乱的人没有不是杀富济贫；共产党这杀富济贫的办法，把恨共产党的人全杀了，感激共产党的害怕共产党的人留下替他卖命。我们是国家，不能用共产党这种做法，使富人恨百倍；当然也就不能使穷人感激百倍，害怕百倍。所以穷人感激共产党分给他的土地、房屋，胜于感激国家保护他、替他找工作、使他安居乐业；怕共产党的惨杀，也胜于怕国家法律的制裁。固然不是大多数穷人皆感激共产党，但是替共产党领导控制人的穷人，却都须是这样感激共产党的人，共产党才肯用。这些人有多少？按共产党占领区之人口约有两万万，在共产党占领区，有的省份平均四人一户，有的省份平均五人一户；即以平均五人一户，两万万人也应平均四千万户；按共产党规定的第一期先清算百分之卅，四千万户中，即要清算一千二百万户；以此被清算的一千二百万户的财产，收买一千二百万穷人，且这些穷人都是选的有控制能力的豪霸；按华北华中十八岁至四十七岁之兵役年龄壮丁，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强，两万万人中兵役年龄壮丁即应有五千万人；共产党以收买了的一千二百万人，一人控制三人，即可把五千万壮丁全控制了；控制了五千万壮丁之后，其余都是老弱妇孺，也等于把两万万人全控制了。故虽感激共产党的人是少数，控制住之后，其作用即等于多数。这是中共超历史、超世界之造乱做法。——亦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四原因。 第五、我们政府须遵守国家的法律，如征粮、征兵、征税必须经立法院通过；处理民、刑各事，必须根据制定的法律【3】；共产党则是一意推翻现政权，摧毁现社会，无所谓法律。故共产党对人民的财产是没收，生产物是夺取，粮食是征收三分之二，人民还不敢迟滞；我们征收二十分之一，尚不能痛快征齐。以致我们防乱的财政是个一，共产党造乱的财政是十与百。就令人民当兵言，我们必须本兵役法及征兵令实行；而共产党则拿上赤化恐怖的做法，初则劝导，继则强迫，终则不当兵即对其全家处死，结果是父劝其子，妻劝其夫，兄劝其弟，赶紧当兵，并且对当兵的人说：“去了以后，无论如何，宁死在战场上，也不要回来”。死在战场上是一个人死，回来则全家不得了。可以说共产党是以人民的财产为财政，以人民的生命为兵源，故不虑无钱，亦不虑无兵；并实行所谓人海战法，以人肉换枪弹。故在作战上，共产党比如下坡行车，我则如上坡行车，同样的载重，其难易有天渊之别。——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五原因。 第六、中国为五千年的专制国家，近始学习民主，当然不易上路；又加之以友邦人士热烈的鼓励，加紧的督促，因之我们实行民主，不免有点躐等而进，出乎民主轨道之外，人民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每致纷歧，减少了政治的统率功能。遂至一面要求剿共，一面要求停止征粮、征兵、征税。我们中国古来有两句话：“民生有欲，无主乃乱”。有主是共是其是，共非其非；无主是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君主时代，君不能作主即乱；民主时代，民不能作主亦乱。乱的开端，是是非混淆。是非混淆了，政治的效能就减少了。共产党是集权独裁，对人民造的恶因固然不少，而政治上统治力强，造乱上收的效亦不少。所以中共曾以七十万人的区域，解决十万兵的衣、食、饷项；我们则以偌大的土地、众多的人民，解决我们部队的衣、食、饷项，尚时感不够。这并不是说共产党有能，我们无能，是彼此的政治目标不同；我们是民主幸福，中共是集权造乱。中共无法律、舆论、民意的拘束，如同一个野马，任凭他跑，那里有水那里饮，那里有草那里吃。我们有国家的国格，且须守法律、遵舆论、重民意，不合乎现时的法律，我们也得守，不适于剿匪的舆论，我们也得遵从，不适于剿匪的民意，我们也得尊重，等于一个带上笼头、脚绊，圈在藩篱中的马，甚至跟前有水不能饮，跟前有草不能吃。中共何以七十万人能解决十万兵的衣食饷项？因为他能使人民将收入三分之二全送给他，假定不送，他有他拿上富人的钱收买住的穷人，一面说服一面恐怖的办法，使人民感到：拿出三分之二是家里受点饥寒，不拿出三分之二是全家被惨杀；当然宁愿拿出来，以饥寒换生命。我们为什么以偌大土地、众多人民，解决不了我们部队的衣、食、饷项？病在我们过渡的民主中，基础未臻巩固，而友邦对我们以援助民主、自由者为鼓励、为督促，我因想赶快上民主之路，不免行之太快，使一般人误解了民主和自由。因之民主不免偏于感情的民主，自由不免偏于自便的自由。感情的民主，是负担愈轻愈好，赈济愈多愈好，乡不愿对县负担，县不愿对省负担，省不愿对国负担。自便的自由，守秩序与自己不便，即曲解自由而不守秩序；守时间与自己不便，即曲解自由而不守时间；言论自由，恰好给共产党污辱、毁灭、瓦解我们政府威信的一个好机会，模糊了我们内外上下一致的认识，减低了我们的政治威信与政治效能。但我这并不是说民主不好，自由不好，是说躐等的民主，民主上易表现感情作用，能减低政治效能；歪曲的自由，易作为自便的借口，能破坏社会秩序。且民主、自由，利于和平、幸福；集权、独裁，利于侵略、战争。今日中共是集权、独裁，我们攻击他不适于和平、幸福，他却认为正适宜于侵略、战争。和平、幸福固为人类基本之希望，但侵略者则不顾及。抵抗侵略与要求和平、幸福，是我们之所需要，但中共则不需要。我们欲以和平、幸福要求于中共，反懈怠了我们备战之心理，给了中共进攻我们的良好机会。——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六原因。 第七、共产党以世界革命做号召，乘民主国家工人失业、社会恐慌之病象普遍蔓延，逼迫的争剥殖民地，实行经济侵略，无止境的大战下，重提出世界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又兼在资本剥削劳动者的高度发展下，予共产党以鼓舞劳动者靠近共产党的良好机会。故他以世界革命成功之企图，鼓舞干部，以去剥削之口号，号召无产阶级及准无产阶级之劳动者；此种鼓舞与号召，是动的、进攻性的，能用上人的最高精神力量。我们则是站在政府的立场上，以生活安慰干部，以安居乐业号召人民；此种安慰与号召，是静的、防御性的，用不上人的最高精神力量。是故共产党的干部能以企图克服饥饿；我们的干部因生活困难，即影响工作。——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七原因。 第八、造乱与防乱，其难易有天渊之别。况中共造乱有主义、有组织、有背景，又乘资本剥削劳动者的不平，与工人失业、社会恐慌之空隙，殖民地、次殖民地与被经济侵略之国家人民生活之艰苦，与心理之愤慨。其造乱，犹如顺水顺风之势；防乱者，则等于逆水逆风之难。因此难易悬殊，一切一切在中共持有，则成造乱之资产；在政府持有，则成防乱之负债。政府保护乡村有义务，并有必要。政府应保护乡村是义务；乡村即是土地、人民，若不保护乡村，则无土地、人民，故是必要。因政府保护乡村是普遍的事，中共破坏乡村是集中兵力各个进行的。所以政府保护乡村的军队，便成了为中共运送枪械、补充兵源的运输队；但不保护乡村，就无土地、人民，在义务及必要上当做的事，反成了极大的损失，极大的负债。而中共占管乡村，占一村是一村的收获，占一天有一天的收获；且占管乡村除有七个收获之外可消灭国军壮大共军。乡村为政府之累，成中共之宝。再说城市：我们占上是不生产，且要供给需要上的优越；因现在大城市居民，大多数是各地逃难的人，在政府占管城市，是极大的负债。在中共占管城市，把避难的富豪全驱回本乡，所有动产、不动产，全数留下交给中共；逃难的富人，每人至少平均一千元，可能至一万元，即以一千元计，他遣回十万人，即可有一亿元的收获，若以一万元计，遣回十万人，则有十亿元的收获。现在中共已占的大城市，可遣回的不下五百万人，他即可得五十亿至五百亿元之资产，可能抵数十个援助国民政府国家所援助的数额。这是他造乱上的大资财，十年军费也用不清。 此外，城市贫苦劳动者，他拿上救济失业的口号，驱之当兵，至少亦可得二三百万战斗员，这也是他造乱的大资产。 这可以说乡村、城市，政府拿上是极大的负债，是个失败的致命伤；中共占了是极大的收获，是个成功的大凭借。这都是政府的地位所带来的败着，中共造乱所取得的顺利，这不是有能无能的问题。这种难易不只占管乡村、城市为然，一切军事、政治、经济、宣传、保密，无不如此。——此为我们中国政府致败之第八原因。 以上八个致败之因，或是环境之支配，或是历史之影响，或是经济制度之空隙。我们固然不回护我们人谋之不臧，但亦不应抹煞了环境、历史及经济给我们的困难，使我们失败的事实。我们本身今日之认识、觉悟，固要紧；友邦对中共以武力侵略世界之野心，造乱之各种因素，与中共超历史超世界的造乱办法之认识，尤为要紧。若再不认识此，中国之错，可能变成世界上集权国家以外之国家共同之错。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八月十日在反侵略大同盟常委会之讲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