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韻的離騷：一葉武夷茶的跨洋、宿命與主權啟示錄 楊純華 1.從大西洋底撈起的一抹閩南音節 歷史的伏筆，往往埋藏在人類最習以為常的日常消費品中。 當我們翻開西方近代民主憲政的宏大史詩，1773年12月16日的那個深夜，永遠是不可磨滅的經典場景。在波士頓港那凜冽的寒風中，一群憤怒的殖民地居民喬裝改扮，登上了東印度公司的三艘商船。在徹夜的喧囂中，他們將整整342箱茶葉，一箱接一箱地傾倒進冰冷的大西洋海水中。這場史稱「波士頓傾茶事件」（Boston Tea Party）的抗稅行動，以「無代表，不納稅」的決絕姿態，徹底激化了英美之間的宗主國與殖民地矛盾，進而拉開了美國獨立戰爭的序幕。 然而，在宏大的歷史教科書中，有一個極具社會學異化色彩的細節卻鮮少被提及：那342箱改變了人類政治文明走向的茶葉，並非產自新大陸，亦非產自大英帝國的歐洲本土，而是全部來自大洋彼岸那個正處於封閉、專制落後的盛清中國。 英國國家檔案館至今仍完好地保存著當年的索賠清單，那是帝國官僚用羽毛筆記錄下的經濟損失。在這份決定了美利堅命運的清單上，赫然寫著五種茶名：Bohea、Singlo、Hyson、Congou、Souchong。這五個詞彙在英文詞典裡找不到任何字根，它們全是不折不扣的中文閩南方言音節。其中，Bohea 正是「武夷」二字在閩南語中的發音。在被傾倒的342箱茶葉中，光是武夷紅茶就佔了240箱，比例高達七成以上。 換言之，西方自由憲政體制誕生的第一聲啼哭，竟是由福建武夷山深谷裡的幾片黑色葉片所催化的。這是一場全球化早期最深刻的社會學奇觀：在專制與封建壓迫最深重的土地上，由最底層的中國農民用血汗勞作生產出來的商品，跨越重洋之後，竟變成了西方世界砸向專制王權、爭取「人民主權」與「自由憲政」的政治導火線。 我的故乡在绵延百里的武夷山脉西南麓。在这里我说的是在地球兩端、跨越兩百五十年的与我故乡的武夷茶有关的事与感慨。我从中看到了勞動者的身體與血汗如何被編織進全球資本主義的壓迫網絡，我更感叹命運的荒誕悖論——生產了「自由催化劑」的土地，至今仍未長出自由的果實。 2.全球商品鏈中的勞動、身體與權力壓迫 從社會學的視角審視，那一箱箱沉入波士頓港的 Bohea 武夷茶，並非天然的造物，而是近代早期全球商品鏈與國際勞動分工體制下，對個體身體進行極致壓榨的產物。 閩南的舌尖吐出 Bohea 的嘆息 那是武夷山的雲霧 與採茶人馱駝的脊梁 他們在封建的泥土裡躬身 在季風裡揉捻 將血汗与叶子的清香封入木箱 經由東印度公司的巨輪 編織進全球資本最初的網 那時的東方，麻木的帝國正陷入沉睡 並不知道這黑色的葉片 已成為跨洋流轉的商品權力 兩百多年前的武夷山，茶農與採茶工的生活是一部無聲的血汗史。社會學家卡爾·馬克思曾提出過「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的概念，指的是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中，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被掩蓋成了物與物之間的關係。當倫敦的貴婦人在沙龍裡優雅地端起瓷杯，當波士頓的紳士在港口討論大英帝國的稅收政策時，隱匿在茶香背後的，是武夷山茶農在專制官僚與買辦商人雙重剝削下、近乎窒息的生存狀態。 茶農們必須在季風來臨前的短短數週內，赤腳在濕滑的岩壁與山谷間攀爬。他們的十指因長時間揉捻茶葉而磨出鮮血與厚繭，他們的脊梁因長年背負沈重的茶簍而變得駝背畸形。在清代中央集權的極權政治與行商制度（十三行）的壟斷結構下，這些底層勞動者沒有任何政治權利，沒有自由言論的空間，更沒有對自身勞動成果的定價權。 這是一種極致的社會學諷刺：武夷山的茶工們是在完全被剝奪了自由、完全缺乏權利保障的體制下進行生產的。然而，他們所生產的茶葉，卻具備了一種超乎尋常的「商品權力」。當這些茶葉被裝進木箱、貼上海關的標籤，經由跨國壟斷的東印度公司的巨輪運往西方時，它們就從封建專制的泥土，躍升為全球資本流動與帝國稅收的核心支柱。大英帝國依靠這些茶葉的進口稅來維持其全球擴張的財政結構，而美洲殖民地的人民，則在這片葉子上看到了母國對他們經濟自主權的瘋狂蠶食。 那時的盛清帝國，正在文字獄與高度中央集權的麻木中逐漸走向腐朽。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陷入了一種歷史的盲目與沉睡中。他們一邊享受著茶葉貿易帶來的白銀流入，一邊對外部世界正風起雲湧的啟蒙運動、社會契約論與權力分立學說一無所知。中國人以極致的隱忍與身體的勞奉，供養了西方的消費社會，也無意中為西方的制度變革準備了火種。 3.歷史的斷裂與悖論——為他國作了自由的嫁衣 歷史在1773年的波士頓港口發生了驚心動魄的斷裂。 當這批來自中國福建的 Bohea 紅茶在寒風中被一箱箱倒入海中，大西洋的海水被染成了苦澀的深褐色。這一歷史事件在政治社會學上具有標誌性意義——它是一場反抗「無代表納稅」的階級與政治結構抗爭。波士頓的傾茶者們，並不是在簡單地毀壞財物，他們是在摧毀大英帝國強加於他們的、未經同意的權力枷鎖。 波士頓的冬夜，寒風如刀 “無代表，不納稅”的怒吼撕裂了海港 三百四十二箱中國茶 在反抗殖民的巨浪中 化作大西洋泛起的一夜苦澀 七成是武夷的紅—— 它用在專制土地上長出的血肉， 點燃了西方自由憲政的導火索 一葉落而帝國傾 美利堅在茶香的餘燼中誕生 這場由武夷茶引爆的烈火，最終焚毀了舊帝國的殖民枷鎖。僅僅三年後，《獨立宣言》發表；幾年後，世界上第一部現代成文憲法在美利堅誕生。美國人建立了基於人民主權、權力制衡、言論自由與私人財產不可侵犯的憲政屏障。 然而，當我們將社會學的目光從繁華、自由的西半球，重新投向那片長出茶樹的東方土地時，我們會被一場巨大的荒誕感與悲劇性所震懾。這是一道跨越兩百五十年的歷史傷口，至今仍在流血。 歷史在此處 卻割開了一道荒誕的社會學傷口 兩百五十年的煙塵散盡 那片催生了西方自由 催化了現代民主的茶葉 它的母體 卻至今仍在專制的陰影裡掙扎 為他國作了自由的嫁衣 而採茶人的子孫 卻依舊沒有“代表” 依舊在替不曾同意的權力納稅 這何其可悲！那片用自己的血肉與勞動，為西方現代憲政與民主制度點燃了導火索的中國茶葉，它的母體與子孫，卻在往後的兩百五十年間，不斷在專制、極權、動盪與思想禁錮的泥潭中輪迴。 直至今日，中國人是否真正獲得了「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的憲政保障？兩百多年前美國人高喊的「無代表不納稅」，在今日的中國社會，依然是一句無法公開談論的政治禁忌。十四億人民在高度精密的現代國家機器下，承擔著沉重的直接稅與間接稅，但他們在決定國家前途、監督權力運行的公共場域中，卻依然缺乏實質性的、合法的「政治代表」。採茶人的子孫換上了現代的服裝，走進了科技化的工廠與高樓，但在政治身份上，他們與兩百年前在武夷山躬身勞作的祖先，並沒有本質上的結構性跨越——他們依然是權力體制下的「客體」，而非國家主權的「主體」。 中國用集體主義的自我犧牲與勞動紅利，為世界的現代化與西方的自由繁榮作了無聲的嫁衣。而中國人自己，卻被永遠隔絕在現代憲政民主的制度紅利之外。這是一首獨屬於中國人的、綿延數百年的當代《離騷》。 4.茶館裡的當代反思——精緻的麻醉與消逝的自由空間 歷史的指針來到了當代。今天，武夷茶不再需要通過十三行與東印度公司的木箱遠涉重洋，它換上了極盡奢華的包裝，變成了中國本土政治與經濟精英生態中不可或缺的社交貨幣。 時至今日，武夷的茶香依然氤氳 它是高官案頭的雅趣 也是平民市井的慰藉 然而，在當下中國那些精緻的茶館裡， 在朋友之間隔牆有耳的淺酌低吟裡 究竟還容得下幾多思想的自由 那裊裊升起的青煙 究竟是點燃思辨的火星 還是麻醉清醒靈魂的溫柔鄉？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茶館」在中國歷史上曾具有特殊的公共領域屬性。它是市民階層交換資訊、評議時政、甚至調解地方矛盾的半制度化空間。然而，在當代中國的社會結構中，茶館的公共性已經被高度的政治恐懼與精緻的消費主義徹底解構。 在那些裝潢典雅、古風古色的當代茶館包廂裡，武夷岩茶大紅袍、肉桂的香氣四溢。端坐在茶桌旁的，有手握重權的官員，有依附體制的商人，也有滿腹經綸的知識分子。茶香氤氳中，人們談論著佛學、周易、文玩、甚至全球金融的波動，但每當話題觸及這片土地的體制弊端、權力腐敗、或是公民權利的缺失時，空氣便會瞬間凝固。 「隔牆有耳」、「莫談國事」的集體無意識，像一隻看不見的政治幽靈，籠罩在每一張精緻的茶桌上方。朋友們之間的交流變成了相互試探與淺酌低吟，真正的思想在審查與自我審查中被閹割。茶館不再是孕育公共理性的搖籃，反而變成了逃避現實政治、麻醉清醒靈魂的「溫柔鄉」。知識分子在茶香中找到了犬儒式的安寧，官員在茶湯中體會著權力的運籌帷幄，而普通人在茶餘飯後的八卦中消解了對自身權利受損的痛苦。 這正是現代極權統治最可怕的社會學景觀：它用物質的極大豐富與精緻的文化消費，消解了人們對自由的渴望。那裊裊升起的茶煙，原本應當是點燃批判性思辨的火星，如今卻成了遮蔽雙眼、掩蓋社會矛盾的迷霧。 5.主權覺醒與中國人的天命破曉 「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是我的祖國。」這是無數流亡者與民主鬥士在經歷了制度性壓迫後，從靈魂深處發出的吶喊。但對於留在那片土地上的十幾億人民而言，更深重的歷史使命在於：如何讓自由在自己的祖國生根發芽，如何讓那片長出了武夷茶的土地，真正建立起庇護每一個個體尊嚴的憲政屏障。 這需要當代中國知識分子進行一場深刻的、斷奶式的歷史自省。 這裊裊茶香 正苦苦等待一場真正的醍醐灌頂 當代的知識分子啊 是否聽見了歷史在茶盞底部的沉吟？ 我們不能永遠只在杯中品嚐順從的甘甜 是時候用針砭時弊的鋒芒，去喚醒自己 去喚醒那群被霧氣遮蔽雙眼的人民 让主权意识像沸水中的茶叶一样舒展开 唯有當每個人都意識到自己是這片土地的主人 那遲到的憲政破曉 才會真正落進中國人的茶杯裡 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曾指出，知識分子的天職在於「清明」與「責任」。面對歷史的悖論與當下的思想困局，中國的知識分子不能再沉溺於茶館裡的淺酌低吟，不能再用犬儒主義的姿態去配合權力的敘事。 歷史已經給了我們最清晰的啟示：250年前，中國茶葉以商品的形式，在西方世界完成了一場關於自由與主權的啟動。250年後，中國人必須在自己的土地上，完成這場未竟的民運與天命。 這場覺醒，必須是「主權意識」的徹底復甦。我們要像沸水沖淋茶葉那般，用啟蒙的思想、理性的批判與無畏的行動，去沖刷那層積澱在人民心中長達數千年的臣民心態與奴化思想。要讓每一個普通的採茶人、工薪族、農民工和知識分子都明白——我們不是體制的耗材，不是高官案頭的順民，我們才是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我們有權利要求屬於自己的「政治代表」，有權利對未經同意的權力說不，有權利要求憲法將「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以不可剝奪的形式確立為國家運行的根本基石。 唯有到了那一天，當主權的意識在十四億人的心中如茶葉般在沸水中舒展，那片長出了 Bohea 的武夷山，才不再只是全球商品鏈上流血的邊緣地帶；那座精緻的當代茶館，才不會是思想的停屍間。 這是一篇無韻的離騷，它發軔於苦澀的歷史，流轉於跨洋的波濤，但它的終點，必然是中國人自主握住自身命運的憲政破曉。當自由的陽光終於照進那隻古老的茶杯，這首延續了數百年的歷史悲歌，才算真正迎來了它的落幕與新生。 2026.7.6 作者/楊純華，中國議會籌備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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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徵關稅】美國加徵新關稅 銜接即將到期的臨時性10％全球關稅 美國總統特朗普準備不遲於週五對數十個經濟體商品加徵新關稅。此舉旨在確保即使臨時性的10％全球關稅到期，其關稅體系仍可維持。特朗普政府上月提議，以強迫勞動為由對60個貿易伙伴徵收至少10％的新關稅。

【14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致信国务卿鲁比奥，就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表达严重关切】该法已于今年3月12日由中国全国人大通过，7月1日起正式施行。议员们指出，该法名义上促进各民族平等团结，实质上是中共针对藏人、维吾尔人、南蒙古人等非汉人族群推行多数民族同化政策的法律化与扩大化。 该法第一条明确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列为核心目标，议员们认为这反映出一种由统治精英单方面定义国家身份的等级结构，其民族属性、文化与宗教观被设定为全民必须服从的国家认同，构成强制同化。 信中特别援引鲁比奥本人2020年作为参议员时，对西藏地区类似"民族团结"法规的评价，他当时称其为中共"重塑藏人文化的明确声明"。议员们指出，这部新通过的全国性法律正是将同一模式推广至全中国境内。 议员们强调，该法的影响远不止于政治口号，而是系统动员学校、教材、博物馆、媒体平台、家庭、干部、财政预算与安全机关，共同执行意识形态上的整齐划一。民族团结不再被视为应予尊重和保护的社会状态，而被当作可以被设计、监控与强制达成的行政指标。 对藏人而言，该法律威胁母语教育、藏传佛教宗教实践，以及家庭与社区向下一代传承身份认同的能力，并与中国宪法及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关于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宗教与生活方式的规定相矛盾。议员们指出，该法对普通话教育与意识形态忠诚的强调，将进一步加速母语教育与文化自主权的流失。 对维吾尔人而言，该条例同样构成实质威胁。条例所推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框架，与近年来在新疆已系统化推行的强制同化措施一脉相承，包括限制维吾尔语教学、压制伊斯兰宗教生活与文化习俗、推动通婚与人口结构改变政策等。议员们指出，该条例将这些原本局限于新疆、西藏等特定地区的"民族团结"治理模式，正式上升为全国性法律框架，意味着对维吾尔人语言、信仰与文化身份的压制将获得更系统、更长期的法律支撑，而非仅停留在行政或地方政策层面。 联署议员包括詹姆斯·麦戈文（James P. McGovern）、克里斯托弗·史密斯（Christopher H. Smith）、罗·卡纳（Ro Khanna）、迈克尔·麦考尔（Michael T. McCaul）、亚斯明·安萨里（Yassamin Ansari）、吉姆·考斯塔（Jim Costa）、维罗妮卡·埃斯科瓦尔（Veronica Escobar）、乔纳森·杰克逊（Jonathan L. Jackson）、埃莉诺·霍姆斯诺顿（Eleanor Holmes Norton）、约翰尼·奥尔谢夫斯基（Johnny Olszewski, Jr.）、伊尔汗·奥马尔（Ilhan Omar）、苏哈斯·苏布拉马尼亚姆（Suhas Subramanyam）、托马斯·苏齐（Thomas R. Suozzi）、詹姆斯·沃尔金肖（James R. Walkinshaw）等共和与民主两党14位国会议员，呼吁国务院确保美国长期以来支持受压迫民族保存其语言、宗教、文化与身份认同权利的原则，继续作为对华政策的核心。

【美國拉盟友入局，“矽和平”不被看好】 美國主導的“矽和平”倡議正在快速擴容。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當地時間23日，於美國華盛頓開幕的“矽和平”峰會上，歐盟、荷蘭、德國和希臘成為最新一批加入該倡議的美國盟友。自成立以來，該倡議就被普遍認為是明顯針對中國。25日，相關專家告訴記者，美國拉攏各國組建聯盟，在產業鏈上排除中國，對中國進行科技封鎖的意圖非常明顯。 據《環球時報》援引《金融時報》稱，該倡議由美國牽頭，在西方及其盟友面臨來自中國日益加劇的競爭之際，旨在強化與人工智能（AI）相關的科技供應鏈。 去年12月11日，美國國務院公布“矽和平”倡議並表示，倡議植根於與可信賴的盟友的深度合作，旨在減少脅迫性依賴，保護作為AI根基的關鍵材料與能力，並確保立場一致的國家能够大規模地開發及部署變革性技術。 同一時期，首屆“矽和平峰會”在美國華盛頓召開，美國與日本、以色列、澳大利亞、新加坡、英國和韓國簽署《矽和平宣言》，正式啟動所謂“矽和平”倡議。 今年以來，卡塔爾、阿聯酋、芬蘭、印度、瑞典、菲律賓和挪威先後加入，成員數增加到15個。日前，該倡議的設計者、負責經濟事務的美國副國務卿雅各布·赫爾伯格在採訪中還透露，阿根廷、智利、哥斯達黎加等國也將在本周加入，屆時成員總數將達到24個。 “矽和平”倡議快速擴容，其成員涵蓋了從關鍵礦產、芯片設計和製造到能源設施、算力算法等一個完整的AI產業鏈條。歐洲新聞網站“歐盟動態”25日報道稱，代表歐盟27國的歐盟委員會23日簽署了美國主導的“矽和平”倡議，歐盟委員會一名發言人對此也予以證實。“歐盟動態”25日稱，該倡議為一項“不具約束力”的聲明，旨在把中國排除於具備AI能力的半導體供應鏈之外。 中國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周密25日在接受採訪時表示，雖然各國迫於美國科技霸權以及在AI領域的影響力，不得不迎合美國並加入倡議。但基於各國利益立場的不同，在倡議框架內協調各方形成統一目標的難度很大。周密認為，美國的脅迫並不會轉化成對這些國家在AI發展上的支持，反而會擠壓它們的空間。除此之外，作為全球AI產業鏈的重要一環，也是全球最重要市場之一，沒有中國的參與，該倡議能否真正落地也存有疑問。（來源：香港新聞網） 詳情： #USA# #PaxSilica# #AI#

中日戰爭的時候，國軍和我的先人是處於敵對的雙方，但小時候給國民黨教育洗腦，所以對這一點認知，沒有很清楚。但歷史也就這樣了，中華民國來了台灣，台灣變了，中華民國也變了，我還當過中華民國陸軍的軍官，所以雖然國軍抗日和國共內戰沒有和我有直接關係，但後來總是同一家人，我對台灣忠烈祠裡的英靈，還是充滿敬佩與感恩，更何況許多英勇戰死的國軍，他們矢志反共，為反共救國而捐軀，受我們後人一拜再拜，當之無愧。 有愧的是現在的國民黨敗類。先人為了反共而戰死，保存了你們的生機，庇護了你們的後代，然後你們去親共，你們去舔共，你們去和共產黨一唱一和，你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不知道為什麼，看到網上提到蔡仁傑將軍的事蹟，眼淚不住地流下來，既傷痛其英年早逝，更難過其子孫不肖。下面是青年日報對為國捐軀的蔡仁傑將軍的報導，蔡將軍的妻小後來遭共產黨迫害而身亡。親共的死國民黨，通通去跪在蔡將軍的靈前懺悔： 蔡仁傑將軍生平參與諸多戰役，屢建奇功，在「八一三淞滬之役」力抗強敵、「贛北大捷」殲滅日軍聯隊、「湘西大捷」誘敵深入，最終在孟良崮一役，時任74師副師長的蔡仁傑，遭數倍於己的共軍包圍，追隨師長張靈甫將軍殉國成仁，年僅44歲，將「只見一義，不見生死」的軍人魂表露無遺。 蔡仁傑，湖南常德人。民國15年，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遂投筆從戎，直奔廣州，考入黃埔軍校第5期。抗戰期間參與諸多戰役，於「八一三淞滬之役」苦戰數十日，力抗強敵，「南京保衛戰」則以步兵一營後殿，達成任務，勇烈可嘉；27年創下殲滅日軍聯隊的「贛北大捷」，34年在湘西誘敵深入的「湘西大捷」，均展現捍衛國家、不畏犧牲的精神。 抗戰勝利後，中共全面叛亂，蔡仁傑奉命駐防江北六合。35年，蔡仁傑任副軍長隨軍北剿，歷經淮陰、漣水各戰役，戰功顯著；同年在北京中央訓練團受訓，離結訓時間還有2週時，接獲整編74師師長張靈甫來電，催促返部，協助孟良崮地區作戰。 當蔡仁傑抵孟良崮時，共軍正以人海戰術攻擊，戰況慘烈。激戰3日後，74師逐漸遭共軍包圍，主力退守主峰附近，由於人員密集，被共軍迫擊砲炸碎的岩石擊成重大傷亡。張靈甫急召各部隊長開會，當眾宣示以死報國，蔡仁傑率先表態「師長以死報國，我等義無反顧」，各自寫下遺書要求侍從突圍遞送，便集體自戕成仁。政府為褒揚忠烈，優頒恤典，入祭忠烈祠，歸葬故鄉。

中国的底层穷人为什么完不成原始资本积累？ 马老师的币圈前同事，老婆被车撞死了 拿到200万抚恤金，家里还有两个孩子。 他第一时间就想着换房。 理由很现实：房子面积不到80平米，一儿一女没法长期同住一间卧室，还有老人过来帮忙照看孩子，居住空间实在紧张。 换一套大房子，听起来理所应当，大部分人都能理解。事情大概发生在2022或2023年。 现在回头看，要是当时果断入手买房，大概率会高位站岗。 最后他没能买房，倒不是不想买，而是这200万抚恤金的分配产生纠纷，一直拖着没敲定。 他妻子意外离世，作为丈夫，还要抚养两个孩子，他理所应当觉得这笔抚恤金该由自己和孩子全权持有。 可妻子也是岳父岳母的亲生女儿，白发人送黑发人，两位老人理应分得一部分赔偿款。 双方为此来回扯皮，耽误了买房时机。 后来两方终于谈妥分配方案，具体分成多少，我不清楚，也不便追问。 这几年房子没买成，前同事谈起了女朋友。 起初他根本没有再婚的想法，可老婆离世还不到一个月，身边就不断有人给他介绍对象。旁人心里都清楚，他手里拿着一大笔死亡赔偿金。就连他的父母，也不停催促他再娶。 挣扎抗拒了大半年，他还是交了女朋友，日常开销也随之变大。 等到抚恤金分配彻底落地，手里资金完全自由，终于具备买房条件时。 所有人的观念都变了，到处都在劝别买房、房价还要继续下跌，他自己也打消了购房念头。 房子不买了，钱总得花出去，他转头打算换车。 换车的理由同样十分充分：旧车已经开了6年，中途还出过故障。 闲聊时他反复吐槽旧车的各类毛病，说得仿佛再不换车，随时会在路上出安全事故。 这番说辞，和当初极力想买房时一模一样，那会儿说得好像不置换大房子，全家生活就要陷入水深火热。 只不过随着房价下跌，买房的刚需说辞凭空消失，老房子住着也变得凑合起来，唯独车子的问题，他再也无法将就。 我们一众朋友也顺着话头附和，劝他确实该换辆车。 在我看来，前同事虽说手握200万资金，但本职工资收入普通，还要养育两个孩子，买一台十几万的家用代步车就已经足够。 没想到他最终入手了一台问界（此处非广告），落地三十多万。 给出的解释依旧充足，长途开车容易疲惫走神，需要智能驾驶系统保障行车安全。再说我的另一位朋友A。 早年入手房产踩在了低价窗口期，眼看着房价持续下行，全网唱衰房地产前景，她眼疾手快抛售房产，净赚70万。 到这里为止，操作十分理智。 可拿到70万，立刻入手了一套大面积新房。 理由充足，孩子上学需求、和婆婆日常相处矛盾多，想要分开居住，同时解决子女学区问题。 当时她说得情真意切，仿佛不买下这套房，孩子就没法正常入学，婆媳矛盾会无休止激化。 但最近，她又把这套新房低价亏本抛售了。 当初买房的所有硬性理由全都不复存在。孩子可以到其他学校就读，也能继续和婆婆同住了。 还有朋友B。 高位接盘两套房产，至今被套牢。 后来手里又攒下一笔现金，只有几万块，心思又活络起来。 然后，她决定，拿钱翻修农村老家的旧房。 我十分不解，追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她给出的理由同样充分：老家房屋破了，不修缮根本没法入住。 她十分笃定自己会经常回乡居住，翻修房屋算不上浪费。 还补充说，如果不一起出钱和哥哥嫂嫂翻新房子，日后回老家，原本属于她的房间就会被占用，彻底失去落脚之处。 描述时，她仿佛每个月都要回老家常住，又仿佛不出这笔修缮费，日后返乡就会被哥嫂赶出家门，无处容身。最后她拿出一部分资金投入翻新工程。 剩下的钱没能继续砸进去，是因为她老公遭遇裁员，还要背负两套房子的房贷。 如今她想着，能不能让哥嫂退回已经拿出的几万块钱，放弃老家那间房间的归属权。 这几个案例，折射出同一个普遍现象。 普通人根本拿不住钱，钱握在手里如同烫手山芋，迫不及待就要消费出去。 仿佛拖延片刻，手心都会被烫得起泡。 同时普通人的线性思维根深蒂固。 手里攒下十万积蓄，第一念头就是凑钱买房，坚定不移认定房产是顶级财富载体，只有房子能给自己遮风挡雨。 好像从前没买房的那段日子，全是水深火热的煎熬，活得如同地狱。 哪怕背上高额房贷，甚至买了房依旧在外租房过日子，只要名下登记有房产，心里就格外踏实。 失业了？没关系，我有一套房。 失恋了？没关系，我有一套房。 手头缺钱？没关系，我有一套房。 一套房子，仿佛能解决人生所有难题。很多人说中国人是无神论者，不迷信宗教。 可在我看来，国人骨子里信奉着专属的宗教——拜房教。 崇拜房子、吹捧房子，给钢筋水泥堆砌的建筑强行赋予无数精神意义，如同造神。 为房子编织过去和未来，把幸福生活、人生救赎、情感寄托、后代前程全都捆绑在房产之上。 这本质上，何尝不是一种宗教式执念？ 言归正传，聊房产这一话题，正是因为普通人意外获得大额资金，第一反应永远是购置房产。 房产的价值叙事深入人心，刻进大众思维里。其次就是买车，再之后就是各类零散消费，快速把手里的闲钱消耗殆尽。 只因手握大额现金的心理压力过重，钱放着浑身不自在，只想尽快花掉落个心安。 接触下来，太多普通人都是这样的状态。

台湾东吴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黄默：“台湾转型正义既没有针对过往威权统治下人权侵害行为设定明确的罪刑法律，也没有积极的去追溯加害人。虽然，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有些加害人已经过世或移居海外到加拿大、美国，但政府缺乏积极的追诉行动，也成为民间团体长期诟病的议题。再者，台湾也没有制定类似德国‘除垢法’的机制，禁止在蒋介石、蒋经国政府时期担任公职的加害人继续留在政府工作，这也是引发‘东厂事件’的原因。” ------ 1、转型正义的概念与理论：在我们生活中，常见到先发生了一件事情，或是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而后我们经过沉思，再给予概念化，提出我们的理论。转型正义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转型正义是一个牵涉广泛的议题。二战以后、七零年代，许多国家民主转型以后，新的政府接替了被推翻的专制政体，不能不面对被推翻的政府侵犯人权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学术界也有非常多的讨论，但是“转型正义”一词与最早的一个转型正义理论，却是到了2000年才被提出来。本文中“转型正义”只涉及一个新兴的民主政府怎么样来面对被推翻的专制政府侵犯人权的罪行、怎么样去处理这问题，不涉及较广泛的范围。 2、台湾的转型正义经验：二战后，中国国共内战再起，蒋介石政权退到台湾，以专制手段统治，并实施长达30多年的戒严，直到蒋经国过世前一年才解除。但在这段长时期间，台湾经历了非常多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迁、科技的进步与经济的成长，使专制政府面对非常大的压力，不得不向新兴力量及民主改革的诉求妥协与让步，转型正义的议题也慢慢地浮现。 到了七零年代，党外运动逐渐成为一个力量。许多观察家认为“中坜事件”是一个转折点。八零年代民主进步党成立，直到2000年陈水扁代表民进党参选，才完成政权的和平转移。那么，台湾转型正义的经验是什么呢？蒋中正与蒋经国政府所犯下的严重人权侵害，最初在学术界与民间的讨论中，十分倾向于“南非模式”，这一点我有把握这样说，当时我也参加了相关的讨论。我与一些同仁最同情、认同的是“南非模式”──追求真相与和解，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处理，而非报复性地追究责任。这一做法，无疑比早期政府的态度进步一些。 蒋经国过世后，李登辉总统不愿意从事转型正义的工作，他在上任之初就公开表达不希望再回顾过去，而应该往前看，实质上采取的是所谓“遗忘”的立场，类似阿根廷的模式。但是，这种立场当然受到民间团体的反对。因此，他不得不推动一些象征性的措施，例如建立了二二八纪念馆、公园，公开道歉，并透过设立基金会，给予受害人或其家属申请，经过审查后进行补偿。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政府强调的是“补偿”而非“赔偿”，这两者之间的用语差异，在政坛上引起非常大的纠纷。 陈水扁政府初期作了不少承诺，一方面试图引进国际人权法典，另一方面也思考设立国家人权委员会。在我看来，我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陈水扁执政时应该是推动转型正义最为恰当的时机，当时军方已失去政治干预的能力，而国际社会、国内民间团体也都期待改革。然而，事与愿违，在他第二任时期，朝小野大，既受到国民党在立法院的牵制，同时，他与家人、亲信也逐步陷入反贪污的浪潮中，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政党轮替时的雄心壯志，也都付诸东流。2007年一些学界同仁对政府的表现非常不以为然，于是组成了“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希望透过民间的努力，推动真相调查，进而促进政府推动转型正义的工作。 马英九政府基本上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家思想，试图在课纲方面“拨乱反正”，推翻李登辉与陈水扁政府在教育方针上的“台独”倾向，但他却引进了国际人权法典，并建立了邀请国际学者专家来台湾审查政府人权报告的先例，不能不说是一大突破。 蔡英文总统八年任期内的政策，可说是一步一步转向“惩罚”，一个程度上学习“东德模式”，其中荦荦大者，一是透过党产会将国民党所设的企业、基金会宣告为“附属机构”，而其拥有的资产称为“不当党产”，收归国库。二是设立“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促转会），主要工作包括保存与整理政治档案，并开放受害人申请调阅；保存不义遗址，如当年枪决政治犯的刑场；拆除蒋介石铜像。蒋介石铜像遍布公共场所，公园、博物馆、学校纪念馆、军营，但这些年来国防部仍然据以力争，坚持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如何处理台北中正纪念堂也仍然争议不断、悬而不决。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了，如果以“东德模式”来讲，台湾转型正义既没有针对过往威权统治下人权侵害行为设定明确的罪刑法律，也没有积极的去追溯加害人。虽然，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有些加害人已经过世或移居海外到加拿大、美国，但政府缺乏积极的追诉行动，也成为民间团体长期诟病的议题。再者，台湾也没有制定类似德国“除垢法”的机制，禁止在蒋介石、蒋经国政府时期担任公职的加害人继续留在政府工作，这也是引发“东厂事件”的原因。 促转会成立之初，一名副主任委员在内部会议中主张，应以政治手段干预、阻止某位国民党县市长候选人当选。这个消息传出后引起轩然大波。 促转会结束了任务后，转型正义的工作已经移交行政院，由不同的行政部门分别承办，整体来看，台湾转型正义的工作应该已经接近尾声。 3、想象中的中国转型正义：我们试探来想象中国民主转型与转型正义的问题。去年十月我在本刊《中华联邦：一个适应时代要求的选项》访谈文中指出，中国的民主转型将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可能发生。我的初步判断： 1）是经济衰败，人民生活极度艰难时，中国的菁英、掌权者、民间社会与海外意见领袖，才可能认真思考民主转型的问题； 2）是战争失败的情境下，比如说台湾问题引起美国与中国的战争，若中国以战败结束，就有民主转型的可能。 而转型正义，一个程度是伴随民主转型来的，这点想必大家现在已经十分了解了。我建议在讨论、谈判“联邦宪法”时也将转型正义的几个大原则做出决定。参考了南非、东德与阿根廷的经验，我先提出以下两个原则： 1）时间界定必需明确。中国的转型正义应该有清楚的追溯时期范围，不能无限制地回溯所有的历史事件。我建议以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的三十多年为期限。虽然毛泽东时代存在大规模的人权侵害，但许多当事人已逝，资料也较难取得。更关键的是，邓小平执政后已启动了一波平反的工程，在胡耀邦主持下，针对毛泽东时期遭受迫害的人民，进行名誉恢复与职务复原，虽然这工程并不完善，但也算是做过了。因此，我们应该将重心放在1989年以后发生的事情。 2）聚焦重大事件。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企图处理所有的不公平、不正义的历史。阿根廷的经验提醒我们，应优先专注于关键的重大事件，而非日常发生的经验，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事。 我们应该从哪几个重大的事件做起？ 1）八九民运的受害者； 2）江泽民执政期间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 3）八零年代以来，在城市化过程中广泛发生的土地侵占与迫迁事件。不论在城市或乡村，到现在还对很多人的生活造成影响； 4）近年来透过新科技的全面监控，包括人脸辨识、生成式人工智慧等科技，对人民隐私与自由的侵害； 5）西藏同化政策； 6）新疆的再教育营(集中营)问题； 7）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 8）中国政府在海外设立监控网络，例如建立海外警察局以监控海外中国公民与移民。 我想假如能在这些方面开始展开工作，已经是跨出一小步了。 ------- 在转型由掌权者启动、主导的情况，放弃起诉和审判反人权犯罪是否有合理性、是否有悖正义的原则？从迄今的情况看，中国未来最可能的民主转型模式是什么？基于不同的模式，应选择什么转型正义政策？为什么责任的追究需要限于少数犯有严重反人权罪行的人，而不宜扩大到在专制政权中工作的所有人员？ 详见笔谈《转型模式与转型正义：中国必将面对的一个问题》： -------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最新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Substack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