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3期笔谈《通向民主之路：军人的角色问题》： Gatekeeper Proposition）的探讨：它在面对民众的大规模抗议及反对派的挑战时，选择或拒绝镇压，关系转型成败；军队不可能单独达成民主，但却能决定民主能否建立。至于军队在转型中为何扮演了不同角色，最终态度的取舍，牵涉诸多其内部结构、运作方式，军队文化以及转型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国际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 以1974年被亨廷顿视为第三波民主发端的葡萄牙“康乃馨革命”为例，假如没有那些青年军官们精心策划领导的“武装部队运动”，那场革命是不可能发生也很难最后成功的。但那场运动的产生，则又是与整个二十世纪葡萄牙军人的历史以及当时的情境条件有关的。之前有过的数次军人起义与政变，指向不同，都决定性地影响了葡萄牙的世纪进程。如1910年10月推翻长达八个世纪的君主制建立共和国的革命，就是由里斯本的共和党士兵、水手以及平民发动起义引发的。但后来，激进的改革，各种内外因素，包括政治派别冲突造成政治与经济长期不稳定，又导致1926年的军事政变。此次政变之后建立了所谓的“第二共和”，亦称“民族专政”（Ditadura Nacional）政权，大学经济学老师萨拉查（Antóniode Oliveira Salazar）被执掌军人政权的若热·门德斯·卡贝萨达斯（José Mendes Cabeçadas）将军任命上台，开始一个长达数十年的威权统治时代，其中军队一直是政权的最重要支柱。但随着葡萄牙在应对殖民地爆发的民族解放战争中陷入困境，高级军官利益与政治绑定固化，下级军官晋升制度上遭遇不公，军队内部挫败与不平感日增，最终又是军队终结了这个政权。是中下层军官们的选择，以及他们与和社会有极强关连带且厌战的义务兵结盟，带动了军队上层，决定了军队的走向。 以此来引申，探讨未来中国民主转型中军队的可能立场，也需要对军队内部结构，制度运作，包括对不同军人与权力体系的关系和对社会可能采取的态度，以及军队的文化跟传统等等做更细致的分析，这样相关讨论才有意义。例如军队内部高级军官与中低级军官利益同构或冲突的问题，又如现行法律名义上是义务役与志愿役相结合，但事实上以志愿役为主的征兵制对军队构成及立场可能的影响，再如受整体制度及社会环境左右衍生出来屡禁不止（已带有制度化特征）的大规模军队腐败及其后果，还有因军事现代化进展而有所强化的军人职业化趋势对型塑军人的自我认知、社会认知、以及军人的意识形态及政治倾向的作用等等……因各种显见的原因，我们缺乏深入研究这些问题的条件，但起码要有意识且努力对每一个问题都尽可能做些细致研究，才不至于在军队与转型这个问题的讨论上陷于“空泛相因”，无的放矢。 以腐败为例：一方面因害怕利益受损，军队尤其是高级军官，对民主变革可能持敌视态度；但另一方面腐败也可能软化军官们固化的意识形态精神结构，这是否有助于将一些权力问题转换成可量化的利益计算呢？至于军队对党和党的领导人的忠诚问题，随着那批在文革期间为躲避去乡村或工厂从事严酷劳动，借助父辈关系进入军队，后成为高级将领的红二代陆续退役，未来民主转型中军队中立的可能性与“六四”期间相比是增加了还是弱化了？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