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沙龙 | 为了活出一个及格的人生：欧洲走线上的中国青年 *“青年沙龙”是季刊新开辟的精品专栏，更多精彩内容，请订阅我们的Substack账号： *《中国民主季刊》向公众免费开放下载： “为了活出一个及格的人生，”在被问到为什么会走上“欧洲走线”时，Justin反复讲到这个概念：“及格的人生”。为什么此前的人生是“不及格”呢？ Justin出生于中国河北，30岁出头，去年他用了15天时间穿越“欧洲走线”，期间经历过一次被捕遣送和两次森林露营，最终抵达德国。这已经算是比较顺利了。他在走线上遇到一对中国夫妻，带着一个4岁幼童，在克罗地亚与波黑之间反反复复走了11个来回，每次都被克罗地亚警方逮捕和遣送到克罗地亚与波黑边境，还是没能够穿越克罗地亚，进入斯洛文尼亚。 “欧洲走线”，对许多华人来说，仍是一个相对陌生的概念。大约从2023年开始，就有中国“走线客”开始零星探索从塞尔维亚和波黑到德国的“欧洲走线”，当时正是“南美走线客”人数暴增引发全球关注的时候。 从厄瓜多尔出发到美国的“南美走线”，兴起于2022–2024年间，至2023年达到巅峰。根据巴拿马国家移民局、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和厄瓜多尔官方出入境统计数据综合比照，粗略估计大约有4万中国公民，通过“南美走线”成功抵达美国。 到2024年，厄瓜多尔暂停对中国公民免签，次年美国政府收紧边境管控和加强移民遣返政策，“南美走线”难度大幅上升。差不多与此同时，“欧洲走线”开始悄然升温。 在北京当局大力宣传“盛世中华”的同时，怎么还会有这么多中国公民赌上身家性命，扶老携幼远渡重洋，向美国和德国寻求庇护？ Justin说自己患有“政治抑郁”，为了这一天，他准备了好多年。最迟从2023年起，他就开始关注“南美走线”。 如果不“翻墙”，他也许永远不会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中国同胞，义无反顾地离开家乡，甘愿顶着高温高湿，步行穿越100多公里的达连隘口（Darién Gap），从毒虫猛兽出没、山洪频发、疫病横生的热带丛林和河流走出来，进入毒贩、黑帮和各种暴力犯罪盘踞的地方，走到美国去，即使数不清的同伴死在路上，永远无法走出走线，活下来的人仍然要坚持走到美国去。 “欧洲走线”当然没有南美凶险，但对于走过来和没走成功的“走线客”来说，心理压力、精神压力和走线上最艰难的路段已逼近生理极限，这或许已经是他们一生最糟糕的经历之一了。 Justin说“欧洲走线”本来是他的备选方案，技术移民才是首选方案，但因为参加活动遭到警方盘问和警告，Justin觉得不能再等了：必须立刻离开。 Justin说自己在走线上遇到十来个中国同胞，至少他们嘴巴上说的走线理由大多跟经济动机有关，但也许他们并不愿意跟在异国他乡萍水相逢的同胞坦诚相待。Justin说只有一个40多岁的广东大哥跟自己经历非常相似：长期生活在政治恐惧中，直到忍无可忍，必须离开。 广东大哥参加过2022年底的反封控运动，从那以后就不断被警察骚扰。跟Justin一样，从走上走线的第一天开始，他们感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自由——即使他们都在走线上遭遇过绝望，被挫折和困难逼到生理极限，他们甚至从来没有后悔过一秒钟。 对他们来说，没有回头路可言。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无论如何也要走到德国。他们甚至没有时间想念家乡。 Justin想起跟父母和亲友道别的最后一个晚上，他们一起吃了烧烤，还喝了啤酒。所有人都知道，他这辈子恐怕不会回来了，此去一别就是生离死别。好在妈妈支持他。她知道分别意味着什么，但不想牵绊或挽留儿子。在走线上的日子里，不管有多难，妈妈都没有说“实在不行，你就回来吧”这种话。Justin自己也成了走线同伴坚持下去的动力。他总是鼓励其他人不要放弃：别人能做到，你也可以。 整个“巴尔干走线”上最难的一段路程，就是克罗地亚的戈尔斯基科塔山区（Gorski Kotar），这里差不多相当于“南美走线”的达连隘口。当然，戈尔斯基科塔山区肯定没有达连隘口那样危险丛生。 戈尔斯基科塔山区有许多错综复杂的小路，但有些路是临时踩出来的，这些小路两旁通常密布荆棘，还被长满尖刺的林下灌木封锁着。靠手机导航，徒步至少要一天一夜才能穿越过去。除了路特别难走之外，昼夜温差巨大、缺水和时时刻刻担心遇到警察和无人机巡逻，也是非常煎熬的事情。还有一个不确定性就是：他们不知道山区有什么野兽。据说有人听见狼嚎，但Justin觉得自己还听见了野猪叫唤。他不敢想象，要是遇到野兽攻击该怎么办。这段路程期间，所有人都不敢卸下防备。 …… * 以上为本文的部分精彩内容，完整内容在这里阅读： *“青年沙龙”是《中国民主季刊》精品专栏 *《中国民主季刊》向公众免费开放下载：

青年沙龙 | 为了活出一个及格的人生：欧洲走线上的中国青年 *“青年沙龙”是季刊新开辟的精品专栏，更多精彩内容，请订阅我们的Substack账号： *《中国民主季刊》向公众免费开放下载： “为了活出一个及格的人生，”在被问到为什么会走上“欧洲走线”时，Justin反复讲到这个概念：“及格的人生”。为什么此前的人生是“不及格”呢？ Justin出生于中国河北，30岁出头，去年他用了15天时间穿越“欧洲走线”，期间经历过一次被捕遣送和两次森林露营，最终抵达德国。这已经算是比较顺利了。他在走线上遇到一对中国夫妻，带着一个4岁幼童，在克罗地亚与波黑之间反反复复走了11个来回，每次都被克罗地亚警方逮捕和遣送到克罗地亚与波黑边境，还是没能够穿越克罗地亚，进入斯洛文尼亚。 继续阅读：

《中国民主季刊》最新一期专访了刚在《经济学人》争议中被推上风口浪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Daron Acemoglu （达隆·阿西莫格鲁）。他的新书：What Happened to Liberal Democracy?: Remaking a Politics of Shared Prosperity《自由民主制怎么了？重建共同繁荣的政治》的核心论点是: 没有共同繁荣,自由民主制撑不住。这个论点这两个月被反复讨论——《经济学人》说他把这类“显而易见”的道理包装成新发现,他自己在X上回怼是“hit piece”。但很少有人问:如果共同繁荣是民主存续的条件,那对威权政权呢? 这正是《中国民主季刊》这篇专访补上的部分。Acemoglu在访谈里直接给出了他对中国的判断:“人类历史上并没有什么规律认为威权政权不可能存续数百年,但你很难让一个威权政权与一个强大而繁荣的中产阶级长期共存——我认为这正是中国模式根本困境之所在”。即威权政权即便暂时维持住繁荣,也会因缺乏问责而让繁荣本身难以持续,而繁荣一旦催生出中产阶级,其诉求又天然溢出经济范畴、指向威权体制结构性给不了的政治参与。对于达隆·阿西莫格鲁的采访全文，请参见：

王天成《异议人士有门必修课：〈革命蓝图〉中文版序》： 我们最好把反抗专制的非暴力抗争理解为一种战争，并且是比军事斗争更复杂的战争。那些有志于参与发动、领导反抗运动的人，应该学习、钻研这一抗争技术，正如军事指挥官需要上军事学院、需要学习“兵法”。 载于《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3期（开放下载）：

为什么在中美洲和中东欧威权主义卷土重来❓下载《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3期译介文章《竞争性威权主义》： 在中美洲和中东欧地区，与西方的联系及其影响力已显而易见地减弱。在这些地区，1990年代与西方建立的广泛连结极大地提高了威权主义的代价，使得即使是温和的竞争性威权主义也难以维系。事实上，1990年至1995年间存在于中东欧和美洲的几乎所有竞争性威权主义政权，到2004年都已实现民主化。 然而到今天，威权主义在这两个地区均已卷土重来。在2019年存在的32个竞争性威权主义案例中，有6个是与西方有着紧密联系的美洲和中东欧国家。另外两个与西方联系紧密的国家——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如今已成为完全的威权政体。 然而，跟西方联系遭到削弱，只是中美洲和中东欧威权主义卷土重来的其中一个原因，还有哪些原因呢❓下载《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3期译介文章《竞争性威权主义》：

在“后冷战后”（post post–Cold War）时代，竞争性政体依然出人意料地坚挺。即使是那些民主条件极为不利的国家——贝宁、冈比亚、海地、吉尔吉斯斯坦、利比里亚、马拉维、马里、蒙古、塞拉利昂——也依然保持着竞争性威权主义，甚至民主体制。鉴于国际环境日益不利，为何全面威权主义未能卷土重来？ 详见《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三期译介文章《竞争性威权主义》：

在机器学习中，有个重要概念叫作“对抗性样本”，指只需对一张图像进行极其微小、几乎无法被人察觉的修改，就可能让原本表现优异的人工智能系统作出完全错误的判断。研究者由此发现，一个系统的危险往往不来自正面摧毁，而来自对其运行规则的精准利用。这对民主政治对抗被渗透风险有什么启发❓详见《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3期，徐贲《从AI的局限性到民主研究的新尝试》：

震惊，费正清居然说过这样的话❗ 1972 年，费正清说： “毛泽东的革命”对于中国人民而言，是数百年来仅此一见的“最好的事”。费正清认为文革乃“影响深远的道德十字军远征”，将人性引向“自我牺牲和为别人服务的方向”，并认为中共依靠道德而非法律管理中国，值得美国仿效。 更多史料详见《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3期刊文《中共“大外宣”历史考察》（上）：

为了获得民众的支持，军人领导的过渡政府可能会承诺制定新宪法、举行民主选举。它未必会兑现自己的承诺。以“秩序”、“防止国家分裂”、“为民主做准备”等名义无限制延迟甚至取消选举，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如果军方兑现承诺，它“在民主转型过程中仍会作为一个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者行事，在转型期间制定的新宪法中固化——或试图固化——其政策偏好”。它所设定的转型过程可能会力图保证产生有利于自己的宪法，并可能在新宪法中为自己保留实质性政治权力。

这些研究值得给与认真对待。那些将希望寄托在军事政变的人，并没有想过军事政变可能导致的复杂情况。与军人抗命、拒绝镇压不同，军事政变意味着接管政权。从那一刻起，主动权将落于军方。军队将处于国家政治方向掌握者的地位，承担起并不该由自己承担的责任，这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可能会有严重后果。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3期笔谈《通向民主之路：军人的角色问题》： 从历史看，军人的许多政变是为了推翻民主或取代旧的统治者，建立民主的事例少得可怜”，在《中国民主季刊》2024年第2期的笔谈中，我曾这样写道。在此，我想先重申这一看法。 反抗的主体应该是民众，而不在别处。不要坐等军事政变，它可能永远不会发生。但是，军队角色问题之重要，在通向民主的道路上，不只是不可回避的，还必须纳入战略考虑。那么，对于战略规划者而言， 在发起大规模抗议的时候，是积极争取军队背弃独裁者、拒绝开枪镇压民众，还是要更进一步，鼓励、号召、支持军人发动政变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分享几项比较政治学界重要的研究成果： - 在大规模非暴力反抗的情况下，军事政变的机率会显著上升。根据1951-2005年的案例统计，军事政变在民众抗议期间的发生率比平时高大约2-3倍，而且，非暴力反抗要比暴力更可能激发军事政变； - 尽管军事政变在民众抗议期间的发生率会提升，但机率显著低于军方拒绝镇压、中立或站在抗议者一边。在1946-2014年发生的被称为“专制终结游戏”的40个大型抗议中，军队拒绝镇压的有15个，政变只有6个； - 冷战后的军事政变在5年之内举行选举的比例显著高于过去，但多数没能导致高质量的民主，而是建立了“竞争性威权政体”,或不久后回归完全的威权统治；在曾发生军事政变的国家，有相当数量后来又重复发生政变。 这些研究值得给与认真对待。那些将希望寄托在军事政变的人，并没有想过军事政变可能导致的复杂情况。与军人抗命、拒绝镇压不同，军事政变意味着接管政权。从那一刻起，主动权将落于军方。军队将处于国家政治方向掌握者的地位，承担起并不该由自己承担的责任，这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可能会有严重后果。 为了获得民众的支持，军人领导的过渡政府可能会承诺制定新宪法、举行民主选举。它未必会兑现自己的承诺。以“秩序”、“防止国家分裂”、“为民主做准备”等名义无限制延迟甚至取消选举，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如果军方兑现承诺，它“在民主转型过程中仍会作为一个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者行事，在转型期间制定的新宪法中固化——或试图固化——其政策偏好”。它所设定的转型过程可能会力图保证产生有利于自己的宪法，并可能在新宪法中为自己保留实质性政治权力。 或许有必要略举几个例子，以更清楚说明在政变情况下民主前景的高度不确定性。2011年，埃及军方在民众抗议中接管了政权，然后制定宪法、主持选举，2013年又发动政变推翻了民选总统。1991 年，马里军人停止了射杀和平抗议者、调转枪口推翻了独裁者，然后在2012、 2020年两次发动政变，中断并最终结束了民主。 1988年，我们的邻国缅甸发生民众抗议，军方发动政变并在不久后开启了选举，但软禁了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领袖昂山素季，而且拒绝接受这个政党接下来压倒性的胜利。另一个邻国泰国的政治现代化最早是1930年代军方通过政变开启的，军队从此在政治中获得了一种特殊地位；这个国家后来政变次数之多，不能不让人惊讶。 1974年，葡萄牙中下级军官的政变，即著名的“康乃馨革命”，不只成功在本国建立了稳定的民主，也揭开了世界范围第三波民主化的序幕，但它的成功是一个并不多见的例外。 最后，我还想提到，非暴力抗争技术中有个重要概念，叫“支撑性力量”（pillars of support）。军队无疑是独裁者最关键的支撑性力量之一。研究发现：非暴力反抗运动如果集中能量直接影响支撑性力量，更有可能促成这些力量背离独裁者，从而提高运动的成功机会。 至于“集中能量直接影响支撑性力量”意味着什么、如何做到，已超出这里的讨论范围，但值得有志于反抗运动的人给予特别关注。 此外，我想提到，非暴力抗争战略也应包括如何应对镇压的计划。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当镇压发生的时候，如何顶住镇压继续抗争，从而使镇压归于无效。不能指望非暴力抗争没有任何伤亡，但应尽量避免1989年那样的大规模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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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3期笔谈《通向民主之路：军人的角色问题》： 从历史看，军人的许多政变是为了推翻民主或取代旧的统治者，建立民主的事例少得可怜”，在《中国民主季刊》2024年第2期的笔谈中，我曾这样写道。在此，我想先重申这一看法。 反抗的主体应该是民众，而不在别处。不要坐等军事政变，它可能永远不会发生。但是，军队角色问题之重要，在通向民主的道路上，不只是不可回避的，还必须纳入战略考虑。那么，对于战略规划者而言， 在发起大规模抗议的时候，是积极争取军队背弃独裁者、拒绝开枪镇压民众，还是要更进一步，鼓励、号召、支持军人发动政变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分享几项比较政治学界重要的研究成果： - 在大规模非暴力反抗的情况下，军事政变的机率会显著上升。根据1951-2005年的案例统计，军事政变在民众抗议期间的发生率比平时高大约2-3倍，而且，非暴力反抗要比暴力更可能激发军事政变； - 尽管军事政变在民众抗议期间的发生率会提升，但机率显著低于军方拒绝镇压、中立或站在抗议者一边。在1946-2014年发生的被称为“专制终结游戏”的40个大型抗议中，军队拒绝镇压的有15个，政变只有6个； - 冷战后的军事政变在5年之内举行选举的比例显著高于过去，但多数没能导致高质量的民主，而是建立了“竞争性威权政体”,或不久后回归完全的威权统治；在曾发生军事政变的国家，有相当数量后来又重复发生政变。 这些研究值得给与认真对待。那些将希望寄托在军事政变的人，并没有想过军事政变可能导致的复杂情况。与军人抗命、拒绝镇压不同，军事政变意味着接管政权。从那一刻起，主动权将落于军方。军队将处于国家政治方向掌握者的地位，承担起并不该由自己承担的责任，这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可能会有严重后果。 为了获得民众的支持，军人领导的过渡政府可能会承诺制定新宪法、举行民主选举。它未必会兑现自己的承诺。以“秩序”、“防止国家分裂”、“为民主做准备”等名义无限制延迟甚至取消选举，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如果军方兑现承诺，它“在民主转型过程中仍会作为一个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者行事，在转型期间制定的新宪法中固化——或试图固化——其政策偏好”。它所设定的转型过程可能会力图保证产生有利于自己的宪法，并可能在新宪法中为自己保留实质性政治权力。 或许有必要略举几个例子，以更清楚说明在政变情况下民主前景的高度不确定性。2011年，埃及军方在民众抗议中接管了政权，然后制定宪法、主持选举，2013年又发动政变推翻了民选总统。1991 年，马里军人停止了射杀和平抗议者、调转枪口推翻了独裁者，然后在2012、 2020年两次发动政变，中断并最终结束了民主。 1988年，我们的邻国缅甸发生民众抗议，军方发动政变并在不久后开启了选举，但软禁了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领袖昂山素季，而且拒绝接受这个政党接下来压倒性的胜利。另一个邻国泰国的政治现代化最早是1930年代军方通过政变开启的，军队从此在政治中获得了一种特殊地位；这个国家后来政变次数之多，不能不让人惊讶。 1974年，葡萄牙中下级军官的政变，即著名的“康乃馨革命”，不只成功在本国建立了稳定的民主，也揭开了世界范围第三波民主化的序幕，但它的成功是一个并不多见的例外。 最后，我还想提到，非暴力抗争技术中有个重要概念，叫“支撑性力量”（pillars of support）。军队无疑是独裁者最关键的支撑性力量之一。研究发现：非暴力反抗运动如果集中能量直接影响支撑性力量，更有可能促成这些力量背离独裁者，从而提高运动的成功机会。 至于“集中能量直接影响支撑性力量”意味着什么、如何做到，已超出这里的讨论范围，但值得有志于反抗运动的人给予特别关注。 此外，我想提到，非暴力抗争战略也应包括如何应对镇压的计划。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当镇压发生的时候，如何顶住镇压继续抗争，从而使镇压归于无效。不能指望非暴力抗争没有任何伤亡，但应尽量避免1989年那样的大规模流血。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3期笔谈《通向民主之路：军人的角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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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3期笔谈《通向民主之路：军人的角色问题》： 怎样才能让军队不开枪呢？这取决于统治集团内部分裂，但怎么才能促使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呢？这关系到抗争战略和技巧。 详见本期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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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3期笔谈《通向民主之路：军人的角色问题》： 怎样才能让军队不开枪呢？这取决于统治集团内部分裂，但怎么才能促使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呢？这关系到抗争战略和技巧。 详见本期笔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