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研究发现，青年群体参与政治抗议，与“极致主义非暴力运动”（即旨在推翻现任国家领导人或争取领土独立的运动）的成功之间，存在着强烈的正相关关系。事实上，绝大多数有青年广泛参与的抗议事件最终都取得了成功，而缺乏青年参与的运动则多以失败告终。 最新研究结果表明，在青年“广泛参与”（即前线参与者中年轻人占比超过 50%）的情况下，非暴力运动的平均成功率是青年“有限参与”（年轻人占比不足 10%）时的两倍以上。 此外，在运动结束后的几年里，青年参与度与衡量平权民主及自由民主的指标之间，也存在着正向关联。西丽安·达鲁姆（Sirianne Dahlum）和亚当·博尼卡（Adam Bonica）强调了过去 70 年间，从韩国、台湾到东德、巴西，学生抗议在民主运动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为什么青年浓度高的运动更容易赢？ 学者们认为，年轻人是极具奉献精神的行动主义者，他们能采取新颖且富有创意的抗议策略，并且更善于跨越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鸿沟，建立起广泛的联盟。这类动态案例屡见不鲜： 乌克兰（2013-14年）： 在寒风刺骨的冬日里，乌克兰学生在“欧洲广场”抗议中占领了基辅独立广场；黎巴嫩（2019年）： 在“十月革命”期间，黎巴嫩青年跨越了盘根错节的教派分歧，实现了广泛的社会动员；香港（2019年）： 充满巧思的香港年轻人不断推陈出新，利用各种新手段来躲避监控。 然而，年轻人也面临着巨大阻碍。最关键的一点是，尽管青年主导的抗议运动本身并不会更倾向于使用暴力，但它们往往更容易招致更猛烈的国家镇压。这一发现与拉格希尔德·诺达斯（Ragnhild Nordås）、克里斯蒂安·达文波特（Christian Davenport）以及阿亚尔·芬伯格（Ayal Feinberg）、伊丁·萨利扬（Idean Salehyan）的研究不谋而合。这些学者指出，独裁政权及其安全部队认为年轻人具有极高的威胁性，因此往往倾向于对其进行暴力镇压。 不幸的是，这一规律在近期的“Z世代”抗议潮中得到了残酷的印证，许多运动都遭遇了致命的血腥镇压： 在孟加拉国，政府于2024年7月开枪镇压，屠杀了数百人。然而，这种铁腕手段很快引发了反噬，不断激化的民愤最终迫使总理谢赫·哈西娜于8月流亡海外。在肯尼亚，有数十人在反对《2024年财政法案》的抗议活动中丧生，2025年又有数十人不幸遇难；此外，安全部队还绑架了大量年轻活动人士，企图扼杀异见，但最终以失败告终。摩洛哥安全部队则对Z世代的“212运动”进行了激进镇压，逮捕了数千人并判处沉重的有期徒刑。而最惨烈的则是最近在坦桑尼亚，2025年底选举后爆发的青年抗议遭到军警残酷血洗，导致一千多人丧生。 此外，即便青年主导的抗议活动成功推翻了独裁政权，年轻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也未必能迎来实质性改善。例如，一项研究表明，青年参与抗议的程度，与随后几年里青年失业率的缓解之间毫无关联。尽管青年抗议在客观上有助于推动政治自由化，但“更换国家元首”往往远比“解决引发抗议的底层社会经济顽疾”要容易得多。 如今的“Z世代”抗议浪潮恐怕正与这一残酷现实迎头相撞。如果新上台的政府最终无法兑现改善民生的承诺，那么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们恐怕将不得不面对一轮又一轮卷土重来的社会抗议。 ------ 以上内容，编译自《民主学刊》（Journal of Democracy）近期刊文：《为什么说Z世代正在崛起》（Why Gen-Z is Rising）。 请继续关注中国民主季刊，我们会将余下内容陆续编译过来。 ------ 感谢您支持《中国民主季刊》！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最新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欢迎订阅我刊的Substack专栏：

你同意独裁政党下台后被剥夺选举权吗？孟加拉就发生了这种事情。就孟加拉目前的情况来看，还说不清这样做会造成什么后果，毕竟其前执政党在2008年选举中曾经拿下48%的选票。 更多有关孟加拉2024年七月革命以来的民主转型进展情况，请下载《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二期： 孟加拉人民联盟在2008年孟加拉议会选举中曾获得48%的选票。这场选举被广泛视为是民主危机爆发前最后一次有民意基础的全国性投票，直至危机最终在（2024年）7月群众起义中达到高潮。该党在随后的（2009-2024 年）执政时期及期间备受争议的角色，显著侵蚀了其公众支持度。2025年9月进行的全国性民意调查显示，人民联盟的支持率大约为19%。这一数字较反抗运动后最低点有所回升，但仍远低于其选举高峰时期的水平。 因此，该党被排除在2026年选举进程之外，这并不代表占主导地位的多数派发生更替，而是在制度层面上，缺失了一个历史上有过重要地位、但其选民基础已然萎缩的群体。在被排除之后，人民联盟领导层以“没有船，就不投票”（No boat, no vote）为口号呼吁抵制选举——“船”正是该党的选举象征。这一决定很可能影响了其支持者群体的政治参与方式。如果该党没有发布正式的抵制指令，或者是采取一种更为模糊的立场，那么其支持者可能会有更大比例参加公投。根据这种反事实（counterfactual）假设的投票分布，即使一揽子改革方案最终仍然获胜，“ 赞成 ” 与 “ 反对 ” 之间的差距也可能明显缩小。这样一来，反对者就会说宪法授权的同意基础相对薄弱。这一授权在程序上可能仍然会通过，但不会赢得这么干脆。 与此同时，民族党（Jatiyo Party，JaPa）——人民联盟执政时期的长期政治盟友——在议会选举中获得不到1%的选票，且未能赢得任何席位。民族党曾积极反对这次公投。因此，该党未能把反对改革的动员转化为议会代表席位，这可能既反映出选民对人民联盟不满，也表明选民否定民族党所提出的反公投立场。 ------ 感谢您支持《中国民主季刊》！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欢迎订阅我刊的Substack专栏：

你同意独裁政党下台后被剥夺选举权吗？孟加拉就发生了这种事情。就孟加拉目前的情况来看，还说不清这样做会造成什么后果，毕竟其前执政党在2008年选举中曾经拿下48%的选票。 更多有关孟加拉2024年七月革命以来的民主转型进展情况，请下载《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二期： 孟加拉人民联盟在2008年孟加拉议会选举中曾获得48%的选票。这场选举被广泛视为是民主危机爆发前最后一次有民意基础的全国性投票，直至危机最终在（2024年）7月群众起义中达到高潮。该党在随后的（2009-2024 年）执政时期及期间备受争议的角色，显著侵蚀了其公众支持度。2025年9月进行的全国性民意调查显示，人民联盟的支持率大约为19%。这一数字较反抗运动后最低点有所回升，但仍远低于其选举高峰时期的水平。 因此，该党被排除在2026年选举进程之外，这并不代表占主导地位的多数派发生更替，而是在制度层面上，缺失了一个历史上有过重要地位、但其选民基础已然萎缩的群体。在被排除之后，人民联盟领导层以“没有船，就不投票”（No boat, no vote）为口号呼吁抵制选举——“船”正是该党的选举象征。这一决定很可能影响了其支持者群体的政治参与方式。如果该党没有发布正式的抵制指令，或者是采取一种更为模糊的立场，那么其支持者可能会有更大比例参加公投。根据这种反事实（counterfactual）假设的投票分布，即使一揽子改革方案最终仍然获胜，“ 赞成 ” 与 “ 反对 ” 之间的差距也可能明显缩小。这样一来，反对者就会说宪法授权的同意基础相对薄弱。这一授权在程序上可能仍然会通过，但不会赢得这么干脆。 与此同时，民族党（Jatiyo Party，JaPa）——人民联盟执政时期的长期政治盟友——在议会选举中获得不到1%的选票，且未能赢得任何席位。民族党曾积极反对这次公投。因此，该党未能把反对改革的动员转化为议会代表席位，这可能既反映出选民对人民联盟不满，也表明选民否定民族党所提出的反公投立场。 ------ 感谢您支持《中国民主季刊》！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欢迎订阅我刊的Substack专栏：

强烈推荐！推翻独裁者不容易，但还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的转型、建构，也很复杂，有的国家成功了，也有的失败了。我们不只要采取实际行动推翻专制，也要为未来参与管理民主转型、民主建构做准备。

2024年七月革命以来孟加拉怎么样了？ 2 月 12 日，孟加拉人在一片节日般的气氛中前往投票站投票，这是自 2024 年 8 月总理谢赫 · 哈西娜（Sheikh Hasina）被戏剧性罢黜以来，孟加拉国举行的首次选举。选民不仅是在选择他们的议会，同时也在决定是否批准一项范围广泛的宪法改革。 孟加拉民族主义党（Bangladesh Nationalist Party，BNP）是该国两大主要政党之一，而另一主要大党——哈西娜所属的孟加拉人民联盟 (Bangladesh Awami League)——被禁止参加此次选举。BNP 于是成为这次选举的最大赢家，获得略低于 50% 的选票，并在 350 席的议会 中赢得 300 个直接选举席位中的 209 席（其余 50 个非直选席位按比例分配给妇女代表）。 孟加拉国伊斯兰大会党（Bangladesh Jamaat-e-Islami）获得 31.8% 的选票和 68 个席位 ；其选举盟友国家公民党（National Citizen Party， NCP）——这一新政党是在 2024 年孟加拉国大规模起义之后出现的政治力量——获得 3% 的选票和 6 个席位 ；这两个小党遂成为议会反对党。此次选举的投票率达到 60.4%。 与此同时，宪法改革公投以 68.6% 的有效选票支持率明确通过。上述三个政党似乎都在总体上支持宪法改革。选举后的一些最初姿态——包括民族主义党主席、现任总理塔里克 · 拉赫曼（Tarique Rahman）拜访伊斯兰大会党领导人沙菲库尔 · 拉赫曼（Shafiqur Rahman）和国家公民党领导人纳希德 · 伊斯兰（Nahid Islam）的住所——表明各方愿意在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继续维持关于改革的对话。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接近十分之一的选票被判定为无效票。与其他国家同类情况比较，这是一个异常高的比例，远远高于成熟选举制度中的废票率。例如在爱尔兰，全国选举中的废票率通常仅在 1% 左右。即使考虑到部分选民可能对公投程序不熟悉，仍然不能排除其中一些选票是以无效票形式表达不满或抗议。 这一异常情况也反映出意愿表达框架遭到压缩 ：由于宪法改革以“打包式”（bundled）批准的方式进行，选民被要求通过一揽子打包的选择来批准数十项制度改革，从而限制了区分不同具体改革项目表达支持或反对的机会。当制度设计排除了具体表达同意的可能时，异议并不会因此消失，而是会转移到仍然可用的表达空间——包括投下无效票。因此，这次公投在法律授权上或许经得起挑战，但其所表达的民意结构，却比最终总票数所呈现出来的，还要更加碎片化。 ------ 更多有关孟加拉2024年七月革命以来的民主转型进展情况，请下载《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二期： ------ 感谢您支持《中国民主季刊》！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欢迎订阅我刊的Substack专栏：

2024年七月革命以来孟加拉怎么样了？ 2 月 12 日，孟加拉人在一片节日般的气氛中前往投票站投票，这是自 2024 年 8 月总理谢赫 · 哈西娜（Sheikh Hasina）被戏剧性罢黜以来，孟加拉国举行的首次选举。选民不仅是在选择他们的议会，同时也在决定是否批准一项范围广泛的宪法改革。 孟加拉民族主义党（Bangladesh Nationalist Party，BNP）是该国两大主要政党之一，而另一主要大党——哈西娜所属的孟加拉人民联盟 (Bangladesh Awami League)——被禁止参加此次选举。BNP 于是成为这次选举的最大赢家，获得略低于 50% 的选票，并在 350 席的议会 中赢得 300 个直接选举席位中的 209 席（其余 50 个非直选席位按比例分配给妇女代表）。 孟加拉国伊斯兰大会党（Bangladesh Jamaat-e-Islami）获得 31.8% 的选票和 68 个席位 ；其选举盟友国家公民党（National Citizen Party， NCP）——这一新政党是在 2024 年孟加拉国大规模起义之后出现的政治力量——获得 3% 的选票和 6 个席位 ；这两个小党遂成为议会反对党。此次选举的投票率达到 60.4%。 与此同时，宪法改革公投以 68.6% 的有效选票支持率明确通过。上述三个政党似乎都在总体上支持宪法改革。选举后的一些最初姿态——包括民族主义党主席、现任总理塔里克 · 拉赫曼（Tarique Rahman）拜访伊斯兰大会党领导人沙菲库尔 · 拉赫曼（Shafiqur Rahman）和国家公民党领导人纳希德 · 伊斯兰（Nahid Islam）的住所——表明各方愿意在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继续维持关于改革的对话。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接近十分之一的选票被判定为无效票。与其他国家同类情况比较，这是一个异常高的比例，远远高于成熟选举制度中的废票率。例如在爱尔兰，全国选举中的废票率通常仅在 1% 左右。即使考虑到部分选民可能对公投程序不熟悉，仍然不能排除其中一些选票是以无效票形式表达不满或抗议。 这一异常情况也反映出意愿表达框架遭到压缩 ：由于宪法改革以“打包式”（bundled）批准的方式进行，选民被要求通过一揽子打包的选择来批准数十项制度改革，从而限制了区分不同具体改革项目表达支持或反对的机会。当制度设计排除了具体表达同意的可能时，异议并不会因此消失，而是会转移到仍然可用的表达空间——包括投下无效票。因此，这次公投在法律授权上或许经得起挑战，但其所表达的民意结构，却比最终总票数所呈现出来的，还要更加碎片化。 ------ 更多有关孟加拉2024年七月革命以来的民主转型进展情况，请下载《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二期： ------ 感谢您支持《中国民主季刊》！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欢迎订阅我刊的Substack专栏：

年轻人参与抗议的动机源于多种因素。青年群体在经济动荡中尤为脆弱，停滞不前的经济使年轻人陷入长期的失业困境，使其向上流动的梦想化为泡影，即便是有学历的大学毕业生也是如此。以2010年的突尼斯为例，经济疲软、恶棍统治以及政府滥权且逍遥法外，令受挫的年轻人满腔愤慨。他们围绕街头小贩穆罕默德·布阿齐齐的自焚事件集会抗议，由此拉开了“阿拉伯之春”的序幕。此外，年轻人在正式的体制内政治中代表性严重不足，由于老人政治体制排挤，年轻一代被隔绝在左右其命运的权力殿堂之外。 Z世代的抗议潮正是这些趋势的缩影。 许多爆发Z世代抗议的国家都有以下特征：经济持续疲软、青年失业率高，持续增长的青年人口受制于老龄化政治精英。在爆发抗议活动之前，尼泊尔青年失业率约为20%，摩洛哥更是达到了35%，两国经济均在新冠疫情冲击下举步维艰。 但Z世代抗议真正诉求似乎是反腐败：年轻人对政治精英感到极其愤怒，这些政治精英在国家遇到困难时，仍厚颜无耻地收割特权红利。 尼泊尔 “权贵子弟”炫耀奢侈品的照片在网上疯传引发了大规模民愤。印度尼西亚议员领取的每月住房津贴竟然是普通人最低工资的很多倍，这个情况披露出来也引爆了抗议。塞尔维亚 2024年诺维萨德（Novi Sad）火车站坍塌导致十余人丧生，青年群体随即动员起来，指责政府腐败和渎职。秘鲁抗议者要求惩治日渐泛滥的勒索和暴力犯罪，他们指责政府明目张胆勾结有组织犯罪。菲律宾2025年7月一份政府报告显示，有超过20亿美元的洪灾救济款被贪污，这也引爆了抗议浪潮。 在所有这些案例以及其他没有提到的案例中，Z世代都是反抗将特权置于公共利益之上的贪得无厌的精英阶层。 2025年的“反腐败十字军东征”首先在亚洲蔓延。其中，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尼泊尔的抗议活动，受到斯里兰卡（2022年）和孟加拉国（2024年）早前起义启发。随后，反腐运动开始席卷全球。 从马达加斯加到秘鲁，日本漫画《海贼王》标志性符号频频浮现在公众视野。Z世代抗议者们用各种创意办法打出各式各样的“草帽海贼旗”，作为将民众从腐败统治者手中解放出来的象征。 反腐败是一个能引发广泛共鸣的普遍主题。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不断深化的全球互联互通，很可能促成抗议活动跨越地域边界进一步扩散。 ------ 以上内容，编译自《民主学刊》（Journal of Democracy）近期刊文：《为什么说Z世代正在崛起》（Why Gen-Z is Rising）。 请继续关注中国民主季刊，我们会将余下内容陆续编译过来。 ------ 感谢您支持《中国民主季刊》！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最新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欢迎订阅我刊的Substack专栏：

邓聿文认为，中共“元老政治”经历了四个阶段，是哪四个阶段呢？ 请下载2026年第2期《中国民主季刊》专论文章：邓聿文《从“打天下”到“守成一代”：中共元老政治的结构性衰落及其当代意义》： 中共“元老政治”的兴衰轨迹： 第一阶段（1978–1992），可称为巅峰期，以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薄一波等为代表的第一代元老依靠革命功绩、军队控制、人事网络和历史叙事权，牢牢把握对最高决策的裁决权。这一时期，元老不仅能在重大路线问题上定向（如确立改革开放），还可以在政治危机中直接废立最高领导人（1980 年胡耀邦上任，1987 年胡耀邦下台，1989 年赵紫阳被免职）。邓小平虽不担任总书记或国家主席，却能凭借军委主席和最高威望地位主导党和国家方向。这是元老政治的绝对巅峰。 第二阶段（1993–2002），可称为余威期，随着邓、陈、叶等人相继去世，第一代元老的影响力虽然衰减，但薄一波、万里等老一代革命元勋的余威还在。与此同时，姚依林、宋平等做过政治局常委的老同志接过“退休影响力”的位置，他们已不再具有“打天下”一代那种革命合法性，虽仍能对高层人事安排和政策方向施加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协商、建议和幕后运作，而非邓小平时代那种拥有最终裁决权的元老政治。特别是这一时期，中共中央通过1992 年废止中顾委，将老同志影响制度化的平台取消，标志着元老政治的制度性弱化开始。 第三阶段（2003–2012），可称为延续影响期，这一时期，传统意义上的第一代革命元老已基本退出政治舞台，但以江泽民为代表的“新元老”，在退位后对胡锦涛时期乃至习近平前期的高层人事和政治运作仍保持了相当影响力。与此同时，宋平等老干部仍保有一定象征性权威。与邓小平时代相比，这种影响已不再建立在革命功绩和最高裁决权之上，而更多依赖退休最高领导人的资历余威、派系纽带和人事残余，例如所谓江派。它仍能影响高层权力分配，却已难以公开、直接地决定最高政治路线。 第四阶段（2013 年至今），可称为“边缘与象征化时期”。 习近平上台后前两年，人事和政策还受到退休元老的干扰，但他通过反腐运动、政治整肃、军队改革和组织权力上收，大幅压缩了他们影响政治的空间。军队系统整编切断了既有军事人脉，干部任免高度集中于核心手中，舆论与意识形态控制也使老同志公开发声几乎失去现实渠道。在这一格局下，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等退休高层在现实权力结构中已明显边缘化，其政治功能主要限于礼仪性出席重大活动和象征性存在。所谓“元老反习”的传言，更多是对历史经验的想象性投射，而非现实政治的再现。 ------ 毛泽东去世后的“元老政治”是怎么兴起的？有哪些特点？对后来改革开放有什么影响？“元老政治”又是如何发展的？“元老政治”是怎么解体的？ 请下载2026年第2期《中国民主季刊》专论文章：《从“打天下”到“守成一代”：中共元老政治的结构性衰落及其当代意义》： ------ 感谢您支持《中国民主季刊》！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欢迎订阅我刊的Substack专栏：

#蹭網發推之一七二# 今天是5月16日，1966年“五一六通知”發布整整一個甲子。 感謝王天成主編約稿。 下邊是我對親身經歷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60年的一段感言： 一個甲子，“文革”並未停止 被中共官方認定的“十年浩劫”——毛澤東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整整一個甲子了。這場號稱“革命”的規模宏大的政治運動，實際是源自法西斯主義與史達林模式的“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政治理念在中國的一場瘋狂的政治實踐。 這裡需要對“一個領袖”作一點說明，文革十年，維護的只是毛澤東一個領袖，這是文革最核心的內容，使得他的“個人迷信”達到空前絕後的頂峰，“四個偉大”和“紅太陽”成為他個人的專屬名詞。 一.1967年1月他用破壞憲法的“公安六條”保駕他大搞“個人迷信”，保障他可以隨意發動群眾摧毀原有的黨和國家的官僚體制，達到他清除身邊“赫魯雪夫”劉少奇的政治目的。 二.1975年，他將“毛澤東思想”、“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等個人理論寫入憲法，取消了國家主席職位。使得他的“文革理論”成為中共全黨奉行的指導思想，決定國家的治理方向。 三.毛澤東文革中的指示更具有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威，是運動爆發與演變的核心驅動力。徹底改變了中國前17年的政治、社會與經濟結構，建立起 個人專制的硬性國家制度。對外使得國家陷於空前危險和孤立，前蘇聯差點發動對華的核戰爭；對內造成政治高壓、社會動盪、經濟瀕臨崩潰、法治無存、文化教育斷層；人道災難空前慘重，冤假錯案堆積如山。 六四屠殺是“文革”繼續最明顯的證明 37年前發生的“六四”大屠殺，是1976年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幾位“文革”臺上派發動“懷仁堂政變”，抓捕“四人幫”，結束“文革”，開始改革開放之路的終結。 “六四”屠殺責任在鄧小平，他一個人就可以決定調動幾十萬野戰軍鎮壓中共建制以來規模最大的一場民主運動，血洗北京城。他權力的依據，依舊是文革建立起來的個人專制的硬性國家制度。從這一點看“六四”就是“文革”的繼續。 1979年2月鄧小平主導發動對越戰爭,奪取了對軍隊的最高領導權，12月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又取得對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隨後,他馬上提出“四項基本原則”，阻止党的高級幹部和理論界對毛澤東錯誤的批判。他主導十一屆六中全會做出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否定了“文革”，卻把“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對毛澤東只做“三七開”，肯定毛澤東功大於過，也就是肯定毛澤東建立的一黨專政的國家制度 。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党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講話（俗稱“8.18講話”），向全國人大提出全面修憲建議。1982年12月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表決通過了《82憲法》，一直被中共宣傳為建立了反對個人專制的硬性制度——實行國家最高領導職務的限任制，並歸功於鄧小平。這種宣傳並不是全部事實。《82憲法》實際是為鄧小平量身定制，只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做了限任制，唯獨不包括鄧小平擔任的國家軍委主席職務，實際就是將毛澤東文革中建立的個人專制的硬性國家制度獨獨保留給了鄧小平。這也是文革的一種繼續。 正因此，鄧小平在80年代，只用一句話就能掀起“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些政治運動，連續拿掉三個党的最高領導人：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六四屠殺之後，中國陷於世界孤立，鄧小平被迫交出軍委主席職務，但是他以一個普通黨員的身份進行南巡發表講話，啟動了中國權貴資本主義之路。這充分證明文革中建立的個人專制的硬性國家制度在中國的韌性。 正因為中共這種專政制度的韌性，十八大之後能夠提出“兩個30年互不否定”；2018年第5次修憲取消國家主席和國家副主席任期限制，向毛時代的終身制全面回歸。“清零3年”之後，國際環境、國內政治、經濟、社會全面陷入危機之中。

邓聿文认为，在1978--1992年间，中共的“元老政治”达到巅峰。毛泽东去世以后的“元老政治”是怎么形成的？具体来说需要哪些条件？ 请下载2026年第2期《中国民主季刊》专论文章：邓聿文《从“打天下”到“守成一代”：中共元老政治的结构性衰落及其当代意义》： 邓聿文谈毛泽东死后中共“元老政治”的形成条件： 首先，革命功绩是元老权威最直接、也是最不可替代的来源。作为党和国家的开国功臣，他们亲历了中共全部的“合法性建构史”——从井冈山根据地的开创，到长征的生死考验，再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折，直至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这些经历不仅构成了个人政治资本，也塑造了中共官方叙事中的“英雄史观”。在这种叙事体系中，革命元勋不仅是政权的奠基者，更是制度的天然守护者。这种身份赋予他们在党内外一种类似“宪制监护人”的地位，即便没有任何职务，也被视为有资格对重大路线方针做出最终裁决。 其次，军队控制权是支撑元老政治的核心支柱。在中共的权力结构中，军队不仅是国防力量，更是政治权威的保障。邓小平、叶剑英、杨尚昆等人退居二线后，依然掌握或影响着中央军委的关键职位安排，对各大军区主官的任免有直接发言权。这种军事影响力不仅在权力斗争中发挥过决定性作用，也在日常政治中为元老的意见增加了分量。对现任领导人而言，忽视或公开挑战这些掌握军权背景的元老，无异于触碰政治安全底线。 再次，人事与组织网络构成了元老在制度层面延续影响的渠道。中共的干部管理体制长期强调“上级提拔、下级服从”，在这种体系中，元老在任时提拔的大批地方与部委干部，构成了他们退居二线后在组织系统中的“代理人”网络。这些干部既是元老政治意志的延伸，也是元老在政治协商中可以动员的现实力量。例如，1980 年代初期，陈云凭借其在财经系统中的权威，影响财政、银行等经济部门的政策走向，而邓小平则通过在中央军委与组织部的影响力，确保改革派在关键领域占据主导。 此外，话语权与历史叙事的塑造能力，使元老能够在意识形态层面对现任领导人形成压力。中共的政治合法性很大程度上依赖对历史的解释权，而第一代元老既是历史的亲历者，又掌握了对历史叙述的最终定调权。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便是由邓小平、陈云等元老主导的历史评价工程，其内容不仅为改革开放确立了思想基础，也为他们在政治上继续掌握主动权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当某一政策路线与他们所确立的历史基调发生冲突时，他们便有理由以“维护历史结论”为名进行干预。 最后，政治文化中的长幼尊卑观念与“功勋政治”传统，为元老权威提供了软性但稳固的社会心理基础。在中共党内，资历不仅是政治资本，更是一种被广泛接受的正当性来源。第一代元老的资历差距与中生代领导人相比往往有十年至二十年以上，他们的经历和威望被视作党内不可轻易挑战的道德权威。这种文化心理不仅约束着现任领导人的行为，也影响着党内舆论的走向。 ------ 毛泽东去世后的“元老政治”是怎么兴起的？有哪些特点？对后来改革开放有什么影响？“元老政治”又是如何发展的？“元老政治”是怎么解体的？ 请下载2026年第2期《中国民主季刊》专论文章：《从“打天下”到“守成一代”：中共元老政治的结构性衰落及其当代意义》： ------ 感谢您支持《中国民主季刊》！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欢迎订阅我刊的Substack专栏：

邓聿文认为，中共“元老政治”经历了四个阶段，是哪四个阶段呢？ 请下载2026年第2期《中国民主季刊》专论文章：邓聿文《从“打天下”到“守成一代”：中共元老政治的结构性衰落及其当代意义》： 中共“元老政治”的兴衰轨迹： 第一阶段（1978–1992），可称为巅峰期，以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薄一波等为代表的第一代元老依靠革命功绩、军队控制、人事网络和历史叙事权，牢牢把握对最高决策的裁决权。这一时期，元老不仅能在重大路线问题上定向（如确立改革开放），还可以在政治危机中直接废立最高领导人（1980 年胡耀邦上任，1987 年胡耀邦下台，1989 年赵紫阳被免职）。邓小平虽不担任总书记或国家主席，却能凭借军委主席和最高威望地位主导党和国家方向。这是元老政治的绝对巅峰。 第二阶段（1993–2002），可称为余威期，随着邓、陈、叶等人相继去世，第一代元老的影响力虽然衰减，但薄一波、万里等老一代革命元勋的余威还在。与此同时，姚依林、宋平等做过政治局常委的老同志接过“退休影响力”的位置，他们已不再具有“打天下”一代那种革命合法性，虽仍能对高层人事安排和政策方向施加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协商、建议和幕后运作，而非邓小平时代那种拥有最终裁决权的元老政治。特别是这一时期，中共中央通过1992 年废止中顾委，将老同志影响制度化的平台取消，标志着元老政治的制度性弱化开始。 第三阶段（2003–2012），可称为延续影响期，这一时期，传统意义上的第一代革命元老已基本退出政治舞台，但以江泽民为代表的“新元老”，在退位后对胡锦涛时期乃至习近平前期的高层人事和政治运作仍保持了相当影响力。与此同时，宋平等老干部仍保有一定象征性权威。与邓小平时代相比，这种影响已不再建立在革命功绩和最高裁决权之上，而更多依赖退休最高领导人的资历余威、派系纽带和人事残余，例如所谓江派。它仍能影响高层权力分配，却已难以公开、直接地决定最高政治路线。 第四阶段（2013 年至今），可称为“边缘与象征化时期”。 习近平上台后前两年，人事和政策还受到退休元老的干扰，但他通过反腐运动、政治整肃、军队改革和组织权力上收，大幅压缩了他们影响政治的空间。军队系统整编切断了既有军事人脉，干部任免高度集中于核心手中，舆论与意识形态控制也使老同志公开发声几乎失去现实渠道。在这一格局下，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等退休高层在现实权力结构中已明显边缘化，其政治功能主要限于礼仪性出席重大活动和象征性存在。所谓“元老反习”的传言，更多是对历史经验的想象性投射，而非现实政治的再现。 ------ 毛泽东去世后的“元老政治”是怎么兴起的？有哪些特点？对后来改革开放有什么影响？“元老政治”又是如何发展的？“元老政治”是怎么解体的？ 请下载2026年第2期《中国民主季刊》专论文章：《从“打天下”到“守成一代”：中共元老政治的结构性衰落及其当代意义》： ------ 感谢您支持《中国民主季刊》！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欢迎订阅我刊的Substack专栏：

邓聿文（原《学习时报》副编审）：所谓的“元老反习”，在当代中共的权力结构中还可能发生吗？今天中共还有“元老政治”吗？ 邓聿文在《中国民主季刊》发文梳理了中共“元老政治”的兴衰历程。邓聿文认为，当前中国政治基本不可能再简单套用“元老政治”模板： 为什么呢？ 以下是部分精彩片段： 在中共政治语境中，“元老”并非正式职务称谓，而是一种带有非制度化色彩的政治身份，通常指那些已经退出一线领导岗位，但在党内仍然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老一辈高级干部。这种影响力主要来自他们的革命资历、历史功绩、军政人脉以及相对于现任领导人的历史地位优势。与西方政治学中“长老政治”（elder politics）的概念相比，中共的元老政治更强调革命功绩所赋予的政治合法性，与此同时，它又深嵌于威权体系内部的非正式关系网络和实际权力运作之中。 然而，这种政治形态并非贯穿中共历史始终。毛泽东时代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元老政治”，因为毛本人就是最大的元老，也是党内无可争议的最高权威。毛不仅在形式上是党的领袖，更在实质上垄断了路线制定、干部任免和意识形态解释权。即便是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资历深厚的领导人，在毛的个人权力面前也无法形成独立的元勋集团，更遑论在关键政治决策上制衡毛。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老干部被打倒，政治生命几近中断，毛对他们的复出有绝对的决定权，这种单一化的权力格局决定了元老政治在当时无从存在。毛晚年虽在现实治理压力下恢复了部分老同志的职务（如1973 年让邓小平复出主持国务院整顿），但这更像是临时调度，而非制度化的权力分享。 真正意义上的“元老政治”是在毛去世后的权力真空中形成的。1976 年毛泽东逝世，华国锋以“英明领袖”姿态接班，但很快受到以叶剑英、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功勋制衡。 这批人几乎都经历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关键历史阶段，在党政军各领域担任过核心职务，政治资历远高于华国锋等“中生代”领导人。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军队系统中保有直接或间接的人脉与威望，使他们能够在没有一线职务的情况下，对国家重大决策施加实质性影响。1978 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在这批元老集体推动下，实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党内正常生活的路线转折。这标志着元老政治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其核心运作逻辑是：退居二线的开国元勋依靠革命功绩和网络化权力，对中央最高决策层施加“裁决性影响”，而现任领导人则在相当程度上，必须与他们保持政治协商甚至依赖关系。 ------ 毛泽东去世后的“元老政治”是怎么兴起的？有哪些特点？对后来改革开放有什么影响？“元老政治”又是如何发展的？“元老政治”是怎么解体的？ 请下载2026年第2期《中国民主季刊》专论文章：《从“打天下”到“守 成一代”：中共元老政治的结构性衰落及其当代意义》： ------ 感谢您支持《中国民主季刊》！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欢迎订阅我刊的Substack专栏：

看起来2025年从亚洲到非洲和拉美蔓延开来的Z世代抗议浪潮都是围绕反腐败议题，可见反腐败也可能是比较容易达成共识、比较容易凝聚人心的议题，刚好就是那种不大不小刚好足以引爆全国性抗议浪潮的反抗切入点。可惜，中共提前用政府主导的“反腐败运动”占据生态位，堵住了中国民众在反腐败号召下起来反抗的缺口。但这个缺口还是有溃堤的可能性，因为中共当局的“反腐败运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腐败问题，反而重创了经济和进一步加剧腐败横行。

年轻人参与抗议的动机源于多种因素。青年群体在经济动荡中尤为脆弱，停滞不前的经济使年轻人陷入长期的失业困境，使其向上流动的梦想化为泡影，即便是有学历的大学毕业生也是如此。以2010年的突尼斯为例，经济疲软、恶棍统治以及政府滥权且逍遥法外，令受挫的年轻人满腔愤慨。他们围绕街头小贩穆罕默德·布阿齐齐的自焚事件集会抗议，由此拉开了“阿拉伯之春”的序幕。此外，年轻人在正式的体制内政治中代表性严重不足，由于老人政治体制排挤，年轻一代被隔绝在左右其命运的权力殿堂之外。 Z世代的抗议潮正是这些趋势的缩影。 许多爆发Z世代抗议的国家都有以下特征：经济持续疲软、青年失业率高，持续增长的青年人口受制于老龄化政治精英。在爆发抗议活动之前，尼泊尔青年失业率约为20%，摩洛哥更是达到了35%，两国经济均在新冠疫情冲击下举步维艰。 但Z世代抗议真正诉求似乎是反腐败：年轻人对政治精英感到极其愤怒，这些政治精英在国家遇到困难时，仍厚颜无耻地收割特权红利。 尼泊尔 “权贵子弟”炫耀奢侈品的照片在网上疯传引发了大规模民愤。印度尼西亚议员领取的每月住房津贴竟然是普通人最低工资的很多倍，这个情况披露出来也引爆了抗议。塞尔维亚 2024年诺维萨德（Novi Sad）火车站坍塌导致十余人丧生，青年群体随即动员起来，指责政府腐败和渎职。秘鲁抗议者要求惩治日渐泛滥的勒索和暴力犯罪，他们指责政府明目张胆勾结有组织犯罪。菲律宾2025年7月一份政府报告显示，有超过20亿美元的洪灾救济款被贪污，这也引爆了抗议浪潮。 在所有这些案例以及其他没有提到的案例中，Z世代都是反抗将特权置于公共利益之上的贪得无厌的精英阶层。 2025年的“反腐败十字军东征”首先在亚洲蔓延。其中，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尼泊尔的抗议活动，受到斯里兰卡（2022年）和孟加拉国（2024年）早前起义启发。随后，反腐运动开始席卷全球。 从马达加斯加到秘鲁，日本漫画《海贼王》标志性符号频频浮现在公众视野。Z世代抗议者们用各种创意办法打出各式各样的“草帽海贼旗”，作为将民众从腐败统治者手中解放出来的象征。 反腐败是一个能引发广泛共鸣的普遍主题。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不断深化的全球互联互通，很可能促成抗议活动跨越地域边界进一步扩散。 ------ 以上内容，编译自《民主学刊》（Journal of Democracy）近期刊文：《为什么说Z世代正在崛起》（Why Gen-Z is Rising）。 请继续关注中国民主季刊，我们会将余下内容陆续编译过来。 ------ 感谢您支持《中国民主季刊》！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最新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欢迎订阅我刊的Substack专栏：

邓聿文认为，在1978--1992年间，中共的“元老政治”达到巅峰。毛泽东去世以后的“元老政治”是怎么形成的？具体来说需要哪些条件？ 请下载2026年第2期《中国民主季刊》专论文章：邓聿文《从“打天下”到“守成一代”：中共元老政治的结构性衰落及其当代意义》： 邓聿文谈毛泽东死后中共“元老政治”的形成条件： 首先，革命功绩是元老权威最直接、也是最不可替代的来源。作为党和国家的开国功臣，他们亲历了中共全部的“合法性建构史”——从井冈山根据地的开创，到长征的生死考验，再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折，直至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这些经历不仅构成了个人政治资本，也塑造了中共官方叙事中的“英雄史观”。在这种叙事体系中，革命元勋不仅是政权的奠基者，更是制度的天然守护者。这种身份赋予他们在党内外一种类似“宪制监护人”的地位，即便没有任何职务，也被视为有资格对重大路线方针做出最终裁决。 其次，军队控制权是支撑元老政治的核心支柱。在中共的权力结构中，军队不仅是国防力量，更是政治权威的保障。邓小平、叶剑英、杨尚昆等人退居二线后，依然掌握或影响着中央军委的关键职位安排，对各大军区主官的任免有直接发言权。这种军事影响力不仅在权力斗争中发挥过决定性作用，也在日常政治中为元老的意见增加了分量。对现任领导人而言，忽视或公开挑战这些掌握军权背景的元老，无异于触碰政治安全底线。 再次，人事与组织网络构成了元老在制度层面延续影响的渠道。中共的干部管理体制长期强调“上级提拔、下级服从”，在这种体系中，元老在任时提拔的大批地方与部委干部，构成了他们退居二线后在组织系统中的“代理人”网络。这些干部既是元老政治意志的延伸，也是元老在政治协商中可以动员的现实力量。例如，1980 年代初期，陈云凭借其在财经系统中的权威，影响财政、银行等经济部门的政策走向，而邓小平则通过在中央军委与组织部的影响力，确保改革派在关键领域占据主导。 此外，话语权与历史叙事的塑造能力，使元老能够在意识形态层面对现任领导人形成压力。中共的政治合法性很大程度上依赖对历史的解释权，而第一代元老既是历史的亲历者，又掌握了对历史叙述的最终定调权。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便是由邓小平、陈云等元老主导的历史评价工程，其内容不仅为改革开放确立了思想基础，也为他们在政治上继续掌握主动权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当某一政策路线与他们所确立的历史基调发生冲突时，他们便有理由以“维护历史结论”为名进行干预。 最后，政治文化中的长幼尊卑观念与“功勋政治”传统，为元老权威提供了软性但稳固的社会心理基础。在中共党内，资历不仅是政治资本，更是一种被广泛接受的正当性来源。第一代元老的资历差距与中生代领导人相比往往有十年至二十年以上，他们的经历和威望被视作党内不可轻易挑战的道德权威。这种文化心理不仅约束着现任领导人的行为，也影响着党内舆论的走向。 ------ 毛泽东去世后的“元老政治”是怎么兴起的？有哪些特点？对后来改革开放有什么影响？“元老政治”又是如何发展的？“元老政治”是怎么解体的？ 请下载2026年第2期《中国民主季刊》专论文章：《从“打天下”到“守成一代”：中共元老政治的结构性衰落及其当代意义》： ------ 感谢您支持《中国民主季刊》！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欢迎订阅我刊的Substack专栏：

调查数据显示，Z世代（13-28岁年轻人）普遍与政治脱节并对民主感到幻灭。青年动员已成为全球问责无效政府和推动社会变革的主要特征。 2025年，一波“Z世代抗议”浪潮席卷全球，从印度尼西亚到肯尼亚，从马达加斯加到秘鲁。结果喜忧参半：青年领导的起义有的推翻政府、倒逼改革，有的引发了暴力冲突。 在塞尔维亚等地，还有一些由青年领导的斗争仍在继续。 当今Z世代抗议运动延续着一个长期趋势：抗议运动往往由年轻人驱动。一项研究发现，在1990年至2020年间，旨在推翻现任国家领导人或实现自决的非暴力运动中，80%都有大量青年参与，其中30岁以下估计至少占前线参与者的四分之一。 菲律宾第二次人民力量运动于2001年将约瑟夫·埃斯特拉达赶下台，2005年黎巴嫩雪松革命将叙利亚军队驱逐出境，2019年苏丹起义导致奥马尔·巴希尔倒台，这些都是主要由年轻人积极参与前线行动来推动社会变革的几个例子。 虽然青年对现有治理模式确实存在幻灭，但青年动员挑战国家权力的潜在力量同样显而易见。如今，Z世代正在崛起。 Z世代抗议的驱动因素是什么？这些运动与过去的抗议活动相比如何？青年活动家能否逆转当前威权主义潮流，带来新一轮民主变革，他们会受到阻挠吗？更进一步说，这些运动与民主有关吗？青年动员兴起又将预示着未来几年会发生什么？ ------ 以上内容，编译自《民主学刊》（Journal of Democracy）近期刊文：《为什么说Z世代正在崛起》（Why Gen-Z is Rising）。 请继续关注中国民主季刊，我们会将余下内容陆续编译过来。 ------ 感谢您支持《中国民主季刊》！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最新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欢迎订阅我刊的Substack专栏：

邓聿文：元老政治之所以在毛泽东去世后能迅速成型，并在1978年至1992年间达到巅峰，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掌握着一种多维度的合法性资源。这种合法性不仅来自个人的革命履历和历史功绩，还深植于中共政治文化与制度安排的深层结构之中。与现代民主政体中权力合法性主要依赖选举授权不同，中共的权力合法性更多依托于历史叙事、革命传统与组织认可的结合，而第一代元老几乎在这三方面都占据绝对优势。 ------ 毛泽东去世后的“元老政治”是怎么兴起的？有哪些特点？对后来改革开放有什么影响？“元老政治”又是如何发展的？“元老政治”是怎么解体的？ 请下载2026年第2期《中国民主季刊》专论文章：《从“打天下”到“守 成一代”：中共元老政治的结构性衰落及其当代意义》：

调查数据显示，Z世代（13-28岁年轻人）普遍与政治脱节并对民主感到幻灭。青年动员已成为全球问责无效政府和推动社会变革的主要特征。 2025年，一波“Z世代抗议”浪潮席卷全球，从印度尼西亚到肯尼亚，从马达加斯加到秘鲁。结果喜忧参半：青年领导的起义有的推翻政府、倒逼改革，有的引发了暴力冲突。 在塞尔维亚等地，还有一些由青年领导的斗争仍在继续。 当今Z世代抗议运动延续着一个长期趋势：抗议运动往往由年轻人驱动。一项研究发现，在1990年至2020年间，旨在推翻现任国家领导人或实现自决的非暴力运动中，80%都有大量青年参与，其中30岁以下估计至少占前线参与者的四分之一。 菲律宾第二次人民力量运动于2001年将约瑟夫·埃斯特拉达赶下台，2005年黎巴嫩雪松革命将叙利亚军队驱逐出境，2019年苏丹起义导致奥马尔·巴希尔倒台，这些都是主要由年轻人积极参与前线行动来推动社会变革的几个例子。 虽然青年对现有治理模式确实存在幻灭，但青年动员挑战国家权力的潜在力量同样显而易见。如今，Z世代正在崛起。 Z世代抗议的驱动因素是什么？这些运动与过去的抗议活动相比如何？青年活动家能否逆转当前威权主义潮流，带来新一轮民主变革，他们会受到阻挠吗？更进一步说，这些运动与民主有关吗？青年动员兴起又将预示着未来几年会发生什么？ ------ 以上内容，编译自《民主学刊》（Journal of Democracy）近期刊文：《为什么说Z世代正在崛起》（Why Gen-Z is Rising）。 请继续关注中国民主季刊，我们会将余下内容陆续编译过来。 ------ 感谢您支持《中国民主季刊》！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最新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欢迎订阅我刊的Substack专栏：

邓聿文：元老政治之所以在毛泽东去世后能迅速成型，并在1978年至1992年间达到巅峰，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掌握着一种多维度的合法性资源。这种合法性不仅来自个人的革命履历和历史功绩，还深植于中共政治文化与制度安排的深层结构之中。与现代民主政体中权力合法性主要依赖选举授权不同，中共的权力合法性更多依托于历史叙事、革命传统与组织认可的结合，而第一代元老几乎在这三方面都占据绝对优势。 ------ 毛泽东去世后的“元老政治”是怎么兴起的？有哪些特点？对后来改革开放有什么影响？“元老政治”又是如何发展的？“元老政治”是怎么解体的？ 请下载2026年第2期《中国民主季刊》专论文章：《从“打天下”到“守 成一代”：中共元老政治的结构性衰落及其当代意义》：

邓聿文（原《学习时报》副编审）：所谓的“元老反习”，在当代中共的权力结构中还可能发生吗？今天中共还有“元老政治”吗？ 邓聿文在《中国民主季刊》发文梳理了中共“元老政治”的兴衰历程。邓聿文认为，当前中国政治基本不可能再简单套用“元老政治”模板： 为什么呢？ 以下是部分精彩片段： 在中共政治语境中，“元老”并非正式职务称谓，而是一种带有非制度化色彩的政治身份，通常指那些已经退出一线领导岗位，但在党内仍然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老一辈高级干部。这种影响力主要来自他们的革命资历、历史功绩、军政人脉以及相对于现任领导人的历史地位优势。与西方政治学中“长老政治”（elder politics）的概念相比，中共的元老政治更强调革命功绩所赋予的政治合法性，与此同时，它又深嵌于威权体系内部的非正式关系网络和实际权力运作之中。 然而，这种政治形态并非贯穿中共历史始终。毛泽东时代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元老政治”，因为毛本人就是最大的元老，也是党内无可争议的最高权威。毛不仅在形式上是党的领袖，更在实质上垄断了路线制定、干部任免和意识形态解释权。即便是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资历深厚的领导人，在毛的个人权力面前也无法形成独立的元勋集团，更遑论在关键政治决策上制衡毛。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老干部被打倒，政治生命几近中断，毛对他们的复出有绝对的决定权，这种单一化的权力格局决定了元老政治在当时无从存在。毛晚年虽在现实治理压力下恢复了部分老同志的职务（如1973 年让邓小平复出主持国务院整顿），但这更像是临时调度，而非制度化的权力分享。 真正意义上的“元老政治”是在毛去世后的权力真空中形成的。1976 年毛泽东逝世，华国锋以“英明领袖”姿态接班，但很快受到以叶剑英、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功勋制衡。 这批人几乎都经历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关键历史阶段，在党政军各领域担任过核心职务，政治资历远高于华国锋等“中生代”领导人。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军队系统中保有直接或间接的人脉与威望，使他们能够在没有一线职务的情况下，对国家重大决策施加实质性影响。1978 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在这批元老集体推动下，实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党内正常生活的路线转折。这标志着元老政治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其核心运作逻辑是：退居二线的开国元勋依靠革命功绩和网络化权力，对中央最高决策层施加“裁决性影响”，而现任领导人则在相当程度上，必须与他们保持政治协商甚至依赖关系。 ------ 毛泽东去世后的“元老政治”是怎么兴起的？有哪些特点？对后来改革开放有什么影响？“元老政治”又是如何发展的？“元老政治”是怎么解体的？ 请下载2026年第2期《中国民主季刊》专论文章：《从“打天下”到“守 成一代”：中共元老政治的结构性衰落及其当代意义》： ------ 感谢您支持《中国民主季刊》！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欢迎订阅我刊的Substack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