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无孩—-带着“准生证”也难逃一劫的头胎夫妻
在当时的政策下，不仅计划外的二胎、三胎要被流掉，连完全合法、持有地方政府颁发“准生证”的第一胎也必须强制引产。
莘县某村的一对年轻夫妇，结婚一年多，妻子怀上了第一胎，且早已办妥了所有合法生育手续。
5月中旬，村干部带着民兵突然闯入家中。丈夫拿着盖有红公章的“准生证”跪在地上求情，撕心裂肺地喊道：“我们这是第一胎啊！合法的啊！”
带队的乡镇干部直接夺过准生证当场撕碎，冷酷地回应：“今年县里没有指标，谁生也不行，天王老子来了也得流！”
随后，怀胎八个月的妻子被强行拖上卡车送往卫生院。引产过程中由于大出血，加上医疗环境恶劣，孩子不仅没保住，妻子也彻底失去了生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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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无孩——“抓干亲”与五花大绑的拖拉机
为了确保“100天内绝无漏网之鱼”，地方政府采取了极端的株连政策。
当时流传着一个真实案例，一名孕妇在听到风声后在深夜逃往了外县的亲戚家。
当地计生队发现人去楼空后，立刻出动民兵，将其年迈的父母、亲兄弟、甚至连远房的叔伯姑姑家全部抄家。
计生队用拖拉机和工具将孕妇家的老房子彻底扒毁，粮食、耕牛、家当全部没收充公。
孕妇的公公和丈夫被执法队用粗麻绳五花大绑，胸前挂着大牌子，强行推上拖拉机的后斗。
拖拉机在各个村落和乡镇的马路上游街示众，高音喇叭里不停喊着警告，只要孕妇一天不回来流产，家属就一天不放，甚至连孕妇的亲戚邻居都要受到连带罚款，以此逼迫全村人帮政府去搜捕这个孕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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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无孩——被死婴填满的“废弃深水井”
在运动的密集期（1991年6月至7月），死胎与活活掐死的婴儿数量达到了极其恐怖的数字，尸体处理成了当时公开的惨剧。
据亲历者回忆，在冠县县医院西面的垃圾堆放处，有两口过去用来打水、深达数十米的废弃老深水井。医护人员和清理人员每天将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刚刚引产下来的婴儿尸体，顺着井口直接扔下去。
在短短几十天内，这两口几十米深的巨井竟然被婴儿的尸体填满了。
由于根本来不及掩埋或后续处理，到了盛夏七八月，尸臭弥漫，甚至出现了野狗成群在医院附近和荒地刨食、叼着婴儿尸体满街跑的骇人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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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无孩—-“大肚子长街”与临时棚
由于全县几乎所有孕妇在同一时间段被集中抓捕，当地的医疗资源在几天内彻底瘫痪。
冠县县医院和妇幼保健站的病房根本装不下成千上万的孕妇。
官方于是下令，在县城核心的主干道——冠宜春路上，顺着大街两侧搭起了密密麻麻的简易塑料窝棚和帐篷。
从县医院门口一连排出去长达一里多地（数百米），路上全都是挺着大肚子的妇女。
她们被安置在街边的临时床位或草席上，许多人身上已经打过了引产针，只能躺在棚子里，在公开、毫无隐私且极度恐慌的绝望中，忍受阵痛，等待腹中胎儿死亡并流产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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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无孩——顽强的“三针胎儿”
在当地流传最广、最具体的案例之一，是一个关于怀孕七个月孕妇的口述。
这名孕妇在半夜被计生执法队强行从家中拖出，关进了县医院妇产科。当时为了防止家人阻拦，多名工作人员在外面反锁了房门，并死死按住孕妇的手脚。
护士拿来引产药水（当时俗称“毒针”），第一针打下去，过了几个小时，孕妇和肚子里的胎儿没有任何反应。随后医生又补了第二针，胎儿依然在顽强地心跳和胎动。家人们在外面听着，没有一丝侥幸和高兴，只有绝望的痛哭。
最后，一名资深的老妇产科大夫走进来，用手摸了摸孕妇的肚子，找准胎儿头部的位置，狠狠扎下了第三针。
半小时后，一个已经完全发育成人形、七个月大的婴儿被产出。由于连续挨了三针剧毒引产药，死婴产下时全身布满了黑紫色的淤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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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山东"百日无孩”运动（又称“杀羊羔事件”）
"百日无孩”运动是1991年发生在中国山东省聊城地区冠县莘县的一场极端激进的计划生育运动。
时任县委书记为了扭转当地计划生育指标在全省倒数第一的政治劣势，发起了一场旨在强行遏制人口增长的极端行动。
运动期间，当地政府建立孕情档案，动用乡镇干部、民兵和公安逐户排查。
所有怀孕妇女，无论怀胎几个月、无论是头胎还是二胎，一律被抓去强制进行人工流产或引产。
许多足月出生的活婴在出生后被直接掐死或溺亡，婴儿尸体被成批抛弃在深井和大坑中，导致当时当地出现极端的社会恐慌。
由于医疗条件恶劣和暴力强制，大批孕妇在运动中死亡或落下终身不孕的后遗症，当地1991年的生育率断崖式下跌。
讽刺的是:运动结束后，发起该运动的官员因“政绩突出”在日后获得了升迁。例如，曾昭起此后曾历任聊城地委委员、山东省司法厅厅长，并在多年后担任山东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这场运动作为中国推行“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政策期间最为极端和暴力的典型案例之一，在多年后通过互联网披露和知情人的回忆，引发了公众及国际社会的广泛震惊与严厉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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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独立宣言开篇🤙🤙🤙
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皆生而平等，享有造物主赋予给他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才在人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则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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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做生意最厉害的是广东人、浙江人、福建人？
不全是天赋，也不全是家教，广东有改革开放特区的先发优势，福建有遍布海外的侨商网络，浙江有几十年小商品市场的历史传统。
但抛开这些外部条件，这三个地方有一个共同点：家庭教育里刻着创业基因。
潮汕人说"家无浪荡子，财从何处来"，家里必须有人出去闯。
温州人说"宁可睡地板也要当老板"，宁愿自己吃苦，也不给别人打工。
福建人说"生意不怕小，富从饱生起"，先活下来，再谈体面。
这些观念跟《小岛经济学》讲的是一回事：经济增长的起点从来不是消费，是有人愿意先饿一顿去造那张网。
财富不是印出来的，是生产出来的。
粤浙闽的孩子，从小被教的是"敢闯、能吃苦、懂让利、会抓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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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5月14日，在纽约时报专栏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学者保罗•克鲁格曼，发表了一篇文章《美国为何要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其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评论，非常具有前瞻性。今天回头看看，好像精准预判了当下的情景。
他说：中国经济面对目前的困境，最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是将更多收入转移到家庭，从生产端转移到消费端，增加居民收入从而增强消费需求。
但中国似乎奇怪地不愿做这些显而易见的事情，它们执着的仍然专注于大量生产而非消费。
我非常想让中国的专家来解释这种不情愿的原因，是因为地缘政治？还是因为担心中国人会变得懒惰？无论中国拒绝给居民发钱，背后的策略逻辑是什么？
中国目前剩下唯一的出路就是维持巨额贸易顺差，将在中国生产，但中国不能或不愿消费的东西倾销到其他国家的市场。
而一旦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对抗这种倾销冲击，中国唯一的出路也会面临灾难，5年之内，也许它们就会遇到大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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