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虹和邓煜获得菲尔兹奖。看到学有所成的人，实至名归，令人高兴。但在中文世界，这件事马上就变味了。变味的催化剂是一位七十七岁老人丘成桐。他一九八二年拿过菲尔兹奖，是华人里第一个。王虹和邓煜获奖后，中国的红星新闻，请丘成桐说几句。他是这么说的：“我多次表示希望他们回国任教。我们还是很想他们回来，这对我们中国很重要。”丘成桐1982年就得了菲尔兹奖，整整40年时间，他呆在美国大学揾食，兼职在中国拓展地盘。直到2022年，他73岁退休，才去清华发挥余热。 他一回去，就高调热爱祖国，忽悠年轻科学家回国效力，比胡锡进还积极。我景仰他的学识和古典修养，理解他退休后的个人选择，但做人做事总得有点底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所为，有所不为。他年轻时自己都不去中国效力，现在退休了去中国养老，却忽悠成就斐然的年轻数学家放下海外教职去围着他转，还打出为国家效力的旗号，弄个高大上伪装，这种鸡贼心灵远超出了此前对他的观感。 看到他那三句话，我想起来很多年前，一位北大老师评价另一位北大老师的话。那句话很形象：别人都是他棋盘上的一颗棋子。 在往下讲之前，我得先把话说清楚，免得各位误会。我批评丘成桐，不是批评他退休以后去中国。那是他自己的人生，他自己的选择，无可厚非。一个人到了暮年，回到一个能让他被重视、被需要的地方，发挥余热，这本身没有问题，完全可以理解。哪怕他去中国就是图名利，图热闹，图一群人围着他转，那也是他的事。 我批评的不是这个。我批评的是他打爱国旗号，对别人搞舆论绑架。具体说，就是他借自己的辈分和名望，打着为国效力的旗号，忽悠两个在海外已经做出成就的年轻数学家，让他们放下自己在美国顶尖大学的教职，去中国围着他转，给他众星捧月。 这跟自己凭学术成就回国换点名利养老是两回事。凭自己年轻时的学术成就，去中国捞点名利，追求聚光灯，消解晚年寂寞，这没有问题。人老了，跟年轻时一样，都可以凭自己的能力成全自己。一个人凭自己的能力成全自己，谁也管不着。但忽悠别人放弃自己的事业，去围着他转，这等于是牺牲别人来成全自己。 这种事，在中国有点职业经验的人，可能不会觉得陌生。有位读者就评论说：“他主要就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中国人，搞宗派、家国情怀，天天骂“背叛”自己的弟子”。“背叛”是加了引号的，后面我们会说到这个问题。另一位读者说：“所谓家国情怀也是退休后回中国拿第二份工资，但却忽悠年轻人回去做火柴棒。”前面那位读者又对自己的说法做了补充。他说：“感觉这正是“家国情怀”，就是把火种续上，至于谁当燃料无所谓”。 这两位读者看得相当清楚，丘成桐要燃烧家国情怀，但是他要找年轻人当他的火柴棒，做他的燃料。 这种人，早在2500年前，孔子就有个归类，叫“小人”。《论语》记录了孔子这句话：“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成人之美”，就是成全别人，帮别人梦想成真。孔子说，这是君子的做法。“成人之恶”正好相反，就是把别人往坏处推，明知道一件事对人家不好，还劝人家去做——因为这件事对自己好。孔子说，这是小人做法。 孔子还有句话，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一位老师，说这是做人道德金律，就是公理，就像欧几里德几何的公理一样：两个点之间直线距离最近。这是几何学的公理。做人的公理就是“自己不想干的事，不要让别人去干”。 丘成桐人品成问题，在国际数学界不是什么新闻。二十年前，2006年8月，美国老牌杂志《纽约客》，刊登过长篇报道，题目叫 《Manifold Destiny》——《流形的命运》。后面还有一句内容提要：“A reclusive mathematician solves a legendary problem, as Shing-Tung Yau and others fight over credit, ethics, and glory”。Shing-Tung Yau是丘成桐的英文名字。这句内容提要的意思是：一位深居简出的数学家破解了一道传奇难题，而丘成桐等人则围绕功劳归属、学术伦理及荣誉展开争夺。 这篇文章的作者有两位。其中一位叫 Sylvia Nasar，曾经为传奇数学家纳什写过传记《美丽心灵》。这部传记拍成了电影，很好看。 文章登出来以后，丘成桐通过一家律师事务所，给《纽约客》发信，说这篇文章有虚假和诽谤性内容，要求更正。《纽约客》迅速发表声明，说这篇文章，是历时四个多月扎实采访的结果，里面的事实经过逐条核查，没有问题。两位作者当面采访丘成桐超过二十个小时，另外还做了大约一百次其他采访。 《纽约客》没有做出更正。丘成桐也没有去法庭控告《纽约客》。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还是没有。 美籍华裔数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项武义在丘成桐学生时代就认识他，可以说很了解他的为人。项武义说，丘成桐后来干的那些事，无非是为了抢夺中国数学界的霸主地位。 从美国媒体的一些报导看，项武义院士这么说，并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纽约时报》也曾经发过丘成桐的人物报道，标题就叫 The Emperor of Math——数学皇帝，这是他在中国给自己的定位。他在美国做不成数学皇帝，他那种为人，在美国数学界，没几个人鸟他。但一到中国，就感觉跟皇帝一样，要收拾诸侯，先拿北大和他自己的学生开刀。 丘成桐对王虹和邓煜获奖的第一反应是扯大旗喊话：“希望他们回国任教，这对我们中国很重要”。丘成桐本人是美国籍，说“我们中国”，这也太能装了。 一个人在专业上可以成就很高，但是，要做行业霸主，靠装装不出来。这种人品，在任何行业都走不了多远，最后只能靠政府资源，人和事业都做得像一根毛一样，附到政府的皮上。把知识分子变成必须找皮附的毛，正是党国政府一以贯之的政策。 在这里，我想说一下杨振宁。丘成桐基本上是在走杨振宁的道路。两个人都出生在中国，都是在美国取得成就，都是晚年去中国养老，还都是去清华——一所最早由美国人建的学校。但是，两个人的成就、心智、格局相差很大。 我先说清楚，这里不是说杨振宁人品有多高。他人品一点不高。他一辈子也求名求利，晚年回中国，外面的议论从来没断过。我把他跟丘成桐放一起讲，只是就事论事，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做人底线上，他有另外一种做法。 杨振宁一九二二年生在安徽。一九五七年拿诺贝尔物理学奖，那年三十五岁——跟今天的王虹一样大。一九九九年，他七十七岁，受聘清华大学教授。二〇〇三年，八十一岁，正式定居清华园，把自己的住处起名叫“归根居”。二〇二五年十月十八号，他在北京去世，享年一百零三岁。 杨振宁回清华退休，做了这么几件事。他头几年不领年薪。把自己在美国的一栋房产捐给了清华。为清华高等研究院筹款一亿多元。二〇〇四年秋天，他八十二岁，给物理系和数学系八个班两百多名大一新生，讲了一学期普通物理。每周两次，每次两个四十五分钟。八十二岁的诺贝尔奖得主，给十八岁的孩子讲力学和电磁学。 这几件事，不知道丘成桐能做到哪一件。但是，在这里我要说的还不是他做了什么。我要说的是他没做什么。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有所不为上，更能看出一个人的做人底线。杨振宁没有打为国效力的旗号，公开点名喊哪个在海外正当年的年轻科学家，放下自己的事业回来做他的棋子。 他选择到清华退休，知道自己能得到什么，更知道自己能给什么。他没有用爱国去绑架海外的华人科学家。 这就是杨振宁跟丘成桐的差别。杨振宁对自己的才能和成就有底气。他能自美其美，用不着拉一群年轻人围着他转，争当中国物理学界的霸主。丘成桐没有这个底气。他要在中国找到那种众星捧月的感觉。一个七十七岁的老人，人生和事业都到了暮年，名利心还这么重，还这么自恋，堪称奇葩。 年轻时，我觉得有些海外华人有家国情怀。这些年，看得多了，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家国情怀大多是个包装，里面是名利心——他们要的东西：名利、资源、被重视、被无数只水汪汪大眼睛仰望...只有中国能给。 科学家在美国是个寂寞的职业。人退休了去中国享受一下聚光灯体验，个人选择，无可厚非，但人贵有自知之明。人家杨振宁也求名利，但不忽悠海外年轻科学家放下自己的事业去回国给他众星捧月。只就这一点而论，杨振宁比丘成桐的做人格局高出一座摩天楼。 丘成桐之所以在中国能忽悠得风生水起，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在中国有市场。有人说是因为他的成就。他的成就是在美国取得的，但他要是在美国搞什么丘班之类，不会有多少人搭理他。但在中国，这就是他的最大卖点，再挂上爱国旗号，没有人能质疑。每次有中国出生的人在海外取得成就，都会引出无数中国人做出奇妙的条件反射，觉得人家的成就跟他有关。越是没能力的，越是浑浑噩噩的，越这德性，跟个两岁儿童似的，分不清“他是他，我是我”，杨振宁是杨振宁，丘成桐是丘成桐，王虹是王虹、邓煜是邓煜，海外中国人的成就，跟那些不见外的自豪中国人毛关系没有。 至于中国出生的人，在海外取得成就后，是不是应该回国发展。这个问题，我很欣赏邓煜的回答。有记者问邓煜要不要回国发展。他是这么回答的：“不存在对所有人都适用的唯一答案”，他说：“我离开国内已经将近二十年，对现在国内的数学教育和科研环境没有充分的第一手了解，很难仅凭我早年的经历，对今天的中美环境作一个笼统的优劣判断。” 这是个现代文明人的回答。他承认自己不了解国内的情况，更重要的是，他不替别人回答，更不代表所有人回答。丘成桐跟这种境界，差着一个现代文明世界。他能说出来，别人放弃自己的事业“对我们中国很重要”这种鬼话，说明他头脑里的辫子和裹脚布纠缠得有多深。 这不是他老糊涂了，而是他一辈子的价值观。有位读者留言，说了丘成桐的一段经历。他说：“丘成桐在口述的英文自传里解释过，他跟恩师陈省身的关系是怎么恶化的。当年陈省身和 Phillip Griffiths 想搞一个类似 CUSPEA的计划——CUSPEA是李政道组织的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的计划。丘成桐和另外几位华裔数学家反对，理由是这个办法主要由美方大学教授出题，中国没有自主权。他们联名上书中国教育部反对。陈省身知道以后震怒，从此跟丘交恶。这个计划最后也没能实施。” 这位听众接着说：“讽刺的是，对比丘自己最近在清华搞的求真书院丘班，选拔上来的数学家苗子，数学分析、高等代数大面积挂科，前一阵丘自己看不下去，要求清退这些不合格的学生，引发家长联名上书反对。”他设计了一个不负责任的培养计划，把人家的孩子招进去，出了问题，像扔垃圾一样扔出去。至于，这些孩子是不是错过了高考机会，错过了其他机会，都是他关心的问题。 不管做什么事，他最在乎的是他要说了算，要由他控制。这跟他当年上书中国教育部，把中美联合培养数学人才计划搞泡汤，都是一个路数：一切都得由他来控制。当年，他反对由美方出题，理由是中国没有自主权，无非是打中国这个旗号，说他自己没控制权而已。问题是，人家中美合作培养人才，为什么会交给他控制呢？ 现在，王虹和邓煜刚获得菲尔兹奖，他就隔空喊话，说希望他们回国效力，“这对我们中国很重要”。这句鬼话，翻译成人话，无非就是，“你们回来，围着我效力，这对我很重要。”前后四十年，他一直这么认为：中国人的去处和事业应该由中国来决定，不应该由个人自己决定。而在他的想象中，中国数学界就应该是他的地盘；在他的地盘上，别人的去处和事业，应该由他来决定。 这才是最要命的地方。再说一遍，这不是他老糊涂了，这是他一辈子的三观。 对这个人，还是送他孔子那两句话。第一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第二句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丘成桐在自传里说，他从小读了不少四书五经。不知道他到底读过多少，但显然是把最重要的两句漏掉了。即便做不成君子，至少别做小人吧。 （节选自217期节目文字版《小人成人之恶：丘成桐vs杨振宁》）

【徐贲：“这样的读者让我觉得沮丧，觉得乏味”】人应该在法律上平等，在尊严上平等，但在见识、学识和阅历方面差别很大。缺少学习能力又固执己见的人容易觉得被人“居高临下”。我很欣赏的一位老师——徐贲，曾讲过这个道理。徐贲老师在加州一所大学教书，出版了很多著作。几年前，他新书《与时俱进的启蒙》出版后，《燕京书评》对他有个访谈，后来发表，题目叫“中国学者谈启蒙，隔靴挠痒，或者瞎子摸象”，很值得一读。 在那个访谈中，徐老师说：“知识分子是读书人，不是政客，不需要讨好选民，做出亲近民众的样子，假装与民众在智力和学问上平起平坐、称兄道弟......启蒙知识分子无法帮助拒绝启蒙的人们，他们承认这个事实，因为正直和诚实不允许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自我欺骗。这是他们对现实客观认识和判断的一部分，他们不会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沙子里，因为想表现出政治正确，就扮演出不愿意对民众‘居高临下’的样子......读书人对社会的启蒙义务与其见识的透彻和学问的精湛有关，与是否居高临下无关。” 在生活中和在网上经常会听到有人说，谁谁谁喜欢居高临下。不排除有浅薄的人居高临下，但很多时候这种被居高临下感，妨碍了人们学习新知识。认知能力比较低，相当于处在认知洼地，要提高认知必须往上看，但一抬头就有被居高临下感。有些人克服不了这种心理障碍，干脆不往上看了，安心做认知洼地的永久居民。 有个现象，就是不少高学历的人比上学少的人更难接受新知识。大学教科书是学习知识和思考能力的第一块跳板，聪明的学生能从中学到基础知识和基本思考能力，但很多缺少天赋、不会学习的学生，把教科书当笼子钻，钻进去就一辈子出不来，固执成见，丧失了不断学习的能力。 徐贲老师曾经看到一则对他著作的评论，有感而发，他说：“有时候，我自己也会有这种‘乏味极了’的感觉。在我的《批判性思维的认知和伦理》一书的豆瓣评论里，有这样一则评论：‘不知道是什么性质的文章集合。非学术性。散文。杂感。’我的第一感觉是厌烦，这显然是一个习惯了教科书的读者，把所谓的‘学术性’与四平八稳的论文八股等同起来，以为‘随笔’和‘杂感’就是随便一说，信马由缰，想到哪里说到哪里。这样的读者让我觉得沮丧，觉得乏味…” 经常听到一些学术还没入门的年轻人讲什么“没有学术性”。听到这种说法，你知道他们正在被劣质教科书毁掉，头脑已经封闭，思维已经僵化——学术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在那个访谈中，徐贲老师引用柏拉图的一个比喻：“启蒙知识分子是医生，不是厨子。医生告诉病人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厨子迎合食客的口味，要吃什么就给他做什么。启蒙知识分子还是摆渡人，不是乡愿老好人。当有人需要渡过卢比孔河的时候，摆渡人在那里为他们服务，但摆渡人不会上岸，强拉不想渡河的人渡河。” 一些头脑和思考能力停留在大学一年级教科书的人，已经没有办法渡过知识和认知的卢比孔河。但他们有时候会跑过来，要跟你交流，用大学一年级教科书的标准批评你的说法。这种“交流”就像一种体力活，把你弄得身心疲惫，却一无所获。 比这更令人沮丧的是，一些人的头脑停留在中小学阶段。很多本来很简单的东西，用常识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他们像小学生一样，要求老师给他们总结出中心思想，以为那种东西才叫思想。你告诉他们：要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好的东西不会是单一线条的中心思想。思考能力需要学习和磨练，才能掌握，要从最基本的学起。他们的反应经常是：你怎么居高临下？ 这六七十年，中国的一大壮举就是扫盲，认字的人越来越多。不过，思考和表达是比认字难得多的一种技能，大部分认字的人没有那种技能，但误以为认字了就会思考和表达。以前在国内教中学，也教大学。那时候，大学还不好考。当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不少大学毕业生，没有符合逻辑的线性思考能力，而是靠联想把一些概念串起来，也没有明晰表达自己想法的能力。后来在学术圈子待了些年头，看到一些博士和导师也是这样。 但一旦大学毕业，尤其是念到博士，当上教授，很多人就产生一种幻觉，觉得自己是知识精英，要给别人启蒙。那时候，考大学还不容易，后来高校扩招以后，情况可能更糟。 孔子把人分成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和困而不学四种。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年少无知的时候，觉得这是歧视，后来发现，孔子只是照实说出了人在天分和学习能力方面的差异。社交媒体时代，无数困而不学的才俊有了指点江山的平台。 人在天分和学习能力方面有很大差异。比如，我天资平平，一些同龄人很年轻就有的见识、知识和思考能力，我到很晚才学会一点；解决同样的难题，有人举重若轻，像我就经常举轻若重。上帝并不在所有人中间平均分配智力和体力。尊重这个现实，会让自己更努力，更佩服比自己有能力、有见识的人，更认真向他们学习。

看到有神州才俊跟人辩论，上来先说他是985毕业的，还有才俊上来就说他是美国前20名校毕业的。这可能是一种自卑心理吧，自卑加虚荣，加上太想赢，又不知道怎么赢，就有了这种奇特行为方式。算是中国特色现象。在美国人中，还没遇到过。大部分美国人明白，booksmart跟心智能力是两回事，拿学历压人，会被人取笑，被当成缺心眼。

美国的国父、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是这么唱衰民主的：“民主一向长久不了。它很快就会内耗殆尽，自相残杀。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民主政体不是自我毁灭的。”十几年后，托克维尔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但更多的是对美国民主的信心。在美国独立250年之际，《经济学人》记者重走托克维尔195年前走过的路线。一路上所见所闻，让他得出了跟托克维尔相同的结论：美国人的躁动、焦虑、狂热、吵闹，不是自我毁灭，而是这个国家的新陈代谢。正是因为美国人永远躁动不安，美国才没有陷入长期停滞。相反，一个鸦雀无声的美国，或者说表面上一片和谐的美国，那才可怕。 如果美国人不折腾了，说明他们认命了，躺平了。他们吵吵闹闹、躁动不安了250年，每一次激烈争吵，都为下一次革新积攒能量。肯定有不少人会说，那是以前，现在不一样，现在有了川普。《经济学人》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它说，那就看看托克维尔1831年遇到的那位美国总统。 当时的美国总统是Andrew Jackson（安德鲁·杰克逊）。他在白宫接见了托克维尔。见完之后，托克维尔是这么评价杰克逊总统的：此人性情暴烈，才具平庸，一生中没做过任何一件事，能证明他有资格统治这个自由的民族，而且美国开明的精英阶层都在反对他。 听到托克维尔这个评价，大家肯定又觉得耳熟：性情暴烈，才具平庸，遭到精英阶层反对。这像不像是在说川普？《经济学人》直接挑明：这些正是外国使节私下对川普的评价。 杰克逊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民粹总统。把他选上台的，是农夫、奴隶主，还有新纳入美国版图的广大边区居民。1829年3月4日，他第一任就职典礼那天，支持者高兴过了头，现场秩序失控，冲进白宫，把里面砸了个稀巴烂。因为人数太多，没有足够的保安把他们赶出去。最后，有人想了个办法，在白宫外面的草坪上摆上酒，打开瓶子，免费喝，才把他们引出了白宫。这是Andrew Jackson总统的基本盘。 杰克逊总统对印第安人十分凶残，自己是个奴隶主，还高调为奴隶制辩护。美国的精英阶层对他十分厌恶，一直厌恶到今天。川普第一个任期，把杰克逊的画像挂到白宫的办公室，向外界发出信号，他要学习这个榜样。 我讲这段历史，不是要替杰克逊总统洗地。是想说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事实：川普现象并不新鲜。将近200年前，美国的精英阶层就曾经认定，国家落到了一个烂污总统手里，德不配位，才能更不配位；一个根本不配统治这个自由民族的烂人进了白宫，天要塌了，美国要完。 天塌了没有呢？美国完了没有呢？杰克逊总统干完两届走人，美国还是美国。这个国家消化了杰克逊，后来又消化了几十位总统，各种成色的都有。从乔治·华盛顿到川普，美国已经有过四十五位总统，但美国只有一篇《独立宣言》，只有一部《宪法》。总统是过客，国家才是常量。谁要是把美国等同于哪一位总统，不管是当神拜，还是当鬼骂，都是把过客当成了主人。 托克维尔说的美国民主，不光是四年投一次票那么简单。他说的美国民主，首先是一种人跟人相处的方式。在这方面，美国跟法国形成鲜明反差。革命前的法国是什么样呢？简单说，就是人分高低贵贱，远近亲疏，王室、贵族、僧侣、平民，等级分明。美国彻底摧毁了这套传统，没有任何人生来就高人一等。 这种平等，渗透在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托克维尔看到，美国人的儿子不像欧洲人的儿子那么害怕父亲，美国的父亲也不装模作样摆架子。孩子一成年，就得独立。欧洲贵族一辈子的奋斗目标，是把基业传给子孙，世世代代维持人上人的地位。美国父母则是把孩子养到能自食其力，然后放手让他们独立。连美国的年轻姑娘都有很强的独立性，可以不带监护人出门旅行。这在当时的欧洲，算是伤风败俗。 这就是托克维尔看到的美国民主。那时候，离美国宪法生效，才42年。他看到，美国的民主不只是选举，不只是制度，更根本的，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不是《宪法》创造了美国人，而是美国人创造了《宪法》。不是美国的制度创造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而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创造了美国的制度。 这十几年，美国流行一句话，说"Politics is downstream from culture"——"政治是文化的下游"。而人是文化的载体。是先有了不给任何人下跪的美国人，才有了不让任何人称王的《宪法》。如果一定要用因果来说的话，制度是果，人是因；政治是果，人的生活方式是因。195年前，托克维尔看到了这个顺序。 想想我们从小长大的那个社会，跟托克维尔讲的民主，正好是反着的。连吃饭都要排座次，长幼尊卑，远近亲疏，从官衔到男女，都是学问，深不可测。小孩子从会说话开始，就学习辨认谁高谁低，见了谁得该矮三分，见了谁就得盛气凌人。精通了这套功夫，人也就废了，成了没有独立人格的奴才。有这种生活方式，就很难有民主。 托克维尔并不是一味膜拜美国的民主。他也看到了这种生活方式的危险之处。他警告说，民主可能自我瓦解，但瓦解的方式，跟暴政的瓦解方式不一样。美国民主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社会原子化，人们对政治不再热心，把公共事务全交给政客打理，让政客包办民众的需要，满足民众的需求。这样一来，权力就会把国民锁定在孩童状态，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把国民变成巨婴。 美国这个国家，说起来，跟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不一样。它不是一个建立在血缘之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建立在观念之上的多民族、多种族国家。 一个民族国家过国庆，庆祝的是血缘和历史。中国人生下来就是中国人，这件事想改也改不了。德国人、日本人也差不多。但美国是个观念的国家。它不是从国民共同的血缘中自然生长出来的，而是用观念生生创造出来的。是用什么观念创造出来的呢？这个频道的听众都不会陌生：人人应当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每个人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 缪达尔管这几句话叫"American Creed"——"美国信条"，说这是把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来路的人粘在一起，让美国这个国家得以存在的粘合剂。从美国独立到现在这250年，可以说就是一点一点实现"美国信条"的历史。 为了实现《独立宣言》中的建国理想，美国经历了一场惨烈的内战，废除了奴隶制，《宪法》增加了修正案，最高法院废除了种族隔离，但是，直到1967年，才废除禁止跨种族婚姻的法律。250年，这条路走得又慢又难看，血流了不少，反复也不少，但大方向没有变过。 美国《宪法》序言第一句话，说立宪建国的目的，是为了"form a more perfect union"——"建立一个更完美的联邦"。不是要建立一个完美的国家，而是建立一个不断趋向完美的国家。这里的关键词是那个"more"，那个"更"字。美国的国父承认建立的这个国家不完美，离理想的目标还远，承认这个国家永远走在半路上。一代一代人，要不停地走下去，让这个国家离目标更近一步。 《经济学人》的封面文章拿美国跟中国做了一个对比。它说，中国也有中国梦，但外国人跟中国梦无缘，因为有一道无法跨越的门槛：外国人生下来就不是中国人。但是，在美国，任何种族、任何文化、任何信仰的人，都可以成为美国人。 1858年7月10日，林肯在芝加哥做了一次演讲，被后世称为"电线演讲"。他说，很多移民在血缘上跟建国那代人不沾边，但他们读到《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这句话的时候，会感到这句话说的就是自己。林肯说，这句话像电线一样，把美国人连在一起，让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人，也能跟写下"人人生而平等"的建国者血肉相连——"blood of the blood, and flesh of the flesh"。 我们这些在人生半途从中国来到美国的人，对林肯这句话的分量，可能有更深的体会，因为我们见过它的反面。 独立日这天，社区有庆祝游行。很多邻居挂起了国旗和得克萨斯州旗。250年宪政民主，当初东岸十三州得风气之先，得克萨斯是后来者。美国的民主，历史上也曾经几度飘摇，大弯路小弯路走了一道又一道，跌倒了一次又一次，到了今天，仍然躁动不安，还在折腾，也还经得住折腾。总统像走马灯一样，都是过客；政客一波一波，都是过眼烟云。 美国民主的韧性和生命力，不在哪个总统身上，也不在哪个党身上，就在周围不起眼的普通老百姓身上。这二十年，美国的草根阶层生活不易，但还有那么多人相信"美国信条"，为这个国家的理念自豪。这都是些普通人，都是些普通人家。没有政府动员，没有街道组织，没有肉喇叭忽悠，只是一些经历了250年成败荣辱之后，仍然相信建国信条的普通人家。在他们身上，在他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中，你才能看到美国民主的韧性、美国秩序的基石。 （节选自#208期节目《美国这个国家》文字版）#

有人按照自己的好恶，而不是历史和政治现实，来理解美国宪政民主。美国政治按照他们的喜好运转的时候，他们就称赞是宪政民主；不按照他们的喜好运转的时候，他们就诋毁不是民主了，就成了“宪法危机”。美国民主不会按照任何人的好恶运行。如果民主只是按照你喜欢的轨道和方式来运行，那就不叫民主了，那叫专制。民主就是有你喜欢的，也有你不喜欢的。

即便没念过大学，用最朴素的头脑想一想：如果墙国来的移民在政治法律上那么高明，墙国的政治法律还会是现在这个鸟样么？这么复杂的东西，人到了美国，总得先安静下来学习一点基本知识，学着理解基本现象，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否则，肉身出来了，整天骂党妈，却让党妈用脐带提溜着转，跟演皮影戏一样。

有神州才俊比《人民日报》社论还自信：最高法院大法官误读宪法，他凭感觉读的才对。一个小常识：宪法不是不能改，但必须经过合法程序，总统自己不能改——如果总统发道行政命令就能改宪法，美国就成了土皇帝中国了。一些中国来的移民肉身脱离了党妈母体，但脐带还没隔断。

昨天，美国最高法院6:3废除了川普的一道行政命令，维护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出生公民权——凡是在美国出生的孩子，除了爹妈是外交官以外，都是天生美国公民。判决书中重提Dred Scott案和黄金德案。准备做一期节目，讲讲这个判决。在几年前写的那本书《为幸福而生》中，讲过这两个案子。去书架上找，两本书都还在。 那本Scott案的书老一点，是1978年版，得了普利策奖。但读起来一点都没有陈旧的感觉，因为问题都还在，解决问题的法律和司法途径都还在，而且有了长足的发展。Scott案（1857年）是美国最高法院史上最大的丑闻判决。黄金德案（1898年）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正向判决。昨天，最高法院再度肯定了这个128年前的判决。 有人对最高法院没有9:0废除川普那道行政命令，表示失望。这可能不太理解法律和司法判决的复杂性质。在极为复杂的宪法问题上，高法九名大法官很难达成一致。如果问题简单，高法根本不会受理。像川普性侵案（Trump v. Carroll），前天（6月29日）最高法院直接拒绝受理，没有一位大法官提出异议。川普必须老老实实给Carroll赔偿下级法院判决的500万美元。

人生在世，有喜欢的人、喜欢的事，舍得在上面花心思、花时间、花钱，一般活得错不了。网络时代，没有点网下跟活人面对面感觉的爱好，很容易活成个流量情绪按钮，在网上跟无数陌生人相互摁来摁去。很多“政治单层人”就是这么炼成的，并不是他们爱好政治，只是借政治相互发泄而已。

曾经讲过智者艾比克泰德和一位女同事的故事。艾说，别抱怨智者什么也没说，先问问自己配不配听，合适不合适听。想想年轻时读一些经典，觉得没有学到多少东西，现在看是那时候的理解力配不上那些书。不是人家没有提供可以学的东西，而是当时自己是个傻球。人生有点意义的可能就是别让自己停留在那种傻球状态，甚至从一个小傻球发展成大傻球。在这方面，听艾讲应该没错。

正常人不需要在所有问题上都有立场，更不需要对所有事件都做出条件反射式反应。可能是特色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原因，不少人对什么问题都有鲜明的立场，发生什么事件，他们都义愤填膺，就是不在乎自己的身心健康，头脑和肉身都是garbage in, garbage out。那不叫抗争，那叫起哄——高大上名词包装起来的起哄。一个正常人不可能对什么都感兴趣：有些问题你缺少知识，有些问题你没时间关注，有些问题，你知道是别人故意制造出来拿乌合之众当流量，你不想去浪费呼吸……这都是再正常不过了。回到常识：你不需要在所有问题上都有立场。

墙国舆论场上，任何一个事件都能被官民共振成一个完美的上诈下愚链。官府操纵群氓，在墙国现代史上是常态，群氓争先恐后地去填充诈愚链上的愚环，也是墙国的日常。近几年，眼看着墙国特色全网诈愚共振的频率越来越高，从几个月一振到几天一振，远远看着活脱脱一个诈愚乐园。一振起来，个个义愤填膺，正义感爆棚。上诈下愚，完美的组合。 墙国历来不缺暴戾盲信的乌合之众，正常人应该有的理性能力和感性能力不是没发育好，就是像基因突变一样发生变异。但真理在握，气壮如牛。当年的义和团拳民、延安进步青年、红卫兵和当今的小粉红、老紫红、墙国特色真理粉 、山寨justice warrior，都是这种玩意儿。共同特点是本能冲动和自我正义感爆棚但缺心眼儿，成为中国官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政治耗材。

上周六，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几位中国政府体制内专家出来发声，公开呼吁，当务之急是解决通缩问题，把消费刺激起来。他们婉转地批评现行政策，就是把钱都花到跟美国搞高科技竞争上，不惜代价发展人工智能，这加剧了经济结构失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副主任刘世锦呼吁，政府要把至少一半的刺激资金用到刺激消费上，重点改善低收入老百姓的福利。中国人民银行顾问黄海洲把日本、韩国当前车之鉴，直接说“一个深陷通缩的国家不可能实现技术创新。” 刘世锦、黄海洲都是中国政府体制内的专家，他们都做过，或者正在做中国政府的经济顾问。中国经济出了大问题，这不是什么新闻。但体制内的专家、顾问，会聚一堂，公开批评现行政策，呼吁给老百姓提高福利，提高收入，就是给老百姓发钱——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五月份的数据表明，中国老百姓的消费继续缩水，社会消费品零售同比掉了0.6%。0.6%听起来不多，但这是新冠疫情以后，中国的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第一次下降。上一次下降，是在新冠疫情封城的时候。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几年前，新冠肆虐，全国封城清零，中国老百姓是怎么花钱的。 在五月份的数据中，更可怕的是，民间投资断崖式下跌，今年前五个月跌了7.1%。同时，中国的工业生产，却还在往上冲，出口还在强劲增长。生产和消费失衡，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这种失衡，不是中国经济在自由市场上竞争的结果，而是中国政府人为扭曲出来的。生产严重过剩，消费严重不足，通缩螺旋越转越快。一个十四亿人的大国，工厂拼命生产，但生产出来的货卖不掉，老百姓有需求，但手里却没钱，有钱也不敢花，因为工作和收入都不稳定。为了生存，企业降价倾销，物价下跌、企业利润减少，员工减薪失业，消费需求进一步下降。这几个因素相互作用，不断自我强化，形成恶性循环。在经济学上，这是教科书式的通缩。 中国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有中国特色。连通缩都是中国特色通缩。这不是说，中国不受经济规律制约。中国经济不可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揪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地球，到经济规律制约不着的太空去运转。通缩本身就说明，中国逃脱不掉经济规律的制约。但中国这波通缩的直接诱因却很清楚，充满了中国特色——是它自己挖了个陷阱，自己走进去的。不用追溯远了，只看这五年，中国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进自设的陷阱，每个脚印都清晰可见。 这个陷阱是中国的首席经济学家习近平博士，亲自下手挖的。所以，我叫它“习氏陷阱”。习博士是清华大学的法学博士，但他对经济学有独到见解。这个独到之处，我们下面会慢慢说。他是怎么给中国经济设下这个陷阱的呢？这说起来，有点吊诡。习博士高瞻远瞩，有一天，他看到了一个大陷阱，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在《求是》杂志上署名发表，说要“坚决防止落入‘福利主义’养懒汉的陷阱”。 习博士怕福利发多了，把中国人养懒了，经济就发展不起来了。所以，他要不惜一切代价，躲开这个大陷阱，确保大部分中国老百姓像牲口一样拼命干活，干不动了就自生自灭，绝不能给他们福利。 这篇文章一发表，各级肉喇叭开始响应，滴答滴答吹奏。《人民网》直接列举福利主义国家的四大惨状：中产塌陷，贫富分化，社会撕裂，民粹喧嚣——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在说中国呢。 中国已经在中产塌陷、贫富分化、社会撕裂、民粹喧嚣的陷阱中挣扎，但那不是什么“福利主义陷阱”。中国的问题正好相反，不是老百姓福利太多，而是老百姓福利太少。习博士认为中国人懒，给点福利就不好好干活了。但中国人真懒吗？按照中国统计局的数字，就在今年五月，中国就业人员平均每周工作 48.2 小时，这远远超过每周工作40小时的正常工作时间。一群拼命加班的人，哪来的懒汉？ 中国人的福利水平在发展中国家都是倒数。前总理李克强说，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不到一千元。中国有将近2亿人养老金每个月只有 200 多元。大部分老百姓能分配到的医疗资源严重不足，得了大病没钱治，听天由命。这里说一句，很多中国人瞧不上墨西哥。但即便是他们瞧不上的墨西哥，也有政府支付的全民医保，也不至于有那么多国民得了大病只能等死。 从一些简单的数字，就可以看到，习博士要防止掉进去的那个福利主义养懒汉陷阱，是他的想象，可能是他手下一些半吊子专家道听途说，西方发达国家和拉丁美洲如何高福利养懒汉，导致经济不发展了。这种半吊子专家最适合习博士独到的经济学见解，还有他对外面世界的朴素认知。 习博士为了避开他想象中的那个福利主义陷阱，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把中国经济扭送到另一条道上，只许踩油门，不准踩刹车，冲进了一个实实在在的陷阱——就是现在国外媒体和专家都在讲的，那个生产过剩、消费萎缩、越拼命干越穷的通缩陷阱。 从这些年习博士的讲话看，他对“陷阱”情有独钟。大家可以数数他最爱用的词，“陷阱”就是一个，像“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现在再加上他亲自命名的“福利主义养懒汉陷阱”。他要躲避想象中的“福利主义养懒人”假陷阱，却掉进了通缩真陷阱。中国经济已经在这个陷阱中挣扎了两年多。不管习博士怎么踩油门，车轮子都是原地打转，折腾不出来。 为什么折腾不出来呢？根子就是那几位体制内专家说的，生产与消费脱节，经济结构失衡，老百姓拼命干活，但挣不到钱消费。这不是中国资本家心黑，而是中国政府的整个经济模式就是这么设计的。我经常提到的那位经济学家Michael Pettis说，中国消费低迷，不是个意外，也不是个疏忽，而是中国这套经济结构决定的。整个经济体制就是被中国政府用权力设计成这样的：老百姓创造的财富，被国家系统性拿走，再转移到生产上。也就是说，本该分到老百姓手里，让老百姓花的钱，政府拿走了，重新分配，拿去补贴生产。 这几年，人们经常说中国有四座大山：教育、医疗、养老、住房。一场大病能掏空一个中产家庭；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的花费是个无底洞；除了体制内人员，大部分中国人养老还得靠自己。房地产如日中天的时候，孩子买房要掏空三家两代人六个钱包。 对这些负担，习博士的态度相当明确，就是政府不能包揽。用他的话说，就是政府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吊高胃口、不空头许诺”。翻译成老百姓的人话，就是：别指望我，自己存钱去。 于是，十四亿人，从城市到农村，穷的富的，都响应习博士号召，万众一心干同一件事，就是存钱，以防万一，因为政府指望不上。存的多，自然是花的少。同时，中国人还往死里卷，拼命干活。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于是降价竞争，不断压低成本，给工人降薪。这么一来，老百姓手里钱就更少了，也更不敢花了。 北京有个体制内智库，叫“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它算过一笔账：2023年，中国和墨西哥的人均 GDP 差不多，中国是12,600美元，墨西哥是12,800美元。但是，中国的人均消费只有4,936美元，只相当于墨西哥人的一半。墨西哥的居民消费占GDP比重高达 70%，而中国不到40%。一个经济发展水平跟墨西哥差不多的国家，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却只有墨西哥人的一半。这就是中国。 那么，钱呢？钱都去哪儿了呢？答案很简单，钱都被政府拿走了。拿走以后都去干什么了呢？除了搞基建，维稳，养军队，把自己养得肥肥的，还有贪污浪费以外，钱都被拿去补贴生产，扶持重点行业，跟美国争霸去了。结果就是已经持续了九个季度，仍然看不到尽头的通缩。 中国经济的习氏陷阱，就是这么炼成的。老百姓工资不涨，甚至还下降，房子不断贬值，企业利润越来越薄，工人越干越穷。国内外有不少专家给习博士指明方向，虽然说法不完全一样，但有个基本共识：要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走出通缩螺旋，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收入从政府转回到老百姓手里，从生产端转到消费端。可是，这么一转的话，中国这种投资驱动的GDP增速就得往下掉，就不可能实现习博士2035年GDP翻一番的宏伟目标。这意味着，只要中国还咬着4.5%到5%的GDP目标不放，平衡经济结构，走出通缩，就是个泡影。 习博士虽然是中国的首席经济学家，但他的经济学可能是照着镜子学的，把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整个学反了。什么东西，在镜子里看，都是左右反着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有一句话，可以说是整个现代经济学的基石：“Consumption is the sole end and purpose of all production”——“消费，是一切生产的唯一目的”。 生产只是手段，消费才是目的。生产东西，是为了让老百姓买得起，用得上，过上好日子。习博士把亚当·斯密这句话，整个念反了。在他的大脑瓜里头，生产成了目的，消费成了陷阱。这是500年才能出一个的经济学天才。亚当·斯密出生离现在，才300来年。习博士一出世，立马回到了500年前，倒着把现代经济学鼻祖甩出去200年。 说他是500年才出一个的经济学天才，说少了点。应该是2500年才出一个的天才，把孟子都能倒甩200年。《孟子》中有篇《滕文公上》，讲了个道理：“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意思是说，人得有稳定的生计，家里有托底的财产，人心才能稳定；生计不稳，财产朝不保夕，人心不可能稳定。 这个道理放到现在，是一样的。你让老百姓提心吊胆，得场大病就可能一夜返贫，他怎么可能安心消费、安心做人？孟子说的“恒产”，放到当今中国，就是社会保障，就是国家给老百姓的基本福利。孟子离现在2300年了。他也没学过经济学，也没有博士学位，真的假的都没有，连本科都没上过，但他明白：给老百姓一个托底，不是养懒汉，是人心稳定的保障，人心稳定了，社会才可能稳定。 上周六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几位体制内专家讲的也是同样的道理。刘世锦呼吁，政府用五年时间，把城乡居民养老金提高到每月1,000块钱。钱从哪儿来？他说得很直白，就是把国有资本划拨进社保基金。现在A股中的国有资本市值大约是40万亿元，先划20万亿，补充到社保基金中。他说，中国经济发展了这么多年，国家不是没有积累，只不过是把本来应该积累到老百姓社保中的财富，都积累到国有资产中了。所谓国有资产，本来就是几十年压老百姓收入和消费积累起来的。现在，生产过剩，消费低迷，要摆脱通缩，正是给老百姓福利、刺激消费的好时机。他还定了个目标：几年之内，把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从不到40%提高到60%以上。 刘主任是体制内专家，属于有责任感、有担当的专家。他说的都是经济学常识。但在习博士面前，听他这么讲，给人的感觉有点异想天开。他提出的这些建议，不都是福利主义养懒人么？习博士花那么大功夫，左挡右避，都是为了避开这个福利主义养懒人的陷阱。刘主任倡议把国有资产划拨进社保基金，养老百姓，这不是教习博士冲自己的球门射门么？ 习博士跟周扒皮一样，半夜鸡叫，都忘不了防懒汉。但他要防的懒汉，拼命干活，都快累死了，他还嫌他们懒。倒是这位一点不懒，手拿刀叉，坐在分蛋糕的位子上，全世界大撒币，就是不肯给中国老百姓一份生活托底的钱。他不是懒汉，而是条勤快的寄生虫。不幸的是，他越勤快，中国老百姓的日子越难过。 （节选自#206期节目文字版《中国经济是否能走出陷阱？》）#

我对冯小刚的电影和韩红的慈善都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中国这种现象：韩冯这种连小奸小恶都算不上的人，哪句话说得让有些人不爱听，就成为乌合之众发泄怨恨的对象。这种愚蛮的非理性冲动像火山一样，不定哪天就喷出来，没有目标到处喷，喷到谁身上谁倒霉。这种积淀在集体无意识中的非理性怨恨，从来都没有好结果，回旋镖最终砸到乌合之众头上。砸完了，一地鸡毛。

不喜欢冯小刚，不看他的电影就是了，何必冲他一个捧场的朋友来呢？韩红是冯的朋友，冯请她去捧个场，她去捧了个场，请大家给个面子去看看这部电影。都是些场面话，人之常情，看不到什么出格的地方。搞不懂为什么有些网民就扑上去了。中国这种大环境，很多人压抑得不行，网络空间流氓无产者习气浓厚，但也得一码归一码，不能跟疯狗一样乱咬啊。

只要能量化的指标，中国都成弄成第一。中国那种统治方式，中国人那种卷死也得考高分的传统，还有那种生活方式，注定了他们会这么干。把美国顶尖大学的学生拿出来，刷题拿分也刷不过河北省衡水中学。但有什么用呢？几十年后，美国还是美国，河北衡水还是河北衡水。

AI的一大功绩，就是戳破了很多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他们本来只会干粗活，却假装是演奏家。本来他们不会思考，却把一堆概念用想象和联想串起来，假装思考，弄出大量文字垃圾。现在，一个AI Agent几天就能生产出成千上万南郭先生花一辈子才能制造的文字垃圾。这批人首先被AI淘汰。能理解复杂性，而且知道怎么用AI解决复杂性问题的人，将会主导AI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