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党的九大之后，许世友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而陈毅却只是中央委员，被排除在政治局之外。陈毅的心情很不好，许世友故意高喊陈老总，然后送给陈毅一枚毛主席像章，陈老总两只手握着他的手说：许司令，谢谢你!谢谢你” 1969年4月，九大闭幕后，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名单公布。 许世友第一次进入中央政治局。陈毅仍是中央委员，却没有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 两个人的位置，和战争年代相比，出现了一个很刺眼的倒置。 华东战场上，陈毅是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许世友先后指挥第九纵队、山东兵团，在陈毅、粟裕领导下作战。 二十多年过去，老上级退出政治局，老部下反而进入政治局。职务名单只有几行字，可放到这两个人身上，分量就完全不同了。 1969年的陈毅，面对的不是普通的人事升降。 1956年八大以后，他已经进入中央政治局。此后又长期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到1967年2月，陈毅与谭震林、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同志，对当时一些严重混乱的做法提出尖锐意见，随后受到批判和冲击。 两年后的九大，中央委员会发生大幅度更替。陈毅保留中央委员身份，没有进入新一届政治局。许世友则进入政治局，政治位置明显上升。 所以这次见面真正特殊的地方，不是一枚像章值多少钱，也不是陈毅有没有像章。 在那个年代，毛主席像章非常普遍。许世友即使真的送出一枚，物件本身也不稀奇。稀奇的是，他面对刚刚发生变化的政治身份，仍然沿用战争年代那个称呼。 “陈老总”。 这个称呼没有组织任命的效力，却有历史重量。 1940年代的华东战场不是抽象履历。许世友在那里接受过陈毅、粟裕领导。莱芜、孟良崮之后，华东野战军继续在山东战场作战，许世友后来负责山东兵团。这种上下级关系是在连续战争里形成的。 谁担任什么职务，谁承担什么责任，不靠后来的人情解释。 到了1969年，新的职务排序可以改变两个人在中央机构中的位置，却不能倒过来重写那段已经发生过的战争经历。 许世友如果保持距离，完全说得过去。他刚进入政治局，陈毅恰在政治处境较为困难的时候。多做一步，未必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实际收益。 这里还有另一层容易被遮住的事实。 陈毅没有进入九届政治局，不等于他从中央工作中消失了。他仍任中央军委副主席。1969年中苏边境形势骤然紧张后，毛主席、周恩来让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几位老帅研究国际形势，陈毅主持这项工作。 这一安排很有分量。 政治运动中的处境是一回事，长期积累的军事和外交经验能不能被使用，又是另一回事。当国家需要判断中苏关系、战争危险以及国际格局变化时，陈毅仍然坐到了讨论桌前。 几位老帅随后多次研究国际局势，并对中美关系的可能变化提出意见。后来中美关系打开局面，有更高层次、更复杂的决策过程，当然不能算在陈毅一个人头上。但1969年的这项工作至少证明了一点：政治局席位的失去，并没有抹去陈毅在国家战略事务中的全部作用。 这样再回头看许世友，事情就更有意思了。 他并不能替陈毅改变九大的选举结果，也没有权力恢复陈毅的政治局委员身份。若把送像章解释成一次政治上的“力挺”，就说得太重了。一个政治局委员对老首长表示敬意，与中央组织安排，是两件性质不同的事。 可许世友能够决定另一件事：自己怎样面对这个人。 战争年代，陈毅是他的老首长。到了1969年，这层关系没有随着职位高低的逆转而翻面。 这恰好解释了那枚像章为什么值得留下。 它没有改变陈毅的处境，也没有给陈毅增加一个职务。它所碰到的，是特殊年代里两套并不完全重合的尺度。一套写在中央名单上，记录一个人在当时政治结构中的位置；另一套留在共同经历里，来自多年战争、指挥关系和个人认同。 前一套可以在一次会议后发生明显变化，后一套却很难在几天之内改掉。 1972年1月6日，陈毅在北京病逝。1月10日，毛主席参加追悼会，并对陈毅作出“好同志”等肯定评价。 从1969年没有进入政治局，到此时不过两年多。 那段时间里，陈毅没有重新回到政治局，却继续参加重要战略研究；许世友也没有能力改变老首长的政治处境。 两个人之间那次见面若确有其事，最耐人寻味的恰恰不是谁“救”了谁。 许世友只是照旧叫了一声“陈老总”。 名单已经变了。 这个称呼，没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