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妾除了满足丈夫的生理需求和生孩子以外，还有另一个变态的作用！ 是后来有人无意间听长辈说漏嘴才知道的，说那时候小妾有时候是可以被“送出去”的， 怎么说呢，像是一种交换。 古代的小妾，不止是“生儿育女”的工具，她们还有一种更残忍的存在方式：可以被“送出去”。 她们被当作商品、奖励、甚至是交情的象征，在男人之间流转，像是“人形礼物”，一笑一泪之间，命运全由别人决定。 南京博物院里珍藏着明清大户人家的契书，里面有一种叫“典妾契”。 通俗讲，就是转让协议。 一个男人想周转银两，就拿小妾去“典”人家。 跟当铺押东西一个道理，只不过押的不是物，而是人。 押期到了，钱还不出，妾就成了别人家的。 明代冯梦龙曾写过，“妾通买卖”，四个字，把一个女人的命写得干脆又冷血。 她们没有名字，只被称作“某氏”或“某女”，甚至连个冠姓名份都没有。 她们入门无法坐正堂，住偏房，穿不上带牡丹图案的衣裳，也不能用彩色头花，仿佛天生就是“低一等”的人种。 唐律中直接规定，妾属“贱流”，可买可卖，不享有“人身自由”与“婚姻自主”。 一句法条，就把一个人的一生定死。 那时候，一户富人家若要显示地位，就得“家中有妾”；一场交易若要体现诚意，也得“附上美人”。 有的将军打了胜仗，奖赏下属时会说“美女若干”；有的官宦结交上司，会把妾“奉上”以示忠心。 妾，在那个时代不是“人”，是“通货”。 有个叫春桃的女子，原是明清年间扬州“瘦马”出身。 那类女子从小被挑选、喂药、练琴、洗皮、缠足，专为权贵“定制”。 她被卖进山西一户王姓大宅，以为从此能安身立命，却没想到一个赌局就改写了她的命。 王家少爷在庄子上输了两百两银，干脆把她当赌资抵了债。 那天夜里，她还穿着新做的薄绸衣裳，被两个婢女架着，脸都没来得及洗净，就被塞进轿子。 那一趟路，她从山西被抬到徽州，走了26天。 轿子晃得她一身青紫，轿门一开，迎面站着的是一个陌生男人。 她要做的，就是从第一天起，重新“取悦”另一个主子。 有人问，这样的事朝廷没人管吗？ 有。 纸上管。 实际呢？ 根本拦不住。 到了宋代，“典妾”已经成了灰色市场。 谁家男主人手头紧，就把妾押出去；有钱人想新鲜，就花钱“借妾”玩几月。 甚至出现了“典期妾”——约定时间，期满归还，像租车一样。 古人还自得其乐地总结说，“娶妻以守礼，纳妾以娱情”，好像妾是一种“合法的罪”。 在市井文人笔下，纳妾甚至被写成“风雅”的象征。 宋人周煇在《清波杂志》里直白记载，苏轼被贬岭南时，把宠妾春娘送给朋友换马，文人传为“佳话”。 他们觉得这是一场“风趣的赠答”，像赏画论琴，可没人想过，那叫春娘的女子，是怎么哭着被塞进马车走的。 再往后，到了清代，“送妾”已经成为权贵之间的潜规则。 军功换妾、官场抵人情、商贾报恩，都用这一手。 陆枫《婉词集》里写：“酌酒赠美以表谢功。” 言外之意就是以小妾为谢礼。 有钱人养妾几十房，但真正命好的，十之一二，没生子女的，晚年多被赶出家门。 那些人最后去向何处？ 大多卖身、为尼，能活下来的寥寥无几。 最荒唐的，还得说文人。 白居易晚年有句诗，“十载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蛾眉”，豪气得像喝多了酒的人，嫌小妾哭声多、年纪大，就换个年轻的。 那“换”字，用得自然，好像换马换酒一般。 诗传千古，却让人背后发凉。 在他们的文化里，“妾”不具灵魂。 没人问她愿不愿意，也没人记下她的名字。 她的一生，从买到送、从笑到哭，全顺着别人的手。 有人说，小妾至少能留子，母凭子贵。 可在宗法制度下，连那点希望都被收走了。 孩子一落地，就归正妻名下，生母被称“庶母”，甚至不得探视。 不少妾被逐出，只因主母嫉妒，不想娘俩成亲。 那些被“送走”的妾，连“娘”的身份都被剥夺。 她们最怕过年，因为过年孩子拜堂，喊的“娘”不是自己。 她坐在另一个院落里听号角声，连哭都得捂着嘴。 历史里的女人，很少有选择。 赵姬被吕不韦“献”给异人，换来权位；董卓拿何进的遗妾换军权；晚清商贾用妾讨好督抚。 她们像棋子，被人手来手去。 可我们今天之所以还在谈这些，不是要渲染悲情，而是提醒： 那种制度的残忍，曾在漫长的岁月里被无数人当作“自然”。 直到1950年《婚姻法》颁布，妾制才彻底废除， 那一年，小妾才从法律意义上重新被当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