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好累，这篇文章是08年中美考古队联合对于鲁东南沿海从北辛到汉代进行系统区域调查的核心成果，然而这篇文章的多处关于人口流向、增减的论述却和十几年后的多篇山东古代分子生物学成果惊人的吻合。 北辛时期最早出现持续定居，但仅发现2处小遗址（均小于1公顷），此时原住民均为山东狩猎采集n1b1。 进入大汶口晚期，人口明显增长，定位到27处独立遗址。最大的是北部丹土（约13.4公顷，紧邻后来的两城镇），南部最大约5.8公顷（靠近尧王城位置）。第一批大规模外来移民迁入：主要从西部和南部进入海岸地带。一条可能路线是沿付疃河上行，连接莒县的大汶口大型遗址。移民已具备成熟农耕经济与社会层级，迁移动因可能是西侧、南侧区域的社会竞争。 而王传超研究团队对刘林、岸堤二村、傅家、五村、大汶口、西夏侯、三里河和午台等8个大汶口文化遗址的29例古人进行dna测序及分析，结果显示大汶口中晚期的人群主要是由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农业人群（58.6-100%）、部分山东本地狩猎采集人群和华南古代人群三种祖先成分混合形成。 龙山晚期、商代、两周则是对山东进行持续不断的殖民扩张，但鲁东南是山东的例外，该地很可能一直不受中央政府管控。 鲁东南龙山中期体系衰落晚于鲁西（约前1900年后）。可能有人口迁往西部山地，以躲避来自内地的政治、军事威胁。本地文化特征延续时间更长，与西部不完全同步，且基本不在商的直接控制范围内。遗址占用可能不连续。更多遗址选址山前高地，反映防御需求上升（可能抵御来自胶东半岛或西部的周势力）。可能存在独立本土地方政体，周王室直接管控有限。从西周到东周出现增长：许多小型西周聚落废弃，同时新聚落兴起，中心扩大。 进入东周，聚落数量与规模持续增长，出现更高等级聚落，区域整合程度提高。地方精英被纳入周体系。这是本地增长为主，可能伴随西部政治影响下的有限人口流入或重组。防御型选址仍较突出，沿海资源开发增加。最后的秦汉，人口急剧增长，人口分布进一步扩散，秦始皇下令迁徙三万户至此。汉帝国通过行政、道路、盐铁专卖等整合区域，消除此前人口不平衡。移民主要来自西部内地，与本地人口融合。 这就和胶东、鲁南从龙山晚期到东周都一直存在的三里河夷人遗传到汉代彻底消失对应上了。 王传超研究团队对午台、三里河和呈子3个龙山文化遗址的13例个体进行测序及分析，发现山东龙山文化人群在遗传上有85.2%-100%继承自大汶口文化人群。研究人员对商周时期呈子、五村、两醇、西三甲和东康留等5个遗址的11例个体进行测序及分析，发现中原人群在商周时期进入山东并与本地人群发生了混合。研究人员对秦汉及以后历史时期的封山、西三甲、徐家营、洗砚池、东小宫、煎药庙和东关东南等7个遗址的16例个体进行测序及分析，发现秦汉之后的古代山东人群与现代山东人群遗传组成一致，古代山东人群的遗传成分历经两千多年延续至今。该研究论文发表于Current Biology (Du et al., 2024a)

重要段落📝中国鲁东南区域聚落形态变迁与复杂社会的发展（8） 一个更加集权化的政体，也体现在四处一级中心遗址更为规整的间距上。这四座中心的规模相对接近，不过大古城在建筑遗存的体量与数量上尤为突出。大古城地处南部，区位极具战略价值（图11）。南部一对遗址（大古城与尧王城）、北部一对遗址（两城、费疃村）各自相距约10千米；而大古城与两城之间相隔约20千米。在这些大型中心遗址上，首次出现了清晰代表国家权力的建筑标识。每一处主要中心都存在高等级墓葬，表现为大型封土冢。大古城的高等级墓葬数量多于其余中心，遗址内还发现了大型土筑城垣的遗迹。在本调查区域的其他地点，也出土了象征国家权力的孤立汉墓。 次级中心分布相对均匀，或许是为了管控、服务整个区域，包括海岸地带。这套主次中心布局经过精心规划、体系完备，很可能帮助汉代官吏管控本地原材料与商品的流通。在世界其他地区，规整排布的中心站点往往意味着运输效率提升，为市场形成创造条件（布兰顿，2004）。独立的商贸形态或许也由此发展起来。到后世中国历史阶段，聚落格局随时间不断变化，说明乡村聚落与市镇之间存在不同的联结模式（施坚雅，1964、1965）。 考古与史料证据清晰表明，周代之后，中原王朝的官吏至少掌控了山东东部的部分区域。据《史记》这部汉代史籍记载，在更早的秦代，公元前219年，皇帝巡视了日照以北的琅邪地区（图7）；此后他下令迁徙三万户百姓到此定居（博德，1986，第65页；司马，1975）。后来汉帝有了管控这片遥远疆域的机会，他将帝国划分为数个王国与郡县，自己作为整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鲁惟一，1986a，第123页）。起初，日照地区属于本地齐国的领地，直到公元前143年，此地划入名为琅邪的疆域（鲁惟一，1986a，第146页；谭，1996）。 我们的结论是：到汉代，整个调查区域都被一个更大的区域政体所吸纳。也正是在这一阶段，我们才有官方文书记录，证实日照区域已经纳入国家权力体系。一条出土于海曲县的简牍文本《汉书》记载，这里曾设立盐官（班，1962；方等人，2004），部分学者认为大古城就是该盐官的治所（杨、王，2005）。汉代大部分时间里，国家垄断盐、铁资源，仅有短暂的弛禁时期（鲁惟一，1986a，第202页）。大古城近年的考古发掘，直观证明汉代官吏已经牢牢掌控这片区域。 调查数据再次补充了官方史料与高等级墓葬所勾勒的汉代社会图景。日照区域一个突出特征是小型汉代遗址数量极多（图11）。和周代相比，小型乡村聚落显著增多，代表对这片多样地域（尤其是海岸地带）的开发程度加深。很可能，社群内部的生态分化催生了专业化社群，比如渔捞、采石村落。 虽然很多时代的考古文献都聚焦城市化发展，我们这套覆盖全域的调查数据，却揭示了鲁东南社会变迁的另一重面貌。我们记录到一个清晰的乡村化趋势（布兰顿，2004），而不是聚落持续集中化；乡村人口占比提升，城市人口占比下降。事实上，时至今日，日照地区依旧分布着大量小型村落与独立农庄（方等人，2004）。 汉代行政文书明确记载，里（hamlet）是国家认可的最小正式政治单元。一个里大约包含百户人家，常常孤立分布（鲁惟一，1986b；佐藤，1986，第551–552页）。官吏的治理重心，是县这类更大的政治单元；里一级并不存在直接的官僚行政体系（鲁惟一，1986b；佐藤，1986，第553页）。在中国部分区域，国家主持开垦新土地，通过治水、灌溉，让农民能够定居新区（佐藤，1986，第554页）。汉人迁入之后，普通民众和官吏的互动很少。汉代遗址里能看到的精英遗存十分有限，大多数遗址只有少量厚胎器物、瓦片（表10）；唯一例外，是高等级墓葬里的装饰砖。 因此，汉代鲁东南普通农户的日常活动，大体上和国家体系相互隔绝。但汉王朝依旧通过盐、铁这类必需品的专卖，从这些家庭手中攫取资源。

重要段落📝中国鲁东南区域聚落形态变迁与复杂社会的发展（7） 我们调查区域内的政体，其社会复杂化程度，目前还无法下定论。和龙山时代一样，西周遗址在调查范围内形成若干小型集群，这些集群或许拥有一定政治自治权。即便周代文字没有记载日照本地政权，这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地方社群有可能组建政治组织，一部分目的是抵御向西扩张的周势力（Li,2006，313、317页）。 西周文献记载了针对广义“东夷”的军事征伐，东夷是周人对东方诸多族群的泛称（Li,2006；栾，1996）。但解读这类记载时必须审慎：王室文献往往带有宣传属性，会扭曲史实（Marcus,1992）。看起来，其中一部分人群的居住地，后来被周纳入控制；其余则长期保持独立（Li,2006，307–313页）。日照地区，很可能就是这类不肯臣服、周王室不愿在铭文里记载的独立政体之一。 西周时期，日照地区防御需求上升，证据是大量遗址选址在调查区域西部高地，以及东北部格局清晰的聚落集群。本地的日照先民，很可能投入巨大力量，抵御来自胶东半岛的周势力。尧王城南侧的聚落群，在防御层面具备战略价值，是周在莒县的同盟据点。这片南部聚落群，包含日照南部、傅疃河下游，靠近两河交汇处，正是这里诞生了三处新的西周三级中心。 这里出土两座墓葬，随葬多件西周风格青铜器（1976、1983年发现，Li,2006；Yang,1984）。西周官员可能把青铜礼器赠予本地首领，以此建立同盟（Underhill,2002）。至于本地是否成功仿制周式青铜礼器，目前还不清楚。 公元前771年西周灭亡之后，史料记载，西周大国解体，多个区域群雄并起，彼此攻伐。文献记载，鲁西的若干邦国，比如鲁国、齐国，延续进入东周（Hsu,1999；Lewis,1999）。但鲁东南不在记载范围内。邻地莒国，是东周鲁东南沿海最强大的政权（Liu,2002；Wang,2002）。但现有文献，无法证明日照本地形成独立政权。 基于全覆盖调查的结果，从西周到东周，日照区域发生巨大增长。很多小型西周聚落遭到废弃，同时大量大小不一的新聚落兴起。尧王城、两城镇规模扩大；除一处之外，其余西周中心全部延续至东周（图10）。聚落等级最大的变化，是东周新增大量三级中心（表8）。 东周聚落格局，说明区域整合程度高于此前。每一个大型中心，都有潜力和不止一个二级中心互动；二级中心又可以对接比以往更多的三级中心。这种近似网格的布局，说明区域内部互动显著增强。东周新增的三级中心散布在不同地带，限制单一中心的农业腹地范围，以此促进跨社群交流、降低运输成本。区域层面的经济整合程度更高。而更早阶段，受一级、二级中心之间距离限制，区域整合度偏低；东周之前，小型聚落集群可能保持一定自治。 汉代：更强的西部王朝管控 前文讨论的趋势，在汉代继续强化。汉帝国（公元前206—公元220年）代表中央政权对广阔地域控制的扩张。这一点，鲁东南的史料记载很少，而我们的区域调查填补了这一空白：我们在调查区内识别出超过1400处汉代遗址，分布在多样地貌中（表10）。 聚落格局（图11）清晰体现中央集权统治。我们识别出4处汉代一级中心，形成四级聚落等级。两城镇、尧王城继续作为一级中心；更早的冯家沟遗址（JN-FDC-1）规模扩大，成为新的一级中心。官府明显投入更大力量管控这片水源充沛的南部区域。尧王城规模持续扩张（309.1公顷）；另外，原本小型三级中心大古城（DG-DGC-1），成长为日照区域规模最大的一级中心，这是非常关键的变化。坐落于山前地带的大古城，是第一个能够控制尧王城、两城镇之间这片土地的中心。 体现全域管控强化的另一个指标：二级中心数量大幅上涨（表10）。其中仅2处延续自东周；4处东周三级中心，在汉代升级为二级；另外7处是全新的二级中心。一级、二级中心的总量超过以往，说明人口分布进一步扩散。这种多个规模相近的大型中心并存的格局，可以用核心-边缘模型解释（Johnson,1980，241页）。汉代的郡治，设置在日照调查区域之外。 更为集权的政体，也体现在四大一级中心之间规整的间距上。这四个中心规模相近，大古城在建筑遗存、规模上尤其突出。南部的大古城，战略位置极其关键。四个一级中心大致呈等距分布。

重要段落📝中国鲁东南区域聚落形态变迁与复杂社会的发展（6） 西周、东周：不断扩张的国家力量 日照区域的聚落格局，西周、东周，和前面几个阶段差异巨大。西周人口分散到数量更多、规模更小的遗址之中。 东周阶段，日照区域的聚落数量、规模持续增长，出现更高等级的聚落，代表地方精英被纳入周王朝的国家体系。 我们同样可以识别出，从西周至东周，区域社会政治组织发生了显著变化。 在西周时期，日照地区的区域体系组织方式，和龙山中期相比已经有很大不同。尧王城、两城镇依旧作为一级中心存续，但二者的规模相比此前大幅缩小。围绕两个中心的聚落分布模式和龙山时代更为相似：两个一级中心外围环绕着若干三级中心，二级中心分布得更远，坐落在这两个一级中心之间，或是两城镇以北一带；这一片区域，龙山以来的聚落延续性更强。在南部，尧王城附近新出现了4处三级中心；龙山时期的二级、三级遗址，在这一区域无一保留原有等级。在尧王城与两城镇之间，龙山时代的缓冲地带，仅有一处三级中心延续（大桃园，DG-DTY-1），同时新增两处二级中心。两城镇的中心延续模式则不一样。在北部，西周二级、三级中心里，仅有一处延续自龙山中期（或是龙山早期重新兴起）。 两周两个阶段，都有更高比例的遗址分布在山前地带（表6），这很可能反映当时人们一方面努力开发更多样的资源，另一方面对防御的重视程度上升。另外，沿海地带新增少量三级中心和小型聚落，说明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力度加大。和龙山时代一样，小型聚落多分布在小溪附近，大型中心则坐落于干流与支流沿岸。西周、东周的这些中心，可能承担资源集散点的功能，在多样环境带之间调配物资。 和龙山遗址不同，无论等级高低，西周、东周遗址的陶器类型多样性偏低（表6）。这说明周代社群内部，陶器不太可能作为彰显身份的高等级礼器。当时更贵重的物品是其他材质，尤其是青铜礼器（参见Chang, 1986；Underhill, 2002；Wang, 2002）。鲁东南周代精英的关注点，转向管控其他类型的经济活动。 相比更早的青铜时代早期（岳石、商），周代有更高比例的遗址选址在易守难攻、能够俯瞰乡野的地点（表9）。我们没有证据证明鲁东南存在社群内部冲突，但龙山中期之后，区域政治体瓦解，冲突风险一定显著上升。很多这类防御型遗址位于调查区域的西缘。直到东周之前，社群之间的政治关系都相对不稳定。 目前没有史料可以直接解读日照地区西周政体的性质，以及它和西部权力中心的关系。史料记载，以陕西西安为统治中心的西周统治者，于公元前1046年在河南安阳击败商王朝（参见Lee,2002；Qiu & Cai,2001；夏商周断代工程，2000）。一个核心问题是：西周王室对远在数百公里之外的山东各地，控制力度差异很大。 一种可能性是：鲁东南的西周聚落，由远在陕西的强大周王室直接管控。部分学者解读早期文献《诗经》中的表述，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代表一个疆域广阔、大一统的领土国家（理雅各，1960）。 另一种、也是本文更倾向的解释：我们在日照识别出的这套聚落等级，代表一个或多个独立的本土地方政体，这个解读同时契合文字材料与考古材料。 近年两项研究基于考古与史料，得出结论：立足于陕西的西周官方，对山东东部没有实现有效的直接管控。王（1983）利用记载政治边界的铭文提出，这片区域大体上是独立的。西周早期，周王室在杞、纪、向等地点设立小型、初始依附性的政体（Shaughnessy,1999；Li,2006；Tan,1996）。随着周王室控制力衰减，这些政体逐步走向独立。王（1983）认为，山东东部存在多个小型政体。日照所在的这片区域，没有在金文里被提及，它被鲁中山地和山东西部隔开。 李（2006）的综合研究提出：西周王室没能真正控制鲁东南。李解释，庞大的西周邦国包含两类政治实体：一类由周王室宗族嫡系统治；另一类是异姓部族，依附周王室。除此之外，山东境内还有不属于周体系的独立邦国。文献记载，有很多小型邦国与周结盟，但由非姬姓贵族统治，掌控山东各地，帮助周进一步向东扩张。其中一部分邦国在山东境内为人所知，但日照这片相对孤立的区域不在其列。 李（2006）同时证明：西周王朝试图管控山东东北部的胶东半岛。带有周王室铭文的西周青铜礼器，在渤海沿岸多处聚落出土。李提出，周人把这片区域作为跳板，以此进一步向东扩张。周王室官员曾尝试从南方渗透鲁东南，文献记载周人向淮河流域扩张时，在苏北遭遇强烈抵抗。他们也可能取道莒县（尧王城西侧）这条路线。周王室大概想要获取海盐这类海洋资源，延续商王朝的目标。 日照地区这套以两城镇、尧王城为中心的四级聚落等级，或许可以组织成一个或两个政体。同理，中心之间的政治关系很可能是流动变化的（Feinman,1998；M. Smith,2005）。周王室很可能选择不记录日照地区的这些邦国——这些地方拒绝在经济或政治上臣服于周。

重要段落📝 中国鲁东南区域聚落形态变迁与复杂社会的发展（5） 空间尺度问题尤其关键。第一，我们调查区域南部的调查结果证明，鲁东南当时存在两个区域政体，而不是一个。两城镇和尧王城之间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某些阶段互为竞争者，某些阶段会结成同盟。第二，我们已经发现，两个政体内部的聚落格局本身就有明显差异。第三，虽然研究区域北部，两城镇和周边遗址联系紧密，但受距离限制，区域整合程度未必很高。更远的遗址集群（比如东北部的西寺），很可能拥有部分自治权。 部分学者认为，早期中国的区域整合程度很高（德马特，1999；刘、陈，2001b，2003；刘等人，2004；特里格，2004）。例如有观点认为，二里头至早商阶段，已经形成高度整合的国家疆域，精英掌控生产，远距离流通石器等手工业原料（李，2004；刘等人，2004；刘、陈，2001b，2003）。我们提出：更大范围全覆盖式调查，才能识别更多聚落集群，还原精英控制的多元策略。这套方法，同样适合厘清二里头、偃师商城这两处大体同期中心之间的关系（李，2002，2004）。即便是成熟国家，主中心和偏远聚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也并不稳定。这一点，对于解读龙山时代跨聚落关系十分重要。晚商阶段同样如此，殷墟甲骨卜辞证明，商王和外围方国的关系不断变动，时而结盟，时而敌对（安德希尔、方辉，2004）。 龙山中期区域体系的衰落与青铜时代早期 我们在日照区域，发现的龙山晚期、岳石（商代早期）特征陶片数量偏少。11处出土龙山晚期遗物的遗址，仅有两处不在两城镇附近（图6）。龙山晚期陶片普遍数量稀少。虽然大型遗址依旧保留四级聚落层级，但龙山晚期聚落格局的完整意义，目前还难以解读。 与之类似，我们仅记录18处出土岳石（约公元前1800–1450年，见安德希尔、方辉，2004）典型陶片的遗址。这些遗址分散在整个调查区域（图6）。岳石遗存最集中的一处，是调查区域东北角的西寺，遗存分布范围超过9公顷；其余岳石遗存的分布范围，没有一处超过2.5公顷，绝大多数规模更小。在山东其他地区，岳石遗址一般代表独立的小型政体，和河南二里头国家的发展并不同步（二里头工作队，2004；方辉，1998；李，2004；山东考古队，1990；图7）。由于我们区域岳石遗址数量稀少、典型器物出土不多，这套结论能不能套用到日照，还不能确定。商式陶器，在鲁东地区同样少见。 结合考古、文献资料，二里岗（约前1500–1250）、晚商（约前1250–1046）阶段的权力中心，都位于河南（图7）。二里岗阶段，山东西部的大辛庄，出现了另一处中心。这个中心在晚商持续使用，大概率是一处殖民据点，证据是这里出土带字甲骨（东方考古研究中心，2003、2004）。山东其他出土晚商墓葬、高等级器物的遗址，还有前掌大、苏埠屯（张，1980；李，2006；安德希尔，2002；图7）。根据考古、史料，晚商精英想要控制鲁北的海盐资源（方辉，2004）。但鲁东南，基本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 我们在日照区域，只在29处遗址发现晚商陶片，分为两处独立的集中区：两城镇、前冢村（DG-QZC-1，图6）。这些陶片散布区，没有一处超过2.5公顷，一半以上不足1公顷；我们也没有发现青铜礼器这类高等级器物。这些遗址，不太可能受大辛庄、苏埠屯的商权力中心管控。 我们提出假说：在相对孤立的日照区域，龙山中期的陶器文化特征，延续时间比山东西部更长。鲁东南龙山中期区域体系的衰落，晚于鲁西（约前1900年）。鲁东南，龙山晚期、青铜时代早期的考古文化复合体，和更西边的区域存在时间差。另外，我们调查区域识别出的龙山晚期、岳石、商文化遗存，未必代表连续的聚落占用。日照区域这三类遗存的陶器分布几乎没有重叠。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更多遗址发掘、更多碳十四测年。我们目前能确定的是：龙山时代末期，日照区域人口水平下降，直到周代才恢复（方辉等人，2004）。

重要段落📝 中国鲁东南区域聚落形态变迁与复杂社会的发展（4） 与之对比，尧王城周边的次级中心分布更加分散。尧王城精英能够管控的次级中心数量，少于两城镇；而且次级中心之间距离更远（超过8千米）。尧王城仅有两处次级中心：陵阳河、董家旺。同时，小型遗址集群更少，层级划分没有两城镇清晰。另外两处次级中心（东旺家涧、董家峪）距离更远，从证据来看，它们获取三级中心资源的难度更高。 尧王城片区的自然环境同样有利于人员、物资流动。尧王城、陵阳河、东旺家涧全部临近主河或者支流。但次级中心分布更分散，围绕主中心集聚程度更低，说明尧王城政体内部的整合度，弱于两城镇。 陶器的差异化分布，为日照地区精英的不同统治策略提供了另一条证据。在墨西哥等古代复杂社会，居住在中心聚落的人群，更容易接触到种类丰富的陶器。我们调查区域里，两城镇、尧王城的器型种类最多（表2），包含薄胎、打磨精致的高等级礼器，这类器物耗费大量劳动力。这两处遗址的发掘，也出土大量高品质陶器（刘，1985；栾等人，2004；南京博物院，1985）。次级中心的器型丰富度，仅次于两大主中心（8–15类）。 等级更低的III、IV级小型遗址，陶器器型平均更少，多数不足8类，很多遗址只有1–2种器类。但少数小型遗址例外，器型种类甚至超过一些次级中心；南部一处III级遗址（新林子 LS-XLZT-1），器型多达11种。另外，薄胎黑亮磨光的精美器物，在主中心、次级中心更常见，但并不局限于此。不少小型遗址，也出土这类精美器物。很多这类小型遗址分布在调查区域北部，属于两城镇政体范围。南部的新林子遗址陶器组合异常丰富，说明它的地位，比同等规模普通遗址更高。它是尧王城以南唯一一处陶器多样性接近尧王城周边二级聚落的遗址。从地理位置和陶器特征来看，新林子在尧王城政体里，承担的功能和尧王城周边二级聚落相似。 结合我们初步评估（包含本地陶土工匠的走访记录）：适合制作高品质薄胎黑陶的优质黏土，集中分布在两城镇附近。小型遗址出土精美陶器，有可能是精英向低等级聚落赠送礼物的结果。两城镇的精英，偶尔会向下属群体赞助精美黑陶的生产，以此换取需要的物资、或者回报对方提供的劳力、防卫服务。我们认为龙山精英依靠这套政治策略，维系、巩固自身政治网络（布兰顿等人，1996）。我们正在开展研究，考察两城镇是否是礼器、其他器物的区域生产中心；后续研究，还会把尧王城以及周边聚落纳入考察。 两城镇、尧王城这两处主中心，也会为周边普通聚落提供服务。两大中心的精英，很大程度上依靠祖先信仰获得权力合法性，宣称自己可以为下属提供精神庇护与现实保护。这套观点，在山东其他龙山遗址的研究中也有论述（安德希尔、方辉，2005）。两城镇、尧王城很可能是区域的仪式中心，区域内重要的祈福、祭祀活动在此举办。在两城镇的发掘中，我们发现大型容器，推测和宴饮活动有关，相关结论来自残留物化学分析（麦戈文等人，2005）。 在中国不止一个历史阶段，宴饮都是精英维系和普通民众、其他精英群体关系的手段：早期使用陶礼器，后来使用青铜礼器（安德希尔，2002）。精英会在宴饮中馈赠礼物，换取周边村落提供劳役，迪特勒（1996，2001）也提出过这个模式。因此，宴饮活动，往往伴随着精英向下属馈赠精美陶器。 对中国区域政体研究的广泛启示 在我们的调查区域，尤其是两城镇周边，聚落集聚意味着社群之间互动增强。参与其中的，不只是精英，还有大量普通家户。聚落集群的形成，既可以是竞争关系，也可以是合作关系。正如麦金托什（1999，2005）提出，区域层面聚落集聚，代表城市化进程的开端，一部分动因是为了维系家户之间的合作。血缘群体（尤其是后裔宗族），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时代早期，形成了重要的经济、社会网络。历史文献也证明，青铜时代不止一个阶段，专业工匠群体以血缘宗族为单位组织生产（张，1980；安德希尔，2002，2006）。在中国西南现代制陶工匠群体里，也能看到同类经济网络：多个有血缘关系的家户，合作生产高品质陶器（安德希尔，2003）。 同时，鲁东南的区域社会组织，结构比很多学者对龙山时代的预判更加复杂。这里存在至少两处大体同期的中心，三级行政层级，还有分散的聚落集群，构成小型的聚落等级体系。很多小型遗址集群，依托山脊等地貌形成清晰的地理边界。这套组织体系，无疑有利于两大中心（尤其是两城镇）调配资源（劳动力、粮食）。 有学者基于我们前五年、覆盖400平方千米的调查成果（方辉等人，2002；安德希尔等人，2002），认为这是一个高度整合的统一政体，理由是两城镇的规模远超其他遗址（刘、陈，2000，2004；刘、陈，2006）。他们提出，这个强势中心代表区域稳定统一，之后随着二里头政权在豫地崛起，这套区域政治体系走向崩溃。我们认为：评估日照地区社会政治整合程度，必须综合多重因素。

重要段落📝 中国鲁东南区域聚落形态变迁与复杂社会的发展（3） 这些聚落要么维持原有规模（丹土遗址），要么规模扩大（DG-LCZ-2/3）。 在距离两城镇最近的五处三级中心里，有四处到龙山中期仍维持原有等级。变化最显著的是两城镇北部的龙山早期中心群：原先的次级中心井沟（JN-JWD-2）以及两处相邻的三级中心，完全退出了聚落等级体系。这一小片聚落集群的衰落，或许意味着该区域失去了一个政治对手。再往北，另一个次级中心西寺（JN-XS-1）以及附近两处三级中心，依旧保持原有等级。由于距离更远，这些中心可能对掌控两城镇权力的群体构成潜在威胁，或是带来经济层面的竞争。 尧王城片区南部的聚落格局变化，解读难度更高。次级、三级中心分布一向更为分散，围绕主中心形成的集聚效应更弱。虽然尧王城在龙山早期至中期维持了自身规模，但它对腹地的掌控力已经有所衰减。在龙山早期的三处次级中心里，仅陵阳河保住了等级，尽管它的规模已经明显缩小；另外两处早期次级中心——丹土、董家旺（DG-DWJC-1），等级下降，沦为三级中心。 鲁东南地区区域社会政治组织 我们的工作假说：龙山早、中期，尧王城与两城镇是政治上相互独立、文化上存在联系的区域政体中心。尧王城和两城镇之间的遗址分布出现明显断层，这条地带恰好是一处天然分水岭，很可能是两个政体之间的缓冲地带。在世界其他复杂社会区域，也存在政体之间的缓冲带现象，例如瓦哈卡地区（布兰顿等人，1999）。另一个影响因素是两城镇与尧王城之间较远的距离（约34千米）。哈利（1999）整理了北美密西西比时期酋邦的对比资料，这类酋邦的控制半径约20千米，边界之外的聚落就很难管控。我们计划继续调查尧王城南部、西部区域，进一步完善这套聚落格局与第二个政体可能边界的证据。 还有一条证据可以支撑“两个独立政体”的观点：两城镇与尧王城周边的聚落格局存在差异，二者各自形成了四级聚落等级体系，并且发展速度不同。前文提到，尧王城以及它的部分次级中心，衰落时间要早于两城镇。这种截然不同的聚落模式，也说明两地精英采取了不一样的统治策略。 正如布兰顿（2004）所说，次级中心与主中心的空间关系，可以反映区域政治、经济组织的关键特征。龙山早中期，两城镇周边遗址的集聚特征十分突出，最合理的解释是：精英主动采取策略，管控原料、成品物资向中心的流动。这是早期国家精英群体很常见的诉求。斯泰波奈提斯（1981）提出，主中心和次级中心距离近，能够降低人员、物资运输成本。两城镇周边距离最近的次级中心（包括丹土）相距不足2千米。次级中心围绕主中心集聚，代表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布兰顿，1999；特里格，2004）。埃及王朝时期也存在同类模式。同时，掌控劳动力与生存物资，是中国东部青铜时代早期区域政体精英的核心策略（基特利，1999；安德希尔、方辉，2004）。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证明，晚商王室持续控制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劳动力。 两处大型中心都存在一种劳动力管理形式：排干沼泽开垦耕地，或是堆筑抬高的土台作为居住场所。日照地区新拓土地的先民，首要任务就是统筹人力，修建房屋、开垦农田。两城镇的考古发掘发现，聚落外围有大型壕沟，东部区域还发现人工堆筑的高台（于，2005）。植硅体证据显示这里生长水生植物（靳等人，2004）。当时人们已经发展出水利管理，服务家庭生产与农耕；除粟之外，还发现了水稻遗存（克劳福德等人，2004，2005）。另外，部分房屋建在高出地面的大型夯土台之上，可能是为了抵御水涝。 尧王城大概率也存在一套水利管理体系。我们调查区域南部水稻遗存更多，气候相对温和，水源更充足。不管是区域北部还是南部，水利、农耕的人力调度，都依靠合作机制，包括亲属网络。 两城镇周边次级中心的空间布局，也有利于资源向主中心汇集。龙山早期，两城镇东北部辐射范围内的次级中心分布均匀，例如相距约7.0千米的井旺疃，以及距离两城镇约16千米的西寺。而位于推测缓冲带以南的另一个次级中心董家旺，偶尔也会向两城镇输送物资（距离约10千米），尧王城同样如此。龙山中期，两城镇的精英巩固权力，当这些北部次级中心规模缩减之后，从这些据点获取资源的重要性下降。 经过五年调查之后（方辉等人，2002；安德希尔等人，2002），聚落集群的特征依旧清晰，在我们调查区域的北部尤其明显。次级、三级中心的间隔规律，体现出嵌套式的管控层级，两城镇区域这一点最为突出。以西寺这个次级中心为例，它周边5.5千米范围内，分布着三处三级中心。很多三级中心的位置，是为了管控更小的聚落；同时，若干次级中心也会选址，用来管控同一片区域内的三级中心。 部分自然地貌，也被用来在北部中心之间转运人员与物资。两城镇紧邻一条主河，大部分次级中心都分布在河流或者支流附近（表2）。次级中心兼顾山麓、冲积平原两种地貌。

重要段落📝 中国鲁东南区域聚落形态变迁与复杂社会的发展（2） 龙山时代 龙山时代（约公元前2600–前1900年），聚落格局发生剧烈转变：我们调查范围内的遗址数量增长至400处以上（图3、表2）。尽管聚落分布在多种环境带，但是两处超大型中心聚落，在主要河流沿岸或附近崛起：北部的两城镇（DG-LCZ-1），南部的尧王城。全覆盖调查显示，两处遗址的实际规模，远大于过去依靠发掘、零散踏勘得出的估算（参考Cai等人，1997；Fang等人，2002；Gao，1995；Liu，1958a、b；日照市图书馆，1986；山东省文物局，1960；Underhill等，1998、2002）。2002年，我们对两城镇西部重新踏勘，发现遗址面积比以往记录还要更大。 尧王城的地位线索，最早来自考古工作者1936年采集到精美玉器、精致磨光陶器（Cai、Luan，1992；Chang，1986；Gao，1995；Luan，1996；南京博物院，1985；Yin，1955）。后续调查与发掘不断印证最初判断（Liu，1956、1958a、b，1972、1988；日照市图书馆，1986；山东省文物局，1955、1960）。早期研究者就注意到尧王城集中出土高等级精美器物；估测遗址面积约52公顷（Liu，1958b；山东省文物局，1955）。遗址还发现房址、水稻遗存（岚山区文体局，1985；《中国文物报》，1994）。 调查区内其余龙山遗址规模差异极大。我们利用直方图，划分全部龙山聚落的规模等级（参照Johnson，1973，第79页；Kowalewski，1990，第47页），依据自然间断点，识别出本时段四级聚落等级（表2）。我们推测该区域存在三级行政层级；不过下文会谈到，关于早期国家形态的解读，还需要后续发掘提供充足证据。即便如此，龙山阶段区域组织明显发生重大变化。 大约一半的龙山遗址，出土可以区分早晚亚期的特征陶片（例如龙山早期、龙山中期）；这些遗址的规模普遍大于没有标志性陶片的遗址，后者占全部龙山遗址的92%（表3）。龙山晚期特征陶片，仅在11处遗址发现；包含两城镇在内，这批遗址大多属于调查区内规模最大的一批。 龙山时代伊始，聚落格局发生剧烈转变，四级聚落等级体系迅速成型（表4、图4）。等级顶端有两处一级中心：尧王城在大汶口晚期之后持续扩张，成为区域内最大中心；另一处一级中心是两城镇。两城镇起步晚于尧王城，但很快超越邻近的丹土——丹土在30年前就因出土龙山精美玉器闻名（Yang，1996），它原本是龙山之前区域最大聚落，龙山时代降为次级中心，依附两城镇。 两大中心（尧王城、两城镇）之间最关键的差别，是它们周边低等级中心的组织模式。尧王城体量更大，但两城镇周边形成了一套更成熟的中心聚落层级体系，这很可能来自两套不同的治理策略。 根据带有分期特征陶片的遗址分布来看：龙山中期，本区域聚落总数下降，整体占据的土地范围也收缩（表4、图5）。与此同时，我们标本里龙山中期陶片的总量，多于龙山早期。当然，我们不能直接把陶片数量等同于人口数量，但这一趋势，仍然暗示人口分布的变化。 龙山早期社群分布更加分散。龙山中期聚落的聚集程度更高，代表人口进一步向中心集聚。半数以上只出土龙山早期陶片的遗址，都是规模很小、仅短期使用的聚落，没有延续到龙山中期。另一方面，在日照区域，“龙山中期”陶器的使用时长，可能比龙山早期更长（后文讨论龙山晚期与早期青铜时代部分）。 这套四级聚落等级体系延续到龙山中期，但次级（二级）、三级中心数量有所减少（表4、图5）。与此同时，两城镇自身规模进一步扩大，是人口集聚增强的又一证据；两城镇的发掘与钻探资料显示，遗址核心区的密集居住范围约100公顷（Luan等人，2004）。 多项线索表明：龙山中期，两城镇的精英阶层，对周边直接控制区域的支配力量有所增强。两城镇周边区域人口持续集聚，两城镇本身不断扩张，而大量小型中心发生萎缩；只有距离两城镇最近的两处二级中心，维持了规模。

重要段落📝 中国鲁东南区域聚落形态变迁与复杂社会的发展（1） 我们在鲁东南日照的两处沿海盆地，开展全覆盖调查，获得的证据，呈现出和以往河南区域预期不一样的变迁模式。过去学界一般把鲁东南视作西部中原中心的外围地带；因为历史文献对这片区域记载极少（Cai et al.,1997; Fang et al.,2002; Underhill et al.,1998,2002）。我们历时11年、覆盖1120平方公里的调查结果，为复杂社会的形成、人口变迁提供了丰富信息，而且变迁过程不止一个阶段。和早期观点不同，很明显，龙山时代、青铜早期，这里已经出现规模可观的大型社会政治实体，拥有同级别的中心聚落。我们同样提出：和传统看法相反，鲁东南直到青铜时代相当晚的阶段，才被文献记载的那些政权所控制。 下文我们将展示证据，证明早在龙山早期，这里就快速发展出四级区域聚落等级。北辛时期（约公元前5300–前4100年），日照区域才出现定居聚落；到大汶口时期（约公元前3000–前2600年），聚落数量、规模持续增长。龙山早期，出现两个大型区域中心：北部的两城镇、南部的尧王城。正如后面讨论的，这两个中心大体是同时并存的。每个中心周边，聚落分布模式各不相同，可能代表精英阶层差异化的统治策略。日照区域当时至少存在两个大型政体，很可能就是早期国家。因此我们认为，日照龙山时期的聚落演变，和华北其他区域的模式并不相同。结合我们的调查和其他材料，我们提出：日照区域精英的统治策略发生了重大转变，人口结构也在后续的周代、汉代 出现显著变化。我们结合考古材料与历史文献，讨论本地和西部权力中心之间互动性质的变化。 北辛、大汶口时期的早期定居 我们在这片区域识别出的最早两处遗址，属于北辛时期（约前5300–前4100年）。两处遗址面积都很小（小于1公顷），分布在调查区南部的坡麓地带（图2、表1）。山东其他区域也发现少量北辛遗址，但日照本地此前没有报道过（Fang,2003b; Luan,1996,1997）。山东北辛遗存的考古证据，说明已经形成成熟农业经济，有一系列手工业制品（低温厚胎陶、石制、骨制工具），土坑墓，墓葬随葬品很少。 虽然本地学者在研究区附近报道过少量旧石器晚期遗址（Luan,1996），北辛阶段，才标志着人群持续迁入这片区域的开端。我们的工作假说：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中国东部海平面较高、沼泽广布，限制了沿海大部分区域的长期定居（Stanley et al.,1998; Stanley & Warne,1997; Fang et al.,2002; Underhill et al.,2002; Bennett,2004）。北辛遗址之一南岭（DG-NTL-4），出土的陶片同时包含北辛晚期、大汶口早期的特征。 大汶口晚期（约公元前3000–前2600年），本区域人口出现明显增长。总体上，本次调查共定位27处独立遗址，聚落分布于冲积平原与山麓两种地貌环境（图2、表1），其中不少遗址就坐落于后世龙山文化大型遗址所在位置。本调查区域内规模最大的大汶口晚期遗址是北部的丹土，紧邻两城镇。 在首轮田野调查采集陶片、后续重新整理标本之后，我们在多组标本中识别出大汶口晚期陶片。2001年考古工作者在丹土开展发掘，估测遗址面积达9.5公顷（刘、王，2001；《中国文物报》，2001）。我们识别出大汶口晚期陶片的这片区域（13.4公顷），已经包含了他们的发掘范围。 本调查区南部最大的大汶口晚期遗址（5.8公顷），是尧王城西部的一处陶片散布点（DG-YWC-1），它很可能属于同一个分散社群。早期调查时就在该遗址发现大汶口晚期遗存（栾，1996，第226页）。同样，在东河崖（DG-DHY-1）、冯家崮（DG-FJG-2）、井沟（LS-JG-3）也存在遗址集群。东河崖距今三十多年前曾做局部发掘，出土大汶口晚期与龙山文化遗存（栾，1996；山东省博物馆，1976）。迄今为止，两城镇还没有通过地表调查或者发掘，发现大汶口晚期遗存。就目前发掘与调查材料，我们尚不能断定：大汶口晚期的日照区域，已经形成中等层级的聚落等级制度。 山东其他地区，有更多材料可以说明大汶口晚期区域政体的形态。从更偏西的区域踏勘调查结果来看，当时已经出现三级聚落等级（Underhill等人，2005）。墓葬的随葬品差异，清晰反映出社会等级分化；在山东多处区域，包括日照以西约60公里的莒县，都发现了大汶口晚期的等级墓葬（Allard，2000；常，1986；Fung，2000；栾，1996、1997；山东省，1991；Underhill等，2000、2002；Underhill、Habu，2006）。 鲁东南地区迎来第一批大规模外来人群迁入，大致就在大汶口晚期。人群应当是从西部、南部进入这片海岸地带；一条可能的迁徙路线沿付疃河上行，这条河连接莒县的另一处大汶口大型遗址（栾，1996）。看起来，这批进入沿海区域的大汶口晚期移民，已经拥有成熟的农耕经济与社会层级。日照地区的人口流动，动因可能来自西侧、南侧区域的社会竞争。到龙山时代，这种层级化组织进一步发展，人口持续扩张，人们完全开垦了这些肥沃但地势低洼的盆地。

我把我几年来在社交媒体上，尤其是中国社交媒体上的过往做一个总结，让大家知道我究竟经历了什么。有一些内容，我答应过中国网信办和公安执法部门不在中国国内传播，但是既然这是一个国际社交媒体媒体，我展示出来维护我的名誉十分正当。 1. 我先建议不认识我的网友通过AI先了解一下我。我从18岁开始就使用Twitter，这是我第一个社交媒体平台。我一直致力于通过这个平台向世界介绍中国的现状，我的早期读者都是国际观众。我的影响力妨碍到了对中国不友好群体的政治目标，包括当时在涉及香港、新疆和医情的虚假信息我都是第一时间反击的。我甚至上了香港奶茶联盟的网暴通缉名单前十。后来我遭遇了德国最大的反华媒体的系统性诋毁，她们想通过主流新闻报道狙击我让我社会死亡，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我正确地运用了法律和舆论工具把他们给反杀了。我当时得到了很多中国和德国网友的支持。 2. 后来我来到了中国社交媒体，天然地那些爱国大V认为我和他们是同一个阵营的。但是跟他们相处之后我产生了强烈的不适。我反对的是是西方内部那些对中国的偏见和一些虚假描述，但是很多爱国大V是以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态度看待德国和欧洲的。这突破了我作为德国人的国格底线，也使我受到来德国和欧洲群体的反面压力。因此我试图通过拉开一些距离保持我的独立性，并就一些问题发表了我试图维护德国人通过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进行政治选择的正当性。爱国大V本来就对我的疏远有意见，当他们发现我开始公开反对他们的时候（也有可能我的一些叙事方式抢走了他们的流量），他们就开始对我开展有组织的网络暴力了，包括但不限于组织水军往我邮件和私信里发骚扰，辱骂，甚至线下举报到我的大学不断激活大学对我调查，严重破坏我和大学的关系。还纠结了一伙人对参与的文化活动发起取消抵制，导致主办者 承受压力而中断与我的合作。 3. 我是少有在社交媒体上有勇气说出“我理解并认可中国以其认为合适的方式解决统一问题，并希望国际社会为和平统一塑造国际环境”的西方人。这些爱国者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表态在西方民意中有多大的分量。他们还嫌不够，我在2024年每天收到的仇恨辱骂都近百条。中德之间一有摩擦，他们必羞辱我。顶峰在那年四月，我实在忍受不了对德国和我的辱骂，希望通过解释德国实施大麻合法化的前因后果，来减少中国网民对德国的误解和对我个人的羞辱。这被一伙大V抓住了机会，他们断章取义，把我援引的欧洲对于成瘾物的研究结果和德国人认识的转述切割出来，单独拿出来给网友说我试图让中国毒品合法化。这迅速激起了各路大V瓜分流量的热情，包括我的合作者在内，整个互联网在微博平台上发起对我的攻击和羞辱。我的原文曾经强调多达六次我非常支持和欣赏中国禁毒工作的成绩，被他们全部隐藏不说。中国执法部门在突然到来的海啸面前不知道发生了具体什么事，只得发一个声明阻止这个探讨，因为那天正好有一个中国的国家政策出台需要全国进行宣传学习。网信办切断了我帖子的传播，并且对带头攻击我最恶劣的大V直接制裁。公安部在第二周专门到青岛来向我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事后的中国政府鉴定我对相关话题的发言缺乏敏感度，但没有任何处罚或者限制。他们也对那些带头找我麻烦的大V采取了一定措施，体制内网暴我的人被一些人谈过话（有一个上海的学者带着他的夫人一起在互联网上，不间断地辱骂我）。但是他们很多人注册社交媒体用的是国外虚拟号，再加上当时网暴法律非常缺乏，我很难维权。这个话题的互联网澄清对我有严重的二次传播的风险，因此我决定不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再纠缠这个问题。但当时没有人知道我的痛苦。我长达三个月使用精神类药物。这让我彻底看清这些所谓爱国大V的本质。 4. 我本是商业潜力很高的博主，经由我和我丈夫在中国的对外友好合作中我们做了很多具体但无法在互联网上讲的故事。但是我恰恰因为过分热心中国的交流事务，承受了一般网红根本没有经历的痛苦。中国政府知道我的困境，因此他们通过国家级媒体合作项目，把我的政治人格给维护起来（我的合作对象有人民日报，新华社，也上过央视）。 5. 这几年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说过侮辱中国人民的话，传过一条关于中国的虚假信息。这次推特上很多中国网友来加入探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又要开始对我政审和责问。我作为一个在推特X上的网红 ，本可以成为一个以可信的方式解释中国社会和发展道路的战略资产，但是又出现大量的网民以及影响着他们的那些熟悉的爱国大V姓名开始出现在X上。我受够了, 我预知到无论我说什么，我仍然会被这些人断章取义拿回到中国社交媒体上传播，还会导致不明真相的人辱骂我，再一度破坏我和商业伙伴的关系。 7. 我从来没有因为西方社会怎么样我，而对我带来真正的伤害 ，我知道怎么应对。但是对我伤害最大而且我难以扭转的，来自中国国内。这个现象非常值得思考。在中国一些所谓的爱国叙事，在民间已经走向了背离社会主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求。我被攻击因为我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