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社会将“戏子”列入下九流，并非没有道理，我们不能以现在的视角去评判古人。 古代的戏子不事劳作，以迎合达官贵人讨取一点赏钱，甚至部分从业者毫无底线，所以被文人士大夫所不齿。 古人排的那个“下九流”，戏子排在第七，前面是剃头的、吹鼓手，后面紧跟着乞丐和卖糖的。在读书人眼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戏子连“农工商”都挨不上边，压根就不在生产体系里，是专门供达官贵人娱乐消遣之用的贱民阶层。 站在古人的逻辑里，他们看不起戏子，核心就两条：一是不事劳作，寄生于权门；二是一部分从业者确实把路走歪了，反过来又坐实了污名。 先说不事劳作这一层。戏子不种地、不做工、不经商，吃饭全靠“赏”。赏钱从哪来？从达官贵人的宴席上来。这本身在古代士大夫眼里就已经低人一等了，活着的意义是逗别人笑，那你在人格上就先矮了一截。 更扎眼的是，有些名伶一旦红了，就不甘心只当个唱戏的，他要往权力边上蹭。 清初有个名伶叫王紫稼，戏唱得好，人脉也广，可他后来靠着出入豪门积累关系，包揽词讼，替人跑官说情，成了典型的政治掮客。 唱戏的不好好唱戏，反倒靠名气和机巧去插手公事，出行排场比官员还大，“缙绅贵人皆倒屣迎”。这种人，文人士大夫骂他，真不全是酸。 再说“无底线”这一层。 李渔是个特别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有才，剧作、理论、出版样样拿得出手，但同时代的袁于令骂他“性龌龊，善逢迎”，说他“常挟小妓三四人”游走于缙绅之间，隔帘唱曲、捧觞行酒，甚至“纵谈房中术，诱赚重价”。李渔自己组家庭戏班，带着妻妾婢女到处给权贵演出，“打抽丰”博馈赠，连鲁迅后来都评价他“有帮闲之才，更有帮闲之志”。 他把“才”直接兑换成了“攀附”，把艺术变成了“帮闲”的手艺。这种人对“戏子”整体形象的杀伤力，比一百个安分唱戏的艺人加起来都大。 当然，光靠个人行为解释不了“下九流”这个制度性标签，真正把戏子摁死在底层的是法律。伶人入“贱籍”，不能参加科举，子孙也不能应试，不能与良民通婚，不能进祠堂、上族谱。 嘉庆年间，陕西有个唱戏的读书人，偷偷去考乡试，中了举人，结果落榜的纨绔子弟一告状，主考官为了保自己，直接把他斩了。 在这种结构下，戏子根本不被允许通过正途翻身，迎合权贵讨赏钱就几乎成了唯一的生存策略。而一旦有人靠这个策略爬上去，士大夫看到的恰恰是没底线。 所以古人对戏子的鄙视，真不是偏见。你不从事生产，你在人格上就依附于人；你依附于人，就容易没底线；你没底线，我就更有理由把你钉在下九流里。 朱熹的弟子当年给戏子扣了八顶大帽子，我们今天回看，不必替古人辩护，也不必拿今天的明星去反推古人愚蠢。 那些网红、明星为了流量，不同样攀附权贵、百般去讨好所谓的神豪大哥吗？ 时代变了，某些人的社会地位变了，可人的本性没有变，甚至更无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