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大家可能都在想，到底是誰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我也來説説我的看法。 法國足球巨星姆巴佩（Kylian Mbappé）最近惹惱了中共，原因很簡單，他說毛澤東是個獨裁者。北京立刻火冒三丈，指責他「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可是，毛澤東本來就是獨裁者，他的統治還造成數千萬中國人死亡。難道說出這個歷史事實，比毛澤東當年害死那麼多中國人，更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 這件事看起來荒唐，卻正好戳破了中共多年來慣用的一套政治把戲。只要有人批評共產黨，就說人家侮辱了中國；只要有人批評毛澤東，就說人家傷害了中國人民。毛澤東雖然已經死了半個世紀，但他留下的獨裁體制還在，中共對毛的政治遺產更是碰都不讓人碰。 「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這句話，大家應該早就聽膩了。美國總統見了達賴喇嘛，中國人民的感情受傷了。日本首相談到台灣，中國人民的感情又受傷了。外國政府批評中共迫害人權，中國人民的感情還是受傷了。 奇怪了，十四億中國人真的都這麼容易被傷感情嗎？更重要的是，誰問過他們？ 一個不讓人民自由選舉國家領導人、不准人民公開批評政府、連上網說幾句真心話都可能惹上麻煩的政權，居然一天到晚宣稱自己最了解全體中國人民的感情。這不是很可笑嗎？ 其實，這套說法已經用了幾十年。中國媒體研究計畫（China Media Project）發現，早在1959年，中共《人民日報》就在中印邊界爭端中拿「傷害中國人民感情」來指責印度。研究人員統計了1959年至2015年間《人民日報》的143個相關案例，發現中共用這句話罵得最多的是日本，其次是美國，而台灣和西藏問題也經常成為引爆點。 說穿了，只要有人碰到中共的政治利益，或者不接受它對歷史和領土的說法，中國人民的感情就會突然受到「嚴重傷害」。 最離譜的例子之一，就是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當年中共出動軍隊鎮壓屠殺要求民主改革的中國民眾，美國國會對這場血腥鎮壓提出譴責。結果北京竟然反過來指責美國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 這是什麼道理？殺害中國人民不算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譴責殺害中國人民的暴行，反倒成了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罪過？ 這就是中共這套說詞最荒謬、也最虛偽的地方。 毛澤東搞大躍進，造成一場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人為大饑荒，估計有三千萬到四千五百萬中國人因此喪命。接著又搞文化大革命，整個社會被折騰得天翻地覆。無數家庭被拆散，老師被學生批鬥，知識分子遭到迫害，寺廟古蹟被砸得亂七八糟。到了1989年，中共又在北京向自己的人民開槍。 中共治國無方，折騰有數。目前的中國，民不聊生，失業飛漲，就業艱難，人人思潤，萬衆躺平，遍地貪腐，無限監管，鎮壓空前。難道因此而受煎熬的億萬中國人民的痛苦就不算數？難道這些事情沒有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 可是，中共偏偏不准這些人公開訴說自己的苦難。誰想追究責任，誰就可能受到打壓；誰想紀念歷史，誰就可能被當成政治上的尋釁滋事的人物。 所以，中共口中的「中國人民的感情」，其實有一個很奇怪的規矩，只要是外國人讓中國人不高興，中共就要替大家出頭；但如果是共產黨自己傷害了中國人民，那就最好閉嘴，連提都不准提，因爲在中共眼中， 被肆虐幾十年的中國人民是沒有感情的。 姆巴佩事件就很能說明這種荒唐的地方。中國媒體忙著譴責他的所謂「辱華」言論，卻不敢清楚告訴中國民眾，他到底說了什麼。有些中國網民連事情的來龍去脈都不知道，就被要求跟著生氣。連別人講了什麼都不讓你知道，卻要你義憤填膺，這不是很滑稽嗎？ 這種憤怒，很多時候根本不是人民自己產生的，而是中共需要人民生氣的時候，才刻意製造出來的。這套把戲其實很好懂。對內，中共可以把老百姓對經濟、失業、貪腐和社會不公的不滿，轉移到外國人身上。對外，則可以利用龐大的中國市場，逼外國政府、企業、學校、運動員和演藝界人士乖乖接受中共的政治規矩。 2019年，美國職籃休士頓火箭隊總經理莫雷（Daryl Morey）發文支持香港示威者，北京馬上對NBA展開抵制。其他外國企業和名人，只要在台灣、西藏等問題上說了中共不愛聽的話，也可能遭到封殺。 北京的意思再明白不過，你在美國可以有言論自由，但如果想賺中國市場的錢，就得先學會看共產黨的臉色。這其實就是拿生意當武器，逼自由世界接受中共的言論審查。 但是，中共這種動不動就發火的習慣，也暴露出它內心深處的不安全感。 在台灣問題、美國軍事行動，以及其他國際爭端上，北京經常把話說得很重，動不動就警告對方要承擔「嚴重後果」。但很多時候，最後也只是雷聲大、雨點小。嘴巴上喊得震天響，真正能做、敢做的事情卻未必有那麼多。 中國當然是一個有實力的大國，這一點沒有人否認。但一個真正有自信的大國，何必整天為了外國人的一句話、一張地圖、一個玩笑，就氣得跳腳？ 一方面宣稱中國已經強大起來，正在實現偉大的民族復興；另一方面又把中國人民說得好像玻璃心一樣，動不動就被外國人傷害。這兩件事擺在一起，不覺得很矛盾嗎？ 說到底，中共真正害怕的，不是中國人民的感情受傷，而是有人不再把共產黨當成中國的唯一代表。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中共特別喜歡拿中國近代史上的屈辱做文章。 十九世紀以來，中國確實受到過列強侵略、不平等條約，以及日本軍國主義帶來的巨大災難。這些歷史都是真的，也值得中國人記住。但問題是，中共只准中國人記住外國人對中國造成的傷害，卻不准中國人自由討論共產黨自己造成的災難。 外國人一百多年前犯下的前科，北京可以沒完沒了地要求道歉；共產黨對中國人民造成比外國人所爲多出幾十倍的數千萬人死亡的歷史，卻連公開追究都不准。這根本不是尊重歷史。 只要國內經濟出了問題，社會矛盾增加，或者人民對政府不滿，北京就可以找個外國人來當出氣筒，然後把自己打扮成捍衛民族尊嚴的大英雄。這套政治操作最關鍵的一步，就是故意把共產黨和中國畫上等號。但中國就是中國，共產黨就是共產黨，兩者根本不是一回事。 對美國人來說，這件事其實有一個很直接的教訓，不要再為了行使自己的自由，而向獨裁者低頭道歉。北京沒有權力規定美國人能說什麼、大學能教什麼、企業能發表什麼，更沒有資格決定哪些歷史事實可以公開討論。 中共現在很聰明，它不需要在美國制定法律，只要拿中國市場當誘餌，就能讓不少美國機構自己替它執行言論審查。好萊塢為了中國票房修改劇本，大學怕惹北京不高興而迴避敏感議題，企業為了生意限制員工發言，體育聯盟更是動不動就為一句完全合法的政治言論公開道歉。 這才是美國人真正應該警惕的事情。一個外國獨裁政權，居然可以利用商業利益，讓自由社會的人自己放棄言論自由。這不是一般的外交摩擦，而是中共把自己的政治規矩一步步帶進美國社會。我們應該公開揭露中共的經濟脅迫，保護因為合法言論而遭到北京報復的美國人，並且清楚告訴北京，中國市場再大，也買不到替美國人制定言論規則的權力。 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看穿中共最大的政治謊言， 强調共產黨不等於中國，共產黨的利益也不等於中國人民的利益。 真正侮辱中國人民的，不是有人說毛澤東是獨裁者，而是一個造成數千萬中國人死亡、掩蓋歷史真相、剝奪人民基本自由的政黨，居然還厚著臉皮，自稱是中國人民感情的守護者。北京與其整天教訓全世界不要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不如先向中國人民交代，共產黨自己到底給他們造成了多少苦難。 說穿了，中共根本不是在保護中國人民的感情，而是在拿中國人民的感情當人質。真正傷害中國人民尊嚴的，不是外國人批評共產黨，而是共產黨自己。

川普、習近平與盛大排場下的戰略現實 余茂春（Miles Yu） 華盛頓時報，2026年9月29日 英文原文在此： 美中關係愈是變化，愈是原地踏步。 習近平此次訪問華盛頓，迎接他的是盛大的國事禮遇、川普總統的溢美之詞，以及「戰略穩定」的種種說法。然而，在這些外交排場之下，有一個冷峻的戰略現實始終沒有改變：美國與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依然是彼此強大的戰略對手，因為雙方對世界秩序的基本構想，從根本上就互不相容。 中共至今仍把美國的力量稱為「霸權主義」，認為美國注定在阻礙中國崛起，也阻礙北京建立其所追求的、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就在訪美前幾個星期，習近平本人還在使用這套語言。 與此同時，美國仍在西太平洋強化盟友體系、迅速提升軍事嚇阻能力與經濟安全措施，而其中相當一部分，正是為了制衡中國日益擴張的全球力量。就在習近平專機抵達安德魯斯聯合基地前幾天，美國司法部起訴華為為犯罪組織的案件也剛剛在紐約開庭。 所以，川普給予習近平的盛大歡迎，絕不能被誤讀為美國在戰略上對中國示弱。 星期三，習近平抵達安德魯斯聯合基地。美國國歌奏響之際，兩架B-1B戰略轟炸機從上空呼嘯而過。第二天在白宮，一架B-2「幽靈」隱形戰略轟炸機飛越上空，並由四架F-22「猛禽」戰鬥機伴飛。B-2正是美國打擊伊朗核設施時所使用的同型轟炸機。整場歡迎儀式共有近480名美軍官兵參加。 這當然是外交禮遇。但這也是一場以展示美國軍事、經濟與科技實力為背景的外交禮遇。 峰會期間文化上的象徵意味同樣耐人尋味。 白宮國宴演奏了《悲慘世界》的音樂。其中的〈你可聽見人民的歌聲？〉（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曾是2019至2020年的香港反抗中共爭取自由運動中的街頭戰歌進行曲。 席間還演奏了鄧麗君唱紅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鄧麗君從來不只是一位流行歌手。她的歌曲曾被中共斥為「精神污染」，卻從台灣透過電波傳向中國大陸。在冷戰年代，她的歌聲代表著另一個華人世界——一個不受北京共產黨統治的華人世界。她拒絕前往中共統治下的中國演出，也曾公開聲援1989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 在一場招待中共最高領導人的白宮國宴上，很難想像還有比這更具歷史反諷意味的音樂安排。 就連國事訪問期間演奏的《茉莉花》，也不是什麼「紅色歌曲」。它是一首流傳數百年的中國民間樂曲，其歷史遠早於中共政權；浦契尼 (Puccini)更曾把《茉莉花》的著名的旋律融入歌劇《杜蘭朵公主》（Turandot）。 這裏面的寓意十分重要：中國遠比中共古老，也遠比中共偉大。 這種象徵意義在美國國家檔案館繼續上演。 川普帶著一個列寧主義政黨的最高領導人，去觀看美國的《獨立宣言》、《憲法》和《權利法案》——這些文件代表的，恰恰是有限政府、個人自由與人民主權，是與列寧主義政治傳統截然不同的立國原則。 還有1951年的《舊金山和平條約》。 這是一份北京寧願世界以另一種方式記住的歷史文件。根據條約，日本放棄對台灣及澎湖列島的「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卻沒有在條約中把台灣主權移交給中國。 北京長期拒絕承認這項條約的合法性。無論人們如何看待台灣最終的法律地位，《舊金山和平條約》的存在至少說明一件事，即中共所堅稱的「中國對台灣擁有主權，是國際社會早已確定、毫無爭議的歷史事實」，並沒有那麼簡單。因爲事實並非如此。 台灣問題本身也呈現出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對比。 習近平要求川普超越美國歷來「不支持台灣獨立」的政策表述，進一步明確宣布「反對台灣獨立」。但川普對這兩個話題都拒絕公開宣布作出任何讓步。 雙方使用的語言，也形成鮮明對照。 習近平講的仍是那些熟悉的抽象口號和黨八股：和平共處，以及年復一年被重複使用的「合作共贏」。 華盛頓講的，卻愈來愈是數字、期限和具體落實的措施： 貿易休戰延長到2027年1月10日；中國每年至少購買170億美元美國農產品；恢復美國牛肉與家禽產品的市場准入；2027年和2028年各購買1,000萬公噸美國煤炭；雙方各有300億美元商品適用特定關稅安排；以及稀土和關鍵礦產必須有具體、可以驗證的交付。 但華盛頓必須牢記一點：承諾不是履約。北京先前作出的若干承諾至今仍未完全兌現，包括購買波音飛機與美國農產品。 因此，這次華盛頓峰會並沒有產生什麼宏大的戰略交易。兩位領導人基本上只是同意繼續談下去。 但這次峰會還有另一個重要訊息，而這個訊息是說給日本聽的。 美中關係固然佔據了外交舞台的中央，但川普同時也刻意強化美日條約同盟。 就在會見習近平的前一天，川普在聯合國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舉行了一場高度公開的會晤。雙方討論了中國、人工智慧、半導體、關鍵礦產、軍事嚇阻、「四方安全對話」（Quad），以及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 習近平剛剛啟程回國，前脚一走，高市早苗便直接從她口中的「親愛的唐納德」那裡，獲得了有關美中峰會的詳細說明。 這幅戰略圖景，習近平不可能看不懂：中國得到的是總統級的盛大排場；日本得到的，則是美國最重要的印太盟友地位，以及作為美國在亞洲維持力量與影響力之基石的戰略角色。 戰略穩定需要戰略耐心，也需要謀略。川普一生都在強硬討價還價的世界裡打滾——從紐約房地產，到賭場，再到娛樂產業。他很清楚，笑臉與實力從來不是互相矛盾的。 美國現在需要的，正是胡蘿蔔與大棒並用。 川普可以扮演外交上的「好警察」，保持最高領導人之間的直接溝通，並在中國作出可以衡量、可以驗證的實際履約時給予相應回報。 但他的政府裡也有馬可・魯比歐，司戈特・北森特和皮特・赫格塞斯這樣的内閣官員，可以在北京拒不履約時扮演更強硬的角色。 中國當然也有籌碼，尤其是在稀土和關鍵礦產方面。但依賴從來不是單向的，而且雙方的依賴並不對稱。 中國仍然高度依賴美國消費市場、先進科技、金融力量，以及一套由全球經濟網絡和盟友體系所構成、而美國至今仍擁有巨大影響力的國際體系。 華盛頓手中的籌碼，遠比那些習慣性悲觀的人所想像的更多。問題只在於美國願不願意使用這些籌碼？ 所以，這場峰會傳遞的訊息，不是美國開始對中國軟弱。也不是什麼「美中友誼」。它所展現的，是一種更微妙、也可能更有效的戰略，也就是： 對習近平微笑。帶他去看美國憲法。讓他聽鄧麗君，也讓他聽浦契尼。讓B-1B和B-2戰略轟炸機從他頭頂飛過。要求北京交出日期、數量和履約成果。然後，把大棒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

中共垮台之後：自由世界準備好了嗎？（簡體，繁體） 余茂春 (Miles Yu) 英文原文在此： 中國帶給世界最大的戰略挑戰，或許不是中國共產黨成功之後會發生什麼，而是它一旦突然失敗、垮台之後，世界將面臨什麼。 幾十年來，西方的對華政策幾乎完全建立在一個基本假設之上：中共將長期存在，成為國際政治中的永久因素。因此，我們研究如何遏制其軍事擴張、反制經濟脅迫、保護關鍵科技與供應鏈、保衛台灣，以及與北京爭奪全球影響力。 但我們很少認真思考另一種可能：如果中共不是逐漸衰落，而是突然垮台呢？ 這是一種危險的想像力缺失。 歷史一再證明，看似牢不可破的獨裁政權，往往會以驚人的速度突然消失。1989年，東歐六個共產政權在幾個月內相繼垮台。象徵冷戰分裂的柏林圍牆幾乎一夜之間倒下。兩年後，曾經不可一世的蘇聯也從世界版圖上消失。 正如哈德遜研究所《共產主義之後的中國：為後中共時代做好準備》（China after Communism: Preparing for a Post-CCP China）報告所指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歷經危機而存續至今，但世界上統治時間最長的共產黨專政政權，以及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突然崩潰，絕非不可想像。 而它的後果將遠遠超過中國本身。 中國擁有核武器、世界規模最大的常備軍之一、龐大的安全與情報機構、先進的生物實驗室、巨型國有企業、重要金融機構，以及深度嵌入全球經濟的供應鏈。一旦中央權力突然瓦解，軍事、金融、人道、政治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危機可能同時爆發。 誰來控制核武庫？誰指揮解放軍？武警、民兵、國家安全部以及龐大的國內監控機器由誰接管？誰確保危險生物設施的安全？誰防止地方軍事指揮官或安全首腦割據一方、演變成軍閥？ 人民幣怎麼辦？中國的銀行、國家債務、國有企業、外匯儲備以及數以兆美元計的國內資產又如何處置？ 政治問題更加棘手。 西藏、新疆會發生什麼——種族復仇，還是立即宣布獨立？香港何去何從？新政府如何處理台灣問題？近一億名中共黨員如何處置？從毛澤東到習近平時代留下的政治罪行——天安門鎮壓、宗教迫害、大規模監控、強迫勞動以及其他侵犯人權行為——如何調查和追究，同時又避免讓正義變成復仇？ 這些問題不能等到中共垮台之後才開始思考。到了那一天再準備，可能已經太晚。 20世紀政權轉型最重要的教訓，就是準備決定成敗。 波蘭進入1989年轉型時，已經具備俄羅斯後來明顯缺乏的一項條件：一個有組織、有能力成為替代性政治合法性中心的公民社會。團結工會經過多年努力，建立起知識分子、工人、經濟學家、律師、神職人員和政治活動人士組成的龐大網絡。 在共產政權真正倒下之前，與團結工會有關的經濟學家已經開始認真討論貨幣穩定、財產權、市場制度和經濟轉型。後來的巴爾采羅維奇改革雖然迅猛而痛苦，卻並非在政治真空中臨時拼湊，而是建立在有組織的反對力量、社會合法性以及相對清晰的制度方向之上。 捷克斯洛伐克也有「七七憲章」以及長期存在的異議人士網絡。他們多年來一直思考人權、政治責任、歷史真相以及政府統治的道德基礎。因此，當共產黨政權崩潰時，這些網絡立即為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和公民論壇提供人才、互信與政治合法性。 東德也是如此。當政權開始解體，反對派與正在瓦解的舊體制迅速成立「中央圓桌會議」，處理自由選舉、解散秘密警察、民主轉型甚至制定新憲法。1989年12月7日第一次會議召開時，便成立了起草新憲法的工作小組。 這些轉型並非沒有痛苦。真正的教訓是：成功的後極權重建，需要在舊制度倒塌之前，就準備好人才、制度、原則和方案。 俄羅斯展示的則是另一條道路。 蘇聯崩潰時，俄羅斯沒有成熟的民主制度設計，沒有足以承擔治理責任的獨立公民社會，也缺乏具有廣泛合法性的國有資產私有化制度與穩固的憲政共識。 結果，經濟改革與政治上的臨時應變糾纏在一起。國有財富迅速落入少數寡頭手中，國家制度持續弱化，最終又走向如今的民族主義威權統治。 普丁並沒有恢復蘇聯共產主義。他利用的是蘇聯共產主義垮台後留下的制度廢墟。 烏克蘭同樣繼承了腐敗網絡、寡頭政治和薄弱的國家制度，此後數十年一直艱難地試圖建立一個更加民主、更具問責性的國家。 這些經驗提醒我們一個最基本的事實：獨裁政權的死亡，並不等於民主制度的誕生。 中國一旦發生同樣的劇變，規模和後果都將大得多。 因此，哈德遜研究所的報告把「後中共時代」規劃視為一項戰略準備，而不是政治幻想。它提出的問題包括：如何確保危險設施和戰略武器安全、穩定金融體系、處理國有資產、重組解放軍與安全機構、保護弱勢群體、開放秘密警察檔案、建立真相與和解機制，最終啟動新的制憲進程。 美國在這方面既有特殊責任，也有特殊能力。 1945年之後，美國沒有在納粹德國和日本帝國戰敗後慶祝勝利，然後一走了之。美國與盟國以及德、日兩國人民一道，解除軍國主義體制，重建國家制度，恢復經濟，建立憲政政府，最終使兩個昔日的軍國主義獨裁國家成為繁榮的民主國家和美國最重要的盟友。 日本戰後的占領改革尤其明確地以非軍事化與民主化為目標，並協助建立延續至今的憲政秩序。 因此，美國現在就應該開始準備。 這不是要替中國決定未來，更不是要把一個美國設計的政府強加給中國人民。中國的未來，只能由中國人民自己決定。 但美國、日本、台灣、歐洲、澳洲、南韓、印度以及其他民主國家，都有重大的自身利益確保中共統治一旦崩潰，不會立即演變成內戰、核武擴散、金融崩盤、種族復仇，或者另一個獨裁政權的誕生。 華盛頓應建立一套常設的跨部門「後中共時代」應變規劃機制，並與盟國、中國民主人士、經濟學家、憲法學者、異議人士、宗教領袖、海外華人社群以及轉型正義專家共同思考各種可能情境。 必須預先準備的事項包括：確保核武器及其他戰略武器安全；維持基本公共服務；穩定金融市場；保護政府和秘密警察檔案；防止大規模報復；解散政治警察機構；使軍隊脫離共產黨控制；建立合法透明的國有資產私有化程序；追回被侵吞的公共財產；建立真相與和解機制；以及協助中國公民建立新的憲政秩序。 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國有資產問題。 俄羅斯的經驗證明，沒有民主合法性的私有化，很容易從「全民所有」變成「權貴所有」。 如果中國數以兆美元計的國家資產在政治真空中被黨政權貴、軍方將領、安全部門首腦或既得利益集團瓜分，一個新的寡頭體制可能在舊共產體制的廢墟上迅速形成。 那將不是自由中國的誕生，而只是另一種獨裁制度的開始。 因此，後中共規劃的目標絕不是設計一個「美國式中國」，而是盡可能為中國人民創造條件，讓他們自己建立一個自由、和平、實行法治與憲政的中國。 冷戰期間，西方花了40多年研究如何遏制和戰勝蘇聯共產主義，卻令人驚訝地很少認真準備：如果有一天共產主義真的垮台，第二天早晨該怎麼辦？ 我們當年的幸運，在於波蘭、捷克斯洛伐克以及中歐其他國家的人民，早已替自己做了大量準備。 下一次，我們不能再把歷史寄託於幸運。 中共可能還會統治幾十年，也可能像1989年的東歐共產政權一樣，以幾乎所有專家都來不及預測的速度突然瓦解。我們不知道那一天何時到來。但是歷史沒有給我們第二次措手不及的藉口。 為「共產主義之後的中國」做好準備，不是「政權更迭」政策，更不是鼓吹混亂。恰恰相反，它是為了防止一個獨裁政權的終結演變成更大的災難。 這是自由世界為21世紀最具重大後果的政治突發事件預先買下的一份戰略保險。 附：哈德遜研究所中國中心“后中共設計”報告全文在此自由下載： 简体中文版 中共垮台之后：自由世界准备好了吗？ 余茂春（Miles Yu） 英文原文在此： 中国带给世界最大的战略挑战，或许不是中国共产党成功之后会发生什么，而是它一旦突然失败、垮台之后，世界将面临什么。 几十年来，西方的对华政策几乎完全建立在一个基本假设之上：中共将长期存在，成为国际政治中的永久因素。因此，我们研究如何遏制其军事扩张、反制经济胁迫、保护关键科技与供应链、保卫台湾，以及与北京争夺全球影响力。 但我们很少认真思考另一种可能：如果中共不是逐渐衰落，而是突然垮台呢？ 这是一种危险的想象力缺失。 历史一再证明，看似牢不可破的独裁政权，往往会以惊人的速度突然消失。1989年，东欧六个共产政权在几个月内相继垮台。象征冷战分裂的柏林围墙几乎一夜之间倒下。两年后，曾经不可一世的苏联也从世界版图上消失。 正如哈德逊研究所《共产主义之后的中国：为后中共时代做好准备》（China after Communism: Preparing for a Post-CCP China）报告所指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历经危机而存续至今，但世界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共产党专政政权，以及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突然崩溃，绝非不可想象。 而它的后果将远远超过中国本身。 中国拥有核武器、世界规模最大的常备军之一、庞大的安全与情报机构、先进的生物实验室、巨型国有企业、重要金融机构，以及深度嵌入全球经济的供应链。一旦中央权力突然瓦解，军事、金融、人道、政治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危机可能同时爆发。 谁來控制核武库？谁指挥解放军？武警、民兵、国家安全部以及庞大的国内监控机器由谁接管？谁确保危险生物设施的安全？谁防止地方军事指挥官或安全首脑割据一方、演变成军阀？ 人民币怎么办？中国的银行、国家债务、国有企业、外汇储备以及数以兆美元计的国内资产又如何处置？ 政治问题更加棘手。 西藏、新疆会发生什么——种族复仇，还是立即宣布独立？香港何去何从？新政府如何处理台湾问题？近一亿名中共党员如何处置？从毛泽东到习近平时代留下的政治罪行——天安门镇压、宗教迫害、大规模监控、强迫劳动以及其他侵犯人权行为——如何调查和追究，同时又避免让正义变成复仇？ 这些问题不能等到中共垮台之后才开始思考。到了那一天再准备，可能已经太晚。 20世纪政权转型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准备决定成败。 波兰进入1989年转型时，已经具备俄罗斯后来明显缺乏的一项条件：一个有组织、有能力成为替代性政治合法性中心的公民社会。团结工会经过多年努力，建立起知识分子、工人、经济学家、律师、神职人员和政治活动人士组成的庞大网络。 在共产政权真正倒下之前，与团结工会有关的经济学家已经开始认真讨论货币稳定、财产权、市场制度和经济转型。后来的巴尔采罗维奇改革虽然迅猛而痛苦，却并非在政治真空中临时拼凑，而是建立在有组织的反对力量、社会合法性以及相对清晰的制度方向之上。 捷克斯洛伐克也有“七七宪章”以及长期存在的异议人士网络。他们多年来一直思考人权、政治责任、历史真相以及政府统治的道德基础。因此，当共产党政权崩溃时，这些网络立即为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和公民论坛提供人才、互信与政治合法性。 东德也是如此。当政权开始解体，反对派与正在瓦解的旧体制迅速成立“中央圆桌会议”，处理自由选举、解散秘密警察、民主转型甚至制定新宪法。1989年12月7日第一次会议召开时，便成立了起草新宪法的工作小组。 这些转型并非没有痛苦。真正的教训是：成功的后极权重建，需要在旧制度倒塌之前，就准备好人才、制度、原则和方案。 俄罗斯展示的则是另一条道路。 苏联崩溃时，俄罗斯没有成熟的民主制度设计，没有足以承担治理责任的独立公民社会，也缺乏具有广泛合法性的国有资产私有化制度与稳固的宪政共识。 结果，经济改革与政治上的临时应变纠缠在一起。国有财富迅速落入少数寡头手中，国家制度持续弱化，最终又走向如今的民族主义威权统治。 普京并没有恢复苏联共产主义。他利用的是苏联共产主义垮台后留下的制度废墟。 乌克兰同样继承了腐败网络、寡头政治和薄弱的国家制度，此后数十年一直艰难地试图建立一个更加民主、更具问责性的国家。 这些经验提醒我们一个最基本的事实：独裁政权的死亡，并不等于民主制度的诞生。 中国一旦发生同样的剧变，规模和后果都将大得多。 因此，哈德逊研究所的报告把“后中共时代”规划视为一项战略准备，而不是政治幻想。它提出的问题包括：如何确保危险设施和战略武器安全、稳定金融体系、处理国有资产、重组解放军与安全机构、保护弱势群体、开放秘密警察档案、建立真相与和解机制，最终启动新的制宪进程。 美国在这方面既有特殊责任，也有特殊能力。 1945年之后，美国没有在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战败后庆祝胜利，然后一走了之。美国与盟国以及德、日两国人民一道，解除军国主义体制，重建国家制度，恢复经济，建立宪政政府，最终使两个昔日的军国主义独裁国家成为繁荣的民主国家和美国最重要的盟友。 日本战后的占领改革尤其明确地以非军事化与民主化为目标，并协助建立延续至今的宪政秩序。 因此，美国现在就应该开始准备。 这不是要替中国决定未来，更不是要把一个美国设计的政府强加给中国人民。中国的未来，只能由中国人民自己决定。 但美国、日本、台湾、欧洲、澳洲、韩国、印度以及其他民主国家，都有重大的自身利益确保中共统治一旦崩溃，不会立即演变成内战、核武扩散、金融崩盘、种族复仇，或者另一个独裁政权的诞生。 华盛顿应建立一套常设的跨部门“后中共时代”应变规划机制，并与盟国、中国民主人士、经济学家、宪法学者、异议人士、宗教领袖、海外华人社群以及转型正义专家共同思考各种可能情境。 必须预先准备的事项包括：确保核武器及其他战略武器安全；维持基本公共服务；稳定金融市场；保护政府和秘密警察档案；防止大规模报复；解散政治警察机构；使军队脱离共产党控制；建立合法透明的国有资产私有化程序；追回被侵吞的公共财产；建立真相与和解机制；以及协助中国公民建立新的宪政秩序。 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国有资产问题。 俄罗斯的经验证明，没有民主合法性的私有化，很容易从“全民所有”变成“权贵所有”。 如果中国数以兆美元计的国家资产在政治真空中被党政权贵、军方将领、安全部门首脑或既得利益集团瓜分，一个新的寡头体制可能在旧共产体制的废墟上迅速形成。 那将不是自由中国的诞生，而只是另一种独裁制度的开始。 因此，后中共规划的目标绝不是设计一个“美国式中国”，而是尽可能为中国人民创造条件，让他们自己建立一个自由、和平、实行法治与宪政的中国。 冷战期间，西方花了40多年研究如何遏制和战胜苏联共产主义，却令人惊讶地很少认真准备：如果有一天共产主义真的垮台，第二天早晨该怎么办？ 我们当年的幸运，在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以及中欧其他国家的人民，早已替自己做了大量准备。 下一次，我们不能再把历史寄托于幸运。 中共可能还会统治几十年，也可能像1989年的东欧共产政权一样，以几乎所有专家都来不及预测的速度突然瓦解。我们不知道那一天何时到来。但是历史没有给我们第二次措手不及的借口。 为“共产主义之后的中国”做好准备，不是“政权更迭”政策，更不是鼓吹混乱。恰恰相反，它是为了防止一个独裁政权的终结演变成更大的灾难。 这是自由世界为21世纪最具重大后果的政治突发事件预先买下的一份战略保险。 附：哈德遜研究所中國中心“后中共設計”報告全文在此自由下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