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妖酱】王朔为何骂白岩松是“肉喇叭”？ 把他2012年和2015年谈延迟退休的两期节目放在一起，答案就在他自己的话里。 1993年，崔永元一通电话，把白岩松带进了《东方时空》。那几年，央视记者敢拿着话筒追问地方官，普通人也能坐进演播室说自己的委屈。白岩松就是在这段被称为央视新闻“小阳春”的时期，赢得了观众的信任。 后来，监督空间不断收紧。2013年，崔永元离开央视，白岩松留下。他看重央视的覆盖率和话语权，也亲口说过，名誉和物质上该得到的，自己都得到了。 留下以后，这只话筒怎样被使用，延迟退休就是最清楚的例子。 2012年，白岩松还会替劳动者问：年轻人会不会更难就业？体力劳动者撑不撑得住？多交几年、少领几年，是不是削弱了养老待遇？政府是不是想把自己的养老金难题推给老百姓？ 嘉宾唐钧提醒，养老不能只算几个人养一个人，还得看社会创造了多少财富，以及财富怎样分配。白岩松当场表示认同。他也知道，办公室职员和体力劳动者，对延迟退休的感受完全不同。 2013年，延迟退休写进中央决定。到了2015年，同一个白岩松开始告诉观众：个人虽然要牺牲一些，但整个社会会受益。他还笑着对欧阳夏丹说：“我也跑不了了。” 可主持人在演播室里多说几年话，和五十多岁的机械厂工人继续三班倒、爬高作业，付出的是同一种代价吗？一句大家都跑不了，就把这些差别抹掉了。 随后，他用“1.3个人养一个”的预测，解释延迟退休为什么不得已、利大于弊。三年前还认同的财富分配、政府责任，退到了画面外。 同一场人社部记者会明明还提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累计结余超过三万亿元，政府也可以增加财政投入、推动全国统筹。白岩松没有把这些办法摆出来，让观众比较谁该先承担代价。他留下的结论是：大家得接受。 这就是这张嘴的用处。他先承认百姓会吃亏，让你觉得他理解你；接着把政策讲成没有其他选择，劝你为了大局忍下去。 2020年，一个学生问，为什么自己对国家前途乐观，对个人前途却悲观。白岩松听懂了，也承认国家发展未必让每个人受益。可到了给办法的时候，他让学生把自己变得更好，又把问题改成低房价、随便找工作、没有压力、追女孩就答应，最后补上一句“不会吧”。 学生担心自己的未来，却被他说成了什么都想白拿的人。 2022年，他谈消费，拿居民存款增加十万亿元说明“大层面不缺钱”。存款总数增加，怎么能证明没钱的家庭也有了闲钱？谁的钱增加了、低收入者能分到多少，才是该追问的问题。 同年10月，他采访梁万年，动态清零的尖锐问题问了一串，答案却只由一位替政策辩护的专家给出。贵阳转运大巴事故中死去的27个人，没有成为追问责任的起点；承担封控代价的人，也没有一个坐到镜头前。 观众看见问题都问了，便容易相信政策已经经受过充分争论。可谁能回答、谁能反驳，央视早就选好了。 2023年12月29日，他又在促消费的节目里说：“有钱，他也不敢花、不愿意花。”这句话前面，他明明已经替观众说了：“我没钱，你得让我钱多一点，我才能消费。” 这就更该往下问：谁来让居民的钱多一点？政府准备拿出多少？先给哪些人？可节目请来的是解释政策的专家，没有负责财政和分配的官员出来承诺。 几天后，2024年1月3日，嘉宾王一鸣把办法说得更直接：政府少拿一点，让居民多分一点，低收入者再多分一点，还可以直接发补贴。白岩松也问，眼前有没有能很快得到的实惠。 可王一鸣一转向“做大蛋糕”，说“满意的收入也是干出来的”，白岩松就接过“撸起袖子加油干”。政府少拿多少、补贴什么时候发，没有再被追问。节目最后，又变成老百姓继续努力，等经济这条“大河”的水涨起来。 他知道百姓缺钱，甚至会把补贴问出来。可到了要政府掏钱的时候，他又把要求转回百姓：继续干，恢复信心，把钱花出去。 白岩松曾在2023年的采访中承认，主持词几乎都由自己写，不对的、错的都可以骂他。 既然话是他自己写的，选择也是他自己作出的，就该由他承担责任。他把早年赢得的观众信任，拿去帮权力说服观众：政府的责任可以先放一放，你得继续努力、继续忍耐、继续等。 这就是白岩松的恶。 节目链接：

【妖妖酱】孙雯案流审，定罪中共代理人多难？ 在美国，给一个被控替外国政府办事的人定罪，到底有多难？ 孙雯案的十九项指控，没有一项得到陪审团一致裁决。近一个月的审判，近50名证人，大量邮件、短信和政府文件，最后仍然流审。 看过检方展示的往来记录，就能理解这场审判为什么值得仔细复盘：许多行为已经摆到了法庭上，控辩双方却能给出截然不同的解释。 2019年，台湾方面邀请纽约州长科莫参加蔡英文在纽约的宴会。孙雯几分钟内就把邮件转给中国领事官员，并告诉对方：“我已经挡下来了。” 后来，台湾官员希望到州长办公室拜访。孙雯先向中国官员说明自己的处理意见，再询问中方是否同意。 检方认为，这些记录显示她把中国官员当成需要请示、交差的对象。辩方却说，同领事馆沟通属于她的外联工作，避免台湾会面也可能出于州政府自己的考虑；她向中方邀功，不能直接证明中方事先提出了要求。 定罪的第一道难关就在这里：检方要证明她是在中方的命令、请求、指挥或控制下采取行动。行为有利于北京，只完成了其中一部分证明。 2020年3月，纽约州政府举行内部线上会议。检方指控，孙雯用手机接通一名中国领事官员，让他旁听，还提醒他：“别出声。” 会议约32分钟，通话约36分钟。会后，对方评价“非常有用”。 这组证据很有冲击力，但辩方仍然追问：是谁提出旁听要求？谁安排了这件事？孙雯违规让人听会，怎样进一步证明她与中方存在代理关系？ 2020年7月，FBI向孙雯介绍过《外国代理人登记法》，也提醒过代表中国政府行动却不登记的法律风险。 到了2021年，她仍然向中国领事官员询问，希望副州长霍楚在春节视频里讲哪些话题，并表示可以确保加入讲话。州府有人主张提及维吾尔人的处境，她又明确反对。 检方据此强调，她接受过法律提醒，仍然替中方影响美国官员的公开讲话。辩方则把两件事拆开：知道这部法律存在，与知道自己的工作需要登记，是两回事。孙雯可能一直认为自己处理的是州政府公务。 这又给“故意违反登记要求”的证明留下了争议空间。 四次送到家里的盐水鸭，加上门票、接待和丈夫的商业机会，让检方得以描绘双方长期而亲密的关系。辩方却可以逐件解释：食物是礼物，会面是招商，商业机会也未必与某项公务存在交换。 法律不要求一纸代理合同，间接证据也可以用于定罪。难处在于，检方必须把这些往来连成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链，让陪审员确信必要的法律要件都已得到证明。 而且，同一项指控要形成有罪裁决，十二名陪审员必须全部同意。检察官认为证据充分，或者多数陪审员认为有罪，都不能代替一致裁决。 孙雯案流审不等于无罪，但它意味着检方还得重新准备证人、证据和审判。美国要继续付出时间、司法资源和纳税人的钱。 这正是中共这种关系渗透占便宜的地方。政治要求夹在工作联络里，利益分散在接待、门票、食物和商业机会里，每一件都能被解释成人情。美国检方却必须把它们还原成经得起质证的完整证据。 法治的程序必须守住。但也必须看清：中共经营这些关系的成本，与美国调查、起诉、审判、重审的成本，远远不对等。 孙雯案最刺痛人的地方，就是这些往来已经被公开，刑事定罪仍然如此艰难。 节目链接：

【妖妖酱】张婉莹案：欢迎习近平访美的人危险了 张婉莹案最值得海外“爱国群众”读懂的，不是她有没有偷到美国机密，而是美国检方为什么可以抓她。 检方指控她违反美国法典第十八编第951条。这个罪名不要求她潜入军事基地，不要求她窃取国家机密，甚至不要求她是职业间谍。 检方要证明的核心很简单：她同意接受外国政府或者外国官员的指挥，在美国替对方办事，却没有依法申报外国政府代理人身份。 按照法院文件的说法，中国官员让张婉莹去西雅图盯梢赖清德的儿子。她就坐飞机、租车、蹲守住宅，拍摄房屋和家人，记录汽车牌照，再把消息、照片和视频交回去。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那些在习近平访美期间负责拍摄抗议者的亲中人士，现在也危险了。 妖妖酱这次在华盛顿报道抗议习近平访美，现场有不少欢迎习近平的人，把手机镜头对准抗议者的脸，近距离拍摄。妖妖酱本人也遭到这种拍摄和威胁。 单纯站在路边欢迎习近平，当然不是犯罪。真正危险的是手机背后的指挥关系。 如果有人接受中国使领馆官员，或者替中国官员传达任务的侨领指挥，按照指定的时间和地点集结，领取旗帜、交通、餐食或者补贴；同时又被要求拍摄抗议者的脸、车牌和活动情况，最后把照片、视频或者名单交回去，那么这套行为与张婉莹案的法律结构就没有本质区别： 都是接受外国政府官员指挥，在美国替外国政府执行任务，却没有依法申报身份。 这不是妖妖酱凭空吓唬人。美国司法部已经办过一个几乎可以对照着看的案子。 2023年蔡英文访问南加州时，亲中政治活动人士孙耀宁向中国驻洛杉矶领事官员实时报告蔡英文的动向。他还拍摄现场支持和反对蔡英文的人，再把照片传给这名中国官员。 除此之外，他还接受中国官员指令，在美国传播亲中共宣传，并曾向中国政府申请八万美元，准备在华盛顿组织亲中共示威。 孙耀宁后来承认，自己在美国充当中国政府的非法代理人。2026年2月，美国联邦法院判了他四年监禁。 所以，拍摄抗议者并把照片交给中国领事馆，不是一种抽象的法律风险。已经有人因此坐牢。 张婉莹案又把这条边界画得更清楚：你是不是美国公民，不是护身符；你拿了多少钱，也不是关键。检方首先会查，是谁给你下了指令，你替谁完成任务，拍到的资料最后交给了谁。 聊天群里的通知、侨团负责人的安排、车辆和餐费记录、八十美元补贴、手机照片的拍摄时间、照片转给了哪个微信账号，都可能成为证据。 你在现场举着手机拍别人，FBI调查的却可能是：谁让你拍的？ 那些负责下指令的中国官员，出了事可以躲在使领馆里；组织活动的侨领，可以说自己只是联络同乡；最后留下姓名、转账、聊天和手机记录的，往往是拿着旗子站在街头的人。 张婉莹已经被铐进了美国法院。介绍任务的老同学和杭州学长，姓名仍然被遮在法院文件里。 所以下次再有人叫你去欢迎习近平，许诺一天八十美元，再送一个盒饭、一面红旗，先问清楚：谁在组织？谁在付钱？为什么要拍抗议者？照片最后交给谁？ 如果答案指向中国政府官员，你换来的可能不是一张“爱国证明”，而是一项最高可判十年的联邦刑事指控。 别为了八十美元和一份盒饭，让自己做十年的牢！ ▶️完整节目：

【妖妖醬】陈佩斯封杀央视20年 （不喜欢看长文的朋友，请点击文末的链接） 一个演员怎样让最大的平台失去支配他的资格！ 1999年，陈佩斯在市场上看到一套自己的小品光盘。里面收录了《吃面条》《主角与配角》《警察与小偷》等八个节目，封面印着他和朱时茂，两个创作者事先却完全不知情。 出版发行方，是央视全额投资的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卖的是央视春晚的节目，用的是央视录制的画面。对方认定，节目既然在央视演过，央视体系就有权拿去出版。至于演员怎样创作、排练了多久，似乎都不重要。 陈佩斯和朱时茂决定起诉。 2000年12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电视总公司侵权，要求停止发行、登报道歉，并赔偿两人33万3293元。对方上诉后又撤诉，判决在2001年正式生效。 法律讲的是版权，央视内部有人讲的却是“恩情”：演员靠春晚出了名，如今反过来告央视，似乎不讲情理。 这正是陈佩斯与央视冲突的根子。央视把一个正常的合作机会说成恩赐，再拿这份恩赐要求演员服从。节目怎样改，央视决定；作品怎样卖，央视决定；演员即使不满意，也应该记住是谁让你红的。 陈佩斯不认这笔账。他说，对方可以随便对他说“No”，他也要对对方说一次“No”。 代价很快来了。央视不再邀请，春晚舞台消失，他自己的电影公司又背着大约两百万元债务。网上后来编出一个励志故事，说他靠种石榴赚了三十万元，再拿这笔钱东山再起。陈佩斯自己说，这个故事大部分是假的。 真正救了他的，是剧场。 2001年，他拿出约一百二十万元制作话剧《托儿》。首演时，他紧张得差点忘词，演完只给自己打五十分。观众却愿意买票。《托儿》第一轮演到三十多场就收回投资，后来巡演一百多场，累计票房约四千万元。到2004年前后，三部话剧已经走过四十多个城市，累计票房超过六千万元。 这一次，没有春晚导演决定他能不能上，也没有影院把七场放映报成三场。观众买票，他就演；观众不买票，他就回去改戏。他用最慢的办法，一个城市接一个城市，把自己从央视手里赎了回来。 此后，央视的邀请重新来了。2008年，朱时茂说，官司后的十年里春晚邀请过他们几次。2012年，陈佩斯说春晚剧组请他参加筹备会，他因为话剧工作太忙，没有去。2015年，他执导的电视剧在央视一套播出；2021年，他又以导师身份出现在央视综艺节目中。 央视还是那个央视，双方的关系却已经变了。过去，陈佩斯要用半年时间等待央视决定除夕夜能不能给他十五分钟；后来，央视发来邀请，他要先看看自己的话剧排到了哪一天。 《戏台》里，军阀不懂京剧，却能拿枪逼戏班换掉真正的名角，还让楚霸王穿上一件太监的红袍。戏台没有拆，锣鼓照样响，可真假和尊严都被权力改了。 陈佩斯愿意合作，也会报批，但他不肯穿上那件衣服。央视给过他名声，他承认；央视想用这份名声换取一辈子的服从，他拒绝。 央视可以不给他舞台，他也可以不再把央视当作饭碗。等央视重新敲门，什么时候开门，已经由陈佩斯决定。 这才叫——陈佩斯封杀了央视。 【视频链接】：

【妖妖酱】蔡康永，到底惹了什么事？ 蔡康永去听沈伯洋的一场台北市长竞选集会，没有上台发言，也没公开说支持谁，大陆商家却连夜切割。第二天，替他说话的除了沈伯洋，还有沈伯洋的竞争对手蒋万安。围攻一个主持人，把两个对手推到了一起。 2016年，16岁的周子瑜因为拿了一面中华民国国旗，被举报“台独”，最后拿着稿子出镜道歉。大陆围攻者看见的是：闹大了就能逼人低头。台湾人看见的却是：一个未成年女孩被羞辱。连国民党都公开谴责黄安和经纪公司的处理。 2021年，小S替台湾奥运选手加油，叫了一声“国手”，一天之内，四家大陆品牌解除代言。负责对台广播、具有军方背景的海峡之声出来降温，说这个用词在台湾很正常，与台独没有必然关系，提醒网民别“好心办坏事”。 可品牌已经切割，还有人继续要求小S去别的平台表态。同年，张钧甯的旧论文，也因为“我国”和中华民国纪年，被翻出来当成政治罪证。 国台办后来又把责任推给台湾政治势力，说有人挑拨两岸对立。审查标准是你教的，网民照着做，出了事又怪台湾人在挑拨。贼喊捉贼。 到了2024年，央视发布统一海报，网民查名单，点名谁没转发。国台办还在发布会上肯定近百位台湾艺人的表态。2025年，“台湾必归”海报又让艺人交了一轮作业。 官方把这些表态当作政治成果展示，就是在奖励检查者：你们盯得好，党喜欢。网民学会了找艺人的合作方施压，商家也学会了抢先切割自保。 而沈伯洋，早已被北京列入所谓“台独顽固分子”清单，父亲负责的公司受到惩戒，重庆警方还对他立案。北京亲手把这个名字的敏感程度拉满，蔡康永一坐进他的活动，围攻者就替他定好了立场。 零跑汽车下架合作内容，还宣布加强合作方的背景与立场审核。蔡康永还没采访市长候选人，汽车厂商已经先审了他的政治立场。 蒋万安却呼吁中国尊重台湾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还邀请蔡康永来自己的活动。因为他要的是台北选民的票，北京的满意替代不了选民的认可。 这就是在给沈伯洋助选。他长期讲的中共政治压力，被大陆网民和商家亲手演给了台湾人看，连亲中的竞争对手都要站出来拒绝干预。 按中共自己的利益，这件事本该低调处理。宣传部门不会算不明白这笔账。但它这些年把反台独的架势拉得太满，网民看见标签就要求惩罚，商家抢着自保。现在谁出来劝一句，又可能被骂成对台独太软弱。 中共平时不断奖励围攻，今天想收回情绪，哪有这么方便。养蛊反噬，活该。谁让它平时就靠这套东西煽动仇恨、欺负艺人，现在坏了自己的事，没什么可喊冤的。 【节目链接】：

【妖妖酱】国师张艺谋，到底坏在哪儿？ （不愿意看长文，请点击下面视频链接） 张艺谋最早学会的，不是怎样当导演，而是怎样让自己对权力有用。 文革时期，他的父亲被定为“反革命”，大伯去了台湾，二伯又被指为潜伏特务。这样的家庭出身，让十几岁的张艺谋很早就明白：政治决定一个人能不能安全活下去。 为了证明自己可靠，他学写大字报，学画毛主席像。别人把毛泽东画得红，他就画得更红；别人画得大，他就画得更大。张艺谋后来把这段经历总结为“让自己迅速工具化”。 这句话其实解释了他后来的大半生：先弄清楚权威需要什么，再用自己的手艺，把它做得更大、更红、更漂亮。 1978年，二十八岁的张艺谋被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破格录取。他学到的，是光线、色彩、构图和景别，不是文学、历史和政治思想。 幸运的是，八十年代的中国不缺好文学。 1987年，他拍《红高粱》，故事来自莫言。小说里的生命力、野性和“无法无天”，莫言已经写好了。张艺谋抓住红高粱、红轿子、烈酒和红太阳，把它们变成扑面而来的视觉冲击。 1988年，《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张艺谋一举成为国际名导。 此后的《菊豆》改编自刘恒，《大红灯笼高高挂》改编自苏童，《秋菊打官司》来自陈源斌和刘恒，《活着》则来自余华和芦苇。 莫言给他生命力，刘恒给他宗法悲剧，苏童给他女性困境，余华给他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政治命运。巩俐再把九儿、菊豆、颂莲、秋菊和家珍演成活生生的人。 张艺谋负责什么？ 负责把欲望放进染坊，把父权变成灯笼，把政治运动装进皮影箱，再用红色、黄色、深宅和俯拍镜头，让观众永远记住这些画面。 他的手艺当然厉害。但作品为什么有力量，人为什么受苦，制度怎样伤人，这些最重要的东西，大多是作家先写好的。 张艺谋自己也承认，文学是电影的“母体”，导演是影像“工匠”。1994年，他甚至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文学驮着电影走》。 说得很准确。那时的张艺谋坐在文学背上，获得了“大师”的名声。 1994年的《活着》，把这种合作推到了顶点。 凤霞生产时大出血，有经验的医生都被红卫兵关了起来。好不容易找来一位老教授，他却因为长期挨饿昏了过去。凤霞就这样死在产床上。 电影把文革怎样毁掉普通人的生活拍得明明白白，走向了全世界，却唯独不能在中国大陆公映。 但从九十年代末开始，张艺谋换了甲方。 1998年，他开始筹备《英雄》。李安的《卧虎藏龙》成功以后，他曾担心别人说自己跟风。可他很快想通了：“世俗的问题就世俗解答吧。” 制片人江志强加入，李连杰来了，张曼玉和梁朝伟也来了。明星越多，预算越大；预算越大，电影就越要考虑海外发行。资本不只负责出钱，也开始决定需要什么演员、什么类型和什么故事。 2002年，《英雄》在人民大会堂首映。 电影最后让无名放弃刺秦，用自己的死替秦王的“天下”作了背书。张艺谋后来承认，原本还有一个结尾：无名死后，八百名大臣集体向秦王道贺，提醒观众，这场壮烈牺牲也许从头到尾都在君王的算计之中。 这个镜头最后没有拍。 张艺谋说，当时自己“满脑子都是英雄”，容不下另一个想法。 于是，八百名大臣齐声喊杀的场面留下了，能够让观众怀疑君王的部分被导演亲手删掉了。电影的气势完整了，强权也终于没有杂音了。 《英雄》票房超过两亿元，成为中国商业大片的标志。张艺谋发现，同一套色彩、构图和人海调度，不只可以为文学服务，还能卖明星、卖票房、卖民族主义。 到了《十面埋伏》和《满城尽带黄金甲》，竹林、花海、金甲和菊花越来越壮观，人物却越来越像推着颜色走的道具。 文学做甲方时，他替人物穿衣服；资本做甲方以后，人物也成了衣服上的花纹。 与此同时，张艺谋又把自己的名字做成了一门生意。 《印象·刘三姐》从1998年开始筹备，2004年正式公演。两公里漓江水面成为舞台，十二座山峰成为背景，几百名当地演员和渔民每天演出。 张艺谋自己说，地方首先考虑的是生意，是想“利用我的这个招牌”带动旅游。他不必长期守在阳朔，主要负责开会、确定方向和提供品牌。地方政府出山水和资源，投资人出钱，当地演员长期表演，海报上最大的名字仍然是张艺谋。 到了2016年，一家上市公司用十九亿元收购观印象全部股权。交易材料显示，张艺谋通过持股平台间接拥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权益。 “张艺谋作品”从艺术署名变成了商业标签。名声负责立项，山水负责搭台，群众负责流汗，资本负责收钱。 但资本还不是他最大的甲方。 2001年，北京申办奥运，张艺谋担任申奥宣传片总导演。北京市长刘淇觉得宣传片不够“来劲”，张艺谋马上加入威风锣鼓。为了拍摄几秒钟的大场面，原定一个月后举行的大运会彩排被提前，上万人在高温中完成了两次没有观众的完整彩排。 申奥成功以后，张艺谋主动表示，希望自己成为开、闭幕式总导演。哪怕几年不拍电影，他也愿意。 所以，不能把他写成一个被政治抓去干活的艺术家。这个位置是他主动争取的，因为他很清楚：奥运背后有整个国家机器，有任何电影都无法提供的钱、人、场地、传播和权力。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前，三位政治局常委和三十多位正副部长到鸟巢审看节目。张艺谋坐在后面，一边听，一边记录意见。 后来领导告诉他，不用把所有意见都照搬。张艺谋对此十分感动，说“这次还真是很民主”。 三位常委、三十多位部长一起审看节目、提出意见，然后允许导演保留一点专业判断，在张艺谋看来，这已经叫民主了。 他对权力的要求不但理解，而且理解得十分体贴。 《击缶而歌》的战士要完成一千多个动作，包括三百次跪地和二百四十次下蹲。脚放在哪里，头抬到什么角度，马步扎多高，都要用定位点和拉线反复校准。 “活字印刷”节目里，八百九十七名战士钻进狭窄的字模，在北京盛夏里弯腰等待六七个小时。因为不能随便出来上厕所，他们穿着尿不湿上场。 全世界看到的是汉字整齐起伏，没有人看见字模里那些长时间弯着腰的人。 《歌唱祖国》则把两个孩子拆成了两件工具：林妙可负责形象，杨沛宜负责声音。一位政治局领导认为声音“必须换”，导演组便留下林妙可的脸，换上杨沛宜的录音，再用“国家利益”来解释。 一个孩子出脸，一个孩子出声；权力提出要求，导演完成技术处理。国家形象完美了，两个孩子的真实感受并不重要。 这正是张艺谋最擅长的工作：把一个个具体的人变成可以调度的部件，再把服从、整齐和牺牲拍得壮美。 法西斯美学不只是人多、场面大，而是所有人的身体都要服从同一个中心。个人消失得越彻底，整体看起来越强大。 中共提供军队、群众、场地和政治任务，张艺谋负责把这种支配关系拍成令人热血沸腾的“中国奇迹”。 奥运以后，“国师”的位置坐稳了。 2009年，他为铁道部拍摄《中国铁路》宣传片。铁道部要求塞进大量信息，最后成片连张艺谋自己都不满意。但不满意没有妨碍他交片，也没有妨碍他拿走二百五十万元税后酬劳。 甲方决定说什么，他负责尽量拍得好看。作品好不好，他可以抱怨；钱和署名，照收不误。 2013年，张艺谋的超生事件曝光。他承认与陈婷育有三个孩子，为了隐藏孩子父亲的身份，一家人出门时，他和孩子甚至要隔开两百多米。 计划生育是国家对私人生活的粗暴干预。张艺谋想多生孩子，本身不是罪过。 问题在于，他有名、有钱，也能接近最高权力，却从未公开反对这项伤害过无数家庭的政策。他选择秘密绕开规定，让妻子和孩子承担隐瞒的代价。 面对权力对自己生活的干涉，他躲；权力要办奥运、国庆和红色庆典，他却主动站到最前面。 反对政策有风险，替政权办盛典有荣誉。张艺谋每次都选得十分准确。 2014年，他拍摄《归来》。 原著《陆犯焉识》最沉重的部分，是劳改和政治改造。张艺谋说，这部分“拍轻了没意思，拍深了恐怕也拍不了”，于是干脆不拍，只拍政治运动结束后，一个失忆的妻子和一个无法相认的丈夫。 观众可以为冯婉瑜流泪，却看不见是谁把陆焉识送去劳改，又是谁毁掉了这个家庭。 苦难保留了，制造苦难的制度被拿走了。眼泪很安全，追问则太危险。 《归来》不是张艺谋重新获得了勇气，而是他准确计算出：在什么地方停下来，既能显得深情，又不会得罪自己已经依附的权力。 2016年，他执导杭州G20文艺演出；2019年，他担任国庆七十周年联欢活动总导演；2022年，他再次执导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 国家需要强大，他就用人海和击缶；国家需要温和，他就用西湖、芭蕾和交响乐；国家需要科技感，他就换成LED、算法和实时影像。 技术不断更新，工作没有改变：政权希望世界看见什么，他就把那个中国做得比现实更加漂亮。 最讽刺的一幕发生在2021年。 这一年，张艺谋担任《最忆韶山冲》总导演，在毛泽东的故乡，用巨型屏幕、水舞台、升降装置和光影矩阵，讲述领袖的亲情、成长、求索和革命。 1994年的《活着》，拍过文革怎样赶走医院里的医生，让凤霞死在产床上。 二十七年后的《最忆韶山冲》，讲到毛泽东时，只剩下亲情、信仰和革命。由他发动的政治运动，以及这些运动给普通人造成的灾难，全部被灯光照不到了。 张艺谋年轻时把毛泽东像画得更大、更红，是为了在文革中保护自己；六十年后，他又在韶山把毛泽东做得更大、更亮、更正确。 工具没有退休，只是从画笔升级成了LED矩阵。 张艺谋总说自己是“手艺人”，这三个字听起来谦逊，实际是一条非常好用的退路。 办奥运、国庆和领袖纪念演出时，他是能够调动巨大资源的总导演，资源、荣誉和“国师”的名号全部收下；等别人追问这些作品替什么政治服务、把什么历史藏了起来，他又变回一个只管颜色和构图的手艺人。 好处由总导演领取，责任交给甲方承担。 所以，张艺谋的故事不是一个有理想的艺术家怎样被政治慢慢征服。 他从来没有建立过一套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早年，文学替他提供人文关怀；后来，资本替他规定市场目标；最后，政治权力替他决定国家应该以什么形象出现。 甲方越来越有钱，越来越有权，他的位置也越来越高。 他没有被谁突然拿下。他只是一次次看清谁能给自己更大的舞台、更多的资源和更安全的位置，然后主动走了过去。 同一个匠人，换了甲方。 所谓“国师”，就是这样炼成的。 【YouTube链接】：

【妖妖酱】：窦文涛，到底犯了什么事？ 2017年9月8日，窦文涛、许子东、马家辉坐在《锵锵三人行》的圆桌边，谈电影《敦刻尔克》。 节目没有发生播出事故，没有告别，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会是最后一期。 四天后，凤凰卫视突然宣布：《锵锵三人行》因节目调整，暂时停播，“后会有期”。 但这个“暂时”，后来变成了永久。 同一天，在微博搜索“锵锵三人行”，只能看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搜索结果未予显示”。一起消失的，还有凤凰卫视的《震海听风录》和《时事辩论会》。 如果只是《锵锵》某一期说错了话，为什么三档时评节目会同时被撤？如果只是普通改版，为什么节目名称也不能正常搜索？ 更值得注意的是时间：《锵锵》的最后一期，距离中共十九大开幕只有40天。 很多人一直想寻找《锵锵》被禁的“最后一根稻草”，仿佛只要找到某位嘉宾的某句话，就能解释整件事。 但这个问题可能一开始就问错了。 《锵锵》真正的危险，不是某一句激烈批评，而是它允许三个人围坐在一起，对正在发生的公共事件作出即时判断。 窦文涛不急着证明自己，经常装作不懂，替观众问出那些不好意思问、或者不方便问的问题。梁文道、许子东、马家辉等嘉宾也不必得出同一个结论。 节目不负责宣布谁对谁错。 从天津摆气球射击摊的老太太，到泸州学生坠楼；从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家属郭利，到成都“格斗孤儿”，《锵锵》总能从一宗社会新闻继续向下追问： 法律为什么会与常识发生冲突？ 地方政府发布结论以后，公众为什么仍然不相信？ 一名为女儿维权的父亲，为什么反而坐了五年牢？ 把贫困儿童带离格斗俱乐部，就等于真正救了他们吗？ 这些问题未必直接批评最高领导人，却会把观众带到司法、权力和政府公信力面前。 而且，《锵锵》几乎每天都播。 今天发生的案件，明天就可能被搬上圆桌。官方尚未完成定调，嘉宾已经根据公开信息和个人经验提出不同解释。 2017年6月，监管部门首先要求凤凰网停止视听节目服务，切断《锵锵》在网络上的传播渠道。 随后公布的《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又划出了几条非常具体的禁区： 不得进行“主观臆测式评论”； 不得以调侃严肃话题为主要内容； 不得围绕容易引发争议的负面话题展开讨论； 主持人必须及时批驳错误观点。 这几条合在一起，几乎就是《锵锵三人行》的反面。 不能推测，不能调侃，不能讨论争议事件，主持人还必须负责宣布正确答案——即使节目保留原来的名字、布景和三把椅子，那张圆桌也已经不存在了。 到了十九大前夕，凤凰的三档时评节目同时消失。 《锵锵》不是因为最后一期说了什么而停，而是因为管理者不再接受它下一期可能说出什么。 但这里还有一个疑问。 如果中共不能容忍窦文涛主持谈话节目，为什么他后来没有消失？为什么《圆桌派》还能继续播？ 答案就在“时效”二字。 《圆桌派》是提前录制的季播节目，更多讨论读书、旅行、情感和个人经验，平台有充足时间审看。《锵锵》却每天追着现实新闻，随时可能在官方定调之前提出问题。 窦文涛可以留下，嘉宾可以留下，聊天的趣味也可以留下。 必须拿走的，是他们即时介入公共事务、提供不同解释的权利。 《锵锵》最深的冲突，从来不是某一期节目碰到某一条红线，而是圆桌讨论与宣传纪律之间的冲突。 过去，一棵“迎客松”可以挡住一句话。 到了2017年，管理者决定把整张圆桌撤走。 完整视频：[视频链接]：

妖妖酱：【习近平最大的阳谋，明年改党章、撤军委】 中央军委只剩习近平和张升民，这件年多军中出了多少人，大家已经知道了。 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习近平为什么不补人？如果只是找不到可靠的上将，继续让军委空着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还要推演到二十一大改党章、撤销中央军委？ 答案藏在现行党章里。 党章规定，中央军委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中央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 这两句话平时保证习近平说了算，但习近平一旦突然失能，就会产生完全相反的作用。 “主席负责制”只能保证主席能够履职时，由主席最后拍板；它不能规定主席失去行动能力以后，军权交给谁。到了那个时刻，仍然存在的中央委员会，可以依据党章决定新的军委组成人员。政治局可以开会，中央委员会可以补手续，新的军委副主席和委员可以迅速填补权力真空。 也就是说，只要中央军委这个制度还在，习近平死后或者失能以后，选择下一位军队最高领导人的权力，最终仍然属于党，而不属于习近平本人。 这才是中央军委对习近平真正的威胁。 他已经是军委主席，撤销军委不是为了让自己获得更多权力。他要消灭的，是自己无法履职以后，中共中央通过军委重新选择最高统帅的制度通道。 因此，军委空壳化只能是实验，不能成为最终安排。 今天不补副主席和委员，只能证明解放军在一个不完整的军委下面仍然可以运转。但是习近平倒下以后，中央委员会仍然可以重新把军委填满。只要党章里的那两句话还在，这座已经空掉的房子，随时可以住进另一批人。 要堵死这条路，第一步只能是改党章。 二十一大需要处理的，不只是删掉“军委主席负责制”几个字，而是重新规定党怎样领导军队。 现行党章不仅规定军委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还规定中央军委负责军队中的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习近平如果准备撤销军委，就必须把这些权力重新分配：作战指挥归谁，政治工作归谁，干部任免归谁，军队纪检和监察又向谁报告。 一种可能的方案，是保留联合参谋、政治工作、装备、后勤和纪检监察等实际办事机构，却拿掉由副主席和委员共同组成的中央军委。各部门不再通过一个多人委员会协调，而是直接向一个新的最高统帅职位负责。 名称并不重要。它可以叫最高统帅，也可以换成另一套中共式政治称谓。真正重要的是，新职位不能再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一整套副主席和委员，也不能给任何高级将领一个法定的“军中第二人”位置。 这就是2015年军改没有完成的最后一步。 2015年，习近平拆掉四总部，把原来集中的权力切成十五个军委机关部门。但这些部门上面仍然保留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委员仍然分管作战、政工、装备和纪检。只要这些位置存在，钱、帽子、情报和人脉就会向他们集中，新的山头迟早还会出现。 撤销军委，就是把“拆四总部”继续向上推进：既然所有坐进军委的人都会变成第二权力中心，那就连这些位置本身一起取消。 但二十一大只能完成党内这一半。 中国还有一个写进宪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党军委和国家军委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二十一大可以修改党章，撤销或者改造中共中央军委，却不能直接删除宪法规定的国家中央军委。 所以完整步骤很可能是： 2027年二十一大先改党章，确定新的党内军事领导体制；二十一届一中全会不再公布传统的多人军委名单，或者只保留一个极度缩小的过渡机构；随后调整军队机关的汇报关系；到2028年全国人大，再通过修宪处理国家中央军委。 中共重大制度变化向来是党先作决定，国家机关再补法律手续。党章决定真实权力怎样运转，宪法负责把已经发生的变化写成国家制度。 因此，观察二十一大不能只看谁进常委，还要盯住四个信号： 第一，二十大闭幕前是否提前释放修改党章的信号。 第二，党章中“中央军委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和“军委主席负责制”是否被删除或改写。 第三，二十一届一中全会是否公布一个完整的中央军委名单。 第四，联参、政工、装备、后勤和纪检监察系统，是否改为直接向某个新的最高统帅职位报告。 如果这四个信号连续出现，撤销军委就不再只是听床，而是一场已经开始执行的制度重组。 习近平真正要解决的，不是自己在位时谁听他的。这个问题早已解决。 他要解决的是，当他不能再下命令时，谁有权替他选择下一位掌枪的人。 习近平不是没有接班人，而是不能让中共替他选择接班人；他不是无班可交，而是不准备再把班交给党。 【节目链接】

【妖妖酱】袁腾飞 老梁润了，为什么崔永元不行？ 袁腾飞传出移居美国，梁宏达也连续把公开活动安排到加拿大。有人因此断言：中共巴不得异议者都离开。 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崔永元连去日本看病都不准？ 2019年，崔永元公开表示，自己不得离开北京、不得出国、不得赴日治疗，并直接写道：“天下果然是周强他们家的。” 很多人以为，这是范冰冰和阴阳合同风波的后果。但时间线显示，范冰冰税案结束以后，崔永元仍然能够出国。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陕西千亿矿权案。 一名陕西商人赵发琦，为一座煤矿打了十几年官司；一名最高法院法官王林清，声称案件的正卷、副卷从自己办公室离奇消失；崔永元则拿到了副卷照片、内部批示、录音和王林清的自保视频。 2018年底，崔永元开始分批放料。他先逼最高法院从“纯属谣言”转为启动调查，再让王林清实名出镜，最后公布周强审核判决书的内部批示。 联合调查组随后介入。调查结论公布当天，王林清在央视认罪，赵发琦被带走。后来王林清获刑十四年，赵发琦获刑七年六个月。崔永元没有被公开起诉，却被长期限制出境。 为什么不抓他，也不放他？ 因为崔永元公开说过，他的抽屉里还有三千多份文件，以及大量录音和视频。抓捕他，可能让这些材料重新成为全国焦点；允许他出国，他又可能在海外公开全部材料，继续接收体制内知情者的举报。 这就是崔永元与袁腾飞、梁宏达的根本区别：后两者主要输出观点，崔永元手里却可能握有能够追溯到现实权力的内部证据。 不抓、不审，也不放，正是当局控制风险成本最低的方式。 本期《妖妖酱》完整梳理范冰冰税案、陕西千亿矿权案、最高法院丢卷风波，以及崔永元为何可能永远出不来。 【节目链接】

【妖妖酱】军中妖姬汤灿不能公开的案情： 2011年11月25日，汤灿还在博客宣传新专辑。十几天后，她被传接受调查，工作室只说“最近很忙”。从此，她从舞台消失了十二年。 她究竟去了哪里？ 为什么外界先后传出十五年、七年、死刑、间谍和“政变联络员”，却没有法院公开她的罪名、案号、判决书和涉案金额？为什么2018年她能出现在合影里，2023年又能重新登台，却始终不能讲那段经历？ 她35岁已经成名，为何突然被特招进入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谁批准了她的军队身份和师级待遇？罗昌平所说的“次帅应召计划”，为什么指向徐才厚？ 开封市长周以忠被查后，仇子明为何说汤灿是被他“供出来”的？罗昌平那句“财政资金用自己的卡补偿美人”，背后究竟是哪笔钱？ 谷俊山是河南人，家乡还有一座“将军府”。罗昌平为什么又说他与汤灿“曾一起在豫求子，还有延伸”？ 周永康秘书余刚为何被称为“领导尤物的代持人”？他是在替哪位更高层人物物色、安排和维系情人资源？汤灿与周永康、薄熙来的传言有多少事实基础？为什么“政变联络员”的故事在时间线上反而站不住脚？ 汤灿是否曾以“邹艳”等化名在湖北服刑？为什么监狱系统和减刑名单都查不到她？她在湖北受审后，为何又被秘密押往北京，协查军中“大老虎”？ 那家认缴三千万元、经营范围只有“投资”二字的上海公司准备装进什么？豪宅、奔驰和翡翠的钱从哪里来？如果是经济犯罪，为什么连追赃清单都不能公开？ 芮成钢后来也经历了相似过程：镜头前突然消失，流言漫天，秘密服刑，判决书不公开，刑满后重新出现。两个全国知名人物，为何都被排除在正常的公共司法记录之外？ 汤灿可能有罪，也应为参与过的利益交换负责。但“军中妖姬”会不会正是最方便的遮羞布——公众围观一个女人的身体，真正掌握财政、军产、干部任命和司法机器的人，却藏进一张不能公开的判决书？ 汤灿背后究竟是哪只虎？还是说，真正不能见光的从来不是某一只虎，而是三张彼此连通的权力网？ 完整节目：《汤灿消失12年：“军中妖姬”背后是哪只虎？》 【视频链接】：

夏付钢被捕已经3天了。 我们仍然不知道夏付钢与侯某立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侯某立是不是村干部，夏付钢是否长期受过欺压，玉米地里有没有人投喂，是否真有梨园老人举报，工作专班所说的“伤害多名无辜群众”又有哪些证据，这些问题都应当继续追查。 但有一件事已经非常清楚：夏付钢的英雄形象不是从案情里慢慢调查出来的，而是在案情缺失时迅速长出来的。它的第一层土壤，是现实生活。拆迁、建房、城管、警察、村干部，每一个故事里都有普通人求助无门的具体经历。第二层，是制度。没有独立媒体持续调查，没有不受地方权力影响的法院，也没有选票让人更换滥权者，信访材料经常转回被投诉的部门。第三层，是公信力。一次次含糊、反转和删帖，让官方通报失去了本来应有的信用。第四层，才是社交媒体。算法喜欢善恶分明的故事，大账号把零散传言一次次加工，几十万、上百万人迅速看见。最底下还有一层，是《水浒传》留下几百年的文化记忆：如果一个老实人突然走向极端，人们首先会问，是谁把他逼上梁山。 所以，把这股情绪归咎于“网民愚昧”非常容易，却完全解释不了问题。人们不相信官方，不是因为他们从来没听过官方的话，而是因为听过太多次，也看过太多次后来的反转。他们愿意相信投喂和村霸传言，是因为这套故事与他们见过的基层现实更接近。传言可能是假的，支撑传言的生活经验却是真的。 当这种情绪成为一类公共事件中的主流民意，对中共意味着什么？第一，国家仍然掌握警察，却开始失去定义善恶的权力。官方说“在逃人员”，许多人听见的是“义士”；官方发布悬赏，举报者反而被看作叛徒。第二，信息封锁不再能够稳定人心。官方说得越少，公众越会用过去的经验补齐；删除得越快，越像是在证明背后有事。第三，每一起原本孤立的刑事案件，都会变成一次对整个体制的民间表决。行动者之间不需要认识，也不需要组织，一张悬赏照就能唤醒同一个故事。 这并不等于中国明天就会发生一场有组织的革命。中共依然拥有强大的监控、警察和武装力量。但一个政权最危险的时刻，从来不只是有人反抗，而是大批旁观者在心理上不再站在追捕者一边。当警察抓到一个嫌疑人，社会首先关心的不是“终于安全了”，而是“大侠被谁出卖了”；当一名官员出事，许多人的第一反应不是同情，而是猜他做过什么恶，这说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最基本的道德联系已经断裂。 中共可以抓住玉米地里的夏付钢，可以删除“西平大侠”，可以处罚拍视频的人，也可以在通报里不断增加新的罪名。但是，它无法靠通报消除欧金中住过五年的铁皮棚，无法抹掉张扣扣记住的9639.3元，无法让夏俊峰的儿子忘记那幅《在梦中相见》，也无法把杨佳那句“你不给我一个说法”从中国人的记忆里拿走。 真正让中共害怕的，不是又出现了一个敢于走这条路的人，而是越来越多原本只想安稳过日子的人，已经不再相信这个政权代表公平；他们看见官与民发生冲突时，会本能地站到官方的对面。玉米地里只有一个夏付钢，玉米地外面，却站着无数在等待一个“说法”的人。 想看全篇的请点击：

为何只有中国人痴迷直播带货？谁把中国投喂成一个僵尸国？ 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四百六十万条微博涌进同一个广场，中国人寻找亲人、核对名单、质问铁道部，甚至一路追问温家宝为什么迟到。被挖掘机推进土坑的动车残骸，也在全国舆论压力下重新回到调查现场。那时，微博被称为“网络人民大会堂”。 十年后，李佳琦和薇娅的直播间涌入四点八八亿观看人次，下单总额近一百八十九亿元。几亿人盯着同一块屏幕，等待同一句口令：“三、二、一，上链接。” 同样是围观，前一股力量要求回答，后一股力量只要求发货。中国人为什么会从追问真相的网络公民，变成等待主播替自己选择商品的“家人”和“老铁”？ 是谁拿走了中国人的独立性和判断力？ 这期节目重新追踪张一鸣十五年的技术路线：饭否的热词和传播节点、舆情监测爬虫、今日头条取消共同头版、2013年的网络清场、抖音对条件反射的训练，以及直播间对六亿消费者的最后收割。 中共没有消灭围观，它驯化了围观；张一鸣也不只创造了一家科技公司，他把权力需要的原子化社会，变成了一门能够二十四小时自动运行、还能产生巨额利润的生意。 从“围观改变中国”到“三、二、一，上链接”，张一鸣为什么是中共拆掉中国网络广场的最大帮凶？新片已经上线： 妖妖酱新视频上线：

【妖妖酱】竹知了革命，其实斗错了对象，华为造车的总设计师是习近平！ 华为=小号中共！ 如果只看营销话术，我们看到的是余承东吹牛；如果拆开鸿蒙智行的财务结构，看到的却是一套用合作伙伴的资本、工厂和资产负债表，共同供养华为汽车神话的运行体制。余承东之所以敢在台上不停地“哇”，并不只是因为他脸皮厚，而是因为有人在台下替华为出钱、造车、交付和承担后果。 汽车不是互联网流量生意。它由成千上万个零件组成，卖出去以后还要承担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安全、维修和召回责任。一个健康的汽车产业，必须让整车厂有利润，让零部件供应商有合理空间，让质量控制和售后体系有足够的钱。任何一家企业都不可能无限抽走一辆车中最肥的一块，同时要求其他人永远用剩下的钱把车造好，其实这也是华为电车质次价高的底层逻辑。 华为这套模式真正违反造车规律的地方，就在这里。它掌握产品定义、智能系统、品牌、渠道和消费者入口，拿走最稳定、最难替换的收入；合作车企建设工厂、采购零件、管理工人、承担债务，再负责交付、维修、召回和事故责任。问界卖得越多，流向华为的采购款越多；赛力斯的营收可以增加近200亿元，利润却几乎停在原地。这样的繁荣，首先证明的是华为抽血成功，不是整个造车体系都很健康。 这也正是华为与中共最深的共性。分税制之后，中央拿走最稳定的税源，地方却要负责教育、医疗、就业、基建和社会稳定。地方为了维持繁荣，只能卖地、举债、压缩开支，最后堆出地方债、烂尾楼和一座座无人负责的政绩工程。华为把同样的逻辑搬进汽车行业：收入、流量和荣誉向中心集中，投资、债务和风险向合作伙伴下沉。 泡泡从来不等于数字造假。房地产泡泡里的高楼是真的，土地成交是真的，银行贷款也是真的；问题在于这些真实的东西，被组织进了一套无法长期维持的关系。鸿蒙智行同样如此：五家工厂是真的，59万辆汽车是真的；华为汽车解决方案450亿元的收入也是真的。真正需要追问的是，当一个中心不断抽走利益，合作伙伴不断追加资本、压缩利润并承担责任，这套关系还能维持多久？ 如果你生活在经济下行的中国，亲眼看见习近平的“经济光明论”怎样从高速增长走到地方债、烂尾楼和消费降级，那么面对用同一种治国理政逻辑吹起来的华为汽车繁荣，就应该多一份警醒。今天的五界战报越辉煌，越应该看看这些销量背后的工厂是谁建的、钱是谁出的、利润留给了谁，最后的责任又准备让谁承担。 即使你是一名爱国网友，真心希望中国电动车能够走向世界、世世代代遥遥领先，也应该质疑华为这套模式。反对华为榨取合作伙伴，不是反对中国汽车；恰恰相反，一个靠压缩整车厂、供应商、质量和售后空间养肥中心平台的体系，才是在透支中国汽车的未来。 所以，请花九块九买一只竹知了，朝着余承东和任正非摇一摇，对华为这套不符合造车规律的模式发出质问。我们质问的不是华为有没有技术，而是它凭什么拿走一辆车中最肥的一块，再让合作伙伴用剩下的钱承担售后、召回和安全责任。一旦发生爆燃或者其他事故，直接面对危险的仍然是千千万万个购车家庭，包括你我他。 点击观看，节目链接👇

妖妖酱： 过去两周，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中国模型Kimi K3登上多项公开排行榜前列，美国媒体迅速宣称，中国已经“抹去”美国的AI领先；北京则把Kimi与DeepSeek写成美国芯片封锁失败的最新证据。华盛顿警告美国可能输掉AI竞赛，黄仁勋却异常兴奋，公开称赞中国开放模型，甚至鼓励美国企业大胆使用。 中美双方站在完全对立的位置，却都在宣布自己赢了。 Kimi赢了榜单，中国当然可以说自己追上了美国；可美国仍然掌握全球大部分前沿算力、高端GPU和半导体供应链，又可以说中国模型越流行，全球购买的英伟达芯片反而越多。一个说“模型已经追平”，一个说“机器仍然在我手里”，两句话居然可以同时成立。 更容易被忽略的是所谓“免费”。Kimi和DeepSeek开放的是模型权重，不是训练数据、完整生产流程，更不是显卡、机房和电力。普通人可以下载完整模型，却可能需要数百万元的机器，才能获得接近ChatGPT或Claude网站的速度。API价格便宜，也不能自动证明研发成本便宜——菜单价格、厨房成本和开一家餐厅的全部投入，从来不是同一笔账。 那么，究竟谁在撒谎？ 我们追踪Kimi的排行榜、开放权重、低价神话、蒸馏争议、美国芯片管制和黄仁勋的生意，最后发现：可能没有人需要撒谎。月之暗面需要开发者，北京需要突破封锁的胜利，华盛顿需要危机感，美国媒体需要历史转折，英伟达则需要一个消耗更多算力的世界。各方只要拿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那张记分牌，就能同时宣布胜利。 中国已经追到产品前线，美国仍然控制工业底座。真正的中美AI竞赛，不是今天谁在一张榜单上第一，而是谁有能力不断制造下一张榜单。 新节目已经上线。点击链接观看妖妖酱分析：

距离9月15日，还有45天。 中国刚刚公布了一部新的《出境入境管理规定》。它没有宣布关闭机场，也没有没收所有人的护照，却把“不让一个人离开中国”的权力，做成了一套更加完整的行政机器。 边检今后不只核验你的护照和签证，还可以核实你为什么出境，要求你提交文件、资料和“电子数据”。旅游是不是真旅游，探亲究竟去见谁，出国读书的钱从哪里来，手机里有哪些聊天记录、邮件、照片和境外联系人，都可能成为审查对象。 更加危险的是，谁能决定你走不了，也变了。 在境外从事被认定为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活动的中国公民，回国以后，住所地省级政府就可能决定其六个月至三年不得出境。涉及出口管制、技术转移、产业安全和技术安全的人员，也可能被商务等主管部门直接留下。条文没有要求必须先经过法院审判，也没有要求一个人必须已经被定罪。 如果决定机关认为通知本人可能影响国家安全或者刑事侦查，它还可以不告诉你。你仍然可以上班、买票、收拾行李，直到站在机场，把护照递进边检柜台，才第一次知道自己已经走不了。 很多人以为，这只与异议人士、公务员、军人、企业家或者AI和芯片专家有关。但你有没有参加过烂尾楼、金融暴雷、欠薪或者物业维权？有没有因为洪水和灾害批评过地方政府？有没有在微信群里转发过后来被删除的现场视频？有没有被删帖、封号或者警方约谈？你的配偶、父母和子女，有没有卷入经济或刑事案件？ 当边控权被下放到省级政府，当地方维稳记录可以与全国边检系统连接，当最敏感的决定可以不通知本人，“普通人”就不再是由你自己定义的身份。 美国人离开美国，没有中国式的出境边检。没有人逐个询问美国公民为什么出国，也没有边检人员在护照上盖一枚准许离境的章。没有到过美国的中国人，可能很难想象：一个国家的公民离开自己的国家，原来可以不需要政府最后点头。 今晚，妖妖酱逐句拆解这部“最严边控新规”：谁获得了关门的权力，哪些人可能被留下，为什么中介机构正在变成边控的前哨，以及这45天，对哪些人可能真的是最后的离境窗口。 中国最可怕的不是不让外面的人进来，而是不让里面的人出去。

记者追查栗战书家族财富，最初遇到的难题不是钱藏在哪里，而是无法证明：香港金融圈里的栗潜心，究竟是不是栗战书的女儿。 香港媒体早在2011年就公开了这个名字。随后，记者找到共同公司、共同地址和她身边的蔡华波。这个三十出头的新加坡商人控制一家香港上市公司，投入近15亿港元成为半岛酒店母公司第二大股东，又买下中环中心79楼；栗潜心则通过一家BVI公司，持有价值1500万美元的赤柱海滨住宅。 所有线索似乎都指向同一个答案，却始终缺少能够把香港金融高管与中共常委女儿钉死为同一人的证据。纽约时报记者甚至跑到河北寻找栗家祖坟，希望从墓碑上核对家谱，结果墓碑只刻到栗战书这一代，调查就此搁置。 两年后，一家外国银行的内部案卷留下了一串香港身份证号码。就是这串号码，把银行文件、公司登记、土地记录、香港豪宅和栗战书家族重新接到了一起。 更耐人寻味的是：南华早报的相关文章发表两天后被撤，作者随后离开；纽约时报向栗潜心发出采访问题后，持有豪宅的公司立即收缩香港登记接口。曝光之后，栗战书照常进入常委，栗潜心还升任建银国际董事长。 记者接力追查十多年，栗家财富才露出一角。习近平为何始终信任栗战书？一栋香港豪宅背后，又记录了香港新闻自由怎样一步步走向死亡？ 本期妖妖酱，完整复原这场跨越香港、德国与美国的权贵财富调查。

中纪委宣布方星海被查时，只给了几十个字：没有案由，没有金额，没有涉案项目。 但仅仅6小时22分钟后，《华尔街日报》首席中国记者魏玲灵已经拿出一篇塞满内部细节的长篇报道：方星海曾申请返回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担任高级职位，却被中组部拒绝；随后，他还被要求书面交代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 紧接着，胡舒立的财新推出5000多字爆料：“递条子最多的会领导”、亲自列席发审会、替具体项目站台、对蚂蚁上市“比投行还上心”。 两份报道，像两份面向不同人群的舆论判决书。 财新负责告诉中国股民：方星海不是值得同情的改革官员，他替项目开门，推动量化与做空工具，让普通投资者承担代价。《华尔街日报》则提醒西方金融界：这个斯坦福海归并不是什么自由派，他曾在达沃斯公开声称“中国比西方更民主”。 官方尚未公布罪名，方星海在墙内墙外的同情基础，已经被同时切断。 更耐人寻味的是，半年前张又侠被查时，《华尔街日报》也迅速获得了最能切断军中同情的“泄露核武器计划核心信息”指控。张又侠面对的是军队，方星海面对的是西方金融界；对象不同，被选择释放的材料却都精准击中了目标人物最可能获得同情的地方。 谁提前知道方星海要出事？谁能在几小时内拿出证监会内部会议和中组部审查的细节？在所有可以公开的材料中，为什么挑中的恰好是最能摧毁他在中国和西方声誉的两组材料？ 方星海被查是一场纪律调查。官宣后的六小时，则是另一场早已准备好的舆论审判。 新一期《妖妖酱》：胡舒立、魏玲灵为何同时出手？方星海为何得到了“张又侠待遇”？

2012年十八大，胡锦涛做了一件邓小平和江泽民都没有做过的事：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两个职位，一天之内全部交给习近平。 官方称之为“顾全大局、高风亮节”。但在中共政治里，军权不只决定一个退休领导人还剩多少分量，也决定他本人、家人和整个派系能否安全落地。胡锦涛为什么主动交出最后一张牌？ 十八大前，他已经接连失去筹码。汪洋、李源潮被挡在常委会之外，令计划又因儿子的法拉利事故突然失势。可胡锦涛手里仍握着军委主席：只要留下军权，他就可能像江泽民当年那样，继续制约新任总书记。 问题是，这支军队真的听他的吗？ 胡锦涛当了八年军委主席，军中人事和晋升却长期掌握在郭伯雄、徐才厚手里。歼-20偏偏在美国防长访华时试飞，胡似乎并不知道具体安排；查办谷俊山，他的批示又遭到军中力量层层阻挡。名义上的三军统帅，命令却未必出得了中南海。 所以胡锦涛面对的可能不是“留任就有权，裸退就没权”，而是另一道更危险的选择：现在体面地自己走下去，还是留在台上，成为习近平必须清除的第二权力中心？ 他最后选择了裸退，用全部军权换取个人与家人的安全，也把李克强、汪洋和胡春华的未来，押在十年交班与隔代接班的惯例上。最初几年，他似乎赌赢了：徐才厚、郭伯雄、周永康相继落马，团派人物仍在政治轨道上。 但胡锦涛漏算了一个人——习近平。 十年后，李克强、汪洋离开中央委员会，胡春华跌出政治局，习近平取得第三任期。二十大闭幕会上，胡锦涛被工作人员带离主席台。经过李克强身后时，他拍了一下李克强的肩膀，李克强没有回头。 十年前交出去的那张军权，究竟替胡锦涛换回了什么？如果他当年没有裸退，今天的习近平和中国，会不会完全不同？ 新一期《妖妖酱》，复盘胡锦涛一生中最重要、也最具争议的一次权力计算。点击链接，观看全片：

中共讲了一辈子“破除封建迷信”。 到了习近平这里，画风突然变了。 父亲的陵园，要有帝王风水； 祖籍的宗祠，要称“风水宝地”； 插队的梁家河，要变成“龙兴之地”； 横亘中国的秦岭，要被反复批示，拔高到政治纪律。 一个号称历史唯物主义的政党，最后却开始靠父陵、祖祠、圣地、龙脉给最高领导人加持。 这不是风水的问题。 真正荒诞的是： 他们砸过别人的祠堂，挖过别人的祖坟，烧过别人的族谱，批判过几代中国人的“封建迷信”。 轮到自己家，就开始讲祖荫、讲龙脉、讲风水宝地。 所以问题来了： 习近平到底是共产党总书记，还是一个坐在罗盘中央、让党政机器替自己养龙脉的现代皇帝？ 新节目上线。